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犁没有再去同口教书。这年秋天，滹沱河发了洪水；9月下旬，保定陷落。在孙犁的家乡东辽城，每天都可以看到从北面涉水过来的逃难的人群，他们扶老携幼，和站在堤上的人们匆匆交谈几句，便连忙往南走去。“就要亡国了吗？”堤上的农民望着茫茫河水，慨然地发着兴亡之叹。
随着这一幕逃难的景象，空前的民族灾难降临到冀中平原上，对此，孙犁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做了十分真实的描写：
第二天，雨住天晴，大河里的水下来了，北面也开了口子，大水围了子午镇，人们整天整夜，敲锣打鼓，守着堤埝。开始听见了隆隆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占了保定。大水也阻拦不住那些失去家乡逃难的人们，像蝗虫一样，一扑面子过来了。
子午镇的人们，每天吃过饭就站在堤埝上看这个。……
“看，飞艇，三架，五架！”
他们像看见稀罕物件一样，屋里的跑到院里来，院里的上到房顶上去。小孩子们成群结队的在堤埝上跑着……
逃难的女人回过头来说：“乡亲们，不要看了，快躲躲吧，那是日本人的飞机，要扔炸弹呢！”
没有人听她，有些妇女，还大声喊叫她们的姐妹们，快放下针线出来看：“快些，快些，要不就过去了！”
飞机没有过去，在她们的头顶仄着翅膀，转着圈子……
……
轰！轰！飞机扫射着，丢了几个炸弹，人们才乱跑乱钻起来，两个人炸死在堤埝上，一头骡子炸飞了。
飞机沿着河口扫射，那里正有一船难民过河。河水很大，流的又急，船上一乱，摆渡整个翻到水里去。大人孩子在涌来涌去的大浪头中间，浮起来又淹没下去，一片喊救人的声音。
日本人的飞机扫射着，轰炸着，河里的水带着血色飞溅起来。
……①
侵略者就这样把战争推进到孙犁的家乡，推进到滹沱河沿岸。这时，人民看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放下河南岸的防御工事，往南逃，县政府也雇了许多辆大车往南逃。有一天，郎仁渡口，有一个国民党官员过河，在船上打着一柄洋伞，敌机当成军事目标，滥加轰炸扫射。敌机走后，人们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弹头和更粗一些的空弹壳。”①这年冬天，冀中平原动荡起来了，几乎每个夜晚，都可以听到乱枪的声音，有绑票的，也有自卫的，有时竟如年关的鞭炮。有一天夜里，东辽城村的村长被人用撅枪打死在东街土地庙附近。孙犁不记得这村长是民选还是委派，只记得他家是富农，正房里悬挂着县长的奖状，小个子，黑脸，略麻，冬天有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有的羊皮袄，在街上走路时总喜欢提起皮袄右面开襟的地方，步子也迈得细碎些，他觉得这样才势派。他是深夜从一个相好的寡妇家里出来遭打的，被打死的还有送他回家的寡妇的儿子，不料这一次村长竟没死，第二天一早他又活过来。他死在第二次：1938年日军占领县城，地方又大乱，他在夜里被绑架到村外，割去棒棒，大卸八块。
有一些绿林式的人物也乘机而起，他们扯起“抗日”旗号，有时却扰民。性情粗野、桀骜不驯、能双手打枪的高顺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任丘县人，“七七”事变前已有百余人的武装，活动在文安、新镇和白洋淀一带，事变后他拉起的部队曾奉命到安平县整训、驻防，终因抗拒党的改造和图谋不轨被击毙①。《风云初记》中描写的反复无常、性情蛮悍的“大贼”高疤，就有这个人的影子。
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一味南逃的颓败情势下，有一支英姿勃勃的小部队却回师北上，这就是由团长吕正操（他出生于1905年，当时刚三十岁出头）率领的原东北军的六九一团。这个团队随国民党的五十三军退至大清河一带，就伺机摆脱了主力部队的辖制，单独北上。他们在石家庄东南的梅花镇打了一次胜仗后，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至晋县的小樵镇，经过讨论，甩掉了五十三军的番号，改称人民自卫军，“采用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并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官兵平等。”随后，人民自卫军继续北上，渡过滹沱河，进驻深泽县城。“在日军大举进攻，到处奸淫烧杀，国民党官兵溃逃，沿路抢劫骚扰，冀中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支戴有红星的抗日队伍，立刻鼓舞了渴望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广大人民群众。”②
吕正操曾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西安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北上抗日，就是贯彻了北方局“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北方局的预想：冀中抗日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了。
关于这段历史，《风云初记》作了极其真实的描述：这些日子，冀中平原的形势，紧张起来。日本人顺利的爬过黄河以后，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它的脚踝上，狠狠Сhā上一刀，并且割向它的心腹。起先，它没把吕正操这个名字放在眼里。这个年轻的团长，在整个国民党军队溃退南逃的时候，在大清河岸，抗命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挺身反抗的战争，扫除了在军民之间广泛流行的恐日情绪。部队损失了一半，青年将领并没有失望，他和地方上共产党组织的武装结合起来，在平原上坚定的站住，建立了一个光荣的根据地。当日本人明了吕正操竟是一个共产党的时候，才深深恐慌起来，它布置向冀中平原进攻，沿平汉线增加了部署，在北线，进占了河间，威胁着高阳。
