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旅程
回冀中，是孙犁的愿望。他说，他想回到家乡搞创作。领导部门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在东辽城自己的家里只住了四天，便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渡过滹沱河，向北面的蠡县县城走去。村里一个叫芒种的青年农民送了他一程，这个人的名字阴阳相互作用说明“气”的作用。主张“精思自得”、“观物，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风云初记》，而且是一个主角。在小说里，他先是长工，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和年轻指挥员。
孙犁去蠡县，是要找梁斌，梁斌正在那里当着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
冬天还没有过去，在雾中行走，恰似潜游于又深又冷的浑水里。太阳出来了，雾气散去，满树都是霜雪，银装玉琢，另是一番景象。那些年，他养成了走路行军的习惯，现在，行进在家乡静谧，和平的田野上，心里格外舒坦。太阳爬上了树梢，霎时间，给大地抹上了一层金子的颜色。此刻，他望着远村近树，披金挂银，不觉心花怒放起来。
傍晚，他到了县城，走进县委机关大院。这里原是一家钱庄，梁斌住在东屋。
在孙犁的印象里，梁斌朴实、厚重。他们最初认识，是在1938年春，孙犁到蠡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的时候，那时梁斌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1941年孙犁从山地回到冀中，参加编辑《冀中一日》，他们接触机会很多，便熟起来了。1943年，孙犁在繁峙县境内坚持了三个来月的反“扫荡”，在战争空隙，还翻越了几个山头，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正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到太原执行任务。
他们也有数年不见了，老朋友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就说好了孙犁下乡的地点。梁斌那里，有一个管文件的身材不高的女同志，姓朱，叫银花，孙犁就被安排到她家住的村子——刘村去工作。
刘村是一个大村子，孙犁进村后，按照约定，先找到银花家里，见到了她的妹妹——锡花。这是一家中农，锡花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儿，神态虽然透着明显的稚气，但热情、爽快，能说会道，很会办事，正在村里当着党支部委员。中午，她给孙犁做了一顿可口的家乡饭，使孙犁至今不忘：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锡花家里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穿着和外表都不像农民，而像一个城镇归来的商人。他脸上盖着酒气，不爱说话，在人前总像做错了事似的。在县城，孙犁听说他不务正业，当时猜想，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
锡花的祖父倒很活跃，有些江湖气，黑而健康的脸上，笑容不断，不像有七十来岁。凭着感觉和观察，孙犁推断他应该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他好唱昆曲，饭后，拍着桌沿，给孙犁唱了一段《藏舟》。这里的老一辈人，差不多都会唱几句昆曲。
孙犁以普通村民的身分，在刘村住了三个月，人熟地也熟，有些不愿意离开了。他在这一年（1946年）3月30日给康濯、肖白（《晋察冀日报》的一个编辑）的信里，这样描绘着自己的生活：“因为梁斌同志的照顾，我的写作环境很好，自己过起近于一个富农生活的日子，近于一个村长的工作，近于一个理想的写作生活。”①在这段日子里，锡花常到住处看他，有时还带些吃的去，有时也商量工作。孙犁也常到她家去坐坐，她也总是那样勤快活泼。孙犁这一年写的小说《“藏”》②，里边的女主人公浅花，就含着锡花的影子，或者说，是一个完全艺术化了的锡花：……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
总之，锡花是给孙犁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后来他到了河间，还给她写过几回信，锡花每次回信，都谈到自己的学习。天津解放后，孙犁进了城，才断了来往，不过仍关心着她，十多年以后，还向同住在天津的梁斌问起她的消息。梁斌告诉他：1948年农村整风时，她家好像有些问题，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农民指她家是“官铺”，还编了歌谣。锡花仓促间寻了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婚了事，好像很不如意。孙犁闻之默然，几乎是祝福式地发表了他个人的想法：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接近的群众并不多，对于干部，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很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
