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观众的大厅里举行。在世纪堂的门口，竖着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依序写着十几家赞助企业或赞助品牌的名单。韩丁他们赶到时表演已经开始，他们匆匆交了票进去，根本无暇顾及广告牌上有没有保春口服液的字样。大厅里的灯光刚刚转暗，音乐乍起，昏暗中可以看到这里几乎座无虚席。韩丁跟在王主任和老林的ρi股后面，正低头找座，T型台上突然亮起一束强光。一位头顶梳着高高的扇形发式的少女，金裹银束，梦幻般地出现在T型台的天幕下。她踩着音乐，迎着光束，向突然静下来的观众，向几百双惊讶的眼睛，款款走来。韩丁在那一刹那全身僵直，每一根神经都被台上迎面而来的少女牵住，他敢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心动的时刻。和一般模特相比，那女孩的身材略显娇小，但那张眉目如画的面孔，却有着令人不敢相信的美艳。在强光的照射下，少女脸色苍白，眉宇间顾盼生烟，进退中的一动一静不疾不徐，目光中的一丝冷漠若隐若现，看得韩丁目不暇接，颇有灵魂出窍的感觉。
韩丁想，但愿她就是罗保春董事长的那位千金。
韩丁昨晚没有睡好，饭前就已哈欠连天，原本对看什么发型表演毫无兴趣，老林要来，王主任又盛情，他就舍命陪君子地来了，没想到今夜会如此不凡。他们好不容易在后排找到了座位，挤着坐下来，伸着脖子从人缝中往前看。转眼之间T型台上已是佳丽如云，个个发型奇异，风情万种，虹云流转般地来去如仙。韩丁看得脖子发麻，腰背发酸，才又盼到第一个出场的女孩重新登台。那女孩一亮相台下便隐隐骚动，那一头如扇的长发又变成了刺猬似的短发，极尽新奇怪异之至，步态表情也与发式一样，刻求欢快活泼至极。韩丁的目光片刻不离地追随着她，他肯定他的感觉百分百地代表了台下每个男人的心声：这女孩的扮相无论古典还是新潮，在满台五光十色的模特中，她无疑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是全场注目的中心！
韩丁鼓起勇气，向王主任打听：“哪个是罗总的女儿？”他问这话时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说不定就是台边上最难看的那个，那个发式平庸的女孩身材高大挺拔，脸却像个丑角。
王主任手往台上一指：“就是那个。”
“哪个？”
“那个！像个小刺猬的那个……”
像小刺猬的那个？真的？
韩丁心里狂跳起来，他本能地觉得今晚也许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奇缘。
韩丁从小生得唇红齿白，打从上小学开始就是周围女孩们秋波频送的目标。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更是学校里的大众情人。他上中学时的外号叫做吴奇隆，上大学后又变成谢霆锋，好多朋友都怂恿他去电视台玩一把谢霆锋的模仿秀呢。好在韩丁自懂人事起便不近女色，对泡妞一向没有兴趣。说好听点是洁身自好，说难听点是在这方面还没开窍。可以说，在平岭这个发型表演的晚会前，他还从没对哪个女孩动心过。
从世纪大饭店看完发型表演回到宾馆，韩丁很晚没有睡着，除了老林鼾声的骚扰外，就是那张标致如画的脸，总在眼前飘，闭上眼也看得见的。这个夜晚他始终焦灼地翻动身体，在床垫弹簧隆隆作响的声音中盼着黎明。因为按照日程的安排，天一亮王主任就要接他们到罗保春家去商议参加法院调解的具体方案。罗保春家除罗保春之外，当然还住着罗保春的女儿，所以日出东方就成了韩丁的一个期待和幻想，在这个幻想中，事情正顺着一条最快的捷径浪漫地发展。
黎明前他搞不清是怎么睡着的，还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梦，似乎梦见了那个女孩，但面目已模糊不清，梦的情节在他被老林摇醒时也忘得一干二净。他睁开眼，看到天已大亮。连忙肿着眼下床洗漱，洗漱完毕跟着老林在楼下的咖啡厅吃了早饭，早饭完毕看到王主任的车准时开到了宾馆门口。韩丁拎着装满文件的一只公文箱，跟在老林身后上了车。车在早已热闹起来的街道上三拐两拐，出了市区，再沿一条康庄大道行驶五分钟，便进入了有名的黄鹤湖风景区。正值深冬时节，前几天的那场落雪早就化了，湖面虽然没有结冰，但在清冽的寒气中也被冻成一潭死水，深沉得看不见一丝微澜，只有道路两旁的树林因化雪的潮气滋润，抖搂出几分生机，隐约蒸发出一点早春的气息。据王主任说，现在并不是黄鹤湖的最佳季节，所以沿湖而行的道路上，看不到多少游人。他们的车子在依山临湖树木环抱的一个小院前停住，院内有一幢老旧的双层小楼，楼前楼后种了几棵阴森的古槐，虽然老皮生鳞，悬根出土，却依然枝桠峥嵘，华盖遮天……王主任在路上就介绍了，罗董事长的家是解放前国民党平岭市警备司令的官邸，后来是解放军攻打平岭的一个前沿指挥所。半个世纪弹指而过，黄鹤湖风景依旧，小楼却已然成了文物，现在归风景区管理处所有，去年被罗保春长期租下来，做了罗家的别墅。罗保春原本在城里有个住处，租下这幢老房后，就一直住在这里，主要是图个清静。