……①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人民就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现在，威胁已经变成现实，变成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在强敌压境之际，人民一度苦于没有党的领导；现在有了党的领导，他们蓄之已久的抗日热情，便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这是他们进行的一场最自觉的战争：“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这只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牧着一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不只他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这只小山羊也不能活。”①认真说，在冀中平原，就是鸡，也学会了和侵略者作斗争。孙犁描写过这样一只鸡：由于敌人的不断骚扰，它已经习惯在树上睡觉、栖息。有一天，一个日本兵发现了它，便举枪瞄准。鸡见状哇的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直飞村外。日本兵紧追不舍，见鸡钻进一个大苇垛……这一次，他们在苇垛里遇到一个藏在那里的女孩子，挨了手榴弹。最后，侵略者用机枪归射苇垛，引起漫天大火。结果，不但女孩子（还有她的两个女伴）穿过苇垛向淀里安全转移，那鸡也从垛里钻出来，逃向茫茫的苇海了②。
总之，平原的动荡导致了一次火山爆发、一次真正的人民战争：
1937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③
孙犁也在这个大时代的推动下，走向了抗日战场。
本来，当国民党政权南逃之际，孙犁也每天站在村北的大堤上，望着茫茫的河水和逃难的人流，以及“国军”的散兵游勇，感慨不已。“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东北是①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出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的眼前是滹沱河水，其中也流着逃难人群的血和泪；但是，难道这半壁河山，就这样丢去了吗？
他剪去长发，农民打扮，也想南下；但苦无路费和去处。这时，从同口捎回来的服装，寄放在安国父亲所在的店铺里，被乱兵抢去，更增加了他的烦恼——不是为那几件衣服，是为破碎的国土和混乱的世界。
报国的时候终于来了。1937年冬季，他接到侯士珍一封信，是由安平县抗日政府转来的。这时，侯士珍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的身分，他在同口、冯村一带，和孟庆山组织抗日游击队，后称河北游击军。孟庆山是蠡县人，1931年参加过宁都暴动，经过长征到达延安，“七七”事变时，他正在抗大学习，受党中央派遣，回冀中开展敌后抗日工作②，是冀中抗战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风云初记》里对他做了细致、生动的描绘。
河北游击军成立以后，孟庆山任司令员，侯士珍是政治部主任。侯士珍的信，邀请孙犁到滹沱河北岸的肃宁看看，那里驻有抗日军队。孙犁于次日即整装——那不过是穿上一件灰色棉袍——赴安平县城，家里不放心，令堂弟陪去。在县城，见到县政指导员李子寿，转达司令部电话：让随杨队长队伍前去。这是新收编的一支队伍，杨队长土匪出身，队伍也不整饬，长袍、袖手、无枪者很多，一路上散漫无章，安平距肃宁只有七十华里，孙犁骑马，至晚才到。司令部有令：杨的队伍暂住城外。孙犁只身进城，至城门被岗兵用刺刀格拒，这种战时情景，给了他一种异样的感觉。经联系，先见到政治部宣传科的刘科长，很晚才见到他的老同学侯士珍。
肃宁城内大街，灯火明亮，人行如织；抗日队伍歌声四起，威武雄壮；饭铺酒馆也都家家客满，锅勺相击、借酒行令之声，不绝于耳。显然，在这个有抗日战士驻防的县城内，人们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他们尽情而大方地享受着这种安全感，虽然人人都明白，一场更残酷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侯士珍同爱人带着孩子茜茜，住在一家地主的很深的宅院里，身边放着上好了子弹的盒子枪。第二天，他对孙犁说：“这里太乱，你不习惯。”他便托吕正操的阎参谋长，带孙犁乘卡车去安国县。那天风大，他又取来一件旧羊皮军大衣，送给孙犁路上御寒。到了安国，又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的同学、同事，他们都在吕正操的政治部工作，有的还住在孙犁父亲所在的店铺里。朋友们见面，自然很高兴。不安的倒是孙犁的父亲，他看见儿子披了一件军大衣，还以为他投了八路军呢。
随后，孙犁同父亲回到东辽城，在人心惶惶中度过了一个春节。1938年初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移驻安平县黄城一带，那里正是孙犁的岳家。就在这时，“李之琏，陈乔到家来访，并作动员”①。这样，孙犁就在这年春季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他仍然穿着那件灰色棉袍，频繁地往返于东辽城和安平县城之间，从事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他首先在家里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这本小书，由政治部作为文件油印发行。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多年的历史动乱中，居然保留了一个复制本，使人们得以亲睹它的“战时风采”：
前奏。
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
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
下篇：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
三、怎样演出。
接着，他又选编了一本题名《海燕之歌》的诗集，收中外进步诗人的作品，在安平铅印出版。因为当时人力、物力都很匮乏，主事者还受到刚上任的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批评，以为这并非当务之急。不过，这本有着紫红色封面的厚厚的诗集，连同因为印刷技术问题留在封面上的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毕竟给抗战的文化工作壮了行色，留下了纪念。
后来，政治部宣传科介绍他去找路一。路一住在邻近的侯町村，正在组织一个编辑室，很需要他这样的人去工作。孙犁这样记下了他和路一见面的情况：“初见面，给我的印象太严肃了：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冬天的军装外面，套了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见到的风雨衣，腰系皮带，斜佩一把大盒子枪，加上他那黑而峻厉的面孔，颇使我望而生畏。”①在后来他和路一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很熟很要好，他知道路是很热情爽快的人。
