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了。”我又愣了一下，但马上清醒过来，并迅速付了钱，拔腿就走，唯恐这是个错误，别人要反悔似的。“愉快”在暂时的一分钟之内频繁地拍打我，我没有理由不愉快。我哼着小曲回了家，愉快也跟着我回了家，并伴着我度过了整个白天。到了晚上，愉快仍然没有完全消失，我高高兴兴地沐了浴，坐下来，开始拜读我向往已久的爱德华·纽顿的书。
“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其次是一本书，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
我的心灵又感到了那种类似肉体被一只纤纤之手触碰的愉快，这种愉快在我目光的牵引下不断长大、盈满，很快覆盖了我白天购书所得到的愉快。这很正常，毕竟那是一种没有交流（因而不流动）的愉快，是僵死的愉快，不会长大，只会消耗。爱德华·纽顿给我的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头和榫眼咬紧了牙关，并由此达到贯通，心和心相互映照。这种愉快像火焰，会燃烧，又像水滴，会汇聚、流动，长大。但是，这种愉快愈是在我内心盈满的同时，我心中愈是有种愤懑在堆积。这也就是说，在我通过阅读愈来愈领略、肯定爱德华·纽顿这个作家、这本书的魅力和价值的同时，我心中却愈是有了一种不满和愤怒。为什么？因为我想到这本书在到我手之前，曾是那么被人奚落，混杂在一群*的货色中，失魄、廉价、贱卖，就像一个老鸨。
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和骄傲莫过看到他的作品被人崇敬地捧读，这一点我做到了，我仿佛看见爱德华·纽顿在幸福地微笑。但同时我又看见爱德华·纽顿因为气愤扭曲的面容，因为他的书在被人像处理死人衣服一样地沿街贱卖。一个作家最深刻的痛苦和气愤莫过于此——看不到读者对他作品应有的爱惜和保护。像这样一本蘸着作家心血写就的书，竟然被无知地摊在地上廉价叫卖，这本身已对作家构成了不可饶恕的伤害，而我居然还为便宜了几块钱而沾沾自喜。一想到我白天愚蠢又明确的“愉快”，我心中就充满对自己的责骂。是的，这件事首先要骂的是我自己。我无法去指责别人，但可以指责自己。正因为无法指责别人，对自己的指责就变得更加凶恶、无情，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对别人无法实现的指责。那天晚上，我被无休无止的自责一直纠缠到梦中。在梦中，我依然听到一个对我严厉指责的声音。我对自己的指责是如此深刻、勇敢，使我对爱德华·纽顿的愧疚多少变得有点宽松。
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当我从梦中醒来，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烟钱买来的书，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仿佛瞧见了爱德华·纽顿蔑视的目光。我对自己说：看来，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弥补你不经意犯下的错误。于是，这天午休时间，我又跑去二环路，找到了那个地摊，买了第二本《聚书的乐趣》。这次，我没有问价钱，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书本来的定价，照价付了钱。我明显感到书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窃喜，心里只是想，但愿我的“愚蠢”能让这书贩子多少认识到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和对它的好感。
把《聚书的乐趣》这样的书挤出书柜，摊在地上，廉价甩卖，这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来势凶猛——越来越猛的潮流。我和我们无法逆转这个潮流，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花点时间在这种地摊旁转转，有幸的话（也是不幸），便尊重地（不要去便宜那几块钱）把“这样的书”买回家，用干毛巾拭尽灰尘，然后慢慢品阅。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密的黑发。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位姑娘正忙着在杀鱼，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当时多拉是这家度假村里的一个厨房佣工，之前她还在柏林一个犹太人孤儿院当过小裁缝。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多拉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难民。其实，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于年轻和对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满，才离家出走，浪迹四方。而同时卡夫卡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没受到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朗读了《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在柏林租房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拥有爱人的婚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在一片冷嘲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震惊了卡夫卡的亲人们，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贬低多拉哭泣的价值。可以说，在卡夫卡入墓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地温暖过他。
