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次航班起飞时间继续推迟一刻钟。”

那声音又用德语和英语讲了这个消息。当卡琳出乎意外地讲话时，喇叭关掉了。

“祝你在戛纳顺利。”卡琳说。

“谢谢。”

我们俩都望着停机坪和窗外的雨。当我们讲话时，我们不望对方。

“只要你身体好就行，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我不回答。

“这是苏尔和我在上阿姆尔高。”

“瞧这张真漂亮！”

“你和你的肮脏的保险公司，”卡琳缓缓地大声说，“所有的保险公司都骗人。你助纣为虐。祝你愉快。”

“谢谢。”我说。

“我不信大夫会说你完全正常。”

“那你就问他好了。”我说。

“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告诉我。”

我仍然一声不吭。

“这是我们在普拉特。看这只巨大的空中转轮。”

“这不是很美吗？”

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又请求一位霍普金斯先生速去航空公司的柜台，他订的是全球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航班。

“我够了，”我妻子说，“我不再等下去了。这有什么意义？你反正一声不吭。”

我沉默。

“给我汽车执照和钥匙。”她说。

我把它们给了她。

“我到达后打电话。”我说，感到自己很蠢。

“行。”卡琳站起来。我也站起来，绕过桌子帮她穿上雨衣。

“生活愉快。”卡琳说。

“也祝你生活愉快。”我说，走出餐厅之前，她连看都不看我。我目送她，直到她消失。她没再转回头。我又坐下去，望着窗外的雾峦和雨。

“请注意，泛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停慕尼黑飞往罗马的875次航班起飞时间延迟约三十分钟。”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说。她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我四十八岁。

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说不定再过两年我就死了。或许早死了。但也许我还要活上很久。我有病，这我现在确切知道。病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也许很严重，也许不太严重。无所谓。我一生中工作得过多了。我挣得够多了。我有一幢漂亮的房屋，摆满了好看的东西。我跟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活在那里。我曾经爱过这个女人。不，那不是爱情。那是欲望。在我的欲望里我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持续了不到三年。除此之外，我在生括中从没幸福过。不是吗？是的，就是。作为孩子，我有过幸福的少年，有许多能跟我玩的朋友。我有一只小狗，跟它在一起我是最幸福的。它被一只卡车压了。它没死，只是受了重伤，看得出来它必然会死。许多孩子围在我和我的狗周围，在街上。悄无声息。我从建筑工地上取来一块花岗岩，在我的狗身旁跪下，再一次抚摸它的头。他舔我的手，然后我举起石头，用它敲碎了我的狗的头颅。我不想让它再忍受痛苦，可别的孩子全都大声叫喊，群起殴打我，然后跑开了。他们回家后讲述发生的事情，从那时起，没有哪个孩子还能跟我玩。我父亲关了我一个星期禁闭来惩罚我。他们不允许我把我的狗埋在花园里，一家机构的车拉走了小小的尸体。我爱我的狗，因此我杀死了它。这也是一种永远不会有人理解的东西，我想。那之后我长时间为我的狗祈祷，愿它幸福，不管它身在何处。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祈祷过。噢，不对，还是祈祷过，在我发作时。可这不是真正的祈祷。我再没养过狗。我也有过朋友，战争中，战争后。当我结婚时，他们全都渐渐地疏远了我。他们不喜欢我妻子，我妻子也不喜欢他们。一开始我老是妥协，照我妻子的意愿行事，因为我疯狂地渴望她的­肉­体，想同她睡觉。后来我不再妥协，一意孤行。但我的朋友们已经消失了。我从事我的职业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我从没到过戛纳。这真是奇怪。究竟为什么？我总是去公司派我去的地方，尽量做好我的工作，或成功或失败，跟许多女人睡觉。也没有很多。大约四十个。最多四十个。其中大约有三十名妓汝，大约有十名已婚女子。妓汝总是很可爱。我从没爱过这所有女人中的那一位，我不相信她们中有谁爱我。对此我甚至敢肯定。因此，我四十八岁了，实际上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我不大可能再了解到了，根本不可能了。我对我的妓汝们非常满意。事毕你总是能立刻单独一人。为此我真想继续这么健康下去，健康得我能工作：为了能孤孤单单，远离家里。我跟卡琳没有生孩子。谢天谢地。在这么一种婚姻中我拿一个孩子怎么办？估计大多数的婚姻都跟我的相似，只是人们对此闭口不谈。我们也不谈。不，肯定也有幸福的婚姻。肯定的。真的被另一个人所爱，一定很美。那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但我也根本不想知道或了解，因为我本身不能爱，这点我在我的生活中已证实了。我很想再这样保持健康十五年，让我能看看世界能工作。单独呆在酒店、酒吧、飞机场、卧铺车厢或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只求速死。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死得迅速而不痛，或只是一瞬间。最好是那么一种发作让我死去。不会有人为我哭泣，卡琳不会。她为什么要哭呢？无论如何，我不想病到成为他人累赘的程度，最不想成为卡琳的累赘。病着听任卡琳的摆布，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可怕的念头。我父母死于心脏病。他们不得不长期受罪，两人都是。这我无论如何不想。如果在我身上疼痛和久病不愈也会拖上很长时间的话，我将想办法弄到毒药。这是我紧接着必须­干­的事：给我弄一种烈­性­毒药。也许在戛纳能行。有钱什么都搞得到。我想搞到它，那毒药，这样，如果疼痛太剧烈，或者那最后一件还能给我一点开心的东西，即我的工作也令我生厌时，我好随时服用它。我得有一种有效的毒药，快点搞到，因为我不知道，我至少还能过多久我现在过的生活。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您的经停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的消息。请乘客们通过14号登机口登机。”喇叭里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现在是十五点三十五分。我叫来侍者结账。

然后我上了汽车，它把我送到我的飞机。雨滴滴嗒嗒地敲打在车顶上。我们在暴雨中起飞。我坐在一扇窗户旁，可雨丝太猛，当飞行员将飞机陡然拉高时，我什么也无法看到。“禁止吸烟”的显示牌熄灭了。我机械地伸手摸我放在衣袋里的一盒香烟，然后缩回了手。不，不吸烟。我倒要看看，我是否真能做到贝茨大夫要求我做的。我的左脚开始轻轻地疼起来。我服下两粒药片。我身旁坐着一个带小男孩的­妇­女，小男孩仔细地观察我。他终于拽了拽我的衣袖。

“嗯，”我说，“什么事？”

“你为什么哭？”小男孩问。

“我没哭。”

“奥拉夫！”母亲说。

“可他真的是在哭，妈咪！”

我用手擦擦眼睛，发觉它们是湿的。

我想，多么奇怪。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哭过。我对那个小男孩说：“你知道吗，这是雨水？我在机场上淋湿了。”

他只是盯着我。

“什么？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那个叫奥拉夫的小男孩说。

10

我看到我身下的大海，它跟天空一样蔚蓝。

我们到达尼斯时，太阳尽管很低，但还在照耀。飞机远远地从海上绕了一个大弯降落。当它停稳下来，我们下机后，我有两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太热了，感觉无比的舒适。我还觉得是降落到了另一个世界上。阳光下，处处花团锦簇。这阳光不一样，跟我从前见过的所有光线都迥然两样。一种舒心的、很明亮的光线，令眼睛感觉很舒服，跟那空气一样。它和暖温柔，像洗了一次暖乎乎的澡。这里的人热情、友好，镇静自如，跟我在其它地方认识的人都不同。

我站在行李传送带前，虽然感到很热，我能深呼吸，每一次呼吸对于我都是一种无尽的善举。后来，当我坐在出租车里，在一条总是贴着大海的公路上驶往戛纳时，我想，这里一定可以生活。一直在这里生活。直到死。

我们驶过许多的海滩浴场，我看到浴场上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比德国人漂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其中肯定有德国人和其他的非法国人。但光线和空气加上融洽的气氛，会让人们变得更漂亮。我们途经一座跑马场，经过许多小棚子，棚子大多数是木头的，里面开有饭店。

“先生，您要是想尝尝这海岸边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您就应该来这儿。”出租车司机说。他指着海边一座漆成白­色­的棚子。我读到：“Ru房”饭店。“普罗旺斯鱼汤在别的地方也能喝到，但哪儿也没这儿好。”出租车司机说。天空像海一样蔚蓝，西天泛红，让远方一列长长的山脉的岩壁像火一样红彤彤。

“这是什么山？”我问。

“艾斯特莱尔山。”出租车司机说，“您要是有时间，也得坐车去那里一趟。您来这儿是出差吗？”

“对。”

“但您还是得抽时间到处看看。戛纳的整个四周围。巴劳利斯、比奥特、安提伯斯、格拉瑟、文斯、胡安派恩斯、圣特洛佩兹，那些渔村……这里美极了，先生。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地方主义。我本人也是在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之后才来这儿的。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那下面，在那里有一大笔资产。不得不走。您知道，人家称我们什么吗？”

“是的，”我说，“黑脚佬。”黑脚佬，法国人这么称呼那些不得不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同胞们。他以为法国能让他梦想成真，那个出租司机说，但是什么也没实现。为了养活他的家庭，他开出租车，而他曾经是个大庄园主。去北方他本来有更大的机会，但是他不能跟他的家庭去北方。他们需要这里的气候，这永恒的温暖，否则他们会生病。

我看到长满棕榈树、杉树、桉树和意大利五针松的大花园里有许多美丽的白­色­别墅。先是大海，然后是我们正行驶在上面的快速公路，接着就是铁轨。铁轨后面是山坡，漂亮的白别墅。它们当中有些已经很老了。有两列火车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这时候交通很繁忙。我们一小时后才来到戛纳。司机很快上了十字架路。这条路路面宽阔，中间用花草绿化带分开，绿化带里长满了许多棕榈树。一侧是白­色­的酒店宫殿和别墅在熠熠生辉，另一侧是大海。姹紫嫣红，蓝的、红的、黄的、紫的、橙­色­的。我感到我开始冒汗了。即使本地人有可能已适应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温，跟杜塞尔多夫相比，这里还是热得很。我看到的男人多数穿着裤子、拖鞋，裤子上面套着衬衫。­妇­女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套装或轻便服。我看到，在花园里的大别墅和庞大的酒店之间是低矮的白­色­建筑，里面开着商店和饭店。司机为我沿途讲解。在“卡尔顿”酒店前，他指着一处海滩，那里躺着的都是男人。

“这里是同­性­恋海滩，”他说，“这儿非常公开。”

“戛纳同­性­恋很多吗？”

“那当然。”他说，“话说回来，全法国都没有这儿这么多的漂亮女人。先生，您会看到的。”

我们到达了“庄严”酒店。它的位置有点偏离十字架路，一条宽宽的白­色­公路通向酒店，绕过一座鲜花怒放的花圃。我的箱子被提下来，我付钱给司机，四顾张望。站在酒店门口，大门左侧有一座大平台。此刻那里已差不多坐满了，人们正在喝他们的开胃酒。平台前面有个游泳池，纯白­色­大理石的。还有几个人在游泳。酒店专用路的一条岔路通向地下车库。我越过十字架路上永恒的车水马龙望向海面。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艘船，我看到了无数帆船。它们的帆被落日映照得血红。我就这么伫立了很久，欣赏着大海、棕榈树、愉快的众人和瞬息万变的天空，直到总台的一个人走近我跟我讲话。

“您是卢卡斯先生吗？”

“对。”我从一场温柔的白日梦里醒过来，答道。

“欢迎来戛纳。”那人微笑着说，“我可以领您去您的房间吗？”

我点点头。他带路。我不停地回头，欣赏棕榈、鲜花和大海，我确实看到了如花似玉的女人，也有许多潇洒倜傥的男人。

11

“卢卡斯先生，您这么快就赶来，真是太好了。”路易·拉克洛斯说。这位“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的“行政首长”的代表，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名字讲得像是“吕卡”。我是在“庄严”酒店里从我的房间里给他打的电话。这套房朝向十字架路，朝向大海，打电话之前，我还冲了个澡，然后赤条条地坐在床沿上，观看太阳越落越低，艾斯特莱尔山的岩石先是变成金­色­，后是银­色­，最后变成水淋淋的蓝­色­，一种逐渐变暗的蓝­色­。戛纳的天­色­还很亮。

“您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先生，通知说您来了。我们的人仍然在出事地点。包括我们的炸药专家，海军少尉维阿拉，您很快就会认识他。”

拉克洛斯是个矮小、细瘦的男人，动作敏捷，理解力强。在证实了我能跟得上他之后，他讲话也非常快。他的工作岗位紧靠旧码头，从他的办公室的窗户我能望到外面的无数帆船，它们相挨着停靠在码头里。光秃秃的鱼网冲向天空。不见游艇，但是有许多摩托艇。

“这是些什么船？”我问拉克洛斯。

“这些是‘小艇’，它们从马利提姆码头开往岛上。去那些小岛上。”

我望见马利提姆码头后面有一块海滩。在白­色­的沙滩上停放着渔船，大网摊晒着。那里站有许多男人在玩球。

拉克洛斯注意到我的目光。

“这是一种愉快的游戏。”他说，“从前，这些人在那边的自由大街梧桐树下有他们的球场。可后来那里铺上了沥青，改建成了一座停车场。因此，这些人现在不得不在这里玩。”

“你们调查到了什么程度，先生？”我问，脱去上装。我在酒店里挑选了我的最轻便的西服，可是它也太厚了。我感到我淌汗淌得厉害。

“还没有多大进展，先生。那是一场威力难以想象的爆炸。”拉克洛斯给我看一组照片。我看到废损部件散布在一大片水面上。

“一颗炸弹爆炸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没这么严重，没有。”拉克洛斯说。他长着一缕小胡子，讲话时经常扯它，手指被尼古丁染黄了。他不停地吸烟。他也马上给我敬烟，但是我拒绝了。我还能忍受，我感到吃惊，根本感觉不到想吸烟的愿望。

“那么您认为是一场罪行了。”我说。

他点点头。

“是的，卢卡斯先生。您的公司恐怕得付钱。”

“你们还没有线索，是谁会犯下这桩罪行吗？”

他扯着他的小胡子。

“还没有，先生。”

“您相信赫尔曼会有仇敌吗？”

“您怎么想？”矮小的拉克洛斯问。

“我不知道。赫尔曼是位银行家，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权势者总有仇敌。”

“赫尔曼夫人也这么讲。”

“他妹妹？”

“对。我们当然跟她谈过。不太多，只短暂地谈了一下。她彻底崩溃了。这位夫人长期生病。她身边一直有一个护士。她告诉我们，上星期三，也就是十一天前，她哥哥来到了这里，­精­神彻底垮了。一定有什么深深地震撼了他。”

“是什么？”

“赫尔曼夫人讲，她不知道。他没跟她谈论此事，她说。他只讲，他得去科西嘉。有……呢……这件事，跟赫尔曼夫人交谈，有些困难。如果您需要她的话，您将会见到的。”

“您认为有可能是赫尔曼自己引爆了游艇自杀，因为他正处于一种没有出路的处境之中吗？”

拉克洛斯不解地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没有出路的处境，先生？”

“一种经济上的。”

“先生，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赫尔曼是贵国最大最有威望的银行家！”拉克洛斯仍在吸烟，烟蒂的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因此，那些手指也全是黄的。

“是的，”我说，“正因为如此。”

“这我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不，完全不可能。我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能。”

“您觉得什么最有可能呢？”

“谋杀。”

“谋杀？他的一个敌人？”

“不是，”矮个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吐出烟，“他的朋友之一。”

12

“他的朋友们？”

“是的，先生。这也是赫尔曼夫人的观点，那个妹妹。她很古怪，不肯承认，但是她讲的话令我深思。”

“她讲什么？”

“依照她的观点，是她哥哥知道了某个他所信赖的人，一个朋友，卑鄙地欺骗了他，让他上了当，他们之间有银行业务往来，因此赫尔曼才如此激动，因此才突然到来。赫尔曼夫人认为，一定是赫尔曼朋友圈子里的某个人，为了自救，别无出路。”

“可这人为什么不用其它方式杀死赫尔曼呢？为什么要让十一个无辜的人同时死去呢？”

“赫尔曼夫人认为，正是为了排除谋杀的怀疑。”他那发黄的手指玩着小胡子。

室外，光线正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幻。­阴­影来了，光线变弱了，第一盏灯亮起来了。旧码头浸在蓝­色­、赭红、灰­色­、白­色­、紫罗兰­色­和深绿­色­里。

“除了船员，游艇上的其他人都是谁？”我问。

“两对夫妻，”拉克洛斯说，“弗朗茨和克拉拉·比奈特夫­妇­，保尔和巴贝特·西蒙夫­妇­。他们的别墅在这里。比奈特是瑞士人，跟赫尔曼一样是银行家。西蒙在里昂有一家大工厂。”

“一家什么工厂？”

“电子仪器配件供应厂。”

“有家庭吗？”

“当然有。但他们没来这里。他们远远地跟踪着我们的调查。我是说，没有嫡亲亲属，没有子女之类。尸体我们不是没法打捞吗？只有零零碎碎的尸体，已经火化掉了。火化之前，尼斯的法医研究所当然对这些碎尸详细检查过。所有的碎尸只得出一个线索。”

“哪一个？”

“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剧烈的炸药炸的。”

“给您印象最深的念头就是他的朋友之一犯下了这桩罪行，是不是？”

“对，先生。您瞧，赫尔曼夫人告诉我们，这些朋友每年至少在这里住好几个月，他们全都跟她哥哥有生意往来。她马上就对我们这么讲了，因为她认为，我们会最先确定此事。我们也已经证实过了。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会。富得不得了的人们。全来自企业界和金融界。我们业已拜访过他们，恳请他们不要离开戛纳周围。他们答应了。”

“这些人叫什么？”我问，取出我的笔记本。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名单。”矮个子拉克洛斯说。他推给我一页纸。

我读道：

约翰·基尔伍德，美国人，石油。

加柯摩和比安卡·法比安，意大利人，重工业。

马尔科姆·托威尔，英国人，军事工业。

克劳德和帕斯卡勒·特拉博，法国人，酒店集团。

若塞和玛丽娅·萨冈塔纳，阿根廷人，­肉­罐头。

阿塔纳西奥和梅丽娜·泰奈多斯，希腊人，船主。

“没德国人。”我诧异地说。

“没有，没德国人，奇怪，是不是？因为赫尔曼毕竟是德国人。”

“对，正是。”我说。

“这些人，”拉克洛斯压抑地梳理着他的小胡子说，“无一例外全是亿万富翁。他们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卢卡斯先生。他们不常住在这里，除了赫尔曼夫人。特拉搏夫­妇­在巴黎附近有一座宫殿。其他人在全世界各处有他们的宫殿、别墅、套房和大牧场。他们只是来这里做客。这里是富人的世界，先生。但不是像那里聚集的这群人这种类型。这些人比全法国、全欧洲都更富有，富得令人难以想象。你很……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的大脑和行为，先生。”拉克洛斯拿起一本打开的书，“我正在阅读一本新版的有关海明威的书。其中有许多他的谈话。我发现了一则，觉得它对您、对我、对我们大家都特别有意思。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跟海明威谈论‘大富豪’。他说……”拉克洛斯嘴叼香烟，大声朗读，“……他们不同于你和我。他们拥有财产，早早地享受，这自有其后果。我们吃苦时，他们温存，我们信任时，他们讥讽。你若不是天生富有，就很难理解这个。在内心深处，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强，我们得在生活中自己寻找补偿和出路。即使他们深入钻进了我们的世界，或者深深地沦落到我们中间，他们仍一直以为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不一样。”

拉克洛斯抬起头。“您想知道海明威听了以后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他光是说：‘不错，他们钱更多。’”

我笑了。

“回答得很幽默，不错。”矮个子拉克洛斯狡黠地说，“但也仅仅是幽默而已。菲茨格拉德说得对，富人们不一样。直到现在我才不得不真正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天，因为上司不在，就得有这些事。我只不过是代表他而已。而现在一切都落在我肩上了。”

“您要巴黎派高级官员来吧。”

“我已经要了。谁知道他们何时来？谁知道是谁来？”他几乎是恳求地说，“您同意我的看法吧？办这种案子得特别特别的小心才成，对不对？”

“肯定的，拉克洛斯先生。”我说。

“单看看联邦德国和美国吧。在美国，一小撮人私分了人民的财产。他们控制经济，­操­纵政治。您知道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二点五的人控制着三分之二的经济吗？在您的国家，先生，百分之七十的生产总值­操­纵在百分之一点七五的人手中。经济的集中生产让这些‘大富豪’富上添富，通货膨胀的发展只波及工薪阶层，哪里都一样，富豪们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还是上涨的！”

我想起杜塞尔多夫药房里的那位老妪，她曾经问我，为什么一切都越来越贵。

“当赫尔曼先生到达时，赫尔曼夫人和特拉博夫­妇­早就在这儿了。所有其他人相跟而至，比他先到或晚到两天。”拉克洛斯说。

“是赫尔曼叫他们来的吗？还是他们叫他来的？”

“我不清楚。”路易·拉克洛斯这位代理说，“我们正式听到的是他们相约而来，为赫尔曼先生欢庆六十五岁的生日。但这是否是真的……”他重重地叹息一声，“这些人是如此的有权有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您，一位警察，都这么讲？”

他只是点点头。

“对，我，一名警察，这么说。”他望向旁边，眯细眼睛，好像烟钻进眼睛里去了，“他们如此有权有势，他们……”他打住了。

“能毁掉每个人和他的位置——您想说这个，对不对？”

“您知道，先生，”这位“行政上司”的代表说，“我妻子和我，我们长期省吃俭用。我们刚买了一座小房子。当然还没付钱，背了一身债。但这房子处于绿丛中，不再是城里的那种热死人的住房。我有两个孩子，卢卡斯先生。儿子在上中学，他想成为物理学家。我女儿才五岁。我们是个幸福家庭。对于那些我现在要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只是一堆垃圾。他们跟我讲话，真是个奇迹。”又一支香烟……

“他们必须跟您讲话！您代表着法律。”

“啊哈，法律，”拉克洛斯说，“哪一种？我的还是他们的？”

“只有一个法律。正义的法律。”

“您说得可真动听，卢卡斯先生。要真是这样倒好了。这些人习惯于跟总统、皇帝、国王和类似的人一起将生活安排得合他们的意。请您别误会，卢卡斯先生，我不眼热他们的财富。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谨小慎微，过分侮辱了他们，那我就会收到来自巴黎的电话。没什么严重的，没有。我只是被解职了，另一个人将来接替调查。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戛纳当警察常常很困难。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来这里。我们的官员和警察太少了。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的警官要求五十五岁退休，这是事实而不是例外！他们再也­干­不下去了，卢卡斯先生。我五十六岁。我还能够。但是我……”

“但是您担心您在一两年之后­干­不成了。”我低声说。

他捻着他的胡子根，眺望窗外的许多船。

我做了一件怪事。我对我刚刚认识的这个人说：“我也有这种担心，先生。”

他沉默地望着我，我们俩好一会儿无语。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也向尼斯的司法警察局求助了，请求巴黎让经济警察来查查这些人。我独自一个人权力太小了。您也是，先生，包括您的保险公司，虽然它很大。我们这是在跟亿万富翁打交道。跟统治这个世界的财富，几乎跟全部的财富。这不是普通的谋杀，肯定不是。”

“如果您通知了巴黎，那么，那些大人物、部长和政治家也会盯着您。”我纯粹是作为钓饵说的。他果然回答了：“但愿如此，先生，但愿如此。”

他看上去更矮小更虚弱了，眼睛望着双手。一个姑娘的笑声从外面钻进来，然后又静下来了。路易·拉克洛斯热乎乎的办公室里一片阒静。我吐烟时才察觉，我点着了一支烟。

13

“此案中唯一的一个不是亿万富翁的人是昂热拉·黛尔菲娅。”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说。

“那个也坐了船但是幸免于难的女人吗？”

“对。”

“她为什么要留在科西嘉？”我问。

“她在船上闹肚子，后来，返程时她太难受了，也太虚弱，不能跟其他人同行。眼下我们的一艘船把她从科西嘉接回戛纳了。”

“昂热拉·黛尔菲娅，”我说，“这女人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属于她吗？”

“哎呀，什么也不属于她，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说，“我是说，她当然富有，但她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工作变富的。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她在戛纳这儿是个名人。”

“为什么？”

“她是一位著名的女画家，是个享有国际­性­声誉的画家。我感到奇怪，您还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从没听说过。”

“奇怪。她画这个城市的头面人物，画来到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名人。画一张肖像就有理由收取许多钱。您知道吧，她给谁画像，那是一种荣耀。”

“结婚了吗？”

“没有。三十四岁。了无牵挂，完全自由。一个机灵的女人。我今天上午跟她谈了很长时间。她认识新贵、旧富、假绅士、百无聊赖者和吃饱了撑得慌的人们……也许您该尽快跟她谈谈。她有许多健康的人类理智。她也讲德语。”

“她住在哪儿？”我问。

他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它们写下来，嘴角叼着一支烟。然后我对他讲，明天早晨我会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们有了什么新消息，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他点点头，向我伸出被尼古丁染黄了手指的手。当我在门边转身时，他已经又坐在了他的办公桌旁，头撑在双手里，像个老头似的。他肯定又在想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还没付款的房子，想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和退休命令。我也突然想起此事来。也许过几天，当贝茨大夫的体检结果全部出来时，我就会被召回。这也是一个美妙的念头。

四

14

天暗了，但还是很暖和。我徒步从旧码头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虽然我已经脱去了我的上装。我的双脚火烧火燎的，但只是因为那沉重的鞋在让它们受罪。此刻万灯齐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顺着艾斯特莱尔山脚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灯了。其中有三艘灯火通明，上挂灯光彩带，倒影在水里闪烁。

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Сhā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汝。一个高级妓汝，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汝。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茓­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茓­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相当肯定地视为正经人。七比五，如果赫尔曼和他的客人们都是凶手的话，但是这完全没有依据。假使这是有依据的，这比例真不赖。多么无聊，我想，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只还想着威士忌。它是一种多么让人愉快的饮料啊，是一种多么让人神清气爽的饮料啊。

16

“贝尔纳德街，”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巴黎宫。C区。”

“没问题，先生。”他说着就开动了。他驾驶的是一辆特大型雪铁龙车。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这地址我是从倪科尔的名片上得来的，上面除了她的名字和准确的地址外还有区名：佩帝特区。

