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太学生他不安心学业，心思都用在交友上，他频繁地拜访各地名士，希望得到他们的好评。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他就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挑战了最有权势的那些人，在清浊分明的社会里，青年曹­操­开始了什么样的政治谋划？〕

【一、乱世激流】

在曹­操­十三岁的时候，三十六岁的汉桓帝刘志驾崩了，这一年距他亲自指挥诛杀梁冀一族，夺回政权已经八年了。

作为一个忍受十多年的压制和磨砺的有志青年，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较量并且凭借自己的果敢、智慧和领导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年轻天子，开始的时候，刘志也想有一番作为，成为汉武帝、光武帝那样的一代明君。

刘志经常埋头于宫里的国家档案馆——兰台，翻出前代君王治理国家留下的档案资料认真学习。

在诛杀梁冀的那一年秋天，刘志草草处理完梁党的清查工作，虽然天气已经很冷，但他还是坚持在年内就开始了全国的巡游计划，第一站是西京长安。

来不及准备庞大的仪仗，天子的车队由虎贲和羽林卫士前后护卫着，缓缓离开了洛阳。桓帝下诏，凡是沿路所经过的县，每人赐粟三斛。汉代一斛为十斗，一斗粟约相当于今天的十三点五斤，一斛即一百三十五斤，三斛超过四百斤，基本上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车驾到了关中，桓帝更慷慨，对设有前代陵寝的县镇，每人另外多赐两斛，京兆尹下属的长安县，每人更是赐粟十斛。当时，京兆尹的人口超过二十八万，如果其中仅五分之一生活在长安县，仅赐粟米一项也能达到天文数字。

桓帝的大手笔来自于他的底气。出巡之前，廷尉寺、少府寺以及洛阳县共同奏报说，查抄梁氏家族的财产，变卖后可得数十亿钱，有了这笔钱，刘志觉得自己是个阔皇帝。

但是，不好的消息随后传来，与长安近在咫尺的凉州刺史部所属的陇西、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爆发了羌人起义。虽然在东汉一朝，羌人从来没有消停过，但这次情况有些不同，八个部落同时起事，金城陷入危机。刘志下令调名将段前往镇压。

刘志也不敢在长安多呆，车驾匆匆返回洛阳。全国出巡计划仅进行了一站便无果而返，刘志十分不悦。

更大的苦恼随即而来，段在那边大搞种族灭绝计划，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但军费开支也让朝廷招架不住。

桓帝也许很快会像他的多位前任一样明白一个道理，对羌战争是一个大坑，是把帝国引向崩溃的陷阱。在段后来上给朝廷的一份奏折里记述了前代对羌作战的财务支出情况，在永初至永和年间的二十一年里，共花费三百二十亿钱，平均每年超过十五亿钱。须知，当时帝国每年的税收才六十亿钱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此前二十多年里，朝廷每年都要拿出四分之一的税收扔到西羌这个无底洞里。

段司令打仗有一套，但花起钱来也不含糊，刘志抄梁家的三十多亿钱根本不够花。加上当初梁冀倒台时桓帝一高兴，曾下诏免除天下半年赋税，西巡长安时又大赏粟米，帝国财政顿时陷入严重危机。

延熹四年（161年），财政危机爆发，刘志下诏令公卿以下的公职人员全部减薪，并向王侯借一半的租税。即使这样也还不能支撑庞大的战争费用，第二年甚至连天子的虎贲、羽林卫士也接到了减半俸的命令。

快入冬的时候，虎贲、羽林卫士们都在等着换冬天的军服，却接到命令说，凡在营地值勤站岗没有外出任务的都不换装（住寺不任事者勿与冬衣）。朝廷里公卿以下各级公职人员的官服，原本也是朝廷供给，因帝国财政困难，当年的冬衣全部减半供给。

刘志没有想到，好不容易从梁家人手里夺回来的天下竟然是这样的，大司农卿作为财政部门的主管，天天愁眉苦脸，一见着皇帝就诉苦，刘志烦得­干­脆不见他。管理皇家财务的少府寺那边，虽然情况稍好，但也紧紧巴巴，刘志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憋屈，既不能花天酒地，也不能大手大脚。