想起卡夫卡，我们总觉得人世对他不公，他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学遗产，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极度伤害和凄凉之中度过的。多拉的出现，让我们感觉多少还了卡夫卡一点债。但同时，多拉也欠下了我们一笔债，她曾经在卡夫卡的授意下，亲手烧毁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没有烧毁的，她又没有及时公诸于世，而是私自珍藏着，以致后来又被盖世太保糟蹋掉了。亲自烧毁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爱，对卡夫卡的爱，但构成的是一种难以赎贷的“罪”。卡夫卡总是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存在的荒谬”，这真是没办法的。
200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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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里斯蒂的11之谜
今年春节，我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世界中度过的，几乎每天一本，连读了七八本。波罗，马普尔小姐，庄园，旅行，凶杀，封闭的空间，开放的时间，耸人听闻的情节，扑朔迷离的案情，欲盖弥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词，错综复杂的关系，缜密的逻辑，精到的推理……如气如雾，水生风起，构成了一个“华丽的世界”，让我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个数十年不遇的寒冷、阴霾、灾情频传的新春佳节。出于一种感谢，或者纪念，我想写点儿关于克里斯蒂的东西。写个书评也许是我最擅长的，但我放弃了。克里斯蒂的小说像个盛名的公园，往来者络绎不绝，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总的说，万变不离其宗，人们的感受最终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归：智力受到挑战，好奇心得到满足。换言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主题公园”，主题词不容置疑，赞不绝口的广告词也非妄言。有些东西只要承认或赞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构都可能是画蛇添足。我认定对克里斯蒂小说发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坚定地放弃了。
我决定说一点克里斯蒂的私事，素材来自有关她的访谈和传记。与她作品数量之多相比，克里斯蒂留下的“私事”少得可怜，她有轻度的社交恐惧症，也正因此她才没有成为歌星。据说克里斯蒂在音乐上极具天赋，小时候的她曾梦想当一名歌星，但九岁时一次登台表演把她彻底从舞台赶了下来。晚年的克里斯蒂告诉我们：“即使在两年后，我父亲去世给我带来的恐惧也没有那次表演大，台下无数的目光都是蓝色的。”
11岁，父亲去世，这是一个作家“理想的童年”，正如海明威说的：辛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1965年，75岁的克里斯蒂宣布封笔，同时她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开始静候“另一个未知世界”的到来。对生的恐惧使她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她把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死亡看做是“与久别的父亲和母亲相会”，并且对死亡方式也有非常明确的期待：像爱斯基摩人一样告别人世。爱斯基摩人是拒绝与死人告别的，他们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给年迈的母亲准备一餐丰盛的饭菜，然后老人便独自踩着冰雪向深山走去，一去不返……克里斯蒂说：“对于这种充满尊严和决心告别生活的方式，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如果可能，我希望我能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离开你们，去见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个愿望，克里斯蒂等了11年也没有实现。1976年，86岁的克里斯蒂像所有受人尊敬的老人一样，死在温暖、舒适的病榻上，随后的葬礼惊动了包括女王在内的所有英国人，还有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她的读者。临死前，克里斯蒂重复了晚年以来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感谢上帝赐我幸福的一生，给了我深厚的爱。
