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南京囚居生活】
一、被捕之前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亲面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编了一个谎言：说胡也频将去苏联，不能一路同来看她。我一个人在上海无法带孩子，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抚养。母亲慷慨地答应承受这个重担。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来。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来比较熟，可以常常来往的沈从文兄妹随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夫妇是我唯一亲近的熟人了。李达曾是平民女校的负责人。我一向是把他当做老师的。他的夫人王会悟是一个热情的女性，一向对我好，而且是最爱护我的纯真的读者。一九三一年也频被捕后，他们主动邀我搬到他们家去暂住。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这种情谊是极不容易有的，是极可贵的。因此我对他们夫妇的感激之情是永远不会淡漠下去的。李达以他多年的处世经验，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曾经劝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因此，这时我有一些话不便在他们面前说，但我很需要他们的友谊。除了他们家我能够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后，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便越发感到孤独。在这种无援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二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我这时是二十七岁。虽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过，上过学，可那时都是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同爱人在一起。如今独立生活在大上海，一个人在万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举步维艰，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我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
我有许多负担：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也频已经牺牲了，我应该继续冲向前去！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杀害他的国民党刽子手们能够放下屠刀放过我吗？第二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应该奉养我的母亲，应该抚育我的孩子。他们每日的吃、穿、住，都应该由我筹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写多少字啊！过去是两个人经管两个人(母亲还有一点点积蓄)，现在是一个人担负三个人，并且是两地为生。第三是创作上的压力。我该写什么呢？我旧有的一点点生活，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经写腻了。我需要开拓创作的新天地，我必须到大众的生活中去。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种种问题横积在我的心头。我坐着，痴痴的；躺着，闷闷的；在马路上走着，心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又被拋下。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这一段生活的写照，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会更理解我的。
我曾经向共产党中央要求去江西苏维埃区。等着等着，后来不被准许，因为工作需要，我被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这件工作很重要，不是我过去办《红黑》的那一点点经验所能应付的。那时编辑《红黑》杂志，主要是也频做事，我只在“人间书店”办的《人间》月刊上挂一个空名；另外的事则由沈从文和那位书店的老板兼编辑程某负责；刊物只出得两期或三期就停刊了。
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他已参加了党。他曾有优厚的工资，每月收入一百元。后来他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拿十五元生活费。他天天写一点稿子，也翻译一点稿子，把通讯稿打字、印刷，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起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三个月后，即一九三二年五月，我被捕了。
被捕以前，我一直认为冯达是一个好党员。他工作负责、耐劳，有病也不休息。听说他有母亲、弟弟，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很少通信；他没有别的社会关系。有一个时期，他在党领导的时闻通讯社工作，每天上班。他生活上无不良嗜好，也没有多余的钱。他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后来我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二十五元房租)，他从不乱花，也不叫苦。
我们认识时，他在史沫特莱那里当秘书，不久就转到中央通讯社去了。领导他的是朱镜我同志。一九三二年他兼时闻通讯社的工作时(实际仍是共产党中央通讯社)，领导人还是朱镜我。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调到中共江苏省委，负责《真话报》工作。潘梓年同志是报纸的总编，常来我家；领导人是汪盛荻。一九三三年春，一二月间吧，汪被捕，丁九同志接替。我们搬到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住。
二、绑架到南京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曰晚上，冯达九点钟才回家。他对我说，他曾去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在他们住室的窗下叫了两声。那两个人住的亭子间，窗户临弄堂。只听到屋里脚步声很杂，而且灯光摇晃。他感到与平时不一样，怀疑出了问题，便拔步急走。走到大马路上，也不敢回头，赶忙跳上一部电车，半途又换了几次车。他估计即使有尾巴，也可能被甩掉了，这才往回走。可是到家门口后，他刚把钥匙Сhā进锁孔，回头望望，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他来不及走避，只好进门回家。因此他怀疑我们这间屋子也可能会出问题，应该小心。第二天是五月十四曰，早晨，他又向我说，他还要去看看那两个同志；如果不去，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便会丢了，那很不好；他应该去了解一个究竟。这天上午，我要去参加正风文学院一个文艺小组会议。我们约定十二点钟以前都一定回家。到时候如有一个人未回，另一个人就要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八点多钟，我们分手了。我去正风文学院前，特意绕道去穆木天、彭慧家，告诉他们昨夜新发生的情况，并说如果我下午不再来，就可能是真的出了问题，让他们有所准备。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钟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不一会儿，突然听到楼梯上响起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来人当中为首的一个高个子，马上站在我的书桌前，我的书桌是临窗的。一个人守在门边，一个人就翻查书架。后来我知道，为首的那个特务叫马绍武，是一个大叛徒。当时他严厉地看着我和潘，没有说话。约三四分钟后，跟着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叫胡雷。这人一九三。年到过我家访问胡也频和我。那时他在《真话报》工作，约我们去参加《真话报》的读者座谈会，我们去过。这天他一进门，看见是我，很诧异，跟着对我笑笑，点了一下头。我心里明白：“坏了！”马绍武看见了，立刻把他拖到门外，谈了一小会儿，马绍武得意洋洋地走了回来。我明白马绍武知道我是谁了。我心里想：“知道又能怎样？反正是那末一回事！”我对胡雷这个无耻叛徒感到愤恨，怎能为敌人当鹰犬来捉拿革命的同志！过了五六分钟，又进来了三个人，其中有没有胡雷，我就没有注意了；我只注意一个人，那就是冯达。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生，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这时，马绍武做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人动起来了。他们推着我和潘梓年，我顺手把刚才清理的衣服拿了两件，还拿了一件夹大衣，如果睡在水门汀地上还是用得着的。就这样，前拉后拥把我们推下楼来，带出了门。街上没有几个人。那时昆山花园路一带向来僻静，只有这一排房子里住了几家俄国人。这里不可能有援助我的人。他们把我们推进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里，我和潘梓年坐在后边，一边一个特务。前边坐着冯达和另一个特务。大马路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可是有谁知道我们被押在国民党特务的一辆汽车里，朝着什么地方，什么境界驰去呢？我用臂膀碰碰潘梓年的臂膀，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想表示的是什么。是恨，恨冯达；是爱，爱潘梓年？现在世界上只有潘梓年同志是我唯一的亲人，唯一同命运的人了。一群匪徒，一群无耻的穷凶极恶的魔鬼，紧紧地围着我，用狰狞的眼光盯着我。
