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兀地在头顶炸响，塔楼的钟响了！钟声乘风消散在塞纳河面。游客们恍惚之际，前头出现一位派送小册子的大叔。大叔红光满面，皮带卡在大肚腩下，他时不时端端皮带，一松手又滑下去。
“您从哪儿来的呀？美国呀，美国说英语吗？原来美国是说英语的，给您英文版的圣母院简介。”
“您是从德国来的，德语版的印刷成本太高，我们没那么多德语版的……跟德国人开玩笑也必须要认真……圣母院二战时没被炸掉，上帝保佑。”
“没有泰语版，真没有，抱歉。”
大叔在我面前站定。我说：“中文版。”
“没有中文版怎么办？”
“肯定有。”
“真让您猜对了，这是给您的。”
“可以再给我一份法语版的吗？”可以顺带学法语。
大叔乐了：“您早说，我们就喜欢会说法语的游客，免费赠送法语版。”
人群闲聊着：“刚才的钟声好大，震得耳朵发疼。”
大叔转身接过话：“各位，钟刚敲响时，我在塔楼上，我是被震得滚下来的，信不信？下面的钟声不算什么，嘿嘿，你们上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队伍挪了近1个小时，终于轮到我攀塔。塔楼约有400级楼梯，呈螺旋形上升，爬的时候不觉得累，晕的感觉更明显。每个石阶都有坑，是无数脚步在无数岁月里磨出的痕迹。楼顶蹲着无数怪兽，狰狞的目光落到巴黎四处。最著名的是托腮怪兽，它有个名字，叫“克里斯托弗尔”。它面目怪异但和善，双手托腮若有所思。日升月落，雨雪风霜，它在巴黎圣母院顶楼待了近千年。或许它每天都在想同一个问题：哎呀，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
我俯视，塞纳河从脚底穿过，碧波粼粼。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已快千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遭遇过前所未有的破坏，教堂内至今还留有各种残缺痕迹。后改为理性圣殿，又变为藏酒仓库，恢复其宗教意义是拿破仑执政之后的事。
绕过楼顶小道，弯腰进入钟楼。头顶木梁交错有致，一口大钟跃然入眼，这是卡西莫多的钟。或许真如大叔所说，当钟敲响时，人会被声浪送向远方。奇思妙想止于此，这口钟很久没响了，我们听到的钟声是旁边的机器所播放的——怪不得大叔笑得神秘。
想象着时光倒流到中世纪，汽车、轮船、太阳镜、潮男潮女……通通消失，花砖路上，马车嘎吱而过，煤油灯重新煲着光，贫民与绅士擦肩而过……头顶乌云滚滚，似乎永远暗无天日。克里斯托弗尔仍旧托着腮，不过它还年轻，皮肤尚未被风霜侵蚀。
圣母院应属于那个年代。
教堂今晚有场弥撒，或许，有些事情永远不会被时间改变。
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
进入正式大学前，要先学习一年法语。
我记得第一堂的内容是自我介绍，我们的法语老师叫丝丽薇，50岁左右。我们都直接称呼她丝丽薇。
10月开学，巴黎渐渐转寒，冬天的阳光注入玻璃窗，很暖。大约有20来位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我记得坐我左边的女同学叫sayoko，小夜子，日本人；右边是一位韩国男同学，他的名字的字母拼写很怪，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汉译为金基男；班上还有位韩国女同学，姓朴；金发高大的德国男同学余力；美国女同学阿曼达；荷兰小美女关；坐在角落里的马达加斯加修女同学；以及，很有礼貌地请我把椅子挪一下，椅脚踩住了他书包的，温和的越南同学，小阮。
老师让大家把座位挪一下，围成圈儿，这样易于交流。
大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国内完成学业后再来法进修。
小阮说他是神父，想进修一年法语后再进修神学。我瞅他一眼，这么年轻就成了神父。
小夜子说她是陪男朋友来巴黎的，男朋友在巴黎工作，她就进校学点儿法语，然后她说很想结婚。丝丽薇鼓励她：“想结婚就直接告诉他。”
关想进法国大学学社会学，她很爱笑，荷兰人中少见的小个子。她的父亲是木匠，这让我想起阿姆斯特丹遍地的花木屐。
阿曼达的专业是博物馆学，法语纯属爱好，她说等这学期结束，想去伦敦工作。
金基男的目标是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
朴同学却怪丝丽薇叫不好她的姓名，她姓朴，不姓其他什么，义正词言。接下来的自我介绍我没听清楚，她口音太重，我听力也不行。
马达加斯加的修女同学年龄最大，她有点儿胖，皮肤黑黑的，脾气爽朗，写得一手漂亮的花体法文。她很爱拍我的肩膀，经常一捶下去，向我借笔纸什么的。