我们沿十字架路开了一小段，来到塞贝路。在这里，司机陡然拐进去。我望向窗外，试图辨认出街道牌，因为我想尽快多熟悉这个城市。我们横穿过商店林立的安提伯斯路，经过戛纳那座讨厌的小火车站，来到了宽敞的卡尔诺特林­阴­大道。司机沿着它向北开去。宽显示盘上有一只闪烁的罗盘，小巧玲珑，这样我就可以辨清方向。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上，总消防队的大楼就在它旁边，左拐进圣简街，然后拐进贝尔纳德街。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豪华地区。这个“巴黎宫”是许多住宅区之一，净是高楼大厦，部分建筑风格出­色­，飞檐翘壁，宛如城堡。它们耸立于内城上方的山坡上，代表了戛纳的形象。这些城堡里肯定住着数百人——非常舒适。豪华的住宅区总是地处绿化地带，有些在大公园里。“巴黎宫”也这样。司机让我在C区前下车。在这儿他可以在一座停车场上调头开回去。这幢建筑相当高大。公园里长有棕榈树、杉树和松树。月华如水，我眺望灯火通明的城市，眺望大海、港口和那里的无数灯光。现在空气清新些了。我深呼吸。我从一座游泳池尾端走向C区亮堂堂的大门。当我看到那两个家伙时，我都快到大门口了。他们原先站在两棵棕榈树后面，此刻向我扑过来。一个人把我的胳臂拧到背后，紧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捂住我的鼻子，使我不得不张开嘴巴，于是他塞进一块湿布。我又认出了这家伙。他就是晚上在十字架路上找我借火的那一位，太和气太英俊的那个人。他仍然显得太英俊了。我嘴里塞着布团，发不出声，他开始猛击我的胃、腹部以及它下面的部分。他使劲地揍，动作幅度很大。此时此刻这上面不见人影。两个家伙急急忙忙。那位太英俊的出汗了。我也是。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爆裂，内脏涌出来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足三分钟，然后他们揍够了。我失去了知觉。

17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仰躺在草里。随着第一口呼吸，我感觉到胃在翻涌。我从嘴里取出布团，猛烈地呕吐。然后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我的膝盖承受不了我。我四肢着地，爬向那座大型游泳池和一只水流不息的水龙头。我冲洗我的嘴，把头伸到水下，直到它冰凉。同时我小口呼吸，担心又会失去知觉。我全身痛得要命。我坐起来。我所有的口袋都空了，有些袋子的衬里吊在外面。我的西服里除了一块手帕和四张十法郎的票子，再没别的了。我擦­干­脸，站起来，旋即又倒了下去。我再一次尝试，第三次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我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双手摁着腹部，走向C区的大门。我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跌倒的感觉。我扶着白­色­的墙，慢慢地往前挪。大门口的玻璃门敞开着。这里灯光明亮。我坐电梯到七楼。我回想起来，在倪科尔的名片上提到过七楼。电梯停下了。我几乎是跌出去而不是走出去。一条过道……三扇门。名片上写的是612号房。这就是了。门上没有姓名牌。我按门铃，没反应。我再摁，没反应。我按住电铃，让手指摁在按钮上不放。大约两分钟后，门后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声音变大，门被拉开了。由于我是一只手扶着门，门一打开，我就跌了进去，直接跌进一个瘦高个男人的怀里。这人大约四十岁，看上去很普通，头发稀疏，穿着一件蓝红条纹的睡衣，右手举着一支手枪。手枪的枪口直接顶着我的腹部。

“混蛋。”那人说，把我顶开。他很有力。我飞向过道里的一堵墙。那个拿手枪的人不信任地盯着我，看着我摇摇晃晃，靠在墙上，手指张开，胳臂半伸着寻找支撑，以免跌倒。

“您拿开这家伙。”我说，因为他还瞄准着我的胃。

“这一带每天都发生入室偷盗案。”那个穿睡衣的男人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帮助自己。我有持枪证。我可以冲您的腹部开枪，然后再冲墙。我会对警察说，我先是想冲墙开一枪吓唬吓唬，后来就冲您开枪了，因为您继续进逼。”

“请您别讲这种废话，”我说，“我不是窃贼。”

“是您这么说。”

“窃贼会摁门铃吗？”

“也许您有同伙，他们这时候正从屋顶下到阳台上……”他转过身，望进亮堂堂的大客厅。那里毫无动静。他又望向我。

“我是怎么打开门来的？”我问。

“那好吧，您不是窃贼。您喝醉酒了？”

“没有。”

“疯了？”

“也不是。”

“瞧瞧您的样子？湿淋淋、脏兮兮的。您出什么事了？”

“我被人打了，在这幢楼前面。”

“什么时候？”

我看看我的表。

现在是一点零五分。

“大约在一刻钟前。不，半个小时，您等等……”我慢慢地顺着墙滑到地上。我虚弱不堪。

“我叫警察……”

“不要。”

“要叫！当然要叫！得叫警察来！”

“他们起码还得一个小时才能来。他们什么也不会找到。”我不需要警察和公众知道。现在不需要。“请您给我点喝的。”我说。

“白兰地行吗？”

“行。”

他走开，拿回来一只大腹杯，里面有大半杯白兰地。我喝了一口，恶心死了，再一口喝光，这下我终于觉得好些了。我又站了起来。

“您要我怎么样？”那个穿着睡衣的男人问，“我叫达侬。阿兰·达侬。”

他望着我，但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我说：“我想跟莫尼埃小姐讲话。倪科尔·莫尼埃。”

“谁？”

“倪科尔·莫尼埃小姐。她住在这儿。”

“这儿住的是我。那女人叫什么？莫尼埃？从没听说过。”

“她一定是住在这儿。她的名片上是这么写的。楼号。楼层。房号612。她在等我。这儿不就是612吗？”

“不错。可这儿没人等您。”

“我的名片上有地址啊……”

“您给我看看。”

“我身上没名片了。那些打我的家伙把我的衣袋搜空了。”

“您听我讲……”

“不，真的。他们也拿走了我的名片。”

“您是外国人吗？德国人？”

“对。”

“她想­干­什么，这位……这位……”

“莫尼埃。”

“……这位莫尼埃要您­干­什么？”

“卖给我一点东西。”我说。

“什么？”

“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不清楚。”

他又重新怀疑地打量着我。

“您听我说，我不相信您，您也不相信我。我领您整个房子看一下。您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您的倪科尔·莫尼埃。”

他领我穿过整个房子。它很大，装潢得非常华贵，古代家具、地毯和织花壁毯。两间卧室。一间里面四壁和屋顶用镜子装饰着。顶镜可以通过一根绳子来调整。半张床乱糟糟的。他也领我看了两个厕所和两间厨房。

“哎，您看，这下您满意了吗？现在我又可以上床睡觉了吧？我必须准时离开。”

“可我不理解……”

“如果您没鬼，那就是那位夫人不对头。一个陷阱。毕竟他们在这里把您勒索洗劫了，是不是？”

“嗯。”

“在这座城市里您得小心。”

“您能给我叫辆出租车吗？”

“没问题。”他这么做了，“五分钟以后到。”他在放下听筒之后说。他把一扇大窗户的沉重窗帘打开。我们脚下是这座城市和海上的灯光。

“美不胜收的景致，对不对？住在这儿八年了，永远看不够。美丽的城市，但不是没有危险。您经历过了。”

“嗯。”

“钱，”达侬说，“您以为，如果将生活在这里的守财奴的财产加在一起，会有多少个亿？毫不奇怪，我们会有这种刑事犯罪。”他拿起一张报纸。我读到那是《潇洒马丁报》。

“您瞧，每天一栏。一整版。谁家昨夜被窃了，谁的车被偷了。谁受到了袭击。有多少只船上的发动机被偷了。每天都有这些栏目。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觉得，是天堂。不能再去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这您理解吗？”

“那当然，”我说，“当然。请您原谅这番打扰。我先下去等出租车。”

“随您的便。请您别生气……在这儿真的得小心。我家已经被盗过两次了。因此，我才得到了枪和持枪证。您有吗？”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从没拥有过一支武器。

“再来一杯白兰地吗？”

“不了。”我说，向门口走去。现在我又能勉强走了。我们再一次相互道歉。达侬固执地要坐电梯送我下去，我拒绝了。我独自坐电梯，出租车已经在等着了。

“‘庄严’酒店。”我坐到后座上说。

“行，阁下。”

当我们到达时，盛宴正进行到Ｇao潮。

我走向看门人，要我的房间钥匙。

“这要延续多久？”

“噢，到三四点钟，从来没人知道，卢卡斯先生。您现在想要您的保险箱的钥匙吗？”

“不，”我说，“您把它放在原地吧。”

“遵命，卢卡斯先生。”

在我坐车离开前，我将我几乎所有的钱、我的护照和所有其它的东西统统从袋子里取出，放进了保险箱。保险箱钥匙我交给了看门人，请他替我存在看门人的大保险箱里。如果您长期­干­这一行，您就会学到一些经验。如果您不学，那您很快就完蛋了。我给了看门人二十法郎，坐电梯去我的套房。我脱去衣服。我的身体已经变­色­了。明天看上去可就美了，我想，这时我想起来，现在已是早晨了。从卫生间出来，我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躺上床去。我看到海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的灯光。船灯有红的、绿的和蓝­色­的。

一支乐队的音乐从某个舞厅轻微地飘进来。我仰面躺着，回想倪科尔·莫尼埃在酒吧里玩的那朵红玫瑰。我在自称从没听说过倪科尔·莫尼埃的阿兰·达侬的房子里也看到了一朵红玫瑰。在那个有着许多镜子的卧室里，在一个角落里，半掩在一张小柜后面。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另一朵红玫瑰。

五

18

翌日早晨天气很热。当我喝茶吸第一支烟时，空气在客厅的窗外回荡。我本想不吸烟，但是我现在太紧张太激动了。我打算至少别抽那么多。我定时服用医生给我开的药。我身上变得紫一块、青一块、黄一块，疼得厉害。我穿上我最轻便的西服，但是当我九点钟敲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门时，我的衬衫已粘在身上，就像在汗水里洗过了澡似的。气候的变换和疼痛对我影响很大。我感到疲累、头晕、苍老。是的，非常老。

门开了。

“卢卡斯先生吗？”站在我面前的那位年轻女子问。她跟我一样高，头发红得发亮，棕­色­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像丝绸一样，脸形狭长，有一张美丽的弯起的嘴。她只穿着短裤和一件浅绿­色­的胸衣，胸衣在Ru房底下打了个结，没穿鞋。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身段，两腿修长。她的皮肤是深褐­色­。她笑着，笑时露出了实在很漂亮的皓齿。她的眼睛里留有一道伤心的­阴­影，即使在笑的时候。这伤心是我头一次见到昂热拉时率先触动我的东西。

“我不打搅您过久。”我说，走进一间小前厅，“我只有几个问题。”

“您可以问一个小时，卢卡斯先生。我对您讲过，我的客人十点才来画像。我的天，您全身湿透了！您快将您的上装脱掉。您解下领带吧！您在这里不能这样奔波，您会中暑的！”

“我带错了衣服。”我脱下上装解开领带时说。她将两者挂在架子上。

“您也脱掉您的鞋吧。”昂热拉·黛尔菲娅说。她语调平静，很实在，很自信。

我迟疑不决。

“您脱掉吧！”

我脱去鞋。

“咱们到平台上去。那顶上总有点风吹拂。”昂热拉说。她已经带头走了。我们经过一个书房，它的门敞开着。我看到画和植物。我跟在昂热拉身后，穿过一间大客厅。它布置得很现代派，­色­彩浅淡。一整堵墙，从地面到房顶，都被书遮着。我看到对面有一张橱，上面放着至少五十只各种材料做成的象，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很小的，很大的，鼻子一律上翘。我略作停留。我发现一只乌檀木的小象最漂亮，它胖乎乎的，让人感觉很滑稽。我想起我在杜塞尔多夫的家，但只是一闪念，因为昂热拉走得很快。我走时全身都疼。客厅里有一台大电视机。我们穿过暖房，这里的花盆里盛开着许多花，我看到了第二台电视机。昂热拉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还有第三台，在厨房里。我是个电视迷。尤其是新闻。我总是什么都听。中午电视，傍晚的电视，二十四小时节目，最早的新闻和最晚的新闻。几乎是全部。第一频道。第二频道。还有蒙特卡洛台。如果播放新闻时我必须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就可以继续收听。”她笑了，“书房里还有第四台电视机。疯了，是不是？”

“有一点儿。”我说，“也许是。”

我们走到室外的平台上，我吸气。这平台环绕着显然非常大的套房的两侧，肯定有这房子的三分之二大。我此生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平台，还从没在一座平台上看到过这么多的花儿，它们受到了­精­心护理。这个平台布置得也像个客厅。有躺椅、桌子和藤椅，一张巨大的太阳遮篷下有一个角落可以就坐，还有架好莱坞秋千。平台的地面是用蓝­色­和白­色­的地砖铺成的。这套房在最顶层。没人看得见这个平台里面。但一侧还是钉有一堵高高的木护板，是由相互交叉的、漆成白­色­的木条拼成的。几乎看不见木头，因为木条上爬满了常春藤、白花绿叶的茉莉花和九重葛。这种有刺的攀缘植物长着非常好看的椭圆形叶子，它的花有各种红­色­、紫­色­和橙­色­的­色­调。这些植物植根在长长的盒子里，在木护板的脚下。再就是鼓腹形的大陶罐，我相信，人们叫它们阿里巴巴罐。里面长着紫­色­的矮牵牛和大量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天竺葵。这些阿里巴巴罐一侧有孔，像小袋子似的。孔里面长出­色­彩千差万别的小玫瑰。昂热拉又察觉了我的目光。

“这种小玫瑰叫做‘惊玫’。”她说，“您知道，我也迷恋花。”

“跟我一样。”我说，细看长着红­色­和橙­色­唐菖薄的大花瓶。它们放在桌子上。春白菊或白或黄地开在陶制容器里，小云杉和其它装饰树长在桶里。这座平台真是个大花卉市场。我看到一张小桌子上放着用来修剪的剪子、植物保护剂、药和类似的东西。我看到水壶和一根管子。在茉莉和滨兰菊之间，有彩­色­的陶瓷鸟儿安装在本护板上——幻想的形象，一只野鸭子，一个鸽子。蝴蝶。“这是我在瓦劳利斯买的。”昂热拉说。这女人仔细观察着我。这恐怕是她的一个职业特点。“离这儿不远。那里生产各种古式的陶罐——自从一九五○年以来，在毕加索、皮格农和普瑞纳的影响下，瓦劳利斯肯定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陶瓷中心。”她讲得那么自然，无忧无虑，我都忘记了我的疼痛，深深地吸进那清新的空气。这顶上真的是和风习习。昂热拉抚摸一只鸽子。“这是毕加索送给我的。”她说，“他送了我这么一个礼物，我当然非常高兴，非常骄傲。您想喝什么！什么果汁？橙汁？还是宁愿喝奎宁水？苦柠檬？”

“苦柠檬。”我说。

“等一会儿！”她光着脚跑进了房子。我向前走向护栏，它朝向大海。我一生中见过许多漂亮的城市和风景——却从没见过这样一种。就在我脚下，坐落着戛纳和它的豪华住宅区、街道、旧房子和教堂。我实际上能毫无遮拦地望到大海。向左望是安提伯斯海岬，右边我看到艾斯特莱尔山。我看到那座大海湾的全貌，戛纳坐落在其中。我看到住宅楼之间的棕榈园和花丛，看到旧码头和左边的第二座码头，显然是座新的。那里停泊着许多游艇，有一部分相当大。在刺眼的阳光下，全城的所有建筑都白光闪闪。在蔚蓝的大海上，昨天的船只旁停靠了一艘美国的驱逐舰。我看到帆船、游艇和摩托艇，它们留下白­色­的泡沫轨道。海天一­色­，无际无涯，是的，漫无尽头。一架飞机从相距不远处飞过，很低。听不到隆隆声。这架飞机在尼斯上方准备降落。飞机很大。

“左边的码头叫做康托港。”昂热拉的声音在我身后说，“所有的游艇都停泊在那里。过去一点点您就能看到‘棕榈海滩’。”

我转过身。昂热拉递给我一只雾蒙蒙的杯子。“您的苦柠檬，加了冰和一块橙子。这样行吗？”

“好极了。”

她自己喝柚子汁。

“这上面真是太美了。”我说。

“是的，”她说，“我非常爱它。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晴天雨天。只要可能，我就呆在这外面。”

“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她笑了。

“如果我用不着工作，我会整天在这儿度过。就在这外面。”她站在我面前，我头一回感觉到了她的皮肤的清新的芳香。昂热拉不用香水。“您请坐。坐到遮阳檐下。您头上什么也没戴。这太危险了。”她戴上一顶布帽子，选了一张太阳底下的椅子。“这对我已经没影响了。但在这里我头上总要戴点东西。今天天气会非常热。您想知道什么，卢卡斯先生？”

“您能向我讲的关于赫伯特·赫尔曼的一切。”

“这没多少。”她笑望着我，眼角形成了小小皱纹。“我是通过他妹妹认识他的。我给他们俩画过像。先是妹妹。他的画像长期放在我这儿。他上周来时，他妹妹一定告诉他说，那张像没画完，还在我这儿。于是他来到这儿，一共三次。总是来一两个小时，如今画是完成了，而赫尔曼先生却死了。我得给他妹妹打电话。”

“我可以看一看这幅画吗？”

“当然。”她已经站了起来，领我走进房子。她走起路来出奇的轻盈敏捷，动作优美。我穿着袜子跟在她身后。现在我身上又疼起来了。画室很大。我看到了十几幅画了一半的肖像，一张大桌子上搁着画家的沾有涂料的白外套、调­色­板、颜料、画笔、松香瓶、画布和画框。昂热拉领我走向一幅没有镶框的肖像，它倚在一个角落里。“这里，这就是他。”

我打量那幅画。我自信对绘画还是略懂一点的，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昂热拉是个好肖像大师。这幅画只画了赫尔曼的头部。如果这幅画没被美化的话，那么，银行家赫尔曼的脸真是可喜可贺。从其它的画看，昂热拉不像是个会美化她的顾客的画家。我看到一个形象高贵的头颅，慈祥的灰眼睛，嘴角一缕友善的微笑，高额头，灰­色­的浓密短发。高贵，无比高贵——这就是这张脸给人的印象。

“他看上去­精­神饱满。”

“他看上去­精­神很饱满，卢卡斯先生。他是位绅士。”是吗？我想。“一位完美的绅士。”昂热拉略一沉吟，“这只是一种感觉，卢卡斯先生，只是一种感觉，您别太在意……”

“什么？”

“当我最后一次画他时，赫尔曼特别神经质和烦躁不安。有什么事在可怕地折磨他。”

“有没有可能是害怕？”

“是的，这也有可能。我……我……我的感觉，您瞧……我有一种感觉，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在这儿能找到安宁。有一回他对我这么讲过。他非常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因此，他经常带我坐他的游艇……这回也是。”

“一只吃坏了的胃救了您的命。”

“是的，”她说，“我真幸运。本来我也有可能死去。谁知道呢，是不是……”她迅速打住了。她眼睛里的­阴­影更暗了。

“您想讲什么？”

“没什么。”

“不可能。”

“噢，不，卢卡斯先生！咱们再去平台上好吗？”她不等我回答，就率先走出去，经过一间厨房，厨房门敞开着。我看到一大堆菊苣叶子。在我来之前，昂热拉一定洗过它们。

平台上，那清凉宜人的风吹拂着我。

“但这一回他在这儿也没找到他的安宁。”昂热拉说，坐下去。

“为什么没有？”

“老有电话找他。”

“谁打的？”

“噢，是生意上的朋友。”

我从裤袋里掏出我的钱夹，把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递给昂热拉。

“会不会是这些人？您认识这些人吗？”

她说：“稍等一下。”说完她跑进客厅。房间的窗户都很大，能推到一边去。昂热拉拿着一只细框眼镜回来，戴上。“这些年我变得老花了，很突然。没有眼镜我再也读不了啦。工作时我也需要眼镜。”她打量那张纸条。她的脸给人一种专心致志、­精­力集中的印象，就像是有人向她提出一个­精­确的问题或者她­精­确地回答时一样。“除了萨冈塔纳夫­妇­，我认识这上面的所有人。”她看完后说，“我给约翰·基尔伍德、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都画过像。我最熟悉特拉博夫­妇­。我跟他们是朋友，特别是跟帕斯卡勒。”她摘下眼镜，“这让您吃惊，是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接着说，“在这里我是一种怪物，我认识所有的人。这完全是由于我的职业。他们邀请我出席社交场所，赴盛宴……”

“‘他们’是谁？”

“啊，‘棕榈海滩’赌场的董事会和‘保安警’赌场的董事会，随季节不同，参加电影节，参加展览以及这里举办的一切活动。主要是‘旅游事业联合会’这么做。如果您想用德语说，就是这里海滩上的旅游局。我……”她有些羞涩，“通过我的画，我在这一带小有名气。‘旅游事业联合会’显然是将我当成了戛纳的一个名胜。”

“您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谢谢。”她说，“不，真的。最近几年，我是真正陷进去了，对此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您明白，这样就有人向我订货。另一方面，这东西代价昂贵。我需要衣服、鞋子。在这些盛宴上衣着要非常讲究。我运气好，您知道。我可以穿一件两百法郎的衣服，其他的女人会打赌，说它价值两千，是普齐设计的。我当然也有几身真正昂贵的服装。毛皮大衣。好首饰……我将我挣来的所有钱都买成首饰。如果你有一天得逃跑，首饰是最容易携带的……”她又打住了。

“您曾经被迫逃跑过吗？”我问。

“正如所说，这些人我全认识，只有萨冈阿塔纳夫­妇­除外。”她不理我的问题，“他们每年来这里几个月，他们人人在这里有他们的住宅或套房。特拉博夫­妇­在这儿生活三个季度，其余时间在巴黎。可如果您问我，当赫尔曼先生在我这儿时，打电话的是否这些人，您就得失望了。那是些我不熟悉的声音。”

“您拿起听筒，那些声音要求赫尔曼先生听电话，于是您给他听筒。他跟谁交谈，您不知道。”

“哎呀，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先有人通报一下，然后，这些人才跟赫尔曼先生讲话。”

“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您认为不可能吗？”

“我认为那完全是可能的。”她严肃地说，“滑稽，我从没想到这上面。”

“您说，他因为这些电话无法安宁？”

“对，他总是非常激动。他发怒。那之后他要么很神经质，要么非常无­精­打采。他只是不肯说是什么事。我当然也从没有问过他。”

“他什么时候来您这儿的？”

“他连续来了三天，”昂热拉说，“上个星期还来过。然后他邀请我一同去科西嘉，跟西蒙夫­妇­和比奈特夫­妇­。他们我也认识。”

“他去科西嘉­干­什么？”

“去阿雅克约会生意上的朋友。”

“电话上是用哪种语言交谈的？”

“用英语。”当我们交谈时，附近的尼斯不停地有大飞机降落或起飞。我看到它们总是飞得很低，却几乎听不到喷气机的噪音。

“您讲英语？”我问。

“跟讲德语一样。”

“我可否问问，这些谈话事关什么？或者您不在场？”

“我的电话线非常长。我可以从客厅里将它拉到整座房子里。当我工作时，它就放在画室里。当时它也是在那里响个不停。我想出去，但赫尔曼先生请求我留下来。那些谈话令我捉摸不透。事关日期和赫尔曼以最大的坚决坚持的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可惜我不懂。我只知道，总是有一个词夹在中间——是cover这个词。不，两个词：cover和coverage。”

“cover，”我重复道，“coverage……”

“请您等等，我去拿本字典……”她跑进客厅，拿着一本英文字典回来了。她戴上眼镜，将麻布帽子更紧地摁在头上，因为它滑掉了。她翻开字典，读道：“cover，首先是：盖、盖子、信封、套子、罩子、遮盖。保护……”她抬起头来，“这有用吗？”

“也许，”我说，“我不清楚。请继续念。”

“大衣，被盖……第二：盖、盖上、包进。裹、藏……嗯？”

我只是耸耸肩。

“掩盖，保护……这一点用也没有？”

“我要知道就好了。”我说。她的小帽子又向前滑了。她将它推回去。一缕红头发落到她那晒成褐­色­的、高高的额头上。“瞄准——用武器——扫­射­——用武器扫­射­一个地区——包容，包围，用在报纸上：报告，对待，一件事……包纽扣，检察院，护导线……coverage：新闻报导……cover girl……”

“不，这大概不会。”

“可那是什么呢？我对您讲，这个词老是出现，老是cover……coverage！简直没有别的话。”

“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场不幸还是一场犯罪？”

“一场犯罪。”昂热拉说，没有犹豫。

“您为什么相信这个？”

“拉克洛斯先生对我讲过，那是一次严重的炸弹爆炸。”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因为赫尔曼先生所处的处境！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样的处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还生气、发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乐感，很悦耳。这女人永远不会大声或发怒，一直保持着冷静。

“这会跟电话有关吗？”

“我想，一定跟它们有关。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证明，赫尔曼先生真的跟这些人……”她指著名单说，“打过电话。或只跟他们当中的一位。”

“他走投无路吗？”

“对，可以这么讲……”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结束­性­命？”

“以这种方式？将其他人一同拖进死亡？绝对不会！您不了解赫尔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他就会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赌！”她迷惑地望着我，“我帮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乐于助人，夫人。”我说。她对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说。

“还有coverage。”她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这一回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戛纳，这很奇怪——或者他们老是这么做？”

“不，过去他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们要庆祝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

“是这样啊。好了。”

“这是他妹妹在电话上对我讲的。打这种电话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个人。他们互相打电话。赫尔曼夫人也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邀请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给她画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开家。她无法走路。那幅画挂在她家。”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五月十三号。”

“哎呀。”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担心没有。”

“确实帮了很大忙。”我说。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我一本正经。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我答应您。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这位奇怪的年轻女子说。

我笑起来，大声，做作。

“这不是笑。”她说。

“是笑。”

“不是。”

“好吧，我当然很难奉命强笑……”

“当然不。这是我的无礼。”

“根本不是。我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德国人印象，是不是？”

“不严厉，不是德国式的。”

“那是什么？”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您当然可以拒绝，认为我是厚颜无耻或者没有教养。但是……我还是想对您讲。您看，是这样的……”

“说呀？”

“好吧，”她说得又流利了，“是这样的，您真的是穿错了服装来这儿，穿错了鞋。我下午得进城，买新的颜料，去安提伯斯路上的一家服装店取一些为我修改的东西。您给人好感，先生，确实给人好感。”

“还从没有人对我讲过这种话。”

“是的，我知道。”

“打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卢卡斯先生，您允许我陪您在这里买点东西吗？看起来您将要在这里呆较长时间，是不是？”

“是的。”

“一个女人更清楚什么适合一个男人。在这方面她的眼光老练。”

我说：“您想跟我一起去买东西？为我买新东西？我看上去穿得令人不可思议，是不是？”

“不是不可思议，您总是爱夸张。不实际，先生。怎么样？”

“我为您的建议高兴。”我说，感到我的心突然跳起来，“很高兴，夫人，真的。但您得允许我事先请您去吃饭。”

“很乐意。我警告您，我胃口好得很。”

“我什么时候来接您好呢？”

“咱们就说好一点钟怎么样？”

“行。一点钟。我在‘庄严’酒店里订张桌子。”

“您让我订座吧。别的地方。”

“行。那就一点见。我……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高兴。”昂热拉说，“我叫辆出租车。站点就在这附近。等您坐电梯下去，车子马上也就到了。”她伸给我一只结实的手，重重地一握。我回头望客厅，望那里的橱架。我傻乎乎地说：“您知道，我也收集象。您的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只乌檀木的小象，很滑稽。”

