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堕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道：“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末，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与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还在政协小组会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当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纪律规定放在眼里。对冯雪峰的处理是开除党籍，降三级工资，仍然恩准留在北京工作。江丰呢，这样一位老党员，被划做美术界的大右派，也降了级而被留在北京。我呢，我不想留在北京，我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创作，可是“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看来，我比所有的右派都更罪大恶极！试问掌握我的命运大权的那些先生们，照你们用中宣部名义写的这封介绍信，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有条件从事创作，你们谁能批准哪个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触犯你们的权威，按照常例支付给我稿费呢？我明白了，总有那末几个人，不只要把我驱逐出党，赶出文艺界，而且还要趁此夺走我手中的笔，永远不让我再提笔写作。我去北大荒如从事创作，便不给工资，我只能靠陈明每月二十八元钱生活。党的一贯政策是战犯也给饭吃，关在牢里的死囚犯也给一碗饭吃嘛！这哪里是介绍我去北大荒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而是要我去冰天雪地，靠体力劳动去挣饭吃。我已经五十四岁了，我从二十二岁开始写作，我是一名作家，我究竟有多大力气从事体力劳动呢？更重要的是我拿着这样一纸以中宣部名义出具的介绍信，基层单位的同志将如何看待我。我成了一个被摒弃在人民之外，不齿于人民的人！我心里为此很不安，很愤既。我要去问他们，党规定的“给出路”的政策，你们就是这样执行的吗？我不相信这样的决定是通过了中央的。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绝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末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
王姐把饭端在桌子上，我一眼不看，王姐只好悄悄地又端回厨房。陈明远在东北，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我折腾了一整天，到深夜才稍稍定下心来。我想只有两条路，一是去找邵荃麟问个究竟；二就是拿这张“通行证”硬着头皮到北大荒去。如果去问，不论去问谁，一定是问不出结果的。他们可以推；甚至可以说组织上的结论就是这样。那末，我仍只得低头回来兜着走。我能抗拒这种待遇吗？我抗拒得了吗？半年多来，我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同这伙人纠缠！他们是一帮一伙，他们打着红旗，什么违反政策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我现在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那末，走第二条路吧。反正得离开北京，反正要到下面去。下边自然是按照上边的意思办事。但下边人多，群众中就没有一个头脑稍稍清醒的？何况我到下面去，不是去打官司，打官司的结果注定是要更坏的。下去就是过日子，日子总可以比在这里过得好些。至少有陈明在那里，他的微弱的力量，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支持。于是我下了决心了。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绝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
七、轻装
我一定要把在北京背上的包袱甩在北京，我一定要轻装上路。不是说要我“重新做人”吗？是这样的，我决心真正地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现在从零做起。不！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是从负数做起。因为现在已经不把我算是人了，我没有资格从人做起，我只应该从负数做起。既然已经是这样，关在北京将长此这样。不能等待，天上不会落下奇迹。因此要鼓起勇气，走到人群里边去。个别人口头上不希望我去，他们很会装模作样，好像同情我，可怜我，实际更愿意看到我从此萎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以此来证明对我的判决和处理是完全正确、大公无私的，是他们的不朽功勋。我不能顺从他们的心愿，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十多年革命战争的生涯教育了我，我深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自然，境遇不可能一下就好起来，不会出现奇迹，我在下面仍然会遭受白眼、冷眼，我一定还会听到唾骂和更多的闲言碎语。