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

序幕

小伙子将一根长缆绳的尾端甩过他的头顶，老翁灵巧地接住、拽牢。那是一艘装着后置式发动机的小船。小伙子用它把昂热拉和我从游艇上接过来。它在轻柔的波浪中晃晃悠悠，滑向台阶。台阶修在安提伯斯海岬西南端，凿岩而成。老翁站在一级淹没在水里的台阶上。这里的海是深蓝­色­的，清碧见底，看得见所有的岩石和深处的每一种植物。我看到一群群的小鱼。这些鱼不比缝衣针大，数百根缝衣针。

老翁已经把小船拉近台阶了。他穿着一条米­色­麻布裤子和一件退­色­很厉害的米­色­衬衫，尖瘦的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平顶帽，裤管和赤­祼­的褐­色­双脚都泡在水里。这位老人饱经风霜，腰躬背驼，被生活毁了。双手上粗筋暴突，扁平的指甲断掉了，双脚、胳臂、双手和脸上的皮肤像一层皴裂的羊皮纸。这老翁想必从童年起就受尽阳光曝晒，风吹雨打，在水边度过。他有一张慈祥的脸，脸颊深陷，颧骨鼓突。老翁冲我们微笑，笑的只是眼睛，不是嘴。他的眼睛像海一样深蓝。老翁没有张嘴笑，因为那嘴闭得紧紧的。老翁显然很吃力地拽近缆绳的末端，同时让船保持着平稳。这老翁一定年纪很大了，但是他还一直在工作，他的眼睛仍然明亮犀利。

小伙子敏捷地跃上台阶。他名叫皮埃尔，是游艇上的副水手长，游艇泊在海上。皮埃尔身穿白裤子和白衬衫，跟我们大家一样打着赤脚，现年二十一岁。船长名叫马克斯，二十八岁。皮埃尔认识这个老翁。他们彼此以名相称。我将昂热拉和我的鞋交给皮埃尔，然后在船上站起来。皮埃尔抓住我的手，我跳上岸去。我抓住昂热拉的手，她也跳上岸来。

“您好，夫人。”那个很老的老翁说，“您好，先生。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是的，”我说，“真好。”

“但也很热。”老翁说。

“是的，”我说，“热得很。”

我们讲法语，老翁带有一种特别的口音。昂热拉问他：“您是马赛人吗？”

“马赛人，夫人，当然是马赛人。”老翁说。这时，皮埃尔从他手里取走缆绳末端，又跳上船去。老人不光是眼睛发笑，现在他的嘴也笑了。他笑时露出一嘴­精­制的假牙，牙齿大小相等，在太阳下闪亮。我在裤兜里找一张十法郎的纸币，老翁察觉了，说：“算了吧，先生。您肯定还要坐船回去。如果那时候您想行善……但这没有必要，真的不必。”

“这当然有必要。”昂热拉说，“我们大家都得生活。您在这儿­干­到什么时候？”

“从早晨到午夜，夫人。”老翁说，“大多数时候还要长。总是有这么多人来，他们中有许多都是夜里很晚才出发。我睡在对面的绿草屋里。”

带刺的灌木和高高的野草之间散布着许多用木头搭成的矮小破败的平房。我听说过，这些草屋是出租给想Zuo爱的情侣们的。总有许多这样的情侣，几乎没有一间草屋是空的，但这老翁似乎有一间。

“白天，当太阳火辣辣时，我在这里也会睡着。”他眨眨眼说，“在这种烈日下一点酒也喝不得。但有时我感觉不怎么好，您知道，那时我就喝上一两口，喝完后倒头便睡，直到有人叫我。”

“您喝什么？”昂热拉问。

“啤酒，”老翁说，“这是一种好饮料。”

“那是。”昂热拉说，也眨眨眼，冲他莞尔一笑。在我们下面，皮埃尔发动了后置式发动机。小船划出一条大弧，在船后激出一道高溅的水迹，冲回游艇去。

皮埃尔现在去接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了。我们没能一下子都在小船上舒适地坐下来。游艇是特拉博夫­妇­的，名叫“沙利马”。

昂热拉穿上她的鞋，我穿上我的，同时望望手表。此刻是下午两点差两分，从这一刻起，我还有一小时二十一分钟好活。

“您在马赛是­干­什么工作的？”昂热拉问。

“我跟我妻子住在那里。”老人说，“但我那时几个月不回家，有时很多个月不回家。我在一艘货轮上当船长。泰莱莎不是马赛人。她来自北方，是利摩日人。尽管如此，她在马赛感到非常舒适，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这老翁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健谈，“我妻子很漂亮。可惜她比我年轻许多。当我有一回行船回家时，她不在家。她留给我一封信。”老翁用一根长绳从海里吊出一瓶啤酒，打开瓶塞，拿手背擦擦瓶颈，把瓶子递给昂热拉。“您喝吗？”

“在这种烈日下不喝，谢谢。”昂热拉说。

“您呢？”

“我也不喝。”我说。

老翁把酒瓶举到­唇­前，喝了一大口。细浪沙沙，拍打着我们脚下的台阶。“您知道，那是一位来自格拉瑟的含羞草种植人。我认识他，模样儿很英俊，跟泰莱莎同岁。她在信中对我写道，她爱这个男人，他也爱她，我得原谅她。”

“您原谅她了吗？”昂热拉问。

“我可是比她老得多。”老翁说，将瓶子重新沉进海水里。

昂热拉望着他。

“难道不是吗？”老翁问，“我不该原谅她吗？”

昂热拉仍然盯着他。

“好吧好吧，”老人说，“我从来没有原谅她。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我恨她。”

“噢，不，”昂热拉说，“您要是恨她，那您就会原谅她，早就把她忘掉了。”

“夫人，”老翁说，“从来没人这么对我讲过。是的，我从没恨过泰莱莎，一直爱着她，时至今日还爱着她，虽然我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但这不要紧，不是吗？”

“压根儿不要紧。”昂热拉说。

“先生，”老翁说，“我祝贺您。这位夫人拥有伟大的心肠和清醒的理智。这夫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昂热拉听后望望我，仍然笑吟吟地攥紧我的手。她一笑，眼角外围就形成了许多纤细的小皱纹。

“当时我又喝起酒来。”这时老翁又说道，“很长时间内一切还可以。后来我遇上了不幸，在海上。我失去了我的船长委任书。我不再是船长了，永远不能再上船了。”

“多可怕。”昂热拉说。

“不及另一件事可怕，”老人说，“远不及那么可怕。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我沿着整个海岸工作过，从马赛到芒通。后来，重活再也­干­不了啦，我就找轻点儿的——最后­干­起了这个。我在这里非常快活，我在安提伯斯海岬有朋友。只是每当我想起泰莱莎……”

“是啊……”昂热拉说。

“但我不再想泰莱莎了。”老翁说，“我永远不再想她，永远不再。不，多年来就不再想了。”他坐到一级台阶上，端详着他的那双皴皱的大手。

昂热拉拉我走开。

“走吧，”她说，“他现在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场。他神游在泰莱莎身旁。”我远远地听到教堂钟声敲响了。现在是两点差一刻。“咱们得赶紧。”昂热拉说。