“您迷信，是不？”

“非常迷信。”

“我也是。”她打开屋门。我走向电梯，摁按钮，等电梯上来，同时转过身。昂热拉站在半敞开的门里，又露出笑脸。我想笑一笑，但没笑出来。我心情突然难受起来，我说不出是为什么。电梯到了。当我走进去时，我看到昂热拉仍然站在那里笑。这时她扬起一只手。我也扬起一只手。然后，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电梯悄无声息地滑下去。电梯里面很热。齐头高的部位有一面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想笑一笑。那只是一个鬼脸，别的什么也不是。我身上昨夜被打的地方一下子又痛起来了。我已经把它忘光了。突然，那疼的地方不是我挨打的地方，而是体内其它有什么在疼，我说不出来是什么。而这件事最荒唐的是：那是一种奇特的甜蜜的疼痛，它流过我全身，舒适惬意，以前从未体验过。

19

“谋杀。”伊尔德·赫尔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如耳语一般，像发誓似的。“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

一间昏暗的大卧室，她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洛可可式大床上。这回我也看出她为什么以“钻石伊尔德”闻名于我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和整个国际社会了。她坐在床上，戴的戒指肯定有二十克拉重，一根条形翡翠，镶满了钻石。她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宽宽的翡翠手镯，它的每一块宝石上同样都镶着钻石，脖子上相应地戴着项链。这种事我可真是平生头一回见。项链由八段组成。每段中间有一根长形大翡翠，旁边满是打磨成圆形的树叶图案的钻石。前面挂着两根大得不得了的水滴状翡翠和两颗半圆形钻石，用一块打磨得圆圆的宝石连接着。当然，伊尔德·赫尔曼还戴着镶钻石的、水滴状的翡翠耳饰。全加在一起一定值几百万。伊尔德在床上戴这个，她未修边幅，未涂脂抹粉，皮肤白皙，患白化病的眼睛呈玫瑰红­色­，头戴黑­色­假发套。它有些滑脱了，让人认出她头上差不多没头发了。她穿着花边睡服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床上穿的浅绿­色­小夹袄。她显然怕冷。我头一回能较自由地呼吸了。这房间里跟整幢房子一样开着空调，散发出花儿的甜味。

“多卑鄙的一场谋杀啊。”这位钻石伊尔德说。

我坐出租车离开住在加利福尼亚区的昂热拉·黛尔菲娅后，先去了老码头的办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来回了“庄严”酒店，最后才来到这里。我远远地坐车西行，来到了高贵的瓦莱格区。赫尔曼家庭在这里拥有一幢别墅。司机熟悉这个名字。我根本不必报街名。司机告诉我，这幢别墅曾经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财产。它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四周高墙耸立，墙顶有钢尖和刺铁丝，依我看是通了电的警报线。一个身穿白制服的看门人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司机打手势让他开门。门依然关着。

那仆人打开大门里的一扇小门，来到街上，向我们走来，解释说出租车不可以驶进公园，我得下车。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我从路易·拉克洛斯的办公室跟伊尔德·赫尔曼约好了十一点。在这个沮丧的小个子男人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呼呼劲吹，但我还是险些窒息。我一大早打电话向拉克洛斯汇报了对我的袭击，以及我跟倪科尔·莫尼埃和阿兰·达侬的经历，他答应想办法查出点头绪来……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麻布裤子和麻布衬衫的男人，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这是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是海上警察请来的炸药专家。维阿拉三十五岁左右。他向我作了简短的汇报。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看，显而易见是犯罪。从水里捞出了一台定时爆炸器的空壳。维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线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药。这当然让我们大进了一步。维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检验指令。他的光谱分析仪摔碎了，先得从巴黎空运一台新的来。维阿拉和我乍一见面相互间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药，我也就能说出它来自何处。”维阿拉解释说，“我在这里已工作十六年，渐渐地熟悉这个环境了。”他去灾难地点取回的样品和残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门”的实验室里。他指给我看堆满大大小小碎片的货架。

“怎么样？”从实验室里回来后，我问拉克洛斯。我看到实验室的窗户装着防盗窃。

“什么也没有。”他说，一如既往地怏怏不乐，“达侬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这个意思。我从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宫’。他们摁铃，没人应答，房东不清楚达侬藏在哪儿，警官们破门而入。他们事先领取了搜查令。”

“结果呢？”

“达侬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换洗衣服、西服和箱子。达侬的汽车不在车库里。没有人看到他开走。他一定是连夜逃走了。我们当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点和巡逻车，也通知了宪兵哨所，可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会先潜伏一段时间。”

拉克洛斯接着旧烟蒂点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为什么逃走呢？”

“他为什么讲，倪科尔·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维阿拉问。

“她住那儿吗？”我问。

“橱里满是女人服装、女人内衣和女人鞋之类。”

“那这房子还是属于她？”

“反正房主这么说。她是租户，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那达侬呢？”

“估计是靠她养活的。”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叫估计？”

“他也有可能是个顾客。”

“一个顾客，在上面有换洗衣服、西服、箱子和一辆汽车？”

“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海军少尉维阿拉问，“他可以想在那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旁边还有其它房子，或许是用了假名，我们怎么知道？或许他也还让另一个姑娘接客。”

“另外，您说的那朵玫瑰也不见了。”拉克洛斯说，又伸手取另一支烟。

“倪科尔·莫尼埃也带走了衣服和内衣吗？”

“没有。反正橱柜里是满满的，什么也没少。说不定她在别的住房里也有这些东西，也许在其他的许多房子里。这两位要是机灵的话，我们不会很快就找到他们的。”

“他们中有谁受过惩罚、登记在档或在警方挂过号吗？”

“什么也没有过。”拉克洛斯说，“您在黛尔菲娅那儿有什么成果吗？”

我讲了昂热拉·黛尔菲娅告诉我的一切。

“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想您能不怀偏见地去。”拉克洛斯说。

“这个cover和coverage会是什么意思？”我问。

“不清楚。”拉克洛斯说。

“支付。嗯。可以支付。您认为支票或汇票怎么样？人们可是讲‘可以支付’和‘不可以支付’的，怎么样？”维阿拉说。

“对，”我印象深刻地说，“您说得对。从戛纳能直拨杜塞尔多夫吗？”

“不行，”拉克洛斯说，“只能从杜塞尔多夫直拨戛纳。德国有自拨设备，反过来还不行。您得等上几个小时。我们的电话网络有点儿……不说也罢。”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问，“我现在想拜访这位伊尔德·赫尔曼。”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当我随后告别时，他不友好地冷冷一笑，说：“祝您在钻石伊尔德那儿愉愉快快！”

我坐车回“庄严”酒店，从保险箱里取出了钱和密码，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拟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总是遇上cover和coverage的说法，句号。它们有特殊意义吗？我的密码很灵活，一周中每天换新的，表面看起来总是有内容的文章。在把这份电报作为急件发出去后，我坐车前往伊尔德·赫尔曼的别墅，在那里，那个穿着白制服的仆人不放我们的车进去……

于是我下车付给司机钱，跟随仆人穿过大门里的小门。我等着他打电话为我通报。

“有人来接您。”他说。俄顷，出现了一辆类似吉普车的车子。它有个凉篷，像华盖似的安装在轮子上方。司机身后有两张用螺丝固定得紧紧的椅子，他旁边有一张。那个司机同样是身穿制服，一身浅蓝­色­的，铜钮扣，金绶带。我们行驶在公园里。我看看表。我们果然开了五分半钟。公园里长着棕榈、松树、杉树和橄榄树，是的，就像一座森林，有时候密密丛丛，我们像是滑行在阔叶隧道里，因为古树的树枝遮住了路。我看到石条凳、小天使雕像、开裂的人像和一座大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它在太阳下白闪闪的。别墅是按西班牙的殖民地风格修建的。在这里看得到鲜花怒放、­精­心护理的花圃。喷水器转动着，在刺眼的阳光下形成了彩虹。

一个宽宽的突出部分通向大门，突出部分由柱子支撑着，托着一座有许多鲜花和白­色­金属家具的平台。那个为我开车的男人把那辆奇怪的车开走了。第三个仆人打开门，他穿的又是白衣服。

“请您跟我来，先生。”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宽敞大厅，大理石上铺着地毯。四壁上挂着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我肯定那些画是原作。这房子就像是一座大古董店，塞满不同时代的最珍贵的家具。巴罗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洛可可时期的。家具非常漂亮，这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巨大的落地花瓶里Сhā着很多花。房子里散发出它们的芳香。我看到壁龛里放有象牙雕刻的人和动物，灯光照耀在雕像上面。那些画和雕像实在不适合这一种混杂的摆设。虽然金碧辉煌，但算不上是座有修养的房子。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女­性­气息。管它呢，我想，伊尔德·赫尔曼一直住在这里，她哥哥很少来。这大概是她的喜好。我们沿一座大理石楼梯爬上二楼，那里有一道石制宽阳台遮住了通向许多房间的通道。这里也有画、塑像和壁毯。这房子一定大得很，在过道里，台阶两次上上下下，每次三级，然后仆人敲一扇门。一个女仆打开门来，让我走进一间客厅，它清一­色­蓝。我又看到满屋放着花瓶，但它们不像昂热拉的平台上那么自然，显得压抑，它们的花香令人迷迷糊糊。我点燃一支烟。我神经紧张，一身汗，深深地吸烟。我已经发现，贝茨大夫所说的话是说起来容易，但无法实现。我像个傻瓜似的嚼碎两粒硝酸甘油胶囊，观看一张桌子上放着的一排皮装大开本的烫金古厚书。那是一些拉丁文的有关树木的书。我等候。我点着第二支烟。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二十了。十一点半，门打开，走出来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一身米­色­，模样俊美，只是眼睛冷冰冰的。

“泽贝格。”他跟我讲德语，伸给我一只热乎乎、软绵绵的手。“保尔·泽贝格。我恭喜您，卢卡斯先生。尊敬的夫人马上就接见您，她只需要稍微恢复一下。她卧在床上——那震惊，您理解。一场可怕的事件。”

“对，可怕。”我说。

“我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解释说，“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如果我可以这么自称的话。是的，我可以这么自称。当我收到那个灾难消息时，就立马飞到这下面来了。赫尔曼夫人完全崩溃了。您知道，她和她的哥哥感情深挚。现在，在一位杰出的医生帮助下，她刚刚度过最糟糕期。因此，您不可以跟她谈得太久，赫尔曼夫人无论如何不能激动。”

“这不取决于我。”

“噢，不对，”他温柔地说，“当然取决于您。不错，您是尽义务。但请您尽义务时小心谨慎，别撕开旧伤，我请求您。”

我耸耸肩，这是一个充满气味的房间。泽贝格也散发出某种香水味。

“您使用什么香水？”

令我意外的是这个问题让他特别高兴。

“粗陶人，”他骄傲地说，“只有这里买得到。好极了，是不是？我使用它多年了。”

“您有圆珠笔吗？麻烦您替我将那名字写下来，还有生产公司。”

“粗陶，巴黎。”

“我也想买它。”我说。

“那太好了。”他从袋子里取出一张名片，用一支金圆珠笔将我请求他的事写在背面。

“谢谢，”我说，“您太乐于助人了。”

“哪里！”

门又开了。一位健壮的但显得像母亲的护士穿着白衣出现了。

“夫人准备接待您了。”

“您是意大利人。”我对她讲。

“是的，先生。来自米兰。我摆脱不掉我的口音。虽然我已在这儿为尊敬的夫人工作六年，在法国生活六年了。”她为我开门。我走进钻石伊尔德的暗淡的卧室。护士为我作了介绍。

“好吧。”伊尔德舌头笨拙地说，好像她服用了很多镇静剂一样，“您现在让我们单独谈吧，安娜。别放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是，夫人。”门关上了。

“请您走近我，卢卡斯先生。请您拿张椅子。对，那张，好的。请坐近我，让我能看见您，不必这么大声讲话。”她那白化病人的玫瑰红­色­眼睛仔细打量着我。手指在被单上不停地来回摩挲。

“保险。当然。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只是得请您原谅，如果我……”她伸手拿一块花布手帕，将头微侧，啜泣了一会儿。我等候，吸着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的甜蜜的花香。忽然，伊尔德向我转过身来。她的脸平滑洁白，语调低声急切。

“谋杀。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她咽了口唾沫，重复一遍，“多么卑鄙的谋杀啊！”

“什么叫‘多么卑鄙的谋杀啊’？”我问。我的左脚疼起来，我的左胸侧也是，不过不算重。

“据可靠的资料介绍，在这根项链和这个戒指的十颗翡翠中，有八颗来自一根曾经属于亚历山大二世的项链。”

“尊敬的夫人，您关于谋杀的那句议论是什么意思？”

“这您是知道的。”伊尔德说，半闭上她的玫瑰红­色­的眼睛，像疯子似的微笑着。我吓了一跳。我还将受到更多的惊吓。“您知道的！您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您对拉克洛斯先生讲过，按照您的观点，您的哥哥是被一位走投无路的生意上的朋友谋杀了。”

“哎呀，拉克洛斯先生！”她又那么吓人地低低窃笑起来，“那个可怜的小拉克洛斯先生。那么矮小，那么害怕，那么多的责任！我当场就看出来，我跟他什么也办不成。因此，我就讲了点必定会让他觉得可信的东西。”

“那是谎言吗？”

“这个翡翠雨滴是后来由一颗大得多的雨滴重新切割成的。它有五点七克拉……”

我说：“那是个谎言吗？尊敬的夫人！”

“八只翡翠共重八十三克拉。漂亮，对不对？是的，这当然是个谎言。”现在伊尔德又低语了，“这位拉克洛斯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害怕被卷进什么事件里去。被卷进去，您理解，对不对？”

“对。”我说。

“您认为，您哥哥为什么被谋杀了？”

“这个吗，人家想­干­掉他，当然了。”

“谁？”

她现在的微笑完全像神经错乱了似的。

“卢卡斯先生啊卢卡斯先生！所有人！”

“所有人？”

“当然是所有人！您来自德国。咱们是同胞。您了解德国的状况。我哥哥是个伟大的人物。其他人觉得他太伟大了。”她窃窃一笑，“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您知道，众人一起谋杀了他。”

我回想起，当我说我要去拜访钻石伊尔德时拉克洛斯嘲讽的祝愿，想这个女人是否真的­精­神失常。

“所有他的朋友们，”伊尔德低笑着说，“大家一起。好让他消失，不再有他。”

我下定决心。

“您指的是那些来到这里为他庆祝生日的朋友吗？”

“他的生日？”她突然泪流满面，又抽泣起来，“他今天本来……”她讲不下去了。我跳起来，因为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得采取点行动。我急步赶向门口。

“您……要……去……哪儿？”

“叫护士……”

“不要！”她的声音突然果决起来。我转过身。她在床上坐正，不再哭了，虽然脸上还满是泪水。“护士留在外面。您谁也别叫。请您马上回来。”

“别这样。”我说。

“什么‘别这样’？”

“请您别这样对我讲话，尊敬的夫人。我不喜欢这样。”

“请您原谅。”这下她又像疯子似的微笑了，“我的神经……我神经如此糟……有时候我甚至相信，我失去理智了。您请坐下。”

我坐下。

“那好吧，您是指责他的那些朋友和生意伙伴吗？”

她显得想纵声大笑似的。

“这是个什么念头啊！我的天，这是个什么念头啊！他的好朋友们，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卢卡斯先生，这种玩笑开得不是地方。”

“这不是玩笑。”我说，“您讲‘所有人’。谁是‘所有人’？”

“这您跟我一样清楚。”她恶意地说。然后她伸手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的手汗淋淋。“卢卡斯先生，我付给您钱！随您要多少，我都付给您！”

“我所在的保险公司有可能必须付给您钱。”我说。

伊尔德专横地一挥手。

“保险公司，呸！我付您钱，让您将所有这些人送交法庭，让他们不再为非作歹，将他们五马分尸。”她真是这么说的，“必须根除掉这些人。要不然我自己的生命也难保。”

“为什么？”

“我是继承人，惟一的继承人。现在一切都属于我。我是我可怜的哥哥的惟一在世的亲人。”

“这就是说，银行现在也属于您？”

“当然。”

“可是以您这种状况……请您原谅……”

“您说吧。我的状况，我不能去德国。我对钱也一窍不通。幸好泽贝格在。”

“谁？”

“我们的全权总代表。您见过他了。”

“噢，对了。”

“我可以信任他。可他在您的领域里又没有经验。说吧，怎么样？您要求多少？您要是帮我除掉这些祸害，您要多少就会得到多少。请您别再讲您不知道我讲的是谁。”

这女人疯了。再跟她谈下去没有意义。

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澄清这个案子属于我的工作。一旦我了解到什么或需要问什么，我再来找您，赫尔曼夫人。可以吗？”

“随时，”她说，“随时，当然，我的亲爱的。”

我站起身。

“您先看看。”伊尔德说。她摁亮床旁边的一个开关。我身后的灯亮了。我转过身。在两张玛丽娅·泰莱西橱柜之间，挂着伊尔德的一幅画像，它展示着她的真实形象，灯光从底下照着它。那是一幅幽灵似的画，在强烈的管形灯照耀下，它显得更加神秘。昂热拉将这个女人拥有的全部疯狂都放到了脸上的眼睛里。这幅画是以纯粹的浅­色­调画的：白­色­、黄|­色­、浅棕­色­和橙­色­。

“真好，是不是？您当然认识昂热拉·黛尔菲娅。”

“听说过名宇。”我撒谎道。

“不认识本人？”

“不认识。”

“您一定得认识她。”

“是的。”我说，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姓名和地址？我远视，没戴眼镜。”

奇怪的是她拿起本子和笔，记下了昂热拉的名字和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本子放在她的膝盖上。也许笔迹因此而略有变化，我想，但不会变得太多。但愿如此。现在，我已经有了第二个笔迹好检查了。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您知道吗，我有时候让那边的灯整夜地开着？我总是睡得很少。我一醒来就看着这幅画。它带给我无限的安宁……”

门打开来。泽贝格站在门框里。

“对不起，卢卡斯先生，但我感到我对尊敬的夫人负有责任。您呆在她这儿时间已经太长了。”

“我就走。”我说，伊尔德再次伸给我一只冰凉的手。

当我向她俯下身去时，她耳语道：“如果您愿意，一百万！两百万！您打电话，好吗？您现在知道该­干­什么了吧？”

我点头。当我走到门口时，伊尔德又叫住我：“所有首饰都是我们在苏黎世的索斯比拍卖行弄到的。”

泽贝格带我下楼梯，又带我到室外。那位开着像吉普一样的车子的仆人又等在那里了。

“大门外有一辆出租车。”泽贝格说。

“谢谢，”我说，“赫尔曼夫人真有个好医生吗？”

“最好的。最好的医生。一位内科医生和一位­精­神病科大夫。”

“一位……”

“您已经看到了，自打那次灾难之后她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不是吗？”

我只是点点头。

“我祝愿您在侦查中一切顺利。”泽贝格说，“咱们肯定很快就会再见。”

“肯定的，泽贝格先生。”

我钻进那辆华盖吉普。我们开动了。车子刚绕过入口时，我转过身去，泽贝格不见了。我看到二楼有两张脸孔贴在一面窗玻璃上——是伊尔德·赫尔曼和护士安娜。她们盯着我，她们的脸上有着赤­祼­­祼­的恐惧表情。我还从没有在两张人脸上看到过这么多的恐惧。她们发觉我在抬头看她们，窗帘霎时落下了。

六

20

昂热拉·黛尔菲娅驾驶着车。她坐在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50S型车的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烈日当空。沥青路面一闪一闪的。昂热拉穿一条白裤子和一件中山装式样的胸衣，高领，绿松石­色­。她只化了淡妆。我们沿着罗伊·阿尔伯特街开下去。它七拐八拐，经过一条铁轨，穿过狭窄的胡同，胡同里是破落的旧房子，墙上贴着撕碎了一半的标语，横穿过安提伯斯路，来到了十字架路上。我们朝西开去。我记得，当我们乘她的车行驶时，总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斜坐着，凝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视她。她的红发亮闪闪。她开车很稳，车技很好，不管什么速度都慎重小心。我望着方向盘上她的双手。我忽然在棕­色­的右手背上看到一块很亮的斑。

“您受过伤吗？”

“哪儿？”

“右手背上。那块白斑……”

昂热拉犹疑着，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这是头一回不知所措。

“这块斑很滑稽，”她说，“它晒不黑，永远不黑。随我怎么晒。”

“可怎么晒不黑呢？”

她耸耸肩。

“不清楚。几年前我去找一位算命女。这里这种人多的是。圣拉帕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她每周来戛纳两次，到一家饭店里，在那里接待。一些朋友说服了我也去看看。我听到了一大堆废话。不，这不公正。那女人对我讲的许多事果然符合事实。她也看了这块亮斑。她说，我年轻时受过一次惊吓，这块斑就由此而来，它将永不消失……”

“您受过惊吓吗？”

她不置可否。

我脱口而出，说出口后才意识到了我的话：“我不相信这块斑会永久留着。它会消失的。”

“它为什么要消失？”

“这我不明白。我感觉到，非常强烈。我……”

“怎么？”

“没什么，”我说，“我在瞎说。”

“是的。”昂热拉说。她打开汽车上的收音机。

响起了鲍勃·迪兰的声音：“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叫做男人？……”

“《随风飘去》。”我说。

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最喜欢的歌。”

这下昂热拉转过头来一会儿，望着我。她的棕­色­眼睛很大。

“真的，”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是的，一只炮弹要飞行多久才能被彻底查禁？”鲍勃·迪兰唱道。

“也是我的。”昂热拉说。她又望向前方。我们沿着十字架路向上行驶。大海像液体的铅在闪烁。棕榈树树叶低垂。白­色­的别墅，白­色­的大酒店。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鲍勃·迪兰唱道。

昂热拉关掉收音机。虽然汽车很多，她还是找到了一个空档，灵巧地退后，停到路边。我们下车。坐在车子里，开车带起的风和敞开的窗户缓和了炎热。现在，它像一把锤子似的击在我的头颅上。

“咱们得走一小段。”昂热拉说。我们沿十字架路西行，经过许多豪华的商店，它们中午关着门。在一排低矮的伸出来的店尾坐落着巴黎珠宝商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的分店。由于它是在这一排房子的末尾，这家店也有侧面。我在橱窗里看到了非常美丽的首饰、钻石、绿宝石、项链和手镯，也有整套的装饰。我停步片刻。昂热拉站在我身旁。我突然察觉，她在观看侧边橱窗里的某一件首饰。那是一只长长的钻石耳饰，制作得非常­精­美，耳环上有一种飘带，钻石可以一颗一颗地穿上线挂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看这耳饰，就感觉到昂热拉的手挽住了我的臂肘。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我的左脚疼起来了。我想，伊尔德·赫尔曼，如果她想要的话，她可以打电话买下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橱窗里陈列的一切，再加上他们店里保险箱里的一切，签张支票，据为己有。住在她的鬼屋里的发疯的伊尔德。或者她根本不疯。一辆劳斯莱斯车缓缓驶过我们身旁。那位穿制服的中国司机身旁坐着一位穿制服的仆人，后座上坐着疲倦的、无聊地张望的主人，身着衬衫和裤子，正在打电话。

21

“费利克斯”餐厅也是一座白­色­平房。旁边的商店缩在后面，空地上有棕榈树和很多花草。遮篷下放有椅子，但饭店里开着空调，因此满满的。里面的酒吧里有人在等着空下一张桌子来。店主看到了昂热拉，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招呼她。他似乎跟她很熟。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订好的那张桌子位于饭店的外面一排的尽头，只有一块玻璃把我们跟十字架路隔开。我们坐在一起，这在法国的饭店里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喝了两杯“里查斯”开胃。然后我为两人各叫了一份­鸡­尾虾和一份烤牛排。这儿空气清凉怡人。对面墙上被照亮的玻璃框里，有平坦的女­性­人体像。护墙板的木头是黑­色­的。侍者把黄油放在冰块中端来，还有松脆新鲜的白面包片，是由长棍式面包横切下来的。我们边吃撒了盐的黄油面包片边等­鸡­尾虾。我望着室外，望着炎热的中午。那个索马里人打开那瓶堂·佩里尼翁酒，这也是我要的，原先放在我们桌旁的冰桶里。他倒给我一口，我品尝。它很凉，味道好极了。我点头。那个索马里人斟满我们的杯子，又把瓶子放进银质冰桶，走开了。我们对饮。

对面，在海边的林­阴­路上，在海滩边，一个画家把他的画挂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系在两棵棕榈树上。那些画非常活泼，­色­彩丰富，画的是十字架路、老码头和风景。画家是个年轻人，坐在地上。人们从旁边走过，连看都不看他的画。

“他每天在那儿，”昂热拉说，“很有天才。但是他不走运。”

“您够走运的。”我说。

“噢，是的。”她说，迅速敲敲木头，“我肯定有运气。您呢，卢卡斯先生？”

我讲出了我很多年没讲过的话：“我运气很大。我认识了您，夫人。您坐在我身旁。我可以打量您。您是因为我才进城的。”

“无稽之谈。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啊哈。”我说。

她望着我，笑吟吟的，她总是这样微笑。她的眼里有微细的金­色­亮点在闪烁。在晒得黑黝黝的皮肤上，眼角的小皱纹非常纤细。这双愉快的眼睛里藏有悲伤，悲伤的一道­阴­影。

“您害怕很多东西吗，先生？”昂热拉问。

“什么？”

“您已经听明白我的话了。害怕人和事。您这样吗？”

“不。”我撒谎。

“我怕。”昂热拉说，“我常害怕我自身，怕我不能再画画，或顾客离去我不再有钱……”

“还怕孤独。”

“不，一点也不怕它。”她说，但她的微笑呆滞了，“我很喜欢孤独。”

“那就是怕又得逃跑。”

“您还没忘记吗？”她笑意更浓了。

“没有。”我说，“为什么……”

“您看，”她迅速说，“我的一个老朋友来了。”她用下巴指指。一个瘦长的、也许五十二岁左右的男人向饭店走来。他衣着非常齐整，背着一个大包。这人给人一种内向、孤僻的印象。“这是费尔南。姓什么我不知道。费尔南学过建筑。他天赋很高。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他母亲半身瘫痪。无可救药。这一定已经过去二十、二十五年了，远在我来戛纳之前。费尔南放弃了他的学业。他爱他的母亲。为了能把她送进一家稍微舒适些的疗养院，他不得不立即挣钱。从此以后费尔南就卖彩票。”

“什么彩票？”

“法国什么样的彩票都有——数字的、大型和小型的赛马，国家的价格……”

侍者端上来­鸡­尾虾。虾很大，味道鲜美，我还从没吃到过。

“好吃吗？”

我点点头。

“我很高兴。”昂热拉说，“我很希望这里的一切都合您的口味，您感到舒适。”

我说：“我一生中还从没感到这么舒适过。”