汽车驶向黄浦江边，在十六铺南头的一小块空地上停下了，围上来另一群人，把我拥进一栋小楼；楼前挂着“x x旅馆”的招牌，但我看得出这是国民党特务匪徒的一个黑窝。
一上楼，他们把冯达和我关在一间房子里。这时我忍不住骂道：“真看不出你是一个朝秦暮楚的人，哪里会想到是你把我出卖了！”
冯达忙着申辩：“不是我，你能听我解释吗？”
我说：“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事情不是明摆着的，我们家的地址是你说出来的。只有你！你不必解释，我不相信你。”
冯达还是连声解释，说昨晚他就怀疑过，有人盯梢，我们的房子被人注意了，我不愿听他的申辩，只想把对敌人的仇恨发泄在他身上，我真想跳过去打他。但我们当中横着一个方桌。这时马绍武进来了，他劝我道：“不要生气！可以慢慢讲嘛！”原来他在隔壁偷听。我不愿再开口了。我对马绍武说：“把我们分开！”马绍武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后来他们把我们领进另一间较大的房子，里边坐着七八个人，全是穿着短衣的打手。我悻悻地坐在那里，不理人，也无人理我。他们拿饭来，我没吃，心里只想：“有什么办法逃出这里呢？”
这样整整坐了一下午，到夜晚，我要小便，打手们也不肯出去。我只得当着许多男人坐在便桶上，尽管便桶是放在床后边，当中隔着帐子。第二天清晨，他们一群人前呼后拥把我同冯达送上火车，在二等软座，他们包围着我，不使我接近乘客。途中我到厕所去了一趟，我用燃烧过的火柴棒写了几句话在一张纸上(因为我身上没有笔，但有香烟、火柴)，吁请仁人君子把捡到的另一短简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的叶绍钧(即叶圣陶)。给叶绍钧的信里只说我被绑架到南京。署名“冰”。我把纸条和信用一块手绢包着，里边还包了四元钱是给捡信人的。我把手绢包从便盆中投了出去。自然，这只是徒劳，像石头丢到海里，连一个水沫也没有。后来我也没有问叶绍钧先生是否收到过这封信。他也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事。
我一心只想把我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去。我捡过一份他们看过的报纸，是当天的，但当中被他们剪掉了一小块。我不知道这被剪掉一块的内容，我猜想可能同我有关。以后，我才知道果然是报道丁九在我家楼上摔下来遇难的消息。当时我怀疑他们为什么要剪掉这一块，是因为怕我看见，或是因为是别的重要新闻才剪掉的呢？
中午时候，火车进了南京站。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屠杀革命人民的总指挥部。像欢迎国民党的党国要人那样，拥上来一大群人，像看猴子似的挤近前来看我。押解我的人簇拥着我坐进一辆大巴士，车子先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停了一会儿，才把我们送到一个完全中国旧式的比较高级的旅馆，但看样子，这旅馆不是普通做买卖的，这里非常安静。我们住进一间比较大的房间，仍是好几个看守与我们一起。我开始过一种特殊的囚犯生活。
三、两只癞皮狗
在这个旅馆里只停了一天，第二天又换到另一个旅馆。这里是两三排平房。我们住的是前后两间。前房住三个看守，后房就叫冯达同我住。有一个向北的小窗户，小窗镶着毛玻璃，钉着铁丝网，关得死死的。看来，在我以前这里住过别的人。房间里除床、桌外，有一个小凳子，一个洗脸架，上边放置着盥洗用具。外间屋较大，有两张床，一个吃饭的方桌，临窗放着四五个小凳。除洗脸用具外，还有一把茶壶，几个茶杯。三个看守住在外屋，晚上通宵有人值班。厕所在我们这排屋的尽头，去厕所要走过一间空屋，没有外人去。门前是院子，对面也是一排房子，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是否关的有人，或是空着，都不知道。总之，狭长的一条院子，除我们几个人外，见不到别人。偶尔有人送水来，我也不以为这是旅馆里的什么人。自然我们屋后还有后院和类似的房子，它们派什么用的，只能令人想像，大约不是住的过往旅客。
送我们到这旅馆来的是一个小官员。我问过看守，他们说是王科长，在中央党部调查科做事，但不是调查科的科长；调查科的科长叫徐恩曾。但调查科又是一个什么机关，是干什么的，以我当时的窄狭的社会知识。我是不理解、不知道的。我只懂得他们在这里关着我、管着我，这里是可以致我死命的地方。
在头一家旅馆，我就向看守提出来要与冯达分开。我对他有怀疑，不愿同他再在一块。到第二家旅馆后，我又向看守提出，他们推托说这要问上边，他们无权处理。
十七号上午，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室内与冯达说话，是一个熟人的声音。慢慢我听清楚了，原来是曾到过我家不少次的原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我一时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现在是什么身份？我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慢慢我明白了，呵！他一定是叛变了，他是来劝降的！真可耻，真可恶！我简直没有勇气去看一个神圣的共产党员失身成为这么一只可鄙的走狗。他走到帐子外边，不敢直呼我的名字，只说：“起来，起来吧！我们可以谈谈！”
“哼！有什么可谈的！”我不理他，仍旧睡着，只希望他赶快走开。我怕见龌龊的东西，他真龌龊！
他不走，我只得起床；我一眼也不望他。他对冯达说：“我那年一被捕就提出要见陈立夫，我和他是中学同学。他能不照顾吗？”听到这话，冯达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忍无可忍。
汪盛荻终于对我说了三点。他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
他说：“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他又说：“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枪杀的。”
他不再说话了，可是也不走，赖在这里挨着。我坐在里间，冯达也坐在里间。他就在外间同看守闲聊，还在这里吃中午饭。吃饭时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你不是有人照顾吗？为什么要在这里陪我吃牢饭？”他不高兴地看看我，无可奈何，只低头吃饭。
第二天，是十八号，汪盛荻又来了，他想再同我谈话，我不理他。他又挨到吃中午饭。我有点看出来了，便说：“你是不是向人夸下海口了？你昨天来时还有点神气；今天，你已经明白了，你是交不了差的，可又不敢不来。唉！脖子上套了一个圈，是吗？”我哈哈大笑。他不敢发脾气，勉强吃完这顿饭，很快就走了。十九号上午，他没有再来。我问看守：“今天那只狗怎么没来？”三个看守都笑了，说：“他来有什么用？我们都跟上峰讲了。”我心里真有点痛快。
跟着，又来了一个小瘪三式的文人，自己报名叫张冲(叫张冲这个名字的人真多！)，听说我来了，住在这里，他顺路来看看、聊聊，还说在北京时同胡也频很熟。真会说谎！他好像真的是路过这里，很自然地听说我在这里，就随便进来看望老熟人。难道我真会相信这里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旅馆？我是一个可以让熟人随便来看望、随意说说闲话的普通人？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你同也频熟是假话，也频的熟人，我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你不要攀老交情了。你来要谈什么，是用什么身份来跟我谈，敞开门说吧。”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敢承认，只连声说：“是顺便来看看，是看看你……”大约他看出我是一个不识相的人，他没有准备，或准备不够，便没有再谈什么，局局促促地坐了一小会儿就起身走了。
四、去雨花台吗？
又过了一两天吧，来了一个大高个子，看来像是负点责任的。他一见面就笑着说，像是问话，又像是自语：“来了几了？”我“唔”了一声，心想：“真是废话！”我说：“你不比我还清楚吗？”他装着没听见。接着问：“生活还好吗？”我生气了：“有什么好！现在是在吃官司！”他让我坐，自己也坐下来，接着说：“不要这样想嘛！你完全可以自由。”我更生气，他在说鬼话。我一点也没有理会出他的言外之意。我悻悻地说：“什么？你们现在能让我出去吗？如果你们认为我有罪，那为什么不公开逮捕、不送法院，不公开审讯？！简直是土匪，绑票！”他不申辩，只是笑笑说：“冷静一点吧。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走了。此后，事情就晾在这里了。一天到晚就是三餐饭。
看守中有一个年轻人，大约十八九岁。一天到晚拿一本《三剑客》看。无人时，就是另外那两个看守不在时，他悄悄同我聊天，说是看过我写的书。他说：“你填一张表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看见不少共产党员顺着填表，你何苦来呢？”他还拿出一张杨杏佛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说国民党要杀他。他们调查科派了二十个人去上海，他也跟着去了，但没有成功。全都叫了回来，每人扣发一个月的饷。现在是复兴社的人又去了。听后，我真为杨先生担忧，而又痛感无能为力。但我看这个人比较年轻单纯，想利用他，便同他谈，劝他离开这里，说他干的工作，是刽子手的工作。他，一个青年，应该走光明正道。每月为了二三十元钱，帮这群土匪杀人是造孽，是很不光彩的。如果我死了，他的手上也沾有我的鲜血。他对我说，他们做这项事，都要有人作保，他的姐夫全家为他担保。他如走丁，姐夫一家便脱不了干系。他自然不能听我的，但对我却一天天近了。我相信他不一定是接受了更多的任务，不会是一个圈套。最后我求他说，我想写一封信，请他寄给蔡元培。他先是不敢答应，后来勉强答应，也许是敷衍，说假如我死了，他就一定寄。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我不记得了。一九七九年，报纸上报道我复出的消息以后不久，曾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很后悔当时没有听我的话，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坐了一阵子牢，现在已刑满释放，回家种田了。