感情的变化，是复杂曲折的，当初不如意，今天也许如意。很多人当时如意，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但是，这一切都太主观，近于打板摇卦了。①打板摇卦也是一种期望，即期望着和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们生活得更好。孙犁对于他所关心的那些人们，总是怀着长久的系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刘村，孙犁住在村北头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这原是一家地主，姓郑，房东是抗日干部，不在家，房东太太也外出，看女儿去了。只有一个老佣人看家，并帮孙犁做饭，闲时也坐在椅子上陪孙犁说会子话儿。他叫白旦，在农村，是被看作缺个魂儿、少个心眼儿的那种人，其实却是极其质朴的贫苦农民。他有一只眼睛不好，老流泪，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有时，孙犁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他就静静地坐在台阶上，一时间，像失了思想的木偶似的，一动也不动。夜晚，孙犁在屋里点起一些秫秸取暖，他便蹲在一边，就着火抽烟。他的形象，在孙犁心里造成了一种沉重的感觉：“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无一瓦之栖，一垄之地。无论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还没有在其农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标志。”同样，在十几年以后，孙犁也把他的祝福送给了这位老人：1948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变得怎样了，祝他晚境安适。①郑家对门，是妇救会主任的家，在这里，孙犁却有一段他十分不愿意碰到的“艳遇”。
孙犁已忘记这家姓什么，只记得妇救会主任有一个男人似的名字——志扬。志扬的丈夫在外面跑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工于心计，一照面，孙犁就看出了她这一点。孙犁初到郑家，村干部很是照顾，她以为来了重要上级，亲自过来看孙犁，显得很亲近，一定约孙犁去她家坐坐。第二天，在平时人们吃罢早饭的时候，孙犁去了。她正打扫庭院，庭院显得整齐富裕，新油饰的门窗，闪着亮光。她叫孙犁到儿媳屋里去，儿媳也在屋里招呼他去。他走进西屋，却见主任还没起床，“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两只白皙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就像陈列在红绒衬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①见此光景，孙犁急忙却步转身，婆母却在外面吃吃笑了起来。从此，孙犁再没有到她家去过。
有时在街上遇到她，她也变得非常冷淡了。这并非因为孙犁的“迂”，而是因为她看透孙犁既不骑马，也不骑车，只是一个身着粗布棉衣，挟着小包东跑西颠的行脚僧似的干部。确实，孙犁进村以来，既没有主持会议，也没有登台讲演，她看准这种干部主不了村中大事，得罪了也没关系，更何必设局奉迎？
这户人家在1948年冬季被斗争。听到这个消息，孙犁一点也不惊异。
在这期间，孙犁曾将妻子和两个女孩子接来，同住了几天，为主人看家尽职的白旦，却有些不耐烦。在送她们回家的路上，坐在农村用牲口拉的那种大车上，因为天气还冷，妻子将双手Сhā在他的棉袄口袋里，在夕阳照耀下，她显得很幸福。在人生的长河里，这一瞬间的表情，永远留在孙犁的记忆里了。八年抗战，鹊桥难搭，她即将四十岁，脸上的皮肤，已变得粗糙了。
在村里，孙犁还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他叫郑松如，十几岁参加抗日，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工作，后来调到《晋察冀日报》，仍在印刷厂工作。两人虽然头回见面，由于经历相仿，所以谈起来非常亲切。
他脱离工作已经有四五年了，说起来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原来，他父亲多病，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继母足智多谋，一定要他回家；他不肯，声言抗日为重。继母便给他说好一门亲事，新婚之后，“枕边私语，重于诏书”，松年果然不再回山地，“脱鞋”，（妥协）了。
在革命队伍里，“脱鞋”是丢人的事，但松如此刻和孙犁谈起来，已经没有惭怍之态，倒是对孙犁困苦奔波的生活，时露嘲笑的神色。如此，每当孙犁好言相劝，谈到“归队”，他就托故辞去。
一天，他把孙犁带到家里去。那是一处富家人的大宅院，虽有破落之象，但规模未减，孙犁被让进洞房，看到了他那按年龄来说显得肥胖了些的新妇。新妇看见生人，溜下炕来出去了。因为是老战友，孙犁并不客气，靠在叠得很整齐的新被垒上休息了一会儿。这时，他打量了一下这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的洞房：阳光照在浸过桐油的崭新窗纸上，玻璃般明亮；用红纸剪贴的各式各样的纤细、精巧的花朵，把房间点缀得既富丽又温煦；房间的陈设，脂粉的香气……无处不洋溢着新婚的喜悦和美满的气氛。看着看着，孙犁忽然不安起来：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过于冷清之处久居，现在是，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之乡久处。……当然，这里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烈日当空，没有跋涉，没有饥饿，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①
