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至1020年

序幕

小伙子将一根长缆绳的尾端甩过他的头顶，老翁灵巧地接住、拽牢。那是一艘装着后置式发动机的小船。小伙子用它把昂热拉和我从游艇上接过来。它在轻柔的波浪中晃晃悠悠，滑向台阶。台阶修在安提伯斯海岬西南端，凿岩而成。老翁站在一级淹没在水里的台阶上。这里的海是深蓝­色­的，清碧见底，看得见所有的岩石和深处的每一种植物。我看到一群群的小鱼。这些鱼不比缝衣针大，数百根缝衣针。

老翁已经把小船拉近台阶了。他穿着一条米­色­麻布裤子和一件退­色­很厉害的米­色­衬衫，尖瘦的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平顶帽，裤管和赤­祼­的褐­色­双脚都泡在水里。这位老人饱经风霜，腰躬背驼，被生活毁了。双手上粗筋暴突，扁平的指甲断掉了，双脚、胳臂、双手和脸上的皮肤像一层皴裂的羊皮纸。这老翁想必从童年起就受尽阳光曝晒，风吹雨打，在水边度过。他有一张慈祥的脸，脸颊深陷，颧骨鼓突。老翁冲我们微笑，笑的只是眼睛，不是嘴。他的眼睛像海一样深蓝。老翁没有张嘴笑，因为那嘴闭得紧紧的。老翁显然很吃力地拽近缆绳的末端，同时让船保持着平稳。这老翁一定年纪很大了，但是他还一直在工作，他的眼睛仍然明亮犀利。

小伙子敏捷地跃上台阶。他名叫皮埃尔，是游艇上的副水手长，游艇泊在海上。皮埃尔身穿白裤子和白衬衫，跟我们大家一样打着赤脚，现年二十一岁。船长名叫马克斯，二十八岁。皮埃尔认识这个老翁。他们彼此以名相称。我将昂热拉和我的鞋交给皮埃尔，然后在船上站起来。皮埃尔抓住我的手，我跳上岸去。我抓住昂热拉的手，她也跳上岸来。

“您好，夫人。”那个很老的老翁说，“您好，先生。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是的，”我说，“真好。”

“但也很热。”老翁说。

“是的，”我说，“热得很。”

我们讲法语，老翁带有一种特别的口音。昂热拉问他：“您是马赛人吗？”

“马赛人，夫人，当然是马赛人。”老翁说。这时，皮埃尔从他手里取走缆绳末端，又跳上船去。老人不光是眼睛发笑，现在他的嘴也笑了。他笑时露出一嘴­精­制的假牙，牙齿大小相等，在太阳下闪亮。我在裤兜里找一张十法郎的纸币，老翁察觉了，说：“算了吧，先生。您肯定还要坐船回去。如果那时候您想行善……但这没有必要，真的不必。”

“这当然有必要。”昂热拉说，“我们大家都得生活。您在这儿­干­到什么时候？”

“从早晨到午夜，夫人。”老翁说，“大多数时候还要长。总是有这么多人来，他们中有许多都是夜里很晚才出发。我睡在对面的绿草屋里。”

带刺的灌木和高高的野草之间散布着许多用木头搭成的矮小破败的平房。我听说过，这些草屋是出租给想Zuo爱的情侣们的。总有许多这样的情侣，几乎没有一间草屋是空的，但这老翁似乎有一间。

“白天，当太阳火辣辣时，我在这里也会睡着。”他眨眨眼说，“在这种烈日下一点酒也喝不得。但有时我感觉不怎么好，您知道，那时我就喝上一两口，喝完后倒头便睡，直到有人叫我。”

“您喝什么？”昂热拉问。

“啤酒，”老翁说，“这是一种好饮料。”

“那是。”昂热拉说，也眨眨眼，冲他莞尔一笑。在我们下面，皮埃尔发动了后置式发动机。小船划出一条大弧，在船后激出一道高溅的水迹，冲回游艇去。

皮埃尔现在去接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了。我们没能一下子都在小船上舒适地坐下来。游艇是特拉博夫­妇­的，名叫“沙利马”。

昂热拉穿上她的鞋，我穿上我的，同时望望手表。此刻是下午两点差两分，从这一刻起，我还有一小时二十一分钟好活。

“您在马赛是­干­什么工作的？”昂热拉问。

“我跟我妻子住在那里。”老人说，“但我那时几个月不回家，有时很多个月不回家。我在一艘货轮上当船长。泰莱莎不是马赛人。她来自北方，是利摩日人。尽管如此，她在马赛感到非常舒适，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这老翁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健谈，“我妻子很漂亮。可惜她比我年轻许多。当我有一回行船回家时，她不在家。她留给我一封信。”老翁用一根长绳从海里吊出一瓶啤酒，打开瓶塞，拿手背擦擦瓶颈，把瓶子递给昂热拉。“您喝吗？”

“在这种烈日下不喝，谢谢。”昂热拉说。

“您呢？”

“我也不喝。”我说。

老翁把酒瓶举到­唇­前，喝了一大口。细浪沙沙，拍打着我们脚下的台阶。“您知道，那是一位来自格拉瑟的含羞草种植人。我认识他，模样儿很英俊，跟泰莱莎同岁。她在信中对我写道，她爱这个男人，他也爱她，我得原谅她。”

“您原谅她了吗？”昂热拉问。

“我可是比她老得多。”老翁说，将瓶子重新沉进海水里。

昂热拉望着他。

“难道不是吗？”老翁问，“我不该原谅她吗？”

昂热拉仍然盯着他。

“好吧好吧，”老人说，“我从来没有原谅她。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我恨她。”

“噢，不，”昂热拉说，“您要是恨她，那您就会原谅她，早就把她忘掉了。”

“夫人，”老翁说，“从来没人这么对我讲过。是的，我从没恨过泰莱莎，一直爱着她，时至今日还爱着她，虽然我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但这不要紧，不是吗？”

“压根儿不要紧。”昂热拉说。

“先生，”老翁说，“我祝贺您。这位夫人拥有伟大的心肠和清醒的理智。这夫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昂热拉听后望望我，仍然笑吟吟地攥紧我的手。她一笑，眼角外围就形成了许多纤细的小皱纹。

“当时我又喝起酒来。”这时老翁又说道，“很长时间内一切还可以。后来我遇上了不幸，在海上。我失去了我的船长委任书。我不再是船长了，永远不能再上船了。”

“多可怕。”昂热拉说。

“不及另一件事可怕，”老人说，“远不及那么可怕。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我沿着整个海岸工作过，从马赛到芒通。后来，重活再也­干­不了啦，我就找轻点儿的——最后­干­起了这个。我在这里非常快活，我在安提伯斯海岬有朋友。只是每当我想起泰莱莎……”

“是啊……”昂热拉说。

“但我不再想泰莱莎了。”老翁说，“我永远不再想她，永远不再。不，多年来就不再想了。”他坐到一级台阶上，端详着他的那双皴皱的大手。

昂热拉拉我走开。

“走吧，”她说，“他现在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场。他神游在泰莱莎身旁。”我远远地听到教堂钟声敲响了。现在是两点差一刻。“咱们得赶紧。”昂热拉说。

“是的。”我说。

我们并排登上台阶。它通往一条连接码头和属于“海岬酒店”的“岩石乐园”饭店的小径。它们相距只有几百米。我看到许多人在饭店下方的岩石平台上晒太阳。我想起李兹·泰勒、里查德·布尔顿和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人唐·卡洛斯，那位流亡的希腊国王和他的妻子，许多王子、公主、伯爵和公爵，坐着美国的钢铁亿万富翁的那一桌，想起了科尔德·尤尔根斯、亨利·基辛格、印度公主和所有的其他人。我在“岩石乐园”遇到过他们，他们坐在平台上喝他们的开胃酒。正因为有这么多富甲天下或大名鼎鼎的人物来到此地，我才要求跟那个人在“岩石乐园”碰头。我突然想，我可能是疯了，我的计划令我陡生恐惧。如果身旁没有昂热拉，我会当场转身逃走。但我不知道逃往何处，因为在发生过那一切之后，在我做过那一切之后，事实上我已很难逃脱了。但昂热拉在我身旁。她拉着我的手，因此我继续沿着深蓝­色­大海上方的小路走，走在深蓝­色­的天空下，走在橙树、橘树、松针树、棕榈树、杉树、桉树、玫瑰、丁香和开着金黄|­色­花朵的我不认识的葳葳的灌木之间。我走得很快，惊讶地想：我的左脚根本不痛。它为什么不痛？它在“沙利马”的甲板上可是痛过。是激动的缘故吗？抑或一切都只是一场错觉，我还是能活命的？不，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你得相信布洛赛医院的儒贝尔大夫对你讲过的话。他是位出­色­的大夫。你想听到实情，现在你知道实情了。将它藏在心间，你知道吗？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将它藏在心间难得要命，但我肯定会这么做。因此，我来到了这里。我告诉昂热拉：“前面就是马赛尔。”

“对。”她说。我们相互讲德语。虽然昂热拉·黛尔菲娅是法国人，但我­精­通她的语言。她讲话时带着轻微的口音，但是很流利。“你的脚疼吗？”

“不。”我说。这是撒谎。因为现在，近乎一种轻松，我终于感觉到了那种抽痛，我对它太熟悉了。那好吧，我想。“不，”我说，“我一点也不痛，昂热拉。等会儿我一定得给那位老翁十法郎。”

她突然停下脚步，拥抱我。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我们像是一个身体、一个人。昂热拉温柔地吻我的嘴。后来我看到，她的棕­色­大眼睛里噙着泪水。

“你怎么了？”

“没事，”昂热拉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罗伯特。”

“不对，”我说，“有事。你肯定有什么事。”

她让她的脸贴着我的脸。当我背转向横卧在她眼前的大海时，我听到她耳语道：“我感激你，上帝。我感谢你让我有如此的经历——它是这样的美妙。上帝啊，请保佑我们俩。我对你言听计从，但请你保佑我们。”

我回想发生过的一切，我做过、将要做和将要面临的一切。此刻昂热拉看不到我的脸，这令我非常高兴。我瞥见我的右前方有一条铺着白得迷人的细石子的宽路。路两旁林立着雪松、棕榈和­精­心修剪的灌木丛。“海岬酒店”远远地坐落在那后面，房屋正面墙是黄|­色­，像座宫殿，四周是花园，园中花团锦簇。小路和未铺石子的路面呈微红­色­。昂热拉更紧地偎依着我，我现在非常强烈地闻到她的皮肤的芳香，就像新鲜牛­奶­一样好闻。我想，我将我所做的一切、一切，也包括最卑鄙的事，都对上帝、对昂热拉讲过了，以求得人们理解我们的爱情。上帝也会原谅我，因为理解一切和宽宥一切是他的职业。我感觉到昂热拉的心跳。它跳得很快。

“您好，马赛尔！”鹦鹉说。那是一只自称“马赛尔”的鹦鹉。我们站在大鸟笼前，它蹲在笼子里。鸟笼挂在通向“岩石乐园”饭店的红土路的路边。我的左脚现在疼得相当厉害。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的这个午后，天气酷热，热得发疯。今天是星期四。这几年来我一直受不了炎热，虽然我穿着极薄的蓝衬衫、白裤子和白­色­轻便鞋。我身上大汗淋漓，没穿袜子。我突然感到乏力头晕，但我知道，这只是因为炎热，我得呆在这里，直到约我来这里的那个人露面。我眺望大海，肯定有三十几艘游艇，其中有相当大的，它们全泊在这里。除了法国国旗之外，船上还挂着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瑞士的和比利时的国旗，还有许多其它国家的。克劳德和帕斯卡勒正在登上小船，它横停在他们的游艇旁。一架梯子从游艇的甲板伸下来通向小船。那条狗还在甲板上。它激动地来回跑动。一丝风都没有。我右转身，越过大海眺望那缤纷的港口和胡安派恩斯的房屋。还有，在远方大海湾里，透过骄阳的雾峦，我依稀看到纳的老港口、新港口的康托码头、十字架路两侧的棕榈树和树后的一座座白­色­酒店，整个城市及其建筑物、别墅和坐落在通向戛纳上城区山坡上的大花园里的“豪华住宅楼”，但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右边，在戛纳东侧，是加利福尼亚区，昂热拉住在那里。我无法辨认单一的建筑，但我还是想，我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家、我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因为昂热拉和她的房子是我如今可以称做我自己的一切，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这一切和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我现在还需要的东西，就要来了。

“美貌的女士！”马赛尔说。它的纽扣眼睛乌溜溜、亮闪闪，盯着昂热拉，我也看着昂热拉。她不仅漂亮。她是我所见过的最靓丽的女子。她的头发红得发亮，她的脸瘦削柔弱，脸上生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昂热拉·黛尔菲娅跟我一样高，三十四岁。我四十八岁。这最初曾经让我非常苦恼和担心。现在它微不足道了。现在一切都美妙无比。昂热拉身段窈窕。昂热拉身上的一切都完美无瑕，我爱她身上的一切，那绵软、柔­嫩­的嘴和微翘的­唇­，那小小的耳朵，鼻子，她的Ru房，她的身体，她的修长的腿。只要有可能，昂热拉总是呆在室外，这样她的皮肤就总是散发着清新空气和太阳的芳香，太阳晒得这身皮肤到处都黑黝黝的。昂热拉穿着条白裤子，裤脚管很大，其它部位跟我的一样很紧，另加一件款式令人咋舌的白毛衣。它没有袖子，紧绷在身上，图案上延，直到前翻的衣领。毛衣后面开口很深，露出昂热拉棕­色­的背部。腋窝底下，腰身从两边收向中间。昂热拉的漆皮鞋后跟宽而粗笨，白­色­贴皮上有两只蓝­色­小锚的符号。她一点也没化妆，身上没有一点香水味，这正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丝毫不做作。她的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斜切面包形状的结婚戒指。

“已经两点过三分了，”昂热拉说，“那人迟到了。”

“是的，”我说，“但是他会来。他肯定会来。他必须来。是勃兰登伯格亲自通知我的。勃兰登伯格亲自为我用密码译了新的指示，让那人带来钱，好让我付给我的线人。”

“你为什么偏要在这里约见那人？”

“这我对你讲过，昂热拉。在已经发生过那一切之后，我们要避免任何冒险。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边有许多人，不可能作案。勃兰登伯格想稳妥无误。我也是。我不愿我会像其他人一样出什么事。”

“噢，上帝啊，”昂热拉说，“假如你还是出了事……如果你死去，我也去死。这听起来很感人吧？不过你知道，这是真的。”

“是的，”我说，“我知道。”

“我没有你就没法活。”

“我没有你也没法活。”我回答，茫然地想着我们俩刚刚讲的话，想没有我生活对于昂热拉将会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她真会像她讲的那样做吗？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以防她没有我也得继续活下去。

“这人带给您很多钱吗？”昂热拉问。

“是的，”我说，“很多钱。那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要价很高。”这下我又在骗她了。我别无选择。永远不能让昂热拉获知在马赛尔的鸟笼前这次约会的真相。我确实是约了一个男人在此碰头，但他不是我的上司派来的信使，噢，不是的。他将带钱来，这个男人，噢，是很多的钱。这才是开始，还会更多，越来越多，源源不断。我是这么要求的。我不再是两个月前的那个我了。面对流氓，我自己也成了个流氓。昂热拉对此一无所觉。我现在跟那些人一样了，这我无所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我只还在乎一个人——昂热拉。

我从没像爱她这样爱过别的女人。她也从没像爱我这样爱过哪个男人。这份报告应该是对一位我挚爱的女人的生命保险。因此，我现在也祈求上帝，让我还能将我经历过的一切写完。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到。只是个时间问题。

“万一这人出了什么事呢？”昂热拉问。

“他没出什么事，”我说，“他会来的，他肯定会来。这我们大可放心。”但由于我担心会失去自制，就抖抖索索地从我的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我不能吸烟，可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现在，在我得知了最后的真相之后，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想，这是最后的真相的愉快之处。烟钻错了喉咙，我咳嗽。

“吸烟过多。”马赛尔说。

“他说得对。”昂热拉说。

“这是我今天的头一支烟。”我说。管它第几支呢，无所谓，我想。

“你向我保证过，再也不吸烟了。”昂热拉说。

我把烟扔到红土上，踩熄它。

“谢谢。”昂热拉说。她单臂搂住我的肩。单是我们的接触就让我愉快，让我忘记一切，过去、现在甚至等待着我的将来都如此。

“这下特拉博夫妻来了。”昂热拉说。“沙利马”的小船果然划出一个大弧接近码头了。我想，有个不准时的使者真是幸运，因为我请求过克劳德·特拉博，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偷Pāi几张这位信使和我的照片。克劳德有一架非常好的相机，我想要我正在等候的那家伙的照片，他、我和交钱时的照片。一切顺利，我想。

我们脚下，一只摩托艇载着三个穿着白袍的僧人突突地开走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住在圣火奴拉特岛上的齐斯特教堂里。另一个圣玛格丽特岛更小。两个岛距陆地都不足一公里。昂热拉也认识这些僧人，我们到过他们的岛上。她招手，三个僧人一齐挥手回答。他们酿制一种名叫“莱丽娜”的甜酒。

“这些僧人是将‘莱丽娜’送到‘岩石乐园’来的。”昂热拉说，“他们总是送到那里去。”

我目送着摩托艇，继续透过琥珀式的太阳光泽眺望远方非常模糊的戛纳。昂热拉望着我，然后她也顺着我看的方向望去。

“咱们一返回就马上回家。”昂热拉说。

“那当然。”我说，“回家吧。”

“你非常想回家，是不是？”

“非常想，是的。”

“不像我想得这么厉害。”昂热拉说，“一大早感觉有你在身旁，真是太美了。你也一样吗？”

“同样美。”

“我要让你始终感到美妙，罗伯特。”

“我也要让你这样。”

“我又想感觉你了。”她说，“咱们一回去，咱们就又要发疯了。”