当我研究了克里斯蒂的生平后发现，这里所说的“幸福的一生”，至少要减掉11天。那是1926年，这一年里克里斯蒂的母亲不幸去世，她和阿尔奇十多年的感情也惨遭破裂。阿尔奇是她22岁时在一个舞会上邂逅的，那时她已经有婚约，为了阿尔奇，她“像变了一个人”：当天陷入爱河，次日解除婚约，仿佛再不是那个患有轻度社交恐惧症、性格内向的女孩。不用说，这段感情的结束让她痛不欲生。12月的一天，人们发现克里斯蒂神秘失踪了，直到11天后才在一个旅馆中找到她。没有人知道，这11天里她经历了什么，她以声称“失忆”拒绝任何善意和恶意的追问。
这11天是她的谜。
“11”，似乎也是克里斯蒂一生的谜。如果可能，我们仔细研究她的生平和作品，还会发现她一生中有更多的“11现象”，我不一一道明，故作悬疑，也许是克里斯蒂的小说之于我的后遗症吧。
2008年3月15日
口风欠紧的钱德勒
“你的口风不够紧，话太多，表现欲太强。”
这是一个被跟踪的女人对一个跟踪她的私人侦探说的话，侦探叫马洛，久闻大名了；女人的生活复杂，过多的愿望给她带来了重重麻烦，为了减少麻烦，她反复更换名字，像个秘密特工一样的。她的努力起到了作用，把我搞糊涂了，记不得她的名字。好在我没有忘记她的“家”——小说的名字——《重播》。这是雷蒙德·钱德勒最后一部小说，出版于1958年。第二年，上帝没有让他自己动手，主动带走了这位曾几度试图自杀的作家。我想象，钱德勒走的时候，床头可能放着的东西有酒杯、烟斗、眼镜，还有一本新出版的《重播》。那时候还没有照排技术，书籍都是铅字油印的，墨迹味很浓。有人说这叫墨香，其实那不是香气，而是有点臭的。
兰花浓郁，扶桑略臭。墨臭是扶桑百分之一的臭，只能说是略略臭吧。你不可以把浓郁的兰花香说成臭气冲天，但在心情好的情况下把略略臭的油墨味说成有点儿香，不是不可以的。我不论在任何时候捧读钱德勒的小说都会变得开开心心的，好像有朋自远方来。这时候你说墨迹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我一定不会反对的。这是个心理感应问题。心不是科学仪器。心是反科学的。墨香阵阵，那暗示着我们沉浸在一个令人心花怒放的虚拟的国度里。《漫长的告别》，《重播》，《湖底女人》都是这样的国度。我猜测，《长眠不醒》，《再见，吾爱》，《简单的谋杀艺术》，都可能是这样的国度，因为它们都出自钱德勒一人。
作为一个侦探小说家，钱德勒不是无可指责的，他的问题正如《重播》的女主人公对马洛侦探说的：口风不够紧，话太多，表现欲太强。钱德勒年轻时写过诗，具备诗人应有的一些毛病，比如嗜酒，好色，愤世嫉俗，落拓不羁，爱较着劲地说一些彰显诗意的漂亮话。这些问题或特征马洛身上都有，这注定钱写的是另类的侦探小说。传统的侦探小说往往以写复杂的案情为己任，侦破复杂的案情需要过人的智慧，似乎还需要对传统的文学进行反叛，要紧紧围绕案情，不要三心两意，不要文学的修饰和诗意。钱笔下的马洛不是传统的侦探，不是福尔摩斯和波罗，坐怀不乱，智力过人，既圣洁，又英明，像下凡的天使，了无常人的局限和缺陷。马洛不同。马洛是个常人，好酒，好色，活色生香，表情丰富，内心有世俗生活的得意和挫败，目光里有女人，花草，家具，街道的景致，小鸟的啁啾，乃至天空的颜色……看钱德勒的小说，我的注意力时常被他别致、精到的比喻，准确、夸张的修辞所吸引，而忘记了案情的发展，故事的跌宕。史上只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侦探小说，就是爱伦·坡。对于爱伦·坡，我们并不乐意把他归为侦探小说家，似乎这样就有损了他崇高的文学地位似的。但自有了钱德勒，这种顾虑正在销蚀，因为钱德勒不容置疑地改变了侦探小说业有的枯燥、空洞的形象。钱德勒把单调的侦探小说写得丰润又迷人，紧张又柔软，扣人心弦又诗意绵绵，跟我们常见的正统文学别无二致。
我一直在寻思，小说的好看与耐看之间应该有一条可以沟通的暗道，所谓龙蛇一身，雅俗共赏。钱德勒无需寻找，上路就踏上了这条暗道，独树一帜，独步天下，为此博得了包括艾略特、加缪、奥尼尔等文学大家的盛赞。这当然是他的幸运，但除了小说，他的生活似乎一团糟。酒精、烟碱、焦油、失业、纷争和一个大他十八岁的女人陪伴他度过了混乱、困难的一生，死了依然难以结束这种多舛多蹇的薄命，落户在南加州圣地艾哥的希望山公墓，与一群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长相守。天缺地补。太满遭损。上帝给了他一个小说家难得的荣耀，又拿走了他许多，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2008年6月8日
再看看茨威格
我最近迷上了色彩，把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译林出版社2003年再版）带回家，完全是因为它鲜艳的封面诱惑了我。这本书我早就有，而且对它满怀敬意，因为我就是读着这本书开始写小说的。在很多作家把茨威格原有的文学影响挤到一边时，我一直默默珍爱着他，把足够的敬意留给他。有时候我也想，我这样对他是不是过于感情用事了。但这次重读，发现茨威格还是值得尊敬的，也许他的文学趣味有些老化，但他的文学能力绝对不容置疑。
这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录了作家一些名篇，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热带癫狂症患者》、《家庭教师》。尽管现在我对文学的欣赏力比二十年前“品位”高得多，就感受力来说又明显麻木多了，但这次重读仍然叫我震惊，让我佩服。他小说有种少见的令人窒息的文学密度和强度，随便读一篇都使我强烈地感到作家内心极其的丰富、敏感、脆弱、善良，而这些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我相信作家是靠内心生活的人，内心寡淡的人当作家属于先天不足。现在我认为，茨威格在被我们淡忘，不是他小说也不是我们的文学能力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耐心出了问题。卡夫卡说，他因为没有耐心被逐出了天堂，因为没有耐心，他永远无法返回天堂。