在编印《海燕之歌》的同时，孙犁写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发表在《红星》杂志（路一主编）第一期上。“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②。在这之前，他在子文镇街头上认识了王林。王林是那时冀中地区资历较深的作家，他生于1909年，衡水县人，30年代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读书时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还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后逃亡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孙犁在《大公报》副刊上，曾经读过他的作品。现在，王林读到了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因其中引文太多了，他对孙犁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在孙犁听来，这是“客气地讽刺”，但当时适值抗战军兴，共举大业，同志关系，融洽无间，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做为主编的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还对经他手发表的这篇洋洋万言的宏文，非常满意，他把孙犁誉为“冀中的吉尔波丁”（按：吉尔波丁是苏联文学批评家，参加过国内战争，曾任联共（布）中央文学处处长），一再对人说：“我们冀中真有人才呀！”
不久，孙犁又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鲁迅论》，占了这张区党委机关报的一个版面。
对于这些文章，孙犁自己的看法是：“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①历史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冀中平原的“大风起兮”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武装队伍，也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文学队伍——孙犁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高呼“典型”——在抗战学院
1938年春天，除了用笔参加抗战，孙犁还做过短时间的实际工作。那时冀中区成立了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传部长。会后，他和几个人到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和这些县的新任县政指导员打了一段交道。后来这个组织为抗联代替，他就到新建立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
抗战学院设在深县，是为吸收和培养抗日的知识分子队伍，经北方局批准而开办的，由杨秀峰任院长。杨秀峰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界名流，又是有着国民党身分的秘密共产党员，由他任院长，有利于开展工作和团结、影响更多的抗日知识青年。学院分民运院、军政院两部分，前者设在深县第十中学，后者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地主的宅院里。两院均于7月招生，8月初开学，报考者除冀中知识青年外，还有平津流亡学生。学员入学年龄不加限制，有十二三岁的，也有三四十岁的；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小学生；还有少数农民和个别士绅。总之，只要识字和要求抗日，就可以应考。学院过的是军事化生活，常常夜间紧急集合、参加演习。刚入学时，有的男学员穿长衫、女学员穿旗袍或短裙，后来一律灰军装、打裹腿。伙食方面，每人每天五分钱菜金，一斤半小米。学员们用北伐战歌“打倒列强”的调子，唱着自己编的顺口溜：“小米干饭，小米干饭，辣椒萝卜白菜，辣椒萝卜白菜，吃个饱，吃个饱。”学院共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为抗战输送了一支干部队伍①。
孙犁是在抗战学院创办之初就到这里教书的。第一期，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政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下面是他的回忆：
民运院差不多网罗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教员都称为“教官”。在操场，搭了一个大席棚，可容五百人。横排一条条杉木，就是学生的座位。中间树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里讲课。这样大的场面，我要大声喊叫，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我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的提纲。每周讲两次。三个月的时间，我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刺杀，投手榴弹，很不相称。①他和教哲学的王晓楼住在一间屋子里。王晓楼是深泽人，除了他本人参加抗战工作，他把他的弟弟、侄子、侄女也都送来参加了宣传队（即火线剧社），是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中表彰的全家参加革命的“大家庭”之一：……王珂最小，只有十一岁，他的姐姐王瑜，也只十四五岁。这些少年男女，非常天真活泼。你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人民自卫军？”他们会回答：“打日本鬼子呗！”又问：“为什么要打日本鬼子？”他们就抢着说：“鬼子想灭亡我们中国，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再问：“你们会干什么？”“会唱歌，会贴标语，会宣传抗日……”“会跳舞演戏吗？”“这个不会，有人教，能学会。”……果然，他们什么都学会了。由王瑜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得观众声泪俱下，“打回东北去！”“收复一切失地！”……口号声响彻全场。王瑜每次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她自己就且泣且唱，感动得观众也和着泪水应唱。“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政治，艺术和政治高度结合在一起了。”①现在，他们教哲学的伯伯，也感到了孙犁碰到的那个问题：如何使教课内容和抗战联系起来？看来，还是这些孩子们取得了成功！
