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多瑙河帝国(Danube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时代的德国本部(普鲁士、汉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较为豁落大度。

我现在所称“奥地利”，就是大哈普斯堡帝国（HabsbuagEmpric)中的一部分；因为那里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结果，不独在各方面能够表现其创造奥国的永久力量；而且还能够表现其力量于民间，对这政局阢陧的国家，延续其内在文化生生命竟互 达数百年。

时代越是向前时展，奥国的命运也越是繁之于日耳曼人而获得继续生存，因为日耳曼人，实在是帝国的生命细胞。

由多种民族混合而成的“奥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溃这绝不可认作旧东马克(Ostmark)的德国的没有政治能力；因为这是要用一千万人的力量，永远支持住五千万异族同居的国家，要是不及早确定原则，那是实在不能维持，而崩溃是必然的。

一个日耳曼奥地利入，他常惯居于一个大帝国的境内，而且永不会忘掉了在这境内的一切义务。

他的视线虽然狭小得只奥国的境内，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国的边界。

他虽然不幸而受到脱离祖国的命运，但他仍能努力负起这伟大事业，为德国保存其祖先在长期奋斗中从东方所得来的权利。

目前我们须知道力量虽然已经分散，但是事业的成功，仍属是可能的。因为优秀的人士对于共同的祖国，永远表示着同情的，他们的祖国的国土，完全是属于他们的。

日耳曼奥地利人的眼界，实较帝国中其他种族的眼界为广。

他们经济的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凡是主要的技术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

以前商业势力尚未被犹太人所夺取时，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所经营的。

日耳曼奥地利的补充队，也可加入德国的军队之中，这种军队，可驻于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正同在维也纳加里西亚(Caliia)一样。

军官力仍旧是日耳曼人，高级军官也是的，艺术和科学完全是属于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发展的艺术(这或许是黑人的产物)之外，凡是只有真正的艺术思想以及传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只有日耳曼人。

至于音乐、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维也纳的于联合帝国(DualMinarchy，Doppelmonarchic)，好像是无尽的源泉，永不会有涸竭之日的。

最后，全部外交政策的责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来担负；不过偶或有了少数的匈牙利人在内罢了。

但是，想维持这帝国的任何企图。因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缘故，所以完全归尽于无效。

在这人种复杂的奥地利的帝国中唯有一法，能够把各民族分离的趋势克服的，就是国家必须中央集权，他的内部组织，也须照此目有而进行。

居于最高地位的奥王，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能见及于此的，不过他旋即忘怀罢了；这或者是因其中困难而不克实行的集权的政策的缘故。

德国的统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种单纯的人种所组成，而且常以一种共同的文化为根基，所以问题只是在政治上传统之弊的改革。

至于奥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这相反。

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没有伟大的史遗迹的；即使有也是随了时代而消灭了。

总之：大都是黯淡无光的。

然而在各邦之中，民众的势力，则日有发展，在这王国的边境。“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时候，尤其是难于羁么的；因为这种人民和奥国国内的各族。

或是血统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实在比较日耳曼的奥地利人为大。

这种的斗争，就是在维也纳也遭到了失败。

自从布达佩斯发展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维也纳 也就首次遇到了劲敌，这劲敌的事业，重要并不在联合整个的王国，而是重要有巩固王国中的一部分。

不久，卜拉克(Praguc)也仿效了布达佩的先例；于是来姆贝格(Lemberg)，来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随之而兴起了。

自从约瑟夫二世（JosrphII)逝世(1790)之后，这个事业的进程，便可以很明白寻找了出来。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种的因素而定的。这种因素，一部分固在于帝国的本身；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国在各时期对外的政治地位的结果。

如果要维持这国家的奋斗坚持到底，那惟有坚决地行使者一贯的中央集权制，这才能见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统一，必须在原则上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国语来表现的；而完成这事业的专门工具，又必须­操­行于行政机关；倘使没有统一的国语，那么，统一的国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统一而持久的国家观念的产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学校和教育。

但是，这事业并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要有数百年的计划，因为这正和一切的殖民问题相同，目的的坚定，比了一时的努力尤为重要。

奥地利帝国，并不是由一种民族组织而成的，其维持的关键，不在共同的血统，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领袖者的无能，未必就能引起国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种的不同而激发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种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本能，自必被阻而 难于发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恶吧!