2004年3月25日
此文给C（两题）（1）
C的奇思
多少年来，C一直在思寻一种东西，这东西的特点是：没有自己的诞生时日。人们告诉她，具有这般特征的东西人世间是没有的，她漫长而痛苦的寻找也让她领悟到了这点。空中、地上、地下、海底，生存着无数的生灵万物，可要从中找寻出一样她思念的东西——没有诞生时日，却令她感到是那么困难。
也许要使某一做到无穷无尽，变成一种永恒和无垠——就像时间和罪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人类也不乏这样的追寻者，比如德国物理学家孜孜不倦的永动机，中国古人梦想长生不老的仙丹，博尔赫斯笔下的无垠的书——沙之书，等等，不一而举。但要使某一做到没有起始，没有诞生时日，这似乎连想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可怜的野心勃勃的愿望，我们也许只能在《囡书》中看到。但《囡书》，谁都知道，这是一本荒僻的书，它从来只有一本，而且只有一人能解读，而此人早已尸烂。所以，《囡书》就像一把特殊的、只配有一枚子弹的枪，当这颗子弹砰的一声穿出枪膛后，枪身也就像被子弹击毙者一样，成了一块报废的尸物。有人说，你想读懂《囡书》，这本身就是一件困难而又困难的事，也许要比创造没有起始、没有诞生时日的某一不会容易一点。这么说来，C的愿望确实是稀奇的：惊世骇俗，不可理喻，甚至要叫人笑掉大牙。因为，这确实太荒唐了！
坦率说，C在寻找的开初就相信，她要寻找的是一种世上没有的东西，她为此而作的努力也将永无结束之时：每一次寻找都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没有生，哪有长？这似乎只是一个鸡与鸡蛋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过上千册书的人，C知道去找寻一只非鸡蛋而生的鸡的艰难性和荒谬性。而C之所以仍要去找寻，也许是出于强烈的个人需要，也许是对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的一种迷信。C就像赫拉斯笔下的孤独的少年，不喜欢闹闹热热和各种机械的声音，只是喜欢沉溺于豹子式的胡思乱想中（把自己隐蔽一隅），满足于以抽象的观念占有窗外的种种世故人情。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在冥冥幽思中，C常常看见天空中飞舞着纷纷运气，它们像空气一样流动、沉浮，并且和空气共同酝酿风雨和天空的各种颜色、声音、形状。而纷飞的运气中，有一部分并不像汗水、血液一样是从人体毛孔和血管中流出的，而是自遥远的星辰之外像流星一样跌落人间的，它们的特点是来无踪、去无影，中间没有可以捉摸和推敲的联结活动与改换变化：不可期望，不可争取，就像闪电，是天体的一道喷嚏；又如梦中之梦，是大脑的某种神奇。它们的效力也是神奇无比的。在清代学者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中，有两个半的页码对这种运气做了某种神性的解析和论证工作。他认为，人们一旦拥获了这种运气，便可以创造类同使绵羊变成狮子或狮子变为绵羊的奇迹。有人说，伽利略正是依靠这种运气才看到了天体的真实（羊眼变成了狮眼），同时也是这种运气使他最后落得了焚身的结局（狮子又变得像一只绵羊一样懦弱无能）。而秘密的亚德利博士据说也是在这种运气的指引下，在十几年后的一个梦中获得了开启老枪密码的钥匙——它飘扬在天际之外，而且像一根银色的发丝一样细微而且蔽目。我痴爱的一位英雄作家博尔赫斯，他的神奇和博大已使我感到迷惘和内疚，然而他却还在用毕生的精神追求另一种神奇就是：他渴望获得这种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从而完成他梦中的事业：让一个故事演变成无穷无尽的故事，可以世代相读，而且还读不完。读过《沙之书》吗？这是走入博尔赫斯的渴望——对一本无垠之书的渴望——的最好通道，它非常短小，但我们不可能因其短小而感觉不到博尔赫斯的心跳声。
此文给C（两题）（2）
博尔赫斯的愿望让C深得鼓舞，她从这位作家的愿望中很容易就看到了自己的愿望，就像我们常常从别人的恐惧中看到自己的恐惧一样。有一天，C突然对我说：没有诞生时日的东西世上是没有的，所以你也不可能找到，但是天空中飘扬着来自星辰之外的运气，这种运气具有无穷无尽的神性和力量，它们中的任何之一都交织着人类的各种探求与渴望，你只要获得它们中的任何之一，都会在某一方面领悟一切，从而形成一个唯一的也是无限的幸福。
C多次问我：有一天，你要获得了这种运气，将拿它来创造什么？
我多次听到C这样告诉我：如果她获得了这种运气，她要用它来创造一个没有诞生时日的东西；这东西可以是无用的、渺小的，就像一条隐匿无用的虫；材料也是不讲究的，可以是水做的，或火做的，即便是由一堆垃圾衍生的也无所谓，只要它没有诞生时间，就像天幕一样，没有人能指出它的起始边沿。
问题是当C拥有这么神秘而神奇，甚至足以创造一个世界的运气时，为什么不想创造其他，而独独想创造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哪怕是一条隐匿无用的虫？
这是C生命的密码，它充满了问题和问题的问题。
C不止一次地对我喃喃自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问题的问题……
没有生日
多少年来，C一直在寻找一种没有诞生时日的某一。
多少年来，C也一直在寻找C自己的生日。
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只要找到其中之一，C的寻找就会全部结束。
但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C都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都是一样地难以寻觅。
所以，C的寻找没有结束，虽然结束的条件是很宽容和低等的。