“是的。”我说。

我们并排登上台阶。它通往一条连接码头和属于“海岬酒店”的“岩石乐园”饭店的小径。它们相距只有几百米。我看到许多人在饭店下方的岩石平台上晒太阳。我想起李兹·泰勒、里查德·布尔顿和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人唐·卡洛斯，那位流亡的希腊国王和他的妻子，许多王子、公主、伯爵和公爵，坐着美国的钢铁亿万富翁的那一桌，想起了科尔德·尤尔根斯、亨利·基辛格、印度公主和所有的其他人。我在“岩石乐园”遇到过他们，他们坐在平台上喝他们的开胃酒。正因为有这么多富甲天下或大名鼎鼎的人物来到此地，我才要求跟那个人在“岩石乐园”碰头。我突然想，我可能是疯了，我的计划令我陡生恐惧。如果身旁没有昂热拉，我会当场转身逃走。但我不知道逃往何处，因为在发生过那一切之后，在我做过那一切之后，事实上我已很难逃脱了。但昂热拉在我身旁。她拉着我的手，因此我继续沿着深蓝­色­大海上方的小路走，走在深蓝­色­的天空下，走在橙树、橘树、松针树、棕榈树、杉树、桉树、玫瑰、丁香和开着金黄|­色­花朵的我不认识的葳葳的灌木之间。我走得很快，惊讶地想：我的左脚根本不痛。它为什么不痛？它在“沙利马”的甲板上可是痛过。是激动的缘故吗？抑或一切都只是一场错觉，我还是能活命的？不，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你得相信布洛赛医院的儒贝尔大夫对你讲过的话。他是位出­色­的大夫。你想听到实情，现在你知道实情了。将它藏在心间，你知道吗？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将它藏在心间难得要命，但我肯定会这么做。因此，我来到了这里。我告诉昂热拉：“前面就是马赛尔。”

“对。”她说。我们相互讲德语。虽然昂热拉·黛尔菲娅是法国人，但我­精­通她的语言。她讲话时带着轻微的口音，但是很流利。“你的脚疼吗？”

“不。”我说。这是撒谎。因为现在，近乎一种轻松，我终于感觉到了那种抽痛，我对它太熟悉了。那好吧，我想。“不，”我说，“我一点也不痛，昂热拉。等会儿我一定得给那位老翁十法郎。”

她突然停下脚步，拥抱我。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我们像是一个身体、一个人。昂热拉温柔地吻我的嘴。后来我看到，她的棕­色­大眼睛里噙着泪水。

“你怎么了？”

“没事，”昂热拉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罗伯特。”

“不对，”我说，“有事。你肯定有什么事。”

她让她的脸贴着我的脸。当我背转向横卧在她眼前的大海时，我听到她耳语道：“我感激你，上帝。我感谢你让我有如此的经历——它是这样的美妙。上帝啊，请保佑我们俩。我对你言听计从，但请你保佑我们。”

我回想发生过的一切，我做过、将要做和将要面临的一切。此刻昂热拉看不到我的脸，这令我非常高兴。我瞥见我的右前方有一条铺着白得迷人的细石子的宽路。路两旁林立着雪松、棕榈和­精­心修剪的灌木丛。“海岬酒店”远远地坐落在那后面，房屋正面墙是黄|­色­，像座宫殿，四周是花园，园中花团锦簇。小路和未铺石子的路面呈微红­色­。昂热拉更紧地偎依着我，我现在非常强烈地闻到她的皮肤的芳香，就像新鲜牛­奶­一样好闻。我想，我将我所做的一切、一切，也包括最卑鄙的事，都对上帝、对昂热拉讲过了，以求得人们理解我们的爱情。上帝也会原谅我，因为理解一切和宽宥一切是他的职业。我感觉到昂热拉的心跳。它跳得很快。

“您好，马赛尔！”鹦鹉说。那是一只自称“马赛尔”的鹦鹉。我们站在大鸟笼前，它蹲在笼子里。鸟笼挂在通向“岩石乐园”饭店的红土路的路边。我的左脚现在疼得相当厉害。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的这个午后，天气酷热，热得发疯。今天是星期四。这几年来我一直受不了炎热，虽然我穿着极薄的蓝衬衫、白裤子和白­色­轻便鞋。我身上大汗淋漓，没穿袜子。我突然感到乏力头晕，但我知道，这只是因为炎热，我得呆在这里，直到约我来这里的那个人露面。我眺望大海，肯定有三十几艘游艇，其中有相当大的，它们全泊在这里。除了法国国旗之外，船上还挂着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瑞士的和比利时的国旗，还有许多其它国家的。克劳德和帕斯卡勒正在登上小船，它横停在他们的游艇旁。一架梯子从游艇的甲板伸下来通向小船。那条狗还在甲板上。它激动地来回跑动。一丝风都没有。我右转身，越过大海眺望那缤纷的港口和胡安派恩斯的房屋。还有，在远方大海湾里，透过骄阳的雾峦，我依稀看到纳的老港口、新港口的康托码头、十字架路两侧的棕榈树和树后的一座座白­色­酒店，整个城市及其建筑物、别墅和坐落在通向戛纳上城区山坡上的大花园里的“豪华住宅楼”，但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右边，在戛纳东侧，是加利福尼亚区，昂热拉住在那里。我无法辨认单一的建筑，但我还是想，我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家、我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因为昂热拉和她的房子是我如今可以称做我自己的一切，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这一切和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我现在还需要的东西，就要来了。

“美貌的女士！”马赛尔说。它的纽扣眼睛乌溜溜、亮闪闪，盯着昂热拉，我也看着昂热拉。她不仅漂亮。她是我所见过的最靓丽的女子。她的头发红得发亮，她的脸瘦削柔弱，脸上生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昂热拉·黛尔菲娅跟我一样高，三十四岁。我四十八岁。这最初曾经让我非常苦恼和担心。现在它微不足道了。现在一切都美妙无比。昂热拉身段窈窕。昂热拉身上的一切都完美无瑕，我爱她身上的一切，那绵软、柔­嫩­的嘴和微翘的­唇­，那小小的耳朵，鼻子，她的Ru房，她的身体，她的修长的腿。只要有可能，昂热拉总是呆在室外，这样她的皮肤就总是散发着清新空气和太阳的芳香，太阳晒得这身皮肤到处都黑黝黝的。昂热拉穿着条白裤子，裤脚管很大，其它部位跟我的一样很紧，另加一件款式令人咋舌的白毛衣。它没有袖子，紧绷在身上，图案上延，直到前翻的衣领。毛衣后面开口很深，露出昂热拉棕­色­的背部。腋窝底下，腰身从两边收向中间。昂热拉的漆皮鞋后跟宽而粗笨，白­色­贴皮上有两只蓝­色­小锚的符号。她一点也没化妆，身上没有一点香水味，这正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丝毫不做作。她的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斜切面包形状的结婚戒指。

“已经两点过三分了，”昂热拉说，“那人迟到了。”

“是的，”我说，“但是他会来。他肯定会来。他必须来。是勃兰登伯格亲自通知我的。勃兰登伯格亲自为我用密码译了新的指示，让那人带来钱，好让我付给我的线人。”

“你为什么偏要在这里约见那人？”

“这我对你讲过，昂热拉。在已经发生过那一切之后，我们要避免任何冒险。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边有许多人，不可能作案。勃兰登伯格想稳妥无误。我也是。我不愿我会像其他人一样出什么事。”

“噢，上帝啊，”昂热拉说，“假如你还是出了事……如果你死去，我也去死。这听起来很感人吧？不过你知道，这是真的。”

“是的，”我说，“我知道。”

“我没有你就没法活。”

“我没有你也没法活。”我回答，茫然地想着我们俩刚刚讲的话，想没有我生活对于昂热拉将会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她真会像她讲的那样做吗？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以防她没有我也得继续活下去。