大约在廿七或廿八日，又来了一个有官架子的人。他没有到我们住的外屋来，而是把我叫到隔壁房子里去的。他一开始就说：“你知不知道鲁迅是拿了卢布的？”我说：“这不是新闻，是造谣，一些报纸老早就登过。”他问我鲁迅的住处，我答道：“你们比我清楚，他的住处经常有你们的特务盯着。”他又问茅盾的住处，我说：“你当然知道，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他说，听说我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有意见，他愿听一听。我说：“你们不就是杀人、抓人、恐吓人吗？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文化政策，我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我有些蛮横，不可理喻，于是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道：“好，你回去吧！”我就回屋去了。事后我问看守，这人是谁，他们都不说，只说是一个官。我一直不知道此人是谁。
有一天，我从窗户里忽然看见一个我认识的人走过来了，走过我住的房子，到隔壁的隔壁的屋子里住下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大约是他的妻子。这个人叫韦丛芜。过去我同他虽不太熟，但我听说他是“未名社”的，属于“语丝”派的，是属于鲁迅一派的。他的哥哥韦漱园同鲁迅关系非常好。我没有多加思索，没有想到这里是不可能有什么旅客的，以为有了一点希望。我便写了一封给蔡元培的短信，请他转去。我先问他能不能办到，如能，就贴一块手绢在玻璃窗上。这信是在冯达上厕所时，路过他的房门口扔进去的。当晚我果然看见他们贴在窗户上的一块小手绢，真高兴极了。我以为只要这封信能到蔡元培先生手里，总会起一点作用的。而韦丛芜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
五月三十一号的晚上，天气很热，我要求到屋外透透气。看守恩准了。出屋后才知道，原来房子旁边，有一块很大的草坪，并且种了一些树。我坐了一小会儿，韦丛芜也从他们的屋子走到草坪上来。我请看守替我买汽水，他去了，只剩下那个年轻人。我慢慢散步到韦丛芜的身边，悄悄问道：“送到了吗？”他说：“蔡先生不在南京。”我说：“中央研究院可以转交。”他说：“对。”正在这时，买汽水的看守回来了，我只得走开。天呵！信到底送去了没有呢？
一九三五年我问过姚蓬子，韦丛芜这人怎么样。姚说韦在一九三三年来南京，是找陈立夫的，后来当了县长。一九八三年我又问冯至同志。他告诉我：韦丛芜老早就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初期他还翻译书，后来被清查出来了。现在的情况不知，可能逝世了。
后来，韦丛芜回屋，看守人退汽水瓶去了，那个年轻看守忽然告诉我：“他们今晚要来领你们走。前天你说话脾气不好。是听我姐夫说的。”我感到他好像有些惜别的样子，便紧叮了一句：“你答应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信寄出去的！”他说：“是。”我们回到住处。我又塞给他一封短信，说明我的处境和我的态度。我等着事态的发展。
果然，不一会儿，那位王科长来了，说有一位王先生(又是姓王！)要见我，请我们到他家去。我们坐上一辆汽车，车门两边都站有便衣打手，汽车在中山大街往南开去。朝这个方向，我断定是去雨花台。我默默思索：我还有什么事要做，什么话要说呢？不行！都晚了，我什么也不能做了。大块的乌云压着我。我只能回去，回老家去，到也频去的那儿去。
五、国民党的神经战
我正以为我短促的一生将在雨花台宣告结束的时候，汽车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忽地向右拐弯了。大马路上还有浑黄不亮的路灯，这小胡同里就只是一片漆黑。人们大概都已沉入梦乡，四周寂无声息。汽车在小胡同里向北拐，又向西拐，弯弯拐拐，在一家大石库门前停下了。即使是在深夜，我也感觉出这是一栋很阔气的府第的大门。我被挟持在如狼似虎的人群中进入一个大院，走进前厅。那位王科长让我坐下后，说是向主人通报，他就走入后进屋子去了。我打量这间厅堂，完全是旧式大户人家的气派和摆设，正中间一张条桌，条桌前边有八仙桌，两边是八张太师椅和四个茶几。家具虽不珍贵，却应有尽有，够得上整齐、清洁。我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冯达坐在我下手。正房两边屋里都住着人。这时他们一个一个地走出来看我们，全是些彪形大汉。天气还不十分热，都打赤膊。八仙桌上放着点燃的三支蜡烛，他们一走动，一个人都出现好几个影子，真是鬼影憧憧。我想：这么大的厅堂，为什么没有电灯呢？
谁也不理我们，我只能焦灼地坐着。大约过了大半个钟头的样子，那位王科长才出来，说：“里边的王先生今夜要去上海，不能谈话了，过两天再谈。这两天暂时住在这里。”啊，真奇怪，这是什么花招呢？但我有什么权力说不住呢。反正哪里都是一样。我没说话，他就走了。于是这一群赤膊大汉，有五六个人吧，前边两个人各擎着一支摇摇曳曳的蜡烛引路，烛光微弱，只能照到两三步远的地方。左右前后都有人紧跟着。走出这间前厅，进入一个更大的大厅，四周漆黑，我无法左右顾盼，只感到一阵阴凉冷气，好像到了一个杳无人迹的旷野。然后，向右转，进入一条秘道，一条很窄很窄的长巷。我这时才感到真正的恐怖，我想他们要在这里下手了。这么黑的夜，这么深的秘道，两边这么高的围墙，这地方正好动手，任何有本领的人都无路可逃，也无能挣扎的。我等着，无能为力地警惕着。但他们并没有动手。我们走过秘道，向右拐进一个敞厅，然后又一道墙，出了墙门，又进入一个院子，然后来到一个倒厅。按着旧式建筑的格局，我琢磨这是朝北的，从正面的前厅来说，这是一间西花厅。这和我们刚进来时坐等的那间前厅是应该有门相通的。后来证明果然有扇月亮门，不过门已经钉死了，也听不到外间的动静。
这间倒厅空空的，靠东边摆一张大床，靠西摆两张小床。中间一个大八仙桌，有一个茶几、两把太师椅和几个小木凳。他们把蜡烛往八仙桌上一放，就都站在那里不说话。这个厅堂大约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一股股的湿气、霉气往鼻子里钻。我在方桌边一张太师椅上坐下来，有人给我倒了一杯茶。有几个人悄悄走了出去，留下三个人收拾床铺。冯达先睡下了，另两个人也睡下了。我无法睡觉，就在桌旁抽烟，烟不错，哼！是“白金龙”牌的。另一个看守坐在桌子对面，他也抽烟。他的影子照在墙上显得很大。可能我的影子也映在我背后的墙上，显得很大很大。夜既安静，也极沉闷。过了一会儿，这个看守鬼鬼祟祟轻轻地送过一张纸条。我侧头看了一下，上边歪歪扭扭写了几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摇摇头，我的确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把纸条收了回去，又写了几个字送过来，我再看，原来是这样写的：“这是国民党的‘音杀’机关。”我懂得“音杀”就是“暗杀”两个字。我没有任何表示，心里想：可能是的，也可能是吓唬我；后者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怎样，我应当相信是真的。真的又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有准备了。我轻轻问他：“你是什么人？你姓什么？”他便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给我看，是“罗登贤”、“廖承志”，还悄悄问：“认识他们吗？”我摇摇头。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不久以前被捕了。民权保障同盟正在营救他们。他又悄悄地说：“我同他们原是一道的。我是工人。”我倒抽了一口气：“原来又是一个叛徒！”我讨厌极了，便不再理他，摸到大床上，在另一头躺了下来。我瞪眼望着天花板，他的影子倒映在天花板上，怎么也离不开我的视线。这时各种各样的思虑，一齐来到我脑子里：“这里很可能真是一个杀人魔窟。这个叛徒很可能就是执行命令先来吓唬我的，但也可能是毫无缘由只是给我递来一个不祥的消息。自己死在这样一群又蠢又脏的坏蛋手里真冤。他们将怎样动手呢？用刀、用绳、用毒药。唉，管它呢……唉，这夜真长，怎么还不天亮！就这样永远黑暗下去吗？……潘梓年现在在哪里？他还活着吗？左联的同志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一定都搬家了。其实，不搬家也没什么，我不会讲出他们的住址的。看样子冯达也没有说出别人的地址，他在旅馆里还一再辩解，说我们家的地址特务们早就注意了，头天晚上他不是还告诉我他的怀疑吗？反正，我还得问他，我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是他出卖我和潘梓年，那就太卑鄙了，他就成了敌人，我要再提出来，一定要和他分开关押……
天亮了，一个娘姨走进来把马桶拿出去倒了。马桶依然放在床后，我还是不能避开人大小便。不一会儿，一个厨子模样的人把饭端了进来，于是团团围了一桌，除了看守我的三个人以外，还有那个娘姨、那个厨子。可是饭呢，只有稀饭、咸菜，不如那边旅馆里的丰盛。这里洗脸用具也没有，我只得用看守用过的一块脏毛巾；他们中有的人明显的有沙眼。牙刷是我离开家临走时带出来的，没有牙膏。我想，可能他们没有要我在这里久住的打算，所以这些全没有准备。早饭后，那位王科长来打了一转，把冯达叫出去了一会儿。后来我问冯达，冯达说：“他问你怎么样？”这意思开始我不明白，觉得含糊，后来我理解出来了。原来头天晚上，汽车走在去雨花台的路上以及大厅、秘道、烛光、空院、“音杀”机关等等的诡秘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因此一清早便要来打听我的反应，我的神经经受得住吗？他们还问冯达，我有没有可能答应写一个自首书登报。冯达答复他们说，没有可能，丁玲不会答应。冯达告诉我这些以后，我恍然大悟，心想：“呵！一夜的作为不过就是为的这个！”这样，我倒放心些了。
不过，这样的把戏还得继续耍弄下去。有时候，忽然一个或两个看守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手里拿了一根麻绳，好像要干一番什么大事，不过东望望西望望，然后又走了。有时，我忽然发现在那小墙门后边放了两把铁锹，他们谈话中又故意露出一点消息，影影绰绰地说晚上要干掉什么人什么人……总之，就是要使你心惊胆战，时时都感到会发生突然事故。我的确担心过，等着他们动手，但有时又觉得可笑。他们到底要干啥呢？要干又不干！不过有时我很心寒。特别是每当夜晚，孤寂的一轮明月挂在中天，我独自倚门望着这荒凉的到处长着一层绿苔的庭院，凉风微微掠过我的长发，我会凄然地意识到：难道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吗？
六、徐恩曾的出现