宦官和朝官士人们还在继续开打，把刘志夹在中间。好在刘志是一位平衡术大师，也是抹稀泥高手，同时又能装猪扮虎，他今天哄哄这个，明天吓吓那个，总之让谁都不能太得势，又让他们觉得皇帝始终站在自己这一边。

“五侯”过于得意时就收拾他们一下，士人风头起来了就培植新的宦官来压朝臣。在一系列平衡手段付诸实施以后，他对“梁党”突然也有了新看法，何不启用他们，把局面搅得更丰富些？于是，“梁党”成员陆续被启用，梁冀伏诛后被免官的胡广、韩演等人回到了朝廷，胡广担任太中大夫，韩演任司隶校尉。

不仅国事衰败，人事颓唐，连老天爷也跟刘志作对。延熹五年（162年），从正月里开始，皇宫和多处陵园发生了神秘的连环大火。

先是这一年的正月，南宫一个叫丙署的地方起火。紧接着四月的一天，埋葬着安帝的恭北陵东门起火，大火还没有灭，位于宫内的虎贲寺掖门也起火。五月，殇帝康陵园寝发生火灾。七月，南宫承善门内发生大火。

从正月到七月，共发生了六场大火，这些大火背后有没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多数人已习惯于把这些突发事件与五行、天道、神秘预言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事件不是人为而是天意。

这还不算，四月里洛阳发生了地震，虽然震级不大，没有造成严重破坏，但与那些神秘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就更加令人惶惶不安了。

还是四月，一匹惊马和一头从御苑中跑出来的大象居然闯进了皇宫，这两个家伙在宫内横冲直撞，引发了更大的不安。在五行学家们看来，失控的马预示着“马祸”，是政治衰败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附会，起码这一次不是上天的预言，而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联系到洛阳发生的地震，这次惊马和惊象事件很可能是地震的前兆。

后来又发生了更令人恐慌的事，延熹七年（164年）的一天，在德阳殿的御座上竟发现了一条大蛇。蛇是有鳞甲的动物，五行学家认为蛇预示了甲兵之灾。

刘志是东汉诸帝中最信五行学说和神秘预言的一个，这些事接连发生，让他心情沉重。更让他感到恶心的是，在野王山上发现了死龙。

延熹八年后，各种灵异现象发生的频率更高，不断出现神秘大火，一会儿这里地震，一会儿那边的河水原来清的突然变浑，原来浑的突然变清。

还有一次，是延熹九年三月，京师洛阳的居民突然发现夜空中有一团火光在飘动，看到的人无不感到恐惧。

如果是现在，这一现象将成为UFO爱好者探究的对象，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件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上天在表达某种感受。

桓帝被这些事搞得很疲惫，中兴之事早被置于脑后，现在桓帝想，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过好每一天就谢天谢地了。

这就是刘志最后的日子，他才三十多岁，享受着人间最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享受着最高的权力，但他的生命活力还比不过一个农夫山民，他被周围的一切折磨得无比虚弱。

他终于死了，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言，没有留下爱和恨。更要命的是：没有给帝国留下一个小太子。

桓帝刘志驾崩于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以太尉陈蕃为首的内外朝官员一致尊皇后窦妙为皇太后“临朝”，主持帝国的工作。

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先皇帝驾崩，皇后升格为太后，临朝，酝酿新皇帝人选，太后和外戚总揽朝政。

程序确实如此，但不同的是，这次主角换了，太后和外戚不姓梁而姓窦。

在太尉陈蕃和皇后的老父窦武一手策划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解渎亭侯刘宏登上皇位，这就是灵帝。刘宏是个亭侯，比刘志的县侯矮了一级；刘宏本年十二岁，比刘志当年小了三岁。陈蕃和窦武联手之后，势力很强大，朝野上下无不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一鼓作气，铲除日益不得人心的宦官集团。但是，在这一轮拼死较量中，宦官们再次占得上风，陈蕃、窦武被杀，以曹节、王甫、侯览、张让为代表的新一代宦官重新把持了朝政。

大约在刘宏登基前后，曹嵩重新回到了洛阳，随后目睹了陈蕃、窦武被宦官诛杀的事件。此时距离他返回谯县守孝大约已有十年。

这时，朝廷中有大批官员因为受到陈蕃、窦武事件的诛连而被罢官。宦官们不断以灵帝的名义发布新的任命诏书，当然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心腹和亲属，同时，还有胡广、桥玄这样政治上相对温和的士人。曹嵩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大司农卿的，这个任命远远超出了曹嵩的预期。

