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镇上其他主要商人一样，我父亲也是扶轮社成员。扶轮社的信条是“服务至上”，这一点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在扶轮社的集会上经常讲话，而且善于雄辩。我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可以读到他讲话的长篇报道。扶轮社经常为镇上的各种慈善机构募捐。我父亲不仅参加教会发起的募捐，而且作为市议员或以个人名义参加募捐。我最喜欢参加的是圣诞儿童救助团募捐，这时我穿上妈妈给我做的参加晚会用的漂亮裙子，为生活困难的孩子募捐。
除了家庭和教堂以外，我童年的生活中心自然是在学校。我很幸运，我上学的亨廷托尔路小学在镇上很有名气。校舍很新，教师也很出色。我开始上学时我的父母已经教我学会了简单的阅读，我很小就很爱学习，我想我像其他孩子一样，那段时间的生活在心目中仍然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我记得5岁时老师叫我读WRAP这个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我读对了，但我认为“他们总是把最难的给我做”。后来上常识课时我第一次接触到“谚语”的神秘。我那时已经形成了逻辑思维和按字面思考的习惯，这一点恐怕至今也没有大的变化。我对“三思后而行”的比喻很不理解。它的字面意思是在跳跃之前先看好地势。我认为说过街前先看好路更好。这样说更务实，因为我上学的路很危险。而且正如其他孩子先前和以后所做的那样，我以胜利的姿态指出，这个谚语与“犹豫者一事无成”是矛盾的。
在上小学高年级时我初次接触到基普林的作品。他于1936年1月逝世。一读基普林的作品，我就被他的诗歌和小说吸引住了。当圣诞节来临时，我经常要求父母给我买一本基普林的书作为礼物。他的诗歌很通俗，把儿童带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实际上是带入许多个更宽广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国，人们的日常工作，英国历史以及动物世界。像后来接触到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基普林向人们揭示了格兰瑟姆小镇以外的生活梦幻。到这时，我的阅读范围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无疑这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这一点时有表现。我仍然记得，有一次写关于基普林的文章，我使用了“乡愁”这个词，有人指责我抄袭，我孩子气十足，火冒三丈。其实我是信手拈来，随机运用。
离开亨廷托尔路小学后，我到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子学校读书。学校在镇的另一部分，我中午回家吃午饭，比在学校用餐节省些。我每天来回走4英里路。我们的校服颜色是海军蓝，所以人们称我们“穿蓝校服的女生”。（当伦敦的卡姆登女子中学的学生在战争期间撤到格兰瑟姆时，人们称她们“穿绿校服的女生”。）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威廉斯女士。她个子矮小，为人正直，头发灰白。她于1910年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任校长，她为学校立了一些规矩，例如，所有的女孩子，不管学业多么好，都必须在4个学年中学习家政。到我上学时，她的不动声色的权威已经在学校里主导一切。我非常羡慕她在重要场合的特殊着装，例如，每年一度的校宴或颁奖仪式。这时她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做工很细，看起来极为高雅。但是，她很讲究实际。她告诫我们，用同样多的钱，宁可买质量好的棉制品，也不要买质量差的丝制品。“不要贪便宜买一件皮毛大衣，其实买一件剪裁得体的毛料大衣更合算。”需要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在自己的支付能力内追求好的质量。
我们的老师具有真正的敬业精神，受到全体居民的高度敬佩。我们的学校不大，有350个女生，我们认识老师，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认识。女生们一般来自中产阶级，但家庭职业相当广泛，有的在城镇，有的在农村。我的一位好朋友每天从10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庄来上学。她的父亲从事建筑业。我有时到她家去住，她的双亲如同我的父母一样，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多受教育。他们带着我们到野外散步，熟悉各种野花、小鸟和鸟的歌声。
我们的历史老师哈丁小姐讲课特别引人入胜。她使我领略到历史课的韵味。不幸的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多年以后，我在担任首相期间曾到充满悲苍的加利波利战场上散步，这时我又想起了她讲述的达达尼尔战役。
但是，在学业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还是化学老师凯女士。后来我决定专修化学。即使在战前，至少在女校中，攻读自然科学的女生也并不少见。一些关于科学突破的报道助长了我对自然科学的夭生爱好，如原子的裂变，关于塑料的研究开发。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崭新的科学世界正在展现。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知道，我必须自己谋生，看来从事自然科学是一条激动人心的道路。我的父亲13岁时辍学，他决心弥补这个损失，要我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起去诺丁汉大学听关于当前国际事务的课外讲座。这类讲座在格兰瑟姆经常举行。讲完课后有一段活泼生动的提问时间，我和其他许多人参加。我特别记得驻在当地的空军中校米林顿的提问。他后来在战争结束前的一次补选中从丘吉尔的联合政府中为一个中产阶级抗议政党共同富裕党夺取了切姆斯福德选区的席位。