这样又继续了好几天，慢慢地他们自己也有些疲倦，而我也麻木了。他们再怎样折磨我，我也无心再去注意。我只愁一日三餐的饭食真是难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顿一点老韭菜，真正的牢饭可能会好吃点。没有零食，不吃又饿。有一壶粗茶，只有烟倒是好烟，看守都跟着抽，一天两听。我实在熬不过，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里边还有四十来元钱。家里原来还有从良友图书公司刚拿到的二百元稿费，真可惜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我拿了伍角钱叫看守替我买板鸭。好大一盆呵！摆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谁也不客气，就算我请客了。早晨，我要他们为我买咸鸭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点的咸菜。看守对这差使都愿意干。屋子里的空气随着和缓了许多，他们有时也同我说点闲话，没有再把我当成一个江洋大盗那末防范和那末严厉了。我讨厌他们，把他们这伙小人物当癞蛤蟆、小老鼠看待。我虽然不屑于同他们谈话，但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里又没有一本书、一张报，也没有任何可以混日子的东西。只有痴痴地坐在凳子上抽烟，或者躺在床上望天花板，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有时就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来来去去搬家。我似乎还在等着，天天等，等着一个什么结果。现在才知道完全不需要等了，一切都任它自然发展吧。自从发现了可以买菜，慢慢又想到该买毛巾了，买肥皂、牙膏了。最后又发现我的旗袍已经不适宜，该换一件凉快衣服了。于是我叫他们替我买一点薄布，自己缝了一件简单的连衣裙，好像准备在这里长住下去的样子，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本来嘛，别人吃官司总还有家里人可以送送牢饭吧，在堂堂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我却无缘无故地成了秘密死囚牢的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有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
这样又过了十来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意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像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还是那末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说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汪盛荻就说过他一切都向国民党讲了，还对我说过：“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赖不掉的。”这位科长现在反而把我开脱出来。这是耍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现在的事态就是这样。”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我只死死地想着：“既然我什么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面虎又能怎样呢？”笑面虎又微微带笑地说：“不放你是怕记者问你，你是怎么来南京的，那就让外国人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应不见记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开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说，“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六万元钱，供你出国。……”他又停顿下来，看着我。我不会为之所动，我清楚地答复他：“我不能拿彭学沛的钱，我们并非朋友，我们没有丝毫关系。你说什么出国，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也不愿出国。这就不必再谈了。”
对我的回答，笑面虎似乎早有所料，所以他沉住气，只静静地望着我。我当然不会收彭学沛的钱，也可以说是不会收他们的钱！他仍只静静地观察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刚才说过，我们把你弄到南京来，实在是一个‘误会’，我们并没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据说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诉。自然这不会有结果的。”
这倒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母亲已到上海并向法院起诉，多好啊！这说明有人、有党在我母亲的身后。好妈妈！你起诉吧，向国民党要人，揭发他们！
笑面虎又非常关切地说：“怎么能让令堂宽心才好，你不是在这里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吗？要不，你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平安无事，只这一点就行。也许令堂正以为你已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这会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个简短的启事较好？”我答道：“我在这里，怎能向她保证平安无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心里想：我不会上当的。母亲也是一个坚强的人，任何艰险不幸，她经得起的。如果她真到了上海，这就更好，她的周围有比我强有力的人们。她不孤独。
笑面虎又拐弯说：“你不肯登启事，就写封信给她也行，再寄点钱去，让老人家放心。过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钱给她呢？我们可以替你寄去；作为你借的也可以。”
我答道：“她有钱，不需要我寄。”
母亲呵，她哪有什么钱呵！她正等我寄钱去，她正等我寄信去。年过半百的母亲已经熬过胡也频惨死的打击，这两年母亲给我来信，从不提胡也频。我猜想她完全明白胡也频的惨死，只是我们都不提。现在母亲又耍承受我的灾难，为我担忧。她还能有多大力量？她还要抚育着林儿，这个失去了父亲，又将失去母亲的孤儿！妈妈呵！请你原谅女儿吧，妈妈是很理解自己的女儿的。我宁让你们挨饿，也不能为你们的苟延残喘而接收这些狐群狗党的腥臭钱！
笑面虎不再笑了，也许有点不耐烦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耐着性子又说道：“我想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老人家，不管你说些什么，我们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写几个字给什么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们通信的。”
我多么想给朋友们写信呀，想给叶圣陶，想给蔡元培写信，但是我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停了一会儿，我说我可以写一封信给沈从文。他满口答应，还问我有什么别的要求。我说给我报纸书籍看，他答应了。冯达趁机会说要找医生，说我的腰腿都因为屋子潮湿痛得厉害，晚上睡不好；他也一口答应。他对屋子环顾了一下，大约认为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站起身，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与我告辞。自然不会握手，也没有点头，但也不便一下变脸，摆出法官的架子，因此显得有点尴尬。他站起身，抖抖衣服，昂头望望窗外的天。屋子外边的几个看守赶忙走进来，卑躬屈膝，哼哼唧唧。他甩一下衣袖往外走，我把脸朝里望着，没有站起来，也不在意那几个看守对我不满的颜色，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太不识相了。原来这个所谓徐科长便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徐恩曾。
七、谣言杀人
国民党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很快显示了他的存在和作用。表面上他似乎表示对我这个案件稍稍放松，不那末紧张，不过也不难看出这无非是兵家常说的欲擒故纵。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悄无声息的，但他走后，囚房却热闹起来了。几个看守忙着打扫房间，把他们的床撤到小墙门外去了。三顿饭也都在外边那间厅里吃。满桌是菜，鸡、鸭、鱼、肉。陪我吃饭的那群牢头禁子都喜笑颜开。第二天，买来了蚊帐、枕巾、被单等等。第三天来了个医生，给了些阿司匹林。第四天拿来很多旧小说，还让我开单子，说买什么书都可以。一个看守悄悄对我说：“原来他们告诉我们说你能‘飞檐走壁’咧！”
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
此后一个时期，他们没有来打扰，表面上我是安静在这里“闲住”，实际上他们却变着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刺激，制造新的恐怖。
我开了一张我需要的书单，有旧的古典小说，也有新的杂志，都买了一些，但很不全，零零星星，自然是经过他们严格选择的。报纸也是这样，我找不到任何我想知道的消息，连可以供我捉摸的新闻都没有。可是，过了一阵，我看到夹在几本杂志中的一本《社会新闻》。这是国民党办的刊物，中间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是谈我的历史的。文章的作者，叫丁默村，从文章看，自然又是一个叛徒。他说他是常德人，认识我母亲，知道我的家庭，他对我肆意造谣诬蔑，把我写得很不堪。看到这种肮脏的文字，真是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这个什么丁默村痛打一顿。但这时，我能找谁算账呢？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公正呢？不久以后，又在一张包书用的报纸上读到一篇完全是造谣，写得很长、很详细的关于我的新闻。这份报纸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商报》。《商报》与我有什么关系！自然又是那些人有意这样做的。此文造谣说我被捕后不单是自首了，而且与来捕我的叛徒、特务马绍武同居；后来马绍武受到共产党的制裁，死于上海三马路他的相好的一个妓汝门外，说这一暗杀案件也同我有关。还说我现在又怎样怎样，把我形容成一个无耻的、下贱的女人。国民党用大刀机关枪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现在他们又要用卑劣恶毒的谣言从精神上来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妇女，一个在社会上有声誉的革命女作家，这些恶毒卑劣的鬼把戏显然是有人幕后操纵制造的。这时那几个看守更加掀风鼓浪，把马绍武被杀的事，向我大肆渲染，而且还经常讲一点其他的暗杀故事。原来这伙人都是双手鲜血淋淋的杀人犯，他们是以杀人为职业的刽子手。他们有意把我住处的空气弄得阴森恐怖，充满阴谋和杀机。