曹嵩被宦官阵营重用，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近年来的多次流血事变中，他都是局外人，与各派没有瓜葛；二是朝廷官吏在短时间内大量减员，虽然宦官也任用了不少亲信作补充，但维护帝国的正常运行更需要一些专业型官员；三是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尽管大长秋已去世多年，现在的宦官大多与大长秋没有多少私人来往，但作为前辈，曹腾的威名仍在。

大司农卿是九卿之一，正部级官员，负责帝国的经济工作，农业、水利、仓储、手工业、商业流通都管，同时还是帝国的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除皇室之外的财政支出都由大司农卿来调配。从灵帝永康二年（168年）开始，曹嵩在这个职位上供职多年。

【二、不安分的太学生】

熹平元年（172年），曹­操­即将年满十八岁，曹嵩决定让他到洛阳来，进太学读书。于是，曹­操­第一次远离故乡谯县，来到了京师洛阳。

作为帝国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各级公职人员的培养基地，太学是所有读书人心中向往的地方。前朝初建太学时，规模仅五十人，后来逐渐扩大到三千人，王莽时更是扩大到上万人。太学归九卿之一的太常卿管辖，太学的老师称为博士，太学的校长称为博士祭酒。“祭酒”就是在社交活动中担当首席的那个人，如“军师祭酒”，就是首席军师，也就是参谋长。

太学招生实行推荐、考试加保送的办法。地方上以郡为单位可以推荐本地优秀学子入学，有固定的名额。此外，在当时组织的一种明经考试中，凡取得优异成绩的，也可以入太学学习。保送的对象是公卿官员之子，品秩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可以送一名子弟到太学学习。曹­操­入太学，走的就是这条路。

从熹平元年（172年）到熹平三年（174年），曹­操­一直在太学学习。这里的教育完全按照儒家经学标准模式进行，重点讲授五经，又按五经家法的不同，分别设立不同的专修方向，类似于不同的系。

这些系不教别的，教的都是经学，太学其实就是经学院。

但曹­操­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偏科生。在校期间，他的兴趣一是博览杂书，另一个就是广交朋友。

这个高­干­子弟、亿万富翁家的长子、从沛国谯县来的小个子青年，以他的爽朗、率直、慷慨和好交往赢得不少同学的好感，很快成为太学里的活跃分子。

这些同学有依靠家庭背景入学的，也有不少是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优秀青年，能跻身太学，个个都不简单。

这些人带来了各地的新闻，有奇谈怪事、风土人情，也有山川风物、历史传说，曹­操­最喜欢跟大家聊这些话题。

关于曹­操­的太学生活，史料实在太匮乏，但从零星的记述中，可以推测曹­操­在此期间可能接触过下面这些人：

王俊（也作王隽），字子文，汝南郡人，与曹­操­关系最好，后来，王俊避乱到武陵郡，曹­操­征刘表时他刚好去世。曹­操­曾经亲自到河边祭奠他。

周颀、周昂，来自于会籍郡的周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扬州刺史部有一定势力。多年以后，他们在关键时刻曾支持过曹­操­。

刘勋，字子台，琅邪郡人，后来做过沛国建平县长、扬州剌史部庐江郡太守等，最后归附曹­操­。

许攸，字子远，南阳郡人，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交际很广，后来与袁氏兄弟关系尤其密切，官渡大战时从袁绍阵营投奔曹­操­。

张邈，字孟卓，东平国寿张县人，家境富裕，年龄稍大，是一个侠士，一边上学一边交结各路英豪，后来与袁绍、曹­操­的关系均很密切。

还有一个人，曹­操­总想结交他，但没有成功。这个人叫宗世林，南阳郡人，是太学里的学生明星，曹­操­主动找他想交朋友，但他却对这个宦官养子家的后人不感冒。

在一次聚会上，曹­操­和宗世林都在，曹­操­一直想跟宗世林说话，但没有机会。后来宗世林起身离席，估计是上洗手间，曹­操­抓住机会跟上去，拉住宗世林的手，想与他交往。但宗世林一点情面都不留，表示拒绝。