“这人带给您很多钱吗？”昂热拉问。

“是的，”我说，“很多钱。那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要价很高。”这下我又在骗她了。我别无选择。永远不能让昂热拉获知在马赛尔的鸟笼前这次约会的真相。我确实是约了一个男人在此碰头，但他不是我的上司派来的信使，噢，不是的。他将带钱来，这个男人，噢，是很多的钱。这才是开始，还会更多，越来越多，源源不断。我是这么要求的。我不再是两个月前的那个我了。面对流氓，我自己也成了个流氓。昂热拉对此一无所觉。我现在跟那些人一样了，这我无所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我只还在乎一个人——昂热拉。

我从没像爱她这样爱过别的女人。她也从没像爱我这样爱过哪个男人。这份报告应该是对一位我挚爱的女人的生命保险。因此，我现在也祈求上帝，让我还能将我经历过的一切写完。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到。只是个时间问题。

“万一这人出了什么事呢？”昂热拉问。

“他没出什么事，”我说，“他会来的，他肯定会来。这我们大可放心。”但由于我担心会失去自制，就抖抖索索地从我的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我不能吸烟，可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现在，在我得知了最后的真相之后，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想，这是最后的真相的愉快之处。烟钻错了喉咙，我咳嗽。

“吸烟过多。”马赛尔说。

“他说得对。”昂热拉说。

“这是我今天的头一支烟。”我说。管它第几支呢，无所谓，我想。

“你向我保证过，再也不吸烟了。”昂热拉说。

我把烟扔到红土上，踩熄它。

“谢谢。”昂热拉说。她单臂搂住我的肩。单是我们的接触就让我愉快，让我忘记一切，过去、现在甚至等待着我的将来都如此。

“这下特拉博夫妻来了。”昂热拉说。“沙利马”的小船果然划出一个大弧接近码头了。我想，有个不准时的使者真是幸运，因为我请求过克劳德·特拉博，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偷Pāi几张这位信使和我的照片。克劳德有一架非常好的相机，我想要我正在等候的那家伙的照片，他、我和交钱时的照片。一切顺利，我想。

我们脚下，一只摩托艇载着三个穿着白袍的僧人突突地开走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住在圣火奴拉特岛上的齐斯特教堂里。另一个圣玛格丽特岛更小。两个岛距陆地都不足一公里。昂热拉也认识这些僧人，我们到过他们的岛上。她招手，三个僧人一齐挥手回答。他们酿制一种名叫“莱丽娜”的甜酒。

“这些僧人是将‘莱丽娜’送到‘岩石乐园’来的。”昂热拉说，“他们总是送到那里去。”

我目送着摩托艇，继续透过琥珀式的太阳光泽眺望远方非常模糊的戛纳。昂热拉望着我，然后她也顺着我看的方向望去。

“咱们一返回就马上回家。”昂热拉说。

“那当然。”我说，“回家吧。”

“你非常想回家，是不是？”

“非常想，是的。”

“不像我想得这么厉害。”昂热拉说，“一大早感觉有你在身旁，真是太美了。你也一样吗？”

“同样美。”

“我要让你始终感到美妙，罗伯特。”

“我也要让你这样。”

“我又想感觉你了。”她说，“咱们一回去，咱们就又要发疯了。”

“对。”我说，“然后咱们就谈心，放唱片，收听最后一道电视新闻，继续谈下去，像往常那样，直到天亮。”

载着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的小船现在已经很近了。

昂热拉说；“如果咱们讲累了，如果咱们当中一个人睡着了，另一个就得马上唤醒对方。我唤醒你，你唤醒我。别忘了，咱们相互许诺过。”

“我会唤醒你的，昂热拉，我已经经常这么做了。”

“我唤醒你。”她说，“咱们不能睡得太多。咱们睡时相互听不见，相互看不见，也相互感觉不到。”

“不，”我说，“咱们真的只能睡一会儿。”

“睡觉，这就像死了一样。”昂热拉说，“人们对待他们的时间的样子，往往就像他们有永恒的生命似的。没人知道他还剩有多少时间——一年，五年，一分钟。”

“这是我对你讲的。”

“我相信。”昂热拉说，“我想跟你白头偕老，罗伯特。咱们绝对不可以在吵过之后未和好就睡熟。如果咱们有一天争吵……”

“咱们永远不会这样！”

“也许会，”她说，“不是争什么大事，是为芝麻大的小事。如果咱们为这么一点小事争执，那咱们一定得先和好再睡着。”

“一定。”我说。

“噢，罗伯特，”昂热拉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奇迹，每晚每夜都是。每一次拥抱。你的每一个目光。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我在你身旁走的每一步。有你躺在我身旁，每一个早晨对于我都是一个奇迹。”

“现在将永远这样，”我说，“对于你对于我，只要我们在呼吸，只要我们活着。”

“对，罗伯特。”昂热拉说。

“这是天堂。”马赛尔说。

这回它说对了。这是天堂，是我和昂热拉的。她吻我的脸。

“幸福绅士。”马赛尔说。

这是说我。这他也说得对。八个星期以来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尽管有一切。或者正因为如此。昂热拉从我身旁走开，望向特拉搏夫­妇­，他们刚好从小船里跨上岩石台阶。我对她说：“我爱你，如果我此时此刻必须死去，我就是最幸福的……”

这句话我没讲完。有什么东西威力可怕地击中了我的背部，在左肩下方。我向前仆倒，倒在红土上。这是一颗子弹，我想。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但是我没听到­射­击的震动声。

我还知道，我听到昂热拉喊叫，但是我不理解她喊什么。我知道，我在想：这一下我不能给台阶旁的那位老翁十法郎了。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疼，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只是再也动弹不得，发不出声来。现在除了昂热拉的声音，我还听到其它许多声音，高高的、吓坏了的声音。后来，我四周突然一片漆黑，我有一种跌倒的感觉，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跌进一个无底的漩涡。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想：原来这就是死亡。

这是开始。

我又苏醒过几次，虽然不是完全清醒。当我睁开眼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昂热拉的棕­色­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们。昂热拉在讲话。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她，因为有什么在非常大声地嗡嗡响。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是一架直升机的旋翼。我们在飞行。直升机在颤动。我躺在一只担架上，被缚得紧紧的。我身旁的一个男人高举着一只瓶子。瓶子上Сhā着一根管子。它一直通到我的右臂肘。那里有一根针Сhā在­肉­里。昂热拉面容憔悴，泪流满面，红头发披散在她的额头上。我想讲点什么，但是我讲不出来。她跪下来，把她的嘴贴在我的耳朵上，这下我理解她了。她语无伦次，啜泣着喊：“求你，求你，求求你了，罗伯特，你别死！你若不想死，就不会死。请别放弃。别放弃！求你，求你，求求你了。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我是你的妻子，我如此爱你，罗伯特！别放弃，想想咱们还想做的一切吧，想想咱们的新生活吧，它可才刚刚开始呢。你想想，行吗？你想想吧！”