作为天地间一人，一具血肉之躯，C当然有自己的生日。但C的生日就像丛林中的一盘蛇或一根草的生日一样，没有人知晓，实际上也就等于没有。没有生日，心里就少了样东西，照理说，心里少掉一样东西就会变得空畅一些——这是一个物理的概念，就像加减法一样，既简单又朴素。但C的心灵深处（空间）却因为没有生日而变得更加拥挤又混乱，多少年来，她深刻地感到，正因为她生活中少掉了生日，她心里反倒像伸入了无数只细小的手，每天都把她的心挤捏得紧紧张张，不得安宁。我忧郁地发现，C的内心世界要明显比周围的人阴郁、潮湿，就像C的心灵是生长在阴暗的地窖里，而不是阳光明媚的大地上。
这全是因为C没有生日！
没有生日，首先给C带来的麻烦是对自己身世的无尽探索和怀疑。孩童时代，C一直相信她的父亲是个患肺病的老干部，在她出生不久，这位老干部就像某个国王一样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和权力，而C母亲则是在很远很远的城市里工作，等C长大了她就会回来接她进城读书、工作。天真的岁月，C几乎每一天都在等待这一天降临。由于等待，C童年的每一天都被拉长了，由于等待的痛心失望，C开始学会了怀疑和忧郁。现在，C已再也不相信那些胡说八道，不相信老干部的父亲和很远很远的母亲，C更相信另一种说法——
她母亲是古书里的狐狸精，水性杨花，*，方ρi股母马；她父亲可能是个老干部，也可能不是。因为对一匹方ρi股母马的后代来说，她的父亲就像行云一样，是个不定数，我们只能说他是个男人，也许该说是个胆小的、失德的男人。因为只有胆小和缺德的男人才会无视自己的孩子……有一天，C躺在一只木盆里，像一件破衣服一样，从河的上流漂到了下流，一个渔夫怀着一种捡到一只木盆的高兴发现了C。起初渔夫有些犹豫，因为当时正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他家里可以多一只木盆（求之不得），却无法多出一张嘴。看着C那张嗷嗷待哺的小嘴，他咬咬牙，想让C继续漂流。但正当这时，C精灵地哭了起来——像看见了渔夫诡秘的心思似的。
此文给C（两题）（3）
那个哭声啊——啊啊，谁也没听过这样撕心揪肺的哭声！
是啊是啊，C已经哭了一天一夜（渔夫从木盆的湿度中看出了C漂流的时间），这哭声一定充满了绝顶的哀求和恐惧。这哭声像河水一样汹涌不止，渔夫担心C是某个神灵对他良心的试探和考验——他每天生活在水上，神灵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神灵的出现使C得到了拯救，渔夫抱着C回家，一路上，他沮丧地想：这要是条鱼多好，起码有七八斤重吧……
这种说法在C的少年时期，始终像一尾蛇似的盘踞在她心里。由于未成年的渴望和怯弱，这条蛇使C感到罪恶和危险，C从不敢去碰它一下。但是岁月和阅历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也许还有个原因，就是这条蛇在C心里盘的时间久了，就像一只毒瘤在身上长久了，你同样会渐渐地接受它，大大咧咧地触摸它一样，现在C对它——这条蛇——就是这样，早没有当初的畏惧心情，反倒有一种盲目的玩赏心理，经常将它掏出来，品味它神秘的花纹和颜色。多少次，C曾带着这条蛇逆流而上，寻找她可能下水的地段。她依靠一只相似的木盆，和一块七八斤重的石块（C的原始体重）与漂流的时间（一天一夜），推断出C可能下水的地段是他们县城。在乡间，只有县城才有老干部和像狐狸精一样漂亮的女人，这一发现似乎印证了那说法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从那以后，C千百次地流窜到县城，千百次地来寻找她父母。
县城的人们啊，我相信C的父母一定就在你们之中，也许你们（C父母）早已认出了她，只是不敢认她；你们像害怕事实一样地害怕看见C，害怕承认你们早已潜伏起来的最初的本能；你们敢于偷情，却不敢承认，可恶！可恶！！县城的人们啊，我知道C恨你们之中的某一个男人和女人；这种恨啊，因为始终落实不到一个具体的人头上，结果使C对你们所有人都产生了恨。C为什么早早地背井离乡，而且越走越远，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飞啊飞，飘啊飘，最后都不知道飘去了哪里——消失了，失踪了，就是因为C深刻地恨着你们，不想再见到你们——甚至我们，甚至永远。县城的人们啊，这么多年了，我不知你们是不是还记得C？啊，不要记得她了，忘掉她吧，我知道C也在极力地忘掉你们，甚至我们。他们——那对孕生C的男女，现在好吗？也许你们现在活得很可怜，也许已过早地去世，可这与C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可以无视自己女儿，她为什么不可以无视你们？说真的，C早已断绝了寻找你们的愿望，她甚至不相信她的生命与你们会有什么关系。我知道，C宁肯相信她是一朵最初的蘑菇，是天地云雨滋生了她：天地相交的一刻，一次闪电的*，C横空出世了……
是的，C已把父母之说远远地抛出了心灵之外。她的父母抛弃了她，她也抛弃了他们，这是拉平；这中间，C没什么失落，只是平添了无限的烦恼和忧苦。
但是，C可以抛弃父母，却无法抛弃生日，生日对一个人情感、生活的种种切入也许只有没有生日的人才能感觉到，就像你只有在肝脏病变时才能感觉到肝脏是身体的宝贝一样（平时你很可能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没有生日，就意味着你每年中没有这一天，没有这一天的欢乐或苦恼，没有这一天的期盼和回忆。而这一天在你的一生中就像某种轮回的一个结，失去了这个结，整个轮回就没有了秩序和节奏。每年每年，旁人都有树木年轮一样明显又具体的记号，通过这一记号，他们把过去与未来砌成一级一级的台阶，拾级而上，或拾级而下。然而C由于没有这记号，没有这接口，不论是过去和未来都成了一道斜坡，岁月被敷衍地粘成了一整块，呈现出笨重和野蛮状，一种天然的节奏和力量被无端地剥夺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此文给C（两题）（4）
