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籍田，就是在春耕之前由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有祈求丰收之意。根据《通典》的记载，其具体的仪式是：当天一大早，以太牢之礼祭祀先农神，之后来到国都南面专门辟出来的千亩田地里，天子亲自执犁，来回耕作三次（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这一年的三月，献帝下诏明确魏公的地位在所有刘姓诸侯王之上，改授金质印玺、红色绶带，授予远游冠，献帝派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专程送来这些东西。
也是在这一年，“铜雀三台”中的最后一座竣工，取名“冰井台”。据晋人张载《魏都赋注》记载，这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三台不仅体量巨大，而且上面修有众多的宫室，其中铜雀台一百一十间，金虎台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一百四十五间。
仅台基就有十丈高的铜雀台位于正中，两边的金虎台和冰井台分别高八丈，最独特的是冰井台，上面不仅有米窖和盐窖，还修了数口冰井，从台上垂直伸向地下，利用井内的低温储藏冰块和煤炭（石墨），即使在天气较热的时候，台上的人也能喝上冰镇的饮料，吃上冰镇的瓜果。
【四、伏皇后事件】
现在说说前面提到过的伏皇后事件。
除了《献帝春秋》一书外，一般都认为伏皇后事件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一月，这时献帝刘协的正妻、当今皇后伏寿多年前写的一封信被发现。在这封信里伏皇后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曹操的极端不满，并请自己的父亲、时任屯骑校尉的伏完设法除掉曹操。
这封信无疑在政坛上激起了巨大波澜，十多年前的董承事件使献帝身边已经有一个贵人被杀，但与这件事相比，影响力差得很远。作为在位的皇后，伏寿的地位在理论上与天子同尊，她出了事将会引来更大震动。
伏寿今年三十五岁，比天子大一岁，她是豫州刺史部琅邪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人。东武县伏氏是汉代经学世家，名门望族，历代多有达官显宦。伏寿的父亲伏完是前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史书说他“深沉有大度”，世袭不其侯的爵位，后来娶了桓帝刘志的女儿阳安公主刘华为妻，成为桓帝的女婿。
据《后汉书》记载，伏寿进入皇宫是在初平元年（190年），当时被封为贵人。对此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她这时还不到十一岁，而献帝更不到十岁，有点不靠谱。比较明确的是，到兴平二年（195年）她十六岁时，被立为皇后。
晋人王嘉所著《拾遗记》有一则记载，说在献帝东归过程中被李的军队追击，身边的人四处逃散，只有伏皇后等少数几个人。他们被逼到一条河边，献帝受到惊吓不敢过河，十六岁的伏皇后就背着十五岁的献帝趟水过河，到了河对岸，又碰到乱兵举刀乱砍，关键时刻伏皇后爬到献帝身上，并大喊：“这是万岁陛下！”献帝才免于一死。献帝脚受了伤，伏皇后把衣服撕了为他擦血、包扎伤口。
伏皇后与献帝也算是一对患难夫妻了，他们历经了兵乱、饥荒和逃亡，到了许县才慢慢稳定下来。伏完被拜为辅国将军，享受三公的待遇（仪比三司），但与董贵人的父亲董承相比，他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因而也避免了董承的下场。伏完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于是自己提出辞去军职，被改任为中散大夫，后来又改任屯骑校尉。
屯骑校尉是北军五营之一的指挥官，原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此时许县的防卫工作都由曹操派来的嫡系部队掌管，伏完的这个职务也只能是挂名。
伏皇后可能亲眼目睹了董承事件，尤其是董贵人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仍然被杀，使她深受刺激。恐惧、愤懑之下她给父亲写了一封密信，历数曹操的所作所为，言辞甚为激烈（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让父亲想办法除掉曹操（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
伏完是个理性的人，他并不认为董承办不了的事自己就有把握办成，所以接到女儿的信后，他不敢声张，也不敢有什么行动（完不敢发）。建安十四年（209年）伏完去世，秘密仍未泄露，根据有关制度，他世袭的不其侯爵位由儿子伏典继承。
按说伏完一死这件事也就带到坟墓里去了，只要伏皇后自己不说，也就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到建安十九年（214年），伏皇后写的那封信却神秘地到了曹操手中，曹操大怒。
虽然是一件陈年旧案，但曹操还是决定以雷霆手段予以反击。据《后汉书》说，曹操强迫献帝下诏，废除皇后。诏书说：“皇后伏寿出身卑贱，登显尊之位身处后宫，既没有贤良的美德，又没有美好的才华，却私下里怀有妒嫉之想，包藏祸心，不能承天命、奉祖宗。”
