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现在原谅我。十二点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一路顺风。”

他伸给我的手是冷漠的、­干­巴巴的，没一点力气。另一只手按摩着那只硕大的荫茎模型。真是个怪人。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的世界。

“可它总不可能又涨价了！这已是它今年第三次涨价了。一开始一瓶才五点九马克，现在它要七点七五马克。怎么会有这种事，娜妮塔小姐？”驼背老妪身穿灰大衣，灰脸灰发，双手上布满­色­斑，穿着磨损了的龟裂的鞋。她的头颤抖不停。她不时地咳嗽。那是一种相当恶心的咳嗽。我走进去时，药店里只有老妪这一名顾客，她的对面站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身穿白大褂。这是我常去的那家药店，就在我的住处附近。我看到老妪和姑娘之间的玻璃柜台上有一只盒子。老妪不注意我。她手里拿着一把伞，伞合着，雨水从雨伞滴落到地面的砖上。

“很对不起，普拉沃斯夫人。”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说，“我确实很为您难过。就像样样都在涨价一样，所有的药品也将涨价。”

“可我少不了这止咳糖浆，这您是知道的，娜妮塔小姐！您认识我好多年了。这种止咳糖浆医疗保险公司不付钱。因为它太贵了，我的医生不能为我开。因此，我得自掏腰包买它，既然它是唯一有效的药！”那位老妪直到这时才注意到了我。“对不起，先生……”她骇人地咳嗽。

“不要紧。”我说，冲着她和那个叫娜妮塔的姑娘微微一笑。娜妮塔也冲我微微一笑。我们相互认识好久了。那老妪非常辛酸地说：“假如只是止咳糖浆还好！可一切都在不停地涨价。­干­脆就是什么都在涨。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以及垃圾清理，随你点什么。哎呀，老天，对了，还有‘路易森赫’。”

“谁？”我问。

“那——我耽搁您了，先生。”

“哪里。”我说，心里想，要是勃兰登伯格拿到了贝茨博士的检查结果，他说不定会招我回头，“什么是‘路易森赫’？”

那老妪讲的时间越长，就越急促，脸抽搐着，生活的痛苦攫住了她。

“‘路易森赫’，这是一家养老院，一家私人养老院。很漂亮，非常安静，在一个公园里。我一直想去那里。多年来这就是我的梦想。在那儿有个房间，哎呀！”

“是啊，怎么样了？”我说。如果他们把我赶出来，我得跟卡琳生活，病恹恹的，那我会成个什么样子？我受得了吗？我想。

“彻底破灭了，”普拉沃斯夫人说，“那是一种邪恶，是人类的一种可怕之极的邪恶。您瞧，我丈夫，愿上帝保佑他，他从前在邮局工作。我退休了。我的奥托，他死去两年了。他省吃俭用，我把他的钱继承下来了——那是一万零六百马克。我把它们存起来了，不是吗？因为我想，不然我就会把它们花光……我的钱足够用，好让我能在‘路易森赫’买间房。”

“普拉沃斯夫人，”娜妮塔说，“您不可以老因为这事激动。”

“我不得不老因为这事激动！”老妪叫道，“是这位先生问我的！或者是您没兴趣听下去？”

“当然有兴趣。”我说，给娜妮塔一个手势，说明我不急。这位老妪已经在接着往下讲了：“您看看，我本想买下一个房间，好让我能拥有到最后一刻。我想靠我的退休金来支付护理费和其它费用。我甚至每个月都从我的退休金里存一点到存折上，好让存折上的钱更多。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们给我的钱只有百分之三点五的利息。百分之三点五！贷款时他们要百分之八还多！人类怎么会这么邪恶？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给我们小人物百分之三点五，却索要百分之八，变得越来越富，给自己修建他们的大理石宫殿。”

“正是这样，可惜。”我说，略微思考了一下勃兰登伯格的暗示。我问自己，环球保险公司现在是不是欠下了大笔英镑债，好在贬值后获取暴利。“谁急需钱，他就得付百分之八。”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可即使那样，他也只能在有担保时才能贷到款。我没有担保。七年前，当时我差一点就成了。”她深深地叹息一声，用手抹抹眼睛。

“什么成了？”我问。

“在‘路易森赫’买下房间。当时他们一个房间要一点二万马克。这我紧巴巴地还是能凑齐。可当时没房间，他们让我等。等一年。一年之后他们就已经要一点四万了！而我仍然只拿到我的百分之三点五！由于物价上涨，我从我的退休金里能省下存起来的也越来越少了。这样一年比一年严重。您知道，他们今天一个房间要多少吗？一点八万马克！明年也许就是两万马克，谁知道呢？我永远也得不到它。不，我永远也得不到我的房间了。可大理石宫殿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您可以去一家社会福利院，”我说，“工人福利部门的或内政部门的。我相信，到时候社会局会帮助您。”

“可我不想到那里去！我对您讲过，我的丈夫是在邮局工作的！我们曾经有过十分漂亮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漂亮房间。这要求太过分吗，先生？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它？为什么‘路易森赫’越来越贵？为什么我只得到百分之三点五？是谁让一切这样的？”

“这很难解释清。”我说，心想，如果普拉沃斯夫人的存折上存有几十万马克的话，她肯定就会得到她的百分之六或七。“如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哪儿的银行都这么做，到处都是越来越贵。”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那位住在我隔壁的大学生也这么讲。您知道，他还说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他们解除了他的租约。”

“为什么？”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问。

“因为他讲这种事，”普拉沃斯夫人说，“这种事再加上其它的事。那些把房间租给他的人说他是个共产党。他博览群书，然后给人们讲书里写了什么。比如说关于不幸。”

“他对不幸怎么讲？”我问。在看过贝茨大夫并跟他谈过话之后，我非常疲乏，只希望我的飞机能在两个半小时之后起飞，再次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随便什么我能独自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喜欢独处。即使病倒了，我也说什么都不想让卡琳呆在身边，当我必须死时，就更不想了。