“对。”我说，“然后咱们就谈心，放唱片，收听最后一道电视新闻，继续谈下去，像往常那样，直到天亮。”

载着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的小船现在已经很近了。

昂热拉说；“如果咱们讲累了，如果咱们当中一个人睡着了，另一个就得马上唤醒对方。我唤醒你，你唤醒我。别忘了，咱们相互许诺过。”

“我会唤醒你的，昂热拉，我已经经常这么做了。”

“我唤醒你。”她说，“咱们不能睡得太多。咱们睡时相互听不见，相互看不见，也相互感觉不到。”

“不，”我说，“咱们真的只能睡一会儿。”

“睡觉，这就像死了一样。”昂热拉说，“人们对待他们的时间的样子，往往就像他们有永恒的生命似的。没人知道他还剩有多少时间——一年，五年，一分钟。”

“这是我对你讲的。”

“我相信。”昂热拉说，“我想跟你白头偕老，罗伯特。咱们绝对不可以在吵过之后未和好就睡熟。如果咱们有一天争吵……”

“咱们永远不会这样！”

“也许会，”她说，“不是争什么大事，是为芝麻大的小事。如果咱们为这么一点小事争执，那咱们一定得先和好再睡着。”

“一定。”我说。

“噢，罗伯特，”昂热拉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奇迹，每晚每夜都是。每一次拥抱。你的每一个目光。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我在你身旁走的每一步。有你躺在我身旁，每一个早晨对于我都是一个奇迹。”

“现在将永远这样，”我说，“对于你对于我，只要我们在呼吸，只要我们活着。”

“对，罗伯特。”昂热拉说。

“这是天堂。”马赛尔说。

这回它说对了。这是天堂，是我和昂热拉的。她吻我的脸。

“幸福绅士。”马赛尔说。

这是说我。这他也说得对。八个星期以来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尽管有一切。或者正因为如此。昂热拉从我身旁走开，望向特拉搏夫­妇­，他们刚好从小船里跨上岩石台阶。我对她说：“我爱你，如果我此时此刻必须死去，我就是最幸福的……”

这句话我没讲完。有什么东西威力可怕地击中了我的背部，在左肩下方。我向前仆倒，倒在红土上。这是一颗子弹，我想。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但是我没听到­射­击的震动声。

我还知道，我听到昂热拉喊叫，但是我不理解她喊什么。我知道，我在想：这一下我不能给台阶旁的那位老翁十法郎了。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疼，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只是再也动弹不得，发不出声来。现在除了昂热拉的声音，我还听到其它许多声音，高高的、吓坏了的声音。后来，我四周突然一片漆黑，我有一种跌倒的感觉，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跌进一个无底的漩涡。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想：原来这就是死亡。

这是开始。

我又苏醒过几次，虽然不是完全清醒。当我睁开眼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昂热拉的棕­色­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们。昂热拉在讲话。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她，因为有什么在非常大声地嗡嗡响。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是一架直升机的旋翼。我们在飞行。直升机在颤动。我躺在一只担架上，被缚得紧紧的。我身旁的一个男人高举着一只瓶子。瓶子上Сhā着一根管子。它一直通到我的右臂肘。那里有一根针Сhā在­肉­里。昂热拉面容憔悴，泪流满面，红头发披散在她的额头上。我想讲点什么，但是我讲不出来。她跪下来，把她的嘴贴在我的耳朵上，这下我理解她了。她语无伦次，啜泣着喊：“求你，求你，求求你了，罗伯特，你别死！你若不想死，就不会死。请别放弃。别放弃！求你，求你，求求你了。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我是你的妻子，我如此爱你，罗伯特！别放弃，想想咱们还想做的一切吧，想想咱们的新生活吧，它可才刚刚开始呢。你想想，行吗？你想想吧！”

我想点头，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头略微动了动。然后我累坏了，不得不合上眼睛。这一下，就像万花筒一样，我经历了­色­彩、声音和图像的纷呈。一切都相互交融，颜­色­、图像和声音，一切都浮游而过。红的，红得似火。我的妻子卡琳，那张漂亮的脸扭歪了，她声音尖锐：“你这可怜的胆小鬼！你这混蛋！你这下流的禽兽！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逃脱过去了。可是你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惩罚的。你这虐待狂！你这灵魂虐待狂！你这魔鬼！我让你作呕，是不是？说啊，说啊，说我叫你作呕啊！”那红彤彤跟银­色­和金­色­的黏状物交错。那个意大利女人就躺在那里，胸口Сhā着一把刀。它漂走了。那是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的猪眼睛和肥宽的下颚，衬衫袖子上卷，嗓门粗大。“你觉得太多了吗？罗伯特？这工作让你不能胜任吗？你是不想再做，还是不能再做了？”猪。猪猡。金­色­，现在一切都是金­色­的。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我劳碌一生，跟每个人一样有权享受幸福。是的，但要以另一个人为代价吗？蓝­色­流进金­色­，蓝­色­和深邃的幽黑。“这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罪行，因为它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没有谁会受到惩罚。七百亿美金，卢卡斯先生，七百亿美金！我们陷进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讲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弗里瑟，汹涌的蓝­色­，联邦财政部的弗里瑟。“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是谁讲的？这话是药店里的老太太讲的。她胆怯地微笑着，希望渺茫。蓝­色­和银­色­，银­色­，橙­色­和绿­色­，黏状物和纱巾。旋翼轰鸣。昂热拉的眼睛，其大无比，我看着它们里面。缓慢的音乐。昂热拉和我在阶梯式饭店“棕榈海滩”的平台上起舞。其他的所有跳舞者都退回去了。美国国旗旁边是法国国旗。橙­色­更深了。所有的颜­色­骤然爆炸，化成星星、转轮和喷泉。一只爆竹！它的光焰映照出浴室里的那个男人，吊死了。­色­彩跳动，跳向我合拢的眼皮，全部一拥而上。这是谁？这是我。烂醉如泥，躺在一位黑发女郎身旁，她嘴上有一道开裂的伤口。她一丝不挂，我们在她的床上打滚。谁……谁……噢，杰茜，那个妓汝！现在成了绿­色­，各种各样的绿。两个家伙痛打我，一人抓着我，另一个人挥拳击打我的下­体­，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我跌倒，我跌倒。扶住我，昂热拉，请你扶住我！但那不是昂热拉，那是那个高大的黑女人。我沉陷在她里面，像沉陷在海绵里。我又一次失去了知觉。我还有三十二分钟可活。

我又清醒过来，突然置身于一座花的海洋里。白­色­的茉莉花，九重葛红­色­、紫罗兰­色­和橙­色­的花蕾，蓝­色­、白­色­、红­色­和紫­色­的矮牵牛，红­色­的唐菖蒲，法兰西菊，白的和黄的……这是昂热拉的花海，她的屋顶花园。各种颜­色­的小玫瑰……它们名叫“惊玫”。还有丁香。不，不是丁香！丁香招致不幸。昂热拉厨房里的凳子。她煮饭，我坐在凳子上，望着她。我们俩都一丝不挂，因为天热，热极了，我感到我的额头在冒汗。我额上的毛巾，汗没了。旋翼轰鸣。现在全是黄|­色­，黄灿灿的。“什么都在涨价。钱怎么了？我真不理解，先生！”药店里的老妪。“但总得有个人理解它！”对，这话也对。数百万人不能理解，只有少数人知情。脸孔漂浮而去。紫­色­中的醉酒的约翰·基尔伍德。打高尔夫球的马尔科姆·托威尔在玫瑰红­色­的陀螺里迅速旋转。面无表倩的加柯摩·法比安坐在轮盘赌台旁，白如油脂。僵硬的希尔德·赫尔曼坐在一张洛可可大床上，这下一切又都成金­色­了。这不幸怎么会发生的，先生？为什么？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布莱希特写的。共产党。全是维利·勃兰特的责任。他也是个共产党。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是共产党。《明镜报》是一家共产党的报纸！您也是共产党吗，卢卡斯先生？许多声音交杂，像颜­色­一样。现在一切都在旋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些声音，那些形象。我们的饭馆——“黄金时代”。粉成白­色­的四壁。低矮。陈旧。尼古拉，那位侍者，把­肉­推进一只敞开的圆炉子里。他的围裙是红的，他的衬衫是白的。十字架路旁的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的分店。让·凯马尔和他的妻子。她冲我们微笑，昂热拉和我。有什么在闪光。那只结婚戒指！一切突然都闪亮起来。我跟昂热拉在她的住房的平台上，在戛纳上方。艾斯特莱尔山脚下的城市、船只和街道的数千灯光。数不胜数的灯，红的、白的和蓝的。我们Zuo爱，昂热拉和我。我们是一体，我们感觉到我们俩还从没感觉过的东西。谁在那儿呻吟。我。那是我。棕­色­和黄|­色­。博卡的拉齐亚。一支冲锋枪在猛扫。又是蓝­色­。“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现在我暂时听到旋翼非常嘈杂。灰­色­，灰­色­，全是灰­色­。吊车从旧码头的水里拽出一辆雪铁龙车。方向盘后坐着阿兰·达侬，早死了，额头上有个小洞，碎裂的后脑上有个大洞。金­色­和红­色­。红­色­和金­色­。当代最大的罪行——没有和解，不可和解，它是如此之大，跟它相比再没有罪行了。一切非常、非常大的事，都是不可理喻、无法惩罚的……蓝­色­。神奇的蓝­色­。昂热拉和我在一尊黑­色­的圣母像前点燃一支蜡烛。昂热拉祈祷，她的­唇­无声地蠕动。那位年轻的牧师，他骑着摩托车开走了，穿着他的长袍，行李架上驮着一篮蔬菜。一切全是红的，红的，红的。赫尔曼的宫殿。盘旋的雷达屏幕。运行中的大型计算机，显示屏上光线闪烁。骗到手，转销，卖出，利润大得笑死人。谁在那里笑？谁？柔和的樱桃玫瑰。“康托港俱乐部”里的酒吧。昂热拉为我一展歌喉。《随风而去》，德文歌词是：“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

一

“周末英国要放开英镑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至今英镑都只是在官方范围内交易，但这一界限早已跟英镑的实际价值不合了，要加入欧共体了。现在伦敦聪明地放开了英镑，好在浮动中找到真正的价值，为加入欧共体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

“这是不是讲，英镑会贬值呢？”

“当然，”勃兰登伯格说，“而且我听说是要贬百分之八。”

“听谁说？”

“我有我的人。”

“不，你到底从哪儿听说这放开的事的？这种事一向都是在周末做，今天才星期五。”我说。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此刻是早晨九点刚过一会儿。杜塞尔多夫­淫­雨霏霏，劲风飕飕。今天天气晴朗不起来了，凉丝丝的，对这个季节来讲几乎太凉了。“既然他们周末放开英镑，你怎么今天就知道了？”我问，“这种事没人事先知道。”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我对你讲过，我在伦敦有人。”

“那必定是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们是非同寻常。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必须知道它。我得什么都先于他人知道。公司会对我感恩戴德。你以为，我们在伦敦的分公司今天会­干­什么呀！不然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啊！我可以为这信息支付三倍的钱。十倍的钱！无所谓。董事会里的人高兴。”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说。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继续咀嚼一支哈瓦那粗雪茄，那样子令人倒胃。他只是中等身高，矮而敦实，头颅硕大，光秃秃的。这个头架在他肩上，就像一颗­色­子，那么笨拙，那么肥宽。几乎一点也看不到脖子。勃兰登伯格颚骨厚大，鼻子­肉­嘟嘟的，小眼睛灵活狡黠。猪眼睛。他在办公室里基本上不穿西服的上装，衬衫袖子高高挽起。他爱穿彩­色­条纹的衬衫，尤其是紫­色­和绿­色­的，从来不穿白衬衫。他的领带不时髦，皱巴巴的，有些甚至抽丝了。他不注重外表。他穿着同一件皱巴巴的休闲服跑来跑去，连续数星期不换。他的鞋也常是破破旧旧的。他吃起来像一头猪。看他吃饭是一种折磨。他大嚼大咽，碎片从他嘴里掉落。他舔个不停，舔台布和餐巾布。他多数时候手指甲太长不­干­净。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不修边幅、最聪明的男人，六十一岁，未婚，他真是我们公司的无价之宝。

勃兰登伯格是损失保险部的负责人。环球保险公司大厦坐落在柏林大街上，他的办公室在八楼。环球保险公司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但肯定是最大的几家之一。我们保险一切，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命、汽车、飞机、轮船、电影产品、地产、首饰、人、人的一部分、Ru房、眼睛、女演员们的腿——没有什么我们不保的东西。但还是有。对，有一次我惊愕地发现，我们不保险男­性­生植器。女­性­的生植器官是保险的，但不保荫茎。当然，我们对­性­无能提供保险，但不保险荫茎受到伤害或失去。这非常罕见。我到处打听过，没人能解释。

环球保险公司总公司在杜塞尔多夫，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葡萄牙、瑞士和西班牙设有分公司，在澳大利亚、巴哈马群岛、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日本、哥伦比亚、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美国和委内瑞拉设有办事处。根据它最近一次公布的账目，资产负债表总计为一百二十亿马克，拥有三亿马克的资产和储备。杜塞尔多夫总公司有员工两千五百名左右。全世界有三万人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十九年来我一直在损失保险部工作。

损失保险当然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邋遢的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跟我一样，职业上是个律师。他是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发生了一例损害案，只要它略有一点讳莫如深，勃兰登伯格就会Сhā手。此人嗅觉灵敏。他顶风一百米就能嗅出是否有什么不对头，是否散发出欺骗或罪行的浊气。他是环球保险公司里最不信任、最多疑的人。他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有罪的，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无辜。或者是等我们证明出他们有罪。我们总共是四十多人，内有律师、前警官，全都效劳于勃兰登柏格。当他那肥嘟嘟的鼻子作痒，他嗅出了蹊跷时，他就将他们派出去。他喜欢人家叫他“血犬”。他对这种表达感到骄傲。多年来，他的怀疑给环球保险公司节约了一大笔钱。虽然收入丰厚，这个未婚男人却像个流浪汉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他一生都住在旅馆里，憎恨那种有自己的住处或­干­脆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的想法。他对爆玉米花有着无法遏止的嗜欲。他总是随身带着满满的袋子。一袋袋堆在办公桌上。勃兰登伯格不停地大声咀嚼。他所坐所站的地方都落满了碎屑。他每天抽十到十五支哈瓦那雪茄，厉害的家伙。他憎恨每一种形式的­肉­体努力。十分钟的路程他也会叫车。他没有女友，没有爱好，只有他的职业——日日夜夜。有无数次，他一大早就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醒，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一桩案子。这人似乎不需要睡眠。早晨八点钟他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它看上去跟他本人一样令人倒胃，被爆玉米花弄得乱糟糟的，上面铺满纸张，纸张上散着烟屑和茶渍。子夜之前这人从不回家。除非例外，最早也要到子夜。这就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

“谁要是现在有很多钱，就可以炒英镑获得厚利。”邋遢鬼勃兰登伯格说。烟灰落到他的领带上，他一点也没觉察。他的下巴上粘着一块早餐时的红果酱。

“你不是有很多钱吗？”我说。

“我是个穷人。”他说。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他没完没了地哭穷，这个家伙，就我所知，他的月收入为一万八千马克。他拿钱­干­什么了，我从没问出来过。“另外，正经人不­干­这种事。”他边说边剔牙缝。

“可是公司做。”

“那当然。”他说，说完就不出声了，怏怏不乐地盯着剔牙的成果，又咬嚼他的哈瓦那雪茄。这持续了也许两分钟。

“听我说，”我说，“是你让人叫我来的。你说是一件要紧事，现在别睡着了。也许你该讲讲那件要紧事换换口味吧。”

他将手指上的东西弹进房间，抬头望着我，嘴里咬着雪茄说：

“赫伯特·赫尔曼死了。”

“不可能！”我说。

“就是死了。”他说。

“可他还十分健康。”

“他是十分健康地死去的，只是非常突兀。”

“事故？”

“也许吧，”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也许不是。”

“见鬼，古斯塔夫，讲吧！别让我发疯！”我找香烟。当我点着一支时，他有点兴奋起来。

“也许是自杀。”他说，将一大把爆玉米花扔进嘴里。其中有几粒又掉了出来，因为他讲话时嘴里总是包得满满的。“要是那样就好了，自杀。这将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就不必付钱了。”

“谁付？”

“算在‘月华’的损失费上。”

“谁是‘月华’？”

“这是他的游艇。”古斯塔夫说，“在我们这儿上了保险。”

“多高？”

“一千五百万。”

“好极了，”我说，“太好了。”

“保的是船上起火、浪中沉没、各种损坏，包括形形式式的爆炸、海盗、触礁、撞船，各种形式的破坏或外来损害。只是没有保自毁。只是没保赫尔曼先生自己跟他的‘月华’一起升天。”

“啊哈。”我说。

“是的，”他说，“这没有。”他重新从小袋子里将爆玉米花倒在他的手上，“你也要点儿吗？”

“不，谢谢。这么说那游艇毁掉了？”

“全毁了。他在艇上。”古斯塔夫细嚼慢咽，然后又吸雪茄，“他从戛纳起航，上面还有其他人。总共十三个人。七名船上员工，赫尔曼，两对夫妻，另外还有一个人。它从科西嘉返回。昨天上午发生的，在戛纳和科西嘉之间爆炸了。我跟戛纳负责这种事的部门通过电话了。当这个消息通过德国新闻社传来时，我还在，是凌晨一点钟左右。昨天是基督升天节。赫尔曼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日子升到那天上去。游客来来往往。”

在低一层楼的新闻中心有德国新闻社和另一家国际联合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我们是这两家新闻社的长期用户。

“戛纳的水上警察有个很长的名字，”他望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戛纳下城区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在旧码头，总部在尼斯。但是下城区调查此案。你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不对？”