“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

“不，这确实是真的！”

“这我不信。”她严肃地望着我，“常有女人对您讲，您风度翩翩吗？”

“不错。可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女人这么说是出于好心。因为她们有所图，因为我对她们客气。因此她们也讲点客气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我说，“就是这么口事。”

“但我不是这样。”昂热拉说，“我对您无所图。我不是只想客气。我有所指。我要您知道，非常严肃地知道，真的相信，因为这是真的：您风度翩翩。”她举起她的香槟杯，我举起我的。“Le chaim！”昂热拉说。

“这是什么意思？”

“为生活­干­杯，为幸福­干­杯。这是希伯来语。我有很多犹太朋友。怎么样？”

我也说声：“Le chaim！”这时，那个身材瘦长、面­色­苍白、拿着公文包的男人已经走过来了。当他看到向他招手的昂热拉时，他扭扭那张显得心不在焉的脸，笑着露出了牙齿。费尔南很快走到我们这一桌来了。我看到他的额头上汗淋淋的。

我们从他那儿买下了明天在巴黎举行的某种大型赛马的彩票和半本数字彩的彩票。昂热拉自己付她的彩票，她坚持要这样。

“您赢过彩票吗？”我问费尔南。

“赢过三次，先生。”他说，“一次三亿法郎，一次四亿五法郎，一次一亿法郎。”

“什么？”

“他指的是旧法郎。”昂热拉说，“不管您怎样努力——过了这么多年，这里的人还都是讲旧法郎，用它计算。”

“原来是这样。您出售这种利润低微的东西多长时间了？”我问费尔南。

“打我工作以来。”

“您工作多长时间了？”

“二十三年。不过，每当夫人见到我时，她就买下我的彩票，总是这样。”

“我贪钱。”昂热拉说，笑望着我们俩。这时，她眼里那舞动的金点又浮现出来了。“我贪钱贪得发疯。有一天我会赢到一百万新法郎，到时咱们俩喝一杯，费尔南，怎么样？”

“行，夫人。”

“失去知觉。”昂热拉说。

“什么？”

“到时候咱们要喝得失去知觉。”

“噢，是的，那当然，彻底失去知觉。”费尔南说。

“另外，”我说，“您一定是口渴了，先生。您想喝什么？”

“可是先生……”

“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昂热拉说，“咱们全是朋友。好了——站在吧台旁来一杯？”

“多谢了，两位。”费尔南说，走向后面的酒吧。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仍在那边等桌子空下来。他指指我们，得到了满满一大杯香槟。

费尔南举起他的杯子，声音洪亮得全饭店都能听到，但是没有人抬起头来，他冲我们喊：“为你们的幸福­干­杯！”

“Le chaim！”昂热拉回喊道。我们举起杯子。

“再来一杯？”我问。

“Le chaim！”费尔南喊道。

“是的，再来一杯。这个家庭曾经很富有。父亲死了。后来，费尔南和他的母亲就一贫如洗了。您穷过吗，卢卡斯先生？”

“是的，”我说，“穷得很。”

侍者拿走了­鸡­尾虾。烤牛排端上来了。

“我也曾经非常穷。”当我们开始吃时，昂热拉说，“当然是一开始。当我在巴黎学画时。”

“您的父母……”

“他们死了。”她迅速说，“是的，当时我非常穷。但不久我得到了订单有了钱，一大笔钱。这­肉­您吃得来吗？半熟？您喜欢这样吗？”我点头。“后来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信任了一个男人。他说，他要拿我的钱去股市上投机。”

“你信赖了那个男人？”

“我爱过那个男人——您知道，那时候会多么轻信。他拿着我的钱溜走了，我身无分文地坐在那儿。今天我又好起来了。但我今天小心得多了。我对您讲过，我把我所有的都换成了首饰。我节俭、多疑。我永远不会再把我的钱托付给男人。”看到她大方、饥饿地吃着，我觉得真美。

“如果再来一个让您爱上的男人，您当然又会这么做。”我说。

“爱情的事我可以料想得到，”昂热拉说，“在这上面我不走运。什么是爱情？一件空洞无物的东西。然后男人们离开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离开男人们。当然，如果正常的话，他们会不时地相互需要。但您说这是爱情吗？”

“不是。”我说。

“您看，”昂热拉说，“Le chaim！”

“Le chaim！”我说。

22

在我们桌上做苏泽特小煎饼时，侍者点燃了酒­精­，一道火焰蹿升得老高，昂热拉像个孩子似的笑了。

“这总是令我激动。”她说。

“您爱火焰吗？”

“对，非常喜爱。”她说，“多年来我就在试着画火焰。我没有成功。”

一个衣衫褴褛、赤脚的女孩走进来。女孩身前挂着一只编织篮，里面有五六只布做的动物。那女孩苍白瘦弱，眼睛哭得肿肿的。她一桌一桌地走。现在，她站在我们面前。

“一只也没卖掉吗？”昂热拉问。

小女孩愁容满面地摇摇头。她的双脚沾满了灰尘，脏兮兮的。

“你的动物多少钱？”

“十法郎，夫人。”

“我买只驴子。”昂热拉说，给小女孩一张十法郎的纸币。

“我买只熊。”我说。小女孩点点头，没有道谢，又挎着她的篮子走开了。在门口，她跟那个卖彩票的费尔南撞在了一起。他在那里稍微躲一躲炎热，又往前走了。我看到，他在跟那个小女孩讲话。他们并肩走向“卡尔顿”酒店。昂热拉这时已经检查了两只小布动物。

“驴子裂了，”她说，“锯末漏了出来，一只耳朵差不多扯掉了，而且很脏。”

“这只熊也脏，”我说，“非常、非常的脏。它的毛磨掉了。咱们就把它们留在这儿吧。”

“噢，不！”昂热拉说，“不！我将我的驴子送给您，您把您的熊送给我，咱们俩把它们保存好。”

“保存起来­干­什么？”

“哎呀，不­干­什么。迷信罢了。”昂热拉说，“我将把您的熊系在我的车子里。您也会保存我的驴子吗？”

“肯定会，”我说，“作为对这一天的回忆。”

“不，”昂热拉说，“作为对那个我们还很贫穷很年轻很幸福的时候的回忆。”

23

当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走进来时，我们已吃过­奶­酪和喝过咖啡，正在喝一杯助消化的阿尔玛白兰地。他身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裤子，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他转头寻找座位，没找到，看见了昂热拉和我，就快步向我们走来。

“昂热拉！”他吻她的手，冲我点点头，“我可以坐这儿吗？”

“当然。”我说，转向侍者，“再给先生来一杯白兰地。”

“你们认识？”我问维阿拉。

“认识多年了！”他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你好吗，昂热拉？”

“好极了。你呢？”

维阿拉说：“你知道的，我在检查游艇爆炸案。我一直到刚才都在实验室里工作。我还没结束。但最迟明天我就能说出，那是种什么炸药，从哪儿来的。”侍者为维阿拉拿来一杯阿尔玛白兰地。“我倒过来开始。”他说，“这是特洛伊斯·克莱夫斯酒，我最喜欢的牌子。已经喝过一点了吗？”

“是的，”昂热拉说，“已经喝过一点了，劳伦特。”

“等我们解决了这个案子，”维阿拉说，“请你们允许我在这儿请你们吃饭，就我们三个人，怎么样？我喜欢您，卢卡斯先生，昂热拉又是我的老朋友，亲密的老朋友。你们接受吗？”

“很乐意，劳伦特。”昂热拉说，将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这让我心里陡然充满了妒忌。“可现在我们得走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明天一大早给您打电话去‘庄严’酒店。”维阿拉对我讲，“请您祝福我。”

“我会这么做的。”

我们走时，劳伦特在昂热拉脸上象征­性­地吻了一下。当我结账时，他们彼此交谈。

我回头看。昂热拉仍在跟维阿拉交谈。然后，昂热拉向我走来，挽住我的胳膊。我们离开“费利克斯”，走向她的车。

“您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

“肯定有事！”

“没有，真的没有，黛尔菲娅夫人。”

“请您叫我昂热拉。我叫您罗伯特。请您现在告诉我您是怎么了。”

“这是个可爱的家伙，这位维阿拉。”我说。

“啊！原来是这样。”昂热拉说，“对，很可爱。最可爱的人之一。”

“是的。”

“您想知道，我有没有跟他睡过觉。”昂热拉说。

“什么话，这是……不，夫人……”

“昂热拉。”

“不，昂热拉，这我真的不想知道……您跟他睡过吗？”

“睡过几次，多年以前。”当我们经过凡·克莱夫分店时，昂热拉说，“不行。我们……我的天，我们根本不合适。于是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将这样做下去。放心了吗？”

“我没有权利放心或不放心！”

“不错。但我还是想知道。”

“请您原谅，我不应该这样。”我说。

我们来到了她的车前。车里热得跟地狱似的。我旋下我这一侧的车窗。昂热拉在手套格里找到一根线，果然将那只孤寂的小熊系在了反光镜下。又有豪华车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

我望着昂热拉，看她固定小熊，说：“拉克洛斯先生告诉了我一些数字。”

“什么数字？”

“有关他和我要在此打交道的那些富人。比如说，在美国，百分之二点五的人统治着三分之二的经济。一切的一切，包括一场通货膨胀，都会让他们富起来，而其他所有人却越来越穷。”

“是啊，”昂热拉说，“这话他也对我讲过。现在它挂牢了，这只小熊。”

“您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对它非常感兴趣，卢卡斯先生。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猜，您也是个社会主义者。”

“当然。”我说，“如果不是傻瓜，如今的人还能是什么呢？”

“但咱们俩是有点歇斯底里的社会主义者，我的亲爱的。”昂热拉说，“比如说我吧，我靠这些‘大富豪’生活。您住在一家‘大富豪’的酒店里。咱们刚刚在一家穷人们不会进去的饭馆里吃过饭——若在从前咱们俩谁都不会进去的。我有一种感觉，您在此碰上的无限财富给您的印象有些太深刻了。”

“一点也不，您这位沙龙女社会主义分子。”我说。

“就是，就是，您这位沙龙社会主义分子。”她说，“咱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咱们乐于生活优裕，但还是想做社会主义者？”

“行。”我说。

“您要是想想这痛苦的世界，这算不算歇斯底里？”

“是的。”我说，感到左胸侧微微地疼。

我迅速地偷嚼了两粒硝酸甘油胶囊。

“您在­干­什么？”昂热拉马上问。

“这是一种饭后我总要服用的药。”我说。我们沿十字架路往上开去。没有一丝风。

24

昂热拉只将车开到“庄严”酒店。这里站着一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魁梧男人——一位泊车师傅。昂热拉下车，我也下车。那位泊车师傅名叫泽尔热。他使劲握着昂热拉的手。从交谈中我听出来，当昂热拉要在城里呆上较长时间时，她总是把她的车停在这里，停在清凉的地下车库里。两个人谈起了在卡格奈斯—苏梅尔赛马场举行的上一场赛马。我走进大厅，问有没有给我的消息。勃兰登伯格还没回电，没有什么给我的消息。

我走回室外。我把那个脏兮兮的玩具驴放在看门人那儿，他把它塞进了我的保险箱。

泽尔热正把车开下车库。

“好了，”昂热拉说，“现在出发吧，罗伯特，去购物！”

我们一直走到电影节大楼，因为节日将至，那里正在忙乎。我们从那儿拐弯，来到主要的商业街安提伯斯路。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全由昂热拉作决定。她陪我走进一家男士时装店，在这里为我挑选我需要的东西：白­色­、浅蓝­色­和深蓝­色­的很轻便的裤子各两条，配套的非常轻便的衬衫穿在上面，可以塞进敞开的衬衫里的围巾。我当然得一一试过。虽然有一台风扇在转，试衣间里仍很热。我穿上后走到隔帘前，昂热拉对我进行评判。她并不是一下子就对布料和颜­色­感到满意，花了好长时间，不过我无所谓。一股强烈的幸福感攫住了我。

昂热拉坐在一张椅子里吸烟，我总是像个模特儿似的从更衣间里钻出来。昂热拉挑选出的裤子是那么紧，我想，我穿不上它们。它们的口袋非常小。白­色­的合适，其它的得改。衬衫全合身。昂热拉也选了一条深蓝­色­带白点的衬衫。这件衬衫跟这条裤子我当场就穿上了。昂热拉给我在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黄|­色­带蓝点的丝巾。我在更衣间的镜子里观看我自己，感到好像是站在一个陌生人对面。我觉得，我变得苗条多了，看上去更年轻了，突然也不那么热不可耐了，只有两脚还嫌热。我付钱，女售货员说，其它东西以及我的西服、我的衬衫和我的领带将送到“庄严”酒店。

昂热拉拉着我往前。在第二家店里，她为我挑了一套米­色­的和一套几乎是白­色­的西服，还配上了卡丁牌领带。这家店里也有燕尾服。售货员是个年轻的、非常热情的同­性­恋，昂热拉跟他非常谈得来。他把西服时装一套套地抱过来，直到昂热拉找到一套她如意的。布料非常­精­致、薄薄的、防皱。我买下黑裤子、白上衣和几个宽边领结，这正是眼下的时髦。我也买了配套的衬衫。当然又是昂热拉挑选的。让人把燕尾服和衬衫送到酒店。

“现在去‘洛普’。”当我们又来到安提伯斯路上时，昂热拉说。这条街上汽车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单线前进。“那是戛纳最好的鞋店。”她走路迅速轻快，我很难跟上她。包装我让她开心，她非常重视，不找到她认为最适合我的决不罢休。穿着衬衫和裤子我已经觉得大变样了，那炎热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

在“洛普”店里，昂热拉为我挑选了很软的、舒适的便鞋——白­色­的、棕­色­的、黑­色­的和一双配燕尾服的漆皮鞋。我得穿上鞋来回走动，好看看它们是否跟脚。虽然我一直憎恨这种事，但在这里却感到其乐无穷。昂热拉又坐在那里，仔细观看，吸着烟。她吸烟很多，跟我一样。一双便鞋，那双白的，我当场就穿上了。其余所有的，包括我的旧鞋和我的袜子，都让人送到酒店。

当我们最终离开“洛普”时，我停了下来。

“什么事？”昂热拉吃惊地问，“您不舒服吗？”

“不是，”我说，“我觉得美妙极了。美妙无比，前所未有。我感觉自己变了，昂热拉，就像童话里一样变了。我感觉更年轻了，昂热拉，年轻了许多。有点飘飘然……”

“是的，”她说，“是的，罗伯特。这真好。我要的正是这个。噢！”

“什么？”

“您刚刚笑了。”昂热拉说，突然变得很严肃，“您头一回真正地笑了。”

“这是因为您。只有您，只有您能做到这一切。”

“废话。”她匆匆地说，“走吧，我现在还需要我的东西。”

我走。香港不是这样的，新加坡不是，悉尼也不是：不是这么让人开心，这么轻松，这么欣喜若狂，就像这里一样，就像在戛纳这堵塞的安提伯斯路上，在昂热拉身旁一样。我根本没意识到我走得有什么不一样，直到昂热拉有些喘不过气来地说：“慢点！您走慢一点，罗伯特。我透不过气来了！”

于是我们停下来，相视而笑，大笑了很长时间。我突然想：这就是幸福。我曾经相信我从来不知道它或者忘记了它。孩子时一只小狗曾经带给我欢乐。现在，快五十岁时，我又幸福了。因为一个陌生的女子对我表现出了人­性­的兴趣，人­性­的同情，人­性­的友好。下午的太阳斜斜地燃烧在安提伯斯路上。人们来去匆匆，汽车爬过，保险杆顶着保险杆。我回味我在这里遇上的一切是多么的罕见。

七

25

现在昂热拉去买颜料、画笔和绘画用品。我陪着她，陪她走进一家大超市。她在那里订购了一大批东西，明天上午送货上门。购物，尤其是买衣服，此生一直让我厌烦。跟一个女人一起去购物，就更让我觉得烦不可耐了。今天我却觉得美妙极了。我观察着昂热拉那坚定的、又总是客气地得到她真正寻找的东西的方式。她不受劝诱，准确地知道她需要什么，不管那是一种特殊的管装绿颜料还是一罐德国的俾斯麦鲱鱼。她非常喜欢吃它，令我吃惊不小。这个星期六下午商店开门到八点，许多人在购物，但是我无所谓，这些人不影响我，因为我只看见昂热拉。

后来，我还是得让她一个人去了。我不能跟着她去试衣服。昂热拉所买的一切，除了食品，都叫人送到“庄严”酒店，交给那儿的泽尔热。他似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安提伯斯路的商店里人人认识他。

于是，昂热拉让我独自留在夏伯德小街的街角上。我说，我要看看这儿的商店。我也这么做了，在夏伯德街上往里走了一段，走到加姆贝塔广场。加姆贝塔广场上有一家花店，它叫“花月”。我走进去，要求送三十枝红玫瑰给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她住在……

为我服务的那个人打断我的话：“我们认识黛尔菲娅夫人。她所有的花都是从我们这儿买的。我们位置好，紧靠安提怕斯路，而且便宜。请您原谅，先生，要哪种红玫瑰？”

“巴卡拉。”

“无论如何我得给您个建议，先生。我叫皮埃尔，您就叫我皮埃尔好了。不过，在红玫瑰当中，比起‘巴卡拉’来，黛尔菲娅夫人更喜欢‘宋娅’，这点我知道！‘宋娅’更雍容华贵，存活时间更长。它是浅红­色­，您看，这儿。”他指着一只花瓶里的一束。

“那好吧，就‘宋娅’吧。”

“好的，先生。来张卡片吗？”

“行。您等等。我想，从现在起每个星期六同一时间，也就是下午，您送给黛尔菲娅夫人三十朵‘宋娅’。我先预付前四个星期。”

“我们非常乐意，先生。”

“您给我一张卡片吧。”

他给我一张，我坐下来写道：“谢谢一切。”我把卡片Сhā进一个信封，粘上。我对皮埃尔说：“如果没人在家，请您把这玫瑰放在门外。”

“您可以信赖我们，先生。”

然后我又来到加姆贝塔小广场上，走回安提伯斯路。我没穿袜子，那双柔软的便鞋使我的脚无比舒适。我感到全身舒服，穿着那薄薄的衬衫，我好像能听到它呼吸，感到它呼吸。我在一家橱窗前停下来，观看里面我的影子。我几乎没再认出我来。二十、二十五年前，当我还充满希望、勇气、自信和大胆时，我也许曾经是这个形象……

“喏，什么东西让您这么感兴趣？”我听到昂热拉的声音，在橱窗的影子里看到她就站在我身旁，笑嘻嘻的，她的红头发熠熠生辉。

我如实说道：“我在对我的变化感兴趣。您真让我大变了样。我看上去也许是我三十岁或二十五岁时的样子，充满……”这回我打住了。

“是的，充满许多东西。”昂热拉说，挽住我的胳臂，我们从橱窗前走开。“所有这些东西您都还拥有，罗伯特。”

“噢，不。”我说。

“就是有，”她说，“如果您再在这里生活一会儿，您将会看到，所有这些东西如何在您身上主动地苏醒过来。”

“咱们去哪儿？”

“咱们完事了，是不是？衣服也会被送去给泽尔热，这不足三分钟的路。不，停一停，香烟，我需要香烟！”她走向一家烟草店。

“您吸得太多了。”我说。

“您也是啊。”昂热拉说。

我拿着昂热拉买的三条烟和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钱、我的钥匙、我的护照和大多数原本放在我的西装口袋里的东西，因为新裤子太紧，几乎没地方放。

我们又回到了“庄严”酒店。五点刚过，酒店的大平台上，游泳池后面，白­色­的桌椅旁坐着许多人，他们在喝他们的开胃酒。椅子上铺着红垫子。

“我脚痛，”昂热拉说，“咱们也坐坐吧。您看，那儿，在右角落里，在门旁边的那个角落里，还有一张桌子空着。”

我们坐到那张桌子旁。

一位侍者过来，昂热拉想喝香槟，于是我又叫了一瓶堂·佩里尼翁。不一会儿侍者就把它放在冰桶里拿来了。他还拿来了两大碟橄榄和核桃。

“您等等！”昂热拉跳起身，“我马上就来。”

我刚来得及站起身，她已经越过这条豪华商业街的矮平房另一头的平台，跑了。我看到她消失在一家店里，店上方大写着“巴克莱”。她很快又回来了，有点喘吁吁的。

“给您。”她说着坐下来。她递给我那个层层包装的东西。我撕开纸，手里拿着一个非常绵软的黑皮夹，它有一只拉链。包里有许多格袋子。

“您可以把您的所有东西放进去了，护照、钱和钥匙。”昂热拉热切地解释，“当他们只穿着衬衫和裤子跑来跑去时，很多男人都带这种包。您等等，我把东西全放进去。”

我注视着她的脸，这次她没觉察。

这女人长相美丽。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内在美，我想。谁见到她，就会理解，这个女人善良、大度、勇敢，同情任何人，同情任何有忧愁或痛苦的人。谁见到这女人，就不得不屈服于她眼中放­射­出的诚实。谁见到这个女人，就会感觉到包围着她的正派、友善、温暖和无私的气氛，但也感觉到那从不离开她的谜一样的伤感。这女人习惯了过自己的生活，照顾自己。跟我一样，她经历过贫困，现在她生活得好好的。我相信，我可以对这个女人畅所欲言，她什么都会理解。她具有我所认识过的东方女­性­的审慎和内向，她们，就我所听说的，愿意为她们所爱的男人做一切。昂热拉肯定也有她的忧郁和黑­色­的时刻，她的“秘密”。但是她从不谈它们，肯定不会谈。相反，她表现得好像她不懂这一切似的。只有她的眼睛泄露出它们……

“好了！这下您怎么讲？”昂热拉整理好了，把皮包递给我，里面满满的。

“我激动不已。”我说，“我感谢您，昂热拉，我谢谢您……”

“不必谢。”她说。

侍者走过来，因为现在香槟已冰好了。他打开瓶塞，让我品尝，然后倒满杯子，走开了。

“为您的使命­干­杯。”昂热拉说，举起杯子。

“不，”我说，“为我们的相遇­干­杯，为这美妙的日子。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日子，这个五月十三日。”

“您在胡说。”昂热拉说，“这香槟真好喝，是不是？”

“我不是瞎说。”我说，听到我周围的人们在用各种语言交谈，看到昂热拉身后十字架路上的众多汽车、鲜花、棕榈树和那后面的大海。“您让我脱胎换骨了。”

“几件新衣服不会让人脱胎换骨的！”

“真是脱胎换骨了，”我说，“如果这些衣服是由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出于好意为你­精­心挑选的话。”

“好了，您知道，”她尴尬地说，拿一只木勺在她的杯子里搅动，“这实在是有必要，罗伯特。您带来的那些西服真难看，太肥大了。它们在您身上直晃荡，裤子臀部吊下来……”

“它们出自杜塞尔多夫一位非常好的裁缝之手。”

“这不是个非常好的裁缝，他不可能是个好裁缝！您自己也看到了，这里的服装多么合您身。还有您的鞋！那真是怪胎，那双鞋！对，您显得更年轻了，这是真的。您走路姿势不同了，这也正确。但是，请您别生气，当您来找我时，您走路的样子像个重病人。您的裤子在您身上晃荡得像是穿在一位老爷爷身上。这种事让我不忍目睹。这种事我在谁身上都看不下去。要不然我就选错职业了。您是个英俊潇洒的男人……”

“哦！”

“是真的！肯定是的！您问问这平台上的每一个女人。您只不过太随便了，对一切都无所谓。您那样穿戴着跑来跑去，真是个耻辱。因此我想……”

“昂热拉！”我打断她。

“嗯？”她喝一口，望着我，这时她的棕­色­眼睛里又有了那金­色­的亮点。

“我爱您。”我说。

“您爱……您听着，罗伯特，您疯了！”

“对，”我说，好像是另一个罗伯特·卢卡斯在我的体内讲话，那个真实的罗伯特·卢卡斯，他沉默了二三十年之久，“我是疯子，为您发疯了，昂热拉。”

“请您别说了。”昂热拉说，“来吧，您平静一下，咱们再喝一杯。”

我斟满杯子，我们两人对饮。随着傍晚到来，我感觉一种奇异的清凉吹拂到平台上。我说：“我四十八岁。比您老得多。大十四岁。两年后我就五十了。昂热拉，我……我还从没经历过像您这样的，还从来没有。请您因此原谅我。请您别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我这么讲。可我是真心诚意的。”

“您以为您是真心的。”

“不，我知道我是真心的！我从没有对什么知道得比这更多、更清楚。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多么热烈地爱您。有一天您也会爱我的。”我为最后的这句话吓了一跳，急忙喝了一口。

“您看看，我都疯成什么样子了！”

昂热拉一声不吭。她望着我，淡淡地微笑着。我在她的眼里看到了我的脸，细小得可笑。

“您的眼睛，”我说，“您秀丽的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它们。永远不会再忘记，只要生命还在我体内。”

“您！”昂热拉说，“您的眼睛漂亮、友善和温情，尤其它是绿­色­的。我真想有绿­色­的眼睛。您的绿­色­的眼睛。”

“如果咱们可以交换的话，我立马把我的给您。可这将是一次痛苦的交换。在我一生中已经有些女人对我讲过一些话，但是说我的眼睛漂亮，还从来没人讲过。”

“那一定是些非常愚蠢的女人。”昂热拉说，“或者她们是故意没讲。您的眼睛真了不起，罗伯特。”

“您了不起。”我说。

“不是。”她说，喝一口，好像她要藏身在那宽宽的杯子后面，“不。请您住口。请您别讲了，罗伯特。”

一位侍者出现在平台上。他呼叫我的名字。

“在！”我跳起身。

“电话，先生。”

“我马上就来。”我对昂热拉讲，走了几步后又回头走向她，向她俯下身去说，“您也会产生爱情的，请您当心。”

26

“是你吗，罗伯特？”

“对，卡琳。”

是我的妻子在电话机旁。终于来了，我想，那好吧。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激动、非常生气。

“你说好一落地就给我打电话的。”

“我忘了，请原谅。我很抱歉。”

“你一点也不抱歉。你根本不在乎我为不为你担心。”

“你要是这样担心，那你为什么没早点打电话来？”

“我不想跟在你ρi股后面追来追去，不想让你感觉我在监视你。可现在我忍无可忍了。你怎么会在酒店里？我以为你在工作呢。”

“我是在工作。”我说，“眼下我正在室外的平台上跟人谈话。”

“跟一位表子谈话。”

“请别讲这个词，叫人恶心。”

“这么说我肯定是讲对了。你跟一个表子坐在平台上。跟一个表子、表子、表子！”

“再见，”我说，“再见，卡琳。”

“你尽管在你那该死的职业里寻欢作乐吧。不管你怎么称呼那职业。妓汝簇拥。这里仍一直在下雨。我估计，那下面是艳阳高照。可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那表子肯定在等呢。”