“他说：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老妪讲述道。

“布莱希特，”娜妮塔姑娘说，“这是布莱希特写的。”

“对，不错。那人就叫这个，那个大学生也提到过这个名字。这位布莱希特——他是个共产党吗？”

“他死了。”娜妮塔说。

“他是个共产党吗？”

“是的。”娜妮塔说。

“那以后我就不再跟那个大学生讲话了。”那老妪伤心地说，像痰堵住了似的咳嗽，“多可爱的小伙子。不是那种长着长头发的，您知道。剪短的头发，总是一身整洁，客客气气，帮我拿东西，打扫房子。冬天他帮我从地下室里取煤。我住在一幢旧建筑里，我们没有中央暖气。去年冬天煤也涨价了。可如果这个大学生讲这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就不能再跟他来往了。已经有人警告过我提防他。我不敢相信他也是个共产党。这下我不得不这样了，因为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我问。

“他们不承认私有财产。”老妪说，咳得很厉害，“他们说人人平等。他们剥夺所有的财产！给，七点七五马克。”普拉沃斯夫人说。当娜妮塔把装有止咳糖浆瓶的包装放进一只拎袋时，她从一个小钱夹里把一枚枚硬币数放到玻璃板上。“‘路易森赫’是不是还同意谈一谈，少要点，今天下午我就会得到消息了。据说那里现在又有了个空房间，当然是一间相当小的，很小。”

“我祝您成功。”娜妮塔说。

“谢谢。”普拉沃斯夫人说，“他们总是讲，那里有间小一点的，可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不，不，我永远不会看到它实现，我的梦想。”

我想：这个怀着想有个小房间的伟大梦想的小女人害怕被剥夺她的财产。英镑明天放开，到时会贬值百分之八。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估计，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因此我现在飞往戛纳，去查明古斯塔夫对不对。我想：赫伯特·赫尔曼能不能给这位普拉沃斯老妪解释，不幸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它呢？

三

雨还在绵绵不绝。

我跟卡琳坐在洛豪桑机场楼上的餐厅里。我们喝着茶，等着呼叫我的飞机。它没有被呼叫，而是一刻钟一刻钟地被推迟了。地面导航又一次引进了“按规定办事”。他们要求更多的钱，所有的飞机都因为这场怠工而晚点。餐厅、大厅和机场的所有候机厅里都满是疲累、神经质和激动的男男女女以及哭泣的孩子们。我们的桌旁还坐着一对美国夫妻。他们什么也没叫，欣赏着那男人从一只皮袋子里取出来的大量照片。他妻子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们低声交谈。卡琳和我坐在窗前，雨点打在大玻璃上。我透过玻璃望向停机坪和那里的飞机、加油车，一股雾峦弥漫在这一切上方，室外的潮湿随着湿衣服和湿鞋也挤进了餐厅，许多人在咳嗽或打喷嚏。

“请注意，”喇叭里一位姑娘的声音说，“荷兰航空公司消息，飞往伦敦的451次航班起飞时间将推迟约一小时。”这个通知用英语重播了一遍。

“瞧这儿，这是在宫廷酿酒厂。”那个美国人说，指着一张照片。

“真迷人。”他妻子说。

卡琳跟着来机场，只是为了再把车子开回城里。刚才是我驾驶“海军上将”车，她坐在我身旁。她气呼呼的，一句话也没讲。当我回到家时，我的箱子和旅行包已收拾好了。我如此典型地打破了我的诺言，却没有因此而发生争吵。我们相互没讲到五句话。现在，我们在这里已坐了一个多小时，等着，继续相互沉默。时不时有一架飞机降落或起飞，汽车把旅客运往飞机或者从飞机上接下他们。可这一切进展得非常缓慢，喇叭里老是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起飞时间继续推迟一刻钟。”

那声音又用德语和英语讲了这个消息。当卡琳出乎意外地讲话时，喇叭关掉了。

“祝你在戛纳顺利。”卡琳说。

“谢谢。”

我们俩都望着停机坪和窗外的雨。当我们讲话时，我们不望对方。

“只要你身体好就行，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我不回答。

“这是苏尔和我在上阿姆尔高。”

“瞧这张真漂亮！”

“你和你的肮脏的保险公司，”卡琳缓缓地大声说，“所有的保险公司都骗人。你助纣为虐。祝你愉快。”

“谢谢。”我说。

“我不信大夫会说你完全正常。”

“那你就问他好了。”我说。

“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告诉我。”

我仍然一声不吭。

“这是我们在普拉特。看这只巨大的空中转轮。”

“这不是很美吗？”

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又请求一位霍普金斯先生速去航空公司的柜台，他订的是全球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航班。

“我够了，”我妻子说，“我不再等下去了。这有什么意义？你反正一声不吭。”

我沉默。

“给我汽车执照和钥匙。”她说。

我把它们给了她。

“我到达后打电话。”我说，感到自己很蠢。

“行。”卡琳站起来。我也站起来，绕过桌子帮她穿上雨衣。

“生活愉快。”卡琳说。

“也祝你生活愉快。”我说，走出餐厅之前，她连看都不看我。我目送她，直到她消失。她没再转回头。我又坐下去，望着窗外的雾峦和雨。

“请注意，泛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停慕尼黑飞往罗马的875次航班起飞时间延迟约三十分钟。”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说。她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我四十八岁。