“对。”我说，我也能流利地讲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的法语糟透了。但是，我至少听懂了：上司去美国旅行了，他们称他为‘行政负责人’。他的代理跟一大群人赶到了出事地点。他叫路易·拉克洛斯。后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那必定是一次威力无比的爆炸。船体碎片飞出去数百米远。只找到了一些头颅、腿、胳膊和手指。渔民们把它们从水里钓了上来。是啊，基督升天。”

“赫尔曼是不是拥有联邦共和国最大的私人银行？”我问。

“肯定是最大的之一。这人心地善良，处事稳重。也许，或许也不是。”

“此话怎讲？”

“英镑放开，罗伯特。因此我就由此着手了。我在法兰克福也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在银行家圈子里，让人到处打听。这些该死的银行家比任何该死的牡蛎还嘴紧。但有一件事我还是打听出来了：几天以来，赫尔曼魂不守舍。一个幽灵，有一个人讲。上星期，星期三，他突然飞去了戛纳，据说看上去像死神一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如此惴惴不安。”

“什么事？你是说，他也得知了英镑放开的事？”

“他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通过无休止的罢工和发生的一切，他能算计到。也许他算计错了。也许他害怕，如果英镑现在贬值，会输得头破血流。”

“赫尔曼这么一个人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输的。”

“你这么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可以炫耀的人物，联邦共和国银行家的佼佼者，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抢眼人物。”这是对的。赫伯特·赫尔曼在国际上享有模范银行家的一流声誉。“好吧，要是他拿英镑做了一桩肮脏交易呢？别这么看着我！他们全都­干­肮脏事。有些人，像赫尔曼，只不过没让逮住而已。现在也许是逮住他了。他玷污了他的马甲，那美丽的白马甲。”古斯塔夫讲话时喷出的爆米花弄脏了他的衣服。他弄脏了他的紫­色­和橙­色­条纹的难看的衬衫。“那就意味着他完了，是不是？”

“嗯。”

“别‘嗯’。他完了，对极了！这人神经过敏，讲话结巴，好头晕，飞走前处于一种极度的不安状态。”

“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你以为我昨天夜里睡大觉来着？你不清楚，小雇员们都能讲什么，根本不必花太多的钱贿赂。”

“可他在戛纳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里有一幢房子，这你和我一样知道。他的妹妹常住在那里。那位钻石希尔德。我牙齿间老是塞东西。”古斯塔夫又将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我就着我的烟ρi股重新点燃了一支。

“他总不至于去他妹妹那里痛哭一场吧。”我说，“你老剔牙齿真令人恶心。”

“是吗？那又怎样？要是这样的话，你别看好了。他去那里当然不光是痛哭一场。”

“那是为什么？”

“我不清楚。我告诉你，这事情臭烘烘。我不仅仅是嗅到，我在尿里就感觉到。”

“如果他想自杀，他会坐上他的游艇，驶往科西嘉，带上客人——一起去死吗？”

“正因为如此才不像是自杀。”

“不顾廉耻。”

“什么？”

“自己想完蛋，却让其他十二人也一道跟着上大。”

“哪位银行家能靠廉耻做生意？另外，除了他之外，丧生的不是十二个人，而是十一个人。”

“可你讲过，船上有十三个人。”

“我是讲去的时候。返回时只有十二个人。”

“那第十三个人在哪里呢？”

“那第十三个是个女人。”

“那女人在哪儿？”

“留在了科西嘉。”古斯塔夫在纸张里翻找，“她名叫黛尔菲娅。昂热拉·黛尔菲娅。”

“这位黛尔菲娅为何留在了科西嘉？”

“我不清楚。我已经全订好了，飞机票，酒店房间。你住‘庄严’酒店。你在十四点三十分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经由巴黎，十七点四十五分你就到达尼斯了。”

“要我……”

“你说说，你当我是个傻瓜吗？不然的话我­干­吗要告诉你这些？当然是要你去。你已经跟船打过两回交道。休息十四天可是足够了。或者你想呆在你那甜蜜的小女人身旁？”

他将那装有飞机票的小簿子从办公桌上推给我。所有这些预订都是通过一家旅行社办理的，环球保险公司从没公开预订过或者买过一张旅行票证。谁也用不着知道飞走、到达和住下来的那个人是谁。

我说：“你跟我一样清楚，我不可能独自一个人调查此事。”

他当然知道这个。您瞧，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位独立的专家受警方委托开始侦查。一位保险公司代理人理所当然可以跟着这位专家进行他的调查。

“法国人已经安排了一位专家，前海军军官。你会认识他的。你­干­吗这么盯着我？”这位专横的大胖子忽然狡猾起来了。他的猪眼睛眯细了。我非常了解他。他就是这样。“你是不想，还是不能，罗伯特？你无法对付吗？这工作超出了你的能力吗？你再也不能胜任了吗？要我把你换去­干­内勤吗？或者你纯粹是­干­腻了？你­干­这个已经十九年。时间很长了。你若是­干­腻了，可以理解。”

这我当然不能容忍。我痛苦极了，强迫自己演戏。我佯装吃惊地说：“不是，你瞧瞧，有效果了！”

“呃？”古斯塔夫茫然地问。

“我给了一位老巫师很多钱，让他把你变成一只难看的癞蛤蟆。他果真做成了！”

“哈，”古斯塔夫说，“哈哈，不劳你费心。”他畏亵地、假装亲热地向我俯过身来，当场报复了我，压低声音说，“你看上去面无血­色­。你说说，罗伯特，你总不会是病了吧？”

我的大脑里警钟尖鸣。

猪。猪猡。你控制着我，控制得紧紧的。你知道可以如何抓牢我。我四十八岁，是你的手下中最老的一位。我给你解决了许多案子，使得环球保险公司不必付钱。但是这不管用。付过我钱了。付了高薪，付了很高的薪水。但是我，尤其是最近，也弄糟了几件案子。你说，猪猡。这里没什么好弄糟的，我们只需要付钱就行了！可一旦发生了这种事，错的就总是派出去的那个人，你这个倒霉鬼！

“你要是真的感觉不太好，我当然尊重，罗伯特。那我至少还可以派贝特朗或霍尔格去。你比这两个人加起来都能­干­，因此我要你去。可是，如果你讲，你不能……”

“我能！”生存的恐惧在我心里蹿升。贝特朗·霍尔格，所有的其他人。比我年轻，比我­精­力充沛。跟他们相比我已经是个老人了。如果我真的承认我多么不舒服，请求把此案交给其他人呢？古斯塔夫是我的朋友，他总这么讲。我的好朋友，他强调说。好朋友，狗屁！我的好朋友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会冷冰冰地、无动于衷地给经理室写他的报告，建议把我解雇。

那位顾问大夫呢？

这席谈话后我还得去找我们的顾问大夫。今天是每年的例行体检日。几个月以来，许多个月以来，这一体检就令我惶惶不安。因为大夫当然会诊断出我怎么了。

然后呢？然后呢？

对此我苦思冥想了许久。只有一条出路：扯谎。全盘否认。我是健康的。大夫完全误解了他所发现的、必然会发现的症状。我没有疼痛，压根儿没有，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愿不能，伟大的上帝。如果大夫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说我病了呢？如果他们尽管如此还是相信他而不相信我呢？

这会让古斯塔夫心碎，我想。这条狗，他拿他的手下像橙子似的榨。当他们空了、坏了和挤光了之后，就把他们扔掉，扔掉，扔掉，只想甩掉他们！

“我没病。”我说。

“我很高兴。真的，罗伯特，这让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你面­色­难看。你怎么了？不安？”

我沉默。

“家里的事？”

“嗯。”

“卡琳？”

“嗯。”

“卡琳怎么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只不过是老一套。”

“今天夜里你又喊叫了。”我妻子说。

“我夜夜喊叫。”我说。

“但不像今夜这么高声。”我妻子卡琳说，“今天夜里是那么厉害，我都想过来喊醒你了，因为哈特维希夫­妇­肯定又听到了。有可能连塔勒尔夫­妇­和诺特巴赫夫­妇­都听到了。”这是我们这幢楼里的邻居，分别住在我们楼上和楼下。“这种喊叫令我毛骨悚然，你就不能理解吗？”卡琳说。这是一个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我们坐在早饭桌旁，卡琳手拿一小块面包，边讲边涂黄油。她早饭吃得很多，喝浓咖啡。我啥都不吃，只喝茶。“太可怕了，因为哈特维希夫人总是要我注意那些喊叫声。她不停地问，你会不会是病了。早就没有人相信噩梦了。他们全都相信，你病得很重。在大脑里。哈特维希夫人昨天说，你得去看心理大夫。你以为我听了会怎么想？”

“是啊，这对你一定很严重。”我说，喝茶。卡琳满嘴含着食物说：“我也相信，你得去看看大夫。去看一位心理大夫。一个男人夜夜在睡眠中喊叫，整整两年了，这不正常。哈特维希夫人说，这不正常。你出门在外也这样吗——在酒店里？”

“我不清楚，”我说，点燃一支烟，“我想不是吧。”

“那就是说光是在我身边，光是当你在家时。”我妻子说。

我一声不吭。

“我丈夫在我身边喊叫。外出时，当他把随便一个表子拉上床时，他从不喊叫。那就是我有错了。我总是有错。什么都是我错。你这可怜的人儿。我会让你进疯人院，是不是？跟我一起非常可怕，是吗？我令你作呕，对吧？说呀，说呀，说我令你作呕。”

我一声不吭。

“你还是胆小啊，”卡琳说，“从事一种放荡的职业，满世界游荡，让他的妻子数月之久独守空房，回到家后，看都不看她，不再跟她说说话，也不听她讲话。你在听我讲吗？”

我一声不吭。

“你这头猪，”卡琳说，“十年之后你烦我了，是不是？什么叫十年以后？两年来你没再跟我睡过觉。外出或回家时，你不拥抱我。我想吻你时，你就把头转开。我的吻令你恶心。说呀，说它令你恶心。”

我一声不吭。

“说啊，你这可怜的胆小鬼！”卡琳喊道。

我一声不吭。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躲过去，可你搞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的。”她这下讲起话来又十分平静了，“你这禽兽。你这下流的禽兽，对，你就是这样。外表上假装殷勤。”卡琳说，敲破蛋头，“夫人们的情人。一个个都为你着迷了。您有个多么迷人的丈夫啊，卢卡斯夫人。上帝，您丈夫多可爱啊，卢卡斯夫人。哎呀，您一定很幸福，卢卡斯夫人。您丈夫的职业多么有趣啊。我怎么回答？是的，我幸福。他真的很迷人，我的丈夫。他有魅力，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这些女人要是知道就好了！要是她们像我认识你这样认识你就好了。没有面具。真实的罗伯特·卢卡斯。你这个虐待狂。这个心灵虐待狂。这个一有可能就欺骗和伤害妻子的男人。但愿她们认识到藏在你体内的魔鬼。你听见我讲什么了吗，罗伯特？”

“是的。”我说。

“光讲是的，是的。别的就再也无话好讲了？跟表子们在一起你一定口若悬河。自打两年来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温柔，没有好话，没有抚摸。当我们结婚时，你还挣不到这么多时，你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让我迷恋上你，以你在床上的能­干­令我发疯，以你那令人恶心的­性­倒错。那时你能说会道。你多么能说会道啊。爱情！我的上帝，你那时是怎么爱我啊！”

她拿勺挖蛋，唠唠叨叨。我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晨服，金黄|­色­的头发上扎着一块头巾。好久以来，卡琳在家里一直穿晨服。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她脸孔漂亮，身材略显丰满，它曾经非常刺激我。她的眼睛灰­色­，乜斜着，整张脸有些猫的样子。鼻子娇小，嘴也一样，嘴­唇­红艳艳的。卡琳眉毛修长，为此她非常骄傲。她的发型短短的，紧贴在头上。她三十八岁，但是脸上没有皱纹，一条也没有，额头上也没有，笑的时候眼角也没有。可是她很少笑，在我面前早就不笑了。常有人跟我讲，卡琳那有点像布娃娃的俊脸上没有一条皱纹。布娃娃也没有皱纹。卡琳比我年轻十岁，她花数小时化妆，往脸上搽膏脂，让它变得更滑润。她的一直这么年轻的脸和一直这么年轻的身体也非常叫她骄傲。她常去洗桑拿，一个按摩师每周来家里两趟。

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在一幢非常安静漂亮的大楼里，每层楼只有两家租户。实际上这房子给两个人住太大了。里面有许多令我眷恋多年的东西，我曾经喜欢过的东西。比如说我广泛收藏的画。那些珍贵的古董家具。那些大毯子。中国花瓶。客厅里的威尼斯镜子。客厅里的壁炉。橱柜里放着我从旅途中带回家的许多珍稀物品。我收藏的唱片和音响设备。我的图书室，里面的书墙直达到屋顶。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写字台。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精­雕细刻的高靠背椅。写字台上的东西：石头里的一只昆虫，是在科孕发现的。幸运神像，象牙雕刻，来自新加坡。一根曼德拉草，是在一座芬兰的森林里找到的。火奴鲁鲁附近太平洋里的一只贝壳。银­色­的高烛台。我们的美丽的英国餐具。我收藏的大量登喜路和萨维奈利烟斗。现在我不再吸烟斗，只抽香烟了。安装在一只柜子里的小酒吧。桌子上电话机旁的西西里亚的小马。它是那么花花绿绿，那么娇小，红­色­的马鬃，白­色­的丝绳，紫­色­的马鞍，用作马鬃和马尾的丝绒，以及许多叮当作响的小金属片。它拉着一辆双轮小车，这只玩具小马……

我们的客厅非常大。有一块地方高出两级台阶。我们将高出的那一块布置成了吃饭间。可折叠的桌子，椅子，罩着绿­色­和银­色­的布套。桌子可坐十二个人。只有我们俩时，卡琳只摆一个角。我们总是在这里吃早饭。我也曾经爱过这个早饭位置，像爱我家里的许多东西一样。现在我什么都不再喜欢了，一切我都无所谓了。只有我的象和那只西西里亚的小马除外。我还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人家把它们从我身边拿走，我不会长时间地为它们伤心。我伤心另外的事情。没人能把这些东西从我身边拿走。可惜。

卡琳的晨服开口很大，Ru房露出许多。她有漂亮的Ru房，展服底下什么也没穿。我是十四天前从香港回来的，离开了两个月。卡琳虽有满腹怀疑，但还是期待着温柔的、小小的礼物，期待我讲讲我在香港办的案子的情况。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给了她温柔，带了礼物，讲得又多又长，这将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责任不在她，责任肯定在我。但我压根儿无法做那些卡琳有权期待的东西。我太累了，筋疲力尽，全无所谓了。月复一月，益发恶化了。连讲话都让我费劲。我完成我的使命回到家里时，总是疲惫不堪，累坏了。一切全是我的责任，一切。我想，卡琳使我抱歉。我真的对她感到抱歉。她说得对，我是个流氓，胆小鬼，弱智，是一头猪。但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而这也就是好好地­干­我的工作。为此我需要付出我的全部的­精­力，我的理智和我的­精­明，我的勇气和我的智慧。然后当我回到家里时，就没有什么留下给卡琳了。这一切我已经经常想到过，也想过得把这一切告诉卡琳。我总是想了又想，但是从不讲出来。我连讲这些都觉得太累了。这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点我不想对她讲，因为我不要同情。决不。不要任何人的同情。尤其不要卡琳的。

我突然觉察，她的­唇­在蠕动，她一直在讲，但我再也听不见她的话了。我刚刚想起香港的那一夜，那天夜里头一回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在子夜过去后很长时间，在“香港希尔顿”我的套房里……

“噢！噢！我要死了！继续！继续来！好！现在！真舒服！我要疯了！来了，来了，亲爱的，你也来了，是的，我感觉到，你也来了……它现在真厉害……是的，是的，是的，来了！来了！”小个子女人在枕头上将她的头甩来甩去。我四个月没碰女人了，非常冲动。我必须有个女人，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水上饭店”，位于岛上的铜锣湾城区。这家漂浮的饭店看上去像美国的旧“花船”，停泊在很多帆船前面。它们船帮挨船帮地挤在码头里。客人坐舢板划到海里。划船的全是女人。这家饭店名叫“海鲜馆”。周围是人工水池，池里群鱼游弋。你可以指给侍者看你想要哪一条，把那条鱼从水里现捉出来烹制。

我挑了一条，正在吃时，一位美若天仙、非常年轻的姑娘走到我桌前，问我，她可不可以陪陪我。我邀请她吃饭，后来请她喝饮料。“海鲜馆”里食客如云，也有一大堆非常年轻的妓汝。我的这一位说，她叫瀚园，翻译过来就是“慷慨的花园”的意思。她的英语虽带有浓重的口音，但是很流利。她全身上下都纤细窈窕，头发乌黑，像这里的许多女孩一样。“慷慨的花园”双眼也动过手术，好让它们显得像欧洲女人的眼睛。

我在“海鲜馆”里喝了许多。一位德国富商的妻子神秘地死去了。这位商人在我们公司给他的妻子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妻子一死他就能得到两百万马克，即使是自杀。然而那不是自杀，是谋杀，警方和我都掌握有证据。还不全。香港天气燠热，一年来我很难受得了热。现在，我汗淋淋地躺在瀚园身旁，呼吸仍很粗重，感觉到我的左脚在抽痛，不是太厉害。我是开着租用的汽车把瀚园带来“希尔顿”的，它坐落在宽阔的女王中路上。我告诉那个夜班门卫，一个华人，说这是我的女秘书，我还有急事要口授。我认识他，他叫齐默拉，戴一副眼镜，镜片很厚。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总是值夜班。

“当然了，先生。”齐默拉笑笑说，收起了那张相当大的票子，“只是您别劳累过度了。您工作太多了。”因此，将瀚园带进我的房间一点也不困难。价钱我们事先就谈妥了，我预先付了钱，瀚园表演得那么逼真，突然一点儿也不因为快感和贪婪发狂了，而是愉快匆忙。她跑进浴室，冲澡，一边唱着歌。我躺在床上吸烟，感到自已被掏空、被欺骗了。每当我找了女孩，事过之后，总是这样。

