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万福：就是少犁一回地。我们传统的种地是收割完了以后要犁地，第二年平整以后才播种，免耕播种不需要犁地，直接播种，犁地时拖拉机用的柴油省了，也省了力气。

柴达木灌区

记者：就是少犁了一回地，省时省工了？

雷万福：油也省了，一亩地看不出来，五、六亩就多了。

记者：拖拉机犁地的油省下来了，等于种地的成本降低了。你们家有几亩地采用免耕播种技术了？

雷万福：五亩。

记者：你们家种了哪些作物？

雷万福：小麦、油菜。

记者：农作物的产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雷万福：高一些。

记者：能高多少？

雷万福：半袋子。”

河湟谷地

事实上，不少农民起初对保护­性­耕作持反对意见。保护­性­耕作也叫免耕播种，主要是针对当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过分耕翻作业，土壤在休闲期内地表长时间­祼­露，造成严重的土壤风蚀和水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而采取的耕作改革措施。青海省互助县南门峡镇西山根村村委会主任刘应禄告诉记者：“因为保护­性­耕作与传统的­精­耕细作截然不同：收麦子只割麦穗，收油菜只要菜籽，麦秆和油菜秆全部留在地里，任其腐烂；第二年春天，地也不翻，垅也不打，松松土就下种。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汉们认为这是瞎胡闹。”

“记者：免耕播种技术跟传统的耕作技术相比的确有很大的差别，一开始的时候村民们能不能接受这种耕作技术？

刘应禄：不能接受，村里的老年人就不答应，他们说你们青年人这样种田我们从来就没见过。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答应呢？

刘应禄：他们认为这样种田产量不高。

记者：最后大家是凭什么来接受这个的？

刘应禄：经过几年的观望，看到这种耕作不用犁地，省钱省力，还能增产，一亩地可以增产40多斤。”

要让农户真正接受这种全新的农耕方式，需要用事实说话。青海省互助县农机技术推广站工程师窦全兴介绍：“由于作物秸秆和残茬覆盖地表，减少了雨水地表径流和水分的蒸发。另外，秸秆腐烂形成大量的有机质，对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在窦全兴看来，保护­性­耕作省去了传统耕作方法中的犁、耙、磨、压等好几道工序，每年至少亩均节省种植成本40元，加上亩均增产作物20公斤，采用保护­性­耕作每亩平均节本增收可达100多元。并且保护­性­耕作有利于降低株高，并促进茎秆的稳健生长，提高小麦的抗倒伏能力。

“保护­性­耕作这项技术与传统的耕作农业播种的方式相比，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的铧式犁耕翻的工序，把秸秆在土地休闲期留在地表不翻埋在土壤里面，这样对于生态和水土保持，土壤保墒有很大的好处，春季播种以后出苗快、出苗齐，成熟期趋于一致，有增产增收的作用。”

北宋的物价和消费水平

北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北宋社会发展虽长期受到边境战争的制约，但还算相对长治久安。国家安定促进了经济繁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行业逐渐扩张，这些蓬勃发展的产业为居民提供了从业机会与收入来源，也兴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经济。北宋的官吏阶层及其家庭，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构成之一。北宋官员的“月俸”包括货币、粮食、绢、薪、蒿、炭、盐、茶、纸等物品。“奉录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凡四十一等。”其中货币收入，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最低的吏大约每月货币收入为500钱。其中有三百千、二百千、百二十千、九十千、八十千、六十千、五十五千、四十五千、三十五千、三十千、二十九千、二十千、十八千、十七千、十五千、十四千、十三千、十二千、十千、八千、五千、三千、二千、一千五百、一千、七百、五百等级别，譬如：“河南府河南、洛阳县令，三十千。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户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户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户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满三千户令，十千；簿、尉，六千。”（《宋史－职官－奉禄制上）www@

对于县级以下的官吏来讲，月俸9000～3000钱便属收入微薄之列，假如家庭人口较多，那么必须“兼农商之利”才能养家糊口，即家中必须有其他的劳动者，从事“农商”等职业以添补生活开。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苏洵老年时，曾上书韩丞相“乞一官职”。“跑官要官”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禄养活家庭，他说：“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复有求于相公者，实以家贫无赀，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又况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得邪。”（《上韩丞相书》）可以看出，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000～6000钱收入，虽然不算富裕，但这样的家庭就能够维持大致的生活消费了。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宋史－食货－布帛和籴漕运》记载了元丰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如均州、邓州三万人，为鄜州、延州运输军用物质，“日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而陕西都转运司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人日米二升、钱五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三）云：元丰七年，“诏：鄜延、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许和雇人，日钱百、米二升，禁军愿就雇者听。”大致是，每个劳役每月可收入1500～3000钱，米60升左右。但是，有些参与特殊工程项目的役夫，工价较高。譬如元祐元年，苏辙在奏章中说：“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沮隔官私舟船。……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得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可见，当米价较低时（如斗米80钱以下），每夫日雇200钱比每日100钱、2升米，其收益显得要高一些。

医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王安石在《处士征君墓表》中称赞一个姓杜的医生，会写诗词文章，行医则“无贫富贵贱，请之辄往。与之财，非义辄谢而不受”。杜医生在自己的寓所为人看病，“日得百数十钱则止，不更筮也”。看来杜医生非常讲医德，不愿多收钱，甚至减免穷人的钱，如果愿意多看病，收入本可多一些，每月收入在6000～100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

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北宋的首都东京（汴梁）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都市，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孟元老自崇宁二年（1103）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他在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一书的《序》中描绘东京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争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苏轼亦曾指出：“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冲，两河之交，舟车商贾之所聚，金玉锦绣之所积，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苏轼集－策别十七首（之四）》）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行业，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

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北宋的商业税率是：“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宋史－食货－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指出：“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宋史－食货－茶下》）崇宁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指出：“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宋史－食货－会计》）若采用“住税”的标准，即“每千钱算三十”来度量，崇宁时期“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反映的工商业的规模大约在3340多万贯，全国经济最兴盛时期的工商业规模（诸州商税）大约在16670万贯左右。

北宋社会的城市消费水平

北宋从建隆元年（960）建立政权，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覆亡，长达202年。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里，社会发展有动荡期也有平稳期，年成有丰收期也有灾荒期，要系统地探讨社会的消费水平，存在很大的难度，这里只能撷取部分断面，来看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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