曹操命令御史大夫郗虑拿着皇帝的信物以及诏书，来到后宫向伏寿宣布决定，收缴伏寿的印绶，强行将她迁出中宫，移到别的宫室居住（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
《曹瞒传》补充了相关细节，说曹操还派新任尚书令华歆为郗虑的副手，带兵直接进入宫中搜捕伏皇后。伏皇后当时藏在夹壁墙中，华歆把墙砸开，把伏皇后弄了出来（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
这时，献帝正跟郗虑坐着说话，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被人拉了过来（后被发徒跣过），她拽着献帝的手说：“就不能想办法让我不死吗（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
献帝想必也悲愤难当，他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献帝转而对郗虑说：“郗公，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天下宁有是邪）？”
对于伏皇后的最终结局，《后汉书》、《三国志》和《曹瞒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据《后汉书》记载，伏皇后被关进宫廷里的监狱，最后幽禁至死（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伏皇后与献帝所生的两个皇子，也都被鸩杀，受此诛连，伏氏一族男性中有一百多人被杀，女性中有十九人被流放到幽州刺史部的涿郡。《三国志》与此记载相同，称伏皇后被废后幽黜而死，家中男丁都被杀（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而据《曹瞒传》记载，伏皇后直接被杀了，本族被杀的有数百人。《曹瞒传》甚至说伏完也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杀的（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相比而言，《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更可信。
素有容人之量的曹操处理此事件的手段相当严厉，这倒不是因为荀死后他在处理与天子关系时更大胆，而是他对这类事件的一贯态度所决定的。十多年前处理董承事件时他也如此果断，甚至更为残酷，就连怀有身孕的董贵人也没有放过。
在曹操看来，可以接受战场上的降将，可以原谅背叛过自己的人，但不能容忍有人在身边搞阴谋。
通过伏皇后事件曹操再次向世人表达了他在政治上的诉求，那就是凡涉及政治问题、政权问题他都不会有半点让步，无论是天子还是皇后，凡在政治上向他发起挑战的，都将受到无情打击。
还有一种解读，说曹操此举是为自己的女儿能当上皇后扫清道路，因为就在一年前，即建安十八年（213年）七月，曹操有三个女儿同时被封为贵人。
据《后汉书》记载，这三个女儿分别名叫曹宪、曹节和曹华。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若按照男女出生比例大致相当的算法，他的女儿至少也有一二十个，但留下名字的只有这三个，其他知道名号的还有清河公主、金乡公主、安阳公主、高城公主等，其中清河公主是曹操的长女，嫁给了夏侯之子夏侯，安阳公主嫁给了荀之子荀恽，金乡公主嫁给了曹操的养子何晏。
据《三国志》记载，除了曹宪年龄较长外，曹节和曹华二人年龄还小，暂时留在家中（少者待年于国）。到第二年春天，献帝派太常卿王邑、宗正卿刘艾持节前往魏公国迎接其余二女入宫。
《献帝起居注》将这个过程记录得很详细：王邑、刘艾一行还包括五位副手（介者五人），以及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各二人，带着“束帛驷马”等聘礼前来魏公国迎接，在魏公宗庙前授给两位贵人印绶，随后两位贵人到邺县城内的延秋门拜别父亲曹操，并在此登车（诣魏公宫延秋门，迎贵人升车）。曹操派魏公国的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黄厩令以及丞相府的有关人员侍送贵人。当月，两位贵人到达许县附近的洧仓。
据《水经注》记载，许县城东有条河叫洧水，枣祗年许下屯田时在此筑有储粮基地，也就是洧仓城。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考证，许县东郊的洧水河畔建有朝廷的高级宾馆（祗阁），两位贵人入宫前暂时在此下塌。
献帝派人将他们迎接入宫中，相当于副丞相（御史大夫）的郗虑及以下全体高级官员（中二千石、将、大夫、议郎）在宫中集会，招待魏公国使者在殿中饮宴。
到伏皇后事件发生前，许县宫里刚刚有曹操三个女儿当贵人，所以伏皇后被废不由不让人产生联想，这是不是一场策划好的阴谋？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一定会被众人议论纷纷。
对于这些议论，曹操干脆用行动直接给予了还击，伏皇后被废的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年（215年）正月，他让献帝正式下诏策立曹节为新皇后。曹节，是曹操进宫的三个女儿中年龄排在中间的一个。
司马彪的《续汉书》曾说曹腾的父亲叫曹节，对此很多人表示怀疑，因为曹操的这个女儿也叫曹节，曹操总不可能给女儿起个与她曾祖父相同的名字吧？
董承事件后，曹操对献帝的后宫一直不放心，三十多岁的献帝也不是个安分的主，如果再出一个董承那样的人，不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现在不管怎么说，女儿成了皇后，曹操对天子的控制更进了一步，他再也不用担心后宫里有人搞阴谋诡计了。