“慷慨的花园”回来了。她麻利地穿上衣服。瀚园今天夜里或许还有客人。我很高兴她这么快就走。我得到了我的放松，现在几乎再也见不得她、听不得她了。我也淋浴，穿上衣服，接连吸了第二支和第三支烟。我吸烟很多，有时一天多达六十支。

“请你送我下去，好吗？我担心，如果我单独下去，门卫会凶巴巴的。”瀚园说。

“我带你下去。”

“你真可爱，我爱你。”瀚园说。

“我也爱你。”我说。爱情原来是个多么肮脏的词啊，我想。啊哈，为什么肮脏？不比其他单词更肮脏。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瀚园一天讲它多少回？她肯定还不足二十岁。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亲爱的？”

“我很快就要飞走了。”

“可我想再见你！我必须再见你。我一直在‘海鲜馆’。你会来接我的，是不是？”

“是的。”我说。我肯定不会再去找她了。

我们离开房间，从我住的十一楼坐电梯下到大厅，夜班门卫齐默拉鞠躬，脸上堆着他那永恒的微笑。我跟瀚园来到女王中路上。这里的霓虹灯广告还在闪烁，路上人很多，汽车一大溜一大溜地行驶在宽阔的街上。这个城市从不睡觉。

“我可以叫辆出租车吗？”瀚园问。我给了司机足够的钱，对他讲，无论这位夫人想要去哪里，就送她去哪儿。瀚园踮起脚尖，吻我。

“你来‘海鲜馆’，好不好？你真­棒­，是我有过的最­棒­的男人。你怎么也得来，我为你发狂。”

“行，行。”我说。

“你什么时候来？明天就来吧！明天，好不好？”

“明天，行。”我说，把她推进出租车的后座。我再也受不了她的啰嗦了。我关上车门。出租车开走了。瀚园向我抛飞吻。

最近以来我一直呼吸困难，不能做深呼吸。我决定，再散一会儿步。在香港，夜里也很热，闷热潮湿。我沿女王中路往下走，经过豪华商店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橱窗。珠宝店。时装沙龙。毛皮装。皮装。花店。然后是一家大银行。像这里的所有银行一样，它大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位像巨人似的锡克族人。他们长着络腮胡子，头扎头巾。这些印度人日日夜夜守卫着香港的银行。他们总是端着双统枪，看上去可怕威严得很。

在锡克族人之间，在通向银行大门的台阶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要么他是在睡觉，要么他死了。端着致命武器的锡克族人对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呆呆地直视着灯光照耀的夜里。香港街头躺着许多人。有些人是饿死了，或者虚弱得再也起不来。几乎没人在意他们。有时一辆救护车运走他们，或者他们被警察驱逐，但这种事不经常有。在群蝇飞来前，一切均属正常。届时，这么一堆­肉­就会迅速消失。

我向这个中国人弯下身去。周围还没有苍蝇。他在轻喘。这么说一切正常。我直起身，随着这个动作，一阵剧痛掠过我的左胸侧。那痛在左臂里扩散开来，一直传到手指。又疼了一回。这我已经熟悉了。这疼痛我已经经历过。只不过从来没有这么剧烈。某根肌­肉­，我想。我不会有心脏病，那位顾问大夫一年前做的心电图检查完全正常。也许是我对某种食物作出的不良反应。或是因为炎热。有可能是我吸烟过多。我现在急着回“希尔顿”。我走得很快，跟路人撞到一起了。我左脚疼得更厉害了，脚越来越沉重，我感到它是铅做的。我挣扎着，沿女王中路一米米地走回酒店。左胸侧的疼痛也越来越剧烈。我喘不过气来。我紧挨着墙和橱窗走，用手往前摸索，因为我害怕跌倒。“希尔顿”！“希尔顿”！让我赶到“希尔顿”和我的房间吧，上帝。我越越趄趄。我不得不停下来。空气、空气！我透不过气。我像一条鱼那样张大嘴吸气。没人注意我。霓虹广告彩灯闪烁，变个不停。人们似乎也一下子动得很快了。只有我前进得越来越慢。现在，我已经是真正地拖着我的左脚了。

没什么，根本没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你已经经历过多回了。你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凶，那妓汝刚刚累坏了你。傻瓜，太傻了。你应该把她赶出去，呆在你的床上。

女王中路2A号。

也许只剩一百米了。对于我那是一百公里。在大厅里我真的脚步踉跄了。齐默拉吓了一跳，这回他不再微笑了。

“您怎么了，卢卡斯先生？”

“没什么。我不太舒服。但我就会好的。”

“您不大好，先生，您的嘴­唇­……发紫。您病了，先生，我叫个大夫……”

“不！”我喊道，我一下子又能喊了，“不要大夫！我禁止您叫大夫！”我不能要大夫。这没什么。如果有什么的话，那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因为一旦有人知道了，我的公司就会知道，那么我会怎样呢？“不要大夫，明白吗？”我再一次嚷道。

“当然明白，先生，如果您不想要的话。如果您非常肯定，一切都好的话。我……我……我送您上去。”

他开电梯送我上去。我重重地靠在他身上。要是我随身带着药就好了。往常我总是随身带在衣袋里。这回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了。当我们来到十一楼时，我相信，我再也无法呼吸了，压根儿走不动了。走廊的地面似乎在我脚下摇晃。齐默拉拖着我。我相当高大，体重七十六公斤。那位小个子中国人很吃力。终于到我的房间门外了。他打开门，送我进卧室。我倒在乱糟糟的床上，它还散发出瀚园的廉价香水的浊气。齐默拉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看着我扯下领带和解开衬衫领子。

“我还是叫个大夫……”

“不要！”我吼道，他吓了一跳，“对不起。那边的那只盒子，请您把它给我。”

他拿给我，那是满满一盒硝酸甘油片剂。一年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服用硝酸甘油。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魁北克的汽车销售商，他跟我有同样的症状。他说硝酸甘油始终有效。从此以后我也服用它。当我打开盒子时，我的手指抖得厉害。我把两粒片剂倒在手心里，张开嘴，把片剂扔进去，咬碎。真难吃。

“现在您走吧，”我对齐默拉说，“马上就会好。过上几分钟，我知道。”

“如果不……”

“您走吧！”

“是，先生。当然，先生。五分钟以后我打电话来，看看您怎么样了。无论如何我要这么做。这是我的义务。”

“出去！”我喘息着说，“您快走！”

他走了，忧心忡忡，一脸严肃，连连地鞠躬。

他走得刚好及时，因为紧接着我一直在等待的症状就发生了。现在那巨大的钳子来了。这是一只可怕的钳子。它使我的心紧缩。紧，紧，越钳越紧。

“呃……呃……呃……”

那听上去一定像是受酷刑虐待的痛苦万分的呻吟。

那钳子收缩得越来越紧。我额上汗流如注。我撕开衬衫。我的身体弯成一座桥，落回到床上。汗从我的后颈、头发根和全身淌出。

“呃……呃……呃……”

毁灭，彻底的毁灭。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应该被毁灭，现在，永远。害怕像一道大潮那样在我体内澎湃。怕得要命，我无法描述的害怕。这害怕我已经是如此熟悉，近一年来我一直是怀着它生活，它总是宣告着我的死亡，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从来没有过，没有过。

“噢……”

我听到自己在呻吟。我的双手在心脏上方抓着皮肤，冰冷的、汗湿的双手抓着冰冷的汗湿的皮肤。现在左手像火烧火燎似的。就这样继续着，一直继续下去。我被碾碎、挤压、压迫、窒息和毁灭，是的，是的，是的，被一位正义的天使毁灭，因为我一生中做过的各种邪恶。世界上所有人都做过的邪恶。难以忍受，恐怖万分。我感到，我的眼睛从头颅里鼓突出来。钳子痛不欲生地钳着我。我的头歪向一侧。让我死吧，上帝，让我死吧，我想。对这一切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死亡，上帝，求你了，死亡。

我没死。害怕一下子退走了，毁灭感消失，钳子松开了。我可以呼吸了，先是少量，逐渐增多，最终深呼吸，深深地呼吸。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颤抖着坐到床沿上，发作结束了。我早就知道，它会像以前的每一次一样过去。我只需要少吸烟，该死的香烟。我胸口里的痛楚渐渐减弱，接着是胳膊里和手里的，随后是左脚里的。我坐在床上，心想，很多跟我有相同职业的人都有这种症状。人们大概称这为管理病吧。在我来说不仅仅因为香烟，还有我繁重的工作。还有家里的折磨。休假也无济于事，没有大夫能帮得了。一切都是纯植物­性­的，这点我坚信不疑。我得改变一切，全盘改变。可怎么改？我常这么打算，可是我没改过一点点。因为我内心深处漠不关心，一点也不关心。多年来，无论什么事、什么人都无法再让我开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开心，肯定不会。

我床边的电话响起来。

“我是夜班门卫，卢卡斯先生。您怎么样了？”

“很好，”我说，现在我又能呼吸，自由讲话了，“好极了。”

“真的？当真？”

“当真，”我说，“我对您讲过，齐默拉先生，一切都好了。”

“这让我很高兴，先生。我放心了。我祝您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谢谢。”我说完就挂断了。两分钟后我睡着了，没有梦，沉沉的。灯开着，我和衣而眠。我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次日上午十点我才醒过来。窗帘拉上了，我看到电灯和我的皱巴巴的西服，撕破的衬衫，那盘硝酸甘油。这真他妈的是一种好药，总管用。我拿起电话听筒，要通楼层服务员，订了早饭——只是两大壶茶。挂断之后，我很快点燃了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

二

“罗伯特！”

我惊醒。有片刻工夫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的思想神游得那么远。噢，是的，当然。杜塞尔多夫。卡琳。我妻子现在绕过桌子来，挤到我的膝上。描述我在香港的经历花了这么长时间，我对它的回忆却一定是匆匆忙忙，也许在一两秒钟之内就回忆了一切。

卡琳无论如何什么也没觉察。她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抚摩我的头发，抽泣起来。

“对不起。我太对不起了。为我说过的一切。你是个好人，你爱我，这我知道，尽管有那一切，是的，是的，你很爱我……”她的晨服现在滑得敞开了，我看到她的雪白的肌肤和那丰满的Ru房。她疯吻我，在我的胸部揉搓。我垂臂坐在那里，我的膝盖开始微微哆嗦，因为卡琳让我感觉到非常重，虽然她只有六十一公斤。“你有病”，她接着说，越说越快，“你肯定有病。你无论如何得去看大夫。你向我保证？你得保证，罗伯特，求你！”

“好。”我说。

“今天就去！”

“今天就去。”我说。我今天跟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约好了。每年一次的例行检查。如果真查出我有病了，怎么办呢？当然不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但还是有病。也许病得我不能再从事我的职业了。或者得休息一至两年。那怎么办？尽管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尽管我生活得没有一点欢乐，为了生活我还是需要钱。如果我不工作，钱从何而来呢？就算摆脱了一切，尤其是摆脱了自己的生活，总得吃饭，付房租，交税。

卡琳没察觉我心里在想什么。她还从来没有觉察过。她还在讲，像连珠炮似的。

“好。谢谢。罗伯特。请你原谅我所讲的一切。我不是那个意思。但你得理解我。要……要是就这样生活，我还太年轻。我永远不会欺骗你，不，这我做不到！这我绝对做不到。虽然有一大群家伙追求我，是的，这你可以相信我。可我怎么能跟这些家伙建立关系呢？哪怕你离开这么久，我仍然爱你。哎呀，罗伯特，罗伯特，我太爱你了！只爱你一个。我将始终只爱你一个人！你相信我吗？”

“相信。”我说。我膝盖上的她越来越重了。

“那你原谅我讲过的一切吗？我完全是说过就算了。你原谅我，好吗？”

“好的。”我说。我的左脚又疼起来了。这是那种痉挛的、持续的疼痛，我对它是那么熟悉，但它有可能更厉害，厉害得多。这种可能总是有的。

“我一直想做你的贤妻，这你得承认，罗伯特！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我说，“当然是这样。”

“我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料理你的脏衣服、你的西服、你的所有电话和需求，当你不在时……”“这不对。她弄丢我的东西，她不接听电话，多年来我的衣服就是我自己管。她只关心她自己的。可为什么要反驳？­干­吗？这能有什么意义？我关心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去顾问大夫那儿做检查。撒谎。如果必要，我会­干­脆撒谎，不错，疼痛吗？发作吗？这辈子从没有过！您怎么想得起来的，大夫？”

“我不乱花钱。我不耍花招。我对你忠实，在每个讲你坏话的人面前保护你。有些人是这样的，你相信我吗？”

“是的。”我说。

“我不让人家对你有任何伤害。”卡琳讲得很快，同时她的双手在我的头发里抚摸，“你是最好最可爱的男人，但你的职业累坏了你，这个该诅咒的公司会送你进坟墓。我知道，你之所以这样，只因为你确实有病。但什么病都有药医，等你今天看过了大夫，咱们就会知道你怎么了，那就可以治疗你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他们得让你休一个长假，到时候咱们去东海边，你从前总想跟我去那里。咱们去那完全属于咱们的地方，你在那里休养，咱们散步。等你休养好了，真正休养好了，然后……然后咱们又睡到一张床上，是不是？”

“是的。”我说。

“一切又会重归于好！”她喊道，“一切！你还记得从前的情形吗？我们曾经多么疯狂？疯透了。但是我……我绝对不会逼你。你会自己再来找我，因为你一直还是爱我的，只是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别光讲‘是的’。”她恳求地说，“你说，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你仍然爱着我，请你说吧！”

“我还一直爱着你，只是我的身体状况太糟。”我说。脚里的痉挛果然越来越厉害了，一种针扎似的、令人害怕的疼痛，感到好像这脚不再属我所有。它麻痹了、死了，像铅一样沉重。偏偏是在今天，在我必须去见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的日子。我越过卡琳的脸望向桌子，发觉我的香烟从烟灰缸里掉落了，在台布上烧出了一个洞。

“你再说一遍你爱我，罗伯特，说我是个蠢女人！”

“你是个蠢女人，我爱你。”我说。她拥抱我，让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她的头现在偎在我的脸颊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我从她的身旁望向窗户。窗外雨潇潇，风猎猎。

这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是个星期五，八点左右，在杜塞尔多夫公园街213号楼的三楼，在我们的房子里的早餐桌旁。这一天天­色­不会亮堂起来，杜塞尔多夫还很凉，对这个季节来说太凉了。我胸口和脚上的疼痛突然消逝了。在大夫那儿一切都会正常，我想。啊，是这样的，说到卡琳跟我演的这出戏——您知道，我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根本不是在认真听。我熟悉开始的这种盛怒，熟悉这些痛骂和诅咒，熟悉这最后的请求，以及那虚假的和好，我的假许诺，一切。这对于我已变得那么无所谓。杜塞尔多夫已经连下三天雨了。

所有这些我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当然都只字未提。当他问“卡琳怎么了”时，我只是耸耸肩，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总是老一套。”

“见鬼。”古斯塔夫说，他现在又在试另一套路了，那慈父般的套路，“这女人会搞死你的，罗伯特。”

“啊哈。”我说。

“别打哈哈！我一直就对你讲过！咱们相识多久了？十九年。十九年，伙计！我是你结婚的证人，你还记得吗？那是在十年前，在十一月的那个鬼日子。我在结婚登记处站在你身后，那里的那家伙问您愿意吗，等等。我说，那么大声，大家都能听到，但是我不在乎，我说：‘说不愿意，罗伯特，见他妈的鬼，说不愿意！’我说过这话没有？”

“你说过。”

“是不是因此闹出了一场大丑闻？”

“你住口吧。是的，是闹出了那场丑闻，你讲的一点没错。”

“可你没讲‘不’，你说了‘是’。那时我就看透了你妻子。她漂亮。善做家务。不大谦虚。不理解你，从来不理解你。恨你的职业，一直就恨。罗曼蒂克的想象。小市民。伙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糟蹋他的生命？你当时贪图美­色­，这是唯一的解释。”

“倒也是。”我说，心想，我附和他，不让他扫兴，任务当然得接受。我毕竟又要离开卡琳了，这总算是回事。您看，在我这种状态，对什么都感激。“我实在是快为她发疯了。”

“可你有一次醉酒后对我讲过，她总是可怕地装腔作势，当你在床上想跟她来某种比较­精­致的方式时。”

“这令我更加­淫­荡！最后，她每一次都是狂野不羁，热情似火。这你不理解吗？”

“那就­干­、­干­、­干­！”古斯塔夫说，“你比她年长十岁。你应该知道，你不能永远满足她。跟谁都不会。我为什么从没结婚，嘿？当我需要时，我就去找，然后就了结，一笔了结！”

“对，这是你。”我说。

“什么，是我？你听着，罗伯特，你还不算老。还不算晚。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你得离开卡琳，多年来我就对你这么讲。她今天早晨当然又大吵大闹了。你别摇头，她吵了，我知道。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比你更了解你！”

是吗，你是这样吗？我想。

“好吧，”我说，“我们又吵了。大吵了一场。”我站起来，笑了笑，“只是最初的震惊，你理解吗，古斯塔夫？你如果派我去南方的戛纳，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忙，一个天大的忙！我又离开这里了。每次离开，我总是开心。”

他似信非信地望着我。

“可这总不是办法。”他说，喷出爆玉米花，“好，你接受这个案子，这让我很高兴。我真的高兴。但你终有一天得回来。到时候又会怎么样？到时候一切又会重演。”

“不。”我说。本来也同样可以讲“是”。

“你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你要跟卡琳分手？”