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难道我还没有遇到过？难道那些诬陷、那些唾骂、那些诅咒，这三年来我听得还少吗？我就这样鼓励自己，要像战争时期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的呢？在北大荒创业劳动的人民有什么可怕的呢？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只要我凭着一颗共产党员的心，真正地、长期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可以得到群众的理解，赢得群众的信任。我将在他们那里生活得愉快，我将重新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总是常常听到赞扬，受人捧场，因此自己得时时警惕。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日子过得总是顺利舒服的。而成为一个犯罪分子，一个睑上烙下金印，头上戴着大帽子的人，现在却要承受一切诅咒、斥责、指点、痛骂，就像一个人赤身祼体被严密包裹在一个满是钢针编织的麻包里，随时随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许多扎得令人心疼的钢针。大人先生们呵！你们幸运，可能是一辈子也不会体味到这种滋味的。你们只会说大话教训人：“要知罪，要坦白交代罪行，要深刻反省，要努力改造。改造你们的反动的灵魂！你们要重新做人！……”你们真是仰头望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呵。好像只有你们才是一贯正确，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曾经说过：共产党员要受得起冤枉。我第一次读到这话时曾经认为，在共产党内，一个共产党员会有冤枉可挨吗？我以为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党员。现在看来，我的确太过于天真了！
摔了跤，不管怎么摔的，总得自己爬起来，总得自己站住。党籍没有了，党籍并不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好坏。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青年近卫军》中就写过一段这样的故事。一个党的干部相信了一个有党证的党员，后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一个叛变过的坏蛋。他接受这次的教训，说道：怎么能凭着这一张小小证书来信任一个人呢？！现在，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我似乎明白了，有党籍的党员，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在党内不长的历史上，总会有少数那末几个想整人的人。但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谋求人类幸福进步的党，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很好的。在漫长、曲折、复杂的航道上，有时她可能会偏离大方向，有时甚至会被某些坏人操纵，但整个党和党所追求的理想、事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党不是哪几个人的，不是少数人能篡夺的。总有一天，理想终会要实现的，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斗争。现在我不是一个党员了，但我应该继续为党工作，要比一个党员工作得更好。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在逆境中也应该符合一个党员的要求。因为我不是糊里糊涂跑进党来的，我在党内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我应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也要明白告诉那些人，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丁玲绝不是一打就倒的虚弱的、纸扎的、泥糊的人。她会振作起来的。
八、前进
六月下旬，作协总务科代我买了去黑龙江哈尔滨的火车软席卧铺票，并且特地选派一位转业军人陪我同去，他也坐软卧。说是要把我一直送到农场，这可真是特殊照顾。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车票钱全要我支付呢？按常规说，“犯人”是应该由主管有司出路费，“解差”的旅差费更不应该派在我这个“犯人”头上。我相信在别的单位，大概不会这样。陈明他们去东北，便是农垦部包的专车，而且三个人有一个卧铺。是不是因为从五十年代初，我和白朗同志响应号召，不领工资，依靠稿费自给，这样，如今下放的旅差费也应该自理？管它呢，只要我手边还剩有几个钱，我是不会计较的。也许这只是个别办事人员一次意外的粗心？真是耐人寻味。