孙犁告辞了洞房的主人，独自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那里只堆着一些破毡败絮，另外，还得自己去向村干部要米，自己筹划饭食。对于这种生活，孙犁并不觉得低下，相反，他心安理得，情绪高昂：生活啊，你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你进行得坚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吗？
“有的。”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②
刘村三个月的生活，是新的行程的开始，在这里，除了《“藏”》，他还写了另外两篇小说——《钟》和《碑》③。此外，他在这个村庄认识了文建会的一位负责人，这个人成了他塑造《风云初记》中变吉哥这个人物的一个依据；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物，读过《风云初记》的人该不会忘记他。
羁留河间
在蠡县刘村住了三个月以后，冰消雪化，春水融融，按照原来的计划，他本想由沙河乘小船去白洋淀。当时冀中区党政机关在河间，路过此地的时候，值“冀中八年抗战写作委员会”成立，又是王林挽留，他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一员，留在河间了。
区党委要他主编一个刊物，即《平原杂志》。他确实是“主编”，因为编辑部并没有别的人。地址呢，就设在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社的梢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连床带坐位都有了，床前再放一张小破桌，这就是编辑部。
接受任命之后，他邀集冀中区各个有关方面的人士，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议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然后他就脚踏实地地干起来了：上半月，他经常到各地体验生活，搞创作；下半月，回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就又走了。区党委看他太忙，打算调一个女同志给他当助编。一天上午，这位女同志果然姗姗而来，坐在了“编辑部”的门板上。她是柳溪，是新从北京来的洋学生，后来成为一名作家。孙犁在前些年得悉，她还是纪晓岚的后代。但在当时，孙犁却没有接受她当自己的助编，原因是：他觉得以前在山区时，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习惯了，添一个人反倒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便，于是回复上级，辞谢了。关于柳溪，我们不妨借着作家的笔，做几句交代：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①
没有助手，什么都得自己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又要下蛋，又要孵鸡。但刊物办得相当认真：每期都有一个中心，除去大家的来稿，围绕着这一中心，他每期都自己动手，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写到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回顾：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文艺界也有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新酒新瓶”，另一些人倾向于“旧瓶新酒”。孙犁是倾向于前者的，他在《晋察冀日报》上登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话，大意为，“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句话曾引起两位戏剧家的气愤，主张先不要讨论，要先编一部文艺词典，弄清名词再讨论。对于他们的态度，孙犁也很不满意，嘲笑他们过了二十年还没有编出这样一部词典。孙犁解释说，他那时的意思是：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②。总之，那时孙犁对于利用旧形式，是并不热情的，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当时的文字、文风，很不规则，措词也多欧化生硬”①。但这一切，都不要紧，正像他在《回忆沙可夫同志》的文章里说的：“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时爱上了什么，他也不以为怪，他知道这是会慢慢地充实改变的。实际也是这样。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当时是以固执欧化著称的，但后来他以同样固执的劲头，爱上了中国的‘三言’。此外，当时对《草叶集》爱不释手的人，后来也许会主张‘格律’；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跳动短句的人，也许后来又喜欢了字句的修长和整齐。”②现在，证实了他写的这些话，他自己也热心梆子戏、大鼓词和通俗文学的理论了。而且，他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对通俗文学的热心，还引起一些人对他的创作前途的疑虑。事实上，这又是多余的了，倒毋宁说，经过一些欧风的冲击，再经过一个时期对通俗文学和传统形式的执著的追求，他的文风锻炼得更加遒劲、圆熟了。