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说不定再过两年我就死了。或许早死了。但也许我还要活上很久。我有病，这我现在确切知道。病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也许很严重，也许不太严重。无所谓。我一生中工作得过多了。我挣得够多了。我有一幢漂亮的房屋，摆满了好看的东西。我跟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活在那里。我曾经爱过这个女人。不，那不是爱情。那是欲望。在我的欲望里我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持续了不到三年。除此之外，我在生括中从没幸福过。不是吗？是的，就是。作为孩子，我有过幸福的少年，有许多能跟我玩的朋友。我有一只小狗，跟它在一起我是最幸福的。它被一只卡车压了。它没死，只是受了重伤，看得出来它必然会死。许多孩子围在我和我的狗周围，在街上。悄无声息。我从建筑工地上取来一块花岗岩，在我的狗身旁跪下，再一次抚摸它的头。他舔我的手，然后我举起石头，用它敲碎了我的狗的头颅。我不想让它再忍受痛苦，可别的孩子全都大声叫喊，群起殴打我，然后跑开了。他们回家后讲述发生的事情，从那时起，没有哪个孩子还能跟我玩。我父亲关了我一个星期禁闭来惩罚我。他们不允许我把我的狗埋在花园里，一家机构的车拉走了小小的尸体。我爱我的狗，因此我杀死了它。这也是一种永远不会有人理解的东西，我想。那之后我长时间为我的狗祈祷，愿它幸福，不管它身在何处。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祈祷过。噢，不对，还是祈祷过，在我发作时。可这不是真正的祈祷。我再没养过狗。我也有过朋友，战争中，战争后。当我结婚时，他们全都渐渐地疏远了我。他们不喜欢我妻子，我妻子也不喜欢他们。一开始我老是妥协，照我妻子的意愿行事，因为我疯狂地渴望她的­肉­体，想同她睡觉。后来我不再妥协，一意孤行。但我的朋友们已经消失了。我从事我的职业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我从没到过戛纳。这真是奇怪。究竟为什么？我总是去公司派我去的地方，尽量做好我的工作，或成功或失败，跟许多女人睡觉。也没有很多。大约四十个。最多四十个。其中大约有三十名妓汝，大约有十名已婚女子。妓汝总是很可爱。我从没爱过这所有女人中的那一位，我不相信她们中有谁爱我。对此我甚至敢肯定。因此，我四十八岁了，实际上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我不大可能再了解到了，根本不可能了。我对我的妓汝们非常满意。事毕你总是能立刻单独一人。为此我真想继续这么健康下去，健康得我能工作：为了能孤孤单单，远离家里。我跟卡琳没有生孩子。谢天谢地。在这么一种婚姻中我拿一个孩子怎么办？估计大多数的婚姻都跟我的相似，只是人们对此闭口不谈。我们也不谈。不，肯定也有幸福的婚姻。肯定的。真的被另一个人所爱，一定很美。那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但我也根本不想知道或了解，因为我本身不能爱，这点我在我的生活中已证实了。我很想再这样保持健康十五年，让我能看看世界能工作。单独呆在酒店、酒吧、飞机场、卧铺车厢或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只求速死。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死得迅速而不痛，或只是一瞬间。最好是那么一种发作让我死去。不会有人为我哭泣，卡琳不会。她为什么要哭呢？无论如何，我不想病到成为他人累赘的程度，最不想成为卡琳的累赘。病着听任卡琳的摆布，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可怕的念头。我父母死于心脏病。他们不得不长期受罪，两人都是。这我无论如何不想。如果在我身上疼痛和久病不愈也会拖上很长时间的话，我将想办法弄到毒药。这是我紧接着必须­干­的事：给我弄一种烈­性­毒药。也许在戛纳能行。有钱什么都搞得到。我想搞到它，那毒药，这样，如果疼痛太剧烈，或者那最后一件还能给我一点开心的东西，即我的工作也令我生厌时，我好随时服用它。我得有一种有效的毒药，快点搞到，因为我不知道，我至少还能过多久我现在过的生活。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您的经停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的消息。请乘客们通过14号登机口登机。”喇叭里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现在是十五点三十五分。我叫来侍者结账。

然后我上了汽车，它把我送到我的飞机。雨滴滴嗒嗒地敲打在车顶上。我们在暴雨中起飞。我坐在一扇窗户旁，可雨丝太猛，当飞行员将飞机陡然拉高时，我什么也无法看到。“禁止吸烟”的显示牌熄灭了。我机械地伸手摸我放在衣袋里的一盒香烟，然后缩回了手。不，不吸烟。我倒要看看，我是否真能做到贝茨大夫要求我做的。我的左脚开始轻轻地疼起来。我服下两粒药片。我身旁坐着一个带小男孩的­妇­女，小男孩仔细地观察我。他终于拽了拽我的衣袖。

“嗯，”我说，“什么事？”

“你为什么哭？”小男孩问。

“我没哭。”

“奥拉夫！”母亲说。

“可他真的是在哭，妈咪！”

我用手擦擦眼睛，发觉它们是湿的。

我想，多么奇怪。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哭过。我对那个小男孩说：“你知道吗，这是雨水？我在机场上淋湿了。”

他只是盯着我。

“什么？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那个叫奥拉夫的小男孩说。

10

我看到我身下的大海，它跟天空一样蔚蓝。

我们到达尼斯时，太阳尽管很低，但还在照耀。飞机远远地从海上绕了一个大弯降落。当它停稳下来，我们下机后，我有两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太热了，感觉无比的舒适。我还觉得是降落到了另一个世界上。阳光下，处处花团锦簇。这阳光不一样，跟我从前见过的所有光线都迥然两样。一种舒心的、很明亮的光线，令眼睛感觉很舒服，跟那空气一样。它和暖温柔，像洗了一次暖乎乎的澡。这里的人热情、友好，镇静自如，跟我在其它地方认识的人都不同。

我站在行李传送带前，虽然感到很热，我能深呼吸，每一次呼吸对于我都是一种无尽的善举。后来，当我坐在出租车里，在一条总是贴着大海的公路上驶往戛纳时，我想，这里一定可以生活。一直在这里生活。直到死。