我的父母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作业必须按时完成，为此甚至星期天晚上也得作作业。战争期间，卡姆登学校的女生撤退到格兰瑟姆后，学校实行倒班制，因此周未需要加班，但要按照宗教的要求做。我的父亲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他喜欢阅读，经常与我讨论我在学校读过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我不懂沃尔特·惠特曼的诗。这一点很快得到补救。惠特曼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还鼓励我读古典作品，如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当然还有狄更斯。《双城记》政治色彩很浓，我也最喜欢。我的父亲订阅一份哲学杂志《希伯特》。我尽管努力去读，仍觉得很费劲。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家庭、教堂和学校还有格兰瑟姆镇的居民。我们为我们的镇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个镇上生活感到非常高兴。格兰瑟姆始建于萨克逊时代，而丹麦人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中心。在12世纪期间，北大路改道，从镇中穿过，从此地图上标明了格兰瑟姆的位置。交通运输一直是该镇的生命线。18世纪时开凿了运河，把焦炭、煤和石头运进格兰瑟姆，把玉米、麦芽、面粉和羊毛运出去，但格兰瑟姆大规模的发展还是在1850年修建了铁路之后。
我已经提到过我们镇上最宏伟的建筑，那就是圣沃尔夫拉姆教堂的尖塔，在镇的各处都能看到。但是最具特色和对我们最有意义的建筑还是金碧辉煌的市政厅以及耸立在它前面的格兰瑟姆最有名的儿子伊萨克·牛顿爵士的塑像。这里地处圣彼得山，阵亡者纪念日的游行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向圣沃尔夫拉姆教堂行进。我通常是在市政厅的大厅里从窗口观看游行。走在前面的是救世军和机车厂的乐队，后边是市长、高级参议员和市议员，他们穿着长袍，佩戴着徽饰。跟在他们后边的是女童子军、幼年童子军、男童子军、互济会、扶轮社、商会、工人俱乐部、工会、退伍军人协会、士兵、空军、红十字会、圣约翰急救中心以及各个组织的代表，他们依次行进，使我们的市民生活丰富多采。圣诞节后的次日是合礼节，这一天我们到圣彼得山上观看穿粉红外套的贝尔瓦狩猎俱乐部会员的集会表演，他们退场时我们为他们欢呼。集会后他们有喝烈性酒的传统。
1935年对格兰瑟姆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特别值得纪念。我们庆祝了乔治五世国王的银婚和格兰瑟姆建市100周年。还有布朗洛勋爵当选市长。他的家族（卡茨家族）和曼纳斯家族（拉特兰勋爵）是该镇最为显赫的赞护人。镇上的主要街道都用鲜艳的蓝色和金黄|色旗子装饰起来。蓝色和金黄|色是当地喜欢的颜色。各条街道竞相争艳。我记得，有一条住着最穷的人的街道叫沃里·考特街，那里的房子最差，但大家出力，装饰得最为引人注目。管弦乐队和格兰瑟姆的“狂欢节乐队”全天演奏，他们大胆吸收并革新美国乐曲，称为“格兰瑟姆姜汁面包”的乐曲增添了庆祝活动的欢乐气氛。各学校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露天表演，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前进，男生文法学校校长的夫人出席观礼。我们组成格兰瑟姆这个字，我正好是M这个字母的一部分。
我的父亲先后担任市议员、市财政委员会主席、高级参议员，最后于1945——46年担任市长。这意味着我会听到大量的本镇发生的事情以及有关的人。参与政治是市民的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工党市议员受到尊敬，他们也很友好。不管在市政厅或竞选期间斗争多么激烈，他们都到我们店来买东西，没有党派之间的嫉恨。我的父亲懂得，政治是有限度的。这种高见在政治家中是少见的。把他的政治观点描述为“老式的自由主义”也许最为贴切。要有个人责任感，这简直是他的口号。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这是他追求的目标。他非常推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著作《论自由》。像其他许多商人一样，他看来似乎不能接受自由党的集体主义。他是作为纳税人的候选人竞选市议员的。那时，在综合性学校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之前，在工党政治进入地方政府之前，人们认为地方市政会工作没有党派性。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
我仍然记得，1952年工党在市政会选举中获胜，父亲作为高级参议员候选人落选，我很伤心。这件事当时受到严厉谴责，认为是置政党于居民利益之上。我仍然记得他当时不失体面的表现。市政会选举结束后，他站起来说：“自从我荣幸地穿上市议员的礼服，已有将近9年的时间，现在当我脱下礼服时，我仍然荣幸地寄予信任。”此后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对手给他的信。他发表声明说：“尽管我摔倒了，但我并没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觉是，进入市政会和离开市政会，我都处之泰然。”许多年以后，类似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把他离开公众生活时的做法作为我的榜样。
但这是后话。当我还是个女孩时，我和我父亲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知识和公众事务的渴望。我认为我们家的消息比其他家庭灵通。我们每天都阅读《每日电讯》，每周都阅读《卫理公会纪实》、《邮画》、《约翰·奥伦敦周刊》。当我还是孩提时，我们阅读《儿童报》。有时我们也阅读《泰晤士报》。