“是的，”我说，“我要跟卡琳分手。”我绝不这么做，我想。人生都各有突变，有人早，有人晚，有人死于它，有人继续活下去。如果完成了这一突变，就能继续活下去。几百万人都这样生活着，肯定，几百万人。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放弃一切希望，再也不知道希望是什么。根本不想知道。就这样心满意足。只要我现在前往戛纳，大夫不敲响警钟，我就十分满足。离开一个早就不成其为家的家，离开早就不成其为妻子的妻子。换个样子当然成，可这样也行。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我了解我。我得­干­我的工作，这才重要。我得保住我的位置。我得挣钱。

当古斯塔夫匆匆把案卷、纸张、机票和电报密码推给我时，当他不停地劝说我，向我提建议时，我这么想着。我根本不在听。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十九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环球保险公司的顾问医生名叫威廉·贝茨大夫，他的诊所开在格拉芬贝格大街上的一幢新楼里。贝茨大夫是个最多四十岁的潇洒君子。他的雪白、浓密的硬发真显得迷人。他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刚休假回来，状况好得很，是三家大公司和许多有钱的私人患者的顾问大夫。

检查结束了。在一间布置得非常有个­性­的诊疗室里，我坐在粗重的黑­色­乌檀木办公桌旁，坐在贝茨对面。这间房里有大量非洲的雕像和面具。面具挂在雪白的墙上，雕像是用黑­色­的乌檀木雕成的，在黑­色­家具上摆得到处都是。一根荫茎被第二根比下去了，它可以说就是荫茎本身，只带有Ｇao丸，放在办公桌上。威廉·贝茨大夫搓着那根乌檀木荫茎。这似乎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时的一种习惯。他那里有两张心电图：一张是今天新拍的，另一张是一年前的。他久久地注视着它们。我不安起来。第十五次屈膝时我已透不过气来，但我做成了，事实上我感到相当舒适。时近十二点，雨水正在抽打大玻璃。天气越来越讨厌。我从我的办公室里给卡琳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得去戛纳，让她替我收拾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装好换洗衣服和西服。不要热带西服，不要热带内衣，也不要非常轻便的西服，因为据说戛纳几乎跟我们这里差不多凉爽。这是古斯塔夫的女秘书查出来的。卡琳气急不语，­干­脆扔掉了听筒。我向她起过誓，要休假……

“什么？”我从我的思绪中惊醒。贝茨大夫在跟我讲话。他严肃地望着我，一只手推推他那镜架时髦的黑框眼镜，另一只手摩挲着那根硕大的荫茎模型。

他问：“您疼得很厉害吗？”

“疼？很厉害？我？”我扬起眉毛。这么说是有问题。这么说我得演戏，而且要演彻底。

“根本没有。为什么？有什么不正常吗？”

“血液、糖、胆固醇和别的一切，我还讲不出什么来。我还需要化验结果。但您的心电图我不喜欢。不，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用力搓着那根荫茎模型。

“为什么呢？我上一次的心电图……”

“您上一次的心电图完全正常。”

“那好！”

“它是一年前的了。”贝茨站起身，开始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生育神对面立着一尊生殖女神，球形的肚子和垂吊的Ru房。贝茨大夫走在他的宝贝之间，像是在进行障碍划艇。“您听我说，卢卡斯先生，您四十八岁，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

你以为是在对谁讲呢？我想。

“您吸烟很凶，是吧？”

“相当凶。”

“多少？每天四十支香烟？五十支？”

“或许已经六十支了。”

“戒掉它吧。”他在我面前停下来，直视着我说，身上散发出薄荷和某种昂贵香水的气味。“立马戒掉。您别再吸烟了。香烟或者别的什么都别再抽了。这样做不容易，但我要求您这样。否则……”

他明显地犹疑着。

“否则怎么样，大夫先生？”

“否则一年之后您就得申请提早退休。如果您运气好，还能活过这一年的话。”

我跳起来，跟他撞到了一起。

“怎么回事？心电图真的这么糟糕，让您……”

“您请坐下。您的心电图是糟糕，不是灾难­性­的糟，但是跟一九七一年的相比非常糟。”他开始向我提问，我不得不全以“是”来回答。他是位好大夫。环球保险公司不找笨蛋。

“您常发作吗？”

“发作？”

“我指的是心脏病发作。那真正的疼痛的发作，伴有盗汗、气短和恐惧感，非常强烈的恐惧感。”现在又轮到办公桌上的那根荫茎了。

“那么这就是……不，大夫，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真实！从来没有过！”

“真没有？”

“我为什么要骗您？”

“这个问题问得好。”他说。

“您听我说，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合同。如果我退休，我将得到我的薪水的五分之四，我有一份非常高的薪水。我为什么要撒谎呢？”但愿他不去打听，我想。我刚刚是在撒谎。如果我退休，我只能得到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我得不让他警告环球保险公司。

“那好吧，那么，您也没有发作过心绞痛？”

“叫什么？”

“心绞痛。供血严重不足引起的发作。如果您继续抽下去，您就会有这种发作，这我保证。我可以告诉您，那很不好受。”

“我不吸烟了。我将竭尽全力，大夫。”

“您到底还能不能好好地走路？”

“这话我不明白。”

“脚怎么样？它们疼吗？”

“不。”

“走快也不疼吗？”

“从不，不！”

“特别是左脚？”一根手指不停地敲着荫茎模型。

“一点也不，大夫。”我笑。我永远不会笑不出来。

“左腿抽痛。”他坚持说。现在，手指在真正地敲打了。

“没有啊！”

“好像左脚沉重的感觉，甚至像铅一样沉重。”

“要是有，我早就对您讲了，大夫！”

“是啊，您会讲吗？”他盯视我良久，然后走近窗户，望着窗外的雨。“左胸侧抽痛？”他问。

“没有。”

“在左胸侧，放­射­到左臂和左手？”

“此生从未有过！”

噢，“香港希尔顿”，噢，瀚园，噢，“慷慨的花园”！

“您说说，卢卡斯先生，那种突然间老了的感觉，您也从来没有过？”

我傻笑。

“老？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健壮！今天下午我飞往戛纳。十四天前我还在香港。老？可笑！”

“这不可笑。”他低声说。我突然发觉，我映在窗玻璃里，室外­阴­沉沉的。办公桌上点着一盏台灯，它的光线落在我身上。原来贝茨能一清二楚地看见我，虽然他背对着我。“您有过虚脱发作。”这是一个结论。

“从来没有！”

“眩晕发作？”

“从来没有！”

噢，上帝，他祈祷我有全部的症状。

“头痛？”

“此生从未有过。”

“疲劳，­精­力不济？”

“您去问我的上司！我还从没像去年­干­得这么多过。”

“是的，正是。”贝茨说，然后他叹息一声，“您对炎热敏感吗？”

“从没敏感过。”

我心里越来越难受。我继续愉快地傻笑，因为他正从窗玻璃里看着我。

“您很难集中­精­力吗？”

“一点也不。”

他转过身来，像一位滑雪选手那样从雕像旁滑过，穿过宽敞的房间，把墙上的一只面具挪正，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去。

“那好，卢卡斯先生。也许您对我讲的是实情……”

“您怎么可以这么说！”

“别。请您别故意激动。”他非常严肃地望着我，“也许您是在撒谎。这我不知道。我无法看进您的大脑。我只能看这张心电图。您飞往戛纳？”

“我必须去戛纳。”

“没有人必须。”

“事情非常急。”

“如果您死了，就什么也不急了。”

“大夫，真的，请您别这么讲！我感觉自己十分健康！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精­力旺盛，前所未有的年轻，前所未有的休息充分。”全是谎话。我究竟为什么撒谎？我为什么不放弃，说出事实？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取消我的工作，很可能让我退休。到时候我就得靠少得多的钱维持生活。在卡琳身旁，一直呆在卡琳身旁。

“那好吧，”贝茨大夫这时说，“咱们没有进展。您飞往戛纳。请您真正戒掉吸烟，要不然您有生命危险。所有这些据您称还从来没有过的症状，您都会有，我向您保证。您若有过它们，反倒会更好。”

“为什么？”

“那么您就会生活得更理智些，肯定会戒掉烟。不过随您便吧。在南方的戛纳那里，毕竟气候有变化，工作辛劳，如果在南方的戛纳出现了这些症状或者发作了，请您立即回来。”

“这我向您保证。”我说，心想，我会坏事的。

“您没必要向我保证。我有义务将我的检查结果向公司汇报。他们到时候是不是还继续让您去戛纳，这我不知道。”这很严重。“不管怎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事关高级管理人员和很难有人取代的高层雇员时公司才听从我的建议。”这听起来已经好些了，“您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必要时有人可以代替您，是不是？”这听起来很好。

“是的，”我说，“必要时肯定会。必要时每个人都会有人顶替。”

现在我得问点事：“心电图显示的到底是什么啊，大夫？您以为我的脚和心脏会有什么毛病呢？”

“我已经对您讲过了，血流障碍。如果您有这种病的话，就叫做间歇­性­跛足。”

他也有他的按摩荫茎的嗜好啊，我想。他是不是阳痿呢？

“没有什么对付办法吗？”

“有。别吸烟。服药。”

“哪一种？”

“既然照您说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症状，我就给您预防­性­地开一些。”他开处方，撕下那张纸，盖上章，从办公桌上递过来。他给我开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一年来每当胸口和胳膊疼发作时我就服这种药。真滑稽。这他妈的太滑稽了。“如果发作，请您服一至两粒药丸。咬碎。另外，我再给您开上另一种药。正如所说，我不知道您讲的是否实情。”

“您听着，大夫，您不能一直硬说我是在向您撒谎……”

他陡然站起身。

“请您现在原谅我。十二点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一路顺风。”

他伸给我的手是冷漠的、­干­巴巴的，没一点力气。另一只手按摩着那只硕大的荫茎模型。真是个怪人。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的世界。

“可它总不可能又涨价了！这已是它今年第三次涨价了。一开始一瓶才五点九马克，现在它要七点七五马克。怎么会有这种事，娜妮塔小姐？”驼背老妪身穿灰大衣，灰脸灰发，双手上布满­色­斑，穿着磨损了的龟裂的鞋。她的头颤抖不停。她不时地咳嗽。那是一种相当恶心的咳嗽。我走进去时，药店里只有老妪这一名顾客，她的对面站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身穿白大褂。这是我常去的那家药店，就在我的住处附近。我看到老妪和姑娘之间的玻璃柜台上有一只盒子。老妪不注意我。她手里拿着一把伞，伞合着，雨水从雨伞滴落到地面的砖上。

“很对不起，普拉沃斯夫人。”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说，“我确实很为您难过。就像样样都在涨价一样，所有的药品也将涨价。”

“可我少不了这止咳糖浆，这您是知道的，娜妮塔小姐！您认识我好多年了。这种止咳糖浆医疗保险公司不付钱。因为它太贵了，我的医生不能为我开。因此，我得自掏腰包买它，既然它是唯一有效的药！”那位老妪直到这时才注意到了我。“对不起，先生……”她骇人地咳嗽。

“不要紧。”我说，冲着她和那个叫娜妮塔的姑娘微微一笑。娜妮塔也冲我微微一笑。我们相互认识好久了。那老妪非常辛酸地说：“假如只是止咳糖浆还好！可一切都在不停地涨价。­干­脆就是什么都在涨。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以及垃圾清理，随你点什么。哎呀，老天，对了，还有‘路易森赫’。”

“谁？”我问。

“那——我耽搁您了，先生。”

“哪里。”我说，心里想，要是勃兰登伯格拿到了贝茨博士的检查结果，他说不定会招我回头，“什么是‘路易森赫’？”

那老妪讲的时间越长，就越急促，脸抽搐着，生活的痛苦攫住了她。

“‘路易森赫’，这是一家养老院，一家私人养老院。很漂亮，非常安静，在一个公园里。我一直想去那里。多年来这就是我的梦想。在那儿有个房间，哎呀！”

“是啊，怎么样了？”我说。如果他们把我赶出来，我得跟卡琳生活，病恹恹的，那我会成个什么样子？我受得了吗？我想。

“彻底破灭了，”普拉沃斯夫人说，“那是一种邪恶，是人类的一种可怕之极的邪恶。您瞧，我丈夫，愿上帝保佑他，他从前在邮局工作。我退休了。我的奥托，他死去两年了。他省吃俭用，我把他的钱继承下来了——那是一万零六百马克。我把它们存起来了，不是吗？因为我想，不然我就会把它们花光……我的钱足够用，好让我能在‘路易森赫’买间房。”

“普拉沃斯夫人，”娜妮塔说，“您不可以老因为这事激动。”

“我不得不老因为这事激动！”老妪叫道，“是这位先生问我的！或者是您没兴趣听下去？”

“当然有兴趣。”我说，给娜妮塔一个手势，说明我不急。这位老妪已经在接着往下讲了：“您看看，我本想买下一个房间，好让我能拥有到最后一刻。我想靠我的退休金来支付护理费和其它费用。我甚至每个月都从我的退休金里存一点到存折上，好让存折上的钱更多。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们给我的钱只有百分之三点五的利息。百分之三点五！贷款时他们要百分之八还多！人类怎么会这么邪恶？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给我们小人物百分之三点五，却索要百分之八，变得越来越富，给自己修建他们的大理石宫殿。”

“正是这样，可惜。”我说，略微思考了一下勃兰登伯格的暗示。我问自己，环球保险公司现在是不是欠下了大笔英镑债，好在贬值后获取暴利。“谁急需钱，他就得付百分之八。”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可即使那样，他也只能在有担保时才能贷到款。我没有担保。七年前，当时我差一点就成了。”她深深地叹息一声，用手抹抹眼睛。

“什么成了？”我问。

“在‘路易森赫’买下房间。当时他们一个房间要一点二万马克。这我紧巴巴地还是能凑齐。可当时没房间，他们让我等。等一年。一年之后他们就已经要一点四万了！而我仍然只拿到我的百分之三点五！由于物价上涨，我从我的退休金里能省下存起来的也越来越少了。这样一年比一年严重。您知道，他们今天一个房间要多少吗？一点八万马克！明年也许就是两万马克，谁知道呢？我永远也得不到它。不，我永远也得不到我的房间了。可大理石宫殿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您可以去一家社会福利院，”我说，“工人福利部门的或内政部门的。我相信，到时候社会局会帮助您。”

“可我不想到那里去！我对您讲过，我的丈夫是在邮局工作的！我们曾经有过十分漂亮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漂亮房间。这要求太过分吗，先生？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它？为什么‘路易森赫’越来越贵？为什么我只得到百分之三点五？是谁让一切这样的？”

“这很难解释清。”我说，心想，如果普拉沃斯夫人的存折上存有几十万马克的话，她肯定就会得到她的百分之六或七。“如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哪儿的银行都这么做，到处都是越来越贵。”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那位住在我隔壁的大学生也这么讲。您知道，他还说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他们解除了他的租约。”

“为什么？”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问。

“因为他讲这种事，”普拉沃斯夫人说，“这种事再加上其它的事。那些把房间租给他的人说他是个共产党。他博览群书，然后给人们讲书里写了什么。比如说关于不幸。”

“他对不幸怎么讲？”我问。在看过贝茨大夫并跟他谈过话之后，我非常疲乏，只希望我的飞机能在两个半小时之后起飞，再次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随便什么我能独自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喜欢独处。即使病倒了，我也说什么都不想让卡琳呆在身边，当我必须死时，就更不想了。

“他说：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老妪讲述道。

“布莱希特，”娜妮塔姑娘说，“这是布莱希特写的。”

“对，不错。那人就叫这个，那个大学生也提到过这个名字。这位布莱希特——他是个共产党吗？”

“他死了。”娜妮塔说。

“他是个共产党吗？”

“是的。”娜妮塔说。

“那以后我就不再跟那个大学生讲话了。”那老妪伤心地说，像痰堵住了似的咳嗽，“多可爱的小伙子。不是那种长着长头发的，您知道。剪短的头发，总是一身整洁，客客气气，帮我拿东西，打扫房子。冬天他帮我从地下室里取煤。我住在一幢旧建筑里，我们没有中央暖气。去年冬天煤也涨价了。可如果这个大学生讲这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就不能再跟他来往了。已经有人警告过我提防他。我不敢相信他也是个共产党。这下我不得不这样了，因为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我问。

“他们不承认私有财产。”老妪说，咳得很厉害，“他们说人人平等。他们剥夺所有的财产！给，七点七五马克。”普拉沃斯夫人说。当娜妮塔把装有止咳糖浆瓶的包装放进一只拎袋时，她从一个小钱夹里把一枚枚硬币数放到玻璃板上。“‘路易森赫’是不是还同意谈一谈，少要点，今天下午我就会得到消息了。据说那里现在又有了个空房间，当然是一间相当小的，很小。”

“我祝您成功。”娜妮塔说。

“谢谢。”普拉沃斯夫人说，“他们总是讲，那里有间小一点的，可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不，不，我永远不会看到它实现，我的梦想。”

我想：这个怀着想有个小房间的伟大梦想的小女人害怕被剥夺她的财产。英镑明天放开，到时会贬值百分之八。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估计，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因此我现在飞往戛纳，去查明古斯塔夫对不对。我想：赫伯特·赫尔曼能不能给这位普拉沃斯老妪解释，不幸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它呢？

三

雨还在绵绵不绝。

我跟卡琳坐在洛豪桑机场楼上的餐厅里。我们喝着茶，等着呼叫我的飞机。它没有被呼叫，而是一刻钟一刻钟地被推迟了。地面导航又一次引进了“按规定办事”。他们要求更多的钱，所有的飞机都因为这场怠工而晚点。餐厅、大厅和机场的所有候机厅里都满是疲累、神经质和激动的男男女女以及哭泣的孩子们。我们的桌旁还坐着一对美国夫妻。他们什么也没叫，欣赏着那男人从一只皮袋子里取出来的大量照片。他妻子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们低声交谈。卡琳和我坐在窗前，雨点打在大玻璃上。我透过玻璃望向停机坪和那里的飞机、加油车，一股雾峦弥漫在这一切上方，室外的潮湿随着湿衣服和湿鞋也挤进了餐厅，许多人在咳嗽或打喷嚏。