这件事在曹­操­的心里留下了伤害。越是心里自卑的人，越渴望别人的尊重。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曹­操­当了司空，让人把宗世林找来，接到许县。

曹­操­说：“这一回可以交个朋友了吧？”

宗世林回答：“松柏之志犹存。”

这件事记录在《世说新语》里，它说明，太学读书期间的曹­操­，多么渴望交结更多的人，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是一个舆论可以左右一切的年代，就连炙手可热的宦官们，有时也不得不向舆论低头。

曹腾的生前好友桥玄此时担任司空一职，是外朝的领袖之一。因为祖上的关系，曹­操­到桥前辈家去的比较多，桥玄对这个年轻人格外器重。

桥玄字公祖（不是那个大乔、小玄的父亲乔玄），是梁国睢阳县人，他是从县政府科长（功曹）一路­干­上来的实务型官员，一生廉洁自守。

桥玄善于评点人物，在清议界拥有一定声望。桥玄第一次见到曹­操­，就觉得这个青年很不一般，他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意思是：现在天下将要大乱，不是经邦济世的人才是不可能使天下安定下来的，能够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你了。

桥玄还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意思是：我见过的天下名士多了，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你要好好努力。我已经老了，愿意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

这是极高的评价。显然一个六七十岁的大名士兼朝臣领袖不需要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表示恭维，桥玄的确看出来曹­操­身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曹­操­未来发展的判断，都是完全正确的，这说明桥玄作为清议界的权威之一，不是徒有虚名。当时还有一个名士特别赏识曹­操­，也愿意在死后“以妻子儿女相托”，这个人是党人领袖李膺的儿子李瓒。他对曹­操­十分推崇，经常向别人推荐他。

李瓒临死时，对儿子李宣等人说：“国家即将大乱，天下英雄没有一个能超过曹­操­的。张邈虽是我的好友，袁绍虽是你们的亲戚，但你们也不要投靠他们，你们一定要去投靠曹­操­。”

获得了两个重量级人物的推介，曹­操­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桥玄认为还不够，他建议曹­操­应当找清议界最负盛名的汝南许氏兄弟，通过“月旦评”这个平台进一步扩大知名度，桥玄为此还给许氏兄弟写了一封推荐信。

汝南郡有一对堂兄弟，名叫许靖和许劭。二许凭借识人之术，在家乡清河的小岛上开办了一个讲坛，每月初一命题清议，评论乡党，褒贬时政，不虚美，不隐恶，不中伤，辩人之好坏，分忠­奸­善恶，或在朝或在野，都在品评之列，凡得好评之人，无不名声大振。

曹­操­怀揣桥玄写的推荐信兴冲冲跑到清河岛，却遭许氏兄弟冷遇。二许对于这个宦官后人一开始不愿意做出评论，后来经不起曹­操­的死磨烂缠，加上桥玄的面子，许劭最后还是送给曹­操­两句很有名的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

对于这个评价，曹­操­相当满意，这趟汝南郡之行没有白跑。

此外，曹­操­还得到了名士何的高度评价。何很有名气，与李膺、范滂等党人交往很多，他是一个侠士，喜欢交结天下英雄，善于做一些幕后策划工作，日后成为袁绍的得力助手，是袁绍秘密组织“奔走之友”联谊会的骨­干­成员。

何见到曹­操­，交谈之下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汉家就要灭亡，能够安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了。”

太学期间的生活是忙碌的，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举行完秋­射­大典，曹­操­这一批太学生就要毕业了。

【三、成为政坛新锐】

毕业的太学生，一般由国家负责分配工作，根据成绩随才而用。

各郡来的贫寒子弟学业期满后很多都要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者在地方政府里被征辟为吏，慢慢走上仕途，也可通过举孝廉察举等方式进入官员行列。

公卿子弟则有一条更便捷的通道，他们可以直接被征为郎，即宫中或朝廷各机构里的实习生，根据实习情况再由朝廷正式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

曹­操­在二十岁成|人冠礼之后，在家乡沛国被举为孝廉。

孝和廉是汉朝选拔官吏的两个科目，孝指孝子，汉朝以孝治国，很看重一个人在这方面的品行；廉即廉洁之士，有清廉的­操­守。二者合称即孝廉。

除了从太学毕业进入仕途之外，被地方推举为孝廉也是一条重要的入仕方法。其名额实在有限，东汉规定以郡和国为单位，二十万人口以上的每年只能推荐一个人为孝廉，二十万人口以下的，每两年推荐一人。