我们驶过许多的海滩浴场，我看到浴场上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比德国人漂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其中肯定有德国人和其他的非法国人。但光线和空气加上融洽的气氛，会让人们变得更漂亮。我们途经一座跑马场，经过许多小棚子，棚子大多数是木头的，里面开有饭店。

“先生，您要是想尝尝这海岸边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您就应该来这儿。”出租车司机说。他指着海边一座漆成白­色­的棚子。我读到：“Ru房”饭店。“普罗旺斯鱼汤在别的地方也能喝到，但哪儿也没这儿好。”出租车司机说。天空像海一样蔚蓝，西天泛红，让远方一列长长的山脉的岩壁像火一样红彤彤。

“这是什么山？”我问。

“艾斯特莱尔山。”出租车司机说，“您要是有时间，也得坐车去那里一趟。您来这儿是出差吗？”

“对。”

“但您还是得抽时间到处看看。戛纳的整个四周围。巴劳利斯、比奥特、安提伯斯、格拉瑟、文斯、胡安派恩斯、圣特洛佩兹，那些渔村……这里美极了，先生。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地方主义。我本人也是在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之后才来这儿的。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那下面，在那里有一大笔资产。不得不走。您知道，人家称我们什么吗？”

“是的，”我说，“黑脚佬。”黑脚佬，法国人这么称呼那些不得不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同胞们。他以为法国能让他梦想成真，那个出租司机说，但是什么也没实现。为了养活他的家庭，他开出租车，而他曾经是个大庄园主。去北方他本来有更大的机会，但是他不能跟他的家庭去北方。他们需要这里的气候，这永恒的温暖，否则他们会生病。

我看到长满棕榈树、杉树、桉树和意大利五针松的大花园里有许多美丽的白­色­别墅。先是大海，然后是我们正行驶在上面的快速公路，接着就是铁轨。铁轨后面是山坡，漂亮的白别墅。它们当中有些已经很老了。有两列火车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这时候交通很繁忙。我们一小时后才来到戛纳。司机很快上了十字架路。这条路路面宽阔，中间用花草绿化带分开，绿化带里长满了许多棕榈树。一侧是白­色­的酒店宫殿和别墅在熠熠生辉，另一侧是大海。姹紫嫣红，蓝的、红的、黄的、紫的、橙­色­的。我感到我开始冒汗了。即使本地人有可能已适应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温，跟杜塞尔多夫相比，这里还是热得很。我看到的男人多数穿着裤子、拖鞋，裤子上面套着衬衫。­妇­女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套装或轻便服。我看到，在花园里的大别墅和庞大的酒店之间是低矮的白­色­建筑，里面开着商店和饭店。司机为我沿途讲解。在“卡尔顿”酒店前，他指着一处海滩，那里躺着的都是男人。

“这里是同­性­恋海滩，”他说，“这儿非常公开。”

“戛纳同­性­恋很多吗？”

“那当然。”他说，“话说回来，全法国都没有这儿这么多的漂亮女人。先生，您会看到的。”

我们到达了“庄严”酒店。它的位置有点偏离十字架路，一条宽宽的白­色­公路通向酒店，绕过一座鲜花怒放的花圃。我的箱子被提下来，我付钱给司机，四顾张望。站在酒店门口，大门左侧有一座大平台。此刻那里已差不多坐满了，人们正在喝他们的开胃酒。平台前面有个游泳池，纯白­色­大理石的。还有几个人在游泳。酒店专用路的一条岔路通向地下车库。我越过十字架路上永恒的车水马龙望向海面。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艘船，我看到了无数帆船。它们的帆被落日映照得血红。我就这么伫立了很久，欣赏着大海、棕榈树、愉快的众人和瞬息万变的天空，直到总台的一个人走近我跟我讲话。

“您是卢卡斯先生吗？”

“对。”我从一场温柔的白日梦里醒过来，答道。

“欢迎来戛纳。”那人微笑着说，“我可以领您去您的房间吗？”

我点点头。他带路。我不停地回头，欣赏棕榈、鲜花和大海，我确实看到了如花似玉的女人，也有许多潇洒倜傥的男人。

11

“卢卡斯先生，您这么快就赶来，真是太好了。”路易·拉克洛斯说。这位“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的“行政首长”的代表，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名字讲得像是“吕卡”。我是在“庄严”酒店里从我的房间里给他打的电话。这套房朝向十字架路，朝向大海，打电话之前，我还冲了个澡，然后赤条条地坐在床沿上，观看太阳越落越低，艾斯特莱尔山的岩石先是变成金­色­，后是银­色­，最后变成水淋淋的蓝­色­，一种逐渐变暗的蓝­色­。戛纳的天­色­还很亮。

“您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先生，通知说您来了。我们的人仍然在出事地点。包括我们的炸药专家，海军少尉维阿拉，您很快就会认识他。”

拉克洛斯是个矮小、细瘦的男人，动作敏捷，理解力强。在证实了我能跟得上他之后，他讲话也非常快。他的工作岗位紧靠旧码头，从他的办公室的窗户我能望到外面的无数帆船，它们相挨着停靠在码头里。光秃秃的鱼网冲向天空。不见游艇，但是有许多摩托艇。

“这是些什么船？”我问拉克洛斯。

“这些是‘小艇’，它们从马利提姆码头开往岛上。去那些小岛上。”

我望见马利提姆码头后面有一块海滩。在白­色­的沙滩上停放着渔船，大网摊晒着。那里站有许多男人在玩球。

拉克洛斯注意到我的目光。

“这是一种愉快的游戏。”他说，“从前，这些人在那边的自由大街梧桐树下有他们的球场。可后来那里铺上了沥青，改建成了一座停车场。因此，这些人现在不得不在这里玩。”

