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母亲们，我在这里不想多说，她们跟我父亲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我们管父亲的嫡妻叫额尼，其实两个字的发音一样，是ne ne，大概是满族话。额尼姓瓜尔佳氏，她的父亲即我阿玛的老泰山是朝廷责任内阁的成员之一，“常参与密务，朝夕论思，并审议洪疑大政”，是个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那权势自然要传递到女儿身上，因此瓜尔佳氏母亲在金家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不苟言笑，派头很大，就是跟我父亲说话，她也有一副降贵纡尊的劲头。孩子们都怕她，不亲近她，包括她自己生的老大、老五和大、三两位格格；二娘张氏是安徽桐城人，世家出身，文采极佳，规矩也不少，一个大家闺秀何以能做了父亲的妾，其中的隐情当然也很曲折。张氏母亲我小时见过，一年四季不出房门，脸­色­苍白肿胀，老是歪在炕上大口地喘气，老是咳嗽吐痰，老是说她要死了。上她的屋里去必须要给她请双安，逢到特定的日子还要磕头，而她特定的日子又特别多，包括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文人们的祭日，老太太都记着，自己尚顾不过命来还要惦记着别人，真难为了她；三娘陈氏是我的母亲，用我父亲的话说母亲是产于北京齐化门外的穷杂之地，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母亲的小家出身，注定了她的亲切与随和，注定了她的善良与善解人意，这正是大宅门里严重缺少的东西。我想父亲之所以娶母亲，大概是因了她的美貌，因了她的活泼、年轻，她比我的父亲小了近二十岁。也就是说，我母亲的年龄和父亲的大女儿金舜锦一样大，这在外人看来实在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情，特别是我的舅舅，一直为母亲捏了一把汗。好在大格格金舜锦并没有因年龄的相近而对母亲有所怠慢，当着人的面，她也将我的母亲叫做娘，礼数周到得让人说不出什么。背地里，她对我母亲却是连正眼看也不看的，那种冷漠与不屑毫不掩饰地全挂在那张难得有笑模样的脸上。大格格长得并不难看，她有着旗人姑娘的清俊与修长，我们家至今还有不少她当年的照片，面庞清秀，身段苗条，凤目轻盈，隆准圆润，在金家的女孩子当中别有一番风韵。

大格格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孩子，是金氏一门的长女，自然得到全家人的惯纵，加之满族人家里最重的是女孩儿，姑­奶­­奶­的权威高于一切，所以我的这位大姐的­性­情就有些孤傲，有些不合群，在宗亲中是位没有人气的格格。跟怵她的母亲一样，大家也怵大格格，实话说，大格格也并没有跟谁怎么过不去，但大家不知怎的，就是怕。下人们说，金家大姑­奶­­奶­只要往院里一站，连正跑着的巴儿也吓得钻了沟眼，她那个势太压人，有点儿像西太后。

像西太后的大格格没有什么其他的喜好，就是爱唱戏，她的青衣真是唱得绝妙极了，只要我们家的子弟们在家演戏，唱大轴的从来都是大格格，别人上谁也压不住阵。亲戚们来家里，听不到大格格唱《锁麟囊》里“春秋亭”一段决不离开，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足见大格格的唱功好。谁都知道，有事求大格格，十回有十回得碰钉子，唯独求她唱戏，十回有十回答应，从不推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大格格才变得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成为了她下面十几个兄弟姐妹的可亲的大姐。

其实也不单是大格格爱唱，我们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爱唱，而且唱得都相当不错。我们的家里有戏楼，戏楼的飞檐高挑出屋脊之上，在一片平房中突兀耸出，迥然不群。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叫戏楼胡同，胡同的名称当和这座招眼的美轮美奂的建筑有关。我们这个戏楼胡同与京城雍和宫东墙的戏楼胡同不相同，那个戏楼是指乾隆时代作为康熙幼时居住的王府的一个建筑，后来因战火而被焚毁。我们家的戏楼较之那座乾隆邸的戏楼和宫里的漱芳斋什么的戏楼，规模要小得多，但前台后台、上下场门一切均按比例搭盖，飞檐立柱，彩画合玺，无一不极尽讲究，特别是头顶那个木雕的藻井，五只飞翔的蝙蝠环绕着一个巨大的顶珠，新奇­精­致，在京城绝无仅有。据说，整个藻井是由一块梨花木雕成，层层向里收缩，为的是拢音，音响效果不亚于北京有名的广和楼室内舞台。这个木雕的藻井1958年在拆除西跨院时被文化馆的人拿走，从此再没见它在世间出现过。

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风气，宗室八旗，无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有人形容其情景说：

子弟清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

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

虽非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官。

这首诗让我读着中间好像少了两句，少便少，不影响意思的完整，说的是社会上的子弟“效仿梨园”，达到的一种轰轰烈烈的演出效果。而我们家的“效梨园”那又别效出一番模样来了，金家的人无论­干­什么都要讲究一个字——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位”，别的到位均不很难，唯这戏曲的“到位”却是不容易，它一讲的是艺术功底，二讲的是头面行头，缺了哪样也不行。金家从高祖就喜欢京戏，那时家里养着从高阳乡下买来的孩子，即家班子，有正旦一人，生三人，净一人，丑一人，衣、柔、把、金锣四人，场面五人，掌班教习二人，锣鼓家伙，铠甲袍蟒，无不齐全，在东城也是数一数二的班子。逢有谁的生日、满月，喜庆节日，家里都要唱戏，邀请亲戚朋友来观赏。亲戚们也都是爱戏懂戏的，往往借了各种由头来我们家看戏，那时候我们家里永远是高朋满座，永远是轰轰烈烈。