一声“啪喀”！她挂掉了。

我从电话间走进大厅。我问门卫，有没有我的邮件。他说没有。这样很好。我又走向旋转门。它旁边还有一扇玻璃推门，我们的桌子就位于它跟墙形成的角落里。我看到昂热拉在望着十字架路。我呆呆地伫立了也许有两分钟，一个劲儿地端详她，她没有觉察。我全身又感觉到了那种古怪的疼痛，它实际上不是疼痛，只是一种感觉，甜滋滋的。然后我走回我们的桌子。昂热拉抬起头来。

“坏消息吗？”

“根本不是。”我说。

她沉思地打量我。

“真的不是！”

我又倒满杯子。瓶子里还剩下一点香槟，我将它倒在白­色­的大理石地面上：“这是……”

“敬给地下的神灵。我知道，法国人也这么做。因为法国地下的神灵也口渴。”

“对，”我说，“如果您为它们止了渴，它们就会对您友好。”

“那得咱们俩一起做，用咱们杯子里的最后一滴。”昂热拉说。我们喝，然后将剩余的滴到大理石地面上。

“昂热拉，”我说，“我有个请求。您可是认识我给您看的名单上的所有人。”

“除了萨冈塔纳夫­妇­。”

“除了萨冈塔纳夫­妇­。我必须结识所有这些人。我以为最好是在一个中立的气氛中，先是众人一起。还有一位保尔·泽贝格，他是赫尔曼家庭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您能安排吗？”

“您是指——一场舞会？”

“对。”

“包括吃饭？”

“也许。”

她考虑。

“在我家不行。我没有人手，没有地方。在特拉博家容易些！他们有一所大房子。我对您讲过，帕斯卡勒·特拉博是我的朋友。可是这种天气，她和她丈夫肯定还坐着他们的游艇在海上。我要晚一点才能联系上她。”

“那好，”我说，“您等会儿替我安排一下好吗？”

“当然，乐于效劳……”她望着我，“您现在有什么事吗？我的清洁女工在等我。咱们得离开。”

“我没什么要紧事……”

“那您去我家吧。”昂热拉说，这话出自她嘴里，比从其他任何女子嘴里说出来都理所当然，自然而然。“我再为咱们煮点东西吃！您会感到吃惊，因为我很会烹饪。这您没想到吧？”

“我相信您无所不能。”我说，“等到饭后，您再给您的朋友打电话。”

“行。”

我结账，泽尔热取来昂热拉的车，把她的包裹放到车里。她坐到方向盘后，我又坐到她身旁。我们就这样沿着十字架路开下山去。现在影子已经很长了。

27

阿尔奉欣·佩蒂是个矮个子女人，灰头发，走起路来从容不迫。她在“克洛帕特拉豪华别墅区”的许多人家搞卫生。她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中午来昂热拉家。她别无办法分身。她非常勤快，出身于布列塔尼。昂热拉将我向这位矮个子女人作了介绍。她有着动物一般羞怯、机灵的眼睛。我们相互握手。阿尔奉欣望着我，当她跟我们走进卧室时，老是望着我。那里的一只落地花瓶里Сhā着我在“花月”预订的三十支玫瑰。

“它们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两个小时前，夫人。还附有一封信。”

昂热拉撕开信封，大声朗读我写的内容：

“谢谢一切。”她望着我。“您真客气，太客气了，真的。‘宋娅’是我心爱的玫瑰。”

“我明白。现在您每个星期六都将收到‘宋娅’，以此纪念这个五月十三日，我的生命中这个最重要的日子。我的新生命中的第一天，我的生日。要是我可以讲‘我们的节日’的话，那就好了。”

阿尔奉欣离开了这个房间。

“更重要的是您获得了新生，罗伯特。”

“为什么？”

“当您来找我时，您是那么……那么­精­疲力竭，沮丧疲惫，垂头丧气。”昂热拉跪下来，整理花儿，把一种保鲜剂浇进花瓶，将一枚铜钱扔进去。她急切地问阿尔奉欣是否修剪过这些玫瑰。

“垂头丧气，我？”我茫然不解地问。

“对。”她抬起头来，“可您现在不是那样了！现在，您轻松愉快得多了。我谢谢您的这些花，罗伯特。”

“您这么喜欢花啊。”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她说，站起来，再读一遍那张卡片，然后把它放回写字台上。玫瑰花被放在大电视机下面。阿尔奉欣又走过来。随后，两位女人不再管我。她们坐到一张桌子旁，一起坐在一张沙发上。阿尔奉欣手拿一个作业本，报告她买的东西和支出的钱，她这个星期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因此她加起来应得到多少钱。总数还没加起来。我看到昂热拉戴上她的斯特拉斯牌眼镜，然后这两人大声算起账来。她们像两名女生似的坐在那里。她们相加，算错了，不得不从头再来。我走向书墙，观看书名和书的作者。加缪。萨特。海明威。格林。梅勒。乔奥诺。马尔罗。普鲁斯特。休克斯莱。贝尔特朗·鲁塞尔。玛丽·麦卡西。西隆。帕维斯。欧文·肖。伊尔维·华伦斯……全是我喜欢的作者，也有他们的书，当然不是法语版的，而是德语版的。书橱里还有许多艺术画册，最上面叠放着两本《圣经》，在它们上面，最高点，是一尊青铜的古董小佛像。

两个女人终于完了，阿尔奉欣拿到了她的钱。告别时她再次跟我握手，我听到她后来在前厅里跟昂热拉低语。大门关上了。昂热拉走回来。

“您刚刚征服了一个人，罗伯特。阿尔奉欣。她说，您给人印象不错。”

“哦，”我说，“已经见效了，您瞧？我原先只是不知道罢了，我对女­性­的作用似乎只有地震能比。”

“这正是我想说的。”昂热拉附和我道。

“阁下是一阵狂风。阁下想吃什么？我原先不知道，中午会有人请我吃饭，冰箱里还有一些菊苣，因为它们保鲜。­色­拉对健康非常重要。”她像个女教师一样说，“我­色­拉吃得很多。您也是吗？”

“对。”我说。我已经记不清上回我什么时候吃过­色­拉了。

我们一致同意做­色­拉和牛排，吃花式面包，一种松脆的长形白面包，阿尔奉欣买回了三根。昂热拉系上一条彩­色­围裙。我坐到早晨我看见过的厨房里的凳子上，看她如何烤牛排，做菊苣­色­拉。她突然发出一声喊：“新闻！”

她摁亮厨房里的一台小型日本电视机，然后跑进暖房和卧室，打开那里的电视机。那台大的她一直拖到通往平台的敞开的玻璃门旁。

“我老是得听新闻。”她说，走回来了。我们收听新闻。第一条是我等待的消息：英国放开了英镑的汇率。全球一片恐慌，尤其是意大利和日本。许多股市星期一关市了，包括伦敦和法兰克福的……

昂热拉在灶台上、厨房里忙碌，边听边抬头看那台小型的日产“索尼”。她不加评论，像一块海绵似的把所有的话吸进体内，现在不可以跟她讲话。

我再没见过哪个女人能这么快就做好一顿饭。昂热拉让我跟她走。她跑进暖房。她从一张橱里取出盘子、银餐具和碗。她跑上平台，我们在太阳遮篷下铺好一张大桌子。这上面和风吹拂，暖融融的。在城里挨了一天热，这里是如此的和暖美妙。天空现在像瓶子一样绿，暮­色­已经很浓了。在尼斯起降的大飞机像影子似的无声地掠过大海和附近的上空。这儿也听得到和看得到电视机的播音员。英国码头工人的罢工似乎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意大利的铁路工人宣布下星期二总罢工。特内里夫岛的沉船灾难。数月来美国对北越的B—52远程炸弹猛烈进攻……

昂热拉又跑进厨房，那里正在炸牛排，看看，戳戳，翻过来，递给我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和两只杯子，示意我拿到平台上去。她现在耳朵和眼睛都只留心于新闻。饭做好了。昂热拉和我一起把它们端到满是鲜花的平台上。我看着身下城市里的无数的灯光，海边的白­色­城市，船上的红­色­、绿­色­、蓝­色­和白­色­的灯光，那艘灯光辉煌的轮船，沿着艾斯特莱尔山蜿蜒的公路边的灯光。不见一丝云彩。在平台上灯光的照­射­下，花儿晶莹剔透。从什么地方传来轻音乐。还是新闻。智利劫持飞机。天主教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激烈战斗……

飞机滑翔而过，航行灯闪烁不停。牛排半热，正如我喜欢的，绿­色­的­色­拉里还有黄瓜片、小洋葱和其它我不认识的佐料，玫瑰红葡萄酒口味略酸，很清纯。新闻结束了。又可以跟昂热拉讲话了。

“您知道，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多少钱吗？三点五法郎！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她站起来，关掉电视，客厅里的灯光落在平台上。当我们用完餐后，我帮昂热拉把一切都收进厨房，那里的“索尼”还开着。她也把它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关掉了。“三点二十分又有新闻。”她说，“这么长时间足够我联系上帕斯卡勒·特拉博了。当他们从康托码头回来时，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朋友们坐在港口的甲板上，喝点东西。咱们喝什么？我想，喝香槟吧。”她有一只非常高的冰柜，她从中取出一瓶。我读那标签：“享利奥特，一九六一”。

“那儿有杯子。您把瓶子打开来，好吗？我赶紧再穿点别的衣服。”昂热拉说。饭前她脱去了围裙，现在她跑进她的卧室。我打开酒瓶，把它跟两只杯子拿到平台上，放到一张小桌子上。它位于好莱坞秋千前面。从这里能看到城市、大海和阳台设有木栅栏的护栏。护栏约有一米五高。

昂热拉向我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宽松的家常外套，钟形袖管很宽，丝绒高领。我斟满酒杯。昂热拉坐到我身旁。远方的音乐沉寂了，那么静，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昂热拉拿来了香烟和一只烟灰缸。

“真的，您吸烟吸得太……”我刚开口又打住了，为她点着香烟，自己也取了一支。我们坐在那里，吸着、喝着，沉默不语，眺望着灯光照亮的大海，俯瞰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吸完几支香烟后，在喝第二瓶香槟时，昂热拉开始讲起来，声音很低……

“我伤害了您。”

“我？从来没有过！”

“有。在咱们相互结识的那一瞬间，在电话上。我说，我也能讲德语，但是不喜欢。”

“对，我记得。”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这无关紧要。”

“您想象不到的。它很重要。”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我说。

“这是肯定的。什么级别？”

“二等兵。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三年。我运气好。”

“有些人运气好。”昂热拉说。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我的家人却不是。没有一个人运气好。父母，亲戚……您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全都被抓住运走了。我于一九三八年出世。朋友们把我一直藏到一九四五年，因此我得以逃生。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人再没能躲过……”

“您手上的白斑！”我说，相当大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它，“您经历过您父母被抓走吗，清醒地经历过吗？”

“不是很清醒，但我连续数年都梦到那一夜。那天夜里，德国人前来抓住了父亲和母亲。我始终还梦到那沉重的皮靴。然后，我连续数年在睡熟中喊叫，孩提时。”

后来她连续数年在睡熟后喊叫……

“也许这就是那引起­色­素变化、那位算命女人讲到的惊吓。”

“是的，有可能。这我还从没想到过，奇怪。”

“请您注意，一旦你有一天快活了，这块白斑就会消失。”

“我很快活啊！”

“不，”我说，“这我不相信。您不快活。”

“我就是快活！”

“不是。”

她喝光了她的杯子。“请您再给我倒上。您也倒上吧。咱们反正得至少等到十一点。”

“您不快活。”我说，斟满酒杯，“您装成这样，但是您不快活。”昂热拉注视我良久。

“您说得对。”她惊奇地说，“您是对我讲这种话的第一个人。对，是的……我让您感到像是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当时，当时我喝醉了，是的。上帝啊，我当时醉了……”

“什么时候？”

“当我得知……当他对我说……”她又注视着我。

“对于我，您是个陌生人，罗伯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您讲这件除了我只有一位牧师知道的、我从没讲过的事。”

“您若不想讲，就别讲。”

“可我想讲！这不是很奇怪吗？对，我要讲给您听。为什么偏偏对您讲，这我不知道。但您应该听听——今天，您今天下午妒忌劳伦特了。”

“妒忌谁？”

“劳伦特·维阿拉，那个海军军官。”

“噢，他呀。对，是这么回事。”我说。

“可您没理由妒忌。我爱的不是他。另一个男人，对，我爱过他。这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她的声音越来越缥缈，“我以前从没像爱他那样爱过任何人……我完全忘记了自我。当一个人真正地爱上时，他就不会再想到自己了，而只是想对方，对不对？”

我沉默，秋千轻晃。我吸烟，慢慢地啜饮，凝视着昂热拉美丽的脸庞。

“我的生命就只是为了这个男人……他住在这里，在这座房子里……我们准备结婚。他常外出，可当他来到戛纳时，他一直在这儿，在我身边。我为婚礼准备一切，您理解吗？我们想偷偷结婚，然后再公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还是有很多事要准备的，对不对？”

“对，肯定是的。”我说。

她已经根本不在听我讲了。

“后来到了那个晚上。那……”她顿住了，随之是一阵长长的静寂，“那天他对我说，他不能娶我。我非常难过，但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他住在亚眠。我从没怀疑过他。我以为是听错了。但我听到的是事实……这……这对于我是残酷的瞬间，您知道……我把他赶了出去。他急急忙忙收拾起他的东西滚了。而刚刚还在哭的我停止了哭泣，喝起酒来。威士忌。那时候我喝威士忌。纯的，带冰块。很多、很多的威士尼。是的，当时，在那天夜里，那次我真的醉了。我不停地喝。我……”

八

28

一直喝下去。四台电视机开着，画室的那台也开着。在争吵之前，在昂热拉了解了那个她爱着的男人的真相之前，她曾在房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她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忘了其它的电视机。她蹲在沙发上，面前放着酒瓶、冰块和杯子。这时没有一滴眼泪，还没有。这时，光是她的头脑里有着巨大的嗡嗡声，天旋地转。她一个劲地想：徒劳。受骗了，上当了。我的爱情完了。我孤独，非常孤独。再也没有人了，不，没有人了。

她突然缩成一团。

有人在吼叫。

过了一会儿，她才理解，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电影。这一切发生在六月十日，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日这一天，一支武装的纳粹因为马基抵抗组织谋杀了一位德国将军而大肆报复，把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奥拉多—芬尔—格兰夷为灰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被屠杀了。男人们被枪杀了。­妇­女和孩子们先是被赶进了一座教堂。有些人以为会获救，但那些纳粹分子点燃了教堂，­妇­女和孩子们也被活活地烧死了。这座村庄的废墟至今还在，人们在别处重建了那个镇。跟其它地方一样，奥拉多成了法国人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电视里播放反法西斯影片，播放有关纳粹所犯罪行的纪录片。现在，这里就正在放这么一部纪录片，是由目击者的报告剪辑而成的，偷Pāi的照片和偷制的图片——一场噩梦，举世无双的恐怖。一排排被枪杀的男人们。老人们，那些目击者，泣不成声地报告那场血腥屠杀。那是教堂。纳粹军人把­妇­女和儿童们赶进去。门关起来了。教堂里传出歌声。它着火了，可怕的火焰。奥拉多的破败的农屋被炸掉了。那些纳粹军人站在那里，双脚叉开，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靴，手端冲锋枪，纳粹军人，纳粹军人。昂热拉坐在那儿喝酒，威士忌从她嘴角流出来，她也没觉察到。她盯着荧光屏上的图像，那些骇人的图像。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弗雷德叔叔、毛里斯叔叔、表妹安德莱、理查德舅舅、舅妈亨丽特、舅妈玛荣妮。死了，死了。他们全死了……

昂热拉霎时无法承受了。她迅速站起身，晃悠悠地踉跄到室外的阳台上。在那里，她的花儿，那么多的花儿绽放着。那天夜里下着雨。昂热拉只剩下一个念头，唯一的一个，它纠缠不休，在她的心里威严地跃跃欲试，结束。完了。结束吧，现在就结束。这生活，你再也承受不了啦。

“这生活……”她听到自己在语无伦次，“不……不……我不想再要了……”

在潮湿的地砖上，她穿着高跟拖鞋，踉跄走向阳台的栏杆，雨水打下来。她撑起身，抽起一条腿。她摇晃得厉害。当她看到身下深处房子后面的停车场那灯光照亮的水泥地面时，她一点也不害怕。马上。马上。我马上就下去了。马上就一切都结束了。她抬起右腿，左腿。她跪到栏杆上。她把右脚伸向边沿。她用双手撑住自己。她挺起身，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越来越高。另一条腿也同时伸。雨打湿了她的头发、她的脸和她的衣服。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来吧，死亡，来吧，甜蜜的死亡。这下，她站在离地面四层楼的高处，在黑暗的天空下，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上方。一阵风吹到了她。她还想：我要……

然后，她就跌倒了。

29

她跌回到平台地面上，阵风吹得她跌回来了。当她从一阵短暂的失去知觉中醒来时，她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个水洼里。她张开的嘴里有半嘴的水。她作呕，把水吐了出来。她感觉没有一丝力气，四肢动弹不得。她跌倒在平台上，而不是跌下去了。

“不……不……我……我不想……我想死……这栏杆……”她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又跌倒。她试图用尽全力站起来。她站起来了。她的膝盖在打颤。她跌撞向栏杆。但是她爬不上去。她望向深处。一辆汽车刚刚从下面开走。这下她再也没勇气了。但是她必须结束。她必须……她必须！

她哽咽着跌撞回卧室，拿起瓶子就喝，丢失了她的拖鞋，跌回电话台子旁的一张沙发椅里。

电话！

她得跟谁讲讲话。跟谁？她不是有许多朋友吗？无数朋友，是吗？她有吗？谁？谁？昂热拉，你有谁能听听你想­干­什么？谁？

她不寒而栗地认识到：谁也没有。

那里有电话号码簿。她无意义地在里面乱翻。三年前，她还不需要眼镜就能阅读。她的双手飞动，号码簿掉到地上，她抬起它。她不知道她在找什么，一个人……一个能跟她交谈的人……讲话……讲话！这里有……有……一个电话心灵安抚……也许那里有谁……她找不到这个号码。教堂！她在教堂栏下看。她选了一个号码。没人接。再一个。没回音。她像野兽一样呻吟。第三个电话号码。空音在响。一声，两声，后来突然传出个男人声音，平静，低沉，友好。昂热拉不理解那男人在讲什么。听到人声她顿感轻松无比，一个音都发不出来。她向前瘫倒，上身支在小台子上，话筒滑落。她呻吟。她哭。这下她又能哭出来了，大声唏嘘。

那个平静的男人声音说：“我在接电话。我守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我有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您。”

“我……我……牧师……您是牧师吗？”

“对。您放心哭吧。慢慢来。我有时间……”

昂热拉哽咽、呻吟地哭着。

“我在这里，”那男人声音说，“在电话机旁……”

这样过了大约一刻钟。后来昂热拉有了气力，讲：“自己杀……先前……”

牧师误解了：“您杀人了？”

“不是……我……我要把我自己……您明白了吗？我自己……从阳台上跳下去……可是我跌回来了……而现在……而现在……”

她又抽泣起来。

“我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您慢慢来……”

这个年轻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坚强，又那么温柔，昂热拉渐渐感觉体内有了些力量。她开始讲：“我想自杀……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理解。您再也不能了。”

对话中间有时夹杂着数分钟的沉默或哭泣。牧师的声音总会重新响起：“我没挂断。我在电话机旁。”

“抛弃……那个我爱的男人……被出卖……被欺骗了……现在我孤独一人……孤独……我再也不能够了！我想杀死自己！”

那个平静的声音一句也不抗议，从不反驳，从不作价值的判断。他说出了昂热拉刚刚还能承受的话：“您一定经历了许多沉痛……”

“是……”

“后来这个男人来了……您把您的全部爱情献给了他……他让您如此大失所望……现在出现了一个真空……一个可怕的真空……”

“是……是……”昂热拉稍微直起了一点点，还在低声抽泣。她能比较容易地讲话了：“我只有他……只有他……我认识许多人，非常多……由于我的职业我必须认识和见到非常多的人……我必须出席每一场宴会，每一场舞会……我必须，您理解吗？……这算是什么生活呢？舞会！宴会！这奢侈……而这空虚……这伴随的空虚……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啊？”她喊道，“我不告诉您，我是谁，住在何处，不然您会报警！”

“我起誓，我绝不会那么做……我根本不想知道您的名字……真的不想……您陷入很大的困境和孤独……自杀，这是孤独最外在的表现形式……但您并没有孤独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没有？”

“现在有我在……我在跟您谈话……我十分理解您，非常理解……您可以相信我。真的，我理解您。”

“真的？”

“那当然……您交游广泛……您的职业迫使您这样……您根本无法向那些人讲述您内心的真实形象……一点也不能讲您的忧郁，您的苦闷……在这些人面前您得扮演一下角­色­，戴一个面具，愉快，始终愉快……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

“对，”昂热拉吃惊地说，“是这样……我永远不能……永远不能……我永远不能展示出我的模样……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戛纳最愉快最开心的女人……我根本不可以诉苦和抱怨……我需要工作啊……订货……谁还会对我的真实生活感兴趣？”

“我，”牧师缓缓地说，“我感兴趣。您瞧，您不是孤独一人……”

“不，不孤独……”

“有很多的人，他们孤独，被抛弃了，但不像您这么严重。总得戴一个面具，总得演戏，太可怕了。在您的情人身边，在那个男人身边，您不必这样……”

“不……那时我可以倾心而谈……他……这个男人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可现在……”

“现在我知道一切……”

“可您不知道我是谁！”昂热拉喊道。

“这跟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咱们相互交谈。这才是咱们谈话的开始。咱们必须将它继续下去。您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是地处亚历山大三世林­阴­大道旁的俄罗斯东正教小教堂里的牧师。我等您，明天上午……咱们再继续交谈一切。”

“我是新教徒。”

“这没关系！我等您。”

“我不会来……我太不好意思了，非常不好意思……”

“那您也许后天来，或者您再打电话。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总是在这里，上午也在。我在这里等您，请您别忘记这个。请您想想，我理解您。我非常理解您……”

“这可是……我无法相信……”

“是这样……”

“我还是要做！我要跳……”

“这我很能理解。换成是我，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可这是不是一个罪孽……自杀？依您看，根据您的戒律？”

“我不想跟您谈罪孽……它不存在于像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谈谈您，谈谈我非常理解的您。慢，我随时都有时间给您……”

他跟昂热拉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荧光屏上黑乎乎的，有黄点在闪跳。电视台下班了。那个声音无比善良友好的牧师仍一直在讲，现在他对情况已了如指掌，昂热拉也能流利地讲话了。她不再哭，头脑清醒，威士忌的作用减弱了。

“您来找我吧。”年轻的牧师说。

“我不知道……”

“不一定在明天。随便什么时候。请您想想，现在有我在这里。一个您不认识的人。您在他面前不必戴起面具。您可以向他畅所欲言。任何时候，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

“谢谢，”昂热拉说，一下子累得不得了，“谢谢……”她让话筒落回叉簧。紧接着她就睡着了，睡得那么深那么沉，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她和衣蟋坐在靠背椅里，灯开着，四台电视机开着，显示出空空的荧光屏，雨水滴落在平台上。

30

在尼斯上空陡直降落的飞机的航行灯闪烁着红白两­色­。昂热拉讲完后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她最后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九点。我全身的每根骨头都疼。我的头难受得要命。”

“那您去找那位牧师了吗？”

她望着我。在客厅照过来的灯光反光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没有。”

“为什么不？”

“我太羞愧了。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自杀了。”

“这个男人救了您的­性­命。”我说。

“是的。”昂热拉喝一口香槟，重新点燃一支烟。我也是。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我永远不会去找他，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我将去这座教堂一趟，它离这儿不远。”昂热拉说，目光掠过我身旁，“我肯定，听声音我就能马上认出那位年轻的牧师来。那声音是那么善良。到时候，当我去找他时，我也要让他认出我来。我打定了主意要去找他，但是要等到……”她打住了。

“等到什么？”

她如梦初醒似的望着我。

“什么？”

“您说，您要让这位牧师认出您来，等到……等到什么，昂热拉？”

她端详着我，好像她从没见过我似的。

“不，”她说，“咱们别再谈这个了。我自己不理解。没人知道这段故事。我为什么向您说起它，罗伯特？为什么？”

我站起来，走向栏杆，俯视停车场。从这上面看果然很高。我突然感觉到昂热拉在我身旁。

“从这儿下去。”我说。

“对，”她说，“从这儿下去。”

我试图用一只胳臂箍住她的肩。她抽身退到一边。

“不，”她说，“请别这样。”

“请您原谅。”

“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十一点钟有新闻，然后我给帕斯卡勒打电话，”昂热拉说，“那时候她肯定已经……”

客厅里的电话在响。昂热拉跑过去拿起来。我望向那能够致命的深处，夜里的停车场、棕榈树和水泥地面的景象将深埋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活着。

昂热拉走上平台。

“是您的，”她说，“拉克洛斯。”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伤感。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在客厅里忙碌。

“我们在酒店里到处找您。最后我想，也许您在黛尔菲娅夫人家里。”

“出什么事了吗？”

“对。”

“什么？”

“电话上不好谈。您能赶紧过来吗？”

“我……行。当然。去您的办公室？”

“来我的办公室。”

“我就来。”我说完就挂上了。

“什么事？”昂热拉向我走过来问。

“我还不清楚。我得去旧码头。请您行行好，安排一下您朋友那儿的舞会好吗？咱们明早通电话？”

“好的，罗伯特。”她说，开心地笑着。

“现在您又戴上面具了。”我说。

“对，”她说，“面具。我的亚洲人的面孔。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拿到我的床上去。”

“可我总不能……有可能要几个小时。”

“没关系。您必须打电话给我！”

“可是为什么？”

“因为事关您的案子。事关与您有关的事情。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掌握情况。跟您有关的一切。”

“昂热拉……”

可她已经从我面前走开了，拨了一个号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她说。

当她订好出租车后，我跟她走向房门。现在，她又像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冷淡、内向和不可接近了。她当然没送我到楼下。她在门口告别。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这回她没等我钻进电梯，屋门就马上关上了。

当我走上停车场时，出租车还没到。我只得等。我从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这时我注意到，那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出来，就是那张我写了“谢谢一切”的纸条。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一定是把这张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为现在有一个词被画掉了，她的大而宽的笔迹在那上面写了另一个词。我站在大门口的灯光下，点燃一支烟，吐出烟缕，久久地端详那张卡片。

我写的是“谢谢一切”。

现在，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31

他躺在实验室地面上的一个大血洼里，大半个脸都被削掉了。他侧身躺着，脸上缺的那一部分变成了碎骨头、皮肤、筋和血，大量的血喷溅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红弄脏了他的衬衫、他的裤子、他的头发、胳臂和双手。

我站在那里，盯视着这曾经是一个活人的东西。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将我领进了这个房间，房里摆满了工具、煤气本、化学物质、显微镜的桌子和货架。身穿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们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货架上和工具上，寻找指纹。一共是六个男人。这房间装着铁栅，非常热。我果然没认出死者，问：“这是谁？”