“你们调查到了什么程度，先生？”我问，脱去上装。我在酒店里挑选了我的最轻便的西服，可是它也太厚了。我感到我淌汗淌得厉害。

“还没有多大进展，先生。那是一场威力难以想象的爆炸。”拉克洛斯给我看一组照片。我看到废损部件散布在一大片水面上。

“一颗炸弹爆炸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没这么严重，没有。”拉克洛斯说。他长着一缕小胡子，讲话时经常扯它，手指被尼古丁染黄了。他不停地吸烟。他也马上给我敬烟，但是我拒绝了。我还能忍受，我感到吃惊，根本感觉不到想吸烟的愿望。

“那么您认为是一场罪行了。”我说。

他点点头。

“是的，卢卡斯先生。您的公司恐怕得付钱。”

“你们还没有线索，是谁会犯下这桩罪行吗？”

他扯着他的小胡子。

“还没有，先生。”

“您相信赫尔曼会有仇敌吗？”

“您怎么想？”矮小的拉克洛斯问。

“我不知道。赫尔曼是位银行家，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权势者总有仇敌。”

“赫尔曼夫人也这么讲。”

“他妹妹？”

“对。我们当然跟她谈过。不太多，只短暂地谈了一下。她彻底崩溃了。这位夫人长期生病。她身边一直有一个护士。她告诉我们，上星期三，也就是十一天前，她哥哥来到了这里，­精­神彻底垮了。一定有什么深深地震撼了他。”

“是什么？”

“赫尔曼夫人讲，她不知道。他没跟她谈论此事，她说。他只讲，他得去科西嘉。有……呢……这件事，跟赫尔曼夫人交谈，有些困难。如果您需要她的话，您将会见到的。”

“您认为有可能是赫尔曼自己引爆了游艇自杀，因为他正处于一种没有出路的处境之中吗？”

拉克洛斯不解地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没有出路的处境，先生？”

“一种经济上的。”

“先生，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赫尔曼是贵国最大最有威望的银行家！”拉克洛斯仍在吸烟，烟蒂的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因此，那些手指也全是黄的。

“是的，”我说，“正因为如此。”

“这我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不，完全不可能。我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能。”

“您觉得什么最有可能呢？”

“谋杀。”

“谋杀？他的一个敌人？”

“不是，”矮个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吐出烟，“他的朋友之一。”

12

“他的朋友们？”

“是的，先生。这也是赫尔曼夫人的观点，那个妹妹。她很古怪，不肯承认，但是她讲的话令我深思。”

“她讲什么？”

“依照她的观点，是她哥哥知道了某个他所信赖的人，一个朋友，卑鄙地欺骗了他，让他上了当，他们之间有银行业务往来，因此赫尔曼才如此激动，因此才突然到来。赫尔曼夫人认为，一定是赫尔曼朋友圈子里的某个人，为了自救，别无出路。”

“可这人为什么不用其它方式杀死赫尔曼呢？为什么要让十一个无辜的人同时死去呢？”

“赫尔曼夫人认为，正是为了排除谋杀的怀疑。”他那发黄的手指玩着小胡子。

室外，光线正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幻。­阴­影来了，光线变弱了，第一盏灯亮起来了。旧码头浸在蓝­色­、赭红、灰­色­、白­色­、紫罗兰­色­和深绿­色­里。

“除了船员，游艇上的其他人都是谁？”我问。

“两对夫妻，”拉克洛斯说，“弗朗茨和克拉拉·比奈特夫­妇­，保尔和巴贝特·西蒙夫­妇­。他们的别墅在这里。比奈特是瑞士人，跟赫尔曼一样是银行家。西蒙在里昂有一家大工厂。”

“一家什么工厂？”

“电子仪器配件供应厂。”

“有家庭吗？”

“当然有。但他们没来这里。他们远远地跟踪着我们的调查。我是说，没有嫡亲亲属，没有子女之类。尸体我们不是没法打捞吗？只有零零碎碎的尸体，已经火化掉了。火化之前，尼斯的法医研究所当然对这些碎尸详细检查过。所有的碎尸只得出一个线索。”

“哪一个？”

“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剧烈的炸药炸的。”

“给您印象最深的念头就是他的朋友之一犯下了这桩罪行，是不是？”

“对，先生。您瞧，赫尔曼夫人告诉我们，这些朋友每年至少在这里住好几个月，他们全都跟她哥哥有生意往来。她马上就对我们这么讲了，因为她认为，我们会最先确定此事。我们也已经证实过了。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会。富得不得了的人们。全来自企业界和金融界。我们业已拜访过他们，恳请他们不要离开戛纳周围。他们答应了。”

“这些人叫什么？”我问，取出我的笔记本。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名单。”矮个子拉克洛斯说。他推给我一页纸。

我读道：

约翰·基尔伍德，美国人，石油。

加柯摩和比安卡·法比安，意大利人，重工业。

马尔科姆·托威尔，英国人，军事工业。

克劳德和帕斯卡勒·特拉博，法国人，酒店集团。

若塞和玛丽娅·萨冈塔纳，阿根廷人，­肉­罐头。

阿塔纳西奥和梅丽娜·泰奈多斯，希腊人，船主。

“没德国人。”我诧异地说。

“没有，没德国人，奇怪，是不是？因为赫尔曼毕竟是德国人。”

“对，正是。”我说。

“这些人，”拉克洛斯压抑地梳理着他的小胡子说，“无一例外全是亿万富翁。他们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卢卡斯先生。他们不常住在这里，除了赫尔曼夫人。特拉搏夫­妇­在巴黎附近有一座宫殿。其他人在全世界各处有他们的宫殿、别墅、套房和大牧场。他们只是来这里做客。这里是富人的世界，先生。但不是像那里聚集的这群人这种类型。这些人比全法国、全欧洲都更富有，富得令人难以想象。你很……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的大脑和行为，先生。”拉克洛斯拿起一本打开的书，“我正在阅读一本新版的有关海明威的书。其中有许多他的谈话。我发现了一则，觉得它对您、对我、对我们大家都特别有意思。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跟海明威谈论‘大富豪’。他说……”拉克洛斯嘴叼香烟，大声朗读，“……他们不同于你和我。他们拥有财产，早早地享受，这自有其后果。我们吃苦时，他们温存，我们信任时，他们讥讽。你若不是天生富有，就很难理解这个。在内心深处，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强，我们得在生活中自己寻找补偿和出路。即使他们深入钻进了我们的世界，或者深深地沦落到我们中间，他们仍一直以为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不一样。”