“请注意，”喇叭里一位姑娘的声音说，“荷兰航空公司消息，飞往伦敦的451次航班起飞时间将推迟约一小时。”这个通知用英语重播了一遍。

“瞧这儿，这是在宫廷酿酒厂。”那个美国人说，指着一张照片。

“真迷人。”他妻子说。

卡琳跟着来机场，只是为了再把车子开回城里。刚才是我驾驶“海军上将”车，她坐在我身旁。她气呼呼的，一句话也没讲。当我回到家时，我的箱子和旅行包已收拾好了。我如此典型地打破了我的诺言，却没有因此而发生争吵。我们相互没讲到五句话。现在，我们在这里已坐了一个多小时，等着，继续相互沉默。时不时有一架飞机降落或起飞，汽车把旅客运往飞机或者从飞机上接下他们。可这一切进展得非常缓慢，喇叭里老是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起飞时间继续推迟一刻钟。”

那声音又用德语和英语讲了这个消息。当卡琳出乎意外地讲话时，喇叭关掉了。

“祝你在戛纳顺利。”卡琳说。

“谢谢。”

我们俩都望着停机坪和窗外的雨。当我们讲话时，我们不望对方。

“只要你身体好就行，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我不回答。

“这是苏尔和我在上阿姆尔高。”

“瞧这张真漂亮！”

“你和你的肮脏的保险公司，”卡琳缓缓地大声说，“所有的保险公司都骗人。你助纣为虐。祝你愉快。”

“谢谢。”我说。

“我不信大夫会说你完全正常。”

“那你就问他好了。”我说。

“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告诉我。”

我仍然一声不吭。

“这是我们在普拉特。看这只巨大的空中转轮。”

“这不是很美吗？”

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又请求一位霍普金斯先生速去航空公司的柜台，他订的是全球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航班。

“我够了，”我妻子说，“我不再等下去了。这有什么意义？你反正一声不吭。”

我沉默。

“给我汽车执照和钥匙。”她说。

我把它们给了她。

“我到达后打电话。”我说，感到自己很蠢。

“行。”卡琳站起来。我也站起来，绕过桌子帮她穿上雨衣。

“生活愉快。”卡琳说。

“也祝你生活愉快。”我说，走出餐厅之前，她连看都不看我。我目送她，直到她消失。她没再转回头。我又坐下去，望着窗外的雾峦和雨。

“请注意，泛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停慕尼黑飞往罗马的875次航班起飞时间延迟约三十分钟。”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说。她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我四十八岁。

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说不定再过两年我就死了。或许早死了。但也许我还要活上很久。我有病，这我现在确切知道。病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也许很严重，也许不太严重。无所谓。我一生中工作得过多了。我挣得够多了。我有一幢漂亮的房屋，摆满了好看的东西。我跟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活在那里。我曾经爱过这个女人。不，那不是爱情。那是欲望。在我的欲望里我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持续了不到三年。除此之外，我在生括中从没幸福过。不是吗？是的，就是。作为孩子，我有过幸福的少年，有许多能跟我玩的朋友。我有一只小狗，跟它在一起我是最幸福的。它被一只卡车压了。它没死，只是受了重伤，看得出来它必然会死。许多孩子围在我和我的狗周围，在街上。悄无声息。我从建筑工地上取来一块花岗岩，在我的狗身旁跪下，再一次抚摸它的头。他舔我的手，然后我举起石头，用它敲碎了我的狗的头颅。我不想让它再忍受痛苦，可别的孩子全都大声叫喊，群起殴打我，然后跑开了。他们回家后讲述发生的事情，从那时起，没有哪个孩子还能跟我玩。我父亲关了我一个星期禁闭来惩罚我。他们不允许我把我的狗埋在花园里，一家机构的车拉走了小小的尸体。我爱我的狗，因此我杀死了它。这也是一种永远不会有人理解的东西，我想。那之后我长时间为我的狗祈祷，愿它幸福，不管它身在何处。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祈祷过。噢，不对，还是祈祷过，在我发作时。可这不是真正的祈祷。我再没养过狗。我也有过朋友，战争中，战争后。当我结婚时，他们全都渐渐地疏远了我。他们不喜欢我妻子，我妻子也不喜欢他们。一开始我老是妥协，照我妻子的意愿行事，因为我疯狂地渴望她的­肉­体，想同她睡觉。后来我不再妥协，一意孤行。但我的朋友们已经消失了。我从事我的职业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我从没到过戛纳。这真是奇怪。究竟为什么？我总是去公司派我去的地方，尽量做好我的工作，或成功或失败，跟许多女人睡觉。也没有很多。大约四十个。最多四十个。其中大约有三十名妓汝，大约有十名已婚女子。妓汝总是很可爱。我从没爱过这所有女人中的那一位，我不相信她们中有谁爱我。对此我甚至敢肯定。因此，我四十八岁了，实际上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我不大可能再了解到了，根本不可能了。我对我的妓汝们非常满意。事毕你总是能立刻单独一人。为此我真想继续这么健康下去，健康得我能工作：为了能孤孤单单，远离家里。我跟卡琳没有生孩子。谢天谢地。在这么一种婚姻中我拿一个孩子怎么办？估计大多数的婚姻都跟我的相似，只是人们对此闭口不谈。我们也不谈。不，肯定也有幸福的婚姻。肯定的。真的被另一个人所爱，一定很美。那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但我也根本不想知道或了解，因为我本身不能爱，这点我在我的生活中已证实了。我很想再这样保持健康十五年，让我能看看世界能工作。单独呆在酒店、酒吧、飞机场、卧铺车厢或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只求速死。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死得迅速而不痛，或只是一瞬间。最好是那么一种发作让我死去。不会有人为我哭泣，卡琳不会。她为什么要哭呢？无论如何，我不想病到成为他人累赘的程度，最不想成为卡琳的累赘。病着听任卡琳的摆布，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可怕的念头。我父母死于心脏病。他们不得不长期受罪，两人都是。这我无论如何不想。如果在我身上疼痛和久病不愈也会拖上很长时间的话，我将想办法弄到毒药。这是我紧接着必须­干­的事：给我弄一种烈­性­毒药。也许在戛纳能行。有钱什么都搞得到。我想搞到它，那毒药，这样，如果疼痛太剧烈，或者那最后一件还能给我一点开心的东西，即我的工作也令我生厌时，我好随时服用它。我得有一种有效的毒药，快点搞到，因为我不知道，我至少还能过多久我现在过的生活。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您的经停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的消息。请乘客们通过14号登机口登机。”喇叭里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现在是十五点三十五分。我叫来侍者结账。

然后我上了汽车，它把我送到我的飞机。雨滴滴嗒嗒地敲打在车顶上。我们在暴雨中起飞。我坐在一扇窗户旁，可雨丝太猛，当飞行员将飞机陡然拉高时，我什么也无法看到。“禁止吸烟”的显示牌熄灭了。我机械地伸手摸我放在衣袋里的一盒香烟，然后缩回了手。不，不吸烟。我倒要看看，我是否真能做到贝茨大夫要求我做的。我的左脚开始轻轻地疼起来。我服下两粒药片。我身旁坐着一个带小男孩的­妇­女，小男孩仔细地观察我。他终于拽了拽我的衣袖。

“嗯，”我说，“什么事？”

“你为什么哭？”小男孩问。

“我没哭。”

“奥拉夫！”母亲说。

“可他真的是在哭，妈咪！”

我用手擦擦眼睛，发觉它们是湿的。

我想，多么奇怪。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哭过。我对那个小男孩说：“你知道吗，这是雨水？我在机场上淋湿了。”

他只是盯着我。

“什么？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那个叫奥拉夫的小男孩说。

10

我看到我身下的大海，它跟天空一样蔚蓝。

我们到达尼斯时，太阳尽管很低，但还在照耀。飞机远远地从海上绕了一个大弯降落。当它停稳下来，我们下机后，我有两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太热了，感觉无比的舒适。我还觉得是降落到了另一个世界上。阳光下，处处花团锦簇。这阳光不一样，跟我从前见过的所有光线都迥然两样。一种舒心的、很明亮的光线，令眼睛感觉很舒服，跟那空气一样。它和暖温柔，像洗了一次暖乎乎的澡。这里的人热情、友好，镇静自如，跟我在其它地方认识的人都不同。

我站在行李传送带前，虽然感到很热，我能深呼吸，每一次呼吸对于我都是一种无尽的善举。后来，当我坐在出租车里，在一条总是贴着大海的公路上驶往戛纳时，我想，这里一定可以生活。一直在这里生活。直到死。

我们驶过许多的海滩浴场，我看到浴场上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比德国人漂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其中肯定有德国人和其他的非法国人。但光线和空气加上融洽的气氛，会让人们变得更漂亮。我们途经一座跑马场，经过许多小棚子，棚子大多数是木头的，里面开有饭店。

“先生，您要是想尝尝这海岸边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您就应该来这儿。”出租车司机说。他指着海边一座漆成白­色­的棚子。我读到：“Ru房”饭店。“普罗旺斯鱼汤在别的地方也能喝到，但哪儿也没这儿好。”出租车司机说。天空像海一样蔚蓝，西天泛红，让远方一列长长的山脉的岩壁像火一样红彤彤。

“这是什么山？”我问。

“艾斯特莱尔山。”出租车司机说，“您要是有时间，也得坐车去那里一趟。您来这儿是出差吗？”

“对。”

“但您还是得抽时间到处看看。戛纳的整个四周围。巴劳利斯、比奥特、安提伯斯、格拉瑟、文斯、胡安派恩斯、圣特洛佩兹，那些渔村……这里美极了，先生。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地方主义。我本人也是在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之后才来这儿的。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那下面，在那里有一大笔资产。不得不走。您知道，人家称我们什么吗？”

“是的，”我说，“黑脚佬。”黑脚佬，法国人这么称呼那些不得不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同胞们。他以为法国能让他梦想成真，那个出租司机说，但是什么也没实现。为了养活他的家庭，他开出租车，而他曾经是个大庄园主。去北方他本来有更大的机会，但是他不能跟他的家庭去北方。他们需要这里的气候，这永恒的温暖，否则他们会生病。

我看到长满棕榈树、杉树、桉树和意大利五针松的大花园里有许多美丽的白­色­别墅。先是大海，然后是我们正行驶在上面的快速公路，接着就是铁轨。铁轨后面是山坡，漂亮的白别墅。它们当中有些已经很老了。有两列火车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这时候交通很繁忙。我们一小时后才来到戛纳。司机很快上了十字架路。这条路路面宽阔，中间用花草绿化带分开，绿化带里长满了许多棕榈树。一侧是白­色­的酒店宫殿和别墅在熠熠生辉，另一侧是大海。姹紫嫣红，蓝的、红的、黄的、紫的、橙­色­的。我感到我开始冒汗了。即使本地人有可能已适应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温，跟杜塞尔多夫相比，这里还是热得很。我看到的男人多数穿着裤子、拖鞋，裤子上面套着衬衫。­妇­女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套装或轻便服。我看到，在花园里的大别墅和庞大的酒店之间是低矮的白­色­建筑，里面开着商店和饭店。司机为我沿途讲解。在“卡尔顿”酒店前，他指着一处海滩，那里躺着的都是男人。

“这里是同­性­恋海滩，”他说，“这儿非常公开。”

“戛纳同­性­恋很多吗？”

“那当然。”他说，“话说回来，全法国都没有这儿这么多的漂亮女人。先生，您会看到的。”

我们到达了“庄严”酒店。它的位置有点偏离十字架路，一条宽宽的白­色­公路通向酒店，绕过一座鲜花怒放的花圃。我的箱子被提下来，我付钱给司机，四顾张望。站在酒店门口，大门左侧有一座大平台。此刻那里已差不多坐满了，人们正在喝他们的开胃酒。平台前面有个游泳池，纯白­色­大理石的。还有几个人在游泳。酒店专用路的一条岔路通向地下车库。我越过十字架路上永恒的车水马龙望向海面。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艘船，我看到了无数帆船。它们的帆被落日映照得血红。我就这么伫立了很久，欣赏着大海、棕榈树、愉快的众人和瞬息万变的天空，直到总台的一个人走近我跟我讲话。

“您是卢卡斯先生吗？”

“对。”我从一场温柔的白日梦里醒过来，答道。

“欢迎来戛纳。”那人微笑着说，“我可以领您去您的房间吗？”

我点点头。他带路。我不停地回头，欣赏棕榈、鲜花和大海，我确实看到了如花似玉的女人，也有许多潇洒倜傥的男人。

11

“卢卡斯先生，您这么快就赶来，真是太好了。”路易·拉克洛斯说。这位“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的“行政首长”的代表，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名字讲得像是“吕卡”。我是在“庄严”酒店里从我的房间里给他打的电话。这套房朝向十字架路，朝向大海，打电话之前，我还冲了个澡，然后赤条条地坐在床沿上，观看太阳越落越低，艾斯特莱尔山的岩石先是变成金­色­，后是银­色­，最后变成水淋淋的蓝­色­，一种逐渐变暗的蓝­色­。戛纳的天­色­还很亮。

“您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先生，通知说您来了。我们的人仍然在出事地点。包括我们的炸药专家，海军少尉维阿拉，您很快就会认识他。”

拉克洛斯是个矮小、细瘦的男人，动作敏捷，理解力强。在证实了我能跟得上他之后，他讲话也非常快。他的工作岗位紧靠旧码头，从他的办公室的窗户我能望到外面的无数帆船，它们相挨着停靠在码头里。光秃秃的鱼网冲向天空。不见游艇，但是有许多摩托艇。

“这是些什么船？”我问拉克洛斯。

“这些是‘小艇’，它们从马利提姆码头开往岛上。去那些小岛上。”

我望见马利提姆码头后面有一块海滩。在白­色­的沙滩上停放着渔船，大网摊晒着。那里站有许多男人在玩球。

拉克洛斯注意到我的目光。

“这是一种愉快的游戏。”他说，“从前，这些人在那边的自由大街梧桐树下有他们的球场。可后来那里铺上了沥青，改建成了一座停车场。因此，这些人现在不得不在这里玩。”

“你们调查到了什么程度，先生？”我问，脱去上装。我在酒店里挑选了我的最轻便的西服，可是它也太厚了。我感到我淌汗淌得厉害。

“还没有多大进展，先生。那是一场威力难以想象的爆炸。”拉克洛斯给我看一组照片。我看到废损部件散布在一大片水面上。

“一颗炸弹爆炸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没这么严重，没有。”拉克洛斯说。他长着一缕小胡子，讲话时经常扯它，手指被尼古丁染黄了。他不停地吸烟。他也马上给我敬烟，但是我拒绝了。我还能忍受，我感到吃惊，根本感觉不到想吸烟的愿望。

“那么您认为是一场罪行了。”我说。

他点点头。

“是的，卢卡斯先生。您的公司恐怕得付钱。”

“你们还没有线索，是谁会犯下这桩罪行吗？”

他扯着他的小胡子。

“还没有，先生。”

“您相信赫尔曼会有仇敌吗？”

“您怎么想？”矮小的拉克洛斯问。

“我不知道。赫尔曼是位银行家，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权势者总有仇敌。”

“赫尔曼夫人也这么讲。”

“他妹妹？”

“对。我们当然跟她谈过。不太多，只短暂地谈了一下。她彻底崩溃了。这位夫人长期生病。她身边一直有一个护士。她告诉我们，上星期三，也就是十一天前，她哥哥来到了这里，­精­神彻底垮了。一定有什么深深地震撼了他。”

“是什么？”

“赫尔曼夫人讲，她不知道。他没跟她谈论此事，她说。他只讲，他得去科西嘉。有……呢……这件事，跟赫尔曼夫人交谈，有些困难。如果您需要她的话，您将会见到的。”

“您认为有可能是赫尔曼自己引爆了游艇自杀，因为他正处于一种没有出路的处境之中吗？”

拉克洛斯不解地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没有出路的处境，先生？”

“一种经济上的。”

“先生，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赫尔曼是贵国最大最有威望的银行家！”拉克洛斯仍在吸烟，烟蒂的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因此，那些手指也全是黄的。

“是的，”我说，“正因为如此。”

“这我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不，完全不可能。我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能。”

“您觉得什么最有可能呢？”

“谋杀。”

“谋杀？他的一个敌人？”

“不是，”矮个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吐出烟，“他的朋友之一。”

12

“他的朋友们？”

“是的，先生。这也是赫尔曼夫人的观点，那个妹妹。她很古怪，不肯承认，但是她讲的话令我深思。”

“她讲什么？”

“依照她的观点，是她哥哥知道了某个他所信赖的人，一个朋友，卑鄙地欺骗了他，让他上了当，他们之间有银行业务往来，因此赫尔曼才如此激动，因此才突然到来。赫尔曼夫人认为，一定是赫尔曼朋友圈子里的某个人，为了自救，别无出路。”

“可这人为什么不用其它方式杀死赫尔曼呢？为什么要让十一个无辜的人同时死去呢？”

“赫尔曼夫人认为，正是为了排除谋杀的怀疑。”他那发黄的手指玩着小胡子。

室外，光线正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幻。­阴­影来了，光线变弱了，第一盏灯亮起来了。旧码头浸在蓝­色­、赭红、灰­色­、白­色­、紫罗兰­色­和深绿­色­里。

“除了船员，游艇上的其他人都是谁？”我问。

“两对夫妻，”拉克洛斯说，“弗朗茨和克拉拉·比奈特夫­妇­，保尔和巴贝特·西蒙夫­妇­。他们的别墅在这里。比奈特是瑞士人，跟赫尔曼一样是银行家。西蒙在里昂有一家大工厂。”

“一家什么工厂？”

“电子仪器配件供应厂。”

“有家庭吗？”

