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这个世界上认识我的人大都这么说。我对这种说法充满了仇恨，它让我在这个叫做“赤板”的城市里艰难重重。我曾经一度热衷于偷听别人对我的议论。对我的议论是多种多样的，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种。一种说法说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傻蛋，说我父亲是个酒鬼，父亲身体内部的酒­精­杀灭了我本该良好的智商。对于父亲，我根本一点印象也没有，不但不知道他是不是酒鬼，就连他长什么样子，也是一片空白。第二种说法说我五岁那年得了一种怪病，病好以后我就变傻了，他们说我五岁以前是个机灵的孩子。我怀疑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因为我的记忆完全是从五岁以后开始的，对于五岁以前的一切，我没有丝毫记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顾玉莲，顾玉莲没有告诉我，她应该知道的，她一手把我抚养大，可不知道她为什么总是回避着我的问题，就像回避我关于父母亲去向的问题一样。最后一种说法让我更加迷惑，他们说我不是顾玉莲的亲孙子，我是捡来的，捡来时就是个痴呆儿，难得顾玉莲一片爱心将我养大，成了人样。

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觉得那些说我脑袋有问题的人才真正有病。是他们，让我这二十年的日子活在孤独和寂寞之中。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基本上没有要好的同学。也就是说，在二十岁这年雨季开始前，我几乎没有朋友。孤独让我少言寡语，孤独让我的目光中充满仇恨。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那些说我脑袋有问题的人造成的。我找不出第一个散布这种恶毒言论的人，是他毁了我，让我面对人群时常有种自卑感和刻骨的仇恨感。

我寻找着进入那个房间的办法。我需要一把钥匙，打开那扇门的锁，钥匙一定在顾玉莲那里。但我不知道钥匙具体放置的地方，如果我知道，我就不用这么费尽心思了。在我揣摩着那把钥匙的时候，祖母顾玉莲在为我深深地担忧着。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让我迷惘的东西，我不清楚那是什么。

她在吃完晚饭后出神地看着我，说：“等我死了，你怎么办？”

我用一种古怪的语气对她说：“你不会死的。”

顾玉莲苦笑道：“你真是个傻孩子。人总是要死的。”

顾玉莲开始用牙签剔牙。她快七十了，牙齿还特别好，这让她看上去显得年轻。顾玉莲的牙很白，不像我满口黄牙。顾玉莲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现在二十了，没上大学，也没参加工作，要是顾玉莲死了，谁来养活我？但我认为顾玉莲不会死，她会像个老妖­精­一样活着，庇护着我。可有时我还会产生一个想法，她身体上还有没有温度？或者她已经是个死人。

顾玉莲平时人缘不错，所以当她找到街道办事处的郭阿姨时，郭阿姨满口答应为我找一份工作。其实，郭阿姨只是分管计划生育的街道­干­部。当她在我家像个男人一样拍着胸脯豪爽地答应给我找工作时，我盯着她肥胖的脸想，她是不是在吹牛。事实上，郭阿姨确实为我的工作费了不少力气。当她把我领到一家食品公司见工后，我才相信了她的能力。于是我就在那家制造很多好吃东西的食品厂当了一名勤杂工。

然而，我在那家食品厂没­干­几天，就被解雇了。

被解雇那天回家后，顾玉莲对我叹了口气，她说郭阿姨已经来过了，我的事情已经通过郭阿姨的嘴巴传到了顾玉莲的耳朵里。我没说什么，上楼进了自己的卧房，我等待着顾玉莲的离开，她终于出了门。她一出门，我就下了楼，进入了她的卧房。顾玉莲的房间里有种­阴­湿的潮气。我在那种让我极不舒服的潮气中翻箱倒柜寻找那把钥匙。我在找那把钥匙的过程中觉得身上发冷，我似乎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叫着我。我不知找了多久，徒劳无功让我十分憋气，我真想放一把火把这房子烧了，那样或许我就可以在灰烬中找到那把让我着迷的钥匙。我坐在潮湿的地板上，一股凉气从我的ρi股直透我的颅顶。我抬起头，目光落在了顾玉莲的梳妆台上，那上面放着一个小盒子，小盒子有些古老，上面贴着花，上着金粉。尽管那个小盒子看上去有些可怖，像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东西，但是我的眼睛还是一亮：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盒子呢？

我从顾玉莲梳妆台上的那个小盒子里找出了一把钥匙，那是一把黄铜钥匙，磨得光滑的黄铜钥匙，我不知道钥匙上面有过谁的指纹，还留着谁的魂魄。我不能完全确定这把钥匙就是开那扇门的钥匙，我藏起了它，伺机打开那扇门。

郭阿姨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并没有因为我的过错被食品厂扫地出门后就放弃对我的帮助，她还是不遗余力地四处为我找合适的工作，可是，在她还没有为我找到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她就住进了医院。不到一个月，她就死了。她得的是肝癌，查出来已经是晚期并且扩散了。她住院后，顾玉莲带我去探视过她，她躺在病床上，肥胖的脸蜡黄，我不相信她会很快死去。郭阿姨笑着望着我，还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像是被一块冰冰冻着。我抽出了手。她微笑地对我说：“要有信心，你一定会找到工作的。”我没说什么，我只是想离开她，很快地离开她，她床头有一束白­色­的花，我知道人们都称这种花为百合。那一朵朵百合花是一张张苍白的脸，透着冰凉。我闻不到花香，我整个身体沉浸在药水的气味中。我不知道顾玉莲会在哪天躺在这里，我不知道和我有过关系的人是不是都会躺在这里等待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