拉克洛斯抬起头。“您想知道海明威听了以后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他光是说：‘不错，他们钱更多。’”

我笑了。

“回答得很幽默，不错。”矮个子拉克洛斯狡黠地说，“但也仅仅是幽默而已。菲茨格拉德说得对，富人们不一样。直到现在我才不得不真正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天，因为上司不在，就得有这些事。我只不过是代表他而已。而现在一切都落在我肩上了。”

“您要巴黎派高级官员来吧。”

“我已经要了。谁知道他们何时来？谁知道是谁来？”他几乎是恳求地说，“您同意我的看法吧？办这种案子得特别特别的小心才成，对不对？”

“肯定的，拉克洛斯先生。”我说。

“单看看联邦德国和美国吧。在美国，一小撮人私分了人民的财产。他们控制经济，­操­纵政治。您知道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二点五的人控制着三分之二的经济吗？在您的国家，先生，百分之七十的生产总值­操­纵在百分之一点七五的人手中。经济的集中生产让这些‘大富豪’富上添富，通货膨胀的发展只波及工薪阶层，哪里都一样，富豪们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还是上涨的！”

我想起杜塞尔多夫药房里的那位老妪，她曾经问我，为什么一切都越来越贵。

“当赫尔曼先生到达时，赫尔曼夫人和特拉博夫­妇­早就在这儿了。所有其他人相跟而至，比他先到或晚到两天。”拉克洛斯说。

“是赫尔曼叫他们来的吗？还是他们叫他来的？”

“我不清楚。”路易·拉克洛斯这位代理说，“我们正式听到的是他们相约而来，为赫尔曼先生欢庆六十五岁的生日。但这是否是真的……”他重重地叹息一声，“这些人是如此的有权有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您，一位警察，都这么讲？”

他只是点点头。

“对，我，一名警察，这么说。”他望向旁边，眯细眼睛，好像烟钻进眼睛里去了，“他们如此有权有势，他们……”他打住了。

“能毁掉每个人和他的位置——您想说这个，对不对？”

“您知道，先生，”这位“行政上司”的代表说，“我妻子和我，我们长期省吃俭用。我们刚买了一座小房子。当然还没付钱，背了一身债。但这房子处于绿丛中，不再是城里的那种热死人的住房。我有两个孩子，卢卡斯先生。儿子在上中学，他想成为物理学家。我女儿才五岁。我们是个幸福家庭。对于那些我现在要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只是一堆垃圾。他们跟我讲话，真是个奇迹。”又一支香烟……

“他们必须跟您讲话！您代表着法律。”

“啊哈，法律，”拉克洛斯说，“哪一种？我的还是他们的？”

“只有一个法律。正义的法律。”

“您说得可真动听，卢卡斯先生。要真是这样倒好了。这些人习惯于跟总统、皇帝、国王和类似的人一起将生活安排得合他们的意。请您别误会，卢卡斯先生，我不眼热他们的财富。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谨小慎微，过分侮辱了他们，那我就会收到来自巴黎的电话。没什么严重的，没有。我只是被解职了，另一个人将来接替调查。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戛纳当警察常常很困难。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来这里。我们的官员和警察太少了。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的警官要求五十五岁退休，这是事实而不是例外！他们再也­干­不下去了，卢卡斯先生。我五十六岁。我还能够。但是我……”

“但是您担心您在一两年之后­干­不成了。”我低声说。

他捻着他的胡子根，眺望窗外的许多船。

我做了一件怪事。我对我刚刚认识的这个人说：“我也有这种担心，先生。”

他沉默地望着我，我们俩好一会儿无语。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也向尼斯的司法警察局求助了，请求巴黎让经济警察来查查这些人。我独自一个人权力太小了。您也是，先生，包括您的保险公司，虽然它很大。我们这是在跟亿万富翁打交道。跟统治这个世界的财富，几乎跟全部的财富。这不是普通的谋杀，肯定不是。”

“如果您通知了巴黎，那么，那些大人物、部长和政治家也会盯着您。”我纯粹是作为钓饵说的。他果然回答了：“但愿如此，先生，但愿如此。”

他看上去更矮小更虚弱了，眼睛望着双手。一个姑娘的笑声从外面钻进来，然后又静下来了。路易·拉克洛斯热乎乎的办公室里一片阒静。我吐烟时才察觉，我点着了一支烟。

13

“此案中唯一的一个不是亿万富翁的人是昂热拉·黛尔菲娅。”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说。

“那个也坐了船但是幸免于难的女人吗？”

“对。”

“她为什么要留在科西嘉？”我问。

“她在船上闹肚子，后来，返程时她太难受了，也太虚弱，不能跟其他人同行。眼下我们的一艘船把她从科西嘉接回戛纳了。”

“昂热拉·黛尔菲娅，”我说，“这女人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属于她吗？”

“哎呀，什么也不属于她，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说，“我是说，她当然富有，但她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工作变富的。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她在戛纳这儿是个名人。”

“为什么？”

“她是一位著名的女画家，是个享有国际­性­声誉的画家。我感到奇怪，您还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从没听说过。”

“奇怪。她画这个城市的头面人物，画来到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名人。画一张肖像就有理由收取许多钱。您知道吧，她给谁画像，那是一种荣耀。”

“结婚了吗？”