《平原杂志》出了六期，他仿照鲁迅编杂志的方法，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在有一期的编后记里，还特别介绍了陕北著名说书盲艺人韩起祥说的《时事传》，指出“韩瞎子”（这是他家喻户晓的名字）的成功不只在演唱技能，更在于他能接受新事物，善于创造进取，不死守旧的一套。他提醒读者注意这一场面：一面鼓，一副檀板，就可以吸引上千上万的人，里七层，外八层，围得风雨不透①。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孙犁那时为什么如此热心通俗文学的原因。他自己写了些什么大鼓词、梆子戏，我们虽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②，但肯定属于“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的那一类。
孙犁作为一代著名的编辑，他的有独特风格的编辑作风也在这时开始形成。他很注意参考前人编刊物的经验，特别是鲁迅编刊物的经验。鲁迅主持编辑或有密切关系的刊物，如《语丝》、《莽原》、《奔流》、《萌芽》、《文学》、《译文》等等，他都十分留心学习，特别是留心阅读鲁迅在每期刊物后面写的“后记”：
从鲁迅编辑的刊物中，我们可以学到：对作者的态度；对读者的关心；对文字的严肃；对艺术的要求。
对待作者要亲切也要严肃。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们的稿件上。熟人的稿件和不熟人的稿件，要求尺度相当。不和投稿者拉拉扯扯，不和投稿者互通有无（非指意识形态，指生活资料）。
……
改稿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认识的字，不知道的名词，就查字典，或求教他人，或问作者，这都是工作常规，并不丢人。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删可不删者，不删。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别是创作稿）。偶有删节，要使上下文通顺，使作者心服。
……
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有事写信商量。这样不干扰日常工作，保持编辑部正常秩序。鲁迅说，他从来也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来。①上述各点，是他多年实践的体会，纵不能代表他的全部编辑工作的经验和特色，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吧。
孙犁深通人情，对于投稿者的心理，是很能够体察、照顾的。他说：“敝帚自珍，无论新老作者，你对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没有不心疼的，如砍削不当或伤筋动骨，他就更会难过。如果有那种人，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这并不表现他的胸襟宽阔，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②他举出30年代文坛上的一宗旧案：《文学》主编者之一傅东华删了周文的小说，因删的太多而欠妥，周文找上门去，时称“盘肠大战”。他自己也有过文章被人乱改的痛苦经验，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③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但对于好的“改笔”，他一向是心悦诚服、乐于接受的。
除了编刊物，他还在河间第八中学教了一个班的国文。他这样做，除了有意模仿“五四”以来某些城市作家的职业习惯外，“还有调剂生活的意味，跑跑路，接近冀中的新一代男女少年，比只是编辑室好。”①说到生活，他在当时的生活还是很苦的。抗战虽然胜利了，也并没有脱离“游击”生活（何况，另一场战争已经接踵而至），“那时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②在河间的这一年冬天，有一天他的叔父来了。他正在下乡，叔父看见他蹲在炕沿下烧秫秸取暖，弓腰弯背，活像一个叫化子，就含着眼泪走了。
在河间的这一年，他还失去了父亲。那是他刚刚到河间不久，就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匆匆赶回家去，侍奉不及一旬，父亲就故去了。这个老人，自幼学徒，熬至一个县城杂货店的经理，直到老年，才回到东辽城自己的家中。一生所得，除买了五十亩地，还在村北盖了一所新房，另有牲口棚、草棚、磨棚，一家农民过日子的产业，总算都有了。父亲在世时，母亲说孙犁是个“大松心”；父亲去世后，孙犁忽然感到家庭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身上。
父亲很爱他，他也很爱父亲。延安归来后，父亲一时高兴，说了句待对的话：“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孙犁当时没有对。现在，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已经去世，他想对时，已经太晚了。
父亲起病并不凶险，只是耩地耧播，出汗受风。无奈日伪占领时期，损耗了身体，经不起折腾了。