没有生日你还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和孤独，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日，你计算着他们的生日，参加他们的生日晚宴，倾听他们关于生日的种种回忆和期待，并不得不编造你自己的有关生日的种种美好回忆和愿望。你在生日面前其实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骗人的，所以你厌倦。要命的是，C在生日面前没有一锥之地，却又不得不随时Сhā一足，今天是她，明天是他，后天是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每一次Сhā足C都感到厌倦和孤独。而每一次Сhā足又永远不是最后一次，所以这厌倦和孤独是漫长的。当然也是巨大的，因为没有人知道C没有生日，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厌倦和孤独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承担，没有人会同情地帮她分担一点。不但没人分担，而且——因为无人知晓，没有人会专业有意地做点什么，比如回避啊、迎合啊、投巧啊……不，人们从不这样，人们常常以自己的经验和愿望友好地把C拉入幸福的生日派对上，让她举起痛苦的双手，高声合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
就这样，任何一次都可能重复一次！
对一个身体残疾者言，他的亲朋好友和所有善良的人都会谨慎地回避他的痛处。然而C之痛处却是越亲密善良的人越会捅它，这就是巨大，就是恐怖。我知道，C宁愿用一只手（哪怕是右手）换取一个生日，那时她是残疾人，同时也将得到一个残疾人应有的照顾和同情。可现在不，现在C身上丢掉了也许比一只手更应有的东西，却得不到一点照顾和同情。我觉得，C为此遭受的痛苦和孤独也许只有一个秘密的同性恋患者才能真切感受到：她的痛苦和孤独就像一个同性恋患者一样秘密、深刻、巨大。
没有生日还常常让C有种盲目的愧疚感，一种永不可休止的错误和欺骗，就像影子一般终生跟随着她。每一个在水上作业的人都是神灵的最忠实信徒，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猝死的阴影，他们相信每次从水上安安泰泰回来都是由于神灵佑护，而要神灵佑护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正直、诚实，要做有道德的人，不能做缺德事。C在渔夫（让C喊一声：爸爸！）身边生活了17年，C没有继承他优良的水性，但对神灵的迷信我认为他们达到了同等高度。C从来没有玩刀弄枪的喜好，那是因为C怕玩刀弄枪伤着了无形的神灵：神灵的概念在C的血液里哗哗流淌着。渔夫不但把C养大成|人，而且还把她养育成了一个有神灵心灵和崇尚德性修炼的人，为此C非常感激他。C经常对我说，就像身体的心脏，德性是我们精神的心脏：一个德性差的人，干什么事情都会感到困难、局促、力不从心，失败的手就像毛发一般附于他身上，无法驱除。C还说，一个人的德行和才能往往是平衡的、同时的，就像人的两只眼睛，它们的内部神经是丝丝相连、互为呼应的。所以，你双目之亮度、力度一般都是对称的、相应的。也有独眼龙，但他们总使人感到怪异、邪恶、恐惧——不论是精神的独眼龙或是肉眼的独眼龙——我认为，这样的人很少，但再也不能增多了，一个也太多了！
哦，C对德行如此看重，却常常在生日问题上成为自己的异教徒。每次每次，当你漫不经心地问起C生日时，她总是犹豫一下，然后正经八百地告诉你一个日子。C知道这是假的，但你不会怀疑，厌倦和压力就在这！如果你问C其他事，比如你问她有过几个男朋友，她说只有一个，虽然这可能是假话，但C没有压力，因为即使C不骗你仍然免不了你的怀疑。这似乎是游戏，心灵在此虚实难分，虚假也失去了应有的羞愧。但当C告诉你生日时，C感到的全是羞愧，因为C欺骗的是一颗完全真诚、无忌的心——你怎么可能怀疑她欺骗了你？你的无忌无疑的信任使C羞愧难当！于是，告诉你生日成了C一次自伤的过程、羞愧的经历。这种感觉一次可以忽略，两次可以忘记，但像C这样经常都可能面临一次，将对C心灵有多大压力和伤害。我们知道，C孤独的内心充满了神灵，她谨慎地依照着自己对神灵的理解和敬重规范着自己的全部言行，但没有生日就像她一条剪不断的尾巴，她费了老大劲终于将身子挣脱上岸，但尾巴却依然在水中，而且越拖越长——
这是一条水做的尾巴，它永远上不了岸！
没有生日使C的宗教信仰也遭到了基础性的动摇和玷污，C有种功亏一篑的惨败感。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既然你不论怎么修炼，怎么无辜，一种盲目的愧疚感将始终横陈于你心中，你又何必做种种努力？这种想法、感受，容易使人自艾自叹，放弃修身，堕落下去。而这种想法又像细菌一样时刻潜伏于C的身上心里。在这里，没有生日又成了纵容C堕落的化学剂。不不不，C没有堕落。但谁知道，由于没有生日，C堕落的次数、程度要比原本增添了多少？
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肯定是增添了。
我还知道，由于没有生日给C的心灵深处增添了无穷的混乱和伤痛和紧张。我们可以想象，C的心灵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过，就像一张疤痕累累的脸——C的灵魂深处贴着一块由于没有生日而烙下的巨大的疤痕！
哦哦，没有生日其实等于没有一颗自然的、安静的心。哦哦，因为没有生日，C把父母、故乡、朋友这些人人都应有的东西都丢失了。哦哦，一个连生日都没有的人，她还可能拥有什么呢？