“当然有。但他们没来这里。他们远远地跟踪着我们的调查。我是说，没有嫡亲亲属，没有子女之类。尸体我们不是没法打捞吗？只有零零碎碎的尸体，已经火化掉了。火化之前，尼斯的法医研究所当然对这些碎尸详细检查过。所有的碎尸只得出一个线索。”

“哪一个？”

“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剧烈的炸药炸的。”

“给您印象最深的念头就是他的朋友之一犯下了这桩罪行，是不是？”

“对，先生。您瞧，赫尔曼夫人告诉我们，这些朋友每年至少在这里住好几个月，他们全都跟她哥哥有生意往来。她马上就对我们这么讲了，因为她认为，我们会最先确定此事。我们也已经证实过了。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会。富得不得了的人们。全来自企业界和金融界。我们业已拜访过他们，恳请他们不要离开戛纳周围。他们答应了。”

“这些人叫什么？”我问，取出我的笔记本。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名单。”矮个子拉克洛斯说。他推给我一页纸。

我读道：

约翰·基尔伍德，美国人，石油。

加柯摩和比安卡·法比安，意大利人，重工业。

马尔科姆·托威尔，英国人，军事工业。

克劳德和帕斯卡勒·特拉博，法国人，酒店集团。

若塞和玛丽娅·萨冈塔纳，阿根廷人，­肉­罐头。

阿塔纳西奥和梅丽娜·泰奈多斯，希腊人，船主。

“没德国人。”我诧异地说。

“没有，没德国人，奇怪，是不是？因为赫尔曼毕竟是德国人。”

“对，正是。”我说。

“这些人，”拉克洛斯压抑地梳理着他的小胡子说，“无一例外全是亿万富翁。他们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卢卡斯先生。他们不常住在这里，除了赫尔曼夫人。特拉搏夫­妇­在巴黎附近有一座宫殿。其他人在全世界各处有他们的宫殿、别墅、套房和大牧场。他们只是来这里做客。这里是富人的世界，先生。但不是像那里聚集的这群人这种类型。这些人比全法国、全欧洲都更富有，富得令人难以想象。你很……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的大脑和行为，先生。”拉克洛斯拿起一本打开的书，“我正在阅读一本新版的有关海明威的书。其中有许多他的谈话。我发现了一则，觉得它对您、对我、对我们大家都特别有意思。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跟海明威谈论‘大富豪’。他说……”拉克洛斯嘴叼香烟，大声朗读，“……他们不同于你和我。他们拥有财产，早早地享受，这自有其后果。我们吃苦时，他们温存，我们信任时，他们讥讽。你若不是天生富有，就很难理解这个。在内心深处，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强，我们得在生活中自己寻找补偿和出路。即使他们深入钻进了我们的世界，或者深深地沦落到我们中间，他们仍一直以为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不一样。”

拉克洛斯抬起头。“您想知道海明威听了以后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他光是说：‘不错，他们钱更多。’”

我笑了。

“回答得很幽默，不错。”矮个子拉克洛斯狡黠地说，“但也仅仅是幽默而已。菲茨格拉德说得对，富人们不一样。直到现在我才不得不真正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天，因为上司不在，就得有这些事。我只不过是代表他而已。而现在一切都落在我肩上了。”

“您要巴黎派高级官员来吧。”

“我已经要了。谁知道他们何时来？谁知道是谁来？”他几乎是恳求地说，“您同意我的看法吧？办这种案子得特别特别的小心才成，对不对？”

“肯定的，拉克洛斯先生。”我说。

“单看看联邦德国和美国吧。在美国，一小撮人私分了人民的财产。他们控制经济，­操­纵政治。您知道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二点五的人控制着三分之二的经济吗？在您的国家，先生，百分之七十的生产总值­操­纵在百分之一点七五的人手中。经济的集中生产让这些‘大富豪’富上添富，通货膨胀的发展只波及工薪阶层，哪里都一样，富豪们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还是上涨的！”

我想起杜塞尔多夫药房里的那位老妪，她曾经问我，为什么一切都越来越贵。

“当赫尔曼先生到达时，赫尔曼夫人和特拉博夫­妇­早就在这儿了。所有其他人相跟而至，比他先到或晚到两天。”拉克洛斯说。

“是赫尔曼叫他们来的吗？还是他们叫他来的？”

“我不清楚。”路易·拉克洛斯这位代理说，“我们正式听到的是他们相约而来，为赫尔曼先生欢庆六十五岁的生日。但这是否是真的……”他重重地叹息一声，“这些人是如此的有权有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您，一位警察，都这么讲？”

他只是点点头。

“对，我，一名警察，这么说。”他望向旁边，眯细眼睛，好像烟钻进眼睛里去了，“他们如此有权有势，他们……”他打住了。

“能毁掉每个人和他的位置——您想说这个，对不对？”

“您知道，先生，”这位“行政上司”的代表说，“我妻子和我，我们长期省吃俭用。我们刚买了一座小房子。当然还没付钱，背了一身债。但这房子处于绿丛中，不再是城里的那种热死人的住房。我有两个孩子，卢卡斯先生。儿子在上中学，他想成为物理学家。我女儿才五岁。我们是个幸福家庭。对于那些我现在要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只是一堆垃圾。他们跟我讲话，真是个奇迹。”又一支香烟……

“他们必须跟您讲话！您代表着法律。”

“啊哈，法律，”拉克洛斯说，“哪一种？我的还是他们的？”

“只有一个法律。正义的法律。”

“您说得可真动听，卢卡斯先生。要真是这样倒好了。这些人习惯于跟总统、皇帝、国王和类似的人一起将生活安排得合他们的意。请您别误会，卢卡斯先生，我不眼热他们的财富。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谨小慎微，过分侮辱了他们，那我就会收到来自巴黎的电话。没什么严重的，没有。我只是被解职了，另一个人将来接替调查。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戛纳当警察常常很困难。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来这里。我们的官员和警察太少了。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的警官要求五十五岁退休，这是事实而不是例外！他们再也­干­不下去了，卢卡斯先生。我五十六岁。我还能够。但是我……”

“但是您担心您在一两年之后­干­不成了。”我低声说。

他捻着他的胡子根，眺望窗外的许多船。

我做了一件怪事。我对我刚刚认识的这个人说：“我也有这种担心，先生。”

他沉默地望着我，我们俩好一会儿无语。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也向尼斯的司法警察局求助了，请求巴黎让经济警察来查查这些人。我独自一个人权力太小了。您也是，先生，包括您的保险公司，虽然它很大。我们这是在跟亿万富翁打交道。跟统治这个世界的财富，几乎跟全部的财富。这不是普通的谋杀，肯定不是。”

“如果您通知了巴黎，那么，那些大人物、部长和政治家也会盯着您。”我纯粹是作为钓饵说的。他果然回答了：“但愿如此，先生，但愿如此。”

他看上去更矮小更虚弱了，眼睛望着双手。一个姑娘的笑声从外面钻进来，然后又静下来了。路易·拉克洛斯热乎乎的办公室里一片阒静。我吐烟时才察觉，我点着了一支烟。

13

“此案中唯一的一个不是亿万富翁的人是昂热拉·黛尔菲娅。”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说。

“那个也坐了船但是幸免于难的女人吗？”

“对。”

“她为什么要留在科西嘉？”我问。

“她在船上闹肚子，后来，返程时她太难受了，也太虚弱，不能跟其他人同行。眼下我们的一艘船把她从科西嘉接回戛纳了。”

“昂热拉·黛尔菲娅，”我说，“这女人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属于她吗？”

“哎呀，什么也不属于她，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说，“我是说，她当然富有，但她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工作变富的。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她在戛纳这儿是个名人。”

“为什么？”

“她是一位著名的女画家，是个享有国际­性­声誉的画家。我感到奇怪，您还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从没听说过。”

“奇怪。她画这个城市的头面人物，画来到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名人。画一张肖像就有理由收取许多钱。您知道吧，她给谁画像，那是一种荣耀。”

“结婚了吗？”

“没有。三十四岁。了无牵挂，完全自由。一个机灵的女人。我今天上午跟她谈了很长时间。她认识新贵、旧富、假绅士、百无聊赖者和吃饱了撑得慌的人们……也许您该尽快跟她谈谈。她有许多健康的人类理智。她也讲德语。”

“她住在哪儿？”我问。

他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它们写下来，嘴角叼着一支烟。然后我对他讲，明天早晨我会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们有了什么新消息，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他点点头，向我伸出被尼古丁染黄了手指的手。当我在门边转身时，他已经又坐在了他的办公桌旁，头撑在双手里，像个老头似的。他肯定又在想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还没付款的房子，想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和退休命令。我也突然想起此事来。也许过几天，当贝茨大夫的体检结果全部出来时，我就会被召回。这也是一个美妙的念头。

四

14

天暗了，但还是很暖和。我徒步从旧码头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虽然我已经脱去了我的上装。我的双脚火烧火燎的，但只是因为那沉重的鞋在让它们受罪。此刻万灯齐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顺着艾斯特莱尔山脚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灯了。其中有三艘灯火通明，上挂灯光彩带，倒影在水里闪烁。

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Сhā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汝。一个高级妓汝，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汝。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茓­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茓­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相当肯定地视为正经人。七比五，如果赫尔曼和他的客人们都是凶手的话，但是这完全没有依据。假使这是有依据的，这比例真不赖。多么无聊，我想，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只还想着威士忌。它是一种多么让人愉快的饮料啊，是一种多么让人神清气爽的饮料啊。

16

“贝尔纳德街，”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巴黎宫。C区。”

“没问题，先生。”他说着就开动了。他驾驶的是一辆特大型雪铁龙车。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这地址我是从倪科尔的名片上得来的，上面除了她的名字和准确的地址外还有区名：佩帝特区。

我们沿十字架路开了一小段，来到塞贝路。在这里，司机陡然拐进去。我望向窗外，试图辨认出街道牌，因为我想尽快多熟悉这个城市。我们横穿过商店林立的安提伯斯路，经过戛纳那座讨厌的小火车站，来到了宽敞的卡尔诺特林­阴­大道。司机沿着它向北开去。宽显示盘上有一只闪烁的罗盘，小巧玲珑，这样我就可以辨清方向。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上，总消防队的大楼就在它旁边，左拐进圣简街，然后拐进贝尔纳德街。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豪华地区。这个“巴黎宫”是许多住宅区之一，净是高楼大厦，部分建筑风格出­色­，飞檐翘壁，宛如城堡。它们耸立于内城上方的山坡上，代表了戛纳的形象。这些城堡里肯定住着数百人——非常舒适。豪华的住宅区总是地处绿化地带，有些在大公园里。“巴黎宫”也这样。司机让我在C区前下车。在这儿他可以在一座停车场上调头开回去。这幢建筑相当高大。公园里长有棕榈树、杉树和松树。月华如水，我眺望灯火通明的城市，眺望大海、港口和那里的无数灯光。现在空气清新些了。我深呼吸。我从一座游泳池尾端走向C区亮堂堂的大门。当我看到那两个家伙时，我都快到大门口了。他们原先站在两棵棕榈树后面，此刻向我扑过来。一个人把我的胳臂拧到背后，紧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捂住我的鼻子，使我不得不张开嘴巴，于是他塞进一块湿布。我又认出了这家伙。他就是晚上在十字架路上找我借火的那一位，太和气太英俊的那个人。他仍然显得太英俊了。我嘴里塞着布团，发不出声，他开始猛击我的胃、腹部以及它下面的部分。他使劲地揍，动作幅度很大。此时此刻这上面不见人影。两个家伙急急忙忙。那位太英俊的出汗了。我也是。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爆裂，内脏涌出来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足三分钟，然后他们揍够了。我失去了知觉。

17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仰躺在草里。随着第一口呼吸，我感觉到胃在翻涌。我从嘴里取出布团，猛烈地呕吐。然后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我的膝盖承受不了我。我四肢着地，爬向那座大型游泳池和一只水流不息的水龙头。我冲洗我的嘴，把头伸到水下，直到它冰凉。同时我小口呼吸，担心又会失去知觉。我全身痛得要命。我坐起来。我所有的口袋都空了，有些袋子的衬里吊在外面。我的西服里除了一块手帕和四张十法郎的票子，再没别的了。我擦­干­脸，站起来，旋即又倒了下去。我再一次尝试，第三次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我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双手摁着腹部，走向C区的大门。我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跌倒的感觉。我扶着白­色­的墙，慢慢地往前挪。大门口的玻璃门敞开着。这里灯光明亮。我坐电梯到七楼。我回想起来，在倪科尔的名片上提到过七楼。电梯停下了。我几乎是跌出去而不是走出去。一条过道……三扇门。名片上写的是612号房。这就是了。门上没有姓名牌。我按门铃，没反应。我再摁，没反应。我按住电铃，让手指摁在按钮上不放。大约两分钟后，门后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声音变大，门被拉开了。由于我是一只手扶着门，门一打开，我就跌了进去，直接跌进一个瘦高个男人的怀里。这人大约四十岁，看上去很普通，头发稀疏，穿着一件蓝红条纹的睡衣，右手举着一支手枪。手枪的枪口直接顶着我的腹部。

“混蛋。”那人说，把我顶开。他很有力。我飞向过道里的一堵墙。那个拿手枪的人不信任地盯着我，看着我摇摇晃晃，靠在墙上，手指张开，胳臂半伸着寻找支撑，以免跌倒。

“您拿开这家伙。”我说，因为他还瞄准着我的胃。

“这一带每天都发生入室偷盗案。”那个穿睡衣的男人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帮助自己。我有持枪证。我可以冲您的腹部开枪，然后再冲墙。我会对警察说，我先是想冲墙开一枪吓唬吓唬，后来就冲您开枪了，因为您继续进逼。”

“请您别讲这种废话，”我说，“我不是窃贼。”

“是您这么说。”

“窃贼会摁门铃吗？”

“也许您有同伙，他们这时候正从屋顶下到阳台上……”他转过身，望进亮堂堂的大客厅。那里毫无动静。他又望向我。

“我是怎么打开门来的？”我问。

“那好吧，您不是窃贼。您喝醉酒了？”

“没有。”

“疯了？”

“也不是。”

“瞧瞧您的样子？湿淋淋、脏兮兮的。您出什么事了？”

“我被人打了，在这幢楼前面。”

“什么时候？”

我看看我的表。

现在是一点零五分。

“大约在一刻钟前。不，半个小时，您等等……”我慢慢地顺着墙滑到地上。我虚弱不堪。

“我叫警察……”

“不要。”

“要叫！当然要叫！得叫警察来！”

“他们起码还得一个小时才能来。他们什么也不会找到。”我不需要警察和公众知道。现在不需要。“请您给我点喝的。”我说。

“白兰地行吗？”

“行。”

他走开，拿回来一只大腹杯，里面有大半杯白兰地。我喝了一口，恶心死了，再一口喝光，这下我终于觉得好些了。我又站了起来。

“您要我怎么样？”那个穿着睡衣的男人问，“我叫达侬。阿兰·达侬。”

他望着我，但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我说：“我想跟莫尼埃小姐讲话。倪科尔·莫尼埃。”

“谁？”

“倪科尔·莫尼埃小姐。她住在这儿。”

“这儿住的是我。那女人叫什么？莫尼埃？从没听说过。”

“她一定是住在这儿。她的名片上是这么写的。楼号。楼层。房号612。她在等我。这儿不就是612吗？”

“不错。可这儿没人等您。”

“我的名片上有地址啊……”

“您给我看看。”

“我身上没名片了。那些打我的家伙把我的衣袋搜空了。”

“您听我讲……”

“不，真的。他们也拿走了我的名片。”

“您是外国人吗？德国人？”

“对。”

“她想­干­什么，这位……这位……”

“莫尼埃。”

“……这位莫尼埃要您­干­什么？”

“卖给我一点东西。”我说。

“什么？”

“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不清楚。”

他又重新怀疑地打量着我。

“您听我说，我不相信您，您也不相信我。我领您整个房子看一下。您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您的倪科尔·莫尼埃。”

他领我穿过整个房子。它很大，装潢得非常华贵，古代家具、地毯和织花壁毯。两间卧室。一间里面四壁和屋顶用镜子装饰着。顶镜可以通过一根绳子来调整。半张床乱糟糟的。他也领我看了两个厕所和两间厨房。

“哎，您看，这下您满意了吗？现在我又可以上床睡觉了吧？我必须准时离开。”

“可我不理解……”

“如果您没鬼，那就是那位夫人不对头。一个陷阱。毕竟他们在这里把您勒索洗劫了，是不是？”

“嗯。”

“在这座城市里您得小心。”

“您能给我叫辆出租车吗？”

“没问题。”他这么做了，“五分钟以后到。”他在放下听筒之后说。他把一扇大窗户的沉重窗帘打开。我们脚下是这座城市和海上的灯光。

“美不胜收的景致，对不对？住在这儿八年了，永远看不够。美丽的城市，但不是没有危险。您经历过了。”

“嗯。”

“钱，”达侬说，“您以为，如果将生活在这里的守财奴的财产加在一起，会有多少个亿？毫不奇怪，我们会有这种刑事犯罪。”他拿起一张报纸。我读到那是《潇洒马丁报》。

“您瞧，每天一栏。一整版。谁家昨夜被窃了，谁的车被偷了。谁受到了袭击。有多少只船上的发动机被偷了。每天都有这些栏目。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觉得，是天堂。不能再去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这您理解吗？”

“那当然，”我说，“当然。请您原谅这番打扰。我先下去等出租车。”

“随您的便。请您别生气……在这儿真的得小心。我家已经被盗过两次了。因此，我才得到了枪和持枪证。您有吗？”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从没拥有过一支武器。

“再来一杯白兰地吗？”

“不了。”我说，向门口走去。现在我又能勉强走了。我们再一次相互道歉。达侬固执地要坐电梯送我下去，我拒绝了。我独自坐电梯，出租车已经在等着了。

“‘庄严’酒店。”我坐到后座上说。

“行，阁下。”