“没有。三十四岁。了无牵挂，完全自由。一个机灵的女人。我今天上午跟她谈了很长时间。她认识新贵、旧富、假绅士、百无聊赖者和吃饱了撑得慌的人们……也许您该尽快跟她谈谈。她有许多健康的人类理智。她也讲德语。”

“她住在哪儿？”我问。

他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它们写下来，嘴角叼着一支烟。然后我对他讲，明天早晨我会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们有了什么新消息，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他点点头，向我伸出被尼古丁染黄了手指的手。当我在门边转身时，他已经又坐在了他的办公桌旁，头撑在双手里，像个老头似的。他肯定又在想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还没付款的房子，想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和退休命令。我也突然想起此事来。也许过几天，当贝茨大夫的体检结果全部出来时，我就会被召回。这也是一个美妙的念头。

四

14

天暗了，但还是很暖和。我徒步从旧码头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虽然我已经脱去了我的上装。我的双脚火烧火燎的，但只是因为那沉重的鞋在让它们受罪。此刻万灯齐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顺着艾斯特莱尔山脚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灯了。其中有三艘灯火通明，上挂灯光彩带，倒影在水里闪烁。

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Сhā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汝。一个高级妓汝，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汝。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茓­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茓­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相当肯定地视为正经人。七比五，如果赫尔曼和他的客人们都是凶手的话，但是这完全没有依据。假使这是有依据的，这比例真不赖。多么无聊，我想，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只还想着威士忌。它是一种多么让人愉快的饮料啊，是一种多么让人神清气爽的饮料啊。

16

“贝尔纳德街，”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巴黎宫。C区。”

“没问题，先生。”他说着就开动了。他驾驶的是一辆特大型雪铁龙车。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这地址我是从倪科尔的名片上得来的，上面除了她的名字和准确的地址外还有区名：佩帝特区。

我们沿十字架路开了一小段，来到塞贝路。在这里，司机陡然拐进去。我望向窗外，试图辨认出街道牌，因为我想尽快多熟悉这个城市。我们横穿过商店林立的安提伯斯路，经过戛纳那座讨厌的小火车站，来到了宽敞的卡尔诺特林­阴­大道。司机沿着它向北开去。宽显示盘上有一只闪烁的罗盘，小巧玲珑，这样我就可以辨清方向。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上，总消防队的大楼就在它旁边，左拐进圣简街，然后拐进贝尔纳德街。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豪华地区。这个“巴黎宫”是许多住宅区之一，净是高楼大厦，部分建筑风格出­色­，飞檐翘壁，宛如城堡。它们耸立于内城上方的山坡上，代表了戛纳的形象。这些城堡里肯定住着数百人——非常舒适。豪华的住宅区总是地处绿化地带，有些在大公园里。“巴黎宫”也这样。司机让我在C区前下车。在这儿他可以在一座停车场上调头开回去。这幢建筑相当高大。公园里长有棕榈树、杉树和松树。月华如水，我眺望灯火通明的城市，眺望大海、港口和那里的无数灯光。现在空气清新些了。我深呼吸。我从一座游泳池尾端走向C区亮堂堂的大门。当我看到那两个家伙时，我都快到大门口了。他们原先站在两棵棕榈树后面，此刻向我扑过来。一个人把我的胳臂拧到背后，紧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捂住我的鼻子，使我不得不张开嘴巴，于是他塞进一块湿布。我又认出了这家伙。他就是晚上在十字架路上找我借火的那一位，太和气太英俊的那个人。他仍然显得太英俊了。我嘴里塞着布团，发不出声，他开始猛击我的胃、腹部以及它下面的部分。他使劲地揍，动作幅度很大。此时此刻这上面不见人影。两个家伙急急忙忙。那位太英俊的出汗了。我也是。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爆裂，内脏涌出来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足三分钟，然后他们揍够了。我失去了知觉。

17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仰躺在草里。随着第一口呼吸，我感觉到胃在翻涌。我从嘴里取出布团，猛烈地呕吐。然后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我的膝盖承受不了我。我四肢着地，爬向那座大型游泳池和一只水流不息的水龙头。我冲洗我的嘴，把头伸到水下，直到它冰凉。同时我小口呼吸，担心又会失去知觉。我全身痛得要命。我坐起来。我所有的口袋都空了，有些袋子的衬里吊在外面。我的西服里除了一块手帕和四张十法郎的票子，再没别的了。我擦­干­脸，站起来，旋即又倒了下去。我再一次尝试，第三次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我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双手摁着腹部，走向C区的大门。我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跌倒的感觉。我扶着白­色­的墙，慢慢地往前挪。大门口的玻璃门敞开着。这里灯光明亮。我坐电梯到七楼。我回想起来，在倪科尔的名片上提到过七楼。电梯停下了。我几乎是跌出去而不是走出去。一条过道……三扇门。名片上写的是612号房。这就是了。门上没有姓名牌。我按门铃，没反应。我再摁，没反应。我按住电铃，让手指摁在按钮上不放。大约两分钟后，门后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声音变大，门被拉开了。由于我是一只手扶着门，门一打开，我就跌了进去，直接跌进一个瘦高个男人的怀里。这人大约四十岁，看上去很普通，头发稀疏，穿着一件蓝红条纹的睡衣，右手举着一支手枪。手枪的枪口直接顶着我的腹部。

“混蛋。”那人说，把我顶开。他很有力。我飞向过道里的一堵墙。那个拿手枪的人不信任地盯着我，看着我摇摇晃晃，靠在墙上，手指张开，胳臂半伸着寻找支撑，以免跌倒。

“您拿开这家伙。”我说，因为他还瞄准着我的胃。

“这一带每天都发生入室偷盗案。”那个穿睡衣的男人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帮助自己。我有持枪证。我可以冲您的腹部开枪，然后再冲墙。我会对警察说，我先是想冲墙开一枪吓唬吓唬，后来就冲您开枪了，因为您继续进逼。”

