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好再推辞，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从那以后，每到Сhā秧忙“双抢”季节，都由我早上代替队长喊工，我毕业后，姐姐曾给了我12元钱，特意让我到县城百货店买了个闹钟。我早上锻炼，就全靠闹钟将我叫醒。此时喊早工闹钟更派上了用场。每天刚到凌晨5点半，闹钟就准时叫起来。我闻声而起，解个小便就出了门，先到老屋场，后到新屋场，把一个哨子瞿瞿吹几下，然后就高声吆喝：“起床罗……起床罗！出早工哒1”这么重复喊过两遍，我就来到公路上，跑着锻炼一阵，然后来到坪中的秧田边。此时听到叫声的社员们从床上爬起来，个个也到了田边，一天的活计就开始了。大伙儿卷起裤脚下田Сhā秧，那春天的早上，田里的水还有些冷，下去扯过一阵秧后，才渐渐暖和起来。扯秧的技术也有讲究，手要拔秧的根部，要连土带根扯出，否则就要把秧扯断。一个早上扯了约2个小时秧后，太阳渐升了起来，队长或支书叫一声：大家休息吧！回去赶紧吃早饭！众人于是从田里拔出腿来，到一旁的沟里稍洗一下，然后拿起鞋子回去。各家有人弄饭的，回去只要吃了，没有人弄的，回去了还得忙烧火弄饭。村子里的上空，袅袅的炊烟就不断缭绕。早餐后，接着上工，这时不必我再喊叫了。谁若迟点来到，队长会扯起喉咙大叫：“快上工呀，不要磨腾啦！”
众社员到田间，将早上扯的秧分头提到要Сhā的田里，把秧抛匀后，就开始Сhā了。按照老式的Сhā秧办法，是无规则地在田里Сhā就行了，我那时在公社学的新技术，强调必须扯着索Сhā，说这样即整齐又保证密度。这样，我们就按新式的址索的办法。一排人站好，两头固定人扯索，一排排载Сhā下去。这栽法固然可观，但效率很低，Сhā得很慢，全队20多个劳力，总计只有十七、八亩田。连Сhā了10多天，到“五一”左右，早稻才Сhā完。
此后不久，又接着栽Сhā中稻。因为除了坪田有水灌溉可Сhā双季外，坡上的田都只能Сhā一季中稻。上面对Сhā中稻的管理要求不严，Сhā秧可以自由自在各显神通，秧Сhā起来就快多了。作为种植技术员，我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双季稻的管理上，所以，早稻Сhā完后，田间管理的任务就由我担当，我每天得担着锄头，到田间巡视，看看水是深了还是浅了，秧苗长得怎样，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打农药，什么时候该扯田草，这些都是我管理的职责。按照管理活儿的需要，我报告队长，并决定是否派工帮忙，象扒田草，就得全队人出动，一齐到田里扒土扯草，干上几天才能拔完。施肥及农药一类活儿，也得要几个劳力一起干才能完成。
田间管理的活计中，我最畏难的是施药打虫，因为农药有毒，那味道刺鼻难闻，什么“滴滴涕”、“六六六”、“乐果”、“一o五九”，这类农药那时候很普遍，我经常要和这类农药打交道。打药时我还要按规定戴上大口罩，药水尽可能不沾到身上，但手上却不可避免地时常触到农药，特别是撒伴沙类的六六六药粉，还得一把把抓着给田间抛洒。施药过后，用肥皂水洗几遍，仍觉其味难以消除。
早稻Сhā下后，天气一天天热起来，盛夏一光临，火热的太阳更使万物加快了生长的速度，此时，结满谷穗的早稻，很快就成熟了。割早稻，Сhā晚稻，一年四季最忙的双抢开始了，我这时每日凌晨又担负了喊社员上早工的任务。要别人起得早，自己就更要起得早，有时候，比我喊工还起得早的人是刘支书，他常常在我的闹钟还未响之时，就在公路上大声叫醒了我。待我起床一看，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此时虽未睡好，也要强打起精神，出门又将社员们喊醒。结果，大家到田里劳动了好一阵天才亮。双抢最忙的10多天，有时晚上还加夜班干活，一天劳动达到十六七小时，睡眠不足5小时。再强的身体，在这种超负荷的劳动下也会垮下来。我那时候变得又黑又瘦，成天穿着一套土布染的蓝衣裤，任泥土飞溅，任汗水流淌，整个人已不象人样了。太累的时候，在田里Сhā秧，Сhā着Сhā着就打瞌睡，几乎就要倒在田中了。晚上，生产队为加夜班，煮了几大锅饭，吃饭时。有人等不到分饭，朝地上一坐就睡着了。辛苦的劳动和汗水也没有白流，这年秋季到头，我们队早稻晚稻都获得了丰收，刘支书喜气洋洋，因为这个队是他的驻点队。公社对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双季稻丰收也给予了表扬。
当年冬天，刘支书与我商议；又让我搞麦稻稻的三季制的试验。我们在河畔种了二亩田的麦子。第二年又精耕细作种了双季稻。我把很多的精力，投入了这块试验田的管理之中。结果，当年的麦子和早稻取得了高产，晚稻也丰收在望即将收割。刘支书把这块试验田的情况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公社书记下通知，请了100多名干部和技术员到我管理的这块试验田来参观验收。当场收割结果，亩产有800余斤。三季亩产达1900斤，创造了全公社试验田最高丰产记录。
