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研究型大学的深入考察，休?格雷厄姆（Hugh Graham）与南希?戴蒙德（Nancy Diamond）认为，联邦政府对研究活动的支持导致“政府过多地卷入教育机构中、过分强调专门的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进行监管的趋势开始出现”。［4］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联邦政府的监管缓慢但稳步渗透到高等院校的各个方面:大学教职员工的雇用、提升与解聘以及研究工作、招生、有毒废物的处理、人类和动物研究、残疾*益、管理者的工资与薪水、养老金和福利政策、大型设备的购置与管理、资料保管、体育运动的推广、资金筹集和某些课程的设置等。总之，政府的影响无所不在。［5］

政府对高等院校的监管导致教育机构成本增加、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满足政府相关监管规定，哈佛员工需花费6万多个小时的劳动，成本增加将近830万美元。这组数据被广为引用。198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为满足联邦政府监管规定所需要的成本占教育机构总预算的7%～8%。 ［6］

此外，政府支持导致高等院校管理层自主­性­降低，对学校管理构成巨大威胁。在《1974—1975年校长报告》（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1974—1975）中，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这样说道:“近几年的历史警告我们，大学里只要有一项活动依赖政府资助，必然会使整个学校都受制于众多的限制条件，这将削弱学校教职员工和受托人掌握学校命运的能力。”

教育机构如果拥有规模较大的捐赠基金，那么，在接受外部资助时，捐赠者的附加条件虽然会对机构政策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通常较小，不会对机构的自主­性­构成威胁。捐赠基金对教育机构的财力支持越雄厚，教育机构就越有能力谢绝附加繁杂苛刻条件的外来资金，也更有能力通过谈判改变对自己不利的一些规定。相反，如果一个教育机构没有相对独立的收入来源，外来资金的提供者就有可能以此作为要挟，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机构。

桥港大学的案例

20世纪90年代初，桥港（Bridgeport）大学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中，在苦苦挣扎之后，为了生存，它不得不放弃独立­性­。20世纪70年代，该校繁荣时期学生人数曾多达9 000人，而到1991年，学生人数已不足4 000人。招生日益困难导致学校财务状况江河日下，学校被迫考虑采取极端措施。不过，尽管处境十分窘迫，1991年10月，桥港大学最终还是放弃了来自世界和平教授学会（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的5 000万美元的资助，因为该组织是牧师文鲜明（Sun Myung Moon）领导的统一教 的下属机构。为了保持独立­性­，学校理事会毅然决定从学校90个学位中缩减近三分之一，并向法官请求从有限的捐赠基金中拨款为教职工发放工资。

1992年4月，在山穷水尽之际，学校理事会突然改变了方针，将学校的控制权拱手让与世界和平教授学会，目的是为了在五年内获取5 000多万美元的资助。随着统一教控制学校董事会，具有65年发展历史的桥港大学被赋予了新使命:“成为所有有志于实现国际和平和理解的大学的基地”。［7］

捐赠基金的目的（4）

三年后，桥港大学授予文鲜明牧师名誉学位，尊他为“宗教领袖与具有真正­精­神力量的人”。［8］文鲜明牧师在大学校园期间，声称共产主义的衰亡是他的功劳，并声称自己可以解决中东问题和朝鲜半岛冲突。他说，“尽管整个世界竭其所能置我于死地，但是此刻，我昂立于世界之巅。”［9］《纽约时报》评论道，这些言论又为批评家提供了更多证据来证明“一个曾经备受世人尊重的学校”为了获取资金而将其控制权拱手让与一个“自封为救世主的宗教狂”。

桥港大学的终结是多种因素所致，但是，假如学校当初有相当规模的捐赠基金，它也许可以保持其独立­性­。正是由于缺乏稳健的财务基础，桥港大学的命运才历经如此坎坷，学校各方的痛苦自然不言而喻。

高等院校的外部资助者往往会提出一些要求，这些条件可能影响机构的行为。在极端的情形下，外部捐助者甚至要求彻底改变机构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捐赠基金对机构提供的支持力度越大，机构就越有能力独立地追求自身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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