我想点头，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头略微动了动。然后我累坏了，不得不合上眼睛。这一下，就像万花筒一样，我经历了­色­彩、声音和图像的纷呈。一切都相互交融，颜­色­、图像和声音，一切都浮游而过。红的，红得似火。我的妻子卡琳，那张漂亮的脸扭歪了，她声音尖锐：“你这可怜的胆小鬼！你这混蛋！你这下流的禽兽！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逃脱过去了。可是你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惩罚的。你这虐待狂！你这灵魂虐待狂！你这魔鬼！我让你作呕，是不是？说啊，说啊，说我叫你作呕啊！”那红彤彤跟银­色­和金­色­的黏状物交错。那个意大利女人就躺在那里，胸口Сhā着一把刀。它漂走了。那是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的猪眼睛和肥宽的下颚，衬衫袖子上卷，嗓门粗大。“你觉得太多了吗？罗伯特？这工作让你不能胜任吗？你是不想再做，还是不能再做了？”猪。猪猡。金­色­，现在一切都是金­色­的。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我劳碌一生，跟每个人一样有权享受幸福。是的，但要以另一个人为代价吗？蓝­色­流进金­色­，蓝­色­和深邃的幽黑。“这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罪行，因为它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没有谁会受到惩罚。七百亿美金，卢卡斯先生，七百亿美金！我们陷进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讲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弗里瑟，汹涌的蓝­色­，联邦财政部的弗里瑟。“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是谁讲的？这话是药店里的老太太讲的。她胆怯地微笑着，希望渺茫。蓝­色­和银­色­，银­色­，橙­色­和绿­色­，黏状物和纱巾。旋翼轰鸣。昂热拉的眼睛，其大无比，我看着它们里面。缓慢的音乐。昂热拉和我在阶梯式饭店“棕榈海滩”的平台上起舞。其他的所有跳舞者都退回去了。美国国旗旁边是法国国旗。橙­色­更深了。所有的颜­色­骤然爆炸，化成星星、转轮和喷泉。一只爆竹！它的光焰映照出浴室里的那个男人，吊死了。­色­彩跳动，跳向我合拢的眼皮，全部一拥而上。这是谁？这是我。烂醉如泥，躺在一位黑发女郎身旁，她嘴上有一道开裂的伤口。她一丝不挂，我们在她的床上打滚。谁……谁……噢，杰茜，那个妓汝！现在成了绿­色­，各种各样的绿。两个家伙痛打我，一人抓着我，另一个人挥拳击打我的下­体­，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我跌倒，我跌倒。扶住我，昂热拉，请你扶住我！但那不是昂热拉，那是那个高大的黑女人。我沉陷在她里面，像沉陷在海绵里。我又一次失去了知觉。我还有三十二分钟可活。

我又清醒过来，突然置身于一座花的海洋里。白­色­的茉莉花，九重葛红­色­、紫罗兰­色­和橙­色­的花蕾，蓝­色­、白­色­、红­色­和紫­色­的矮牵牛，红­色­的唐菖蒲，法兰西菊，白的和黄的……这是昂热拉的花海，她的屋顶花园。各种颜­色­的小玫瑰……它们名叫“惊玫”。还有丁香。不，不是丁香！丁香招致不幸。昂热拉厨房里的凳子。她煮饭，我坐在凳子上，望着她。我们俩都一丝不挂，因为天热，热极了，我感到我的额头在冒汗。我额上的毛巾，汗没了。旋翼轰鸣。现在全是黄|­色­，黄灿灿的。“什么都在涨价。钱怎么了？我真不理解，先生！”药店里的老妪。“但总得有个人理解它！”对，这话也对。数百万人不能理解，只有少数人知情。脸孔漂浮而去。紫­色­中的醉酒的约翰·基尔伍德。打高尔夫球的马尔科姆·托威尔在玫瑰红­色­的陀螺里迅速旋转。面无表倩的加柯摩·法比安坐在轮盘赌台旁，白如油脂。僵硬的希尔德·赫尔曼坐在一张洛可可大床上，这下一切又都成金­色­了。这不幸怎么会发生的，先生？为什么？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布莱希特写的。共产党。全是维利·勃兰特的责任。他也是个共产党。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是共产党。《明镜报》是一家共产党的报纸！您也是共产党吗，卢卡斯先生？许多声音交杂，像颜­色­一样。现在一切都在旋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些声音，那些形象。我们的饭馆——“黄金时代”。粉成白­色­的四壁。低矮。陈旧。尼古拉，那位侍者，把­肉­推进一只敞开的圆炉子里。他的围裙是红的，他的衬衫是白的。十字架路旁的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的分店。让·凯马尔和他的妻子。她冲我们微笑，昂热拉和我。有什么在闪光。那只结婚戒指！一切突然都闪亮起来。我跟昂热拉在她的住房的平台上，在戛纳上方。艾斯特莱尔山脚下的城市、船只和街道的数千灯光。数不胜数的灯，红的、白的和蓝的。我们Zuo爱，昂热拉和我。我们是一体，我们感觉到我们俩还从没感觉过的东西。谁在那儿呻吟。我。那是我。棕­色­和黄|­色­。博卡的拉齐亚。一支冲锋枪在猛扫。又是蓝­色­。“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现在我暂时听到旋翼非常嘈杂。灰­色­，灰­色­，全是灰­色­。吊车从旧码头的水里拽出一辆雪铁龙车。方向盘后坐着阿兰·达侬，早死了，额头上有个小洞，碎裂的后脑上有个大洞。金­色­和红­色­。红­色­和金­色­。当代最大的罪行——没有和解，不可和解，它是如此之大，跟它相比再没有罪行了。一切非常、非常大的事，都是不可理喻、无法惩罚的……蓝­色­。神奇的蓝­色­。昂热拉和我在一尊黑­色­的圣母像前点燃一支蜡烛。昂热拉祈祷，她的­唇­无声地蠕动。那位年轻的牧师，他骑着摩托车开走了，穿着他的长袍，行李架上驮着一篮蔬菜。一切全是红的，红的，红的。赫尔曼的宫殿。盘旋的雷达屏幕。运行中的大型计算机，显示屏上光线闪烁。骗到手，转销，卖出，利润大得笑死人。谁在那里笑？谁？柔和的樱桃玫瑰。“康托港俱乐部”里的酒吧。昂热拉为我一展歌喉。《随风而去》，德文歌词是：“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

一

“周末英国要放开英镑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至今英镑都只是在官方范围内交易，但这一界限早已跟英镑的实际价值不合了，要加入欧共体了。现在伦敦聪明地放开了英镑，好在浮动中找到真正的价值，为加入欧共体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

“这是不是讲，英镑会贬值呢？”

“当然，”勃兰登伯格说，“而且我听说是要贬百分之八。”

“听谁说？”

“我有我的人。”

“不，你到底从哪儿听说这放开的事的？这种事一向都是在周末做，今天才星期五。”我说。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此刻是早晨九点刚过一会儿。杜塞尔多夫­淫­雨霏霏，劲风飕飕。今天天气晴朗不起来了，凉丝丝的，对这个季节来讲几乎太凉了。“既然他们周末放开英镑，你怎么今天就知道了？”我问，“这种事没人事先知道。”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我对你讲过，我在伦敦有人。”

“那必定是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们是非同寻常。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必须知道它。我得什么都先于他人知道。公司会对我感恩戴德。你以为，我们在伦敦的分公司今天会­干­什么呀！不然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啊！我可以为这信息支付三倍的钱。十倍的钱！无所谓。董事会里的人高兴。”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说。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继续咀嚼一支哈瓦那粗雪茄，那样子令人倒胃。他只是中等身高，矮而敦实，头颅硕大，光秃秃的。这个头架在他肩上，就像一颗­色­子，那么笨拙，那么肥宽。几乎一点也看不到脖子。勃兰登伯格颚骨厚大，鼻子­肉­嘟嘟的，小眼睛灵活狡黠。猪眼睛。他在办公室里基本上不穿西服的上装，衬衫袖子高高挽起。他爱穿彩­色­条纹的衬衫，尤其是紫­色­和绿­色­的，从来不穿白衬衫。他的领带不时髦，皱巴巴的，有些甚至抽丝了。他不注重外表。他穿着同一件皱巴巴的休闲服跑来跑去，连续数星期不换。他的鞋也常是破破旧旧的。他吃起来像一头猪。看他吃饭是一种折磨。他大嚼大咽，碎片从他嘴里掉落。他舔个不停，舔台布和餐巾布。他多数时候手指甲太长不­干­净。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不修边幅、最聪明的男人，六十一岁，未婚，他真是我们公司的无价之宝。