车厢外边，阳光照着辽阔的原野，生气勃勃，玉米已经长得很高，麦子更见茂盛，远山近树，一掠而过。我的心悬在高高的空中，恍恍惚惚。我应该想什么呢？我不能无所思索，更不能麻木不仁。可是回忆过去，我实在不敢回首，就让它统统成为过去的吧。想望未来，未来将是怎样的呢？实在是一个谜。车厢本来不大，对面又坐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奉命监视我的人。他们对我顾虑的是什么呢？死，他们不会担心，他们可能知道我是不会轻生的，我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二十五年前，在国民党的囚禁中，我自杀过一次，没有成功。现在我绝不自杀。怕我逃跑，也不是。如果我想跑，半年多来我是有时间可以跑的。但是，谁也清楚，我是无处可跑的。那末就是专门照顾我来的，但绝不会，他不像一个照顾我的人，他不会照顾。他只是奉命一路监视我。返回北京，他可以把我一路的狼狈相汇报给一些对此感到有趣的人听。但我还是摆脱这些思想，我装着什么都不了解那样，把他当成一个同志，一个曾是解放军的战士那样看待，我照顾他吃饭，照顾他休息，同他拉家常，聊天，以解他旅途的寂寞。他对我本来是谈不上有什么恩怨的。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即使他有些讨厌我，或者对我有戒备，那只是从他的领导人那里得来的。这怎能怨他呢？我们总算相处得可以。沿路也没有认识我的人，没有什么干扰。可以说，我还是比较平稳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哈尔滨。
九、陕北人
六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了哈尔滨。车站上很拥挤，全是不认识、不相干的人。没有一个来接我的人。我和作家协会特派陪送我到北大荒的那位转业军人从拥挤的人流中走到街上。我们往哪里去呢？只好拿着作家协会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去敲黑龙江省文联的大门。等了一会儿，我独个儿被请到楼上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宽敞整洁，阳光充足。我坐在一张软沙发上，感到很不相称。我的紧缩的心，和厌烦的情绪，使我希望赶快离开这里。我想我是不得已才来这里的，我不求别人什么，只需要有个人打个电话，为我们找个临时落脚的地方，能睡一夜，换张车票就行了。
不多久，从通里间的那个门口，走出来一个中年人，中等个子，白净面孔，看样子是个负责人。我不认识他，正要站起来，他却抢在前面走到我跟前要和我握手。我仓惶地不知道该不该伸出手去。他却和气地向我介绍道：“我叫延泽民，曾在延安党校三部，同陈明在一起学习过，我们不同一个支部，大约他不会记得我。”
我没有讲话，我该讲什么呢？
延泽民是黑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问到我这次的去向。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点。延泽民却严肃认真地说道：“陈明在宝清县，在八五三农场；怎么能介绍你去汤原农场呢？这是两个垦区嘛！你先在这里住几天，等我把事情弄清楚。王震同志正在密山农垦局，我打电话去问问。先安心住在这里吧，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我自然只能听他的。他告诉我他是陕北人。其实他不说我也听得出他的陕北口音。陕北啊！这是我经常用留恋的心情想到的地方。陕北乡音是多么纯朴浓厚、情意绵绵呵！我去北大荒途中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陕北人，是我的第二故乡的亲人，这该是一个好兆头！延泽民向他的秘书交代了一番，我便告辞出来了。
他们用小汽车送我去哈尔滨最新，也是当时最好的国际饭店。到了那里，服务人员带着笑容抱歉地说：对不起，已经住满了客人，无法接待。这样我们只好出来。我心里明白，他们不愿接纳一个“右派”分子，一只丑小鸭、癞蛤蟆怎能与那里的国际来宾和高级干部住在一起呢？看来还是延泽民太天真太不懂事了。那位秘书只好把我送到道里的马迪尔旅社去。这家旅社在一九四八年也是第一流的，不过十年以后，如今却显得陈旧和窄小了。其实住在这样的旅社对我现在的身份还是太过分了。我坦然无所谓地随着秘书走了进去。旅社的负责人把我安排在一间塞满五个床位的小屋里，这时住进来的却只是我一个人。房子是朝北的，有一个小窗户，屋子里显得很闷。我坐不下去，只好走出去，在旅馆门口透一口气，我慢慢走向松花江的江岸。那位从北京陪送我的转业军人无声地跟着我。我看到一个咖啡店，便进去喝咖啡。当我们回到旅社时，服务员告诉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延泽民同志来过了，并且把我的住房换到一间朝南的头等房间了。我进去一看，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像当年一样的明亮和华丽。事真凑巧，这房间正是一九四九年我出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途经哈尔滨住过的那一间。时过境迁，今昔难比，我怎么能不回想到当年的情景和现在的厄运呢？
十、马迪尔旅社
一九四九年的马迪尔旅社，真可算是冠盖云集。从北京来准备去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们，大部分都住在这里。我和画家古元同志是从沈阳来的。我于一九四八年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回国后没有去北京，就留在沈阳写作，写了《十万火炬》，写了《法捷耶夫访问记》等篇，兴趣正浓。这时北京来申让我去哈尔滨与“和大”的代表团汇合同行。代表团团员大都是知名人士，有的来自解放区，有的来自国统区。在举国欢庆革命胜利的时候，这群天之骄子都要倾吐久别重逢的衷曲，抒发彼此因山水阻隔，未能会晤的渴念心情。代表团里有风流倜傥、不可一世的老诗人、名家郭沫若，有诚恳待人的长者马寅初，历史学家翦伯赞，大画家徐悲鸿，著名青衣、一口好嗓音的程砚秋，还有老练深沉的刘宁一和热情才子、剧界先驱田汉、洪深，以及其他一些文学家、教育家、宗教界人士，真正是济济一堂。我常跟在老熟人郑振铎、曹靖华的后边。他们关心地询问我这十多年战争中的生活情况。我理解他们，我感谢他们。在一