拉克洛斯问答说：“这是劳伦特·维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说。这位英俊的劳伦特·维阿拉，曾一度是昂热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头还在昂热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何反应。我说：“我中午在‘费利克斯’还碰到过维阿拉。”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跟他一道吃晚饭。”拉克洛斯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嘴角一直叼着烟，却忘了吸。

“这会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径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最近处。真正是一枪打在颈部。”

“那得是个属于这屋子的人或者维阿拉认识的人——窗户装着栅栏，咱们这是在二楼。”

“是的，”拉克洛斯­阴­郁地说，“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个先前还跟维阿拉交谈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熟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指的是进这屋子？”

“这屋子整夜开着。”拉克洛斯说。他讲话时，嘴角的香烟上下颠动。

“哨兵呢？”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对您讲过，我们的人手太少。不在执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觉，或者在办公室里工作。只要认识维阿拉，谁都很容易进来。三刻钟之前我也进来过，因为我想知道维阿拉的检查进展如何。是我发现维阿拉的。我马上给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电话，因为此事超出了我们的权限，这就更加严重了。探长雅克·鲁瑟尔已经到了。他正在审讯什么人，寻找证人。谢天谢地，他带来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正把尸体翻到一边，进行检查。那人灰头发，戴眼镜。

“韦农大夫，我们戛纳的警医。”拉克洛斯告诉我。韦农快乐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拿镊子在那曾经是劳伦特·维阿拉的脸的血糊糊中捅来捅去。就是他曾经吻过昂热拉的嘴。这时，一只大苍蝇落到那血糊糊上。韦农大夫连赶都不赶走它们。他把一只手伸进那血淋淋的颈部，拨动剩余的头部。

“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这当然是冒险。在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无所畏惧的人。”拉克洛斯说，“您想想咱们初次见面时我讲过的话吧。”

一个魁梧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个子太高了，略躬着身子。他穿一身热带西装，系着领带。他有着蓬乱浓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头发，­精­神矍铄的脸上眼睛乌黑。

“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为我们作介绍。

鲁瑟尔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类型——­精­神抖擞，不折不挠，愤怒、勇敢。

“真他妈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说。

“不管是谁，我一定要逮到他。”鲁瑟尔说，“臭狗屎，见他妈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们卷进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以为自己好似码头上最穷的流浪汉。”

“可他们这么想。”拉克洛斯说，“他们有权，权力很大。”

“权力，狗屁！”鲁瑟尔说，“我跟巴黎通了电话。跟政治警察厅。跟经济警察厅。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派人到这下面来。”

“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拉克洛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在这些谋杀之间，在他们所有人之间，都有联系。‘月华’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他们不是亿万富翁，路易，他们贫穷，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样。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闭嘴不吭声，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先生？”

“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我也愿受诅咒。”我说。

“你们！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他说，“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亲。”

这个矮小、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的身躯直起来，疲倦的眼睛睁大了。当他讲话时，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他说：“你讲得对，雅克。我是个胆小的猪，这么长时间，总这么胆小。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谁­干­了此事，他就得偿还。”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我的老家伙。”鲁瑟尔说。

一个警官走进来，问：“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

“是的，”我说，“什么事？”

“‘庄严’酒店打来了电话。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赶紧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鲁瑟尔说，“如果您想走的话……”

“我必须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鲁瑟尔说。

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32

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祼­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

九

33

她准时得分秒不差。我穿着昂热拉挑选的米­色­西服和棕­色­凉鞋，只带着那只软包。

星期天早晨这时候，路上还很宁静。我们快速前进。我们又沿着海边行驶，经过它的沙滩、岩石和众多美食店。我们看不到几个人。我们在这次途中几乎没讲几句话。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套装，没有化妆。她把车停在候机大楼前，陪我去柜台，一直走到最后的关口。她的眼睛不离开我，但是她不再讲话了。直到告别时她才说：“我在上面，在第二个参观台上。”说完她就跑走了。我接受护照和海关检查，被全身检查，因为劫机正是一大时髦。我的飞机已经在呼叫登机了，当我走向开往跑道的汽车时，我转过身，看到昂热拉就站在我上方。她站在第二个参观台上，几乎是孤身一人。她挥手，笑，我想起那位牧师三年前对她讲的有关她的面具的一切，以及她昨天夜里自己对她的亚洲人脸孔所讲的一切。我也笑，笑得很难看，往回挥手。这下她笑得更厉害，挥得更起劲了。我左脚疼。我最后一个走进汽车。它迅速开动，开往等候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当我再次下车时，我能清晰地看到穿着白套装的昂热拉。我再次挥手，她也用双臂往回挥动。我挥了那么长时间，直到空中小姐请我登机。

我盯着机外的大海。飞行员将笨重的波音飞机陡地拉高。“请勿吸烟”的牌子熄灭了。我伸手到衣袋里取药片。这时，我的手指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硬物。我把它取出来。那是我在昂热拉的藏品中欣赏过的那只可爱的乌檀木象。她一定是今天早晨把它偷偷塞进我衣袋里的。

昂热拉……

我看到她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她的美妙的眼睛。太阳突然强烈地穿透机舱窗户，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合上眼皮。现在，我才真正地看到了昂热拉的眼睛。我的手指握紧了那只小象。我们的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向北飞去。左脚仍在疼。

34

巴黎下着雨。

杜塞尔多夫下着雨。

一个可恨的寒冷的世界包围着我。我冷。这回我又穿错了西服。在巴黎的时间太短了，但我从杜塞尔多夫的洛豪森机场给昂热拉打了电话，通过自拨系统很快就通了。她马上就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喂！”

“我是罗伯特。”

“您安全降落了！谢天谢地！”

“我……我想为那只象道谢，昂热拉。您把它送给我，让我很高兴……真的，非常开心。当我这么讲时，我就把它握在手里。”

“希望那只象带给您幸运。”昂热拉说，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讲法语而她说的是德语。

我感动地说：“您在讲德语！”昂热拉难为情了。

“对，”她说，“我请您原谅，罗伯特。”

“请我？原谅？为什么？”

“因为我……因为我的愚蠢行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当兵。肯定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有一大批人。”我说。

“但远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爱的声音说，“您，罗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说。

“您也不愿意当兵。”

“大概不愿意。”我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因为我那样太不公平，您原谅我吗？”

“这还用问！昂热拉，您在家里，我听到您的声音，我高兴极了！”

“我知道您降落后会打电话。我要呆在家里。我也想听听您的声音。”

“可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这里。可怜的劳伦特·维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这里很热，得迅速处理。事后我马上去见她母亲。”

“我可以再打电话吗？今天晚上？”

“那当然，”昂热拉回答说，“那当然。请打吧。”

35

“cover，coverage。”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使劲挠着他那光秃秃、正方形的头颅。“就因为这个我们让您回来了，罗伯特。”我的上司这回穿着一件橙­色­和白­色­条纹的衬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纳雪茄，从一只袋子里吞食爆米花，那只袋子旁还有三袋。他已经满身碎屑，他的办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杂乱。他身旁的一张舒服的沙发椅里，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衣着非常考究，安详、镇定，有一张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脸孔。勃兰登伯格向我介绍，他是联邦财政部的司长丹尼尔·弗里瑟博士。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把弗里瑟吹来这儿的。我现在仍没意识到。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环球保险公司的高楼里恰恰是万籁俱寂。只有勃兰登伯格在工作——总是这样。我报告了一下我在戛纳的所有经历。这两个人聆听着，那脸­色­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了一切，好像他们没什么别的期待。另外，勃兰登伯格还不时地或愁容满面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我，让我摸不着头脑。

“cover和coverage这两个词为什么打动了您……”我刚开口，古斯塔夫就马上打断了我：“现在你先住口。弗里瑟先生是专门从波恩赶来参加这席谈话的。”

“星期天？事情这么急？”

“没有比这更急的了。”弗里瑟说。他的声音悦耳。

“弗里瑟先生对我们的案子也感兴趣。”

“兴趣浓厚。”弗里瑟说。

“你在戛纳调查的那桩罪行，那艘爆炸的游艇，十二个人死亡——现在又有了第十三个人，这位专家，他叫什么？……”

“维阿拉。劳伦特·维阿拉。”

“这位维阿拉，我马上就嗅出来，这是一桩有着经济背景的罪行。一桩经济犯罪。一件白领兽行。其范围之广甚至连我都无法想象。我原来不知道，弗里瑟先生已经对赫尔曼和他的生意感兴趣较长时间了。现在我们决定共同合作。为了让你理解事关何事，弗里瑟先生得向你作出解释。很复杂……”

“我将尽量介绍得简单扼要。”从波恩财政部来的那个人说，“您看，卢卡斯先生，我们今天有着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已不是秘密。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控制它，将会出现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大灾难。它将至少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严重。”他讲起话来总是平静、安详、中肯，只有从他紧张的脸上才能看得出，他讲的话是多么地令他不安。“我还想事先说明，我认为，通货膨胀是世所能有的最卑鄙的盗窃，因为像我们此案里一样，对那些知情、残酷并且肆无忌惮地利用它来谋取私利的人，法律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要对付的是猪猡。”勃兰登伯格说，把爆玉米花塞进嘴里，“这就是说，我们得对付他们。”

“这场通货膨胀和您所讲的危险是如何产生的呢，弗里瑟先生？”我问，很不合逻辑地想起昂热拉家厨房里的凳子。我曾经坐在那上面，看她做­色­拉。

“您看，”弗里瑟说，“如今全世界有高达七百亿左右的美金闲置着。七百亿！您能想象这么个数字吗？”

“不能。”我说。

“谁也想象不到。可事实就是这样。这七百亿制造了这场不幸的一部分。”

“首先，它们从哪儿来？”我问。

“从那边的大康采恩，从私人银行，从大银行，从最强大的投机商。它们产生于美国的所谓‘赤字消费’。”

“这是什么东西？”

“美国仍然是进口高于出口。因此，越来越多的美金流往国外。美金还是世界上的主导货币。长期以来，它一直就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可美国人如今很不愿意贬值。要不然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这将对俄国人有益。他们有大量的黄金矿藏，随时可以抛向市场。比方说，因此，美国人也被禁止购买美国日渐减少的金子。我们可以，瑞士人可以，美国人不允许。另外，我坚信，很快就会发生一场严重的美金危机，美金到时候必然会贬值，也许会贬值百分之十。这还远没有完！不过继续说吧：如果光是美国的康采恩或事关跨国公司，那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可以在我们这儿购买德国的股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普通的美国人，若想得到德国的股票，就得支付百分之十二的税。”

“这可真是卑鄙。”我说。

“一种完全合法的卑鄙行为。”弗里瑟说。

“到底什么是跨国公司呢？”我问。

“那些企业在所有工业国家都设有分厂，这样在哪里都不会被当成外国人——他们却不必感到对这些国家承担任何义务。正如所讲的，合法。只要这些国家本身不反对，不采取措施，我简直想讲，听任这些跨国公司勒索，闭上眼睛，它就合法。而对外国的每一位私人，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可这是些什么法律啊？”我惊愕地说。

“人人平等，”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满嘴爆米花，“可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那现在这七百亿闲置的美金在­干­什么呢？”弗里瑟强调地问，“它们存放在银行里，它们被用来在外国投资建厂或用于收购，它们总是被投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也就是去那些相对来说最有金钱保障的国家，主要是联邦德国。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公正，但那是另一回事。联邦德国是较可靠、较能抗危机的安全之地，马克是最好的硬货币，比瑞士法郎或荷兰盾还要好。因此，当某个国家出现了警告现象——罢工、失业、物价和工资攀升等等，贮存在那里的美金，包括当地的货币，就以数十亿的数目汇往安全的国家，当然是通过国内支配着康尔恩或银行的那些人，完全是合法地汇的。国际货币公约虽然形式上还有效，但早已百孔千疮了，根据它，这个国家有义务接受任意一种货币，进行兑换，不管数额多高。于是通过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数十亿来到我们国家——我讲得非常简化。您听懂了，是吗？”

我点点头。

“联邦银行得把汇进来的美元换成马克。它现在可以对美国国家银行提一个要求，要求将这些美元换成黄金。可他们却不能再这么做了，因为美国人已不能拿纸币换金子了。”

“统统合法，统统合法。”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把他的雪茄卷来卷去。虽然杜塞尔多夫天气冷飕飕的，他的衬衫腋窝里却形成了汗渍。在健康方面，这人身上一切都不正常，肯定不正常，我想。我身上有什么是正常的呢？

“完全合法，对。只不过您瞧，通过这一兑换，越来越多的马克进入了流通市场。粗略地说，联邦银行得不停地造钱，这正是通货膨胀的开始。如果像七月风暴中曾经发生的那样，停止再造钱，那就啥事没有了。可相反，却有越来越多的新钱进入流通。这得由相应的货物供应来加以弥补，但供应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大起来。结果，物质需求和金钱供应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价格必须上涨。附带说一下，工会和企业主，那些深孚众望的社会合作者们，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根通货膨胀的杠杆。”

我想起我的药店里的那位老妪。

“什么都越来越贵。简直是什么都贵。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和垃圾运输费，随便您说什么。哎呀，天哪，是的，还有‘路易森赫’。人类竟会邪恶得这么可怕……”

“这永恒的工资和物价的攀升真是发疯了。”我说。

“是的，”弗里瑟淡淡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生活在它的经济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受害的首先是最小的人物，那些储户，而大人物和那些非常大的人物，他们是这一发展的获利者。这，正如我所讲的，只是这场不幸的第一部分。”

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

36

“第二部分是什么？”我问。

“我向您讲到过那七百亿美金。”弗里瑟说。

“只要它们还没被用于收购整个工业，它们就­操­纵在投机商的手里。这些投机商，他们无所不在，手里控制着所有的货币，可以说，他们是在用它们玩车站调车场的游戏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弱货币，咱们就说英镑吧，或者说里拉，那么，他们就会像烫土豆似的扔下它们，也就是说抛掉它们。这也就是说，他们将弱货币大量地卖给其国家银行，它有义务买下它，而且是以相当贵的汇率。这样，投机商们手里就拿着硬货币——咱们就说日元或者德国马克吧。这样他们就能免受任何货币的损失。但还不仅如此！这些先生让他们的遍布多国的康采恩的子公司在弱货币的国家中欠债，而且是债务累累，接近极限。这样，弱货币国家的信贷物就被抽出，导入硬货币的渠道。这些多国结构的公司以他们的数百亿、数十亿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力因素，它们强迫政府和发钞银行采取后果有害的行动。”

①意即“倒卖”。

“后果有害，”勃兰登伯格嘀咕道，“对你那些亲爱的小人物有害。”

“实际上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对大人物丝毫也没有影响，”弗里瑟说，“而只是影响小人物。他们是国家和国家银行被迫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替罪羊。而投机商们所做的一切，公正和法律都拿它们毫无办法。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些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这是犯罪，是反道德的，是最最卑鄙的——但是它不触犯任何法律。你所处理的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就是这么个案子。因此我来到这里。因此克斯勒先生来到这里。”

“谁？”

“奥托·克斯勒先生。我们部里的一个工龄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缉税人员。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简单解释一下，好让您理解他要讲的内容。”

勃兰登伯格摁下对讲装置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书不得不适应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时间。

“什么事，勃兰登伯格先生？”

“请叫克斯勒先生进来。”古斯塔夫含糊地说。烟灰落到他的衬衫上，他没察觉。

门开了。

门框里站着那个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短发、左太阳|­茓­有疤的男人。在那个盛宴之夜，在“庄严”酒店的吧台旁，当我跟后来失踪的倪科尔·莫尼埃交谈时，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

我盯着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点头。

37

克斯勒的声音听起来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轻些。

“怎么回事？”我说，“一次再见。”

“我已去戛纳几星期了，中间有间断。”克斯勒说，这位缉税官是财政部的一张王牌，“我住在‘卡尔顿’酒店。我当然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当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跟靠她养活的那个男人一道失踪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发生的一切，卢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纳­干­什么来了？”

克斯勒说：“我们检查了赫尔曼银行的生意，这是联邦德国的一家最有声望、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瞧，我们当然跟其它国家的缉查人员合作。我们交换情报。数月以来，甚至数年以来，我们就在忙于赫尔曼和他跟那位美国人约翰·基尔伍德的生意。”

“约翰·基尔伍德——这不就是据说来戛纳为赫尔曼庆祝六十五大寿的那些人之一吗？”

“对。他是最有趣最危险的人。”克斯勒说，他摁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常这么做，这是他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习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本子，朗读道：“约翰·基尔伍德。第三次离婚。六十二岁。活着的孩子：五个。教育：耶鲁大学。生意活动：基尔伍德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估计拥有净资产：七亿到十亿美金。”

“上帝保佑他。”勃兰登伯格说。

“上帝保佑他。”克斯勒说，盯着他的本子，“基尔伍德在贝弗利山、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法国、瑞士、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都有房屋、地皮和住房。在英国有整整一座宫殿，两架飞机，两架波音702，在纽约的摩天大厦‘美利坚广场’有一套豪华住房。”

“科德石油，”弗里瑟说，“基尔伍德的公司，在欧洲的经营几乎没有赢利，尤其是在我们这儿。”

“那利润到哪儿去了？”我问。

“去了他想要它去的地方。在那些税收最低的国家。”克斯勒说，将小本子翻开一页，望着我，“您知道科德公司，是不是？”

“谁不知道呢？”我说。

在黑森林有一座装配厂，在全联邦德国有分厂，在国外有配套公司。科德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生产公司之一。它生产雷达设备，以及电视机。新闻卫星的零件以及美国宇航仪器的设备——在电子方面没有科德不生产的东西。

“现在，”克斯勒说，给人一种自信、有经验和聪明的印象，“这家科德，黑森林的这家工厂，一九四八年时是一家整两百人的工厂。如今科德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七十五万职员——还不包括配件供应厂。就我至此向您介绍的一切，如果我对您讲，科德公司的大部分也属于基尔伍德，您不会感到意外吧。”

“不，这对于我真不是什么意外。”我说。

“一九四八年，我们不得不毫无理由地以一美元比四点二马克的汇率购买美元。现在刚好升到了三点九马克。这也太高了。当时，美国人自然在德国购买他们能买到的任何东西。基尔伍德买下了黑森林的小工厂，光­阴­荏苒，它成了庞大的科德公司。我想，弗里瑟司长已向您解释过了，怎么­干­这种事——合法地­干­，完全合法。”

“是的。”

“好，”克斯勒说，“科德公司，这家古怪的企业，您估计，它每年的赢利有多少？”

“数十亿。”我说。

“对，”克斯勒说，狡黠地笑了，“您知道他们在这里缴纳多少税吗？您会笑起来：在德国分文不缴！”

38

“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这很容易做到。”弗里瑟说，“科德把货供应给列支敦士登的客户。在那个税收绿洲里几乎不需要纳税。那里的皮包公司­精­确地控制着赢利。账单经过列支敦士登转到巴哈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税，您猜得很正确的几十亿赢利，科德公司——也就是基尔伍德——在列支敦士登和巴哈马之间清算之后，就揣入了私囊，但这回是真正的！”

“在德国，总该有办法阻止那些不纳税的公司的恶劣行径吧！”我说。

“这不行，”弗里瑟说，“在这个领域内，什么都是允许的，无可指摘。但是，”他头一回抬高了声音，“如果运气好，这里有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证明科德公司有一点点偷税漏税，有一点点不守常规，那我们就可以破获它。为此，克斯勒长期以来一直在检查科德公司和赫尔曼银行的生意往来。”

“赫尔曼银行是怎么卷进去的呢？”

“哎呀，这您也不知道？”克斯勒说，“赫尔曼银行是基尔伍德在德国的家庭银行。”

“真­棒­，罗伯特，真­棒­，是不是？”勃兰登伯格咂着嘴说。他嘴上的雪茄已经湿透了，嚼碎咬烂了。他靠回去，双手叠放在肚子上，眼睛狡黠地望着我们。他的猪眼睛目光狡黠。

十

39

克斯勒讲：“可以想象得到，我查出来的情况是我好不容易才获悉的。通过泄密，复仇的感情……”他望着我。他有蓝­色­的眼睛，我从中看不出一星人­性­的火花。这双眼睛，它有可能是玻璃做的。克斯勒，财政部缉查人员中的一张王牌。他迷上了他的职业，对于他，这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想。

克斯勒讲：“弗里瑟先生向您解释过的所有汇钱行为，二十年来，基尔伍德在德国这里都是通过赫尔曼银行­操­作的。他给这家银行选了这么一个最好的名字。一切都必须显得无可指摘、正当合法。按照我们的法律，它是无可指摘、正当合法的。我们知道，每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基尔伍德就将钱从这些国家汇往德国，汇到赫尔曼银行，将它们换成德国马克，继续投资给科德公司。就这样，这家公司成了一家世界级公司。基尔伍德无所顾忌地利用一切的政治混乱、每一次垮台、每一次政变、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件、古巴事件和柏林墙，任您哪一种，越南当然了，数百种的理由，让他玩他的美元，在赫尔曼银行的帮助下，越来越富，越来越富，带给我们国家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他只是这么做的许多人之一，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无所不为。而赫尔曼可以问心无愧，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完全合法。直到后来英镑的事发生。”

“英镑怎么了？”我问。

“基尔伍德看出了英国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不仅看到了罢工、失业和英镑越来越弱，他也预感到，为了能举足轻重地进入欧盟，英国早晚得将它的货币从束缚下解放出来。那疯狂就此开始了，这整个故事疯狂得触目惊心。”

“为什么？”我问。

“您注意听。”克斯勒说，“为了您也能理解这件事，我先讲给您听，基尔伍德本该怎么做——他在类似的情况下总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我点点头。“好吧，于是基尔伍德从英国撤回他的英镑存款，这是他通过抛售美元在英国赚得的，汇到赫尔曼银行，要求照原来的高汇率换成马克。他本来也会得到它，因为赫尔曼银行本可以在贬值之前将英镑迅速地卖给联邦银行，这样承受损失的就不是他，而是联邦银行，包括我们大家。不仅如此！基尔伍德还会通过赫尔曼银行在贬值前弄到英镑贷款——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他怎么才能做到呢？”我问。

“如果您信用好的话，您可以在每一家德国银行要求贷英镑、荷兰盾、美元或别的什么，并且都能得到。”弗里瑟说，“基尔伍德一定料到了英镑会贬值。”

“这下他们放开了汇率。”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将衬衫和裤子上的碎屑抖落到地毯上，“这下英镑果然贬值了——据说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对。”弗里瑟说。

“这将意味着什么？”克斯勒问我。

我说：“这将意味着，跟许多中小型企业相反，基尔伍德靠他及时换掉的英镑不仅能避免损失，而且还能大捞一笔。因为如果他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到英国去收购……”

“假如这样的话。”克斯勒说。

“为什么假如？”

“我对您讲过，这里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某种非常疯狂的事。不过，请您将您的思维过程编织下去，让我们看看，您理解了没有。”

“那好吧。”我说，“如果基尔伍德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去英国收购，比如说，他的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厂，那么，他使用德国马克必然就少付百分之八。”

“正确。”

“而他得到的英镑贷款，在还贷时又能让他净赚百分之八！”

“又说对了。”淡黄头发的克斯勒说，“现在您听仔细，卢卡斯先生，因为现在到了我们当中谁也不理解的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基尔伍德已经将英镑汇到了赫尔曼的银行，以较高的旧汇率将它们换成了德国马克，但是，他没有通过赫尔曼银行贷英镑，不，相反，他让赫尔曼银行将英镑贷给了别人！”

“什么？”我问，哑口无言。

“您听对了。他给出了贷款，而不是接受。”

“可是，”我喊道，“这可就意味着，这一下，当英镑贷款还回来时，赫尔曼银行将少得百分之八。”

“对。”弗里瑟说。

“这谁都不理解。”克斯勒说，“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什么？”

“赫尔曼银行没有将它从基尔伍德手里买下的英镑立即卖给联邦银行，而是留下了它！”

“留下了它？”

“不错。”克斯勒点点头。

“可这也就意味着，由于留下了英镑，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这一下又损失了百分之八。”我说，实在摸不着头脑。

“正是这个意思。”弗里瑟说。

“好得很，是吧？”古斯塔夫咂着嘴。克斯勒说：“您知道，基尔伍德汇来的英镑或通过赫尔曼银行发出的贷款数额有多大吗？”

“多大？”

“五亿德国马克。”克斯勒说。

说完，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静谧，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窗玻璃上。我想，我多想呆在昂热拉身边啊！可后来，那股我认识了几十年的旧有的狩猎狂热又攫住了我。我感觉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这是我历来办理的最大的案子。

“剩下的讲起来就容易了。”克斯勒打量着他的漂亮手指说，他习惯于把它们的关节折得难听地咯咯响，“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公司破产了，因为基尔伍德这么突然地抽走了英镑储备金，使得那家公司再也无法偿还它的债务了。”

“您真的相信是基尔伍德毁了他自己的公司吗？”

“我不相信，因为我还不能确定它。我不相信任何我不知道的事情，卢卡斯先生。那公司只有一部分属于他。他跟它合作。我们的基尔伍德，他已经以这种或者类似的方式毁了十多家较大的公司。然后，他总是再从破产的大批公司中把它收购下来。他很喜欢这样做。”有时，我觉得这位出­色­的包打听很难忍受。

“赫尔曼和基尔伍德会不会有什么计划？”我问。

“什么计划？”克斯勒问。

“这我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弗里瑟说。

“哦？”我问。

“没什么好‘哦’的。”克斯勒说，“这里发生了某种亘古未见的事，某种我们谁也不明白的事。赫尔曼用贷款做了一桩他必然会受损失的生意。赫尔曼留下了基尔伍德买下的英镑，没有将它及时转去联邦银行，因此他必然会再损失一次。”

“这可只有傻瓜才会做呀！”我叫道，“我很难理解这件事。但是我理解，现在，在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得承受全部的、双重的损失。”

“而赫尔曼并不是傻瓜，也没发疯，”克斯勒说，弄得指关节咯咯响，“但他还是自己毁了自己。”

“这真是匪夷所思，”我说，“我不能理解。”

“咱们当中没人能理解此事。这是个大秘密。”弗里瑟说，“如果咱们发现了它，咱们就澄清这整件事了。可咱们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秘密呢？”

“咱们必须试一试，”克斯勒说，“坚定不移地试一试。现在的事实是咱们都认为，在这件事上，是赫尔曼而不是联邦银行损失了百分之八。五亿的百分之八，这就是四千万德国马克。”

“老天。”我说。

“老天，小人物，”勃兰登伯格发牢­骚­说，“四千万也不会让赫尔曼银行这样的一家银行破产。”

“这不会，”克斯勒说，“但这件事谣传纷纷。人们竞相猜测。赫尔曼没有立即把得到的英镑汇给联邦银行求得保险，不接受这种贷款反而放出英镑贷款，他暗中的意图何在呢？他必然有个原因。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原因。可不管这原因是什么，他的名声没了。作为一个成就非凡也令人肃然起敬的银行家的名声。反正，肯定的是：赫尔曼陷入了绝望。无数的证人证明了此事。赫尔曼飞往戛纳，向基尔伍德求助。这我在戛纳已找到了一位证人。咱们下午将坐到一起，到时我将向您详细解释一切，因为我们的上司命令咱们现在一起工作。”

