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发财的机会了！”

沃伦。巴菲特1974年1970年夏天，当巴菲特和他的好友鲍勃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的时候；巴菲特注意到在俱乐部的庭院里正在举行一个活动，于是他问鲍勃那是在­干­什么，“那是您的40岁生日庆典，看我们的吧。”鲍勃毫无表情地说道。当巴菲特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时，人群朝他涌了过来，突然唱起了熟悉的旋律。尽管巴菲特极力克制住自己，他还是被深深打动了。如今他人到中年，也已小有名气。在奥马哈，他的确算个人物：既是《太阳周报》的主席，也是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董事。据一个参观者在穿过奥马哈市中心途中观察到，巴菲特能够说出路经的每一座楼房和企业的财务特点。

在他的合伙人企业清算之后，巴菲特就没有专职的工作了。关照一下肯。察思和哈撒韦纺织厂只花去仅仅一点时间。他的3个孩子也都已经十几岁了。《林肯杂志之星》的一个栏目把他刻画成一个被世人遗忘的人物，说他在一个四套间里掌管着他的投资，并且过着一种“相当简单的生活”。对一位想向他讨教的年轻的资金管理者，巴菲特简短地回答他道：“我不再做投资管理业务了，因此只能拒绝所有的要求，包括你的要求。”——听起来似乎在说华尔街将无法再从他那里听到些什么。

在他40岁生日以后，巴菲特又重新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伯格招集起格雷厄姆集团，但这次没有了格雷厄姆本人。古怪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个不再捣腾股票的人了。市场价格高得失去了吸引力，而他也开始问一些自然而然的问题，比如：有2500万美元的话，要把它积累得更多的关键方法是什么？

他的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幸福》杂志中写道：“巴菲特强烈地感到，他的时间和财富应该投向其他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比尔。瑞恩甚至怂恿他去参加总统竞选。

实际上，巴菲特正在严肃地考虑有关公共事业的事务。他倒不想去参加竞选，因为他实在太平民化了；而且，他承认对于那场弱­肉­强食的角逐而言，自己太过于瘦弱了。但他正在逐渐涉足于舞台的后台，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如哈罗德。休斯和阿拉德。洛温斯坦。他和政治家们结成密友，比如说参议员弗兰克。邱奇和里查德。克拉克，以及政府官员杰伊。洛克菲勒。

杰弗里。考恩，《乡村音乐》的一名作家和约翰。卡尔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过饭。这个约翰。卡尔弗是美国参议员的一位候选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几位数百万富翁的餐桌上谈论的竟全是关于自由政治的话题。

霍华德。巴菲特曾经以一个完人的形象以及不需要任何变化的封闭的社会观点征服了美国。沃伦则还有美国人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心理。他与本。罗斯纳一家和肯。察思一家站在了一起。和他的关系一样，他憎恶无本获利者（比如他对股票期权的憎恶），但是他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对它们表现得还是很有见解。有一次，在一个正式的宴会上，当一位客人报怨说穷人的福利费用太高时，巴菲特尖刻地反驳道：“我倒是更担心给富人的福利费用太高呢。”

这正是巴菲特生活风格的鲜明反映。他或多或少还要依靠从伯克希尔得到的5万美金工资来生活，他的孩子们在公立学校念书，而且沃伦鼓励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不计较他们能挣到些什么。事实上，彼得是在报纸

上才知道他父亲的财产是多么巨大。年轻的苏茜说：

我们的生活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可以买很多衣服，而永远不会陷入麻烦——这就是唯一的区别。我连自己的车也没有，16岁的时候就得去工作——在马车商店里做销售员。

巴菲特总是尽量使自己的财富公之于众。当他的财富吸引了公民的注意力，也令全家人感到惊讶时，巴菲特会开玩笑地说：“我们该在门上放个标志，说今天是比尔。斯科特 （他的助手）值夜班看守钱财。”或者他还会说句俏皮话：“还有彼得这个想让我在遗嘱里提到他的家伙。”“啊！彼得！”