自然，这都是一些亲切的回忆。在抗战中，他们各自从事着自己神圣的事业，谁也没有失败。孙犁和他的同屋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和学员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学员送了王晓楼一个代号：“矛盾”，送给孙犁的是“典型”。因为他们上课，常讲这两个名词。深县驻军首长，送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有一天，他约孙犁去秋天的郊外武马。他先跑了一趟，然后叫孙犁骑上去。“马固然跑的不是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②
根据当年老战友的回忆，他在抗战学院的讲课，还是很受学员欢迎的。笔者不止一次听到过他的相当宏亮的谈话声音，他很随便地做过这样的介绍：“当年在抗战学院讲课，面对几百人，没有扩音器，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全是喊，练出来了。”没有热情或激|情的支持，没有听众的自觉配合，是很难一连喊上几个小时的。所以，老战友的回忆是信的。
在抗战学院教书时，他还为火线剧社编写过一个话剧——《鹰燕记》，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对抗战的认识转变过程①，可惜剧本已经佚失。但杨秀峰院长委托他写的抗战学院的校歌歌词，却靠人们的回忆保存下来了。“这首校歌，每天朝会时师生们要唱，剧团每次演出时也都要演唱，它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热血，像一把火炬，照亮学生们前进的方向。”②
歌词真挚朴素地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同学们，
莫忘记那火热的战场就在前方。
我们的弟兄们，正和敌人拚，奋勇不顾身。
记起那，大好的河山，被敌人强占，烧毁的房屋，荒芜的田园；记起那，曾被鞭打的双肩，曾被奸污的衣衫。
前方在战斗，家乡在期望，我们要加紧学习，努力锻炼，把刀枪擦亮，叫智慧放光。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歌词保留下来，孙犁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在1978年写的文章中，还这样说：“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我应命了，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①这首题名《冀中抗战学院校歌》的歌词，收入《孙犁文集》第五卷时，篇末署的日期是1938年8月，如此，它是和学院同时诞生的。
抗战学院是当时冀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革命学府，《风云初记》中的男女主人公芒种和春儿（他们都是冀中土生土长的青年农民），都曾在这里学习、训练，而其中的张教官，则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作者的面影。
在抗战学院开学一个多月以后，即1938年9月下旬，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来到学院“视察”。实际上，这一文一武的“主席”和“总指挥”，早在一年多以前炮声一响，就逃到黄河以南去了。不过，为了团结抗日，学院还是组织了欢迎大会。会上，张荫梧厚着脸皮丑表功，还批评学员高呼抗日口号是搞形式主义，学员们摆出事实，把他驳斥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当他要求把“抗战到底”四个字擦掉时，杨秀峰义正词严地指出：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大家就不要淋着雨来欢迎你们了①。关于鹿钟麟、张荫梧“视察”的情节，《风云初记》第三十九章有很详细的描写，但把欢迎大会搬到县政府门前，变成了群众大会；学员和张荫梧的辩论，变成了群众和他的直接交锋；杨秀峰驳斥张荫梧的话，由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高翔来代替了。现在，让我们欣赏一下小说中描写的这个场面：鹿钟麟讲完，是张荫梧讲。这个总指挥，用一路太极拳的姿势，走到台边上。他一张嘴，就用唱二花脸的口音，教训起老百姓来，手指着县政府的影壁墙说：
“谁出的主意？带那么个尾巴干什么？添那么些个扯鸡芭带蛋的零碎儿有什么用？”
“什么尾巴？”台下的群众问。
“那个标语！”张荫梧大声喊叫，“欢迎鹿主席——这就够了，这就是一句完整的话。干什么还加上‘抗战到底’四个字！”
“你们不抗战到底呀？”群众在台下说……“混账！”张荫梧喊，“在我面前，没你们讲话的权利！”
“你八个混账！”群众也喊叫起来，“我们认识你！”
“把‘抗战到底’四个字儿给我擦掉！”张荫梧扭着粗红的脖子退到后边去。
高翔到台边上来，他说：“我们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四个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我们这些老百姓，就不要淋着雨赶来欢迎你们了！”“对呀！”台下的群众一齐鼓掌叫好。
张荫梧显然看见了冀中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空前壮举，但是，惯会吹牛的他，却在日记里吹嘘起自己来：“此次北上，以省府之名为号召，以河北民军之武力为后盾，振臂一呼万山皆应，犹水之就下，沛然弗能御之也。”①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各抗日根据地。这年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形势日趋严峻。不久，敌人占领县城，第二期学员提前结业，分散活动，孙犁也准备过游击生活了。