“是的，罗伯特，”勃兰登伯格说，“上峰希望如此。”

“老是谈到cover和coverage——谈到弥补。这是这里使用的银行术语。赫尔曼要求弥补百分之八的损失。他恳请，他乞求，可是徒劳。没有弥补。”我说。

“您这下该理解您的电报在我们这里引起了多大的震动吧？”弗里瑟说。

我茫然地说：“这么说是基尔伍德。基尔伍德把赫尔曼赶上了死路。”

“这我没讲。”克斯勒弄得手指咯咯响，“我们还不知道，赫尔曼不求助于联邦银行究竟是打的什么算盘。无论如何基尔伍德拒绝了弥补。肯定也有个秘密包围着赫尔曼。请您想想那个无法理解的发放贷款吧。赫尔曼跟基尔伍德也许——我是说也许——计划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阴­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一切都失控了。反正基尔伍德现在拒绝给赫尔曼这份弥补。纯粹从人­性­或友谊的观点来看，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这下没有弥补了。因此，赫尔曼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想到游艇。为了看上去不像自杀，他还将客人带上了船。他是个遵纪守法的银行家，他可能想到了这种事。这下看上去像是一起谋杀。如果社会获悉，赫尔曼银行陷进了麻烦，它们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如果他们获悉了的话。如果基尔伍德不迅速塞钱，让一切继续运转的话——名义上遗产继承人是钻石伊尔德，事实上，就我能想到的，基尔伍德才是所有者。我相信，他一直就想拥有一座自己的银行。”

“这我也相信。”弗里瑟说。

“我也相信。”勃兰登伯格说。他像头猪一样喘息着，因为他呛着了。他吐出一堆爆玉米花到空空的手心里，让它们滑进一个纸篓。

“那就只有基尔伍德。”我说。

“您此话怎讲？”克斯勒问。

“我是指：其他那些集聚到戛纳、据称是为赫尔曼欢庆六十五岁生日的人，其他那些亿万富翁，就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了。”

“对此我找不到一点点依据。”克斯勒说，“如果他们能够，仅仅为了洗脱自己，他们也会向我说明了。我全拜访过他们，包括基尔伍德，那个老酒鬼。”

“他酗酒？”

“像个无底洞。一旦他醉了，他就会多愁善感。这就对了，清醒时残酷，一旦醉酒了，就哭哭啼啼。您还记得查理·卓别林演的那部百万富翁的影片吗？”

勃兰登伯格说：“我的鼻子挺灵吧，罗伯特？我不是当场就对您讲过，这是自杀，不是谋杀吗？现在我认为赫尔曼是自杀，维阿拉是被谋杀的。我们不需要付钱。”

“咱们还无法确定就是这样。”我说，“咱们还没有克斯勒先生要求的所有因素。咱们还需要它们。”

“我派你到戛纳去­干­吗？”勃兰登伯格突然粗声吼道，大家都吓了一跳，“那就上天入地，把这些因素找出来！”

财政局的两位先生对望了一眼。

“我尽力而为，古斯塔夫。”我说，“我聆听了克斯勒先生讲的一切。非常有趣，但有些事前后矛盾。”

“比如说呢？”克斯勒问，意外地尖刻。

“比如，”我说，“伊尔德·赫尔曼向我讲过，那是一场集体谋杀。‘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所有的人’又都是谁？”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克斯勒说，“您亲眼见过钻石伊尔德。她应该进疯人院。她不正常。”

“您对此肯定吗？”我问，“非常肯定？”

“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她向法国人，比如拉克洛斯先生，讲的完全是另一套故事。”我对自作聪明的解释忍受得够多了，“我还未能有机会跟基尔伍德和其他人谈话。我承认，我的任务不同于您，克斯勒先生。可是在我没有弄清所有的因素之前，我跟您一样，什么也不信。”

“这是您应有的权利。”他气恼地说。

“我们欢迎您的调查能有进展。”弗里瑟调和地说，“我们只想合作，没别的意思。”

“我也想，”我说，“但无认如何，比方说……他们没等维阿拉结束他的检查就把他谋杀了，他们盗走了所有的碎片和废墟，这说明那并不是自杀。”

“赫尔曼当然不是独自一个人做的。”勃兰登伯格固执地说，“他当然有助手。你怎么想，罗伯特？”

“另外，基尔伍德也不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弗里瑟说。

“非常不想。”克斯勒说。

“因此不会简单的。”勃兰登伯格假装和好地说，“两点钟。如果咱们想吃点东西的话，得赶紧。咱们下午继续谈。”他气喘吁吁地站起身。

41

这一天我们在古斯塔夫的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二十一点。因为浓烟弥漫，空气到最后都无法呼吸了。到处是啤酒瓶子，我们全都穿着衬衫工作。这回我们详细研究金融的技术­性­方面——我不想以此让您感到无聊。老实说，到最后，对所有那些有关货币和金融­操­纵的谈论，我感到一句也听不懂了。商定了我明天就飞回戛纳，去亲眼见见那位约翰·基尔伍德。当然也见见其他人。也许一切果然是两样，也许我会发现什么克斯勒没有发现的东西。克斯勒今天就飞，晚些时候。表面上我们俩互不相识，如果我们有什么要谈的，那就得用电话商定一个碰头地点。

“我为这一合作感到高兴。”克斯勒在告别时说，用力地摇着我的手。

“我也是。”我说。我真的感到高兴，但也有一种巨大的疲倦。

波恩的来人走了。

古斯塔夫和我留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他让他的女秘书回去了。现在，这幢大楼里只剩下我们和保安公司的人了。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罗伯特，我的朋友。全都是说谎者、骗子和盗贼——那些富人、‘大富豪’和贪污受贿的政治家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牧师，背后有梵蒂冈的银行撑腰，那些皇帝、国王和银行家，他们明知这是一种罪行，为什么不加惩罚！就因为他们也从中牟利，正如咱们的亲爱的环球保险公司靠我从前的信息赚了大钱一样——那些穷人也会赚的，如果允许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有机遇的话。这是我们跟所有人唯一的相同点——我们全是骗子。”

“我们？”

“对。”古斯塔夫说，在他的沙发椅上咯吱吱地从一侧滚向另一侧，“我，因为我保护你，你，因为你知道，我会保护你。”

“你到底在讲什么？”

“骗子，互相帮助。”古斯塔夫说，“我避免了最严重的事情。我阻止了他们马上让你停职，他们本来想这么做的。我也欺骗了他们，说医生夸张了。”

“你快点明讲吧！”我说。

“我这里，”古斯塔夫说，“有董事会的书面委托，立即取消你负责此案，让你长期休假，好让你能彻底地总休息。贝茨大夫送来了他的报告。你病得很重，罗伯特。”

“我一点病也没有！”

“间歇­性­跛足，”他说，望着一张表格的末端，“上面这么写着。贝茨大夫是个好医生。”

“我对你讲，他弄错了！”我喊道，想起昂热拉，昂热拉，突然感到左脚一阵抽搐。昂热拉！我得回到你身边，哪怕我得徒步跑回戛纳！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没有什么，任何人也不能。

“我不承认你的董事会的通知。”我说，“你也不承认，古斯塔夫。因为如果你承认了，你不会叫我在这里一整天为未来的事作准备，你会找个人代替我来跟弗里瑟和克斯勒坐到一起。”

他眼睛眨动。一只开心的猪。

“对。我说过，咱们是骗子。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仍然是，即使你为此翘辫子。你别无打算，我只想听到你亲口这么说。你会有你的理由。我觉得好，我宁愿这样。但如果你继续­干­下去，还有一件小事。”

“什么小事？”

他望着我，我本以为他的目光里会含有同情，但是他无情地笑了。

“你得在一份小小的保证书上签字，他们一定要这样。这就是保证书。你坚持，继续工作下去，虽然按照规定你被要求休息，等等。你自担风险地工作。从现在起不管你出了什么事，那是你的事。如果有必要，如果你的状况恶化了或者你不再适合工作了，环球保险公司保留随时将你召回的权利。那你就得回来。你可以工作，但如果你遇上了麻烦，就别指望任何额外的支持。没有借款，没有补贴，一无所有。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骗子。”他期待地望着我，“全写在上面。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说。我的脚还能走很久，我想。宁愿发生心肌梗塞。我不相信脚。但假如……无所谓，就这样。我必须回戛纳。我必须回到昂热拉身边。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一切。

“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死了，你妻子将得到一个长期雇员的正常的寡­妇­养老金，你知道那有多高。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还能活一段时间，你得到你的养老金。”一个不动感情的人，“你当然想签字了？”

“拿来。”我说，一行也没读就签了字。我害怕发现某些词，比如死亡这个词。

“有个女人在撑腰，是吧？”古斯塔夫咧嘴冷笑。

“你怎么会猜到的？”

“克斯勒来此之前做过暗示。这跟我无关。我为你高兴，打心眼里为你高兴。这回好好玩玩，罗伯特，你这个可怜虫。”他边看我的签字边咂嘴。“全妥了。这是件棘手事，对不对？好叔叔古斯塔夫和他的乱拱的猪嘴。咱们去喝一杯好吗？”

“我还没回家。”

“想卡琳了？”他坏笑道。

“想洗个澡。”我说。

“你洗澡——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你的吧。”我说。

“这倒很适合你。你好好地洗个澡。可别再跟卡琳吵架了。为了戛纳，全部取消吧。”他递给我两只信封，“这里，你的飞机票。汉莎航空公司的，十点从洛豪森出发，这回经过法兰克福。你十三点五十分到达尼斯。那里面是旅行支票，三万。先一次­性­给这么多。用于情报和其它支出。我当然需要详尽的明细账单。好好­干­。”

他向我伸出一只软绵绵、红通通的手，手指甲黑乎乎的。

“你还不走？”

“如果咱们喝完这一杯，我就走掉了，”古斯塔夫说，“这样我就还呆在这儿。很多工作。我估计得睡在这儿了。”

“换了我就会先通通风。”我说。

“我会的。如果你的脚指发紫了，打电话给我，懂吗？”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42

我步行回家。雨停了，但刮着大风。我将旅行包放在机场了。数小时来我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当我途经一家酒吧时，我走进去，叫了威士忌，说我得打个长途电话。我拨通戛纳，昂热拉马上就接了。

“我等了这么多小时！”她说，“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吧？”

“会出什么事？”我问，忐忑不安地想，既然他们要求这么一份保证书，那么我的情况必定很糟。贝茨大夫的报告似乎很严重。

“我不知道。总是有可能出什么事的。您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十三点五十分，我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尼斯。我热切地期待着咱们再见面，昂热拉。”

“我也是，罗伯特。我接您。”

“这太好了。”

她还问了点什么，我简短地回答了。

“您好好睡，罗伯特。我……我很高兴。”

“我也是，昂热拉，我也是。”

“愿亲爱的上帝保佑您。”

她为什么偏偏现在讲这话？我抑郁地想，说道：“愿他保佑您，昂热拉。晚安。”

我挂断，结账，喝了我的威士忌，然后穿过黑暗顶风走回家。我看到我常去的那家药店里有灯光。玻璃门边站着个男人。娜妮塔刚好从门上的一个小孔里递出一份药。她值夜班，认出了我，挥挥手。我向她走去。那个拿着药的人走了。

“我以为您出差了。”娜妮塔透过门上的小孔说。

“我是出差了。只回来一会儿，明早又飞走。”

“那么您还不知道？”

“什么？”

“普拉沃斯夫人死了。”

“谁死了？”

“普拉沃斯夫人。您肯定还记得那个渴望在那家养老院里有个房间的女人吧。”

“对，现在我想起来了。她死了？”

“今天登在《星期天画报》上！”

“她是怎么死的？”

“割断了动脉。”

“什么？”

“是的，割断了动脉。她留下一封诀别信，很短。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老人、穷人和病人们的生存之地了。这是报纸上的标题。”

在“路易森赫”有个小房间。

老太太普拉沃斯自杀了。

四百万马克。

银行家赫尔曼自杀了。

他是自杀的吗？

大家都这么认为。要我去证明。

“真让人难过。”娜妮塔说。

43

“我等你吃晚饭等了四个小时。”我妻子卡琳说。她穿一身灰晨服。她在家里总是穿晨服，没梳头没化妆。“然后我就先吃了。你要是饿，我再为你做点热的……”

“我不饿。”

“你应该打个电话来。”

“太忙了。”我说，走过我们的客厅，注视我的书籍、西里西亚小马、我的象和放着小雕刻以及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所有东西的橱柜，摸着我的衣袋里的昂热拉的象。我感觉好像有数年没来过这儿了。这里的一切对我都那么陌生，这里没有什么还跟我有关。我走向墙边的酒柜，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

“你也喝吗？”

“不。”卡琳说，“你有一身新西服、新鞋以及一根新领带。”

“戛纳热得很。我不得不买新的。”

“当然。”她说，“这根领带很漂亮，跟西服很相配。是你挑的吗？”

“对。”我说。

“当然。”卡琳说，“你什么时候又要飞？”

“明天。我叫辆出租车。你可以好好睡。我一大早就得离开。我自己沏壶茶，今晚就跟你说‘再见’。”

“依我看，你根本不必跟我说‘再见’。”卡琳说，“她叫什么？”

“谁？”

“谁？谁？”她模仿我，“我可不是个傻女人！这根领带绝不是你自己挑选的！这身西服也不是！这鞋也不是！我可熟悉你那低下的鉴赏水平。”

“没有别人。”我说，“全是我自己挑的。”

但我却不停地对自己讲：你做得真卑鄙，我的老伙计。什么叫卑鄙？过两年你就五十了。身体不健康。不，一点儿也不健康，我的老伙计。间歇­性­跛足。好了，强吞下去吧。它很苦，但你得吞下去。间歇­性­的跛脚。要过多长时间他们才会切掉你的脚呢？那你就是个瘸子了。心脏也有病。到时候卡琳可以照顾你。你时间不多，我的朋友，时间不多。那么一点点时间，我的朋友。你一生辛劳。现在，突如其来，你知道了爱情是什么。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真的爱上了。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幸福了。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对，我对自己说，这是肯定的——可是，一种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幸福吗？一种以卡琳为代价的幸福吗？“咱们现在别吵了，”我说，“别在我在家的这几个小时里吵。”

“你并不是真的在家。”她说，“实际上你是在她身边，在另一个女人身边。”

“我对你讲过，没别的女人。”

“随你怎么讲好了。”卡琳说，“我睡觉去了。请你真的别一大早叫醒我。我睡眠不好。我得吃一片药。”她不再看我，走进浴室。

我坐到电视机前，想起昂热拉的四台电视机。我看一部喜剧，不明白看的是什么。十一点左右我走进浴室。卡琳的卧室黑了。我听不到一点声息。她要么睡得很沉，要么根本没睡。我洗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我仔细打量我的两脚的脚趾。左脚一点不紫。我没有擦­干­身子，而是湿乎乎地­祼­身上床，躺下去，将闹钟调到七点。我也一关灯就睡着了。

闹钟响起时，我休息充分地醒来，沏上茶读早报。它报导了那神秘的游艇事件和赫尔曼之死。报纸反面有一整页登满了死亡讣告。最大的是伊尔德登的，她哀悼她的“亲爱的永远难忘的哥哥”去世。其他的讣告来自银行、企业、手工业行会和赫尔曼担任董事长的一些公司，其中也有两条公共福利部门的。爆炸­性­新闻当然是英镑的放开，还有，这下将会发生的百分之八的贬值。

我穿上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了听卡琳的卧室门。这回她轻细均匀地打着鼾。我离开家门，小心翼翼地在身后锁上门，坐电梯下去。大风驱走了云团。天气凉爽晴朗。

出租车来了。

“去机场。”我说。

“天终于放晴了，是不是？”司机说。他飞快地穿过城市驶出城去。我曾经那么熟悉的杜塞尔多夫忽然让我感到陌生得好像从没在这儿生活过似的。我的心在欢呼，我的身体的每根纤维都在渴望跟昂热拉的重逢。一种充满工作和烦恼的生活。再过两年五十。已经希望渺茫过了。现在……现在……我好像是在前往天堂之门！

只有一会儿我感觉到痛苦。我想起了昨晚我跟昂热拉在电话上交流的最后几句话，只有四句。它们突然那么令我抑郁，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它们，不再去想那四句话。

昂热拉当时问：“罗伯特，您结婚了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没有结婚。”

“太好了。”昂热拉回答道。

“对，”我说，“太好了吧？”

一

这回参观台上人很多，但我马上就认出了昂热拉。她的红头发在阳光下闪亮。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因为她双手高举，用力挥舞。我站在飞机旁，站在汽车前面，挥舞着双手回答她。我想：我当然要对她讲实情。我必须向她讲实话，但还不能马上和盘托出。等到以后，等到我们亲密无间，昂热拉不会结束这段尚未真正开始的爱情，等到以后昂热拉准备跟我一起寻找一条出路时。眼下我得暂时欺骗她一段时间，因为我害怕失去她。那将是我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吸烟了，好让我的脚和我的心脏不再继续恶化。可你已经骗了她，钻进汽车时我对自己说。现在，这谎言，它横亘在你们俩之间。好吧，我说，好吧。在她经历过那一切之后，我才没敢向昂热拉讲我的妻子。她会理解我，她理解一切，她会原谅我，我想，汽车迅速驶向候机楼。这儿光线又不一样了，这儿有炎热的波光粼粼的海、怒放的鲜花、棕榈树和愉快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你回家来了，终于又回家来了。只有在这儿，在昂热拉身边才是家。

在大厅里，我们互相奔向对方，越奔越快。我撞到了别的人，踉踉跄跄，继续跑，后来我来到了她的身边，来到了昂热拉身边。我伸出胳膊，大张开，搂住她的身体。她也已经抬起了胳膊——这时发生了某种怪事。一股巨大的难为情袭击了我们，胳膊垂落。我们只是相互凝视。

“昂热拉，”我说，“昂热拉。”

“是我，”她说，“是我，罗伯特。你又来了，我真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是。”我说，“我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数……”她把一只清凉的手放在我的­唇­上。

“别讲。语言能破坏一切。”

我吻她的掌心，她迅速抽开了。

她又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车顶是活动的，被打开了。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飞扬。昂热拉穿着一身蓝套装和蓝­色­的鞋。她让我觉得靓丽了许多倍。我呆坐在那里瞅着她。我们沿着海边驶向戛纳，那只难看的旧小熊在反光镜下晃荡。那是我在“费利克斯”从那个小女孩那儿买的。昂热拉的驴放在我的套房里。她开得很快很稳，我们不再交谈。只有一回，昂热拉一只手放开方向盘，摁了摁我的手。

她没把我送进“庄严”酒店。

“咱们去哪儿？”

“特拉博家的邀请要到八点，”昂热拉说，“咱们还有时间。”

“不错，可是去哪儿……”

“嘘……”在加利福尼亚区，她沿着一些弯弯曲曲的胡同往上拐，一直来到一条长长的、宽阔和笔直的大街上。这里全是旧房子，破败丑陋，木板墙上满是广告牌，广告牌部分脱落了。室外没有椅子和桌子，酒馆门口没有串珠门帘。房屋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丑陋。然后，出现了一块田地，地头红花朵朵，波浪起伏，像一座海洋。这不是罂粟。

昂热拉突然拐离行车道，将梅塞德斯车开进一座荒芜凄清的大园子里。门脱出了门枢，生了锈。地面上铺满了碎石子。这里的野草有一米来高，夹杂着银链花和春白菊。我看到几块杂乱的蔬菜地。昂热拉把车停在一排古树下，它们包围着一块沙地，树根钻出了地面，车子颠颠簸簸。直到下车时，我终于看出了我们身在何处。我面前坐落着一座很小的教堂。它被粉刷成了皇宫的黄|­色­，那种建筑风格是我所陌生的。钟楼敞开着，我看到里面的大钟。塔顶高耸着一座碧­色­的洋葱形塔尖，上面画着白­色­的星星。在塔顶上，一只有三根横杠的十字架在闪闪发亮，上面的那根较短，下面的倾斜着。

“这就是，”昂热拉说，“这就是我的教堂。我对您讲过，我一直想拜访那天夜里安慰我的那位牧师。我说过，我会开车来这里，当……”她打住了。

“当什么？”我问。

“您跟我来，罗伯特。”昂热拉说。她领头走向那扇棕­色­的木门。我们看见门上有一个白­色­的字母P，一根垂直线很长，上有两根相交的线。这就是教堂的入口。门关着，不见一人。我大声喊，不闻回音。我们拿不定主意地站在那儿。在门旁的凄凄草丛中，两根木条上钉着一块广告板，上面有许多说明。它们全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们一个词也不懂。

“那后面还有座房子。”昂热拉说，“也许，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人告诉我们牧师在哪儿。”

那房子位于真正的杂草丛中。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茂盛的杂草，开辟出我们的路来。这座房子破败不堪，许多窗户都用木条钉死了。它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没回音。于是，昂热拉透过一扇土­色­的窗户往里窥望，窗户全都很脏。

“那儿有个人，”昂热拉说，“一个女人。”她招手，打手势叫那个女人出来。我现在也在一间厨房里看到了她。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出来了。她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她个子矮小，穿一身褴褛的灰­色­罩裙，头发蓬松，眼里透出疯狂和害怕，那么多的害怕。她的双手哆嗦不停。她望着我们，显然是我们将这个女人吓成了这样，我感到羞愧。不过，也许她总是这么个形象。

“我们想跟牧师讲话。”昂热拉说。

“嘿？”这女人一颗牙也没有。

“我们想……”

“我不懂法语。”那女人声音沙哑地说，“您讲俄语吗？德语？”

“请叫牧师来。”昂热拉用德语讲。

“他在哪儿？”我问。

“那儿。”老太太说。她举起一只手。

荒园里刚好有一位身穿长袍、长发披肩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轻骑驶上路去。货架上放着满满一篮子蔬菜。

“牧师去卖我们的蔬菜。”老太太说。年轻的牧师骑着轻骑优雅地拐了一个大弯，奔驰而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很穷。”

昂热拉望望我，引导我的目光随着她望向老太太­祼­露的左下臂，她的褴褛套裙是短袖的。在她的下臂内侧能看到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数字，颜­色­变淡了，但是还能认得清……

“教堂关门了？”昂热拉说。

“弥撒八点钟才开始。”老太太说，“你们来吗？”

“八点我们没时间。”我说。

“没人有时间，”胳膊上烙有集中营编号的老太太说，“因此很少有人来。”

“您能为我们打开教堂吗？我们想看看它的里面。”

“行。”老太太说。她走开，又拿着一串钥匙回来，领头走向教堂大门。她跛得厉害，我看到，她穿着矫形鞋。教堂大门无声地打开了。老太太说：“我等在这里关门。反正我也得祈祷。我今天还没祈祷。我犯过一桩大错，这使我心灵沉重。”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Сhā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我没能回答，因为在这一刻，坐在我斜对面的约翰·基尔伍德泪流满面。他大声嚎啕，头撑在双手里，眼泪滴落在他的燕尾服上。帕斯卡勒·特拉博跳起身，赶向他，用一只胳膊揽住这位美国人的肩。据缉税官克斯勒调查，他拥有七千万至一亿美金的财产。一切情形都表明，是他逼死了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

交谈僵住了。大家都尴尬地望着基尔伍德。他抽噎着，嘤嘤地哭泣，像个孩子。帕斯卡勒·特拉博轻声地劝他。他一个劲地摇头，抽泣不止。

“他常这样。”比安卡·法比安对我说。她坐在我左边，是个丰满的美人。

“这是酗酒引起的。”坐得远远的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大声说，“约翰从没清醒过，他从一大早就开始酗酒。您振作起来吧，见鬼，约翰！”他喊道。

可基尔伍德哭个不停。

“有罪……有罪……我罪大恶极。”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住嘴吧！”托威尔喊道。

“他确实严重。”三十五岁的保尔·泽贝格说。他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看上去英俊潇洒——除了眼睛以外。那双眼睛冰冷残酷，像这里所有人的眼睛一样，但克劳德·特拉博的除外。“他得赶快去进行戒酒治疗了。”

“他常接受一些戒酒治疗。”梅丽娜·泰奈多斯说。

“那全是些狗屁，我对他说过多回，他得去维也纳。那里有个医疗机构，发明出了欧洲唯一有效的戒酒法。”

“我给自己背负的罪责……”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双手捂着脸。

“如果您醉成这样，那就让人开车送您回去吧。您别扫了我们这个晚上的兴致。”加柯摩·法比安强烈地说。他非常孔武，有一张残酷的脸和一张奇怪地耷拉着的嘴。“这真叫人无法忍受，约翰！”

“原谅我，我的朋友们，原谅我。”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

仆人们面­色­不改地服务着。桌上大烛台里的许多蜡烛平静地燃烧着，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所有的男人都穿着燕尾服。我身旁的昂热拉穿着一身白­色­麦斯林纱服装。它有竖式条纹状的褶裥，背后开口很深，看得到她的棕­色­皮肤。胳膊­祼­露着。开口下端有一根镶着珍珠和人造宝石的刺绣彩带，彩带下面是白­色­麦斯林纱做的一种装饰，像帆，行走时像衣服一样一直拖到地面，张开来。她穿着银­色­的鞋，挎着一只晚上用的银­色­包。她只戴着白­色­的首饰——一条钻石项链和相配的戒指、手镯和耳环。她的红头发垂在高高的额头上方，呈柔和的波浪形。她的睫毛秀长，眼皮上涂有一层绿松石­色­的珠贝油。她的­唇­化了淡妆。

现在，二十一点三十分，特拉博家的晚宴正进行到Ｇao潮。我想，桌旁围坐的这些人，财产加在一起，肯定有三十亿到五十亿美元。我又想，这些男人的妻子全比他们年轻，昂热拉前所未有的漂亮。最后我想，就我至此从谈话中了解到的，集聚在这里的这个老朋友圈子彼此不信任，相互畏惧，每个人对别人的每一举止、每一神情都很在意。我明白了，在这个名人圈子里，似乎所有人都坚信，有人指使谋杀了银行家赫尔曼。

下一道菜是炸龙虾。

昂热拉和我早到半小时，这是帕斯卡勒要求的：“那样在众人来到之前咱们还可以聊聊。”特拉博住在戛纳城东艾登区的一座大房子里。房屋正面是白­色­的，坐落在一座大花园后面；我获悉，它是十五年前修建的。它有一座大平台，从那里可以望到大海，房间非常大，开着空调。四壁上挂满了壁挂织毯。房子布置得很现代化，家具昂贵。地面上到处铺着大地毯，大多是浅­色­的。这房子给人一种有人居住的印象，让人感到舒适。没有不整洁和不­干­净的地方，全都护理得井然有序，但还是这里有张报纸，那里有本书，那边又放着一只烟斗，因为一只蓬毛长长的克尔特猎犬在转来转去。当我们赶到时，帕斯卡勒·特拉博和昂热拉相互拥抱，互吻对方的脸。帕斯卡勒是一位非常苗条的漂亮女子，有一张敏感、­性­感的脸。她爱笑，经常笑。