勃兰登伯格是损失保险部的负责人。环球保险公司大厦坐落在柏林大街上，他的办公室在八楼。环球保险公司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但肯定是最大的几家之一。我们保险一切，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命、汽车、飞机、轮船、电影产品、地产、首饰、人、人的一部分、Ru房、眼睛、女演员们的腿——没有什么我们不保的东西。但还是有。对，有一次我惊愕地发现，我们不保险男­性­生植器。女­性­的生植器官是保险的，但不保荫茎。当然，我们对­性­无能提供保险，但不保险荫茎受到伤害或失去。这非常罕见。我到处打听过，没人能解释。

环球保险公司总公司在杜塞尔多夫，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葡萄牙、瑞士和西班牙设有分公司，在澳大利亚、巴哈马群岛、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日本、哥伦比亚、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美国和委内瑞拉设有办事处。根据它最近一次公布的账目，资产负债表总计为一百二十亿马克，拥有三亿马克的资产和储备。杜塞尔多夫总公司有员工两千五百名左右。全世界有三万人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十九年来我一直在损失保险部工作。

损失保险当然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邋遢的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跟我一样，职业上是个律师。他是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发生了一例损害案，只要它略有一点讳莫如深，勃兰登伯格就会Сhā手。此人嗅觉灵敏。他顶风一百米就能嗅出是否有什么不对头，是否散发出欺骗或罪行的浊气。他是环球保险公司里最不信任、最多疑的人。他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有罪的，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无辜。或者是等我们证明出他们有罪。我们总共是四十多人，内有律师、前警官，全都效劳于勃兰登柏格。当他那肥嘟嘟的鼻子作痒，他嗅出了蹊跷时，他就将他们派出去。他喜欢人家叫他“血犬”。他对这种表达感到骄傲。多年来，他的怀疑给环球保险公司节约了一大笔钱。虽然收入丰厚，这个未婚男人却像个流浪汉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他一生都住在旅馆里，憎恨那种有自己的住处或­干­脆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的想法。他对爆玉米花有着无法遏止的嗜欲。他总是随身带着满满的袋子。一袋袋堆在办公桌上。勃兰登伯格不停地大声咀嚼。他所坐所站的地方都落满了碎屑。他每天抽十到十五支哈瓦那雪茄，厉害的家伙。他憎恨每一种形式的­肉­体努力。十分钟的路程他也会叫车。他没有女友，没有爱好，只有他的职业——日日夜夜。有无数次，他一大早就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醒，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一桩案子。这人似乎不需要睡眠。早晨八点钟他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它看上去跟他本人一样令人倒胃，被爆玉米花弄得乱糟糟的，上面铺满纸张，纸张上散着烟屑和茶渍。子夜之前这人从不回家。除非例外，最早也要到子夜。这就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

“谁要是现在有很多钱，就可以炒英镑获得厚利。”邋遢鬼勃兰登伯格说。烟灰落到他的领带上，他一点也没觉察。他的下巴上粘着一块早餐时的红果酱。

“你不是有很多钱吗？”我说。

“我是个穷人。”他说。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他没完没了地哭穷，这个家伙，就我所知，他的月收入为一万八千马克。他拿钱­干­什么了，我从没问出来过。“另外，正经人不­干­这种事。”他边说边剔牙缝。

“可是公司做。”

“那当然。”他说，说完就不出声了，怏怏不乐地盯着剔牙的成果，又咬嚼他的哈瓦那雪茄。这持续了也许两分钟。

“听我说，”我说，“是你让人叫我来的。你说是一件要紧事，现在别睡着了。也许你该讲讲那件要紧事换换口味吧。”

他将手指上的东西弹进房间，抬头望着我，嘴里咬着雪茄说：

“赫伯特·赫尔曼死了。”

“不可能！”我说。

“就是死了。”他说。

“可他还十分健康。”

“他是十分健康地死去的，只是非常突兀。”

“事故？”

“也许吧，”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也许不是。”

“见鬼，古斯塔夫，讲吧！别让我发疯！”我找香烟。当我点着一支时，他有点兴奋起来。

“也许是自杀。”他说，将一大把爆玉米花扔进嘴里。其中有几粒又掉了出来，因为他讲话时嘴里总是包得满满的。“要是那样就好了，自杀。这将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就不必付钱了。”

“谁付？”

“算在‘月华’的损失费上。”

“谁是‘月华’？”

“这是他的游艇。”古斯塔夫说，“在我们这儿上了保险。”

“多高？”

“一千五百万。”

“好极了，”我说，“太好了。”

“保的是船上起火、浪中沉没、各种损坏，包括形形式式的爆炸、海盗、触礁、撞船，各种形式的破坏或外来损害。只是没有保自毁。只是没保赫尔曼先生自己跟他的‘月华’一起升天。”

“啊哈。”我说。

“是的，”他说，“这没有。”他重新从小袋子里将爆玉米花倒在他的手上，“你也要点儿吗？”

“不，谢谢。这么说那游艇毁掉了？”

“全毁了。他在艇上。”古斯塔夫细嚼慢咽，然后又吸雪茄，“他从戛纳起航，上面还有其他人。总共十三个人。七名船上员工，赫尔曼，两对夫妻，另外还有一个人。它从科西嘉返回。昨天上午发生的，在戛纳和科西嘉之间爆炸了。我跟戛纳负责这种事的部门通过电话了。当这个消息通过德国新闻社传来时，我还在，是凌晨一点钟左右。昨天是基督升天节。赫尔曼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日子升到那天上去。游客来来往往。”

在低一层楼的新闻中心有德国新闻社和另一家国际联合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我们是这两家新闻社的长期用户。

“戛纳的水上警察有个很长的名字，”他望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戛纳下城区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在旧码头，总部在尼斯。但是下城区调查此案。你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不对？”

“对。”我说，我也能流利地讲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的法语糟透了。但是，我至少听懂了：上司去美国旅行了，他们称他为‘行政负责人’。他的代理跟一大群人赶到了出事地点。他叫路易·拉克洛斯。后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那必定是一次威力无比的爆炸。船体碎片飞出去数百米远。只找到了一些头颅、腿、胳膊和手指。渔民们把它们从水里钓了上来。是啊，基督升天。”

“赫尔曼是不是拥有联邦共和国最大的私人银行？”我问。

“肯定是最大的之一。这人心地善良，处事稳重。也许，或许也不是。”

“此话怎讲？”

“英镑放开，罗伯特。因此我就由此着手了。我在法兰克福也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在银行家圈子里，让人到处打听。这些该死的银行家比任何该死的牡蛎还嘴紧。但有一件事我还是打听出来了：几天以来，赫尔曼魂不守舍。一个幽灵，有一个人讲。上星期，星期三，他突然飞去了戛纳，据说看上去像死神一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如此惴惴不安。”

“什么事？你是说，他也得知了英镑放开的事？”

“他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通过无休止的罢工和发生的一切，他能算计到。也许他算计错了。也许他害怕，如果英镑现在贬值，会输得头破血流。”

“赫尔曼这么一个人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输的。”

“你这么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可以炫耀的人物，联邦共和国银行家的佼佼者，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抢眼人物。”这是对的。赫伯特·赫尔曼在国际上享有模范银行家的一流声誉。“好吧，要是他拿英镑做了一桩肮脏交易呢？别这么看着我！他们全都­干­肮脏事。有些人，像赫尔曼，只不过没让逮住而已。现在也许是逮住他了。他玷污了他的马甲，那美丽的白马甲。”古斯塔夫讲话时喷出的爆米花弄脏了他的衣服。他弄脏了他的紫­色­和橙­色­条纹的难看的衬衫。“那就意味着他完了，是不是？”