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牺牲后，郑振铎曾冒着风险热心照顾我，他以《东方》杂志社的名义，预支给我二百元稿费，使我能把孩子送回湖南家乡。一九三六年在北平我找到曹靖华时，他热情地款待我。当他知道我急于找党要逃离南京，他从心里高兴，并且满口答应协助我。果然他为此辗转写信给鲁迅先生。这些人几十年来都是名实相符的正人君子，都是对革命、对革命者满怀激|情的人。郑振铎在一九五七年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我的大会)上，在高压的气氛下，作过一次很可怜的发言。他说他每次听到有人揭发我的材料时，他都大吃一惊，以为大约就止于此，不会再有什么了，已经到头了；但所谓揭发竟然连续不断，势不可止，我成了罪行累累、一无是处的恶棍。他真痛心难受，觉得自己可能太书生气、太不理解这个世界了。当时我了解他，他的确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忠厚长者。我不知道批判大会以后，有朝一日他清醒过来时他将作何思考呢？曹靖华在大会上没有发言，但后来他不得不写了一篇文章，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令旁人满意的内容，他只不过是说一些空话，说我和冯雪峰是开黑店的。我完全能理解，这些人一定得表态，否则，有人将把他看成是站在我一边的；而且他三十年代同鲁迅、秋白的友谊，这时对他也可能是不利的。
这时，我的孩子蒋祖林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他八岁到延安，是党把他培养长大的，准备派去苏联学习，还在待命。那年他正当十八九岁，秉性淳朴大方，深情却不窄狭，懂事明理，没有一些干部子弟的坏习气，不骄傲，有礼貌。在这样众多人面前，我觉得有这个儿子，是很幸福的。我从来都希望他快快长大，长大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成为可以同我谈心的朋友。一九五三年他去苏联学习潜艇制造，学期较长，一九五八年还没有回国。他现在该怎样了呢？他一定为我们伤心透了。我最难过的就是我使他们也陷入了不幸。我又完全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我的一对可爱的孩子，我只希望他们坚强。他们怎样理解妈妈都可以，我只希望他们切莫悲哀，切莫丧失希望信心。但怎么能够呢？一想到他们当前的处境，我的心就比什么都乱，恨不能捶打自己，怎样才能挽回这悲惨局面呢？
马迪尔旅社，屋宇内部，的确仍是光亮华丽，可是九年后的我，旧地重临，只能勾起无限感伤。我在这静静的屋里徘徊，我实在希望能早曰去到北大荒，到达目的地，能看见陈明固然好，即使一时见不着，也总能安定下来，在世界上重新占着一席之地，从零开始吧。
十一、初到密山
六月末的一天，凌晨四点钟，我到了密山。这是黑龙江省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城，离兴凯湖不远，在未开发前，可能是只有十七八户人家和两三个留人小店的一个边境小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为着军事上的需要，也为着经济侵略的需要，在这里修建了大营房，组织开拓团，开发这一片不毛之地。但是遇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他们没有搞好久。东北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北大营旧址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院。我的儿子蒋祖林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就穿着从河北建屏领到的一套薄棉衣，和几个同学，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学校学了几个月。这个地方真正兴旺热闹起来却是近几年的事。建国以后，王震同志出任中央农垦部长，大批铁道兵部队的官兵，每年绵绵不断地涌入完达山脉，虎饶地区，乌苏里江沿岸及兴凯湖畔，安营扎寨、屯垦戍边，大批长期鏖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鸭绿江边、大同江畔的英雄健儿们，放下枪支，拿起锄头，使这千里莽林荒原，迸发出青春的火光。在边境线上，几十个军垦农场兴建起来了。密山，便成了这些农场的指挥枢纽和后勤基地。城镇虽小，却充满了新生的气象。
东方升上来的太阳，照着我的身影。在密山，一个熟人也没有，我还只是孤身只影。车站很小，同所有的小车站也不一样。上下旅客不拥挤，也不会有来迎接我的人。但我看见这里人同人都是笑容满面，都是高兴地走过来互相说几句话，好像是老友重逢。开始，我不免有点担心：“该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吧？”但他们彼此之间也都是这样，看来，谁都不认识我。