有一天我父亲购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是菲利浦牌的，现在有时在不太富丽堂皇的古玩店里还能看到。我知道父亲买收音机的计划，我激动地从学校跑回家。没有使我失望，收音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们的生活节奏就不再仅仅是扶轮社、教堂和我们的商店，而是收音机广播的新闻。而且不仅仅是新闻。在战争期间，星期日9点钟新闻后，有一个“播后评论”栏目，是一个短小的专题谈话，经常由J·B·普利斯特利主讲，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天才，把左翼观点包装得严严实实，听起来像是北方的家庭哲理。有时则由一个名为昆廷·雷诺兹的美国记者主讲， 他以嘲弄的口吻用希特勒家族的一个姓来称呼希特勒， 称他为“希克勒格鲁伯先生”。有一个叫做“思想库”的栏目，由4名知识分子主持，是关于当前时事的一小时讨论，其中最有名的是C·E·M·乔德教授，他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是“这要看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星期五晚上有由诺曼·伯克特等人主持的讨论系列节目叫做“见面”。我喜欢“又是他”系列广播喜剧及其仍然有用的顺口溜，还有剧中的那些人物，诸如性格忧郁的女佣人“莫娜·劳特”及其噱头：“自得其乐，乐在其中。”
无线电对重大事件的广播非常及时，特别是关于战况的广播。这种广播使许多家庭感受特别深切。我记得，有一年吃圣诞饭时，我和家人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国王1939年的圣诞祝词。我们深知他在努力克服他的语言障碍，我们知道那是现场广播。我当时想他一定会感到不愉快，因为他知道他要作广播讲话，而不能享受圣诞晚餐。我记得他用缓慢的语调吟诵以下名言：
我对站在新年门口的人说：“给我一盏灯，使我能够安全地走向未知世界。”
他回答道：“走出去，进入漆黑的世界，让上帝牵着你的手，这比灯还要亮，比你熟悉的路还要安全。”
大战爆发时我将近14岁，已能理解战争的背景并且知道许多有关情况。在此后的6年中我紧密地跟踪了战争的重大事件。我对30年代政治世界的了解不够深入。但有些事情还是留在了记忆中，例如大萧条的年代。这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经济灾难。这次灾难对格兰瑟姆影响较小，但对附近的农业地区影响较重，而北部重工业地区的城镇受影响更大。格兰瑟姆的多数工厂仍然开工，最大的工厂是拉斯顿和霍恩斯比，它是生产机车、蒸汽机或拖拉机的。我们的镇还吸引了新的投资，其中一部分是我父亲争取来的。我们家的生意仍保持稳定：人总得吃饭，而我们的店很会经营。镇上的人明显地分成两部分，领月薪的人，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白领”雇员，他们的生活较为稳定；不领月薪的人，由于找工作更为困难，他们的生活极不稳定。在我去学校的路上，在劳动市场前总排着一条长队，那里的人不是找工作就是要求救济。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失业，自然，我们认识的人中有人失业。而且我们记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失业家庭的孩子们的衣着是多么整洁。他们的父母决心作出必要的牺牲。在东米德兰地区的城镇中，人们自力更生和独立生活的精神很强，即使是最穷的人也是这样。这意味着他们永不脱离这里的居民队伍。有能力的人默默地捐献出能够捐献的东西，格兰瑟姆的居民群体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愈加体会到，格兰瑟姆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没有阶级分野和阶级冲突的意识。即使是在大萧条年代，也有许多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王室肯定是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家和许多家庭一样，为帝国感到极为骄做。我们感到，帝国把法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秩序带到其他国土、否则，那里的人永远无法得知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处于偏僻地区的国家和大陆，我曾经充满浪漫的幻想，幻想我们英国人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童年时期，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讲述的故事。他说他在中美洲的一个部落工作，那里非常落后，他们没有文字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为他们创造了文字。后来，我认真地考虑过去印度当文官。在我看来，印度帝国是英国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对在英国当文官没有兴趣。）当我与父亲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当我真的参加印度文官队伍时，也许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复存在。事实表明，他的话大有预见性了。
至于国际形势，任何人关于30年代的记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后来事件的影响，儿童的记忆也是如此。但是，我记得，我的父母对国联的软弱表示不安，因为当1935年阿比西尼亚遭到意大利入侵时国联没有给予支援。我们对独裁者极不信任。