孙犁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并且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一个石匠那里看了石料，请一位老战友写了一篇碑文，其中有“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等句。后来因为土改，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来河间，原是朋友的一番雅意，在他，则并非初衷，是“羁留”。但是，正像一粒成熟饱满的种子，落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开花结果了。
烈火在燃烧
抗日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解放战争的炮火就打响了。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即1947年的春天，冀中区党委发动大生产运动支援战争，各村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一过元宵节，各村的锣鼓、鞭炮声就渐渐稀少，地里的耕牛、车辆和吆喝的人群多起来了。
这个春天，孙犁以《冀中导报》记者的身分，随区党委有关负责人吴立人、孟庆山，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后来，他把这次随行的结果，写成《张金花纺织组》、《曹蜜田和李素忍》、《“帅府”巡礼》、《小陈村访刘法文》、《访问抗属》等短篇通讯。发表于《冀中导报》。此外，他还到了白洋淀一带，写了《渔民的生活》、《织席记》、《采蒲台的苇》、《安新看卖席记》、《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①等文章，也发表于《冀中导报》。这些文章，以真切的、朴素的白描手法，概略地反映了冀中地区人民的生活，使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战争中，冀中人民在思想感情和组织形式上，都更进一步成熟起来，向着新中国的方向前进了。
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茓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
上面是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郭沫若被称为新中国的预言诗人，那在烈火中获得再生的凤凰，曾被看作新中国形象。孙犁在冀中的土地上，看到了人民一步步组织起来，走向新生的过程，那里确实有鲜血，有烈焰，自然也有幸福，有创造：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①
不难想象，在过去，一些大席庄，是会利用席民这严重的困难，尽量压低席价，借牟大利，席民不能不忍痛抛售。
现在，以“专业苇席渔，繁荣白洋淀”为目的的我们的公营商店隆昌号，却从各地调款来，尽力支持安新的席业，保证席民的生活，和再生产。并且贱价出售粮食、苇，以增加席民的收入，和保证他们的生活。
……
这样，我就觉得，宏利席店就不只是一种商业组织，定会成为席民自己的一种组织。在这个血肉相关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安新席民生活、席民组织和安新席业的远景，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①困难是很多的，进步并不总是十分显著；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孙犁已经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上，展示未来的蓝图了。
生活总是这样，为了进步，不只需要作出牺牲，付出勤劳和汗水，有时候，还要蒙受委屈，以至付出更严重的代价。孙犁也有过这种时候。
这还得从头说起。1946年春天，他刚到河间，《冀中导报》给他登了有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位“作家”，——这在那时的冀中，是很少有的称呼——就想给他安排“重要职务”。这在别人看来，不啻蟾宫折桂，登龙有望。可是一打听，都说他干不了，因此终于没有做官。可是这条麻将牌大的消息，却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使他在第二年的土改中受到了批判。“虚名能招实祸，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①。
他是在1947年夏天，随工作团在博野县参加土改试点的，当时，他住在大西章村。有一天下午，他在村外树林散步，忽然看见贫农团用骡子拖拉地主，以示执行“一打一拉”的政策。孙犁见状，急忙避开。他不知是谁对政策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能够感到，越是“左”的行动，群众心里虽不愿意，也不敢说话反对，只好照搬照抄，听其蔓延。
我们还应该交代一下，由于父亲在外经营生意，孙犁的家庭，在他外出读书时已渐渐升为富农。有一次，他与王林骑车南行，想顺便回家。王林说：“现在正土改试点，不知你为什么还老是回家？”这话在孙犁听起来，自然是怕他通风报信的意思。战友的一时不理解，显然令他失望。他实在并无此意。抗战时期他回不了家，胜利后，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回家的。何况父亲新丧不过一年，家中还有老母、妻儿，也需要照看一下。