“嗯。”

“别‘嗯’。他完了，对极了！这人神经过敏，讲话结巴，好头晕，飞走前处于一种极度的不安状态。”

“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你以为我昨天夜里睡大觉来着？你不清楚，小雇员们都能讲什么，根本不必花太多的钱贿赂。”

“可他在戛纳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里有一幢房子，这你和我一样知道。他的妹妹常住在那里。那位钻石希尔德。我牙齿间老是塞东西。”古斯塔夫又将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我就着我的烟ρi股重新点燃了一支。

“他总不至于去他妹妹那里痛哭一场吧。”我说，“你老剔牙齿真令人恶心。”

“是吗？那又怎样？要是这样的话，你别看好了。他去那里当然不光是痛哭一场。”

“那是为什么？”

“我不清楚。我告诉你，这事情臭烘烘。我不仅仅是嗅到，我在尿里就感觉到。”

“如果他想自杀，他会坐上他的游艇，驶往科西嘉，带上客人——一起去死吗？”

“正因为如此才不像是自杀。”

“不顾廉耻。”

“什么？”

“自己想完蛋，却让其他十二人也一道跟着上大。”

“哪位银行家能靠廉耻做生意？另外，除了他之外，丧生的不是十二个人，而是十一个人。”

“可你讲过，船上有十三个人。”

“我是讲去的时候。返回时只有十二个人。”

“那第十三个人在哪里呢？”

“那第十三个是个女人。”

“那女人在哪儿？”

“留在了科西嘉。”古斯塔夫在纸张里翻找，“她名叫黛尔菲娅。昂热拉·黛尔菲娅。”

“这位黛尔菲娅为何留在了科西嘉？”

“我不清楚。我已经全订好了，飞机票，酒店房间。你住‘庄严’酒店。你在十四点三十分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经由巴黎，十七点四十五分你就到达尼斯了。”

“要我……”

“你说说，你当我是个傻瓜吗？不然的话我­干­吗要告诉你这些？当然是要你去。你已经跟船打过两回交道。休息十四天可是足够了。或者你想呆在你那甜蜜的小女人身旁？”

他将那装有飞机票的小簿子从办公桌上推给我。所有这些预订都是通过一家旅行社办理的，环球保险公司从没公开预订过或者买过一张旅行票证。谁也用不着知道飞走、到达和住下来的那个人是谁。

我说：“你跟我一样清楚，我不可能独自一个人调查此事。”

他当然知道这个。您瞧，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位独立的专家受警方委托开始侦查。一位保险公司代理人理所当然可以跟着这位专家进行他的调查。

“法国人已经安排了一位专家，前海军军官。你会认识他的。你­干­吗这么盯着我？”这位专横的大胖子忽然狡猾起来了。他的猪眼睛眯细了。我非常了解他。他就是这样。“你是不想，还是不能，罗伯特？你无法对付吗？这工作超出了你的能力吗？你再也不能胜任了吗？要我把你换去­干­内勤吗？或者你纯粹是­干­腻了？你­干­这个已经十九年。时间很长了。你若是­干­腻了，可以理解。”

这我当然不能容忍。我痛苦极了，强迫自己演戏。我佯装吃惊地说：“不是，你瞧瞧，有效果了！”

“呃？”古斯塔夫茫然地问。

“我给了一位老巫师很多钱，让他把你变成一只难看的癞蛤蟆。他果真做成了！”

“哈，”古斯塔夫说，“哈哈，不劳你费心。”他畏亵地、假装亲热地向我俯过身来，当场报复了我，压低声音说，“你看上去面无血­色­。你说说，罗伯特，你总不会是病了吧？”

我的大脑里警钟尖鸣。

猪。猪猡。你控制着我，控制得紧紧的。你知道可以如何抓牢我。我四十八岁，是你的手下中最老的一位。我给你解决了许多案子，使得环球保险公司不必付钱。但是这不管用。付过我钱了。付了高薪，付了很高的薪水。但是我，尤其是最近，也弄糟了几件案子。你说，猪猡。这里没什么好弄糟的，我们只需要付钱就行了！可一旦发生了这种事，错的就总是派出去的那个人，你这个倒霉鬼！

“你要是真的感觉不太好，我当然尊重，罗伯特。那我至少还可以派贝特朗或霍尔格去。你比这两个人加起来都能­干­，因此我要你去。可是，如果你讲，你不能……”

“我能！”生存的恐惧在我心里蹿升。贝特朗·霍尔格，所有的其他人。比我年轻，比我­精­力充沛。跟他们相比我已经是个老人了。如果我真的承认我多么不舒服，请求把此案交给其他人呢？古斯塔夫是我的朋友，他总这么讲。我的好朋友，他强调说。好朋友，狗屁！我的好朋友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会冷冰冰地、无动于衷地给经理室写他的报告，建议把我解雇。

那位顾问大夫呢？

这席谈话后我还得去找我们的顾问大夫。今天是每年的例行体检日。几个月以来，许多个月以来，这一体检就令我惶惶不安。因为大夫当然会诊断出我怎么了。

然后呢？然后呢？

对此我苦思冥想了许久。只有一条出路：扯谎。全盘否认。我是健康的。大夫完全误解了他所发现的、必然会发现的症状。我没有疼痛，压根儿没有，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愿不能，伟大的上帝。如果大夫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说我病了呢？如果他们尽管如此还是相信他而不相信我呢？

这会让古斯塔夫心碎，我想。这条狗，他拿他的手下像橙子似的榨。当他们空了、坏了和挤光了之后，就把他们扔掉，扔掉，扔掉，只想甩掉他们！

“我没病。”我说。

“我很高兴。真的，罗伯特，这让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你面­色­难看。你怎么了？不安？”

我沉默。

“家里的事？”

“嗯。”

“卡琳？”

“嗯。”

“卡琳怎么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只不过是老一套。”

“今天夜里你又喊叫了。”我妻子说。

“我夜夜喊叫。”我说。

“但不像今夜这么高声。”我妻子卡琳说，“今天夜里是那么厉害，我都想过来喊醒你了，因为哈特维希夫­妇­肯定又听到了。有可能连塔勒尔夫­妇­和诺特巴赫夫­妇­都听到了。”这是我们这幢楼里的邻居，分别住在我们楼上和楼下。“这种喊叫令我毛骨悚然，你就不能理解吗？”卡琳说。这是一个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我们坐在早饭桌旁，卡琳手拿一小块面包，边讲边涂黄油。她早饭吃得很多，喝浓咖啡。我啥都不吃，只喝茶。“太可怕了，因为哈特维希夫人总是要我注意那些喊叫声。她不停地问，你会不会是病了。早就没有人相信噩梦了。他们全都相信，你病得很重。在大脑里。哈特维希夫人昨天说，你得去看心理大夫。你以为我听了会怎么想？”

“是啊，这对你一定很严重。”我说，喝茶。卡琳满嘴含着食物说：“我也相信，你得去看看大夫。去看一位心理大夫。一个男人夜夜在睡眠中喊叫，整整两年了，这不正常。哈特维希夫人说，这不正常。你出门在外也这样吗——在酒店里？”

“我不清楚，”我说，点燃一支烟，“我想不是吧。”

“那就是说光是在我身边，光是当你在家时。”我妻子说。

我一声不吭。

“我丈夫在我身边喊叫。外出时，当他把随便一个表子拉上床时，他从不喊叫。那就是我有错了。我总是有错。什么都是我错。你这可怜的人儿。我会让你进疯人院，是不是？跟我一起非常可怕，是吗？我令你作呕，对吧？说呀，说呀，说我令你作呕。”