韩丁从下了汽车，走进院子，走进这幢老旧别墅的那一刻起就心无旁骛，只惦记着能否见到那位梦中女孩。但出来招呼他们的，除了刚刚睡醒两眼浮肿的罗保春外，就是他家那位瘦小干枯的老年保姆。老保姆给主宾四人倒了四杯泡不开的茶水，又给罗保春端来煮好的稀饭和两碟咸菜，便退出客厅。罗保春边吃边谈，态度一如昨天酒后那样激烈，对老林试探着提出在坚持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也适当做些让步，给死者亲属一些道义上的援助，以软化对方态度的建议，竟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他把粥碗重重地放在茶几上，粗声说道：“这么多年我办这个厂，白手起家，我吃了多少苦，熬了多少夜，我才四十多岁你看我这头发，还有几根黑的！我太太病了，病得死了，我都没钱救她！钱都押在这个厂子里了！这么多年，谁给我道义上的援助了？谁！保春制药厂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汗！现在，保春口服液的牌子打出来了，消费者认了，这时候谁要是想整垮我，没那么容易！他们是土匪！我要是冲他们软一下，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吃上我！所以我不能让步。我不让步，他们又能怎么样？我不相信法律会向着他们。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法律应该是大力保护的！”
他这样说，老林也无奈。韩丁昨天看过材料，对这案子的来龙去脉已大体清楚。被杀的女孩名叫祝四萍，是保春制药厂雇的临时工，在制药厂厂区扩建工地上搞统计，去年年底发现被人杀死在工地的办公室里。韩丁手中的材料只是这个案子民事赔偿纠纷的相关文件，对四萍被杀的细节并无太多说明。但从这些材料的只言片语中，仍可了解四萍死得相当悲惨。这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先被木棒重殴头部，然后身中三刀而亡。她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来自江南古城绍兴，他们把刚刚成年的女儿送出去挣钱，接回来的却是孩子的一捧寒灰。其情其景也确实令人同情。但韩丁心想，他们不是来扶贫的，他们是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死者的亲属知道，尽管四萍是死在厂区，死在办公室里，但要认定厂方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必须支付四十万元巨额赔偿，是缺乏法律依据的。韩丁记得前不久在北京一家迪斯科舞厅的厕所里发生了一件客人被杀的案子，死者的亲属要求舞厅赔偿，舞厅认为自己并无责任而拒绝赔偿，结果闹到法院，审判的结果是死者的亲属最终败诉。这件舞厅杀人案和四萍被杀案在性质上十分相像，所以老林也认为四萍的亲属以及那些助威同乡的诉讼要求法院一般不会支持。但上次他来平岭参加第一次法庭调解时，已经感觉到平岭市法院显然希望保春制药厂再额外补加一些抚恤，花钱买个太平，平息事态，而不希望激化矛盾，给社会安定增加隐患，所以这次调解也难保不在钱的方面向着弱者一方说话。四萍的父母现在连下岗工资都不能按时拿到，他们的生活状况也确实非常不好，法院对有困难的一方给予一些调解上的倾斜，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
老林把他的担心说了，但罗保春不听。他固执地认为这年头困难的人有的是，法院要都管，管得过来吗？我还困难呢，我厂里的产品积压太多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过来，贷款到期还不上，谁援助援助我呀！法院要杀富济贫也杀不到我的头上。要是我的厂子倒闭了，市里的税收减少了，上千工人失业了，找政府闹事要饭吃去了，给我供货帮我销售的企业拿不到钱拿不到货都受影响了，本钱小的也跟着倒闭了，法院是不是都援助啊？法院难道惟恐天下不乱吗？
罗保春越说越气，脸色涨红，就像昨天晚上喝多了酒一样。老林也就不再多说，律师在民事诉讼中只是受当事人委托担当代理人而已，只要不违反法律，都要按当事人的意愿办事。韩丁也不多嘴，他这时的念头，只盼着能在这里见到罗保春的女儿。他隐隐听到隔壁屋里，总有一个轻盈的脚步在不时地走动；在客厅通往后院的走廊上，好像也常能看到一个依稀的影子在墙上薄薄地掠过。在老林与罗保春交谈时，韩丁始终神不守舍，始终幻想着也许下一秒钟那女孩便会穿过走廊，或者推开与客厅相通的某一扇屋门，步履轻捷地走出来呢。
可惜直到时间接近中午，他们谈完了话，喝光了茶，起座与罗保春告辞并且乘车离开这幢别墅的时候，也没见到什么人从走廊端头和那些紧闭的屋门里走出来。在返回市区的路上，韩丁忍不住问王主任：这么大一个别墅，就罗董事长一个人住吗？他也不嫌寂寞。王主任笑笑，说：你们也应该看出来了，我们罗总，脾气很古怪的，特别是他太太几年前病故以后，就更听不进别人的话了，自己想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我们也劝他，一个人住这么远太不方便，也很不安全，万一有个急病什么的，周围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身边就那个只会做饭的老太太，有什么三长两短非耽误了不可。
王主任的这一席话，终于让韩丁有机会把他最想问又最不便开口的话问出来了：“那他女儿呢，他不是有个当模特的女儿吗，不和他住一起？”
“啊，你是说罗晶晶呀，她住在城里，罗总在城里有房子。”