我成天摆着一副麻木的毫无感觉的样子，奸像是一无所知，无所用心，无动于衷。我极力压制自己，勉强写字、看书、玩扑克。一到夜晚，只剩下我同冯达的时候，我就骂他，用最刻薄的语言，希望激怒他。但冯达只是赌咒、自己骂自己，他承认犯了罪，连累了别人，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认他自首。他分辩自己没有一点点要自首的念头。他恨自己太愚蠢，轻信了敌人的谎言。他去看那两个记者的时候，被敌人扭住了，盘问了，他竭力分辩，也无法脱身。他们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妻室，总有家，总要到你的家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就没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时间，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里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家的地址。他实在没有想到我尚未出走，还在家里，而且连潘梓年也等在我们家里。他痛恨他在无知中犯了罪，并且说无论如何不能再犯罪。他赌咒说他没讲出其他任何同志的地址。他诉说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向我表白，帮助我能脱离这险恶的囚牢，让我能回到党内去。
我是不原谅他的，但那时我认为他讲的是真话。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他的确没有供出别的同志的住址，也没有写自首书。我想，只要他不是存心为敌人做事，不再陷害我和别的同志，假如他真能给我一星半点帮助，我是可以忍耐一下的。而且敌人明明知道我们的关系，在那种环境里，虽然我曾几次提出要和他分居，但那些掌握我的生命的人，只是置之不理，我无法和他分开。我同冯达有时还要争吵，但无法做到完全决裂。
八、越墙逃跑吧！
我这时为国民党的卑鄙谣言所激怒。谣言容易为人轻信；特别是对于一个妇女，社会上有些人喜欢这种谣言，轻信它，传播它，而且加油加酱，利用它，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慢慢谣言竟会成为社会舆论，成为人所共知的莫须有的“事实”。谣言制造者心满意足地用这种谣言来欣赏你，审视你，猜度你，算计你，给你定罪判刑。那时我实在阅世不深，不能有周到的设想，更难做到忍辱负重。我以为这些谣言将毀掉我的一生。在毀我清白之后，国民党即使能还我自由，我也无法洗清匪徒们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我千思万绪，彻夜难眠，我决定走，要设法逃走。我知道我是走不脱的，但只要能走出这个大门，到了街上，那里是光天化曰，即使被匪徒们打死，我这个下落不明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的人，总是可以公开了。世人将得到我的消息，真相可以大白于天下。我仔细考虑，我的前途，终是一死。当初也频和许多同志关在龙华，在雪夜中被机枪杀害；今天，我自然也难免这同样的命运。在这阴森恐怖的大厅里，什么事不能发生呢？这群阴谋家、刽子手，这群嗜血成性的恶魔，难道会轻易放弃扼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的乐趣吗？与其惨死在这间屋里，倒不如铤而走险，拼死逃出去。即使没有一线生机，但有可能真相大白，稍稍揭穿那些无耻的弥天大谎。于是我计谋着，观察着，揣度着。小墙门整天都是紧关着的，没有人进出就不打开。每日三顿当我走出小墙门去吃饭时，总是围满一桌子的人，众目睽睽。有时我有心对其他地方、对厨房、对往正厅去的方向多望一会儿，都可能引起这伙鹰犬的注意。最后我想，我只能走那个看守我的人说过的“飞檐走壁”的一条路了。
这厅子临院子的那面没有窗户，有六扇隔栅门。其中的两扇门在我未来时就摘下来了。大概因为那时天气已经很热，看守也住在屋子里，空气够闷的，要把门打开；为了省事，索性把门摘下来了。后来看守搬出屋外，天气仍很热，门就没有再安上去。而且这两扇门上的玻璃都早已不翼而飞，怕热，可能就是不再安上去的原因。院子里两边都有墙。正面通前厅的墙，就是有月亮门的那堵墙较矮；正厅里还住的有一群特务。院里的墙却高过屋脊；墙那边，可能是另一家。南方比较阔气的房屋建筑大都是这样的。看来，“走壁”是不可能的。但是上房，从房上翻到临街的墙上，我以为是可能的。临街的墙通常与正面屋檐差不多高，约一丈的样子。只要爬上墙头就可以跳下去。或者还可以把隔栅门移到那边，权当梯阶，爬下去。自然这都有危险，但或者可以走出这间牢房。应该不计生死成败，豁出去试试。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冯达。他不是一再许愿要帮助我逃走吗？而且我假如要走，连他也瞒住是不可能的。冯达以为不容易，但同意试试，并且决定要与我一同逃走。
一天夜晚，半夜，万籁俱寂。小墙门外边传来阵阵鼾声。我和冯达轻轻把茶几搬到院子里，把那隔栅门抬在茶几上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隔栅门靠到屋檐边。我说不出的欢喜，先爬上茶几，然后一步步跨上隔栅门的窗格子，格子吱吱咔咔地发出微微响声。现在我站得高高的，压不住心里为能离开这牢房所激起的跳动。我以为很容易就能上房了，谁知屋檐外一溜水槽，薄薄的一层洋铁皮，很宽。隔栅门上边的横木靠近水槽，但我只能站在门格子上，离水槽还有一截，要越过水槽，爬上房去，还是够不着。铁皮水槽摇摇晃晃，叮叮哐哐，看来它承不住我，我守在这里，上不能上，下不愿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心慌，出汗，真想跳下来摔死痛快。在茶几边扶着隔栅门的冯达，轻轻地连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要不，你下来，让我上去。”我无奈只得一步一步爬下来，把情况告诉他。正当他准备爬上去的时候，小墙门外传来咳嗽的声音，而且原来从两扇门缝中透过来的亮光一下没有了，是不是有人在窥伺？我们怕被人发现，赶紧把隔栅门抬下来，把茶几搬开，急速离去，躺在床上。我一直注视着小门。隔了一会儿，从门缝里又透出灯光，幸好他们没有开门进来。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只得帮冯达把隔栅门轻轻抬回原处。以后，我们并不死心，接连再试了两次，但冯达也无法越过水槽爬上房去。逃走的计划不能实现了，我失败了。
九、死也不容易啊！
人，一个人的最大苦闷，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我成天问自己，我还能做点什么呢？怎样能做出最后的一点贡献呢？除此以外，对生活我一无感觉。看书，书上写些什么，我不清楚。白天，我不觉得热，夜晚，我不觉得凉。冯达也好，看守也好，于我都无关系。我的过去，引不起我的悲苦；我的将来，引不起我的幻想。我想：我只能用鲜血来洗刷泼在我身上的污水，用生命来维护党的利益。我死了，是为党而死，我用死向人民和亲人宣告：丁玲，是清白的，是忠于自己的信仰的。我只能这样，用死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可是，怎么死呢？屋里的电灯吊得那末高，紧紧钉在天花板上。原来早就装上了电灯的，我刚来时没有电，一个星期以后才通电，可能是为了演演戏，故意那末安排的。想触电是不可能的。看来我只能用中国可怜的妇女姊妹们通常采用的最原始最方便的方法一一上吊。我的那张床是一张大的双人床，四周都有木柱，床柱与床柱之间架着横木，原是为了挂帐子的，现在只有这个可以利用。于是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我悄悄坐在帐子里，把一件连衣裙撕成碎布条，把它编成粗布绳子。冯达紧紧捏着我写的一封简短的遗书，遗书上说明我不得不自杀的原因。冯达劝我不要这样。我却希望他活着，无论如何把我这遗书交给党，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转交。后来他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哭泣。我的心很横，一点不为他的忏悔和他表示的痛苦所动。
绳子编好了。我抖抖它，拉拉它，觉得还合意。我望一眼仍然坐在台阶上的冯达。他曾经多么伤心地攥着我，捶打自己，他曾经是我的爱人，我的丈夫，现在却只是一个路人，离我那末远远的。痛哭有什么用？是的，他曾说过，他应该死去，而我应该活着。但我怎样活呵！现在是我死去，我求他活着。因为我认为他是我死的唯一的见证人。他在那里哭，而我没有一滴眼泪。我要离开这人世了，我要走了。人世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了。永别了，我的同志们呵！我的亲人们呵！请原谅我，这是我唯一的一条路呀！我冷静地从床上溜下地，把凳子放在床头。我站上去，把绳子系牢在横木上。我望望屋子，很不明亮，有点灰灰的。我望一望用连衣裙编的绳子，是浅蓝色的。我把头伸进了绳套，又把它紧了一紧。然后我心一横，咬了咬牙，蹬开了凳子。我听到了凳子倒在地上“砰”的一声，我立刻感到气堵，憋得难受，更感到身子在往下坠。不一会儿，我别的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只仍感到身子在往下坠，往下坠。好像在两山之间，好像在棉絮中，好像在泥土中往下坠，往下坠，越坠越快，要坠到什么地方去呵？然后，我坠到一个无知觉的深洞中，然后，我失去了一切知觉。
怎么，我好像到了一片空虚幽深的境地，我又从遥远的一片幽深的地方慢慢有了一丝一缕的感觉。这感觉如此微弱，如此战战兢兢，如此凄苦，如此痛楚。我无法制止，而且慢慢清晰起来，愈清晰，我的感觉愈深。我的感觉愈深，就愈加清晰。天呵！我怎么还没有死，还留在这痛苦的人间！