游击生活
孙犁刚到抗战学院教书的时候，因为参加工作不久，家庭观念还很深，加以民运院所在的深县旧州离家不远，附近很多县城也驻有抗日武装，路上安全，所以有时骑车回家看看。
1939年2月初，抗战学院全体师生在饶阳、安平边界集合，准备化整为零，分散工作。为了准备打游击，孙犁回到家来，打点衣物。这时他才知道，村子里驻有队伍。
次日上午，一群学院的男女学员到孙犁家里看望，他又获悉，这些学员是来慰问一二○师的。这很使他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他向往已久的英雄队伍。而且，更令他惊喜不已的是，师部就驻在村里，贺龙将军住在村子的西头。
“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
“可以。”带队的男同学回答自己的教官，“回头参谋长给我们报告目前形势，你一同去听听吧。”
参谋长是周士第，住在孙犁三祖父家里。他住的是两间土坯盖的南房，破旧、阴暗，是过年时供奉家谱的地方。现在，悬挂家谱的那面墙上，挂的是一张很大的军用地图；参谋长穿一身灰色棉军装，站在地图旁边讲解着敌人的企图和我军的对策，显得十分英俊从容。孙犁的学生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教官，他高兴地说：“啊，你是搞文艺的呀，好极了，我们这里有两位作家同志呢，我请他们来你们见见。”
这两位作家原来就是何其芳和沙汀。他们随军出征，也都身着灰布军装，风尘仆仆。孙犁固然读过他们的作品，因为素不相识，彼此谈话很少。两位作家似乎也都拘谨，而且显得劳累，需要休息，好继续行军，参谋长就请他们回去了。这给孙犁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将军们，对文艺工作很重视，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非常喜欢和爱护的。……他请两位作家来和我们相见，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行，在参谋长的心中，对于他的部队中有这样两个文艺战士，一定感到非常满意。他把两位请出来，就像出示什么珍藏的艺术品一样，随后就又赶快收进去了。”①游击生活开始以后，孙犁带了一个流动剧团，到乡下演出。他们现编现演，剧情就是身边的生活事变，常常才挂上幕布，因有敌情又拆下来到别村去演。演员着戏装化妆转移，是常有的事。这个剧团活动时间不长，但它的基本演员，很多人在建国后成了名演员。
在敌人占领深县县城以后，孙犁和他带的剧团编入冀中区直属队。他当了一两天车子队长后，终因夜间骑车不便，又把车子坚壁起来，开始了真正的步行游击生活。每天，白天进村隐蔽，黄昏集合出发，从十里、五十里、百里，直至最多可走一百四十里。有时是坦途，有时是结有薄冰的河滩。走在队伍中间的人，说不清队伍有多长，在黑夜里，他们只认准前边同伴绑在背包后面的白色标记和十字路口的白色路标。行军中不许抽烟和咳嗽；为了掩护子弟兵的行动，冀中群众几天里自动把狗全部打死。这样，这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长长的队伍，在进行如此巨大的夜间转移的时候，除了在大地上留下的“踏，踏”的脚步声，什么声音也没有。孙犁用这样的文字，记录了这段生活：我们与敌人周旋在这初冬的、四野肃杀的、广漠无边的平原之上，而带领我们前进、指挥我们战斗的，是举世闻名、传奇式的英雄贺龙同志。他曾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我们对他向往已久。我刚进入革命行列，就能得到他的领导，感到这是我终生的光荣。所以，我在《风云初记》一书中，那样热诚地向他歌颂。①
现在，我们就把《风云初记》里的这段文字，也抄在这里：
……她们在村东头一家贫农的北屋里见到了贺龙将军。突然见到他，她只顾得浑身打量，好像在这位将军身上，每一个地方都带着红军时代的灿烂的传说，都是那些出奇制胜的英雄故事。
将军很是和蔼可亲。向她们致谢以后，他首先关心的是她们身体的健康。问到学校里的伙食，问到她们除去军事科目，平时还有什么运动？
……
乡亲们偷偷地问春儿：她会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司令？春儿保守军事秘密，只是笑着说：这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一位很能打胜仗的将军。乡亲们虽然闹不清将军到底是谁，可是他们知道：这一准是真正老牌的八路过来了。
一开始就是紧张的行军。春儿还没经历过这样的行军，行军是从每天黄昏开始……
深夜里，春儿看见过那骑在马上的将军。他们有时停在村庄的边缘，从马上跳下来，掩遮着一个微小的光亮，察看地图和指示向导……有时他们闪在一旁，让队伍通过，轻声安慰和鼓励着每一个人。
到了宿营地点，战士们都睡下的时候，他们又研究敌情，决定行程。①
这里写的行军生活，正是孙犁经历的那次行军生活。“这次行军，对于冀中区全体军民，都是一次大练兵，教给我们在敌人后方和敌人作战的方法。特别是对冀中年轻的子弟兵，是一种难得的宝贵的言传身教。”②孙犁说过，抗战期间他练出了两个本领：一是面对几百人，不用扩音器，大声讲课的本领；一是徒步行军的本领。“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因为职务和级别，我始终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匹马。我也不羡慕骑马的人，在不能称为千山万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练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功夫，多么黑的天，多么崎岖的路，我也很少跌跤。”③这是真的，就是在他的晚年，只要看看那双有力的长腿支撑着的瘦而结实的腰板，仍然给人一种硬朗的感觉。记得是70年代末，他对笔者说，他每天早晨还要在多伦道216号大院里跑跑步。那当然是慢跑，“所谓跑，就是使身体颤起来。”他说。但是，只要能使身体“颤”
起来，那也就是跑的动作了。而那时，他已年近七旬。
且说他在抗战初期的游击生活吧。前面提过，他不是当了一两天的车子队长吗？这个队长，是冀中抗联主任史立德指定的。“他的委任，并非因为我德才资都高人一筹，而是因为我站在这一队人的前头，他临时看见了我。”①是否如此，且不管吧，因为我们还记得，在1938年春冀中区人民武装自卫会成立时（吕正操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是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传部长。从宣传部长到车子队长，虽不算升迁，也是理所当然。