当然，这并不真的只是在开玩笑。沃伦对自己的钱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们说，他们不要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子儿。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点钱都会让孩子们变坏。

这也许有点过于成见了，但结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对金钱很淡漠，并且处于一种随意和平等的气氛。在好莱坞的苹果—滑雪车队 （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请每一位路过的要礼物的孩子——这种举动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维斯身上是绝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们顺路走过时，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场，来的人非常之多，于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紧跟时代的老苏茜影响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时代的上下代冲突避难所。小苏茜的一位朋友，莱内。叶奇称之为“安全屋”。人们可以就这么走进来，把冰箱里的东西一扫而空。“如果下雪了，城里堵住了的话，那儿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叶奇回忆说，“坐在客厅里的感觉真是­棒­极了。”

苏茜将房子装扮成标志­性­的明亮的桔红­色­和黄|­色­。不仅有她资助下的艺术家们作的画，还有天瓶宫时期的海报，比如广为人知的《战争对儿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时会下楼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无论他是否已从资金管理行业“退休”了——他通常还是呆在楼梯口埋头工作，莱内。叶奇又说：

每到周六晚上，客厅总是挤满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儿，我们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会为我们演奏几曲。到晚上12点半左右时，就会听到一声“苏珊呀——你上来一下好吗？”。在这儿没有任何限制。如果他要上床睡觉了，我们就把音乐声关小点儿。

1971年，苏茜和沃伦商量在洛杉矶南部的海滨买一幢价值15万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贵的房子一样，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临海。几把藤椅将它布置得富有情趣。第一个夏天里，13个十几岁的孩子们呆在这里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从办公室里带堆报纸来，然后自己回去，他对孩子们的朋友很有耐心。一天晚上，他带着这一大帮人去吃晚饭。饭后侍者拿着他的信用卡过来说：“您已用到限额了。”巴菲特朝他的妻子扬了扬眉毛，然后递给侍者第二张信用卡，没有说任何话来显示他实际上付这些钱是绰绰有余。

当沃伦为自己参与什么样的政治角­色­而冥思苦想的时候，苏茜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北奥马哈黑人地区上了（这儿也是马尔科姆。X的出生地）。

她除了在地方志愿者组织做主席以外，还到各个学校进行观察，而且在北部似乎总有一些差事或任务。（汤姆。罗杰斯，她的一个侄子曾这样讽刺她说：“噢，难道你是黑人吗？难道你很穷吗？你到底需要多少？”）

在苏茜的鼓励下，沃伦开始大胆尝试了。他们的私人信托基金——巴菲特基金——开始每年为50多名黑人学校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70年代初期，罗德尼。威德，苏茜的一个正在推动黑人经营的商业发展的朋友，要求沃伦加入他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怀有“黑人资本主义”幻想的威德，认为巴菲特正是可以协助他，使他的内布拉斯加联营银行起步腾飞的人。

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纽曼（他的乡村俱乐部的共谋者）加入了银行的顾问委员会并且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巴菲特还做了一笔名义上的投资——占银行资本的 1.4％。与苏茜不一样，沃伦远远不是一个天真单纯的人，他再三警告银行的董事们数目失调的少数民族银行因为坏账而被迫倒闭。当银行营运走上正轨后，巴菲特给董事会送去一张令人心惊­肉­跳的便条，里面夹着一张报纸报道的复印件，是关于丹佛一家类似的银行倒闭的消息。

你应该注意到银行的总裁说：“当我们开始业务时，我们的计划是帮助少数民族投资者和那些所谓的小企业。我们做到了，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偿还债务的时候对我们却不怎么样，我们就是这样败落下去的。”总裁在谴责贷款人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每家银行都遇到大量坏账，而当初答应这些贷款者才真正是银行家的错误。