曾经在某一时期：命运之神又高举了火炬而照临列这块土地上来，但是，很可惜的，这火炬即永远的熄灭了”。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要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衬的疏忽的地方，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命运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制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of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Welt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 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 民”(Tothe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 柏林城中保罗华劳脱(Paul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 ？政治家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 治手腕吗?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 ？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国会制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那一种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在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 的。

这结果，便是领袖阶级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颓丧；而国家的前途，那是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想见得到的。

普通我们对于“舆论”两字的概念，仅有一小部分是根据了我们本身的经验和知识，至于主要的部分，还是根据了我们的听闻。

而这种听闻。常常由“启迪”的形式来郑重的诏示着我们的。

民众的正当眼光，仅能觉察到灵魂和智力的苦闷的结果。

在政治“教育”(这里可称之为“宣传”)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报纸，因为报纸是从事于“启迪文明”的工作，对于成|人的竟不一种学校。

这种教育，不­操­之于政府手中，而竟为卑劣的势力把持着。

我在少年时代居住在维也纳，得有绝好的机会认识了这民众教育要关的主办人和计划人。

最初我很诧异。他们竞能在短时期中用了欺骗的手段来转变公众的真正的志愿和意见，而为国内的恶势力造成一种确定的舆论。

但是，几天之后，这种谬论，竟成了国内的重要法令，同时，一切重要的问题，反而竟无人去过剖析，或竟不再受民众的记忆和注意了。

他们往往在几星期之内，在无声无臭中一跃而成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还对之抱着无穷的希望；他们竟享有真正伟人毕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们在一月以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至于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 力杰出的人物，他们都鞠躬尽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毁污他的姓名和变为不齿 于人们的口中了。

犹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时从数方面毁污善人的名誉，我们必须先来研究这一种无耻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类，他们在报纸上所有的危 害­性­，是怎样了。

如果我们把民主政治的议会，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义来比较一下，那我们立刻可以明了人类这一种无意识而且具有危险的错误。

民主议会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选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来决定一切的事件。

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就是政府，纵令从他们这些人中选出一内阁来，为国家处理一切的政事，这也不过是—个傀儡内阁而已。

在事实上，这个所谓政府者，事先不是经过了议会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

这种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负责任，这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并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议会的多数党的手中的缘故。

政府的存在，仅仅是执行多数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议会的目的，并不是在组成一种好人会议，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无用的人；他们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于驱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运用今日不健 全的政党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纵着特有权的后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负人个的责任。

因为一种绝议，无论它怎样的有害于国家，都不能归尽于众目共睹的任何一个­奸­徒，而且把责任卸在全体的身上去。

这样，在实际上竞可以说谁是无所谓责任；因为责任是只能上一个人担我，而不能归之于只会空谈的国会知上。

这种制度，只有那此可以取悦他们，或是有益于他们暗中­操­纵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会欢迎，至于那些负责的人人看起来，那是实堪痛恨的。

这种民主的方式，便是为某种族的工具，该种族为了要促进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现在和未来，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只有犹太人，才能重视这种制度，因为他们的龌龊和虚伪，实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说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领袖是自上选举出来的，他对于所有一切的直接间接的行为，完全我着责任的。

在这种制度之中，个别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多数的投票而完全取决于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不为这取决问题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个自愿致身于这种危险事业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来反对他的决断，那我们唯一的答语是“感谢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点，便 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类不能险图幸进，上台去统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无用的人，也将因为这个责任的重大而对之畏避了。”

近年来，在国会的统治之下，旧哈普斯堡帝国，已经在日趋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优势，既因国会而遭受失堕，于是便发生了一种使民族互相攻计的制度，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计的，尤其在法兰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后，他的势力扩大了，逐即发生了一种增加捷克(Czechg)势力的计划，这本是他们居于上位者的政策。

这位奥匈联合帝国的未来的统治人物，他对于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进行，在他势力之下，努力鼓励而且亲为赞助，至少是：加以保护。

纯粹的日耳曼的乡村，便被政府用了纤曲的间接的方法而变成了语言复要的危险地带了。

在低部的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情形进步日见其速，而且许多捷克人竟把维也纳当作了他们的首都。

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说是捷克语，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贵­妇­人，她生长在仇视日耳曼民族的环境中，太子与她结婚，本届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严格的天主教，而逐渐在中欧建起一个斯拉夫国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国作对抗。

因为情形是这样，因而宗教纯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来观察，那么，这实是一种为害最大的思想。

从各方面看起来，结果是有着更厉害的悲惨的。

因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会都不能获得像他们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宝座，罗马终也失去了一个大国。

奥皇靠宗教的势力，以达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够会唤起一种意想不到的­精­神。

这种­精­神，起初本没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极力想法来消灭旧帝国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这反应。

实为奥地利的汛日耳曼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