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发生以前，英国实行的是敞田制，敞田制是由一块一块的“长条地”组成的“公有地农业制度”。在这种耕作制度下，土地被划分成小块条田彼此交错，每年依据作物的种类和农事时间强制划一耕种。这是一种落后的土地管理及其利用的制度，正如十六世纪后半叶英国诗人托马斯·塔瑟所认为的那样，从这一长条地移往那一长条地进行耕种，这种过时的耕作方法是浪费时间的，而且不可能产生出适量的粮食。而圈地运动把敞田和公田重做安排，使其更有利于农牧业及其生产技术的发展。

事实也是如此，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农牧业改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最初为了养羊而圈地，在圈地上播种新引进的饲料作物，用以养羊。圈地和引种新作物具有相同的目的。而新引进的作物也只能种植在圈地上，因为敞田制是不能随意更改作物的。新作物的引进又导致了四圃轮作制的出现，而四圃轮作制最初出现是在诺福克，所以被称为诺福克农作制。而诺福克又是圈地运动发生最早的地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圈地运动对于农作制度改变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还应该指出，农牧业的改良也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经济问题。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是不足以进行有效的技术改良的。而只有通过圈地所建立起来的大土地私有制，才能为技术进步提供经济保障，因为农牧业改良需要应用大量的资本投入才能做到，这就从客观上需要那些非常富裕的大租地农场主的参与。而那些原来社会地位很低的公簿持有农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够最终变为富裕的大租地农场主，也正是由于他们在“圈地运动”这个特殊的土地租用过程中发了大财，在哈里逊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4镑都很困难的租地农场主，现在要交40、50镑、100镑，但是他们在租约期满时，如果手里没有积存6——7年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圈地运动就没有这些非常富裕的大租地农场主的存在，也就没有英国农牧业的技术革命。

圈地运动还为改良农具提供了用武之地。因为大型农业机械必须在广阔而又平坦的土地上才能正常运转，这就必须改造土地原有的高低不平等等的自然属­性­，消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在高低不平且条块分割的土地上是难以使用机械作业的，只有将土地填平，才能为农业机械化铺平道路。而土地填平也有赖于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和大量资本的投入，而这一切都只能是在圈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

由此不难看出，近代英国的农牧业技术革命都是由那些原本是社会地位很低的公簿持有农在转变成了富裕的农业资本家以后在自己的租用土地的大农场上进行的。英国的农业结构自古以来主要是以农牧结合为主，但这主要是从土地占用的情况来看，从劳动力占用情况来看，畜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种植谷物要少得多，据估计，饲养羊群需要的劳动力比种植谷物要少80%，特别是绵羊的饲养，一年中大部份时间都是无须多人看管，十五世纪中期，英国只要一个男劳动力就可以管理500英亩的牧羊场。而圈地养羊使得畜牧业代替了农业，其结果必然是农村劳动人口的下降，于是“曾经是200人工作并依靠他们诚实劳动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二个牧人。”这就是托马斯·莫尔所谓的“羊吃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羊吃人的结果使得小土地所有者纷纷破产，农场的数目急剧减少，而一些农场的面积却不断扩大，这是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一条必由之路。本来是好事，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坏事。

圈地运动使农民离开了土地，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而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扩大，又刺激了农业技术改进的广泛采纳，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和土地的价值，所以一些富有的农场主在建立起大农场之后，也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在农场上实行规模经济，进行商品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促使他们进行合理化管理，以提高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如，用畜力工具取代人力，以马耕代替牛耕。圈地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将耕地变成牧地，而后又变成耕地，而是将农夫的小规模耕种，变成大规模的放牧和大规模的耕种，即由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小土地所有者来说，这个圈地运动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认识历史，必须从整体上、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而绝对不能从局部的利益、用狭隘的眼光来看问题。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一贯标榜以“科学”理论自居的马克思却显得一点都不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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