当联营银行也限入挣扎的地步时，巴菲特自己离它远远的。威德曾建议巴菲特找一些黑人学生进行庇护，再教授一些财务方面的知识给他们，但是巴菲特没作任何反应。“沃伦像一个谜，”威德得出结论说，“他和善大方，他也很诚实，而且他还很勤奋。但他从来没有懂得，在咱们这个被围困的社会中自己所处的富人角­色­。”当未偿债务堆积如山时，这正是巴菲特害怕发生的，他明确地拒绝再追加投资。

威德曾抱怨说巴菲特“根本不了解穷人的圈子”，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巴菲特正是太了解这群人了，因此他才紧紧扣上了他的钱夹。当他意识到没有希望得到任何回报时，他同不愿意投资于纺织业一样不愿意投资于联营银行之中。

出于他的信仰，巴菲特对公开的只是简单的花钱动机很有戒心。乔治。麦戈文当时正在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曾呆在巴菲特家中，而且似乎赢得了巴菲特的好感——直到后来，他宣布如果当选，麦戈文总统将赏赐给全美国的每个人每年1000美元的奖赏。巴菲特立刻像扔一个热土豆一样地扔了他，然后投了理查德。尼克松一票。

从某个方面来讲，巴菲特是很小气，但是他真的认为人们或组织机构（或自己的孩子）不应该享受来得容易的钱。他通过同样的镜头像测度商业冒险事业一样来测度社会事业：他要有回报。好的事业要求人们以反复试验乃至于忠诚的基础为依据，但是巴菲特无法迈出这一步。实际上，正是那些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的原则担保了这种为社会变化而工作的爱好。他需要一个尺度。“在投资领域你可以度量成果，”他对一个记者坦白道，“而对这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和许多其他显赫的人物一样，巴菲特认为他在出版界既可以是公民，又可以是资本家。杰伊。洛克菲勒曾在60年代末期把他介绍给查尔斯。彼得斯，

和平集团的前任总裁。他现在正在创办一本杂志：《华盛顿月刊》。这本月刊所拥护的正是受到巴菲特推崇的实事求是的自由主义。于是他投资了32000美元，并且找来自于得梅因的一位自由党朋友乔。罗森菲尔德做合伙人。巴菲特脑子里充满高尚的理想，告诉罗森菲尔德，“它很有意思，而且如果它能不赔不赚，那还是值得的。”

彼得斯马上就注入了自己的资金。巴菲特和洛克菲勒来到纽约并且聘请了一位顾问来评判这份杂志是否值得创办。当得出结论值得创办时，巴菲特答应再投资5万。这时他开始怀疑它是否能够如他所说的“值得”去做呢？

他打电话告诉彼得斯说他想退出——这将是致命的一击。于是彼得斯语速很快地向他保证说《华盛顿月刊》一定会是个滚滚的财源，其实两人都不相信会是这样。于是两人在电话上讨价还价了一番，巴菲特总提他那可恶的数字，而彼得斯则力图诱他上钩。最后，巴菲特同样妥协了。

这笔钱的数目不大，可是正如肯。察思早已知道的这倒无关紧要。“沃伦要的是年度报告——就这破玩意儿。”彼得斯说道。月刊恰恰正是巴菲特曾祈盼过的那种社论的传声筒——有一定影响力，而且常常惊天动地。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月刊着实是一个笑柄。尽管它人手不够而且以极少的资金运转（彼得斯挣2400美元），巴菲特还是差点勃然大怒，原因是彼得斯没有做年度报告。甚至在一个分文不挣的企业里，巴菲特都还是需要他的尺度。

巴菲特对罗森菲尔德抱怨说：“他们对开放的政府倒会高谈阔论，可是却不送报表来给我。”

巴菲特的确对新闻界十分关心，1971年，他打电话给月刊说了一个他声称的热门的内部消息，遭到了一个年轻编辑的拒绝。他们认为如果这消息来自于一位百万富翁，那就不会好到哪儿去。