老林笑笑，Сhā话道：“确实有这么一种人，孤僻惯了，连老婆孩子在身边都烦，就喜欢一个人独处，有这种人。”
王主任也笑：“那倒不是，罗总对别人烦，可是最心疼他这个宝贝女儿，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百依百顺，要怎样就怎样。是罗晶晶自己不喜欢和她爸爸一起住，她爸爸也只好随她去。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受管束。”
老林深有同感地随声附和：“对呀，现在的年轻人，哪会为大人想那么多！你们应该劝罗总，年纪大了还是得找个老伴。生老病死身边还是得有个人伺候，孩子再亲也没用。《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早有定论：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王主任也感慨：“劝也没用。事业成功的人，生活上都是最难伺候的，有成就的人都是既孤僻又孤独……”
两人越说越投机的样子，替古人担忧似的长吁短叹。韩丁对罗保春怎么样防病怎样养老毫无兴趣，他心里想的是罗保春的宝贝女儿罗晶晶，她究竟住在城中的哪个角落呢？一个独居的女孩，一个漂亮的模特，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她每天过的都是怎样一种生活？她有男朋友吗？她年纪这么小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呢？他真想走近她，走近她的日常起居，仔细看个究竟。
在回城的路上，在汽车里，韩丁看着窗外的残冬心不在焉，路边一些春暖的迹象也令他无动于衷。春天还早呢，他想，可心里却很不安分地蠢蠢欲动。他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料到大约在二十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在第二天的早上，他真的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下，见到了那位在T型台的聚光灯里让他一瞬间着了迷的女孩罗晶晶。
二
人生难料，世事如梦。韩丁碰上的都是难料的事情。
那天下午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在这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都管他叫大雄，据王主任在老林耳边的嘀咕，这位大雄就是制药厂扩建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首领。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根领带，但他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全部放入。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副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韩丁在大学实习期间参加和观摩过一些案件的庭审，但还从未经历过法院的调解过程。今天庭上的气氛与他原来的想象相比，远没那么正规。首先是这间被称做法庭的屋子，实在寒酸得可以，其破旧程度在韩丁看来简直有损法律的尊严。二是主持调解的那位法官年纪太轻，几乎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小姑娘，样子还不如做记录的那位同为女性的书记员显得成熟。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左右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口气刻板得几乎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背书。她说：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啊，怎么样，你们双方这些天都是怎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件事双方都要有让步的态度，打官司对双方都没好处。我们现在大案子都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他们身边的律师。那律师是从本地请的，男的，四十来岁，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佣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全是不是完全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全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和厂里无关？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虎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调解还没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连法官都没想到的。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脸色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赔偿，我一分钱都不出！这些人，说难听了简直就是黑社会，我就是不相信政府和法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会不保护！