怎么？是不是我脸上的“金印”淡下去了？是不是我的高帽子矮了？好像没有人想追究我是谁，只要是到这里来的，就都是农垦战士，各个农场都正需要大批的人手哩。他们一视同仁，把我当成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因为到得太早，密山农垦局的大门还关着，我便和我那位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大街上店铺也没开门，路上只有很少几个行人。一间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了不少刚下火车的人。我们去买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几只早起的母鸡在我身边啄食。我们又走向山坡，望见四面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个农场的路。我想，我将走向哪里？看来，这里就是我今后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做人”的起点了。幸好，我可以放心，这里的人还是很和气的。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了我带来的那份不光荣的介绍信，他们读过报(怎能不读报呢？)，开过会(怎么能不开反右的会呢？)，那他们将如何看待我呢？离京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劝我下来改一个名字，想来是有道理的。只是，我如果老是骗着人，骗取人家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好感，我心里可能会更加不安。两相比较，我想还是应该老实地对待群众，老实地对待自己，即使十分难堪，也属“罪”有应得，也是只有咽下去的。我反复想来想去，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八点钟时，我再去农垦局，王震同志还没来，我们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来往的干部，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外边世界严酷多了。我总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我的小房里看书，为了躲避人们审查似的问话或眼光，我又总是到外边散步，像幽灵似的在这个小镇上、在镇子的周围徘徊着。
密山，我是喜欢你的。你容纳了那末多豪情满怀的垦荒者，他们把这块小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发源地，是向地球开战的前沿司令部。当年威震湘鄂，后来又扬名南泥湾的矿工出身的王震将军，就常驻节在这里，指挥千军万马，向大自然挑战，勒令土地献米纳粮，把有名的北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这样一场与大自然斗争、与人们的好逸恶劳思想斗争的运动，怎能不激发我的战斗热情，坚决勇敢地投入伟大的建设者的行列中去呢？可是，我又感到我成了一棵严寒中的小草，随时都可能被一阵风雪淹没。我恼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坚强，我也不能冲破阻拦我与世隔绝的那堵高墙，我被划为革命的罪人，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过去曾深深憎恶那些敌对阶级的犯罪分子，现在，怎能设想别人不憎恶我呢？我曾以为只要我离开了北京多福巷，只要我生活在新的人群里边，我的处境就可以一天天变得好起来，现在，我到了密山，密山的人们对我不坏，我对密山的印象也很好。只是，那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在装成一个好人，一个心里无事的普通人的样子，才能得到这份平等对待。假如我露出了Сhā在我头上的标签，我还能这样平安无事吗？我就像发寒热病似的在不安中度日如年地过了一天、两天……
十二、见司令员
我在极度不安中用所有的精力准备着与王震同志的会面。记得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同志从保安到了定边的绍沟沿，前方的指挥员都集中到这里，研究怎样同胡宗南打最后的一仗。我在这里见到肖克，见到陈赓，后来又有一个穿狐皮领子大衣的军人走进窑洞，用湖南腔大声嚷道：“啊！听说来了一个女作家，在哪里呀？”当时，我很惭愧，没有说话。他似乎是在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们这里都是武将，没有文人。我们非常需要作家，是吗？”他又转向别的同志，然后高声笑着，走出去了。别人告诉我，他就是王震。以后大约我们还见过面，点过头。一九四三年，中央党校秧歌队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我跟着去了，但是没见到旅长王震同志。全国解放后，他去了新疆。一九五四年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散会时，我挤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着说道：“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读过了，写得很好。”我惊诧了，而且脸红了。我没有想到像他那样的武将，政务繁忙，会有时间读我的小说，而且还那末直率了当来了一个评价。我仓促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是感激地对他笑了一笑。这以后我们没见面了。自然，像他这样的红军将领，我很早就听到过许多对于他的赞扬，我自己也是容易崇拜革命家的，王震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就是有地位有分量的。