于是巴菲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太阳报》，就是他为伯克希尔买下的那块奥马哈地区的周报。出版商斯坦福。利普西和巴菲特非常友好。利普西常常会转到巴菲特那里，喝上一些百事可乐，然后两人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话题无非是如何提高报纸质量，如何把它变成奥马哈的一种社会力量等等。他们还尝试过当当决定王位的人。因此曾雄心勃勃地推举一位候选人当市长（但失败了）。有一次，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说有一篇关于尼克松总统的工资和价格控制的社论写得­精­彩极了。“沃伦，你给我看过了。”利普西不得不提醒他。

巴菲特的内部消息涉及到青年之家（Boys Town），这是一家很有名望的奥马哈机构。它是由一位爱尔兰传教士爱德华。弗拉纳根于1971年创建的，为的是给任­性­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栖息之地。它因1939年奥斯卡获奖明星斯宾塞。特蕾西而声名卓著。有消息来源告诉巴菲特说青年之家正躺在成堆的金钱上，而且与创始人弗拉纳根的梦想相距甚远。

这个故事对于活跃的但相对 《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而居于次席的《太阳报》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巴菲特还给利普西一个重要的引子：青年之家首次被要求登记一份独立的税收申报单，从报告上表明，它已经积累了惊人的一亿一千二百万的投资组合——这是诺特尔。戴姆大学捐赠的两倍。

同时，它却很少为孩子们服务，并且在贫穷的伪装下进行着攻心的直销宣传。

这种故事点明了巴菲特的良知，他对资本赋予了一种如神般的忠实。因为任何数量的金钱，甚至是王后伊莎贝拉微薄的财富，都为未来的亿万财富播下了种子，对金钱的挥霍或是误用都无异于一种罪恶。

青年之家这件事的报道是秘密进行的，巴菲特以及编辑在卧室里校对了这份长达8页纸的报道。巴菲特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做这个故事的标题。

这是他对所有在公共生活中或是在商业中误用资金的人想要重复的一句话：“就你的职位作一段描述。”

这个故事于1972年3月发表了，并获得了普利策奖。

巴菲特喜欢报纸，他经常怀念童年时在《华盛顿邮报》做报童的时光。

他也喜欢报纸那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感觉。但是他对奥马哈《太阳报》却十分不满。和其他准社会企业一样，比如说联营银行和《华盛顿月刊》，《太阳报》不是恰恰合乎他胃口的，尽管他为普利策奖感到自豪，但他想要的是利润。

而《太阳报》却是一个贫穷的企业，当它提高报价时，它的发行量便骤然减少了。“沃伦可不希望那样。”利普西说。局势似乎令他相当震惊。巴菲特突然想要知道所有有关报纸的东西，于是他开始详细地研究报纸以及其他媒介资产的经济学理论。就跟从前他在发现GEICO以后完全沉浸在保险业中一样，现在他没把报纸行业从头到尾彻底搞清就绝不睡觉。他了解得越多，他对 《太阳报》就知道得越清楚。《太阳报》作为一家二流报纸，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在写完青年之家的故事后不久，巴菲特给一位同事写信说到：

我曾经提到过在1910年，全国1207个城市有日报，其中689个有两家或更多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到了1971年，有1511个城市有了日报，其中37个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竞争报纸。自从我那封信写出以后， 《华盛顿每日新闻》在无数强大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联营网下关闭了，与此同时的还有《波士顿先驱开拓者》和《纽瓦克晚间新闻》等。业主们通过痛苦的经历明白了，一家在消费者接受情况和社会重要­性­方面只居次要地位的报纸只会产生大量的亏损，而这亏损往往是最出­色­的管理和最雄厚财力所无法扭转的。

提到奥马哈《太阳报》，巴菲特强调说，光靠有挽救故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保证必然可以赚到利润。

总是不断有各种建议向我提出——通常是那些对地区垄断日报业的评述观点或多或少有些不满的学术界人士提出来的——建议说，如果我们都转向一家日报，那么美好的未来就会等待着我们。这个建议确实是很有针对­性­的，同是也是很诚挚的。而无法摆脱的事实是，它从来未被实施过……没有被这些理论家们提及过。