下面是孙犁关于1947年土改的一段纪事，文字虽然简略，却很传神，照抄如下：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分，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①他的家庭成分虽然是富农，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政治上稍有照顾。会后，他被分配到饶阳县张岗小区参加土改。去的那天刮着大风，他俯身逆行，只见飞沙扑面。张岗是一个镇，进村后，他先到理发店剪去长发，又到集市上买了一双大草鞋，向房东大娘要了两块破毡条垫在里面。时逢严冬，他就穿着这双大草鞋，每天蹒跚往返于雪封冰冻的张岗大街上，单看样子，有些像屈子行吟于汨罗江衅。
但是，他毕竟不是两千多年前遭到放逐的那位诗人，他是一名新时代的战士，他懂得怎样对待委屈。在张岗，他通过吃派饭、调查研究、开会动员等等接触群众的机会，和当地农民建立了真诚深厚的情谊。何况，农村风俗淳厚，对他也并不歧视。同志之间，也没有像后来的所谓划清界限之说。他在张岗大约住了三个月，这里有一个纸厂，负责人是张冠伦，每逢纸厂请客，或是集日改善生活，张冠伦总是把他邀了去，打打牙祭。太平年月，千金之赠，不算慷慨，困难时候，一饭之邀，就令人感到温暖如春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①他和张冠伦是1916年抗战胜利后在冀中认识的，张为人热情厚道，他负责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在一家场院里，设有两盘石碾，用骡拉，造的纸专供《冀中导报》用。
在这个小区，他还被分配到大官亭掌握过工作。这已经是1948年春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学，每天晚上，孙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课室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星斗阑干，甚或鸡叫头遍了。学校的老师们都和他关系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长总是把他邀来，并请一位青年女教师端给他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②吃饱了，就和老师们娱乐一番，他出的节目，照例是京戏。
就在这期间，《冀中导报》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批判。
问题弄得这么严重，主要和家庭成分有关，此外，也和“知名度”有关。先时，他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如《荷花淀》、《芦花荡》③等，曾由张家口电台广播，《晋察冀日报》加按语予以转载。他到河间后，《冀中导报》又登了那样一个短讯，称他为“名作家”，这件事虽然使他“苦恼”①，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听闻”。这些可以说是诱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两篇作品。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他到了旧游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本来也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关系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顾。那时讲统一战线，住宿并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篇题名《一别十年同口镇》的通讯，末尾讲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这些话，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文章里说的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会议上，这却是他受到批判的一个理由。再就是那篇发表于同年《冀中导报》上的《新安游记》②。新安地处白洋淀一带，地势很低，四面临水，在一个雾气很重的黄昏，他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转了转，回去很快写成了这篇小说，结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这就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652孙犁传
①
②《孙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里说：“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忧的很。”——《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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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性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①。
