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德国男人赢过五六轮，来自澳门的巡监打了个手势，发牌员立刻换了一个。

德国男人就此离去，捧了筹码，没有丝毫留恋。我不懂其中的机巧，不知道发牌员一换就要开始做手脚，所以仍旧坐着，物­色­下一个看上去会赢的人。新换的发牌员开始催促我下码，我左看右看依然没感觉，随手抓一撮码子就随便朝面前放过去。

就在这个动作的中央，在手起码落的弧线某点上，有人截住了我。是一双很粗糙的大手，霸道地从我的手心里抠出红红绿绿的小圆牌。

我没有侧头，可我隐隐猜到是谁。

有人越过赌台3.6米的距离来拯救我，不亦乐乎。

我听到他的声音，很多欧美的电影对白里喜欢用的那种，沙哑的，含痰的，伴随着一个烟斗或者一瓶vodka的可能对于无可救药的小女孩总是有种类似于神父的规劝意识。

小姐，我们走吧。

一句话像从英国史特林冲锋枪l34a1里­射­出的一排子弹，从我灵魂深处穿堂而过，我的心一刹那里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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