东汉不到一百一十个郡国，按照这个标准，每年能成为孝廉的只有几十人。这些人跟太学生一样，先被授为郎官，在天子身边或朝廷其它部门实习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到地方政府任职，也可以在中央政府任职。

曹­操­被推举为孝廉，其家庭背景无疑占有重要分量，没有在朝中身居九卿要职的父亲，曹­操­被推举为孝廉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不是他不够优秀，而是这种二十万里挑一的选举，跟买彩票中大奖差不多，实力不重要，重要的是运气。

被举为孝廉后，按惯例曹­操­被聘为郎官，即朝廷的实习生，这段时间主要是熟悉朝廷行政运作程序和礼仪，等待正式分配工作。

郎官转为正式官吏，一般品秩在四百石到六百石之间，其中担任县令或县长的最多。郎官实习快要结束时，由所在的实习部门出具个人鉴定，然后由尚书台统一安排任职。

这时，洛阳令司马防升为河南尹，曹­操­特别渴望能得到洛阳令这一职务。洛阳令虽然是县令一级，但却是其他任何县级行政长官无法比拟的，在帝国权力机构中占据重要位置。洛阳令的品秩也比一般县令要高，为一千石，而其他县令仅为六百石，县长为四百石。县令和县长都是县一级的行政长官，所在县超过一万户的称为县令，不足一万户的称为县长。

要得到洛阳令，有两个人很关键，一个是原任洛阳令、现任洛阳令的上司河南尹司马防，另一个是主管二千石以下官吏选任的朝廷秘书局人事处处长（尚书台选部尚书）梁鹄。司马防即司马懿的父亲，是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人，也是士族大家出身。他不怎么好说话，也许看不起曹­操­的出身，也许听说曹­操­学习成绩并不怎么样，总之不愿意推荐曹­操­为洛阳令。但碍于曹家的影响力，勉强推荐曹­操­为洛阳令下属的洛阳北部尉，品秩四百石。

就这样，曹­操­没有得到洛阳令一职，被任命为低一级的洛阳北部尉，归洛阳令管辖。

一般的县，县令或县长之下设有都尉一职，负责本地的治安，相当于公安局局长。洛阳人口众多，地位重要，在东、西、南、北各设了一个都尉。洛阳北部尉，就是洛阳北部地区公安局局长，拿易中天先生的话说，是个副县级。

曹­操­对这项任命相当不满，多年以后，曹­操­再见到司马防时，他已经是魏王了，司马防的儿子司马懿、司马朗都在曹­操­手下做官。曹­操­有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这回又像对待宗世林那样，让人把老上司接来设宴款待。曹­操­说：“如果换作现在，你还推荐我做洛阳北部尉吗？”司马防回答：“当初举荐大王时，大王您只适合为尉呀。”

曹­操­于是大笑。

曹­操­虽然只得到一个副县级公安局长的职务，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努力在这个岗位上­干­出点成绩来，以期引起外界的注意。

他一到任，就把官署的四门修缮一新，还做了不少五­色­大­棒­，悬挂在各门口，规定凡违反治安条例的，无论平民还是权贵，一律五­色­­棒­伺候。

前面说过，东汉的行政执法体系比较乱，尤其是执法环节，伸缩的余地很大，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局长，手里也握有生杀大权。

曹­操­的这番做派，分明是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当然，他也有另外的选择，比如在这个岗位上慢慢­干­下去，通过勤恳工作，搞好与辖区内群众的关系，做些好人好事，慢慢提高声誉，得到上面的认可，等待提升的机会。

这需要忍耐，也需要时间。但曹­操­需要的是尽快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治世的能臣，也是乱世中的英雄，他渴望建立功业，不是在漫长的未来，而是在眼前。

偏巧，这个机会就让曹­操­等来了。在一次夜间巡查中，曹­操­带人遇到了一群不速之客，对方违反夜间禁行的命令让曹­操­抓个正着，领头的人是当朝红得发紫的大宦官蹇硕的叔父。

