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现实的刺激使他对这篇小说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那样的环境里，尽管他在课堂上诵读着《韩非子》（说实在的，他对这部书还是喜欢的），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古文写文章，在课下，他可是去读《子夜》，并用晓畅的白话文去写论战的文章了。
他先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子夜》。按照他的说法，“20年代和30年代的交接期，是革命思想大传播的时代，茅盾同志创作《子夜》，也是在这种潮流下，想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力图以这部小说来推动这个伟大的潮流。”①作为中学生的他，也是从这个想法出发，去写论战文章的。
他写的是一篇读书心得，投给了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稿子被采用了，登在1934年1月第四十一号上，这时他已临近毕业了。文章的题目表示着他的思考力已经走向成熟——《〈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如果不是预先说明，谁会猜得出下面的论断竟是出自五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学生之手呢？——关于中国经济性质，争论已有四五年之久，而在1931年以读书杂志为中心战场，开展了肉搏的斗争。这并不是说，因为读书杂志的论战才有这样热烈的论争，反是因为此问题的日见严重迫切，才产生了这些论战场所。
……
“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是人人要求解答的问题。虽然论争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各派有各派固执的答案，然而截至现在，还没有得出一个“大同”的结论来。
《子夜》的作者是文艺家，他企图解答这个意见分歧谜样的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同时，作者以客观写实的手笔，来描述现社会的情况，不作闭户凭空的理论制造，更是值得我们来研究。不过稍为感到一点缺陷，就是《子夜》偏重都市生活的描写，而忽略了农村经济的解剖。……不用再抄下去了，我们不妨说句过分的话：这很像是孩子操着成年人的语言向社会讲演——时代的暴风雨倾注在祖国的土地上，它的确迫使那一代“幼苗”过早地长大、成熟了。这样也好，庶几可以应付环境的挑战。就孙犁的文学道路而言，这篇论战文章，正如前面讲到的那两篇小说一样，最早地显示了孙犁的另一个“源流”——文艺批评的源流。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孙犁是集创作家与评论家于一身的，如他自己在提到这篇短文和另一篇短文时所说，“尺泽源流之短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矣！”①值得他自己纪念的是，开明书店寄了二元钱的书券，做为稿酬。他就用这钱向该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他一直珍藏到抗战，才为环境所迫，毁于堂灶。
顺便交代一笔：孙犁和茅盾并不熟识，但一直读他的书。
还在念初中的时候，他读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学生国学丛书”《庄子》，就是茅盾选注（署名沈德鸿）。不久，又读了他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从中看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后来，当《春蚕》、《林家铺子》等在《文学》上发表时，孙犁就读过了。除了创作，茅盾自然也是名重一时的批评大家，他的理论文章，孙犁也很爱读。在文坛上，他们是两代人，虽然几乎不曾见面（孙犁只在解放后听过他的一次报告），但孙犁对于他所景仰的这位前辈作家，却是“神交”已久了。
无花果
在育德中学操场的西南角，临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在孙犁读高二的时候，他的要好的同班同学张砚方，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校长。这位同学看见孙犁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聘他去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并做级任。这件事，成了孙犁正式迈向社会、“战取”人生的一次小小的演习：
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①平民学校的学生年龄都较大，时代的风雨同样侵袭着这些求知欲很强的女孩子们。平民学校地处育德一隅，正对着保定第二师范，无论是墙外正在进行的苏维埃红色革命的实验，还是社会上救亡图存的呼声，都不能使这些女孩子们冷静下来。面对着和他的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们，孙犁的讲课总是力图感应着时代的神经。他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他的有些剧本也发表在《育德月刊》上），给她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反映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每当孙犁走进教室，前排中间座位上的一个学生就喊起行礼的口令来。这是班长王淑，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但很温柔动听。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左腮有个小小的疤陷，不知为什么，这反而增加了那张面孔的清秀和娇媚。尤其是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在她的有些下尖的小小脸盘上，显得特别富有魅力。油黑的短头发从两边分下来，紧贴在双鬓上，使得那张本来就不大的脸，更加白皙、紧凑。嘴也很小，丰厚的下唇，不仅没有给这张脸带来任何不谐调感，倒平添了它的温厚。是的，王淑的性格确实很是温厚，她说话的时候，总带着微微的笑。孙犁很喜欢这个学生：“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①
事实上，丘比特的金箭已经悄悄地射中了这对青年人的心灵，因此，这种讨论或解答是不会终结的。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之间的爱情开花结果，严霜就无情地打在他们身上了。
育德中学的校长，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据说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育了。这位校长道貌岸然，长年身着袍褂，很少和人谈笑。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常常在小小的庭院里散步，而且仅限于自己门前那块地方。1927年以后，在周会上能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此外，他就没有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在这样一位校长的统辖下，学校难免不有较重的道学气。
与校长相映成趣的，是西装革履、一脸杀气的训育主任。据说他当过连长，走起路来，眼睛平直前望，迈出的步子，慢而造作，活像仙鹤。这样的人，却摆出师道尊严的模样，左规右矩，仿佛连走路都要给学生树立楷模。他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旁，就可以对出入校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那必经之地的走廊，便成了他经常来回踱步——自然是作仙鹤状——的地方。这样的校长和训育主任，正好相互填补起对方的“造化”之缺，由他们共同张起的网，足够对付那些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了。训育主任办公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①从此，孙犁不能再到平校上课了，但是，他和他的学生，另有一道训育主任无法掐断的热线。平校和孙犁读书的大楼，隔着一个操场，每当课间，王淑总是拉上一个同学，站在她们教室的台阶上，凝目北视，而这时孙犁也总是凭栏南向：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的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①王淑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的一个大杂院里，家里只有一个寡居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艰难。孙犁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家境应该划入城市贫民。不知她的祖上是否阔气过，像她家那样的城市贫民，总要照顾一下生活的体面。因此，王淑在家也许吃不饱，但出门时，还是有一件能够展示她的少女丰姿的像样的衣服。如果是冬天，还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她的小巧、浑圆的肩上。不只是王淑，这在那时任何一个像她这样家境的女孩子，都会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眼病，王淑后来住进了外国人开办的思罗医院，这时孙犁才又知道，她家原来是教民。童年时和他一起挖野菜的盼儿及其一家入教的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尚深，他当然明白，王淑家里入教，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他到医院去看望了她：