我一声不吭。

“你还是胆小啊，”卡琳说，“从事一种放荡的职业，满世界游荡，让他的妻子数月之久独守空房，回到家后，看都不看她，不再跟她说说话，也不听她讲话。你在听我讲吗？”

我一声不吭。

“你这头猪，”卡琳说，“十年之后你烦我了，是不是？什么叫十年以后？两年来你没再跟我睡过觉。外出或回家时，你不拥抱我。我想吻你时，你就把头转开。我的吻令你恶心。说呀，说它令你恶心。”

我一声不吭。

“说啊，你这可怜的胆小鬼！”卡琳喊道。

我一声不吭。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躲过去，可你搞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的。”她这下讲起话来又十分平静了，“你这禽兽。你这下流的禽兽，对，你就是这样。外表上假装殷勤。”卡琳说，敲破蛋头，“夫人们的情人。一个个都为你着迷了。您有个多么迷人的丈夫啊，卢卡斯夫人。上帝，您丈夫多可爱啊，卢卡斯夫人。哎呀，您一定很幸福，卢卡斯夫人。您丈夫的职业多么有趣啊。我怎么回答？是的，我幸福。他真的很迷人，我的丈夫。他有魅力，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这些女人要是知道就好了！要是她们像我认识你这样认识你就好了。没有面具。真实的罗伯特·卢卡斯。你这个虐待狂。这个心灵虐待狂。这个一有可能就欺骗和伤害妻子的男人。但愿她们认识到藏在你体内的魔鬼。你听见我讲什么了吗，罗伯特？”

“是的。”我说。

“光讲是的，是的。别的就再也无话好讲了？跟表子们在一起你一定口若悬河。自打两年来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温柔，没有好话，没有抚摸。当我们结婚时，你还挣不到这么多时，你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让我迷恋上你，以你在床上的能­干­令我发疯，以你那令人恶心的­性­倒错。那时你能说会道。你多么能说会道啊。爱情！我的上帝，你那时是怎么爱我啊！”

她拿勺挖蛋，唠唠叨叨。我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晨服，金黄|­色­的头发上扎着一块头巾。好久以来，卡琳在家里一直穿晨服。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她脸孔漂亮，身材略显丰满，它曾经非常刺激我。她的眼睛灰­色­，乜斜着，整张脸有些猫的样子。鼻子娇小，嘴也一样，嘴­唇­红艳艳的。卡琳眉毛修长，为此她非常骄傲。她的发型短短的，紧贴在头上。她三十八岁，但是脸上没有皱纹，一条也没有，额头上也没有，笑的时候眼角也没有。可是她很少笑，在我面前早就不笑了。常有人跟我讲，卡琳那有点像布娃娃的俊脸上没有一条皱纹。布娃娃也没有皱纹。卡琳比我年轻十岁，她花数小时化妆，往脸上搽膏脂，让它变得更滑润。她的一直这么年轻的脸和一直这么年轻的身体也非常叫她骄傲。她常去洗桑拿，一个按摩师每周来家里两趟。

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在一幢非常安静漂亮的大楼里，每层楼只有两家租户。实际上这房子给两个人住太大了。里面有许多令我眷恋多年的东西，我曾经喜欢过的东西。比如说我广泛收藏的画。那些珍贵的古董家具。那些大毯子。中国花瓶。客厅里的威尼斯镜子。客厅里的壁炉。橱柜里放着我从旅途中带回家的许多珍稀物品。我收藏的唱片和音响设备。我的图书室，里面的书墙直达到屋顶。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写字台。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精­雕细刻的高靠背椅。写字台上的东西：石头里的一只昆虫，是在科孕发现的。幸运神像，象牙雕刻，来自新加坡。一根曼德拉草，是在一座芬兰的森林里找到的。火奴鲁鲁附近太平洋里的一只贝壳。银­色­的高烛台。我们的美丽的英国餐具。我收藏的大量登喜路和萨维奈利烟斗。现在我不再吸烟斗，只抽香烟了。安装在一只柜子里的小酒吧。桌子上电话机旁的西西里亚的小马。它是那么花花绿绿，那么娇小，红­色­的马鬃，白­色­的丝绳，紫­色­的马鞍，用作马鬃和马尾的丝绒，以及许多叮当作响的小金属片。它拉着一辆双轮小车，这只玩具小马……

我们的客厅非常大。有一块地方高出两级台阶。我们将高出的那一块布置成了吃饭间。可折叠的桌子，椅子，罩着绿­色­和银­色­的布套。桌子可坐十二个人。只有我们俩时，卡琳只摆一个角。我们总是在这里吃早饭。我也曾经爱过这个早饭位置，像爱我家里的许多东西一样。现在我什么都不再喜欢了，一切我都无所谓了。只有我的象和那只西西里亚的小马除外。我还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人家把它们从我身边拿走，我不会长时间地为它们伤心。我伤心另外的事情。没人能把这些东西从我身边拿走。可惜。

卡琳的晨服开口很大，Ru房露出许多。她有漂亮的Ru房，展服底下什么也没穿。我是十四天前从香港回来的，离开了两个月。卡琳虽有满腹怀疑，但还是期待着温柔的、小小的礼物，期待我讲讲我在香港办的案子的情况。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给了她温柔，带了礼物，讲得又多又长，这将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责任不在她，责任肯定在我。但我压根儿无法做那些卡琳有权期待的东西。我太累了，筋疲力尽，全无所谓了。月复一月，益发恶化了。连讲话都让我费劲。我完成我的使命回到家里时，总是疲惫不堪，累坏了。一切全是我的责任，一切。我想，卡琳使我抱歉。我真的对她感到抱歉。她说得对，我是个流氓，胆小鬼，弱智，是一头猪。但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而这也就是好好地­干­我的工作。为此我需要付出我的全部的­精­力，我的理智和我的­精­明，我的勇气和我的智慧。然后当我回到家里时，就没有什么留下给卡琳了。这一切我已经经常想到过，也想过得把这一切告诉卡琳。我总是想了又想，但是从不讲出来。我连讲这些都觉得太累了。这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点我不想对她讲，因为我不要同情。决不。不要任何人的同情。尤其不要卡琳的。

我突然觉察，她的­唇­在蠕动，她一直在讲，但我再也听不见她的话了。我刚刚想起香港的那一夜，那天夜里头一回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在子夜过去后很长时间，在“香港希尔顿”我的套房里……

“噢！噢！我要死了！继续！继续来！好！现在！真舒服！我要疯了！来了，来了，亲爱的，你也来了，是的，我感觉到，你也来了……它现在真厉害……是的，是的，是的，来了！来了！”小个子女人在枕头上将她的头甩来甩去。我四个月没碰女人了，非常冲动。我必须有个女人，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水上饭店”，位于岛上的铜锣湾城区。这家漂浮的饭店看上去像美国的旧“花船”，停泊在很多帆船前面。它们船帮挨船帮地挤在码头里。客人坐舢板划到海里。划船的全是女人。这家饭店名叫“海鲜馆”。周围是人工水池，池里群鱼游弋。你可以指给侍者看你想要哪一条，把那条鱼从水里现捉出来烹制。

我挑了一条，正在吃时，一位美若天仙、非常年轻的姑娘走到我桌前，问我，她可不可以陪陪我。我邀请她吃饭，后来请她喝饮料。“海鲜馆”里食客如云，也有一大堆非常年轻的妓汝。我的这一位说，她叫瀚园，翻译过来就是“慷慨的花园”的意思。她的英语虽带有浓重的口音，但是很流利。她全身上下都纤细窈窕，头发乌黑，像这里的许多女孩一样。“慷慨的花园”双眼也动过手术，好让它们显得像欧洲女人的眼睛。