【五、登上王位】
当上了位于刘氏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女儿当上了皇后，还享受着“赞拜不名”以及“九锡”这些超规格待遇，曹操的地位早已无以复加，如果不想自己当皇帝，这些似乎已经到顶了。
自己当皇帝的可能性已经被曹操亲自否决，自从《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后，大多数人相信在曹操手里不会出现朝代更替的事。
不过，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曹操的魏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献帝下诏，进封曹操的爵位为魏王。《后汉书》记载这件事时，用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自进号”就是自封，也就是非法的。这实在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无论是丞相还是魏公、魏王，都不是出于天子的本意，不过在史书中捎上一笔，恶心曹操一下，对于拥汉派史学家来说也算出了口气。
献帝照例颁发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有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废话，但最后有几句话颇为重要：“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宗正刘艾，他本身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加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一共有五枚。竹使符与虎符作用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文物，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二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前面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应当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的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了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到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魏王国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的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的基础上，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6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铜雀三台”完工后，对邺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根据《水经注》《魏都赋》《邺中记》以及宋人编著的《邺都宫室志》等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城内宫室、官署的名称和具体位置：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秘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以上那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的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六、高处不胜寒】
曹操一连串的政治动作，让不少人对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表白产生了怀疑。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尤其是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就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受制，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集体向曹操发难，于是接连发生了三次谋反事件。