但是巴菲特已经注意到拥有一家主要的报纸的确是很美妙的一件事。这样的一家报纸，他对同伙们说，就像一个小城里唯一的一座桥，任何要从桥上过的人都得付过桥费。在只有一家报纸的城市里，所有的广告者都在同一条船上。奥马哈的百货店只有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登广告，先驱报就是垄断了的日报业——这意味着这家报纸有相对的自由度可以提高它的价格。它拥有受到保护的特许权，而对那些次要的企业，比如哈撒韦纺织厂，这只能是个梦想。

巴菲特很乐意买下《世界先驱报》，但它并不出售。于是他开始在报业界四处搜寻，企图找到一家报纸。他在加州和马里兰查过所有可能的报纸。

他向辛辛那提正式提出了要求，然而却遭到了回绝。

他还让比尔。瑞恩安排和汤姆。默菲一起吃了晚饭。汤姆曾是瑞恩在哈

佛的一个同班同学，现在是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在广播企业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两人一见面便志趣相投。默菲带巴菲特去参加了在迈阿密召开的共和党会议，而且决定把巴菲特弄进自己的董事会。默菲从瑞恩哪里得到消息后，便去了奥马哈，在那里他可以会见巴菲特而不受任何­干­扰。

他们打了“一场可怕的网球”，之后巴菲特请默菲吃了一顿牛排。巴菲特揣摩了默菲此行的意图，他不想让默菲提一些出奇不意的问题。

“你知道，默菲，”他说，“没有多数的股份我无法成为你公司的董事，而你的股票价格又太高了。但是只要任何事我能帮忙的，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自从合伙人企业解散之后，巴菲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生意。进入1972年时，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的证券组合价值1亿1百万，其中有1700万投资于股票。巴菲特把余下的钱都投到债券上去了。

但是，他逐渐一步一步回到了游戏中来，这次导致他转变的催化剂又是华尔街。曾被繁荣后的崩溃吓坏了的基金管理者们，都纷纷缩回到壳里去了。

他们的基金现在都集中到一群大的，广为人知的成长型股票中，如施乐、柯达、宝丽来，雅芳和德克萨斯工具等等。它们被起名为“漂亮的50种股票”。

在普遍流行的观点中，这些公司，不同于大繁荣时代那些“高材生”，将会永远成长下去。因此它们被说成是“安全的”——的确，在任何价位都是安全的。

到了1972年，“漂亮的50种股票”以天文数字般的80倍赢利率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华尔街从大繁荣中倒是总结出一些原则，但这些原则本身都不见得正确。基金纷纷聚集到“更安全”的股票上来，但风险却从不专注于这种或那种股票。它在投资者相互盲目模仿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

此时巴菲特开始在“漂亮的50种股票”之外寻找机会，并且为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买下这些股票。

在1973年，“漂亮的50种股票”开始破裂了，基金管理者们又在恐慌中退缩了回去。那些“安全”的股票正在下跌，到底该往哪儿去呢？一度曾突破1000点的道。琼斯指数，回落到了950点。广大的市场也摇摇欲坠。华尔街，刚从大繁荣时期的癫狂中彻底痊愈，如今又染了一身小病。经纪人的报告空洞无物，分析家们都在为人送包裹，那些1969年上市的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跌了一半。

这种­精­神上的贫血症给巴菲特带来了既相符又相反的反应。他的改变，出奇地熟悉但又完全颠倒了方向，就像过去年代里的电影胶片倒放一样，在大繁荣的年月里，他的主意和愿望慢慢地­干­涸了。但现在，在市场没落时，他却活蹦乱跳得像一匹马驹。