对方律师两手张开，看着那位有些手足无措控制不了场面的年轻法官，表情和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说：四萍和这些民工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到平岭来，为保春制药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连把她从小养大的父母都没能见上一面。保春公司作为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义！为了不赔钱，不但不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遭遇这么不幸的事表示怜悯，不对家属表示同情，反而还要污蔑他们是黑社会的。你再这样讲，我们要控告你诽谤侮辱公民的人格。我的当事人虽然很贫穷，他们死去的女儿和她的伙伴虽然也很贫穷，但他们也有人格，也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随着律师的强烈抗议，四萍母亲的脸上热泪纵横；四萍父亲的额头青筋毕露，他用带着口音的粗声大嗓吼叫起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能代表共产党吗，啊？
罗保春毫不客气地回绝过去：我只代表我的厂，我又不是政府，我不代表共产党！
四萍父亲声嘶力竭：你那个厂，还……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你他娘的比资本家、比过去的恶霸地主还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啊！
四萍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律师讲，你讲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我有什么不清楚！我就要问问他们还讲不讲公理！
罗保春也尽全力把声音抬高：给你钱就是公理吗？不给你钱就是不讲公理吗？你就是公理吗？
会议室被争吵和哭声搞乱了套，年轻的法官终于表现出迟到的果断，她厉声说道：既然你们双方是这么一个态度，说明你们没有调解的诚意。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请问原告方有没有调解意愿，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对方律师也已非常激动，死者父母的骂声哭声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像吵架似地回答法官：我们的立场刚才已经做了陈述，如果被告一方是这样一种无赖的态度，我们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
法官不多啰嗦地把最后的问话转向制药厂一方：被告方还愿不愿意调解，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不容老林开口，罗保春拍案而起：我奉陪到底！我们法庭见！
法官被罗保春的态度激怒，正色地喝斥道：罗保春，这里就是法庭！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拍什么桌子！
罗保春喘着气，愣了一下，居然没有顶嘴，又坐下了。
法官皱着眉，满脸不快地说了收场的话：好，我宣布，祝四萍死亡赔偿案第二次调解失败，本案依法进入诉讼程序。请原告方将起诉书在规定时间送交本院，择期开庭！
法官话音刚落，四萍父亲骂声又起，罗保春起身离座，板脸就走。老林和韩丁面面相觑，大概连老林这种有点资历的律师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调解：作为一方的律师，他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调解便结束了；他和韩丁甚至都来不及咂摸一下滋味，局面便已不可收拾。他们当然想不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在大家纷纷离座的混乱中，在死者父亲越来越难懂的骂声中，他们看到罗保春走向门口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手往前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但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便轰地一声倒下来了，连带着弄翻了几把木制的椅子。