昏黄的灯光，首先照入我的眼帘。抽泣的声音送进我的耳底。我厌烦地环视周围，那根蓝色的布绳还拖在床边。我伸手去拉，那一头正压在什么地方。呵！原来我身旁正伏着一个人。我想一定是这个人把我放下来的。我本来已安然归去，你为什么这样残忍，还要把我留在人世？到底为了什么？冯达哭丧着脸诉说，你蹬踢得厉害，动静很大，我不忍心呀，又怕惊动了看守。这时我心如刀绞，浑身酸痛。慢慢地酸痛盖过了心痛。而颈边又感到刺痛难忍，我想回过脸来，却扭不过来。无须镜子，我知道在颈项的两边，留下了长长的紫色的伤痕。我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瘫在床上，丝毫不能动，我等着另外的最难堪的时曰的到来。
十、顾顺章的出现
我躲在帐子里睡了一个星期。表面上我说头痛、肚子痛。看守给我拿了一点清凉油，每天三餐给我送点面汤、稀饭。实际我是休息，更是躲人。我不能让看守发现我脖子上的紫痕。过了一个星期，我的精神稍稍有些恢复，能起床了，但我仍用一条毛巾围着颈项，假说我仍有点咳嗽，保护气管。只在这时，我才十分深切体会到我的确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了！只能任人宰割了！逃既不成，死又未遂，我心力俱瘁，还有什么力量来重复这种绝望的行动呢？我即使能逃到街上，也会被刽子手们打死，国民党可以大造其谣，使我含冤莫白。即使冯达不把我放下来，我真就这样死了，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寡母吗？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来的唯一的幼儿吗？对得起一切对我友好，对我怀有希望的同志和战友吗？我丁玲在敌人的魔掌中就这样认输了吗？我决不甘心。这时我对一切充满着仇恨，无法解除的仇恨。我苦苦思索：我究竟该怎样才能脱离这魔掌与苦海？才能有一丝希望？我怎样才能冲破黑暗，在黑暗中找到一条缝隙，从这条缝隙中能重见天日，哪怕只是一缕阳光？
时间过得真慢，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挨着，不觉暑热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时候，看守忽然拿进几样礼物，什么水果点心之类的，说：“这是后边王先生送给你们的。等一会儿他要来看你们。”王先生？记得刚来这里时就曾有一位王先生要见我，后来却又不提了。那时我也没在意，以为反正是随便编的一句鬼话，管他什么王先生、张先生！现在，果然有一位王先生，他先送了礼物，然后再来看我，这位王先生到底是何许人呢？他要来干什么呢？
一会儿，看守领进来一个人。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圓的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都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我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们解解闷，你放心好了。”这王先生是一个什么人物呢？他来这里正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在廿多年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人物，我警惕地望着他。他看见我不说话，便也未多说，随便地告辞走了，他令人感到以后他还会再来的。这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
后来还是看守告诉我们，我怎能不为之大吃一惊呢？原来他就是顾顺章，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共产党的大叛徒、国民党的大特务！关于他的事，我过去听到过一些，新闻纸上也为他大吹过，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我这么单纯的人所能理解的人。但我心里清清楚楚，他是一个大坏蛋，而且自然也明白了，这群看守、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是他的党羽、部下，他现在的出现显示了国民党对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我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讲他过去开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讲他带魔术团四处跑码头表演的事。开古玩店的确是一个比较容易隐蔽的行业，谁会料到那些来买卖字画陶罐的人竟是共产党员呢？玩魔术也是一样。玩魔术、变戏法在旧社会，一般都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哪里会联想到革命和共产党呢？顾顺章又来过，每次来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在我面前玩魔术，拿几个乒乓球玩，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又拿几块红绿绸子，红变绿、绿变红，有变无、无变有。也玩香烟，点燃的香烟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来。他常来，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观察我。有一天，他在外边厅里催眠一个看守，我不懂催眠术，但那个看守的确被催眠过去了，他完全依从他，听他的命令，做他平曰所不能做的，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随后这个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动弹，一点也不知道他被催眠过去后所讲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种情景是令人心惊的。但我对顾顺章说：“你不能把我催眠过去。因为我不相信你。我对你的一套方法，你所施展的那些能耐，我压根不听！”他只得说：“如果你是这样，我是没有办法的。催眠一个人首先得他相信我，听我的。”我过去听说过，有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抓去我们的同志，除一般刑具外，也用电刑，有时还使用催眠术来取得口供。但我自忖，我虽然冒着危险为党工作，可并不知道党内什么重要的机密。万一经不起催眠术，我失去知觉，不能自制，顶多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这些，国民党不是早就知道，而且还有意开脱过我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嘛”。我说是，不过是一死；我说不是，也仍是一死。因此我泰然处之。过了几天，顾顺章来闲聊时说：“国民党杀你，没有好处，不合算。现在外国人为了你在同国民党打官司。国民党也不敢放你，怕新闻记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你是在租界上被他们抓来的。实际他们在租界上也不止抓过你一个人，抓的人多着呢。外国人认为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早有意见。而你的事被闹出去了，外国也知道了，外国一些作家名人打电报来反对国民党抓你，要释放你。你有名气，事情闹出去了，外国人脸上也不好看，所以要和国民党算账，他们有一阵子价钱要讲咧……”
我不必追问，这些话我已经听到过了。自然，他说的“国民党杀我是不合算的”这句话还是打动了我，国民党抓我、关我、杀我，都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我想是的。但是，难道国民党只杀于他合算的人吗？胡也频有什么必要杀的？左联五烈士有什么必要杀的？蒋介石早就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反正落在人家手里，是不会有安全感的。顾顺章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同我谈判，也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只像不经意的闲谈，淡淡地提了一下，便又放过去了。
过了几天，顾顺章又提到这一点，还加了几句：“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我的处境同你们也有相似之处。我想，只要有一丝自由，我就能活动，就能远走高飞，我为什么要困在这里？”他好像真在说他自己。
我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叛徒、特务，在国民党那里，的确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他说想办农场等等，无非是骗人或者只是骗骗自己的鬼话。但是，我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无愧地回到党里去的。只要我有一点自由，我真的就可以远走高飞。如果我长期被密封在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窝里，的确是毫无希望的。我琢磨着如何才能改变一下关禁我的形式。我要求把我关进正式监狱，我以为去坐牢我就可以争取公开，可以和狱内的同志们和外面党取得联系。但他们置若罔闻，毫不理睬。看来这一条是无法办到的了。那末，我可不可以设法使他们对我有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监禁？只要争取到一丝缝隙，能从这缝隙里透过一缕新鲜空气，一线明媚的阳光，只要有一点点，就可能生出一点胚芽。发了霉的生物都能长芽，那末我能不能找到机会让我的生命生发出一点点幼芽呢？一切都需要有胚芽，有了芽就能生长，有了芽才能有希望成长。我现在被关在密封的罐子里，没有一丝空气，也就没有一点生机。于是我整天琢磨，我幻想我母亲到了上海，我幻想“他们”在同国民党打官司，而且一定在公开抗议，如为被捕被禁的牛兰夫妇，为廖承志、罗登贤等同志那样的呼吁援救呢。他们会不会为我请一名律师，争取找保释放呢？这些事过去在别的同志身上都曾有过的。我有时很兴奋，但有时又很颓唐。我明白这都是幻想，因为我不是关在监狱。国民党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逮捕了我，他们怕引起纠纷，怕得罪外国人，他们会死不认账；那末他们不会放我，也不会把我转送监狱。难道我就真的只能枉死在这间阴冷的厅子里吗？我辗转思索，这时脖子上的两条紫痕虽然已经平复，可是我心中的伤痕，每天都要烙得我心疼。
十一、欺骗敌人是污点吗？
