此外，当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议论，说文艺栏太死板，太持重，太缺乏时代感了，看它好像是看旧杂志。因此在第一百期编者的话中我说过：“……文艺栏及改版后初期的《文艺》都使人感到不活泼、文章较长的缺点……于是在极力求其合乎读者的需要上，我们设法改正，并且愿意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在去年十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更尽量登载有关戏剧、美术、音乐方面的作品，把小说所占比例减少很多……”此外，报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受读者欢迎的非作家写的一些杂文，如田家英、林默涵、羊耳等。开始他们的短文是针对着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于是这样的话又传来了：“你们的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石沉大海，不起作用……”这样才有几篇文章稍带一点批评延安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但也没有更多反响，好像轻微的刺激是可以忍受的，而且谁也不曾像今天那样去对号入座。所以仍是平安无事。这时，在漫画展览会上也发现了引入议论的作品。这些看来似乎都是前奏曲。文艺栏中引起批评的文章是三月九日第九十八期登载的我的《“三八”节有感》和三月十三日第一百。二期、三月二十六日第一百。六期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后来，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听到有人传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是因为有这两篇文章，是这两篇文章才引起的。这样的说法，据我记忆，在延安的时候，我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五年划丁、陈反党集团时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七年划我为右派时也没有听说过。我不能不多多思考。以毛主席那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仅仅因为这两篇文章就召开那样一个隆重、严肃、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而且，会前亲自和那末多的作家、艺术家交换意见，会上又那末深刻地分析解释那末多的根本问题。会议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内情，我不知道，也不愿乱加揣测。世界上有许多事原不是一些本分人可以揣测或理解的。
写《“三八”节有感》时，我已经搬到了文抗。因为一九三九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就想以陕北革命为题材写一本小说。为此曾找张秀山等陕北的老同志。但那时陕北革命中有些重大历史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有些事不便细谈。后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开过高于会，弄清了历史，我写这本书的念头又活动起来了。我找了高岗，他表示欢迎，建议我先到绥德走走，我的心更动了。我怕博古同志不放我，我便先找凯丰同志，他同意了，我又去找中组部，中组部也同意下调令。我这时才敢告诉博古同志，并且以暂住的客人的身份很快搬到文抗，借住在罗烽同志的母亲的窑洞里。随后舒群同志搬到《解放日报》社接替我的工作，我就搬进了他住过的窑洞，《“三八”节有感》便是在这里写的。
《“三八”节有感》
三月初我便搬到了文抗，但心思却跑得更远，跑向那红军战斗过的陕北的荒山深沟去了；只是因为一个按摩医生为我治疗腰疼，行期迟了几天。三月七号，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这两起事件的当事人今仍健在，可能会想得起来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之，没有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我也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毛主席对我说过：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几十年来，我在这一方面就比较审慎了。但当时我毫无感觉，认为写得对。也许那时已经有人在背后议论了，但我个人却处之泰然。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毛主席自己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同志。我一向是喜欢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他当时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我们之间的这种无私无间的同志关系，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我是永远永远放在心里的。第三个又接着发言了，话题只有一个，还是《“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呵！
这次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只有一个人，(可能是徐老)谈的是别的事。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文艺整风时期，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我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一次检查，并且发表在六月十六日的《解放日报》上。组织上也没有给我任何处分。把这篇文章定为反党大毒草，并且大张讨伐，是一九五七年把我划为右派以后的事。遗憾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总结历史教训，领导全党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讨论，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时候，还有个别同志不顾历史事实，也丝毫不体谅二十年来我在逆境中工作生活的艰辛，还指名道姓，坚持说这文章是反党反革命。我为这位同志感到可悲，又有点可笑。但同时，我不能不想到，要肃清左倾遗毒在文艺思想、文艺批评、文学历史研究上的影响是多么不容易呵！
文艺座谈会
整风学习开始，中宣部指定我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刘白羽、郑文等同志。胡乔木同志领导我们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党中央召开这样一次空前的文艺座谈会，表明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一贯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的一贯关心，对文艺战线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危害的警惕和抵制。召开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由一篇文章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绝非仅仅为了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座谈会以及毛主席的讲话，很明显都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个別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的“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文艺》第二十六期发表了我的《我们需要杂文》一稿。写文章的起意，或者用今天的眼光去检查文章的内容，都不像后来有人指责的那样，说这是我在号召暴露黑暗，甚至把我晋封为暴露黑暗派的头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
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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