韩丁和老林吓了一跳，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不约而同探过身去想扶他起来，可马上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罗保春的那张脸。那张脸上的颜色已经由赤红变成了灰白，眉头紧拧，牙根紧咬，两颊的肌肉扭曲出痛苦万状的表情。韩丁吓坏了，他把一只手抄在罗保春的身下，想扶他起来，被老林喊了一声：别动他！王主任推开韩丁，手忙脚乱地在罗保春西服上衣的内兜里翻找着什么，翻到第二个兜果然翻出一小瓶药来。看到那瓶药韩丁才明白罗保春是发了心脏病了。他看着王主任倒出药粒，使劲儿塞进罗保春的嘴里，罗保春嘴里含着药，脸上依然是那副痛苦不堪的死相。年轻的法官和中年的书记员都愣在原位，可能因为她们是女的，所以在这个突发事态中都有点手足无措。对方的律师倒是站了起来，朝这边看，脸上应景地表现出一些人道主义的关切。四萍的母亲还在双手掩面地哭泣着，她的丈夫也不劝她，但止住了骂声，目光冰冷地看着这边的混乱。韩丁从未亲眼目睹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但隐约记得在电视上见过的抢救方式，一个人骑在患者的身上，以手压胸，做人工呼吸；还要抓着病人的双手像做广播操那样做扩胸运动；还要嘴对嘴地往里吹气……他本想提议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同时意识到自己在这群人中最为年轻，对这种“体力活儿”似乎应该有个自告奋勇的态度，想想要和罗保春嘴对嘴地吹气，他又本能地犹豫了几秒钟。还没等他开口，王主任已经冲他发令：快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这一喊把两位女法官也提醒了，一齐跑出会议室去打电话。等她们打完电话再回到会议室时，罗保春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脸上也有了一些让人能意会到的血色。韩丁这时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人就得让他安静躺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乱动，否则适得其反。他不无后怕地想到刚才他要是真的自告奋勇冲上去给罗保春做人工呼吸最后把他折腾死了，岂不坐蜡！
救护车来了，医生赶到会议室里，对平躺在地上的罗保春做了检查，给他打了一针，然后表示可以抬下楼了。韩丁和王主任用担架把罗保春抬起来，抬下楼，抬出法院，抬上急救车，然后他们跟了急救车一起去医院。老林则被法官留下来在调解记录上签字以及处理其他一些程序性的问题。
去医院的路上，王主任用手持电话想把情况通知罗保春惟一的亲属，也就是他的女儿罗晶晶，但电话打不通，对方始终“不在服务区”。王主任又打其他电话寻问罗晶晶的下落，问了半天才知道罗晶晶今天恰巧随发型表演团到南京演出去了，已经搭乘早上头一班飞机离开了平岭。
急救车到了医院，罗保春被送进了急救室。王主任的手机也没电了，他急慌慌地不知跑到哪里去找电话，急救室外只剩下韩丁一人。这儿连个椅子都没有，韩丁只好原地踱步。偶尔有医生护士进出，都是手执器械行色匆匆，没人理他。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一位男医生走出来，当头便问：你是病人的亲属吗？韩丁摇头说不是。医生又问：病人亲属来没来？韩丁摇头说没来。医生再问：那你是病人的什么人？韩丁说我是他的律师。医生马上说：律师？那正好，你进来一下，病人有话要跟你说。
韩丁跟在医生ρi股后面，进了急救室。急救室的门里是一条又短又宽的走廊，把头一间是一个手术室，四门大敞，里边除了一张床和一些仪器外，空着没人。再往里走，是一间医生的办公室。过了这间办公室就是病人观察室了。韩丁跟医生径直走进了这间观察室。
观察室里有三张床，两张空着，最外面的一张床上，就躺着刚刚经过抢救的罗保春。罗保春的脸色依然难看，呼吸虚弱，但生命的迹象比送进来的时候明显多了。医生行至床前 ，附耳在罗保春的身边轻轻说道：“你要找的人来了，你要说话吗？”
韩丁连忙趋至床前，探身去看罗保春。罗保春艰难地睁开双眼，韩丁马上开口：“罗总，我是韩丁，北京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您还认得我吗？”
其实韩丁刚刚大学毕业，他只是个实习律师，但他没说实习二字。罗保春的目光混浊，眉心发暗，睁眼无神地看着韩丁。韩丁以为他认不出他了，可没想到罗保春突然抖抖地抬起一只手，像是要比画什么意思，又像是要拉他靠近一点，韩丁俯下身去，他的脸和那混浊的目光咫尺之遥。
他把声音抬高了一些，再问：“您要说什么话吗？”
罗保春的嘴角动了动，抖抖地说了句：“厂……”
韩丁竭力靠近他，竭力想听懂他的意思：“您说什么，厂？”
罗保春用抬起的那只手在韩丁眼前画了个哆哆嗦嗦的圆圈，用同样哆嗦得难以为继的气力，又挤出几个字来：“厂……还有……都给晶晶……”
