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斩后奏”于安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曹获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
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在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钟之后，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肩负重任、身穿军装的张春侨，刚刚踏进上海，头一桩事情不是找中共上海市委，却是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
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下台之后，人们追查过，也只知那在子夜与张春桥同车前往安亭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个红卫兵，不知其姓名。
笔者在采访一位熟知当时内情的人，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据云，乃康生也。
包炮来到上海，结识了三十一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工总司”最初的“筹备委员”三十多人中，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王洪文整整大十岁，早在一九四九年入党。不过，耿金章只念初小，文化水平远不如王洪文。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当上了“工总司”
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目清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哦，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谈判，就在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谈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员”张春桥，另一方则是“工总司”正、副司令。潘国平是在得知张春桥要来安亭的消息之后，从南京赶来的。
张春桥很快就发现，潘国平能言善辩，乍乍呼呼，话虽讲了很多，没有份量。
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讲话不多，却都在点子上。
在潘国平讲了一大通之后，王洪文开口了，很简洁地代表“工总司”，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获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一路上，已经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一旦把陈、曹拉下马，那上海便是他张春桥的天下！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谈判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十二日早上八时，一辆大卡车驶往安亭火车站。张春桥站在火车上，冒雨向两干多上海工人讲话。他的左侧站着王洪文，右边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
张春桥重复着那些动听的话语：“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张春桥讲毕，王洪文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号召：“‘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
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挂通了北京长途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他“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浆糊未干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我从当年的“一月革命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幅纸上，字迹细稚，甚至把曹获秋写成“曹狄秋”，可见是出自“工总司”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签的“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录。各种传单上字句有出入）：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
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
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也来了。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获秋立即赞同。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是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
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茓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
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十六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
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在一个晚上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这个桀骛不驯的女人与江青、张春桥第一次结识，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
那天晚上，一串轿车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六十四号。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
在门口恭候的，便是聂元梓。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大操场，人山人海，北京大学师生们正在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光临。在燕南园稍息，江青、张春桥与聂元梓相见恨晚，正在热烈地交谈着。江青此行，本是为了宣布撤销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之职，而聂元梓以及她手下的大将孙篷一却谈起了另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常溪萍。
如果说，陆平是聂元梓心中的头号大敌，那么常溪萍便是二号仇敌了。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常溪萍被聂元梓恨之入骨，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当聂元样借助于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要聂元梓作检查……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托你一件事……”聂元梓见到张春桥，这么说道。
张春桥一时弄不清聂元梓的用意，支吾着。
“我写好一张大字报，批判常溪萍的，托你转交给上海市委。”经聂元梓说清楚了意思，张春桥大喜，当即一口答应。
原来，聂元梓是个报复之心极强的女人。她一听说江青、张春桥要来北大，便写好她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张春桥答应之后，聂元梓就把一大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打开大字报，飞快地掠了几眼，顿时乐不可支。那标题，就充满了火药味儿：《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江青和张春桥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连连抚掌而笑。
张春桥毕竟乃当世奸雄。他从聂元梓手中接过那卷黄纸，却并没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为这时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还需要保持面带三分笑的可爱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击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事情那么凑巧，四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曹获秋提前几天来到北京。张春桥来了个“借刀杀人”之计，把那卷黄纸交给了曹获秋，叫他带回上海去。
这，无疑叫曹获秋左右为难。带回去吧，势必会使常溪萍无端蒙尘；不带回去吧，这可是江青、张春桥交办的。
笔者从浩多的“文革”档案中，查到曹获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卜四日所写的一份手稿。虽然当时江、张正在“台上”，曹获秋还是如实写下自己亲历的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问，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好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宇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泉，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杜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几次推说没空，其原因显而易见——他在打“太极拳”！当曹获秋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确地答复。曹获秋继续写道：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康生。
康生迅即转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获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酒的字迹起了“旁证”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获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获秋：“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获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获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曾获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获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来广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厂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曾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张春桥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获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获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幸亏曹获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请后人。
曹获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获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祥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这是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十五层的高级宾馆。这座米黄|色外墙的宾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毕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一百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这次秘密会见之后，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驶进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挂着两只大喇叭，铁皮车厢紧紧关着门。
这辆其貌不扬的三轮卡车，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文革”
一开始，留学生们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
从宣传车上下来的，便是聂元梓和孙篷一。他们秘密地“下榻”于此，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猛烈攻势。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
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样，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第一二桩轰动全国的事件，即“《解放日报》事件”。红卫兵们要求把他们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是这一期《红卫战报》上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必须送到每一个《解放日报》读者手中，以求“消毒”。聂元梓、王洪文成为红卫兵们的指挥。红卫兵们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持续了九天九夜。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
（全称为“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深谋远算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跟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张春桥说着，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香烟，“‘丁学雷’、‘罗思鼎’都是你的‘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姚文元与上海丁香花园之间，架起了“热线”……
丁香花园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闹中取静的所在。这是一座不对外开放的花园，一道波浪起伏的围墙巧妙地砌成长龙卧地的形状，名叫“卧龙壁”。花园里古色古香，据说当年是清朝大官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所以得名“丁香花园”。
就在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严格地讲，那座楼不属于丁香花园范围）。写作组建立之际，正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时候。秀才们也真会动脑筋，取了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于是，上海报刊上常常出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真有“丁学雷”其人呢！
“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至于“罗思鼎”，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亦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叫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时，请朱永嘉帮助查阅明史资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文革”中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此处单表徐景贤其人。笔者曾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上海市监狱，对徐景贤作了录音采访……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
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
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做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八号，开过一家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间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一九○四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一九一七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一九二一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
一九二六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Ｇao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二十二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于，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
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一九二八年四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上海《申报》第三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
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篷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一九二八年八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一九三三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近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
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一九五七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二十来年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何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功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何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何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使徐景贤感到震惊，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够朋友了，连半点风声也不漏！
“姚文元”这名字变得炙手可热。一时间，徐景贤无法靠上张、姚那条船。他毕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张、姚看来，他是陈、曹线上的人物。于是，当“安亭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徐景贤所忙碌的事，竟是为陈、曹起草检讨书！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轰大嗡。
眼看着陈丕显、曹获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
形势不断吃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思鼎”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进行批斗。红卫兵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黑秀才”。红卫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二十八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发发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获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
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
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
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蓬一（聂元梓于十六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现把传单全文摘录于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