当我们到达时，盛宴正进行到Ｇao潮。

我走向看门人，要我的房间钥匙。

“这要延续多久？”

“噢，到三四点钟，从来没人知道，卢卡斯先生。您现在想要您的保险箱的钥匙吗？”

“不，”我说，“您把它放在原地吧。”

“遵命，卢卡斯先生。”

在我坐车离开前，我将我几乎所有的钱、我的护照和所有其它的东西统统从袋子里取出，放进了保险箱。保险箱钥匙我交给了看门人，请他替我存在看门人的大保险箱里。如果您长期­干­这一行，您就会学到一些经验。如果您不学，那您很快就完蛋了。我给了看门人二十法郎，坐电梯去我的套房。我脱去衣服。我的身体已经变­色­了。明天看上去可就美了，我想，这时我想起来，现在已是早晨了。从卫生间出来，我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躺上床去。我看到海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的灯光。船灯有红的、绿的和蓝­色­的。

一支乐队的音乐从某个舞厅轻微地飘进来。我仰面躺着，回想倪科尔·莫尼埃在酒吧里玩的那朵红玫瑰。我在自称从没听说过倪科尔·莫尼埃的阿兰·达侬的房子里也看到了一朵红玫瑰。在那个有着许多镜子的卧室里，在一个角落里，半掩在一张小柜后面。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另一朵红玫瑰。

五

18

翌日早晨天气很热。当我喝茶吸第一支烟时，空气在客厅的窗外回荡。我本想不吸烟，但是我现在太紧张太激动了。我打算至少别抽那么多。我定时服用医生给我开的药。我身上变得紫一块、青一块、黄一块，疼得厉害。我穿上我最轻便的西服，但是当我九点钟敲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门时，我的衬衫已粘在身上，就像在汗水里洗过了澡似的。气候的变换和疼痛对我影响很大。我感到疲累、头晕、苍老。是的，非常老。

门开了。

“卢卡斯先生吗？”站在我面前的那位年轻女子问。她跟我一样高，头发红得发亮，棕­色­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像丝绸一样，脸形狭长，有一张美丽的弯起的嘴。她只穿着短裤和一件浅绿­色­的胸衣，胸衣在Ru房底下打了个结，没穿鞋。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身段，两腿修长。她的皮肤是深褐­色­。她笑着，笑时露出了实在很漂亮的皓齿。她的眼睛里留有一道伤心的­阴­影，即使在笑的时候。这伤心是我头一次见到昂热拉时率先触动我的东西。

“我不打搅您过久。”我说，走进一间小前厅，“我只有几个问题。”

“您可以问一个小时，卢卡斯先生。我对您讲过，我的客人十点才来画像。我的天，您全身湿透了！您快将您的上装脱掉。您解下领带吧！您在这里不能这样奔波，您会中暑的！”

“我带错了衣服。”我脱下上装解开领带时说。她将两者挂在架子上。

“您也脱掉您的鞋吧。”昂热拉·黛尔菲娅说。她语调平静，很实在，很自信。

我迟疑不决。

“您脱掉吧！”

我脱去鞋。

“咱们到平台上去。那顶上总有点风吹拂。”昂热拉说。她已经带头走了。我们经过一个书房，它的门敞开着。我看到画和植物。我跟在昂热拉身后，穿过一间大客厅。它布置得很现代派，­色­彩浅淡。一整堵墙，从地面到房顶，都被书遮着。我看到对面有一张橱，上面放着至少五十只各种材料做成的象，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很小的，很大的，鼻子一律上翘。我略作停留。我发现一只乌檀木的小象最漂亮，它胖乎乎的，让人感觉很滑稽。我想起我在杜塞尔多夫的家，但只是一闪念，因为昂热拉走得很快。我走时全身都疼。客厅里有一台大电视机。我们穿过暖房，这里的花盆里盛开着许多花，我看到了第二台电视机。昂热拉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还有第三台，在厨房里。我是个电视迷。尤其是新闻。我总是什么都听。中午电视，傍晚的电视，二十四小时节目，最早的新闻和最晚的新闻。几乎是全部。第一频道。第二频道。还有蒙特卡洛台。如果播放新闻时我必须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就可以继续收听。”她笑了，“书房里还有第四台电视机。疯了，是不是？”

“有一点儿。”我说，“也许是。”

我们走到室外的平台上，我吸气。这平台环绕着显然非常大的套房的两侧，肯定有这房子的三分之二大。我此生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平台，还从没在一座平台上看到过这么多的花儿，它们受到了­精­心护理。这个平台布置得也像个客厅。有躺椅、桌子和藤椅，一张巨大的太阳遮篷下有一个角落可以就坐，还有架好莱坞秋千。平台的地面是用蓝­色­和白­色­的地砖铺成的。这套房在最顶层。没人看得见这个平台里面。但一侧还是钉有一堵高高的木护板，是由相互交叉的、漆成白­色­的木条拼成的。几乎看不见木头，因为木条上爬满了常春藤、白花绿叶的茉莉花和九重葛。这种有刺的攀缘植物长着非常好看的椭圆形叶子，它的花有各种红­色­、紫­色­和橙­色­的­色­调。这些植物植根在长长的盒子里，在木护板的脚下。再就是鼓腹形的大陶罐，我相信，人们叫它们阿里巴巴罐。里面长着紫­色­的矮牵牛和大量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天竺葵。这些阿里巴巴罐一侧有孔，像小袋子似的。孔里面长出­色­彩千差万别的小玫瑰。昂热拉又察觉了我的目光。

“这种小玫瑰叫做‘惊玫’。”她说，“您知道，我也迷恋花。”

“跟我一样。”我说，细看长着红­色­和橙­色­唐菖薄的大花瓶。它们放在桌子上。春白菊或白或黄地开在陶制容器里，小云杉和其它装饰树长在桶里。这座平台真是个大花卉市场。我看到一张小桌子上放着用来修剪的剪子、植物保护剂、药和类似的东西。我看到水壶和一根管子。在茉莉和滨兰菊之间，有彩­色­的陶瓷鸟儿安装在本护板上——幻想的形象，一只野鸭子，一个鸽子。蝴蝶。“这是我在瓦劳利斯买的。”昂热拉说。这女人仔细观察着我。这恐怕是她的一个职业特点。“离这儿不远。那里生产各种古式的陶罐——自从一九五○年以来，在毕加索、皮格农和普瑞纳的影响下，瓦劳利斯肯定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陶瓷中心。”她讲得那么自然，无忧无虑，我都忘记了我的疼痛，深深地吸进那清新的空气。这顶上真的是和风习习。昂热拉抚摸一只鸽子。“这是毕加索送给我的。”她说，“他送了我这么一个礼物，我当然非常高兴，非常骄傲。您想喝什么！什么果汁？橙汁？还是宁愿喝奎宁水？苦柠檬？”

“苦柠檬。”我说。

“等一会儿！”她光着脚跑进了房子。我向前走向护栏，它朝向大海。我一生中见过许多漂亮的城市和风景——却从没见过这样一种。就在我脚下，坐落着戛纳和它的豪华住宅区、街道、旧房子和教堂。我实际上能毫无遮拦地望到大海。向左望是安提伯斯海岬，右边我看到艾斯特莱尔山。我看到那座大海湾的全貌，戛纳坐落在其中。我看到住宅楼之间的棕榈园和花丛，看到旧码头和左边的第二座码头，显然是座新的。那里停泊着许多游艇，有一部分相当大。在刺眼的阳光下，全城的所有建筑都白光闪闪。在蔚蓝的大海上，昨天的船只旁停靠了一艘美国的驱逐舰。我看到帆船、游艇和摩托艇，它们留下白­色­的泡沫轨道。海天一­色­，无际无涯，是的，漫无尽头。一架飞机从相距不远处飞过，很低。听不到隆隆声。这架飞机在尼斯上方准备降落。飞机很大。

“左边的码头叫做康托港。”昂热拉的声音在我身后说，“所有的游艇都停泊在那里。过去一点点您就能看到‘棕榈海滩’。”

我转过身。昂热拉递给我一只雾蒙蒙的杯子。“您的苦柠檬，加了冰和一块橙子。这样行吗？”

“好极了。”

她自己喝柚子汁。

“这上面真是太美了。”我说。

“是的，”她说，“我非常爱它。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晴天雨天。只要可能，我就呆在这外面。”

“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她笑了。

“如果我用不着工作，我会整天在这儿度过。就在这外面。”她站在我面前，我头一回感觉到了她的皮肤的清新的芳香。昂热拉不用香水。“您请坐。坐到遮阳檐下。您头上什么也没戴。这太危险了。”她戴上一顶布帽子，选了一张太阳底下的椅子。“这对我已经没影响了。但在这里我头上总要戴点东西。今天天气会非常热。您想知道什么，卢卡斯先生？”

“您能向我讲的关于赫伯特·赫尔曼的一切。”

“这没多少。”她笑望着我，眼角形成了小小皱纹。“我是通过他妹妹认识他的。我给他们俩画过像。先是妹妹。他的画像长期放在我这儿。他上周来时，他妹妹一定告诉他说，那张像没画完，还在我这儿。于是他来到这儿，一共三次。总是来一两个小时，如今画是完成了，而赫尔曼先生却死了。我得给他妹妹打电话。”

“我可以看一看这幅画吗？”

“当然。”她已经站了起来，领我走进房子。她走起路来出奇的轻盈敏捷，动作优美。我穿着袜子跟在她身后。现在我身上又疼起来了。画室很大。我看到了十几幅画了一半的肖像，一张大桌子上搁着画家的沾有涂料的白外套、调­色­板、颜料、画笔、松香瓶、画布和画框。昂热拉领我走向一幅没有镶框的肖像，它倚在一个角落里。“这里，这就是他。”

我打量那幅画。我自信对绘画还是略懂一点的，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昂热拉是个好肖像大师。这幅画只画了赫尔曼的头部。如果这幅画没被美化的话，那么，银行家赫尔曼的脸真是可喜可贺。从其它的画看，昂热拉不像是个会美化她的顾客的画家。我看到一个形象高贵的头颅，慈祥的灰眼睛，嘴角一缕友善的微笑，高额头，灰­色­的浓密短发。高贵，无比高贵——这就是这张脸给人的印象。

“他看上去­精­神饱满。”

“他看上去­精­神很饱满，卢卡斯先生。他是位绅士。”是吗？我想。“一位完美的绅士。”昂热拉略一沉吟，“这只是一种感觉，卢卡斯先生，只是一种感觉，您别太在意……”

“什么？”

“当我最后一次画他时，赫尔曼特别神经质和烦躁不安。有什么事在可怕地折磨他。”

“有没有可能是害怕？”

“是的，这也有可能。我……我……我的感觉，您瞧……我有一种感觉，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在这儿能找到安宁。有一回他对我这么讲过。他非常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因此，他经常带我坐他的游艇……这回也是。”

“一只吃坏了的胃救了您的命。”

“是的，”她说，“我真幸运。本来我也有可能死去。谁知道呢，是不是……”她迅速打住了。她眼睛里的­阴­影更暗了。

“您想讲什么？”

“没什么。”

“不可能。”

“噢，不，卢卡斯先生！咱们再去平台上好吗？”她不等我回答，就率先走出去，经过一间厨房，厨房门敞开着。我看到一大堆菊苣叶子。在我来之前，昂热拉一定洗过它们。

平台上，那清凉宜人的风吹拂着我。

“但这一回他在这儿也没找到他的安宁。”昂热拉说，坐下去。

“为什么没有？”

“老有电话找他。”

“谁打的？”

“噢，是生意上的朋友。”

我从裤袋里掏出我的钱夹，把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递给昂热拉。

“会不会是这些人？您认识这些人吗？”

她说：“稍等一下。”说完她跑进客厅。房间的窗户都很大，能推到一边去。昂热拉拿着一只细框眼镜回来，戴上。“这些年我变得老花了，很突然。没有眼镜我再也读不了啦。工作时我也需要眼镜。”她打量那张纸条。她的脸给人一种专心致志、­精­力集中的印象，就像是有人向她提出一个­精­确的问题或者她­精­确地回答时一样。“除了萨冈塔纳夫­妇­，我认识这上面的所有人。”她看完后说，“我给约翰·基尔伍德、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都画过像。我最熟悉特拉博夫­妇­。我跟他们是朋友，特别是跟帕斯卡勒。”她摘下眼镜，“这让您吃惊，是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接着说，“在这里我是一种怪物，我认识所有的人。这完全是由于我的职业。他们邀请我出席社交场所，赴盛宴……”

“‘他们’是谁？”

“啊，‘棕榈海滩’赌场的董事会和‘保安警’赌场的董事会，随季节不同，参加电影节，参加展览以及这里举办的一切活动。主要是‘旅游事业联合会’这么做。如果您想用德语说，就是这里海滩上的旅游局。我……”她有些羞涩，“通过我的画，我在这一带小有名气。‘旅游事业联合会’显然是将我当成了戛纳的一个名胜。”

“您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谢谢。”她说，“不，真的。最近几年，我是真正陷进去了，对此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您明白，这样就有人向我订货。另一方面，这东西代价昂贵。我需要衣服、鞋子。在这些盛宴上衣着要非常讲究。我运气好，您知道。我可以穿一件两百法郎的衣服，其他的女人会打赌，说它价值两千，是普齐设计的。我当然也有几身真正昂贵的服装。毛皮大衣。好首饰……我将我挣来的所有钱都买成首饰。如果你有一天得逃跑，首饰是最容易携带的……”她又打住了。

“您曾经被迫逃跑过吗？”我问。

“正如所说，这些人我全认识，只有萨冈阿塔纳夫­妇­除外。”她不理我的问题，“他们每年来这里几个月，他们人人在这里有他们的住宅或套房。特拉博夫­妇­在这儿生活三个季度，其余时间在巴黎。可如果您问我，当赫尔曼先生在我这儿时，打电话的是否这些人，您就得失望了。那是些我不熟悉的声音。”

“您拿起听筒，那些声音要求赫尔曼先生听电话，于是您给他听筒。他跟谁交谈，您不知道。”

“哎呀，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先有人通报一下，然后，这些人才跟赫尔曼先生讲话。”

“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您认为不可能吗？”

“我认为那完全是可能的。”她严肃地说，“滑稽，我从没想到这上面。”

“您说，他因为这些电话无法安宁？”

“对，他总是非常激动。他发怒。那之后他要么很神经质，要么非常无­精­打采。他只是不肯说是什么事。我当然也从没有问过他。”

“他什么时候来您这儿的？”

“他连续来了三天，”昂热拉说，“上个星期还来过。然后他邀请我一同去科西嘉，跟西蒙夫­妇­和比奈特夫­妇­。他们我也认识。”

“他去科西嘉­干­什么？”

“去阿雅克约会生意上的朋友。”

“电话上是用哪种语言交谈的？”

“用英语。”当我们交谈时，附近的尼斯不停地有大飞机降落或起飞。我看到它们总是飞得很低，却几乎听不到喷气机的噪音。

“您讲英语？”我问。

“跟讲德语一样。”

“我可否问问，这些谈话事关什么？或者您不在场？”

“我的电话线非常长。我可以从客厅里将它拉到整座房子里。当我工作时，它就放在画室里。当时它也是在那里响个不停。我想出去，但赫尔曼先生请求我留下来。那些谈话令我捉摸不透。事关日期和赫尔曼以最大的坚决坚持的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可惜我不懂。我只知道，总是有一个词夹在中间——是cover这个词。不，两个词：cover和coverage。”

“cover，”我重复道，“coverage……”

“请您等等，我去拿本字典……”她跑进客厅，拿着一本英文字典回来了。她戴上眼镜，将麻布帽子更紧地摁在头上，因为它滑掉了。她翻开字典，读道：“cover，首先是：盖、盖子、信封、套子、罩子、遮盖。保护……”她抬起头来，“这有用吗？”

“也许，”我说，“我不清楚。请继续念。”

“大衣，被盖……第二：盖、盖上、包进。裹、藏……嗯？”

我只是耸耸肩。

“掩盖，保护……这一点用也没有？”

“我要知道就好了。”我说。她的小帽子又向前滑了。她将它推回去。一缕红头发落到她那晒成褐­色­的、高高的额头上。“瞄准——用武器——扫­射­——用武器扫­射­一个地区——包容，包围，用在报纸上：报告，对待，一件事……包纽扣，检察院，护导线……coverage：新闻报导……cover girl……”

“不，这大概不会。”

“可那是什么呢？我对您讲，这个词老是出现，老是cover……coverage！简直没有别的话。”

“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场不幸还是一场犯罪？”

“一场犯罪。”昂热拉说，没有犹豫。

“您为什么相信这个？”

“拉克洛斯先生对我讲过，那是一次严重的炸弹爆炸。”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因为赫尔曼先生所处的处境！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样的处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还生气、发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乐感，很悦耳。这女人永远不会大声或发怒，一直保持着冷静。

“这会跟电话有关吗？”

“我想，一定跟它们有关。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证明，赫尔曼先生真的跟这些人……”她指著名单说，“打过电话。或只跟他们当中的一位。”

“他走投无路吗？”

“对，可以这么讲……”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结束­性­命？”

“以这种方式？将其他人一同拖进死亡？绝对不会！您不了解赫尔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他就会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赌！”她迷惑地望着我，“我帮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乐于助人，夫人。”我说。她对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说。

“还有coverage。”她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这一回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戛纳，这很奇怪——或者他们老是这么做？”

“不，过去他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们要庆祝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

“是这样啊。好了。”

“这是他妹妹在电话上对我讲的。打这种电话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个人。他们互相打电话。赫尔曼夫人也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邀请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给她画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开家。她无法走路。那幅画挂在她家。”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五月十三号。”

“哎呀。”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担心没有。”

“确实帮了很大忙。”我说。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我一本正经。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我答应您。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这位奇怪的年轻女子说。

我笑起来，大声，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