补记：C，全名的拼音缩写是CGK，1980年考入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英美系，1984年毕业分配至福建某情报部门工作，任战情翻译。1985年与我建立恋爱关系，历时一年零一月。1986年5月24日，C赴法国公干，失踪。对她的失踪有种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她逃跑了，叛国了。如果确凿如此，我有理由怀疑她与我恋爱不过是为逃跑做的精心准备，因为当时我们单位有规定，单身者是不能出国公干的。我们没有结婚，但热恋是公开的，鉴此领导方批准她赴法公干，以为我是她的锚。我到底扮演了她的什么角色，我至今不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叛国了，我也是至今不得而知。我认为，有些人的内心是永远无法猜度的。
1996年5月下旬初稿
2008年3月5日修改、补记
凝眸天花（1）
对现在的年青人来说，跟他们谈论可怕的“天花”恐怕是难以引起共鸣的，在他们的经验及知识中，可怕的病魔决不会是天花，而是白血病、癌症、艾滋病等，天花对他们来说似乎更像一个可怕的传说：经常有所耳闻，但从未真正见过。没有人会去害怕一个传说的。如今的年青人，宁愿去警惕一场流行感冒，也不会对摸不着边的天花留存一丝恐惧。
确实，曾经不可一世的天花今天已经彻底远离我们了，即便有人想找到它，哪怕是它的一个病毒，也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随着天花病毒绝迹的脚步声日渐远去，天花这一曾经给人类带来极大恐怖和苦难的疾病也正在慢慢被人忘却，而且有可能完全被忘却。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是人类的通病。
但是，不管怎样，天花在人类疾病史上确实是创下了“奇迹”的，可以这么说，迄今人类遭受过的最令人恐怖的疾病除了瘟疫，就是天花了，它对生命的杀伤力跟现在人们谈起色变的癌症或者艾滋病相比，简直要强大得多，凶残得多。导致这种病的元凶是一种痘病毒，这种毒病一旦侵入人体就会无情复制，一个病毒转眼可以在DNA周围产生上千个新病毒，其发病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患者所现的症状先是发热，浑身出现红色丘疹，然后变成疱疹，最后变成脓包，出现腐烂。这时候，病毒就会从腐烂的脓包中蜂拥而出，感染其他细胞和周围人。所以，天花的传染性极强，只要有风就能循环传染。
在科学没有发现牛痘之前，一旦患上这种病只有死路一条，就连神奇的国王也不能例外。由于它防不胜防的传染性，人们最初对付它的办法是残忍地把患者丢到荒野中，甚至采用更加残忍的手段：活埋。几个世纪前，天花确实让人类不得不变得残忍而无人性可言。即便到了本世纪初，它的死亡率依然高居20％之上，而幸存者要么破相，要么瞎眼，往往变得面目全非，很难有一个真正的幸存者。
天花不但是人类可以想象到的最恐怖的疾病，而且由于病人后期不可避免地出现全身腐烂和因此产生的恶臭常常令人恶心至极，所以它也是人类迄今见过的最恶心的疾病。
一
对天花这个可怕的敌人，人类始终不停地在探寻消灭它的武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叫爱德华·詹拉的乡村医生，在一次实验中不经意地发现，温和的牛痘剂量可以使人产生免疫力对抗致命的天花病毒。他从牛痘中提取了世界上第一支杀死天花病毒的疫苗，事实上牛痘疫苗也是人类对付天花病毒的唯一武器。但遗憾的是，爱德华·詹拉的伟大发现在当时却遭到多数人的嘲笑，人们难以相信，一个无名的乡村医生会开创改变人类历史的奇迹。坦率说，这种愚蠢人类已经不是第一次犯了，也不是最后一次。和被当众烧死的布鲁诺相比，仅仅被人嘲笑的詹拉确实要幸运得多了，但对全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不幸。
对詹拉的嘲笑没有应该地在短时间内得到制止，而是直到200年后的1966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终于通过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决议：要依靠“牛痘疫苗”和不多的“200万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彻底消灭天花！
当时全球每年患天花的病人有一千多万，如果要彻底消灭天花，就意味着要给所有天花患者，包括他们周围的所有人都注射牛痘疫苗，这个人数达十亿之多。这些人分布在世界各大洲，主要集中在一些充满饥荒和战争的国家或地区，而且因为羞于见人，那些天花患者常常把自己藏匿起来。所以，要完成消灭天花的任务，可想有多么困难。当时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甚至连世界卫生组织的总督也深表怀疑。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凝眸天花（2）
但谁也想不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项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虽然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总的来说显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不论是发达还是落后国家，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黎民百姓，人们对围剿天花的“战役”表现出了一种简直难以想象的大同和博爱精神。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天花给人类投下的阴影有多大、多深。
任何战役都会诞生一些英雄。在这场特殊“战役”中诞生的英雄是无数的，世界上著名的有马亨·德拉辛、西罗·垮德卢思、比尔·福奇、尼可尔·格拉塞特等。其中唐拉德·亨德森完全称得上是英雄中的英雄，他不但是消灭天花计划的倡导者，也是具体实施围剿“战役”的组织者。