总之，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了。他的夜晚骑车技术，实在不很高明，常常摔跤，以致引起后面部属的“抗议”；而他对自己部属的评价，也确实不高，但终归还是谅解了：说实在的，这个抗联属下的自行车中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都是些新参加的青年学生，他们顺应潮流，从娇生惯养的家里出来，原想以后有个比较好的出路。出来不多两天，就遇到了敌人的大进攻，大扫荡，他们思家心切，方寸已乱。这是我当时对我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的基本估计，并非因为他们不服从或不尊重我的领导。②随后，孙犁和另一位姓陈的同志奉命去深县南部一带工作。一天清早，他们离开了大队。战争的气氛笼罩着初冬的田野，四周寂无一人，恐怖而荒凉。他们一面骑车前进，一面注意着有没有敌情。他们都是安平县人，路过县境时谁也没有想到回家看看。天快黑时进入深县境内，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大陈村老陈的二弟陈国栋家里吃饭住宿。孙犁见过这个在村里教武术的愣小伙子，常跟人打架斗殴，但在大节方面是不会有问题的。
他们进入大陈村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村子很大，却遇不到一个人。在一个大梢门前面，他们刚敲了两下门，就听见几个人上了房：
“什么人？”房上的人问，同时听到拉枪栓的声音。“我们找陈国栋。我是他的大哥。”
房上的人嘀咕了几句，回答：“没有！”
紧接着就是一枪——幸好是朝天打的。
孙犁和老陈踉跄登上车子，弯腰逃去，听到房上说：“送送他们！”
随着一阵排枪，子弹从他们头顶上方“丝丝”飞过。他们一口气骑到村南野外大道上，两旁都是荆子地，孙犁倒在里面了。
抗战胜利后，孙犁见到陈国栋，问他：“那次在大陈村，你在房上吗？”
“在！”斩钉截铁般地回答。
“在，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黑灯瞎火，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你哥哥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吗？”
“兵慌马乱，听不出来。”
“唉！”孙犁苦笑了一下，“你和我们演了一出古城会！”抗战爆发后，这是他遇到的第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
阜平纪事
“古城会”以后，他们连夜往深南赶，天亮时在一个村庄前面遇到了八路军哨兵，找到了他们所要去的一分区，会见了一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深县县长。县长交给他们一台收音机，叫他们每天收听和油印一些新闻。从此，他们就驮着这台收音机打游击，夜晚在老乡的土炕上工作。有时抄完新闻，老陈睡下，孙犁喜欢调低声音，收听一段京戏。这时老陈总要劝诫他“节用电池”。其实，那时我方还没有电台，收听到的国民党电台播出的消息，参考价值不大。孙犁明白，上级交给的这台收音机，不过是叫他们负责保管，不一定为了收、编新闻。
在深南隐蔽了一段时间，冀中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善閛纪年〉摘抄》里过这样一段话：“曾冒险回家，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到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①总之，冀中区的形势变得严酷起来了，1939年春天，他和老陈奉命越过平汉路，到路西的山地去工作。
此举是王林来深县传达的黄敬的命令。去路西之前，除开了组织介绍信，王林又以某地委书记的名义，给黄敬写了一封私函，详细说明孙犁在冀中区工作的情况，言词间颇带赞扬、推重之意。孙犁那时还没入党，迂挚地认为，“既是抗日工作，人人有份，何必做私人介绍？又没有盖章，是否合适？”②在路上，他把信扔了。
夜晚过路时，遇上了大雨，雨中爬了一夜的山。妻子亲手缝制的平原人家的布鞋底，穿了两个大洞。过路后，见到育德中学的同学刘炳彦，他比孙犁低一个年级，原来也是文学爱好者，战争改变了他的道路，他拿起枪来，成了一名骁勇善战的团长。现在，他送了孙犁一支银白色的手枪。
到了晋察冀边区机关所在地的阜平，负责组织工作的刘仁，骑马来到他们的驻地。经过分别谈话，老陈很快有了工作，而他却住在招待所，迟迟不得分配。他每天爬上山头，东迎朝霞，西送落日，很有些惆怅之感。后来黄敬从冀中区来到路西，刘仁问明情况，才分他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从此，他明白了介绍信的重要性，“参加革命工作，并非像小说上说的，一进来，就大碗酒、大块肉，论套穿衣服，论秤分金银，还有组织审查这一道手续。”③孙犁看到，党的领导部门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作。抗战开始不久，各根据地就办起报纸，成立了通讯社。晋察冀通讯社是1938年冬季成立的，各分区成立了分社，各县、区宣传部门，设有通讯干事。
晋察冀通讯社驻阜平城南庄，主任刘平，身材不高，好抽烟斗，温文尔雅，能写当时胡风体的文艺论文，据说刚从北平出狱不久。孙犁分在通讯指导科，科长姓罗，宁波人，学生出身，后从抗大毕业，孙犁对他的印象，却极其不佳：此人带有很大的洋场恶少成分，为人专横跋扈，记得一些革命和文艺的时髦名词，好给人戴大帽子。
记得在边区记者协会成立时，我忘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就说是周作人的理论。这种形左实右的人，在那时还真遇到不少，因为都是青年人，我置之不理。
……他平时对我还算客气，这一是因为我年事较长，不与人争；二是因为我到社不久，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得到铅印，自己作品，封面上却写上集体创作，他以为我还算虚心，有可取之处。那时，因为伙食油水少，这位科长尤其嘴馋，我们在业余之暇，常到村外小河芦苇深处，掏些小沙鱼，回来用茶缸煮煮吃……每次掏鱼，他都是站在干岸上，很少下水，而且不断指少划脚，嘴里不三不四，使人生厌，兴趣索然。①
孙犁和他同睡老乡家一条乌黑发亮的土炕，不但没有枕、褥，连一张炕席也没有。孙犁常失眠，有时半夜趁着月光，看见他也睁大两眼，想着心事。原来他正在和社里一位胖胖的女同志偷谈恋爱。后来他们终于结婚，一同调去平北游击区工作。在一个星期六，他骑马去接妻子，路上与敌遭遇，中弹牺牲。听到他的死讯，孙犁深为惋惜。
孙犁在通讯指导科的工作，是每天给各地通讯员写信、联系，写信多时可达七、八十封。他并且很快编写出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即上面讲到的那本署名“集体创作”的书。可惜后来此书失存。
