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沫若兄的交谊，本是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终是和学生时代同学时一样的。但因为中间有几次为旁人所挑拨中伤，竟有一位为郭氏作传记者，胆敢说出我仿佛有出卖郭氏的行为，这当是指我和创造社脱离关系以后，和鲁迅去另出一杂志的那一段时间中的事情。
创造社的许多青年，在当时曾经向鲁迅下过总攻击，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赞成的。因为郭氏对鲁迅的尊敬，我知道他也并不逊于他人，这只从他称颂鲁迅的“大哉鲁迅”一语中就可以看出。
我对于旁人的攻击，一向是不理会的，因为我想，假若我有错处，应该被攻击的话，那么强辩一番，也没有用处。否则，攻击我的人，迟早总会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并且，倘使他自己不承认，则旁人也会看得出来。所以，说我出卖朋友，出卖郭氏等中伤诡计，后来终于被我们的交谊不变所揭穿。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
他到上海之后，委员长特派何廉氏上船去接他，到了上海，和他在法界大西路一间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的住宅里见面的，也只有我和沈尹默等两三人而已。
这些废话，现在说了也属无益，还是按下不提。总之，他今年已经五十岁了，港渝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大家在发起替他祝寿；我们在南洋的许多他的友人，如刘海粟大师，胡愈之先生，胡迈先生等，也想同样的举行一个纪念的仪式，为我国文化界的这一位巨人吐一口气。现在此事将如何进行，以及将从哪些方面着手等问题，都还待发起人来开会商量，但我却希望无论和郭氏有没有交情的我们文化工作者，都能够来参加。
印光法师塑像小记
卡尔·杜迪希，是维也纳的雕刻家，因为血统的关系，前两年被希脱勒驱逐了出国，和妻女等流到了星洲。他到此地后不久，就到报馆来看我，第一，说是要我为他介绍介绍；第二，他想为委员长塑一个像以致敬，问我有没有委员长的照片。从此之后，我们就渐渐的来往起来了。大约是在星洲住了有一年多的样子，自英德宣战以后，他终于因为国籍的关系，便和其他许多德意籍的犹太人，一道被迁到了英国的另一个自治领，我于是就和他断绝了往来。
是在他将离开星洲的时候，广洽法师有一天来说，他想同我一道去看看这一位薄命的艺术家。我们一去，他和他夫人及小女儿亚娃看见了广洽法师的僧衣，都很喜欢，广洽法师因而就想起了请他为印光法师塑一个像。他对我们东方的宗教艺术，实在是太感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经我们一说，他在百忙中也为印光法师塑成了一个泥身。当他动身的前夕，他因这塑像的泥还没有干透，因而就另托了一位英国的朋友，教他去瓦窑里为我烧好，然后再送来给我。这事经过了一年，直到最近，这座印光法师的塑像，方才送到了我的手里。我前天又把他送去给广洽法师。广洽法师就和我谈到了印光法师的圆寂，以及世界战局在最近的变化。我们谈到了最后，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人世无常，艺术永在”的结论。正因为是如此，故而广洽法师，一定要我为他写一点关于这塑像的经过，我也义不容辞，因特为他写下了这一篇小记。
敬悼许地山先生
我和许地山先生的交谊并不深，所以想述说一点两人间的往来，材料却是很少。不过许先生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以及抗战事起后，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种劳绩，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创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时候，记得是一个秋天的薄暮。
那时候他新从北京（那时还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刚在燕大毕业之后。他的一篇小说《命命鸟》，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家对他都奉呈了最满意的好评。他是寄寓在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近旁的郑振铎先生的家里的。
当时，郭沫若、成仿吾两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们和小说月报社在文学的主张上，虽则不合，有时也曾作过笔战，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交谊，却仍旧是很好的。所以当工作的暇日，我们也时常往来，作些闲谈。
在这一个短短的时期里，我与许先生有了好几次的会晤；但他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的这一种小孩子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这已经是约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后，他去美国，去英国，去印度。回来后，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书。偶尔在集会上，也时时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不过终于因两校地点的远隔，我和他记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同游或会谈的事情。
况且，自民国十四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武昌大学去教书了；虽则在其间也时时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时间总是很短，故而终于也没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机会。
其后的十余年，我的生活，因种种环境的关系，陷入了一个绝不规则的历程，和这些旧日的朋友简直是断绝了往来。所以一直到接许先生的讣告为止，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和他握过最后的一次手。因为这一次过香港而来星洲时，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书，但因为船期促迫，想去一访而终未果。于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谈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