……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①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王淑蒙着双眼，并看不见他；但当告别时，她那背靠着墙向来客的方位伫立的姿态，一定给孙犁留下了“望眼欲穿”的印象吧？故事还没有完，还有剪不断的情思，这些就都变成了信：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①“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国运危殆，忧国忧民的青年男女们，自己也前程未卜，命途多舛。所以，这场恋爱便只酿成了一个无花果。
孙犁自己也说，这是“30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②。不过，关于这段故事，还有些余波，也一并记在这里：一是王淑的母亲曾到育德中学找过孙犁一次。想来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望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当孙犁在同口教书的时候，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给他看一张保定出的小报，上面登载：王淑随一军官离家潜逃，后来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这个消息，孙犁惘然无对……但对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担心的同时，也仍然做着好梦，为她祝福，也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①
但愿如此吧。
天作之合
上面谈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孙犁自己向读者的“交心”材料。其实，他在1929年还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他是先此两年即1927年订婚的，女方是本县黄城人，姓王。那不是一个浪漫故事。说起来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缘凑巧”了。
算起来，订婚那年，“她”——旧时农村妇女没有名字，我们就这样称呼了——是十七或十八周岁，长孙犁三、四岁，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砖”的老习惯。是一个夏季的下雨天，黄城村东方向走来两个以说媒为业的妇女，雨已经淋湿了她们的衣裳。她的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位，这时正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便也让她们到门下避雨，顺便问道：“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介绍了一下，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媒人得到这爽快的回答，来回跑了几趟，亲事便说成了。
按照旧式婚姻的风俗，新郎新娘的首次会面，应该在拜过天地，新郎为新娘揭去头盖之后。但是孙犁却在结婚以前见过了他的未来的新娘。这个礼俗上的小小“改革”，给这场旧式婚姻增加了一丝“新”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是得到了双方心理上的满足和默许。
下面就是孙犁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定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①就这样，这位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个“月下老人”。结婚以后，“月下老人”常拿这件事和侄媳妇开玩笑，侄媳妇却笑着说姑姑会出坏主意。
当地的习惯，结婚后的农历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那时被看做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相等。因为是“娇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也许是一起摸纸牌，也许是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这样的场合里，“娇客”纵然风流不似怡红公子，论起尊贵，却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但是孙犁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岳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下来的，满是灰尘。孙犁不管这些，他把书抱回屋里，只管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动。这样一来，村子里对这位“娇客”有了两种看法：老年人夸，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骂，说他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
书呆子自有书呆子的见识和主张。结婚后，他教妻子认字。有一天，他指着洞房里贴着的“天作之合”四个字教她认。她果然很有慧心，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①
孙犁的妻子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她生长在那样的年月里，自然有着很深的礼教观念。结婚多年后，有一次孙犁路过她家，想叫她一同回东辽城。她矜持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孙犁只好一个人走了。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难免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过场、下过地。到了婆家，缺乏男劳力，婆婆一向是下地干活的主力，这时有了一个帮手，自然也得把她捎上。婆婆爱打早班，尤其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当时农村很少人家有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自幼没有干过重活、又太年轻的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不免啧有烦言，甚或哭诉。她父亲问：“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疼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那你还哭什么呢？”
……
婆婆其实也真疼爱她。知道她力气不足，就对她说：“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伸懒筋。”
她不只言传，而且身教。有一天，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婆婆说。
北方的筐有一个高高的筐系，是用肩和背部的力量搬运物品。现在是沉甸甸的北瓜，虽然不可能装满到筐系那里，重量却也不轻。
她并没有忽视。她半蹲下身来，将筐系套在肩上，然后猛地用力一站——要领完全对，可她还是弄了个后仰，北瓜滚了满地，她也沾了满身土，站起来哭了。
婆婆倒笑了，自己把北瓜重新一个个装好，背好筐，带上她回家去了。
农村婆媳关系一向很难谐调，但这老少两代，不像婆媳，倒像母女……
孙犁没有承受旧式婚姻的痛苦，这要感谢命运之神的安排。关于这对“天作之合”的夫妻的故事，这里仅仅是开头。良宵美景也罢，凄风苦雨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余下的部分，只好放在以下的章节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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