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②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出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性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根源，也还是一个“左”。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里答辩说：“……我觉得他（指白桦——笔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说《琴和寓》、《钟》③，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过至少是不尽公平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微不足道，但，“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谁能说像《冀中导报》上那样大事张扬的批判，和这些批评所表示的某种思潮没有联系呢？再让我们从头说吧。《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样的批判文章后，开始时孙犁受到一些歧视，后来大家也就见怪不惊、适应如初了。
在土改工作组，他认识了王昆，“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中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进城后尚有信。”①批判归批判，工作归工作，而且，对他来说，只要工作，就自然地孕育着创作的种子。事实证明，他在饶阳县张岗镇和大官亭工作的这段经历，后来都开花结果了。其中，在张岗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秋千》，在大官亭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石猴》、《正月》、《女保管》②。这几篇作品都是小说，但孙犁在记述个人经历的《〈善閛纪年〉摘抄》中，当吹他在大官亭这段生活时，却没有具体叙述自己经历的事件，只说“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③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助一下这些纪实性极强的作品，来展现一下他在当时的生活背景吧：大官亭是饶阳县有名的富村，这村里有很多的地主和财东。平分时候，这村的浮财，远近都嚷动。
大官亭附近有个小官亭，小官亭的浮财，账单不到一尺长，有几个妇女坐在炕头上，一早晨的工夫就分清了，可是人们还有意见，妇女们为一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她的花样好……。新农会主席就说：“别争了，你们到大官亭去看看，人家那里，丝棉绸缎，单夹皮棉，整匹和零头的绢纺，堆满五间大房子，间间顶着房梁。要像你们这么争起来，就一辈子也分不清了！”
“在那里主事的，可得有两下子，账房先生也得有一套！”妇女们说。
“一套还不够！总得有好几套。”主席说，“工作组是县级干部；账房是过去给七班管事的侯先生！”——石猴
正当小官亭的人们羡慕地夸奖着大官亭斗争果实的丰富，大官亭的贫农团却出了问题。原来做平分工作的老侯，因为拿了贫农团送了的一个拴在烟荷包上的石猴儿，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四乡传言，这石猴儿是七班的传家之宝，是他家祖上从云南做官得来的，能预测风雨，能驱病避邪……最后是，斗争果实中的好东西全让上边拿走，穷人只能分些破补拆烂套子。最初，小区区委书记老邴就批评老侯不该拿贫农团的石猴儿，现在事情弄到这样，他接受上级指示，查明报告，将石猴儿交回贫农团，调老侯到党校整风，自己也在贫农团代表面前做了检讨。当贫农团为老侯说情时，老邴说：“兴妖作怪不是猴儿，是我们的敌人，村里有看不见的无线电。老侯同志作风不好，叫人家借尸还魂，受点处分也不算冤枉。”我们无意在老邴和孙犁之间划等号，但我们相信，老邴经历的这些事，当年孙犁也经历过；否则，他不大可能在自己写的传记性材料中略而不谈，叫人们去参看《石猴》等篇。
在下面一段叙述里，他写的那个“李同志”，就更像他自己了：
……来时背着一条白粗布被子，穿一身黑粗布棉衣，对群众说：“你们看着，我带来这点家当，走的时候，多了一针一线，就是贪污了你们的果实。”……
李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大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每天召集会议，下午是新农会的委员会，晚上是新农会全体大会，这是一连串激动的热情的日子，繁乱沉重的日子，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已经鸡叫的时候了。
——女保管
但是，他也出了差错。由于他的“点头”姑息，分浮财时，某些干部先拿了自己中意的东西，结果，秩序全乱了：“每个人都记起了老婆孩子的嘱咐，挑选着合适的果实，包括衣服的颜色、身量、价钱。打算盘的不断出错，计件数的数了又数，衣裳堆也乱了，踏在脚下，压在ρi股底下，工作的速度大大减低。”女保管刘国花对他说：“我说老李呀！你这样信着他们的意，县里也快调你受训去了！”“老李”已经明白，由于自己的一个“点头”，造成了怎样的过失，他马上纠正了这场混乱。但是，一个荣军举着拐杖进来了：“不能分，要重新搭配！”
李同志说：
“不能再耽误了，万一我们要受了损失……”
“哪怕它损失完了哩，也不能叫少数干部多分！”别的几个人也跟着喊起来。
经过李同志耐心解释，总算把浮财分下去了，后来还是出了很多麻烦。李同志做过的实际工作很少，他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教训记在本子上：“当你做领导群众的工作时，不要随便摇头或是点头，口气也不要含糊不清。要深思熟虑，原则分明！要学习刘国花同志！”