我在“海鲜馆”里喝了许多。一位德国富商的妻子神秘地死去了。这位商人在我们公司给他的妻子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妻子一死他就能得到两百万马克，即使是自杀。然而那不是自杀，是谋杀，警方和我都掌握有证据。还不全。香港天气燠热，一年来我很难受得了热。现在，我汗淋淋地躺在瀚园身旁，呼吸仍很粗重，感觉到我的左脚在抽痛，不是太厉害。我是开着租用的汽车把瀚园带来“希尔顿”的，它坐落在宽阔的女王中路上。我告诉那个夜班门卫，一个华人，说这是我的女秘书，我还有急事要口授。我认识他，他叫齐默拉，戴一副眼镜，镜片很厚。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总是值夜班。

“当然了，先生。”齐默拉笑笑说，收起了那张相当大的票子，“只是您别劳累过度了。您工作太多了。”因此，将瀚园带进我的房间一点也不困难。价钱我们事先就谈妥了，我预先付了钱，瀚园表演得那么逼真，突然一点儿也不因为快感和贪婪发狂了，而是愉快匆忙。她跑进浴室，冲澡，一边唱着歌。我躺在床上吸烟，感到自已被掏空、被欺骗了。每当我找了女孩，事过之后，总是这样。

“慷慨的花园”回来了。她麻利地穿上衣服。瀚园今天夜里或许还有客人。我很高兴她这么快就走。我得到了我的放松，现在几乎再也见不得她、听不得她了。我也淋浴，穿上衣服，接连吸了第二支和第三支烟。我吸烟很多，有时一天多达六十支。

“请你送我下去，好吗？我担心，如果我单独下去，门卫会凶巴巴的。”瀚园说。

“我带你下去。”

“你真可爱，我爱你。”瀚园说。

“我也爱你。”我说。爱情原来是个多么肮脏的词啊，我想。啊哈，为什么肮脏？不比其他单词更肮脏。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瀚园一天讲它多少回？她肯定还不足二十岁。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亲爱的？”

“我很快就要飞走了。”

“可我想再见你！我必须再见你。我一直在‘海鲜馆’。你会来接我的，是不是？”

“是的。”我说。我肯定不会再去找她了。

我们离开房间，从我住的十一楼坐电梯下到大厅，夜班门卫齐默拉鞠躬，脸上堆着他那永恒的微笑。我跟瀚园来到女王中路上。这里的霓虹灯广告还在闪烁，路上人很多，汽车一大溜一大溜地行驶在宽阔的街上。这个城市从不睡觉。

“我可以叫辆出租车吗？”瀚园问。我给了司机足够的钱，对他讲，无论这位夫人想要去哪里，就送她去哪儿。瀚园踮起脚尖，吻我。

“你来‘海鲜馆’，好不好？你真­棒­，是我有过的最­棒­的男人。你怎么也得来，我为你发狂。”

“行，行。”我说。

“你什么时候来？明天就来吧！明天，好不好？”

“明天，行。”我说，把她推进出租车的后座。我再也受不了她的啰嗦了。我关上车门。出租车开走了。瀚园向我抛飞吻。

最近以来我一直呼吸困难，不能做深呼吸。我决定，再散一会儿步。在香港，夜里也很热，闷热潮湿。我沿女王中路往下走，经过豪华商店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橱窗。珠宝店。时装沙龙。毛皮装。皮装。花店。然后是一家大银行。像这里的所有银行一样，它大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位像巨人似的锡克族人。他们长着络腮胡子，头扎头巾。这些印度人日日夜夜守卫着香港的银行。他们总是端着双统枪，看上去可怕威严得很。

在锡克族人之间，在通向银行大门的台阶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要么他是在睡觉，要么他死了。端着致命武器的锡克族人对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呆呆地直视着灯光照耀的夜里。香港街头躺着许多人。有些人是饿死了，或者虚弱得再也起不来。几乎没人在意他们。有时一辆救护车运走他们，或者他们被警察驱逐，但这种事不经常有。在群蝇飞来前，一切均属正常。届时，这么一堆­肉­就会迅速消失。

我向这个中国人弯下身去。周围还没有苍蝇。他在轻喘。这么说一切正常。我直起身，随着这个动作，一阵剧痛掠过我的左胸侧。那痛在左臂里扩散开来，一直传到手指。又疼了一回。这我已经熟悉了。这疼痛我已经经历过。只不过从来没有这么剧烈。某根肌­肉­，我想。我不会有心脏病，那位顾问大夫一年前做的心电图检查完全正常。也许是我对某种食物作出的不良反应。或是因为炎热。有可能是我吸烟过多。我现在急着回“希尔顿”。我走得很快，跟路人撞到一起了。我左脚疼得更厉害了，脚越来越沉重，我感到它是铅做的。我挣扎着，沿女王中路一米米地走回酒店。左胸侧的疼痛也越来越剧烈。我喘不过气来。我紧挨着墙和橱窗走，用手往前摸索，因为我害怕跌倒。“希尔顿”！“希尔顿”！让我赶到“希尔顿”和我的房间吧，上帝。我越越趄趄。我不得不停下来。空气、空气！我透不过气。我像一条鱼那样张大嘴吸气。没人注意我。霓虹广告彩灯闪烁，变个不停。人们似乎也一下子动得很快了。只有我前进得越来越慢。现在，我已经是真正地拖着我的左脚了。

没什么，根本没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你已经经历过多回了。你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凶，那妓汝刚刚累坏了你。傻瓜，太傻了。你应该把她赶出去，呆在你的床上。

女王中路2A号。

也许只剩一百米了。对于我那是一百公里。在大厅里我真的脚步踉跄了。齐默拉吓了一跳，这回他不再微笑了。

“您怎么了，卢卡斯先生？”

“没什么。我不太舒服。但我就会好的。”

“您不大好，先生，您的嘴­唇­……发紫。您病了，先生，我叫个大夫……”

“不！”我喊道，我一下子又能喊了，“不要大夫！我禁止您叫大夫！”我不能要大夫。这没什么。如果有什么的话，那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因为一旦有人知道了，我的公司就会知道，那么我会怎样呢？“不要大夫，明白吗？”我再一次嚷道。

“当然明白，先生，如果您不想要的话。如果您非常肯定，一切都好的话。我……我……我送您上去。”

他开电梯送我上去。我重重地靠在他身上。要是我随身带着药就好了。往常我总是随身带在衣袋里。这回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了。当我们来到十一楼时，我相信，我再也无法呼吸了，压根儿走不动了。走廊的地面似乎在我脚下摇晃。齐默拉拖着我。我相当高大，体重七十六公斤。那位小个子中国人很吃力。终于到我的房间门外了。他打开门，送我进卧室。我倒在乱糟糟的床上，它还散发出瀚园的廉价香水的浊气。齐默拉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看着我扯下领带和解开衬衫领子。

“我还是叫个大夫……”

“不要！”我吼道，他吓了一跳，“对不起。那边的那只盒子，请您把它给我。”

他拿给我，那是满满一盒硝酸甘油片剂。一年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服用硝酸甘油。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魁北克的汽车销售商，他跟我有同样的症状。他说硝酸甘油始终有效。从此以后我也服用它。当我打开盒子时，我的手指抖得厉害。我把两粒片剂倒在手心里，张开嘴，把片剂扔进去，咬碎。真难吃。

“现在您走吧，”我对齐默拉说，“马上就会好。过上几分钟，我知道。”

“如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