孙犁清楚地记得，在那些年代，“我们培养出大最的优秀的通讯员和记者，也牺牲了很多年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工作的骨干。”他说：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
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取信当世，并可传之子孙的。①
孙犁也当过记者，但是，却不很成功。
在分到晋察冀通讯社的这年冬季，他到雁北进行了一次采访。这时机关已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一个处于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十几户人家的村子。他从这里动身，同行者还有董、夏两位。夏似乎是党员，社长虽未说明由他负责，孙犁揣情度势，认为他在三人之中更被信任。雁门关以北统称雁北地区，那里冰天雪地，春风不度，大雁也不往那儿飞。出发时，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短小而不可体的中式土布棉装，特别是孙犁，因为个子高，穿上这套棉袄裤，手腕和脚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着。另有一顶毡帽，形似未充气的皮球，剪开一半，翻过来却可以护耳。此外，腰间缠上一根布带，——这样一来，上装更有捉襟见肘之虞，但可以更有效地抵御雁北的风寒。何况，和当地农民比较，这已经是很优越的装束了。
去雁北的路很难走，他们又多走僻路，爬山涉水不用说，有时还要从只有走兽才能攀援、穿过的山峰中，相互提拉而过。这样走了几天，终于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行署所辖范围，主要是应县、繁峙一带。行署主任王斐然，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时的图书管理员，他是大革命失败后到育德任职的，那时他整天穿一件不很干净的蓝布长衫，行路、举止显得蹒跚而潦倒。现在可是意气风发、一改旧观了。
这时王震的部队正在雁北活动，他和老茧做了一些日子的随军记者。孙犁跟随一个团活动，团政治部主任，每餐都把饭盒里的菜分一些给孙犁。那些年，他经常遇到这样年轻好客的指挥员。一次部队集合，山下朔风呼啸，老董把自己穿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脱下，让孙犁穿上，这件事也使他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
敌人很重视雁北，屡次“扫荡”。当敌人故伎重演时，孙犁回到行署，他有些依赖思想，就跟着行署主任转移。一天来到某村，正要吃炖羊肉，还没烧熟，已从窗口里看见山头上下来日本兵。他们放下碗筷，往后山疾跑，下山后就是一条结了薄冰的河，王斐然穿着羊皮袍子，他穿着棉裤，硬郯过去。
过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随即结冰，盔甲似的哗哗响着，行走十分不便。
他发起高烧，王斐然找来担架。夜晚，爬上一处高山，将他放在一家无人住的农舍外屋。高烧中，他断续听到地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谈话声音。书记要求高度疏散，问主任还带着什么人。回答说有一名记者。
“记者为什么不到前方去？”
“他病了。”
以后，王斐然虽然也有烦言，孙犁还是很感念他，因为在紧急关头，得到了他的照顾。“不然，战争年代，在那样人地两生的荒凉之地，加上饥寒疾病，我一个人活动，很可能遇到危险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①年关将近，他和董、夏回到了通讯社。孙犁当然不满意自己的采访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一天的工作》。这篇作品，现在是《孙犁文集》的“开卷第一篇也”，文末署：1939年11月15日于灵丘右矶。
对于他们的这次采访，刘平在会上委婉而严厉地表示了不满。
他知道，夏一个人向领导作了汇报。而且他还知道，这个人本身散漫，却好对别人造作谎言，取悦领导——我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人在战争打响时，先叫别人到前方去；打了胜仗慰问时，他再到前方去。对于这样的记者或作家，虽是领导，我是不信服，也不想听从的。
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此次出师失败，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孤僻。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②这期间，他认识了当代的一些英才彦俊，这些抗日风暴中的热情歌手，更值得他去怀念。晋察冀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他们多半是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但是，不到几年，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好几位初绽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们击风搏雨的歌声和英勇挺进的步伐，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也希望，这些烈士的英名永远刻印在时代的丰碑上。
穷山恶水，伙伴情深
从雁北采访回来，就过春节了。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家过年，东望冀中，他仿佛看到了吞没在硝烟中的故乡平原，心情十分沉重。
年三十晚上，房东来到他的屋里，恭敬地把一个黑粗瓷饭碗和一双荆条做的筷子放在炕沿上：“尝尝吧。”
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孙犁非常感动地接受了他的馈赠。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单身汉：干黑的脸，迟滞的眼神，粗筋祼露的大手，话不多，甚至连笑容也带着愁苦……这些特征，也是孙犁在冀中农民身上看惯了的。