在上面的叙述中，如果把“李同志”换成孙犁的名字，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正月》是写的小官亭的事情，但和大官亭也有关系，小官亭的妇女部长多儿姑娘，和大官亭的农会副主席刘德发搞上了对象，他们趁着土改翻身的喜庆日子，在正月里举行了一场移风易俗、别开生面的结婚典礼：大官亭的礼炮一响，小官亭的人们就忙起来，女代表同鼓乐队赶紧到村口去迎接。大官亭的人马真多，头车来到了，尾车还留在大官亭街里。两个村的鼓乐队到了一处，就对敲起来，你一套我一套，没有个完。两个村的小学生混到一块跳起来，小花鞋尖踢起土来，小红脸蛋上流着汗。
……
区长登在高凳上讲话，他庆贺着新郎新妇和两个村庄的翻身农民。
吹吹打打，把多儿娶走了。
在路上，多儿骑的小红马追到前头去，她拉也拉不住。小红马用头一顶德发那匹大青马，大青马吃了一惊，尥了一个蹶子就跑起来，两匹马追着跑，并排着跑，德发身上披的红绸搅在多儿的腰里，扯也扯不开。
关于他在张岗的生活，我们同样可以在《秋千》里寻到一些线索：
张岗镇是小区的中心村，分四大头。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一人分占一头，李同志还兼着冬学的教员。他在西头工作，在西头吃派饭，除去地主富农家，差不多是挨门挨户一家三天。不上一个月，这一头的大人孩子就全和他熟了。
……
这天，李同志拖着一双大草鞋，来到学校里，灯已经点着了。
一般说来，以上就是孙犁在饶阳参加土改的那段生活背景。解放战争的炮火没有燃烧到冀中，但在冀中可以闻到炮火的硝烟气息。中国的土地还在燃烧，但在熊熊的烈焰中，人们已经可以望见未来中国的形象了，这一形象也在冀中的土地上成长着。
孙犁没有到战场上去，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劳动，同样参加着未来中国的建设工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在这段日子里，他也遇到了一次火的燃烧——批判的火的燃烧，在这种燃烧中，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设计着自己的形象，以便走向未来，走向成熟。
总之，在双重的意义上，烈火都在燃烧，在烈火中的凤凰，只会变得更加鲜明、美丽。
滹沱河上的梦
自从1947年冬季土改会议以后，孙犁再没有回过家。当时，干部家庭成分不好的，都要回避。直到第二年夏收时，土改告一段落，孙犁才有机会回家。时隔数月，加以农村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巨变，孙犁对于妻儿老母的思念，是可以想象的。
家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是一场农村革命，他欣然接受这个变化，也免不了向家里人做一番宽慰和开导的工作。家中衣物均被封存，孙犁取自用衣物时，特请贫农团派人监督，一如《女保管》①中那位“李同志”进村时请群众看他的背包一样。
土改后，一时家中生活无着，他把母亲和妻子儿女带了出去，这是后话。
1948年夏天发了大水，这时，土改工作组的工作已经结束，他留在张岗写了几篇小说。创作生活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艺术上一丝不苟的人，那真是呕心沥血的工作；加以在这段日子里，他常常吃不饱，因而无形中损害了健康。
他写的是《光荣》、《种谷的人》和《浇园》①等几篇小说。关于《光荣》，他在晚年接待一次采访时，曾有如下对话：问：您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为什么？答：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
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②我们也很喜欢他这篇小说，愿意在这里向读者做一个介绍，也和作者重温一下他童年的梦。
这梦有些颠倒恍惚，扑朔迷离，差不多晚做了二十来年。因此，它没有出现在挖野菜、唱大戏、听说书的孩提时代；而是出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代。惟其如此，战争的烟云为这梦镶了彩，挂了金，使它变得更加奇谲、瑰丽了——七七事变。滹沱河畔的一个村庄。河滩上的芦草连成一片，长得十分茂盛，草尖上浮动着孩子们的各色各样的头巾。他们晃动着手中的镰刀，一面飞快地割着草，一面追逐打闹。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女孩子们的尖叫声总是传得更远……东西北三面忽然有了炮声。炮声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啮噬着和平人民的心灵。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没日没夜地从渡口仓皇南逃。农民很快明白，这里已经亡了国。
一声雷响，风雨齐来。高阳、肃宁一带出现了人民自卫军组织，接着，各村争相仿效，滹沱河两岸的土地咆哮了。
村庄里有两个男女少年：原生和秀梅。有一天，他们正在河滩割草，忽然发现芦草深处藏着一个逃兵。这时天色已晚，河滩上空无一人。在秀梅的鼓动下，十五岁的原生萌生了英雄思想，他想接近逃兵。比他更小的、穿着花鞋和短袖白褂的秀梅想帮助他，他拒绝了，这个一双秀气的大眼睛里放着光的小姑娘，只能拿着她那把明亮的小镰，警惕地守候在一边。她看着原生像猴子般绕到逃兵身后，接近了，更接近了……那逃兵已经很累，正埋头包扎脚上的潦泡；崭新的一支大枪看来还没有用过，就放在他的身边。原生扑上去，一脚把他踢趴，拿起枪就跑，秀梅也就跟着跑起来。卡枪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