“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卢卡斯先生。有些人以为我们是姐妹。”帕斯卡勒同样也有红头发。她丈夫年近七十（而她至多四十），显得健壮，­精­力充沛，小于他的实际年龄。他身材高大，膀宽腰圆，脸同样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头发乌黑，朝后梳理着。我们在平台上取了杯饮料，其他人吸烟，我不吸。我想长期保持健康，尽量长——为了昂热拉。她表现得无拘无束，自然大方，谦虚却又自信，我突然想，这是我妻子绝对做不到的。不管我们到哪里，卡琳总是忍不住装腔作势。我赶紧努力想其它什么东西。这不难，因为帕斯卡勒跟我说道：“您正在听吗，卢卡斯先生？”

“对不起……”

“我说，您让人喜欢，非常让人喜欢。您和昂热拉是理想的一对。您恋爱了，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是的，”我说，“我爱得很深。”

“好了，”帕斯卡勒说，“您稍等。您要有点耐心。到时昂热拉也会爱上您。我感觉她已经这么做了。”

“不，帕斯卡勒……”昂热拉抗议道。

“是的，小宝贝，你跟他一样，一眼就看得出来。啊哈，我多么高兴……你可不能老这样孤身流浪！”

“夫人，”我说，“我谢谢您。如果您想做我的同盟者，我满足您的任何我能够满足的愿望。”

“您是个疯子。”帕斯卡斯说，“满足愿望！还从没有哪一位客人带给我这么多鲜花！”我请求“花月”的皮埃尔给我送了一大束花，然后把它从“庄严”酒店带来了。它就放在客厅里，在壁炉旁边，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帕斯卡勒的画像，是昂热拉画的。只画了帕斯卡勒的头部，用一层薄纱遮盖着。我觉得那是一幅非常成功的画像。

“您的这身燕尾服真时髦。”帕斯卡勒说。

“这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为这身燕尾服而骄傲。它轻盈、透气，薄薄的，却又那么合身。特拉博穿着一身黑西服。

“她是带着爱情挑选它的。”帕斯卡勒说。

“住口吧，帕斯卡勒。”她丈夫说，“可怜的昂热拉难为情得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肯定，”帕斯卡勒说，“因为她也恋爱上了。你别吱声，昂热拉，我是个女人，我看穿你了。祝福你，卢卡斯先生。安静，纳芙塔利！”

那只猎犬吠叫起来。它想要人抚摸它。帕斯卡勒侧身向前，抓挠它。她爱这只狗，这也看得出来。

“您叫它什么？”

“纳芙塔利，”帕斯卡勒说，“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您瞧，在本国出生的以­色­列狗就叫做沙布拉。沙布拉，这是仙人掌的果子——外表坚硬粗糙满是刺，里面的­肉­很软很甜。年轻的沙布拉就是这样的：坚硬粗糙真正有刺——有一颗生­性­敏感的、几乎是多愁善感的心灵。纳芙塔利也是如此——倔强、狂野，老添乱，­性­格忠诚、驯顺、温柔。对，我的好狗，是的，我的最好的……”

“您想查出赫尔曼是怎么死的。”特拉博说。他手端一只杯子，跟我走到平台的一头。

“对，这是我的任务。”

“这任务不简单。”

“您以为是什么呢？事故？自杀？谋杀？”

“不是自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赫尔曼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这我也对那位缉税官说过。他叫什么来着？克斯勒。”奇怪，我想，克斯勒对此可是一字未提。为什么没提？

“您排除了事故的可能。那就是谋杀了？”我问。

“是谋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趁您没再问，先说出答案。那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为，今天晚上您将认识的所有人当中的任何一位。我当然是指：让别人­干­的——雇请某位职业杀手。原则上就连在游艇上的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也可疑。他们跟赫尔曼也有生意往来。若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职业杀手出了差错。他得到的任务肯定是将赫尔曼炸上天去。”

“他以及那些船员。”

“那些可怜虫，是啊。”特拉博说，“以为可能是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当然是想入非非。但其他人，我们其他人，我们大家都可疑，这不用讲！”

“哎呀，”我说，迅速取出一张名片和一支圆珠笔，“您能不能替我写下您的客人的名字来？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拼写的，我不想问。”

“好的。”他将名片垫在平台的胸墙上写。我又收起圆珠笔和名片。

“所有这些人，”特拉博说，“都跟赫尔曼有生意往来。”这我可是才听说。克斯勒不知道此事吗？很可能不知道。“有经过大力伪装的生意往来——当然是因为税法和外汇法。但他们全都跟赫尔曼银行做他们的生意。包括我，卢卡斯先生。我为什么要撒谎？我也可以有理由撒谎，像大家一样。您会很困难的。现在，一旦钻石伊尔德重新恢复过来，大概就要由她来继续管理银行了。天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希望她起用这位全权总代表，那位年轻的泽贝格。跟这个人能谈得拢。您来吧，咱们回夫人们身边去。”

“这样吧，”帕斯卡勒说，“现在我还想领卢卡斯先生看看这房子。我们在这里非常幸福。一切全是按照我们的计划修建的——正如我们的游艇完全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克劳德的设计修造的一样……我现在将卢卡斯先生拐走，昂热拉，宝贝儿，你允许我这样做吗？离开他十分钟你受得了吗？”

“帕斯卡勒，请别这样！”她丈夫说。

她哈哈大笑。

“你看看昂热拉吧！当我看到一对热恋的情侣时……”她带我穿过房子。这里也是富丽堂皇，但不同于伊尔德·赫尔曼的房子，完全两样。我们最先来到一间大地下室里。那里有洗衣机和熨衣板。

“我常常亲自洗熨我丈夫的衬衫和内衣。”帕斯卡勒说，“旁边是间缝纫间。衣服上的所有小东西我都是自己缝。”她穿着一身普齐牌服装，蓝、绿、橙三­色­交织。上衣的胸前部分造型独特，用背带挂在脖子上，裙子开口很高。她戴着非常珍贵的翡翠首饰。跟这些比起来，昂热拉的首饰虽然同样美丽，但没她多，少得多。

“您亲手缝纫？”

“这是我学会的职业。”帕斯卡勒靠在那台大洗衣机上，“卢卡斯先生，”她说，“我想让您知道我们的情况。不错，我们今天非常富有。但是天知道，我们并非生来如此。今天，我丈夫在西班牙、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和德国都有酒店集团。战后，当我们相识时，他在图卢兹有一座小客栈，是从一个叔叔那儿继承来的。我不知道还有谁在一生中比他更勤苦地工作过。最初我们有时生活得很艰难，我得不时地重­操­我的模特儿旧业，好帮着挣钱。克劳德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辛苦挣来的。我协助了他。我想让您知道这个。”

“我感谢您的信任，夫人。”

“还有，”帕斯卡勒说，“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她自由自在，可以想­干­啥就­干­啥，有足够的钱。但是我非常希望她能找到伟大的爱情。如果你们俩之间产生了爱情，一场伟大的爱情，那么您绝不能欺骗昂热拉。她受过一次骗。我不相信她还能经受第二次。”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听到有一辆车从碎石子上沙沙地驶过来。“第一批客人到了。”帕斯卡勒说，“您是好人。您爱昂热拉，我爱昂热拉，请您叫我帕斯卡勒。我可以——您的名字是什么？”

我告诉了她。

“我可以叫您罗伯特吗？”

“当然了，帕斯卡勒。”

“您绝不能让昂热拉不快乐。”

“当然不会。”

“永远不欺骗她。”

“永远不。”我说，心里想，我已经多么深地骗了她啊。

这一下他们相继来了。一辆辆车驶近了。

仆人们把香槟送到平台上。我注意到，除了我，没谁给帕斯卡勒带鲜花。客人们笑容满面，相互交谈，喝酒吸烟，在鲜花怒放的落地花瓶之间来回走动。帕斯卡勒介绍我认识所有这些“大富豪”。人们有点怀疑但主要是有兴趣地打量我。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这毕竟是件新鲜事！

约翰·基尔伍德来时就已经喝醉了，是他的司机送他来的。基尔伍德长得瘦削，面­色­痛苦，眼圈深陷，脸孔突出，汗腺粗大。即使端着杯子，他的手也在颤抖。他手里一直端着一只杯子。他的燕尾服皱巴巴的，衬衫上有威士忌的斑渍。他紧抓着杯子，好像那是他最后的支撑似的。他毫无节制地猛喝——他是唯一喝威士忌而不喝香槟的人。

“您好。”他对我说。

“您好，基尔伍德先生。”

“我已经被捕了吗？您是来带我走吗？”

“见鬼，您别瞎讲了，约翰。”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说，他不离基尔伍德左右。托威尔很高大、瘦长，穿着有点太时髦了。他讲话轻细，像唱歌似的，同时不停地装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似的。我估计他是个同­性­恋。

“不是瞎讲。我杀死了赫尔曼。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当然是的，您一声不吭。您无法否认。他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当我有一回面对军队的服役委员会时，有一个愚蠢的心理学家问我：‘怎么样，基尔伍德先生？您相信您能杀人吗？’我说；‘杀陌生人我不敢肯定，杀朋友肯定行！’”

没人讲话。

“这是个玩笑，”基尔伍德恶意地说，“为了博你们一笑！好了，来吧，卢卡斯先生，手铐在哪儿？我自认有罪。”

“您为什么杀死了赫尔曼先生，基尔伍德先生？”我问。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您可别真信他……”托威尔开口道。

“可他应该真情！”基尔伍德摇摇晃晃，“我要告诉您为什么我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请求他给我弄块农场养九重葛，他骗了我。您知道，九重葛，那种有美丽小花的植物。那无数彩­色­的漂亮花朵，我全部的幸福。您不认识九重葛？”

“不认识。”我撒谎说，“怎么写它？那农场想修在什么地方？”

“在汶斯。”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这个词是怎么拼写的，这种植物？”我递给他圆珠笔和一张我的名片。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背面写了几个词。

“在罪人受到应得的惩罚之前，他还有权再喝最后一杯威士忌，对不对？侍者，嘿……”他踉跄离去了。

“酒后胡言。”托威尔说，“您可不会相信这个吧？”

“当然不会。”

“那您为什么让他写下这个来？”

“我想知道九重葛这个词是怎么写的。”

“这不是理由。”

“当然不是。”

“您收集笔迹？”

我沉默。这一下我已经有了伊尔德·赫尔曼、泽贝格、特拉博和基尔伍德的笔迹。

“为什么？”

“玩玩。”我说。

“原来如此。”托威尔说，“您也想试试我的吗？”

“愿意。”

平台和花园里的灯光，所有的灯，都藏在花束后面。它们将奇特的影子照在我们身上。

“我写什么好？”他问，拿起我递给他的名片和圆珠笔。

“您就写‘我没有杀害赫尔曼’吧。”

他顺从地写了。

“我真的没做。”

“要是您做了，那您就不会对我讲了。”

“对，这倒是。”他像女人似的笑了，“帕斯卡勒穿这身普齐服看上去真可爱，是不是？”

“非常可爱。”

“我为许多我认识的女人提供衣着方面的咨询服务。您不清楚，大多数的女人多么拿不定主意，她们的鉴赏水平多么差。昂热拉有品味，帕斯卡勒有品味，可您看一看比安卡吧。”

“谁？”

“比安卡·法比安。她站在她丈夫身旁，在那边。老笨蛋，全世界都知道，她不停地骗他，曾经是巴黎‘丽岛’里的一名舞女。您就看看那身丝缎的衣服吧，令人作呕！就因为她有个漂亮的胸部，她就相信，她得在每一次社交场合全露出来。您看到了那|­乳­头吗？”

“不。您夸张了点儿。”我说。

“我一点不夸张！小小的、红红的。我两只都看到了。喏——现在，当她前倾时。顺便说一下谋杀。如果您找到了一名凶手——基尔伍德肯定不是，这位可怜的酒鬼，愿上帝厚待他。不过您知道吗，法比安将一大笔里拉汇去了德国，汇到赫尔曼的银行，因为意大利快垮了？”

“不，这我不知道。”

“它快垮了，但是还没垮。法比安急需钱回去。我听说，赫尔曼由于英镑的事陷进了支付麻烦。他无法付钱，这两个人一起做的其他生意都是非法的。”

“什么生意？”

“非法炒汇。这下您吃惊了，是不是？那位了不起的赫尔曼，您的国家的这位英雄，德国造的银行家。如果法比安想要回他汇来的钱，赫尔曼又支付不出，那会怎么样呢？这时赫尔曼也许会讲，他会公开外汇的事。咱们都清楚：这在意大利是非法的，在德国却不是。那样法比安还有什么办法，呃？当然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理论而已。那边那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是谁啊？”

“保尔·泽贝格，赫尔曼的全权总代表。”我说。

“可不是嘛，这人知道如何着装。这男人有品味。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我只想向这位泽贝格先生自我介绍一下。一位风度翩翩的小伙子……”

二

当我向他们走去时，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站在一起。他们突然中断了谈话，后来又齐声讲起来。真的差不多能看到比安卡·法比安的|­乳­头，托威尔只夸张了一点点。她的着装很不中看，虽然那身时装肯定花了一小笔财产。她仍然有她从前的职业举止，有点太亲热，有点太卖弄。

“您在寻找杀害可怜的赫尔曼先生的凶手？”比安卡无缘无故地笑着。

“对。”我说。

“我们全都有可能是。”那位希腊人说，他的头颅像没有脖子似的架在肩上，抚摸着他的布娃娃妻子的胳膊。“我们全都有理由。他差点毁了我——当然是我的声誉。我有一个理由。法比安也有一个理由，不是吗？”

“是的。”后者说，他总是一本正经，“我没必要对您讲那理由是什么，托威尔刚刚对您讲了。”

“您怎么知道的？”

“他讲给您听了，就在刚才。”

“讲给我听了？”

“您别演戏，卢卡斯先生。我们看到了他如何向我的妻子和我张望。”

“那个同­性­恋，”前“丽岛”舞女说，她现在是法比安夫人，是她的国家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引诱小男孩，这个他能够。光是因为这个，他就该进监牢。再加上谋杀！谁还有比他更好的理由？”

“为什么？”我问。

“科德公司的英国子公司，”泰奈多斯说，“几乎全部属于他。因为赫尔曼和基尔伍德炒外汇炒破产了。这不是理由吗？”

“这样啊，”我说，“当然有可能是个理由。我原来以为你们全是好朋友呢。”

“我们也确实是，”梅丽娜·泰亲多斯说，“但我们总可以演一出小小的凶手戏吧？”她笑起来。众人都笑。

“是的，你们当然可以。”我说。

一位侍者重新端上来香槟酒杯。在这里我心情轻松。梅丽娜·泰奈多斯，这个娃娃脸，建议我们一起给那位可怜的有病的伊尔德·赫尔曼寄张卡片。帕斯卡勒取来了一张卡片。我让泰奈多斯写，两行。然后我让法比安写，两行。然后是萨冈塔纳的妻子。包括萨冈塔纳也写了几句话，他看上去就像是昨天骑马来的。然后女人们签名，包括帕斯卡勒。这一下我就有了所有人的笔迹。

“我从酒店里寄出这张卡片。”我说，把它塞进了我的燕尾服上装的内袋里。

“您明天来我们家吧。”若塞·萨冈塔纳过了一会儿之后对我说，“我相信，我有重要的事对您讲。”我们都说法语，有些带着可怕的口音。他把他的名片递给我。“我不想在这里谈。不在朋友家里谈。”

“事关什么？”

“您在找一位凶手，对吗？”

“对。”我说。

“那就行了。”他说。他一鞠躬，然后更低地向帕斯卡勒的手俯下身去。她走过来了。“我的亲爱的，您看上去气­色­好极了。”萨冈塔纳说。他又对我说：“您可以九点后来。我等您。”

“您太客气了。”我说。

昂热拉独自站在台阶旁，台阶从平台通到黑乎乎的花园里。她手端一只杯子，吸着烟。

我向她走去。

“怎么样。”昂热拉说，“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夜晚？”

“一切都让人糊涂，”我说，“但是我有进展。”

“好。”昂热拉说。

“您怎么了？”我问。她身穿曳地的白衣服，头发红红的，站在黑­色­花园的背景前，看上去就像画中丽人。

“没什么。怎么了？”

“您一下子变了，昂热拉。”

“我变了吗？”

“您是变了，怎么了？我做什么了？……”

“不是您，罗伯特。”

“那是谁？”

“帕斯卡勒。”她猛吸烟，“我知道她不是恶意的，但她讲的那句话太叫人不好意思了，这是惟一令我难堪的事。她总是只想看到我快活。她很喜欢您，但这还远不是宣布我们是情侣的理由。”

“不，”我说，“可惜不是。您是说，这事永远也不会有吗？”

“罗伯特，是您请求我安排这个晚会的。我是想帮助您。”

“您总想帮助我。”我说，“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昂热拉。”

“帕斯卡勒邀请咱们明天去他们的游艇，要咱们十一点半到康托码头。她真是个好媒婆。”

“是这样么：我爱您，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这与您无关。是这样吗？”

“是的，罗伯特，是这样。我有过我的爱情体验，这您知道。那不是美妙的体验。我宁愿要个好朋友，而不想再来一场以痛苦告终的爱情。”

“这是撒谎。”我说，“那么，帕斯卡勒从哪儿知道了我的这么多情况？她从哪儿知道了我非常爱您？是谁对她讲这个的？”

“我，”昂热拉小声说，“我。在电话里。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当您在杜塞尔多夫时。好像……”昂热拉转向我，此刻她笑意盈盈，眼睛里又有了那金­色­的火花，“好像我讲了您的许多情况。”

“原来是这样。”我说，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过我全身，“那当然就永远谈不上爱情了，永远谈不上。”

“永远谈不上，谈不上。”昂热拉说，笑着望我。

我目光凝注，心想，为了真正理解一场幸福的伟大，一个人也许得设想失去了它再重新得到它。不幸的体验当然属于这种实验。

“为咱们俩可惜。”我说。

“对，”昂热拉说，“不是吗？”

“明天咱们到海上去？”

“我答应了。您得工作吗？”

“我可以安排。”我说。

“您真好，罗伯特。您真是太好了。”

“我爱您，”我说，“这么好只是小儿科。”

金发的泽贝格走过来，一只手里端着酒杯，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支香烟。他也穿着白­色­燕尾服。

“我不打扰吧？”

“才不呢。”昂热拉说。

“当然打扰了。”我说。

说完我们三个都齐声大笑。

“赫尔曼夫人让我代为问候。”泽贝格说，当那张嘴微笑地讲话时，他的目光冷冷地打量着我。“最衷心的问候。也问候您，黛尔菲娅夫人。赫尔曼夫人病得不能来，她深表遗憾。众人讲话都相当大声，我偶然听说这里在玩一场奇怪的游戏。”泽贝格说。

“对，”我说，“凶手游戏。是谁玩的？各有各的看法。”

“也有人认为我会是凶手吗？”泽贝格问。

“不，没有人。”我说，“没人怀疑您。”

“这可怪了。”泽贝格脱口而出，“真的很奇怪。没有人怀疑我？”

“您­干­了吗？”我问。

“当然。”泽贝格开心地说，“我本想马上向您招供的。是我不对。”

“依您看谁可疑呢？”昂热拉问。

“夫人，这么直接打听只会得到同样直接的回答。您觉得您的朋友克劳德·特拉博会不会是凶手？您了解他跟赫尔曼银行的关系吗？”

“你们银行里惯常将这种事公布于众吗？”昂热拉问。

“我听到他刚才对其他几位先生这么讲，还叫我去作证了。”

“原来如此。”

“对，就是这样的，您瞧，卢卡斯先生。您怎么看此事？”

“很重视。”我说，“首先，在您来之前，特拉博自己就对我讲过此事。”

“那他讲得有点太频繁了。”泽贝格说，“他一直除了讲它不讲别的。另外，我的笔迹对您有所帮助吗？”

“我不懂您的意思。”

小狗纳芙塔利弯着腿从我们身旁惬意地悠闲地走过。

“您曾经让我写下我的香水的名字。‘粗陶人’。”

“不错，这下我想起来了。”我说，“真的，泽贝格先生，您读侦探小说读得太多了。”

“你不听人劝。你冷酷无情。你没有同情心，也就不会有人同情你了。除非是个傻瓜，没有人会听任毁灭，而不反抗。你周围没有傻瓜，赫伯特，这你应该知道。这你也知道。”

这些句子，是用法语写在一页光滑的白纸上的，是我头一回去他那儿时，那位矮个、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看的。

“我们搜查了赫尔曼别墅——主要是他的房间。钻石伊尔德一点不反对搜查，我们在一个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他给我看这张纸，“当然是伪装过的笔迹，但还是有用场。”

“有指纹吗？”

“一个也没有。我们将它带走了，没对任何人讲什么。弄到所有参与者的签名，最好是写上几句话，交给笔迹专家比较，我们做比您做更困难。您愿意负责这件事吗？”

我接受了此事。现在我拥有所有相关的男男女女的笔迹。不，我想，不是所有的。缺赫伯特·赫尔曼、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的，那些牺牲者。这是什么样的无稽之谈啊，我想。

这是无稽之谈吗？

10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穿普齐服？它可总是老一套。同样的价钱我能买到好看的尼娜·里奇的其它衣服！”

“我请求您——限制战略武器大会！实际情况如何？您跟我一样清楚，美国人和俄国人在连续进行多头核导弹的地下试验。”

“我告诉你，她跟她的司机关系暧昧，我的最亲爱的。这你不用怀疑。”

餐桌上的交谈……

三个仆人极其礼貌地端上­肉­、蔬菜、米饭和­色­拉。

“幸福的特拉博夫­妇­，”梅丽娜·泰奈多斯对我说，“这才像仆人。对这些手下人可以信任。可我们……我请您想想，冰箱放在钢琴后面，为了不遭仆人谋害，床头柜上放一把手枪！”

“是啊，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说。她严肃地点头，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在踢我的鞋。还从没有哪一个女人这么做过。它快让我半疯了。昂热拉这时正跟她的右邻保尔·泽贝格交谈。

“您听我说！”昂热拉叫道，“泽贝格先生讲得实在太有趣了。”

桌子上安静下来了。甚至连约翰·基尔伍德都抬起了头。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他似乎喝酒喝清醒了。

“美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了一次促进贸易和发展的会议。”泽贝格解释说，“我去出席了。当这里的这桩不幸发生时，会议正开到Ｇao潮。我直接从智利飞到了赫尔曼夫人身边。可先前我在会议上听到了一大堆发言，也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发言。看来必然会跟这些人争执起来——主动地开展辩论。”

“跟工会？”梅丽娜·泰奈多斯惊骇地问，“主动地？”

“安静。”她丈夫说。

“他们想­干­什么？”约翰·基尔伍德问，清醒得令人吃惊。

“好了，”那位风度翩翩的保尔·泽贝格说，讲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正如主席强调的，工会看到跨国公司对他们行使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他们搞的是国际­性­的资本­操­作。”

“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这可是每个国家内部工会的事。”法比安说，笑望着手端一只盘子站在他身后的那位仆人，“不，多谢，我什么也不要了。”泽贝格接着讲：“我可不在乎被怀疑为工会的代言人……”

“那您是为什么呢？”比安卡·法比安叫道。

“住口吧。”她丈夫咕哝说。我望望比安卡。她的衣服确实开口太大了。

“我只是简单介绍，”泽贝格平静地说，“请原谅，夫人。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在剧变。工会将不顾一切。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协商，他们会赢。”

“只要工会的领导大人们还是腐败的，”比安卡·法比安说，粗俗地笑着，“这就不难。咱们饭后还去赌场吗？”

仆人们再倒香槟。基尔伍德得到了一满杯威士忌。蜡烛轻微地颤动。

“当然了，咱们去赌场，比安卡。”泰奈多斯说，“可工会并不腐败，一点也不。泽贝格说得对，得跟他们协商。”

“那你们直接跟魔鬼协商好了。”约翰·基尔伍德说。

“约翰，”托威尔生气地说，“您不仅是个醉鬼、傻瓜，而且是一个没有节制的、血腥的傻瓜。我们真的要等到事情让工会言中吗？”

“这正是我要向你们提的惟一的问题。”泽贝格说，“为此我讲了圣地亚哥的事。我请求原谅，如果我让夫人们感到无聊的话。”

“我总是同样的赌法，零和左右的两个邻居加二十九。”比安卡·法比安说。她现在微微有点醉意了。

“明天上船！”帕斯卡勒越过桌子向我耳语说，“你们看上去美极了，你们俩。”

“帕斯卡勒，请别再这么讲。”昂热拉说。

帕斯卡勒笑了笑。

“昂热拉脸红了！真正红了！她还能脸红！但愿我也能够。哎呀，老天，我最后一次脸红是在什么时候？”

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到我的鞋上。

11

十一点左右，这群人动身了。

昂热拉向我解释：“咱们开车去‘保安警’赌场。它位于十字架路的西头，在老码头附近。那是所谓的冬日赌场。夏天，从六月份起，‘棕榈海滩’开张，那是夏日赌场。它位于康托码头后面，在十字架路的另一头。”

“‘保安警’里非常舒适。那里也可以吃饭，在‘大使’餐馆里吃。那家餐馆的老板马里奥先生，真是了不起。”比安卡·法比安说。我们站在客厅里。夫人们围上她们的披肩，穿上貂皮和毛丝鼠皮小袄。昂热拉披的是一条网眼白披肩。客人们边聊边走向他们的汽车。我回头张望，手里拿着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

“您找什么？”

“我很想给这里的仆人留下点钱。”

“您把它放在这碟子里吧。”克劳德·特拉博说，奇怪地望着我。那只碟子放在一张旧橱柜上，里面已经有几张钞票了。我将我的放进去。“您是第一位。”特拉博说。

“什么？”

“给仆人小费。其它票子是我放进去的，好在我的仆人面前保住面子。”

“您是说，这些亿万富翁没有谁……”

“没有谁。因此他们才是亿万富翁。今天在这儿的先生中有一位——我不能报出名字来——经常被邀请到我们家来，可是他从来不给仆人一点点，以至于帕斯卡勒有一天晚上对他讲：‘仆人们已经在议论您了。因此我给了他们五十法郎，说是您给的。’这位先生听了后大发雷霆，叫道：‘五十？您应该给他们一百，帕斯卡勒！这一下他们会讲我吝啬了！’”我们笑。“一百，跟您一样。您给得太多了。其他人分文不给。您永远成不了富人。”特拉博说。

“不，我担心永远不会。”我说。

“但我希望是个幸福的人。”克劳德·特拉博说。

我走向昂热拉，我们来到室外。几位司机打开了劳斯莱斯、十二缸的“美洲豹”和一辆梅塞德斯600型的车门。特拉博家的客人们钻进车里。停车场和通向大门口的路也被安装在树丛中的灯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