这里的生活，却比冀中更苦。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可耕地极少。人们常常看到，住在向阳山坡上的农户，把房前房后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凡有泥土的地方，哪怕只有炕席或方桌那么大，也都因地制宜地种上庄稼。这样，在秋收后，他们的房顶上、屋檐下、门框和窗棂上……便挂满了红、黄、赭、绿等各种粮穗和果蔬。但是，以这种方式换来的收获终究太少了，他们不得不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这里的农户，每家院子里都放着几口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各种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冀中，荒年时才吃树叶，而且多半是榆、柳的嫩叶。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是巴掌大的蓖麻叶，都往缸里泡，上面压上大石头，一任风吹日晒雨淋，夏天，蛆虫顺着缸沿乱爬。吃的时候，拿到河里洗净，切碎后加一点盐。
房东这天拿来的酸菜是白萝卜的缨子，这是因为过年的缘故。
孙犁多次谈到他在晋察冀山地里的生活情形。抗战初年，在冀中吃得还好，因为有家庭的接济，可以经常下小馆。1939年到阜平后，便过起每日三钱油、三钱盐的生活，而且常常吃不饱。哪里能吃得饱呢？“菜汤里的萝卜条，一根赶着一根跑，像游鱼似的。有时是杨叶汤，一片追着一片，像飞蝶似的。”①吃不饱，就喜欢到野外转游，例如像前面说的，掏点儿小沙鱼，用茶缸子煮煮吃。如果在霜降以后，就到山沟里去拣残落的红枣、黑枣、核桃和梨子等。拣完了树下的，还要仰望树上的：那里有主人的竿子够不着的地方，残挂在树尖上，却是最大、最红、最美丽的果子。这当然也是最大的诱惑。他常常拣起石子，向它瞄准。结果是直到脖颈发僵，那红的果可能还在空中向他讪笑。“夜里，我又梦见了它。第二天黎明，集合行军了，每人发了半个冷窝窝头。要爬上前面一座高山，我把窝窝头吃光了。还没爬到山顶，我饿得晕倒在山路上。忽然我的手被刺伤了，我醒来一看，是一棵酸枣树。我饥不择食，一把掳去，把果子、叶子，树枝和刺针，都塞到嘴里。”①
他写过一首诗，叫《蝗虫篇》②，在这首诗的“附记”里，他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39年，我被调到阜平一带工作。阜平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公粮匮乏，食不得饱。每至下午三、四点钟，即觉饥肠辘辘，不得不到村外山沟，拣些黑枣、红枣充饥。一日，同陈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顶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虫飞跃其间，我与陈君各捉母蝗虫一大把，另拣枯树枝一堆，在台阶上架火烧之，得饱餐焉。幼读《水浒》，言浪子燕青，于不得食时，常到野外，觅些虫蚁充饥，当时颇不知虫蚁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谓虫蚁，殆指此等物品耳……当时是战争环境，连晋察冀领导机关也同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说过：“在晋察冀山地，我们是吃过黑豆的。”
阜平山地缺粮，也缺布匹，因为这里也不能种植棉花。孙犁春季到阜平，由夏入秋，天气渐凉，被、服仍无着落，连枕头都是用砖代替。他从冀中带来一件夹袍，一位巧手同志借了老乡一把剪刀，把它改造成了两条夹褥，每人一条，铺在光光的土炕上，使他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和可贵。1941年冬天，他回过一次冀中。一位同志送给他一件狗皮大衣筒子（这显然是那次冀中区打狗运动的副产品），他的妻用自织自染的黑粗布，给他缝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缝起来很吃力，她几次扎伤了手。当他再次越过平汉路，回到山地来的时候，便格外珍重地带上了这件皮袄。
他曾经这样形容他在晋察冀时的一位伙伴——康濯：作者头戴一顶毡帽头，身披一件蓝粗布袄，在这一段山路上，工作了该是十年吧……①这个戴毡帽头、穿蓝粗布袄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
但是，关于阜平，他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②他也唱过这样的歌：
满山腰，
红的花，
织成一条锦带。
围绕着这山村，
添加不少光彩。
从村边，
流过胭脂河。
雨后，
泉水从山涧流下，
冲滚着半红的沙果。
……
聂司令员，
在春天作了一个号召，建立太行山铁的子弟兵！
这号召，
像秋后的山风，
向整个太行山吹动。
……①
显然，对他来说，穷山恶水的阜平，永远是一个温暖的记忆，一支热情洋溢的歌。
……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
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①现在，我们再回到三将台来。
在这个小山村里，孙犁参加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是他和老梁一起动手。听口音，老梁是曲阳人。那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很少互问郡望。而且老梁话也不多，没事就坐在炕上抽烟斗。他的铺盖很整齐，因为离家近，除去棉被，还有枕、褥。后来，他另有调用，临行把铺在身下的一块油布送给孙犁，作为共事的纪念。他知道孙犁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这块油布是需要的。可惜孙犁享用不久，某次行军途中，他躺在路边大石头上午休，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竟把铺在身下的油布丢了。
在三将台，孙犁还帮助一位女同志办了识字班。一方面是这位热情、美丽、善良的女青年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是报社机关驻地，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十几户的小山村，就成了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孙犁在1940年1月写的《识字班》①这篇散文里描写了这个小山村，并由于环境原因，把三将台的村名改成了鲜姜台：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犁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犁膏糖呵，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