回顾1973年伯克希尔经济所的业务，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巴菲特席卷出一个巨大的商品通道——这儿抓一把NPI公司，那儿抓一把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在另一条小径里又找到了斯佩里＆哈钦森公司，接着是美国卡车，芝星维公司，汉帝哈曼。当市场下滑时，他在通道上跑得更快了——沃尔特问普森公司，考德威尔班克公司，狄恩瑞特公司，国王商场，摩西鞋业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匹克赛夫公司，米切姆。约翰及坦普尔顿公司，格兰德联合公司，斯塔贝克一华盛顿公司。

纺织品推销员，拉尔夫。里格比参观了奥马哈，发现巴菲特处于一种近乎狂喜的状态中。“他说许多人研究垒球地位或是竞赛规则，”里格比说道，“他却有一种让他赚钱的嗜好，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消遣。”

有一次，巴菲特的桥牌伙伴法官约翰。格兰特，提到他曾在审判一个有趣的案子时深得其乐。巴菲特的眼睛眨了眨，“你知道，”他说，“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跶舞。”

到了晚上，巴菲特会去第五十大街的克里斯杂货店买最新出版的《世界先驱报》，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盘价，然后他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年度报表。

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是一项工作，而对巴菲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

他不仅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这样地工作着，当他醒着的时候，车轮就转个不停。他会要求辅导彼得做家庭作业，但彼得知道他的父亲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做。一天当巴菲特回到家里时，他发现自己年幼的儿子正痛苦地缩在楼梯平台上，彼得在换电灯泡时不小心摔得仰面朝天。巴菲特习惯­性­地向书房赶去，吹着口哨从他身边上了楼。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残酷无情，于是主动向彼得道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菲特是这个家里的儿童。他对工作的全身心的热爱达到了排除其他一切事情的地步，就像他极具个­性­地吃东西，他对改变的恐惧，乃至他永久的充沛­精­力和幽默风趣，都有着一种为人所不常见的孩童的特­性­。一位女朋友说当她和他在一起时，她觉得他们就像“玩弹子球的小孩”。

他在股票上的无比投入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他妻子的很大的困扰。据苏茜透露给她的密友说，她渴望更多拥有夫妻间那种共享的快乐。当豪伊，他们排行中间的那个孩子遇到麻烦时——有时会阶段­性­地发生，苏茜就只有求助于身为心理学家的父亲给予指导，她那迷人的丈夫仿佛在一间梦幻之屋里。

倒不是沃伦对自己的家庭不关心，他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他们甚至知道他不会故意伤害一个跳蚤。正如彼得所说，他被遮眼物挡住了视线。

整个家庭都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来讨论这些遮眼物。他们认为工作是最主要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一种奋斗，是任何人无法打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在那间梦幻小屋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而在70年代早期到中期，它更多发生了许多从前没有过的事情。”

巴菲特会拿起电话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大呼小叫的方式回答一句最普通的“你好！”，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据巴菲特的一个经纪人克利福德。海斯说，“巴菲特会每天两次、三次、四次甚至五次地打电话进来。”

他就是想要一些信息，他不需要意见，他会询问一些他感兴趣的公司的情况。我就会说：“你想要什么， 5000股？ 10000股？”他会说：“买了。”

他还会顺着手指一行行地读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一栏：通常每个 P/E（价格/每股赢利）比率都是单位数，现在是华尔街少有的几个时期之一：美利坚正在被抛弃，没有人想要它。巴菲特的反应却很独特，“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

如今他有了现金之外的别的想法，这完全是 60年代的一个彻底反转。

1973年的时候，经营FMC公司的鲍勃。马洛特，要求巴菲特在管理养老基金的几位候选人发言时做一个没有看见的旁观者。他们搞得神秘兮兮的而巴菲

特却觉得他们不怎么样。“整整两天，”巴菲特回忆道，“我们都坐在那里聆听，最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说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原来马洛特问巴菲特是否愿意尝试一下管理部分FMC的养老基金。巴菲特说：“可以。但你得明白，也许FMC只会得到我灵感之后的渣滓。我把伯克希尔放在首位，其次是沃伦和苏茜。巴菲特公司，第三位才是FMC.”其实，他完全有足够的点子用来分配在这3个公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