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价值的尺度，在政治经济学家之间曾经发生许多争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超过了其所应得的程度，而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也曾提供不少口实，使人们据以指责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思辨为口舌之争，这种责难虽则颇为夸张，但不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即使只是为了指明对于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多么少，也有必要讨论一下。

按照“尺度”一词的通常意义，价值尺度应当是指某种物品，通过同这种物品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确定其他一切物品的价值。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价值本身是相对的，除了用以测量价值的第三种物品外，尚须有两种物品来构成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下这样的定义：所谓价值尺度是以任何两种物品与其相比较，我们即可推知这些物品相互价值的某种物品。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商品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用作价值尺度；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两种物品各自与任何第三种物品相交换的比率，就总是可以推知这两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比率。充当方便的价值尺度，是被选为交换媒介的商品的职能之一。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通常都用这种商品来估计。我们说，甲物值2镑，乙物值3镑；现在，不明说我们也知道，甲物值乙物的三分之二，或这些物品按二比三的比率相交换。货币是这些物品价值的一种完满的尺度。

但是，政治经济学家所寻求的，不是各种物品在同一时间和地点的价值尺度，而是同一物品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价值尺度；也就是要寻求某种物品，任何一种物品同这种物品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它在现在的价值大于还是小于一世纪前的价值，或者它在英国的价值大于还是小于在美国或中国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同样的资料；如果我们能够用价值观念所必需的两种或更多的商品，而不只是一种商品。同这个尺度相比较，则货币或任何其他商品仍可以象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一样，完全实现这一目的。如果现在1夸脱小麦值40先令，1头肥羊也值物先令，而在亨利二世时代1夸脱小麦值20先令，1头羊值10先令，我们就知道，那时1夸脱小麦值两头羊，而目前则只值1头，因此，我们也知道，以小麦计算的肥羊价值，现在比那时大一倍；这两个时期的货币价值，无论就这两种物品而言（我们假定价值是下跌的），还是就其他各种商品而言（对于这些商品，我们不必作任何假设），都与上述比较毫无关系。

然而，讨论价值问题的作家们想得到的，似乎是某种媒介，一种商品只须同这个媒介相比较，而不必额外地同任何其他特定的商品相比较，它的价值就可以确定。他们希望，仅凭1夸脱小麦现在值40先令，而过去值20先令这一事实，毋须选择第二种商品，例如1头羊，来同小麦相比较，就可以断定小麦的价值有无变动以及变动的程度如何；因为他们所想知道的，不是小麦的价值同肥羊相比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是它同一般物品相比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第一个障碍产生于一般交换价值——不是相对于某一商品的价值，而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价值——这一观念不可避免的含糊不清。即使我们确切地知道，在以前的某一时期，用1夸脱小麦可以分别购买多少可销售的物品，确切地知道目前用1夸脱小麦购得的哪些物品较多，哪些物品较少，我们仍往往会发现，要断定小麦的价值相对于一般物品是上升还是下降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只知道小麦的价值相对于价值尺度发生了多少变动，那就更不可能了。要使某一物品在两个不同时期的货币价格能够测量这一物品所能交换的一般物品的数量，同样的货币额就必须在这两个时期和同样的一般物品数量相对应，这就是说，货币必须始终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具有同样的一般购买力。目前，不但货币或任何其他商品都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甚至不能设想在某种情况下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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