一天，顾顺章把冯达找去谈话。回来后冯达说：“丁玲！过去我犯了错误，把家里地址告诉了别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我是没有前途的了。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我眼看着你自杀。本来应该是我死，而你却去寻短见，我怎能不痛苦？我唯一的希望、唯一一点要活下去的意义，就是想能帮助你得到自由，你能回到党里去。我以前不愿我们分开，现在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我们命定了要分开的，我一定得帮助你回去。我自己呢？你什么时候走了，我就什么时候走。我无别处可走，只好回广东老家。只要你还不自由，我就留在你身边。我对你没有要求，我知道你不会再爱我，你对我只有恨。但我希望你能懂得，我实在也不好受。一切都是我的错误铸成的，我只能怨我自己，恨我自己。适才顾顺章找我谈了一个问题，如何放你的问题。我简捷地告诉他你的态度。我说你宁可死，决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你放心，我决不会有什么事瞒着你。如果我现在还要背着你、同他们一伙对付你，那我成了什么人！别的不说，我们到底曾经有一年多的夫妇关系。”
我说：“拣重要的说吧。你说他们怎么说的，我该怎么做。”
他说：“顾顺章还是那末说，国民党不想杀你，杀你的确不合算。他们对你同对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自然希望你自首，站到他们一边，替他们做事；你自然不会干，这他们明白。但他们也不会放你，至少是现在不会放你。他说他个人以为，你不妨表示一下，可以归隐，归隐回家养母。实际归隐也可以说得过去，无害于人嘛，就说在家乡找一项职业，平平安安过日子。”
冯达又说：“我已经做错了事，我决不劝你、不拖你下水；你会以我为戒；但我也想，你的社会地位同我不一样。国民党对你同对其他共产党员不一样。徐恩曾说你不是共产党员，暗示了他不愿把事弄僵。这是他给自己留的一个台阶，也是给你一个台阶。自然这个台阶不容易下。只是，我以为老是想死，在毫无希望中想死也没有意义。难道就不能想一点点活的路子吗？只是不要像我，把回家的路切断了。”
我对冯达的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我认为他怕死，想委曲求全。我却抱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但我的心却也不能不有所动。遇到困难，总得想出办法克服困难。为什么不利用条件，准备条件，想尽办法争取保持清白，活着出去？难道只有死路一条？我并不怕死，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但活着才能继续革命，表明心迹。天下那样大，我生得有脚，难道我不会走吗？如果国民党真的让我回家乡，回湖南，总算比较自由了，难道我就不能再离开湖南，远走高飞吗？我既然已经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不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会暴露自己真正的政治身份，更不会在国民党面前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呀”那一套，我不会讲出同志们的住址，更不会出卖同志、连累同志。我说回家养母，有什么不妥呢？谁无父母？谁不养母？又是孤儿寡母！也可以回家，回家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再离开家嘛！但对国民党我决不能轻信，我这样做了，他们也未必就会对我善罢甘休。这样的戏，他们演得多了。到了晚上，冯达又说：“我想过了，对国民党为什么不可以欺骗呢！你写张简单的条子，不要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有什么不可以呢？等离开这里以后，再想别的法子；兵不厌诈嘛！我看，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我想，我可以考虑一下，应当仔细考虑，我反复思索了好几天。我想，对付杀人如麻、诡计多端的国民党反动派，革命者为什么那末老实，不能欺骗呢？但是敌人比狐狸还狡猾，我用什么办法能骗过他们呢？怎样既能欺骗敌人，同时又不伤害党、不损害革命利益呢？怎样才能使自己继续回到革命的大路呢？我应该继续跟敌人周旋，可以采用新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只是自己的社会经验太少，能力有限，得千万小心，不能授人以柄，不能伤害党，不能连累他人。
最后，我决定同意，可以写一张条子给他们，大意说我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出去后居家养母。我想，这样如果真能骗过敌人，我便先回湖南，以后再设法出来，就可以远走高飞，回到同志们中间；一时留在湖南，也一样能继续革命。我这样写无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清白，也没有断绝自己继续革命的道路，顾顺章拿来了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一张白纸，我就在那上边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还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这一句是按冯达的意思加的，表示我没有受刑，这张纸条不是刑逼出来的而已。我当时和现在都一直认为我写给国民党的这张纸条没有什么价值，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表示动摇、妥协。对敌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用处。对我自己，则可能是摆脱敌人的一种手段。因此，我相信，只要设身处地、客观地细想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我的困境，便不能借此说我有什么问题，更不能就此责备我有什么政治问题。以后无论旁人怎样说、怎样论定，怎样揪住不放，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错事。一九八四年中央组织部在为我彻底平反的文件中也说：“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一个星期以后，顾顺章传话说，明天可以动身，回湖南去。我赶忙问是不是恢复自由，由我自己回去。顾说：“派人送你去。到了湖南再放，就自由了。”我立刻明白，我并没有自由。而且我明白，他们想把我转移到湖南；到了内地，不只是没有自由，而是在地方军阀的封建黑暗专制统治下的更不自由。我回想马曰事变后的湖南大屠杀，那暗无天日的生活，比地狱还坏，还黑暗，还残酷。我在南京，是所谓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国民党担心我会揭露他们在外国租界非法绑架的罪行，更顾虑社会上还有入主持正义，进行声援营救。如果把我押送回家，落在湖南内地军阀的陷阱中，我休想能活着脱离魔掌。于是我斥责国民党的欺骗无信，坚持要在南京就地释放，坚持让我自己回湖南，坚决拒绝国民党派人押送。这样僵持了几天，我天天骂国民党不讲信用，顾川页章也不再来我这小院了。又过了几天，他却又来传话，希望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他们决定送我和冯达同上莫干山。我说，天气都冷了，已经到阳历十月上旬了，这个时候去莫干山干什么！但这是国民党单方面的决定，不是谈判，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赖着不走不行，骂也无用。三四天后只得动身了。国民党为了要加紧对我的防范和监视，决定在冬天把我禁锢在与世隔绝的莫干山上。看来他们对冯达也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在押送人员中，除了那些看守外，还增加了另一对夫妇。在一个天还不亮的清晨，我离开了王公馆，影影绰绰中我走出了一扇巍峨而并不辉煌的旧的大门，像五月十四曰在上海昆山花园路和五月卅一日半夜在南京的旅馆一样，我被一群人簇拥着塞进一辆轿车，离开了王公馆。那位王先生早已悄然隐去，再也没有露面了。
十二、莫干山的冬天
汽车围着太湖绕行，我无心观看车外的景色，一点也不理会什么“避暑胜地”。我的欺骗手腕没有成功，敌人比我想像的狡猾得多，但他们押送我到湖南的计谋也没有成功。我们还要较量下去的。现在我从南京一个阴冷的禁锢地转移到杭州的一个凄凉的禁锢地。我每次被迫坐上这小轿车，就感受到压迫。轿车就像小时候看过的小说上描写的囚车。这囚车比古代的囚车更坚固，更灵便，更可恨。古时绿林好汉可以劫法场，打碎囚车救出同伙，而现在要从这车里劫走“犯人”却要难上千百倍。一路我禁不住胡思乱想，愤恨难平，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山下。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原来这莫干山当年便是国民党蓝衣社培训特务的营地。
那山势陡峻，上山下山只有一条路，路口有哨卡。过了哨卡，我换坐一乘软轿迤逦上山。上得山来，拐进一个小山坳，这里有幢独立的小洋楼，楼前一块小草坪。楼内正房是两楼两底。我和冯达住楼上的一间正房，另一间由同来的那一对夫妇住。楼下有一间客室。楼内原来就有厨师、佣人。表面上这些是看房子的、收拾房子的，其实都是我的“监护人”。这天在客厅后半截吃的晚饭。吃饭时我一言不发，像刚到王公馆时那样消沉。这里虽然没有那阴森恐怖的场面来威胁刺激你，但前途也确像高山上的深秋一样，凉飕飕地等着暴风雪的来临。一切都与我无关、无缘、无情。我对一切便都冷漠视之。
这一带的小洋房都是单独的一小幢一小幢。从我们住的屋里可以望见远处那些隐约在树丛后边的红色的绿色的小楼屋的一角。看房子的人说，在这里避暑的游客早都下山走了；山上一条最热闹的小街上的小店，那些卖冷饮的、卖食品的、卖手工艺品的、卖百货的全部关了门，门上一把锁。太阳虽然有，但因两边都是山，太阳很晚才出来，很早就下去了。看房子的还告诉我，再过一个月就要封山了，大雪封山交通就断了。他们正忙着从山下买菜，往山上运柴；还在楼下客厅里安上了一个铁桶似的炉子，再过几天就要用木柴烧起炉子取暖了。在这里，白天我只能呆呆地坐在院子里，遥望那烟雾朦胧的远山和那由绿变黄的山谷，痴痴地追踪那翱翔盘旋的苍鹰。许久许久，从被捕以来强忍着未曾流出的苦涩的泪水，常常潸然挂满一脸。上山后才穿的一件赶制的不合身的棉袍的下襟里子，每天被泪水湿透了一层又一层，深灰的布面上全是一团一片的褪了色的渍印，好像是一块染坏了的旧布。我一生的凄苦生涯，我的艰难困危的挣扎都一起涌上心头。我整天坐在这初冬的寂静的高山上，向往宇宙中的一切。万物皆自由，唯独我被困在这离地面一千公尺以上的山上，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些受罪的神。我的心像滚油在沸腾在熬煎，但我却只能沉默无言。我要喊、要叫、要撞、要冲击！但又什么都不能，只能让泪水像涓涓的苦泉，一个劲地往下流，滴在衣襟上，滴入泥土里，到夜晚就又把枕头、被头浸湿。
