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