“请您别讲这种废话，”我说，“我不是窃贼。”

“是您这么说。”

“窃贼会摁门铃吗？”

“也许您有同伙，他们这时候正从屋顶下到阳台上……”他转过身，望进亮堂堂的大客厅。那里毫无动静。他又望向我。

“我是怎么打开门来的？”我问。

“那好吧，您不是窃贼。您喝醉酒了？”

“没有。”

“疯了？”

“也不是。”

“瞧瞧您的样子？湿淋淋、脏兮兮的。您出什么事了？”

“我被人打了，在这幢楼前面。”

“什么时候？”

我看看我的表。

现在是一点零五分。

“大约在一刻钟前。不，半个小时，您等等……”我慢慢地顺着墙滑到地上。我虚弱不堪。

“我叫警察……”

“不要。”

“要叫！当然要叫！得叫警察来！”

“他们起码还得一个小时才能来。他们什么也不会找到。”我不需要警察和公众知道。现在不需要。“请您给我点喝的。”我说。

“白兰地行吗？”

“行。”

他走开，拿回来一只大腹杯，里面有大半杯白兰地。我喝了一口，恶心死了，再一口喝光，这下我终于觉得好些了。我又站了起来。

“您要我怎么样？”那个穿着睡衣的男人问，“我叫达侬。阿兰·达侬。”

他望着我，但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我说：“我想跟莫尼埃小姐讲话。倪科尔·莫尼埃。”

“谁？”

“倪科尔·莫尼埃小姐。她住在这儿。”

“这儿住的是我。那女人叫什么？莫尼埃？从没听说过。”

“她一定是住在这儿。她的名片上是这么写的。楼号。楼层。房号612。她在等我。这儿不就是612吗？”

“不错。可这儿没人等您。”

“我的名片上有地址啊……”

“您给我看看。”

“我身上没名片了。那些打我的家伙把我的衣袋搜空了。”

“您听我讲……”

“不，真的。他们也拿走了我的名片。”

“您是外国人吗？德国人？”

“对。”

“她想­干­什么，这位……这位……”

“莫尼埃。”

“……这位莫尼埃要您­干­什么？”

“卖给我一点东西。”我说。

“什么？”

“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不清楚。”

他又重新怀疑地打量着我。

“您听我说，我不相信您，您也不相信我。我领您整个房子看一下。您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您的倪科尔·莫尼埃。”

他领我穿过整个房子。它很大，装潢得非常华贵，古代家具、地毯和织花壁毯。两间卧室。一间里面四壁和屋顶用镜子装饰着。顶镜可以通过一根绳子来调整。半张床乱糟糟的。他也领我看了两个厕所和两间厨房。

“哎，您看，这下您满意了吗？现在我又可以上床睡觉了吧？我必须准时离开。”

“可我不理解……”

“如果您没鬼，那就是那位夫人不对头。一个陷阱。毕竟他们在这里把您勒索洗劫了，是不是？”

“嗯。”

“在这座城市里您得小心。”

“您能给我叫辆出租车吗？”

“没问题。”他这么做了，“五分钟以后到。”他在放下听筒之后说。他把一扇大窗户的沉重窗帘打开。我们脚下是这座城市和海上的灯光。

“美不胜收的景致，对不对？住在这儿八年了，永远看不够。美丽的城市，但不是没有危险。您经历过了。”

“嗯。”

“钱，”达侬说，“您以为，如果将生活在这里的守财奴的财产加在一起，会有多少个亿？毫不奇怪，我们会有这种刑事犯罪。”他拿起一张报纸。我读到那是《潇洒马丁报》。

“您瞧，每天一栏。一整版。谁家昨夜被窃了，谁的车被偷了。谁受到了袭击。有多少只船上的发动机被偷了。每天都有这些栏目。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觉得，是天堂。不能再去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这您理解吗？”

“那当然，”我说，“当然。请您原谅这番打扰。我先下去等出租车。”

“随您的便。请您别生气……在这儿真的得小心。我家已经被盗过两次了。因此，我才得到了枪和持枪证。您有吗？”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从没拥有过一支武器。

“再来一杯白兰地吗？”

“不了。”我说，向门口走去。现在我又能勉强走了。我们再一次相互道歉。达侬固执地要坐电梯送我下去，我拒绝了。我独自坐电梯，出租车已经在等着了。

“‘庄严’酒店。”我坐到后座上说。

“行，阁下。”

当我们到达时，盛宴正进行到Ｇao潮。

我走向看门人，要我的房间钥匙。

“这要延续多久？”

“噢，到三四点钟，从来没人知道，卢卡斯先生。您现在想要您的保险箱的钥匙吗？”

“不，”我说，“您把它放在原地吧。”

“遵命，卢卡斯先生。”

在我坐车离开前，我将我几乎所有的钱、我的护照和所有其它的东西统统从袋子里取出，放进了保险箱。保险箱钥匙我交给了看门人，请他替我存在看门人的大保险箱里。如果您长期­干­这一行，您就会学到一些经验。如果您不学，那您很快就完蛋了。我给了看门人二十法郎，坐电梯去我的套房。我脱去衣服。我的身体已经变­色­了。明天看上去可就美了，我想，这时我想起来，现在已是早晨了。从卫生间出来，我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躺上床去。我看到海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的灯光。船灯有红的、绿的和蓝­色­的。

一支乐队的音乐从某个舞厅轻微地飘进来。我仰面躺着，回想倪科尔·莫尼埃在酒吧里玩的那朵红玫瑰。我在自称从没听说过倪科尔·莫尼埃的阿兰·达侬的房子里也看到了一朵红玫瑰。在那个有着许多镜子的卧室里，在一个角落里，半掩在一张小柜后面。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另一朵红玫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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