曹­操­不管对方是谁，立即下令大­棒­子伺候，并且悄悄嘱咐手下：尽管往死里打！一顿暴揍之后，蹇硕的叔父一命呜呼了。

这是曹­操­刚上任几个月时就做出来的惊人之举。在常人看来，这件事也太生猛了，毕竟对方不是一般人物，结下了如此的深仇大恨，蹇硕能饶得了你吗？

但是，经过思考和判断，曹­操­看到形势对当权的宦官未必有利，这件事不至于酿成太大的危机，所以值得一试。对于已经亲政的灵帝来说，平衡宦官、党人、外戚的关系本来就已颇费脑筋，此时如果再因为一个宦官叔父而发起报复，则必须考虑事件造成的后果，更何况蹇硕的叔父的确违反了夜间禁行的命令。

曹­操­甚至想好了，最好因为此事自己落个撤职查办什么的，丢掉这个微不足道的四百石小官，收获的可能会更多。但这件事不声不响地过去了，从蹇硕那边没有传来一丝要报复的消息，而曹­操­­棒­杀权贵的事情却瞬时在京师传开了，“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曹­操­声名大振，以前没有听说过他的人，这一回也都知道了洛阳城里有个年轻的曹局长。对于这个结果，曹­操­心里相当满意。

但是，有一个人的看法却刚好跟他相反。

【四、遭遇短暂挫折】

对曹­操­­棒­杀蹇叔行为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是他的父亲曹嵩。对于儿子这次所谓的壮举，曹嵩只想给予两个字的评论：幼稚。

在曹嵩看来，即使想表达与宦官阵营的决裂，也断然不能采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法。权势熏天的蹇硕在一个区区四百石都尉面前丢了面子，他一定会想办法找回来的。

想到这些，曹嵩觉得很可怕。他一面动用养父留在宫里的关系，试图与蹇硕沟通；一面苦思冥想，看有什么办法让曹­操­脱身。

蹇硕那边仍然很平静，既没有立即展开报复，也没有想跟曹家化解恩怨的意思。这让曹嵩心里更吃不准。

曹­操­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继续当他的公安局长，而且­干­得更带劲，领着一帮属下整天抓社会治安，把辖区内治理得井井有条。一些作­奸­犯科的人，都逃到其他三个区躲起来。久而久之，曹­操­的名气更大了。

蹇硕不实施报复计划，曹­操­心里反而有一丝失望。在他的计算中，蹇硕应该恼羞成怒，立即将他免职，投入北寺狱。

如果那样的话，曹­操­相信，太学生们会第一个起来营救他，他们会到北宫外集体上书，为他鸣冤。还有士人朝官，知道他与不知道他的，都会蜂起而奏，把他当成威武不屈、刚直不阿的英雄。

这不是曹­操­的空想，当时有一股直之风非常盛行。所谓直，就是明知不是对手，也要站出来与权贵单挑。因为他们知道，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持，尽管会面临受迫害的危险，但同时也会获得巨大的社会声望，知名度一夜暴升。

有一个例子，很说明当时的这个风尚。主角是著名党人领袖李固的儿子李燮，李固被梁冀诬杀之后，李燮四处逃亡。后来桓帝杀了梁冀，李固成了与梁氏集团长期作斗争的英雄，桓帝四处打听李固后人的消息，终于把李燮找了出来，拜他为议郎。

这个小李跟他父亲老李一样耿直，官虽不大，却嫉恶如仇，尤其对宦官及其爪牙，小李声称见一回打一回。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叫甄邵的人，这厮品质恶劣，出卖朋友、投靠宦官，最差劲的是一次遇着要升官，不巧他母亲死了，按制度来说本人要回家守孝三年，可这样一来升官的机会就会错过。

甄邵偷偷把他娘埋在马棚里，等拿到委任状以后才发丧，道德水平差到如此地步。但他投靠宦官，官场上一帆风顺，没有人敢惹。

小李也知道这个人，早就看他不顺眼，这回恰巧遇上，怎能放过？他下令让随从把甄邵的车子推翻，扔到沟里，上去将其一顿暴揍。打完之后还不解气，小李找来一个条幅，批了几个大字：“谄贵卖友，贪官埋母”，挂在甄邵的背上，让这小子游街出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