第一次是谋反事件发生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谋反事件的主角叫严才，关于他的情况后世所知甚少，整个事件仅记录在《三国志王修传》中。据记载，当时严才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担任郎中令的王修最先得到消息，他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把名字又改回郎中令，保卫宫室的安全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在平息这场叛乱中，王修立下了大功，同时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突显出来。谋反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当曹操看到有人出来与叛乱者搏斗时，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是谁，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
这场谋反事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严才等人想必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严才的具体背景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拥有“徒属”来看，他不是一般平民，应该担任某种官职。
又过了两年，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在许县发生了另一起谋反事件，这一次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
参加这次谋反的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关中人金以及吉本的两个儿子吉邈、吉穆等人。
太医令隶属于少府卿，负责皇宫内的医疗保健工作，是司局级干部，吉本本人情况不详。少府卿是太医令的顶头上司，九卿之一，正部长级，负责宫内事务，相当于清代的内务府，耿纪原来在丞相府当过处长（丞相掾），得到曹操的赏识，提拔他担任了侍中、少府聊。
司直这个官名不常见，但却相当了得，这也是部长级（比二千石）高官，最初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辅佐丞相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算是纪检工作，后来撤销，根据《后汉书孝献皇帝纪》记载，建安八年（208年）又重新设置，职责是督察、检举朝中的百官（督中都官）。
金父子职务不详，但他们不是普通平民，他们出身于京兆尹（今陕西西安一带）的金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跟袁绍一家有亲戚关系的金日等名臣。金与曹操的心腹近臣王必关系很好，王必此时担任丞相府的秘书长（丞相长史），但不在邺县供职，而是受曹操派遣领兵负责许县的守卫工作（典兵督许中事），是掌握许县局势的关键人物。
据《三辅决录注》介绍，这几个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也就是想乱中夺权。他们的具体计划是，利用金与王必的私人关系，想办法借机控制王必，或者把王必杀了，之后挟持天子占领许县，然后引当时坐镇荆州的关羽为后援，伺机成事。金先派人设法潜入王必的军营作内应，因为平时关系不错，王必并无防备。夜里，吉邈等纠集了门人、家僮共一千多人突然火烧王必的营门。金的人在里面作内应，事发突然，王必仓促应战，结果被射伤了肩膀。王必不知道是谁挑起的叛乱，带伤逃了出来，因为平时与金关系最好，竟然投奔到金处，可笑的是金不知道来的是王必，还以为是吉邈等人回来了，黑暗中对王必喊道：“王秘书长是不是死了？咱们的大事看来要成了（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
王必一听吓坏了，赶紧改投他处。据《三国志》记载，王必后来在负责颖川郡屯田工作的中郎将严匡的帮助下，将叛乱平息。
但是，王必伤势很重，十多天后不治身亡。
据《献帝春秋》记载，参与此次叛乱的耿纪、韦晃等人全部被抓，曹操下令将他们就地处死。行刑之前，耿纪喊着曹操的名字叫道：“曹操，只恨我做事不周，被这帮小子给耽误了（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韦晃一边跺脚一边抽自己的脸，表示心有不甘（顿首搏颊，以至于死）。
《山阳公载记》还说，曹操听到王必的死讯，“盛怒”。王必的地位不是很高，但却是曹操绝对的心腹，他很早就跟随曹操，类似于家臣的角色，当年通使长安的重任就交由他来完成。
曹操命令在许县的汉室百官全部到邺县来接受审查，让当晚参与救火的站在左边，没有救火的站在右边。大家还以为凡参加救火的人不会有罪，于是大部分人都往左边挤。哪知曹操的思路刚好相反，他认为半夜没有跑出来参加救火是正常反应，跑出来的人恐怕都是想参加叛乱的，于是把站在左边的人都杀了（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后面这条记载很有名，也最能反映曹操的奸诈和残忍。但细想一下却不大可能，尽管在汉室名义下的百官此时已所剩余无几，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不能低估，曹操如此轻率地说杀就杀，实在不大可能。不过，借着审理这桩案件，深挖幕后指使，将案件扩大化以借机清除那些平时有不满情绪的人，倒是有可能。
这次谋反事件余波未定，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九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魏讽谋反事件。这件事发生在曹操的大本营邺县，钟繇、张绣、王粲、刘、繁钦、杨俊等曹操身边的人，要么因此事被免官、降级，要么有亲属受到牵连。