韩丁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这区区几个字几乎像是罗保春在交待遗言。意识到遗言韩丁马上联想到了死亡，联想到死亡他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安慰的话：“您没事的罗总，您好好养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您放心……”
医生观察着罗保春的脸色，及时制止了他还想开口的表示：“好了，你好好休息吧，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再说。”然后用眼神示意韩丁退下，韩丁就退下来了。
韩丁出了观察室，低头想一想，想自己毕竟是个律师，如果，万一，罗保春真的不治，刚才那几个字，岂不真的成了临终嘱托？他猛省于自己的身份职责，对罗保春刚才嘴里那断断续续的几个字是不能听完算完的，于是他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了纸笔，写下这么一行字来：“我决定平岭市保春制药有限公司全部财产及我的其他财产由我的女儿罗晶晶继承。”
他叫住那位从观察室里刚刚走出来的男医生，说：“病人刚才留下了遗言，我作为他的律师，补做了一个记录。现在趁病人头脑还清醒，需要马上请他本人过一下目，签个字。”
医生往他的办公室里走，一边走一边摆手：“不行不行，现在病人不能再说话了，说话多了太危险。”
韩丁说：“他可以不说话，我把这个给他看，他点个头签个字就行。”
医生瞪眼道：“你看他那样，还能签字吗？”
韩丁说：“我看能！”
医生说：“现在要尽量避免让病人激动，他现在必须安静，你这么折腾他，万一病情恶化，你负责吗？”
韩丁说：“万一他不行了，他的亲属，他单位里的人现在都不在，将来对遗嘱发生争议，你负责吗？将来他们吵起来我让他们找你好不好！”
急救室重地，墙上大写着“安静”二字，所以他们的争执都压着声音。但医生办公室里的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医生还是从他们彼此的表情上，看出有点不对劲了。她从用大玻璃隔断隔出来的办公室里走出来，问怎么了，争论的双方像是都找到了一个裁判，如此这般争先恐后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同时晓以利害。女医生似乎是那个男医生的上司，她几乎还没听完就低声对男医生说：“你带他去吧，让他简单一点，趁病人现在还清醒……”这话刚才韩丁也说过，但现在从女医生口中说出来韩丁心里竟咯噔了一下，大有凶多吉少的感觉。但他没时间多想，紧随在那位一脸不快的男医生的身后，重新进了观察室。
观察室里，罗保春仍然双目紧闭，面色灰白。他们走到他的床前，韩丁随即开口，呼唤罗保春：“罗董事长，罗老板！”
罗保春没有睁眼，没有应答。
韩丁不敢放大声音，继续呼唤：“罗老板，我是律师韩丁！”
罗保春的眼睛慢慢开了一条缝。韩丁连忙把他写好那句话的白纸在他眼前展开，说：“罗总，您刚才跟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罗保春的眼球真的动了一下，盯住了那张纸，看了一会儿，他用眼神微微点头。韩丁和那位男医生都感觉到了——罗保春在点头。
韩丁说：“您能签字吗，我需要您在这上面签宇，您能吗？”
男医生态度还算配合，用比韩丁大一些的声音，也问了一句：“你能签字吗？”
罗保春依然用眼神点头，韩丁顺手拿过男医生腋下的一只病历夹，把纸垫在上面，放在罗保春的手边，然后把自己的笔从罗保春食指和拇指的缝中穿进去。罗保春虚虚地拿着那支笔，停了少顷，居然颤巍巍地，在那张只写了那一句话的白纸上，歪歪扭扭，颤颤抖抖，游龙走凤，像写天书似的，写下了“罗保春”三个难认的大字。
韩丁如释重负。
他和男医生走出观察室，将罗保春签过字的那一纸遗书对折叠好，仔细地放进皮包，这时他惟一担心的，倒是罗保春的安危。但情形并没有韩丁以为的那样坏，天黑之前，罗保春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并开始好转，血压、心率等各项指标渐渐向正常值靠近。韩丁一直没有离开医院，王主任也打完不知多少个电话回到了急救室外。保春制药厂的厂长——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也带了几个厂里的干部赶来了，一到医院就由王主任领着找医生问情况去了，其余人都在急救室的门外等着。韩丁和这些人都不认识，互不搭腔。他也没把罗保春留下遗言的事跟任何人讲。因为从医生的口气上听，罗保春似乎问题不大了，厂长和王主任与医生谈话回来后的表情，也似乎在告诉大家危险已经过去，一切都会好的。但按医生的意见，罗保春还需在观察室里住上一夜，待第二天才能转到病房去。王主任已经与远在南京的罗保春的女儿罗晶晶联系上了，据他说，如果罗晶晶能买到飞机票的话，今晚就会赶回来。韩丁想，如果一切正常，那份遗嘱也就无须拿出来示众了。
天黑以后，制药厂的厂长安排了两个干部留下来轮流值班，以防万一有事好随时与厂领导保持联系，其余人，连他和王主任在内，都回家吃饭休息。韩丁尽管很想留下来——因为晚上说不定会见到从南京赶回来的罗晶晶——但似乎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他用手机与老林通过电话之后，便随众人离开医院回宾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