由于我的扎实苦干成绩突出，生产队大队的领导但也对我比较信任了。在生产队，刘支书又让我担任了辅导员，经常组织社员开会，给社员讲政治时事，学毛泽东著作，有段时间还按上级的要求学了哲学，虽然我自己对哲学并不怎么懂，却仍得一本正经给社员宣读讲解，社员有时听得昏昏欲睡，刘书记还会强打精神敲着桌子提醒大家：“注意哪！不要打瞌睡！你们听不懂不要紧吗，听不听是态度问题呀！”
给社员上所谓夜校辅导课，连我自己都感觉有些浪费时间，但又不能不把这种形式主义坚持下去，通常是每月学2至3次。
在学习劳动之余，我还有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爱写新闻稿。在高中毕业回乡后，每月我都要写3~5篇稿件，投到县广播站、地区及省的党报。这些新闻稿曾时常被采、用，别看这些小豆腐块的文章不怎么起眼，发表之后。在地方上却小有名气。本乡人见了，谁都夸说我是个“笔杆子”。我的东西写得多了，渐斩也引起了上面的重视，有一天，大队刘支书找着我说：“公社邓书记要你去一趟，不晓得有什么事问你。”我不知是何事，匆匆来到公社，邓书记热情地与我握了手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按县里的通知，要求公社抽1个人去到县里搜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的展览材料。我想这任务只有你最合适，怎么样？你想去吗？”
我一听见这事，忙说：“我愿去，不过大队生产队还不知道哇？”
“这不要紧，我会通知他们，这是县里要借用的人才嘛！”
我很高兴地领了任务，当天就赶到县文化馆报到。在领导安排下，决定让我和文化馆黎连成老师一起到水顺塔卧去搜集有关材料。塔卧是当年红军建立湘鄂川黔省革命政府所在地，那里保存的有关二、六军团的史料很多。我和黎连成老师到此地一连住了5天，凡是此处有的史料我们都作了抄录。当我在该处展览馆第一次见到当年红六军团年青的肖克、王震等人的照片时，不禁感到十分惊奇，照片上的肖克仅20多岁，就担任了军团长，他们当年的年龄几乎和现在的我相当。我亦20多岁，却还在故乡一名不闻，真是时代不同啊，俗语说乱世出英雄，我辈生在和平环境下的今天又怎有机会走出乡村干成大事哩！在将军们的面前，我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然而我并不由此就消极了，相反，渴望有朝一日走出农门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此次搜集材料不到半月，回到县里抓紧编写，约—个月后就将所有的展览文字写出来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的旧址就住我所在的刘家坪大队的龙堰峪，距我住的生产队只有约一里路。把展览布置好后，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劳动。我未回之前，曾有人猜测我会走出农村，但实际上我的表现再好，才华再突出，遇到招工招干之类的好事，是绝不会有我的份的，这原因很简单，我的社会关系复杂，基层不会推荐。要跳出农门，又谈何容易呢？
（五）当挑脚苦力的日子
在我高中毕业回乡的那年冬天，生产队还曾组织10多个劳力到外地去挑过一次洋芋种，此次挑洋芋庄我脑海里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候，栽种洋芋是解决春荒缺粮的一大办法。由于我们当地洋芋还不多，队长决定到鹤峰县境内的铁卢坪一带去买种。全队共去了十多人。我和我二哥都参加了。
从我们家乡到铁卢坪，算起来回足有5天路程。第一天早餐后。队长将众社员集合，要求每人带一担空箩筐或空蔑篓。大家备好工具，即跟着队长康强出发了。一路顺着简易公路朝官地坪走。由于没货车，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官地坪。当晚在小镇的一家旅社投宿。第二天清早。在旅社吃了点早餐又出发，这一天的路程全是山路。早上沿着一条山路前行，二个多小时后开始上一座高山，这座山当地人称黄花岭，是横亘在桑植鹤峰边界的一大山脉。据说上山有30里，下山有20里，总共50华里。但是我们爬上山顶，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这条山路是两县交界的山路之一，路很窄小，却常有人走动。在山顶垭口处，还有一栋木屋，里面有户人家，开着几个简陋的地铺，可供往来的人歇宿。我们爬上山顶后，在这户人家处休息了半小时，各人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水。然后开始下山。下山路比较陡，路旁的山林很密，各样的灌木也很粗。树枝中不时有野鸡扑腾惊飞，胆小的过路者必会被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