《三国志》中有十余处提到此次事件，但却没有集中记述该事件的全过程，综合张绣、钟繇、徐奕、董昭、王粲、陈群、刘、杨俊、王昶、文钦等人的传记以及《世语》《傅子》《魏书》《文章志》《博物记》等书的记载，可以看清这件事大致的来龙去脉。
魏讽字子京，是曹操老家豫州刺史部沛国人，很有口才，拿《世语》的话说就是有“惑众才”，在邺县很有名气（倾动邺都）。邺县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什么能人都有，能在社交场所频频亮相并获得追捧，必然是精英中的精英，魏讽就属于这样的人。
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也受其蒙弊，举荐了他。魏讽居然当上钟繇手下负责人事工作的处长（西曹掾），他利用职务便利，与邺县一批上层人士子弟拉上了关系，其中包括张绣的儿子张泉，王粲的两个儿子，刘的弟弟刘伟以及曹操的老乡、曹魏后期的风云人物但在这时还是一名小青年的文钦等人。
有人看出来魏讽有问题，王昶、傅巽、刘晔都对朋友或家人说过魏讽肯定会造反。刘也劝戒弟弟刘伟，说魏讽这个人不修德行，整天编织关系网，为人华而不实，喜欢沽名钓誉，必将扰乱社会，让刘伟小心些，不要再跟魏讽来往（吾观魏讽，不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但是刘伟听不进去。
要么说明魏讽魅力太大，蛊惑能力太强，要么说明这些高干子弟缺少人生历练，又喜欢出风头、交朋友，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谋反的动机，有的人事后虽然被追究甚至被杀，但多是因为与魏讽来往太密切招致的。
魏讽的主要支持者是长乐卫尉陈，他手里有兵权，卫尉负责宫室的守卫工作，长乐卫尉负责长乐宫的安全保卫。邺县没有长乐宫，长乐宫通常指太后的寝宫，然而无论汉室还是魏国，此时都没有太后或王太后，陈这个长乐卫尉不知所司何职，不过他手里应该掌握一定兵权，所以魏讽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
陈其他事迹不详，魏讽跟他约好准备起事，恰在这时曹操率大军西征刘备未归，曹丕留守邺县，正好是个机会。
但是，据《世语》说陈到举事时产生了恐惧，他将谋反的事向曹丕告发，曹丕当即立断实施抓捕行动，魏讽下狱后被诛，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一批人被捕，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高干子弟。
根据《三国志王粲传》的相关记载推断，曹丕不等曹操回来，已经先把魏讽诛杀，还杀了包括王粲两个儿子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大概有数十人之多。曹操听到魏讽事件的报告时还在汉中，这时王粲已经故去，据《王粲传》说曹操听到王粲两个儿子受诛连被杀，叹息道：“如果我在，不会让仲宣（王粲字仲宣）绝了后（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
这一案件波及到不少人，魏国相国钟繇被免职，在家中反省（就家）。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曹操对钟繇的信任没有改变，不久之后钟繇还会出来担任要职，直接负责邺县安全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级。
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曹操认为魏讽等人之所以敢生叛乱之心，是因为要害部门工作不力，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曹操发出了“哪里才能找到像诸葛丰那样的人才来代替杨俊”的感叹。诸葛丰即诸葛亮的先祖，他曾在西汉初年担任过司隶校尉，工作十分出色。
此时负责魏国人事工作的是尚书桓阶，他向曹操推荐了徐奕。徐奕担任过首任雍州刺史，后来改任魏郡太守，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后来被提拔为尚书令，正是桓阶的顶头上司。
张绣死后被追封为定侯，由儿子张泉继承，食邑二千户，张泉被杀后这一封爵取消。多年前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死于张绣之手，有人认为曹丕这么利索地杀了张泉，收回封爵，是为大哥报仇。
刘受到弟弟刘伟的诛连也下了狱，本来要连坐处死，但是刘之前劝刘伟不要与魏讽来往，再加上刘的好朋友陈群竭力向曹操求情，曹操下令免刘死刑，并且恢复原来的职务。
文钦被关在监狱里，先挨了几百板子，吃尽了苦头，判绝下来仍然是死刑。曹操知道后，考虑到他的父亲文稷曾经立下战功，就饶了文钦一命。
文钦后来成长为一员猛将，曹魏后期担任过前将军、扬州刺史。他对曹魏感情很深，对司马氏专权十分不满，他与丘俭联兵讨伐司马师，兵败之后逃到吴国，被吴国封为镇北大将军。但由于他跟诸葛亮的侄子、当时在吴国掌握兵权的诸葛诞意见不合，为后者所杀，不过那是四十多年后的事了。
魏讽事件想必引起了曹操痛切的反思，这些年轻的高干子弟们居然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想想这真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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