来到这里，我曾几次抗议把我囚禁在这寒冷的高山，还禁止我出门。最使我心烦的便是一日三餐得陪着那位增派来监视我的、使人厌恶的从苏联回来的叛徒．后来他们才允许我能在山上各处走走。我自然又萌生了非分之想，每天都到外边游逛。先是那从苏联回来的叛徒紧紧跟在后边；后来我与冯达常常不等他们，不顾他们，自己往外走。走到山上，又走向山下。但不管走多远，总会有一位佣人忽然从那个竹丛里钻出来，笑嘻嘻地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每天都不顾疲劳地上上下下，却总也找不到一点机会。尽管我明明知道下山的路上是设有关卡的，即便我到了山下，也仍然走不出去；即使能偷着出去了，也会在公路上被抓回来。这里山上山下、四面八方都安的有密密的电话线路，我能走到什么地方？能躲到什么地方？
天气慢慢冷起来，十一月初山上就下雪了；不下雪的时候，也常常是云雾弥漫。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拥被而坐，喝点白开水，翻翻旧报纸。楼下客厅里的火炉烧得很旺、很暖和，可是我不愿意同那位叛徒促膝而坐。南京来的那群看守虽然粗野、无知，但还可以以人视之；这位高等看守，虽然吃过面包、读书识字，也能谈点政治时事，如当时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或者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说伕闻，但实在鄙俗不堪。我感到他的灵魂太丑恶，令人难受，听了他的一些言词就像吃了苍蝇似的只想呕吐。因此我整日整夜都呆坐在楼上屋里床上，以泪洗面。
冯达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来，我都把他当仇人似的看待。现在，我被隔离在这阴森的高山上，寒冷不只冻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绢、杯里的茶水，也麻木了我的心灵。我实在需要一点热，哪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和过来。这时我根本没有什么爱、什么喜悅，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末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我没有权利把她杀死在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我要挽救这条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美丽光明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哪里知道后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我的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甚至有时还要加罪于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让她从小到大，在心上始终划上一道刀口，好像她应该低人一等，她应该忍受一些人对她的冷眼和歧视。我有时不得不长叹：“这人世实在太残酷了，怎么四处都像那个寒冷的冻僵人的冰冷的莫干山的世界呢？”自然，我这样说也许是过分了的。当一九四。年、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我对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同志先后陈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是谅解的。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那时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对此是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曾为此黯然良久。他们说：“这是很难怪你的。”因此在我的心上永久嵌着这些同志的名字。
那一对和我们一同上山，派来监视我们的夫妇当然看得出我一天比一天憔悴、颓唐、沉默；更可能是他们也熬不过这严寒的日子。山上雪下得很大，那些挺拔直立的竹子都被压倒，横躺在地上。蔬菜供应也一天一天困难，那吃过苏联黑面包的家伙原来有肺病，以为监护我上莫干山他自己可以捞到疗养的机会，谁知时令不对，他天天唠唠叨叨，说咳嗽加剧了。这以后有一天，他宣布第二天启程回南京。果然一切都准备停当，人夫轿子、护送人员……在一片耀眼的雪光中，这个行列一步一步踩着一尺多深的积雪走下山去。
是快过阳历年的时候了，我摆脱了那著名的避暑胜地。
十三、该让母亲来南京吗？
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还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满地潮湿泥泞。我又冷又倦，缩在轿子里，蜷在车子里，任它颠颠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为我生病了，以为我快死了。过了一天一夜，我被送回到南京城里的一户人家，一户普通的住宅。介绍我认识房主人时，说是姓曹，称曹先生，高高个儿，像一个买卖人，很稳重的样子。他客气地对我说：“委屈你暂时在我这里住几天，房浅屋窄，照顾不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一声，我太太会替你办。”我这才看见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微微有点发胖的中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说道：“这院子里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坐坐玩玩，只是不好出大门。嘿嘿，这我们有责任，我们担不起。这条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难的。”我心里明白了，这里仍旧是监禁，只不过稍稍换了一点形式。这时，押送我们回来的那伙人好像已经把物件都移交给屋主人似的就走了。这一对曹姓夫妇便把我们引进一间房子，一间新的牢房。
这间睡房是这家院宅倒厅的侧屋，通厅子的门从外边锁上了，进进出出得走厢房。厢房没有住人，就成了过道．厢房有一个门通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妇住的。门上挂着门帘，我从来没有窥探过。也许这个门从那边锁着的，根本也走不过去。厢房外是天井，上边一小块天。天井前边是倒厅，走过倒厅是屏门，再走过屏门就该是大门了。在平常这是多么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后边是堂屋，堂屋后边是后院，大约都是南方老式屋子的式样，后房哕、厨房哕、下房哕、后天井哕，这都在我的视线以外，我也无心去走访。
那个曹太太好像很能干，她自己到我房中来端饭送水、扫地、抹灰，也不支使她家的娘姨。我每常看见她家娘姨把饭菜送到堂屋，再由她亲自给我送来。她家还有一个老太太，不知是姓曹的母亲还是岳母，她整天不说话，只坐在堂屋里守望着。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好像很安于寂寞，放学回来就独自一人在堂屋里或天井里玩耍，偶尔站在厢房通到我房间来的那门边，好奇地看看我们，像看动物园里的老虎似的。一招呼他，他回头就跑。
我终日坐在屋子里，从一扇小玻璃窗中望望天，或者从窗帘后看着堂屋里。这一家人，两夫妇、一老、一小、一仆，都像很有礼貌的人。他们不来盘查我的来历，我也无须了解他们的底细。每天碰几次面，点点头，疏疏落落，客客气气，倒也安静。阳历年过去了，我们是年前到的他们家。阴历年又过去了。大约因为家里住了我这样的客人，他们家过年过得真冷清，小孩放了一挂小鞭炮，年卅他们只吃四盘菜，也给我们分了一些。他们自己不出门，也不见一个亲戚客人来贺年。我心里明白，要从这里出走是困难的。他们还闪闪烁烁告诉我，巷子口上安的有人，这绝不是假话，不是为着吓唬我才说的。这时，半年多来，受种种折磨刺激，我的确病倒了，天天晚上发烧、失眠，像感冒，也像疟疾。冯达也成天咳嗽，整天都有低烧。这年三月间，在被捕之前，他已经发现患有肺结核，原打算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从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来的二百元稿费，就是为他治疗肺病准备的，可是现在我们谁也不愿说。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对方的身体在一天天垮下去，可是说又有什么用？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熬着、等着。
静中也仍然不能不思动，我不免总还要做着没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因为国民党曾几次改变监禁我的地点和一些形式，我便幻想是否可能还会有所变动。如果我能走出大门，如果我能够发一封信出去，如果我能争取到这位曹太太的一星半点的同情，对我生点惻隐之心，或者我能争取他家雇佣的娘姨替我跑一两次腿，不是很好吗？
我耐心设法主动地同他们接近一点。当曹太太到我房中来时，我留她坐一坐；当她的孩子站到我房门口时，我也逗逗他，问问他的学业成绩；我有时也跑到堂屋去和那位老太太搭讪几句。但不行，一切尝试、努力都落了空。我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这些雇佣人员都是经过选择，是愚顽可靠的人。他们对我守口如瓶，不露一点口风。那个曹先生整天不在家，晚上回来也只关在他们自己屋子里。我知道同他谈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他无非是国民党调查科下的一个小走狗，一个忠实的奴仆爪牙。他既无权，又无能，也没有胆量为我做一点小事，哪怕是给我通一点风、报一个信。他现在不纠缠我，不在我面前装腔演戏，就算够好的了，在这里比在王公馆时安静多了。我依然是一名未经判决的无期徒刑的囚犯而已。
三月的一天，曹先生忽然喜气洋洋地走到我们房里，笑眯眯地说：“徐科长吩咐我们替你们收拾房子，说要给你们自由，你们自己过日子。他们还说派人去湖南老家，把你们老太太接来。要是老太太能来，那就最好了。”他还问了一些关于我母亲的年龄、生活现状等等，语气中都表示他个人对我和我母亲的同情。这是两个多月来从他那里得来的唯一的一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