余力的金发很漂亮，之所以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纯正金发，似有阳光落入发间，抖出金光来。“金发碧眼”真是个美好的词，至于他说了些什么，我完全不记得。
这位德国同学平时极少交流，倒是法语学习结束后，只有他经常来信问候。
丝丽薇向我微笑：“轮到你了。”
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该说些什么呢？说巴黎19区灰暗的角落？经常哭泣的二房东阿美？各类匪夷所思的、昂贵的物价？这些是我对巴黎的第一印象。我当然不会说它们，我说理想，说来法国的目的。我想与文字打交道，不论是中文还是法文，文字是人类记录情感的途径，我说我想进入文学专业，成为作家。
这是理想，无论多“狂妄”，没人嘲笑你。
那时年少，多美好。
下课时，丝丽薇悄悄叫住我，问：“亚洲文化中，如果拼错别人的名字是不是很不礼貌？”
她指的是朴同学。
我脑子一蹦跶，忽然想到电影《蝴蝶君》，法国人对神秘的东方文化抱谨慎态度，小心翼翼，怕冒犯了他们看起来莫名其妙而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禁区”。
丝丽薇怎么不去问金基男同学呢？好歹他们都来自韩国。
朴同学的发音也不好啊，把丝丽薇叫成“四里外”。
我觉得朴同学有点儿小题大做，老师又不是故意的。
我说：“韩国同学可能对名字发音比较讲究，不过他们很尊敬年长的人，尤其是老师。”
丝丽薇是个敏感的人，她很快就明白了。
人心哪容得下双重标准。
贫民窟的追梦者
与富人区的玫瑰
接下来的日子，我奔波在地铁4号线与11号线之间。早晨去上学，一出地铁站，满目欧洲旧式大学区的安宁与优雅；一回住处，迎面非洲与中亚的气息，黑哥儿冲我叫：“表妹，来几根烤玉米，马伊丝，马伊丝！”
据说，巴黎的风向是从西南吹向东北，位于东北角的19区是传统工业区，历来住着劳工与平民，近年来又成了移民的天下。我回去，房间小小的窗，窗外是临冬的萧瑟风景，几片枯叶被风携起，卷来卷去落地无依。
阿美在喝“保灵孕宝”。恍惚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姨怀我表妹时，桌上也有几盒这样的营养液。阿美他们在遥远的法国，租中国人的房子，去中国超市，看中国医生，替中国人打工。华人圈的时光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我问她说，我的床垫有个碗口大的洞，能不能替我换一个。
阿美淡然：“你去路边捡一个。”
捡？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路边经常有旧家具，法国人不要就扔了，你可以去看看，有些还是能用的。”她说，“这些桌椅和衣柜，都是我们捡来的。”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前的留学生也是这么过来的。”她好意，“等阿勇回来，我让他帮你去捡一个。”
我觉得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我跑了趟家具店，一米多宽的海绵床垫卖60欧元，我认为太贵，后来干脆把破床垫调个头，有洞的那头移到脚边，算是了事。
学林教头随遇而安。
阿美有时会跟我聊天，说他们的过往：“我跟我老公10年前出来的。当时去的是瑞士，年龄也就你这么大，年轻没想那么多啊，就觉得这个国家好，办的是留学签证，不过第一天我们俩就去打工了，学没上，只想赚钱。
“后来没法子混下去，不上学没居留只能打黑工。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法国，还是觉得法国的政策好，虽然仍然没有合法居留，不过打工容易些，可以生活，就是有时候要防警察来查。我们‘黑’了很多年了。”
墙上挂着他们去年的结婚照。阿美有些憔悴，我想阿美年轻时应该很漂亮。
他们有过宏伟的梦想，也曾付诸行动，走了那么远，可远方除了遥远还有什么？
一晃10年。
阿美决定生孩子，她说，孩子比较容易成为法国人，以后他们可以以法国公民监护人的理由，试着申请合法身份。
他们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纸合法身份，然后赚钱。
其余的，都不算什么，包括爱情。
阿美上夜班。她的工作是翻衣料，在阴暗的地窖里重复着，一个月赚600欧元。她还没跟人说怀孕的事，怕老板不要她。
她上班前还特地嘱咐我少用点儿电，作业尽量在学校里完成。
他们是从牙齿缝里省钱的漂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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