戏班的孩子们都是从小练的，功底很扎实，戏也演得很有水平。道光时候，皇上崇尚节俭，大减开支，将宫里掌管演戏的南府改为升平署，连戏班都撤了。皇上如此，下头自然纷纷效法，且凡是效法都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听说各王公大臣为了表示自己也谨身节用，争先恐后地穿起了打了补丁的旧朝服，一时皇上上朝，丹墀一片叫花子般的破衣烂衫，成了道光年间的一景。我的祖先是否也鹑衣百结地夹在众臣之中山呼舞蹈，不便考证，总之，从道光七年以后我们家就再不豢养戏班了。家班子里那些唱戏的孩子们或遣散回家，或留下听差，也有卖与外头戏班后来成了角儿的。那些留下来的孩子们在金家代代相传，至我们这辈，家里还有不少会唱皮黄的老妈儿，能打旋子的听差，传带得我们家也从上到下都能唱、能演，那一招一式，都非常的规矩，跟科班训练出来的一个样儿。

到了我哥哥们这个时候，把戏又演出了新花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打破了京戏的传统剧目，在传统的基础上尽兴发挥，常常是现编现演，或古或今，牛头马嘴，把好好儿的一出戏闹得不伦不类，面目皆非。谲诡不足信，荒诞不可闻，参与这些胡闹的也有我的父亲，这大概与我父亲多年留洋海外，颇具民主意识有关，只要是演戏，金家的一切尊卑上下就全乱了套，变作了混搅的一锅粥。甭管演什么戏，父亲出台，爱用唢呐大开门，奏的是诸葛亮升帐的曲牌，以壮场面，大布雄威。初时大家都很严肃，父亲迈四方步走出，一套起霸动作，­精­神抖擞，弟兄们龙套配场，煞有介事，看来是要演一出正戏、大戏，不知是《群英会》还是《金锁镇》。大家正在威武雄壮之时，台侧一通小锣，急促的碎锣声中不知怎的跑出了老五，老五穿着大格格的女黄蟒，黄蟒短，只到他的膝盖，看上边很庄严，看下边的两条腿却光着，白丝袜上蹬着三接头皮鞋，见大家笑，他索­性­把黄蟒一张，露出里面的大裤衩来。后头父亲威严地一声“嗯！──”，他吓得赶紧把蟒掩了，钻入后台。母亲在下头说，这个老五，又是他捣乱，乱七八糟地胡穿，怎么把大格格的衣裳穿出来了。父亲说，老五也不是胡穿，戏里男角儿穿女蟒的也大有人在，《水帘洞》里的猴王，还有程咬金，都穿女黄蟒，一来为扑打方便，二来也说明他们不是正经帝王。我母亲唯有点头称是的份儿。我父亲除了演老生，有时还反串花旦，常演的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与孙玉娇相配的那个风流公子傅朋则由看门的老张担任。老张演傅朋的时候已经八十二了，牙都没了，说话露风，颤颤巍巍走道都不稳，还要张罗着演俊小生，任谁替换也不让贤，没办法，只好让那个八十多的老小生去和孙玉娇调情，也很有意思。父亲唱着唱着忽然冒出一句真嗓，Сhā白说，你们的妈让我出东直门给她雇驴去，说了，今天雇不来驴就骑我，让我趁这机会赶紧跟着小傅朋顺房上跑了呗！下头一阵哄笑，有人叫好儿，父亲越发得意，极尽扭捏之能事，下头也越发笑得厉害。瓜尔佳母亲说，难为他说得巧，赏两大枚。就有人将两个铜板扔了上去，那时两大枚只能买一个烧饼，瓜尔佳母亲的参与更是带了戏谑成分在其中。父亲欣喜若狂地将钱捡了，向下一道万福说，谢太太赏。下头又是笑，夹杂着弟兄们的怪声叫好儿。

父亲真正拿手的是正牌老生，他学的是谭派，认为谭鑫培的唱儿悠远绵长，有云遮月的韵味，跟他的嗓子很对路。父亲似乎没怎么下功夫，就把戏唱得很好了，有一回他在后园吊嗓子，招得隔壁沈致善扒着墙头往这边看，还以为真是谭老板上我们家来了呢。姓沈的是袁世凯的亲信，有戊戌的结怨，我们家很是看不起他，虽住邻居，彼此素无来往。沈家几次递话儿，要过来拜访，要过来听戏，都被父亲很坚决地挡了，父亲说那种溜须拍马、辜恩背义的人，金家人不想沾惹，怕的是有朝一日也被送到菜市口，跟谭嗣同一样掉了脑袋。而那天，因为沈致善称赞了父亲的戏，父亲竟破例向他拱了拱手，给了个笑脸，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在后园吊嗓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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