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是你。”我说。
“什么,是我?你听着,罗伯特,你还不算老。还不算晚。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你得离开卡琳,多年来我就对你这么讲。她今天早晨当然又大吵大闹了。你别摇头,她吵了,我知道。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比你更了解你!”
是吗,你是这样吗?我想。
“好吧,”我说,“我们又吵了。大吵了一场。”我站起来,笑了笑,“只是最初的震惊,你理解吗,古斯塔夫?你如果派我去南方的戛纳,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忙,一个天大的忙!我又离开这里了。每次离开,我总是开心。”
他似信非信地望着我。
“可这总不是办法。”他说,喷出爆玉米花,“好,你接受这个案子,这让我很高兴。我真的高兴。但你终有一天得回来。到时候又会怎么样?到时候一切又会重演。”
“不。”我说。本来也同样可以讲“是”。
“你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你要跟卡琳分手?”
“是的,”我说,“我要跟卡琳分手。”我绝不这么做,我想。人生都各有突变,有人早,有人晚,有人死于它,有人继续活下去。如果完成了这一突变,就能继续活下去。几百万人都这样生活着,肯定,几百万人。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放弃一切希望,再也不知道希望是什么。根本不想知道。就这样心满意足。只要我现在前往戛纳,大夫不敲响警钟,我就十分满足。离开一个早就不成其为家的家,离开早就不成其为妻子的妻子。换个样子当然成,可这样也行。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我了解我。我得干我的工作,这才重要。我得保住我的位置。我得挣钱。
当古斯塔夫匆匆把案卷、纸张、机票和电报密码推给我时,当他不停地劝说我,向我提建议时,我这么想着。我根本不在听。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十九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环球保险公司的顾问医生名叫威廉·贝茨大夫,他的诊所开在格拉芬贝格大街上的一幢新楼里。贝茨大夫是个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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