“战役”持续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枪声”一年比一年稀落下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枪声”已变得零星。为了找到所有天花患者，世界卫生组织最后采用了重金悬赏的办法。应该说，这一办法获得了绝妙的效果，它使那些深藏不露的天花患者都成了“瓮中之鳖”。
1977年，人们在索马里找到了最后一例天花患者。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告：天花已经绝迹！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手臂上无一例外都有一块指甲一般大小的痘疤，这是人类为消灭天花而共同刻下的记号。
消灭天花，是世界医疗史上的一大奇迹，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专家和医疗工作者都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干的最伟大的一件事。
二
至七十年代末，天花这一猖獗几个世纪的病魔终于施尽了往日的威风，它的每一个病毒都被人类束手就擒，装入瓶子，有的成了博物馆的展品，更多的被关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成了科学家进行探索、研究的玩物。
如果那时大家意见一致，彻底销毁天花病毒只是举手之劳。在每年两度的日内瓦“世卫会”上，不乏有人指出：保留天花病毒，哪怕是在封闭的实验室里，都是危险的，所以要求把留存在世上的天花病毒统统销毁掉。但也有人希望保留它，让科学家和时间共同来解开它罕见的“恐怖之谜”。争论的结果是没有行动，还在继续争论。与此同时，灾难却降临了。
事情发生在伯明翰的一家研究天花和其他痘病毒的实验所里，具体说是保存天花病毒的实验室的楼上房间里，这里是医务摄影师詹内特·巴克的办公室。谁也不知道楼下的天花病毒是怎么从瓶子里窜到巴克那里去的，也许是病毒泄出瓶子后，沿气道或什么管子向上运动，钻进了巴克的办公室，使她不幸成了世界上为天花夺走性命的最后一位天花病人。
这一事件的发生，促使世界卫生组织把争论双方的意见折中作出了一个决定：世界各地实验室不再保存和研究天花病毒，所有天花病毒都必须集中保存到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和前苏联“莫斯科病毒预防研究所”。这两家全世界最安全的研究机构，都置身在人群以外数百公里的荒凉中，与世隔绝，鲜为人知。在那里，科学家们每天穿着加压的宇航服，戴着面罩，背着氧气筒，像在遥远的月球上一样，谨慎地和可怕的天花病毒打着交道。
即便这样，人们还是提心吊胆，因为它毕竟不在月球上，只是在离人群稍远的某个角落里。这个角落对那些无所不为的恐怖分子来说不是无法抵达的。无论从哪方面说，天花病毒向来就是制造世界恐怖的头号武器，人们没有理由不担心恐怖组织丧尽天良地拿它来威胁人类，制造极端恐怖。
凝眸天花（3）
当天花病毒和恐怖分子的话题越绞越紧时，西方一些政治家要求销毁天花病毒的态度变得越发强硬。1984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在美国和前苏联有关官员的建议要求下，第一次作出了销毁天花病毒的决定，销毁时间明确为：1993年底。
之所以留有将近十年时间，是迫于某些科学家的强烈呼吁，因为人类依然生活在其他疾病的恐怖中。一些科学家坚信，只要敲开天花病毒的“恐怖之谜”，就能帮助人类摆脱眼前某些不治顽症。
但属于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三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93年年底，有关天花病毒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销毁天花病毒的最后期限已不容置疑地临近了。国际专家委员会为此制定了销毁它的详细时间、地点，包括手段——采用全密封高压消毒锅，加温至120度，煮烧45分钟。
眼看着天花病毒即将统统诀别人类，但就在这节骨眼上，科学家们对它的研究获得了破天荒的进展，他们惊讶地发现：天花病毒有和人类相对应的基因序列。进一步探寻，科学家又发现：天花病毒具有偷取人体免疫和炎症反应指令和模拟人类基因的特异功能。
这简直令人目瞪口呆！
我们知道，人体的免疫过程是依靠一个精微的信息系统来完成的，当细胞受病毒感染后，它们会发出呼救信号，大量蛋白分子从感染细胞中蜂拥而出，将周围健康细胞表面整齐排列的感受器纷纷锁住，并把报警信号传给健康细胞，让它们产生发烧、炎症，甚至自毁，致使病毒不能传播。
但天花病毒却具有制造人体细胞感受器的神奇功能，这样当呼救信号传及健康细胞时，天花病毒制造的伪感受器就可能将它截获，致使呼救信号完全中断，健康细胞因此难以作出发烧和炎症反应，从而使天花病毒得以生存下来。
免疫系统是人体抗击和围歼任何入侵细菌和病毒的防卫机制，它所具备的奥秘和复杂性，虽然科学家们经过了上百年的研究，却依然一无所知。而天花病毒通过在人类身上几千年的盘踞和肆虐，已经悄然揭开了人体免疫系统的秘密：这在其他任何病毒中都是可望不可即的。至此，科学家们更加坚信，天花病毒对人类是无价之宝，不应该把它销毁。
毫无疑问，通过研究天花病毒在人体免疫系统中的动作“原理”，人类就有可能探寻到人体免疫系统的工作原理，从而有助于我们研制出对抗其他感染的新药。由此可见，对天花病毒特异功能的发现，其意义太重大了。于是原本的“诀别行动”随之而搁浅下来。科学家们靠自己辛勤耕耘出来的丰硕成果赢得了进一步利用天花病毒的宝贵时间。但对要求销毁天花病毒的人来说，等于是延长了他们的恐怖时间。
探寻天花病毒奥秘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同时要求销毁天花病毒的呼声也一刻都没有中止。人类在对天花病毒销毁与否的态度上始终存在着矛盾，但不管怎样，矛盾的双方都希望在规定销毁的最后期限内，能将天花病毒的特异功能占为人类己有。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