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我与《红楼》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我家与姥姥家都是“海下”养船的人家，母亲姓李，纯粹旧时家庭­妇­女，没有名字。母亲为独生女，当时她还没有赶上有“女学校”的时代，自幼深慕读书的堂兄弟们，偷听他们念书的声音，能仿效当时学生朗诵唐诗圣杜甫的五言律诗的声调——北方特­色­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她因此发奋自学，竟能阅读一般的小说、唱本，也能学戏台上的唱腔。一句话，她是个酷爱文学艺术的村女。

重要的是，她有一部《红楼梦》。

奇怪的是，她的这部书（还叫《石头记》的版本）竟是日本版！

我第一次看《红楼》，就是看母亲的《石头记》。

这书是她的堂兄（我的大舅）在她出阁之后前来看她时，给她带来的礼物。绿­色­布面­精­装上下两册，带批语，绣像。

我那时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

母亲却津津乐道，常提《红楼梦》的名字，讲给我听。我家曾有一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红楼梦》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

我听得很神往——可又似懂非懂。

但是，这种追述，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熏陶。从此种下了很深的“缘”源种子。

我长大了，家境比母亲追述盛时的那年代更败落了，园子也被族中败家子弟拆毁卖了“材料”。

我上大学了……沦陷了……重返学校了……我在校学西语，志向是­精­通外语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文学名著——我在南开高中时，英文成绩就过得去了，英译冰心女士的小说……暗自立下一个志愿：准备英译《红楼梦》。我和黄裳是同屋同窗，每晚墙子河边散步，二人热烈讨论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红楼梦》。

经历沧桑，重返燕京大学，我已年龄“老大”，心情十分抑郁，落落寡欢。这时，四哥祜昌在家乡读三哥泽昌的旧书，因三哥少年时是个小说迷，当然也就有《红楼梦》等等有关的“闲书”。四哥因而重看起《红楼》来了，对作者曹雪芹之为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就写信给我，希望我对他（雪芹）作一番考察。

这一封信不打紧，却一下子引发了我这个早先读不懂芹书的人的极大兴致，一头扎进了“红学”的无边乾坤世界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与四哥两个人在四十几年中，无有一时一刻不在为考芹研《红》而努力。什么困难险阻、挫折中伤，都没能使我们二人改变初衷，失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