但现在，我要到他的治下来接受劳动改造，现在要去见他，我将以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情，来向我向来崇敬的人谈话呢？自然，我现在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了，也不是曾得过他赞许的同志了，现在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是阶下囚，我将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呢？我能否继续把他当作一个最能使我敞开胸怀，掏出一颗受折磨的、虔诚的、破碎的心的同志呢？我能在他的面前为自己申辩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几个字吗？难道我只能把他也看成是一个神圣的法官，将要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认罪吗？……我在农垦局的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后来被领到楼上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还没来，有两个像是秘书的人陪我坐着，彼此都不说话，我等着那最紧张、最重要的一刻。
我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高声的朗笑，我自然地站了起来，没有低头，望着前方，一群人走进了屋。我张眼望去，王震同志正站在我对面，他落了座，也招呼我坐，我就坐下来了。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默默地把眼睛望到远处，是一副漠然的样子。他刚刚在门外还笑来着，现在，他不笑了，静静地，可能是正看着我吧。他用一种什么心情、什么眼色看我呢？我感到他可能用一个负责人的态度在对待我，他这时不会对我个人表示什么感情。我想，他过去并不很了解我，但是一定会听到过许多对于我的这样那样的诽谤，尽管他读过我的一篇小说。在漫长的经历中，他看见过的人，伟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无功无罪的都太多了。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在战场上同敌人肉搏，他爱同志，他对人民对战士都非常热情，但他也处治过人，他是革命将军。我也不是毫无阅历的，也算是会观察人的，不是一点不懂在什么时候最好怎么说、怎么做。可惜我就是不愿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一个人起码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便不声不响，什么也不说，等着他发话。
屋子里静极了，这时，没有旁人说话的地步，大家都看着部长，等他说话。
王震同志自然没有过去那样对我的笑容了，但也不过分严肃。他只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这几句话我永远记得，而且的确对我很有好处。但这时，我只想：这些话也对，但并没有说到要害，很难怪他呵！王震同志接着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我仍然没有说话，他便又说下去了：“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
他不再说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踌躇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想什么都不说，可是我突然说了：“契诃夫只活得四十年，他还当医生，身体也不好，看来他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最多是二十年。我今年五十四岁，再活二十年大约是可以的，现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三十岁，以前什么都不算……”说着说着，我发现自己在这时还说这些大话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约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扯起契诃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们之间还是隔有一座高山，这一点也不怪他，他是个好同志，在这种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即便是共产党员也是很少的，是极难得的。他真是一个有魄力、有勇气的同志，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则谈何容易啊！后来，他每年到垦区视察工作，还对我讲过许多话，给过我许多帮助，这都将在以后再说。
他给了我一封写给佳木斯合江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的信，最后说了一句：“安心等陈明，他一两天就要到了。”我告辞走了出来，孤单单地独自一人站在街头，无处可走。我慢慢走到山坡上，望着伸向远方的公路。陈明！陈明啊！你将从哪条路走来咧？
十三、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