当时我们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了解不多。但是，我的父亲与很多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们不同。有些支持佛朗哥的人提出，应该支持法西斯政权，认为这是打败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我的父亲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他相信，自由社会比这两种制度都好。我自己也很快树立了这种信念。在宣战之前我们对希特勒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电影院观看新闻短片时，对黑衫党大摇大摆地游行集会感到厌恶，而且很不理解。这与我们的温文尔雅自我约束的平民生活迥然不同。通过阅读我们还了解到大量关于法西斯政权的野蛮和荒谬的事实。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认为与独裁者的战争不是一种可怕的前景。如果可能，应该避免这种前景。在我们的阁楼里有一大批杂志，其中有一些关于大战的著名照片，一队英国士兵被介子气毒瞎了眼睛，他们正在走向治疗站，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边人的肩上，由前边的人领路。怀着最好的希望，我们作了最坏的准备。早在1938年9月，也就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时，母亲和我就买了许多码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我的父亲投入大量精力组织镇上的防空。后来他说，“ARP”（防空措施的英文缩写）代表阿尔夫·罗伯茨的炼狱（他的名字的缩写）。由于防空耗费了他的大量时间，他没有时间干其他事了。
30年代影响最为广泛的神话也许是这样的说法，即右翼而不是左翼最为热衷绥靖政策，从我自己在一个政治上高度右倾的家庭经历来看，以及从我的记忆中当德国人已经进入布拉格时工党实际上怎样投票反对征兵来看，我都不能吞下这种观点。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时的绥靖气氛是很浓的，人们的政治观点受到局限。
这个问题影响的广泛性在1935年的大选中表现出来。我当时10岁，在这次大选中从政治方面得到了锻炼。事实将会表明，我们的家庭本来就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尽管这里边蕴含着严肃的义务感，政治也是乐趣。我当时还大小，不能为我父亲竟选市议员作宣传。但是，我得到一项工作，折叠那些鲜红的宣传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传单。传单上的红颜色染到我的湿润的手指上。有人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维克托爵士的当选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移。选举那天，我的重要任务是在保守党委员会办公室和投票站（我们的学校）之间来口传递投票情况的信息。最终，我们的候选人当选了，尽管我们的多数票从16000减少到6000.
我当时不理解关于重整军备和国联问题的争论。那次竟选很艰苦，面对着“为和平投票”积极分子的竞争，而且还有阿比西尼亚战争这个背景。后来，当我十几岁时，我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争论，鲍德温在竟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面临的危险。事实上，要不是国民联合政府在那次选举中重新当选执政，就根本谈不上重振军备应该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党上台，很可能会做得更差。国联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我们对1938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许多反对绥靖政策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当时，人们被推向两个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们对希特勒政权或者说他的意图相当清楚，特别是我们家庭有亲身感受。希特勒取缔了德国的扶轮社，我父亲一直认为这是扶轮社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我们得知，独裁者不能容忍组织市民社会的志愿组织，如伯克的“小队”，也不能容忍法律范围内的个人权利。若契医生属德国血统，可能是镇上最好的医生了。他从德国得到不少消息，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又与我讨论这些问题。
我对希特勒有自己的认识。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卖鱼片的店，我经常去买我们家星期五的晚饭。在那里排队的人常常组成一个很好的论坛。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希特勒。有一个人说，希特勒至少使德国人有了一些体面，而且使火车正点了。我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一些年龄比我大的人感到震惊，而且无疑有些恼怒。开店的女老板笑着说：“哦，她总是不停地辩论。”
我们家庭特别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虐待。我们学校鼓励学生与外国学生建立笔友关系。我的笔友是一个法国女孩，名叫克莱特。天啊，我没有与她保持联系。我的姐姐的笔友是一个奥地利犹大人，名叫爱蒂斯。1938年3月发生了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事件。她的父亲是一个银行家，给我的父亲写信，问我们是否能够照管他的女儿。他已经清楚地预见到事态的发展。我们得经营商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但是我父亲得到格兰瑟姆扶轮社的支持，爱蒂斯来到我们镇，到各家轮流居住，直到她到南美洲去与她的亲戚住在一起。她17岁，个子很高，很漂亮，穿着很讲究，一看就是来自小康家庭，英语也讲得很好。她告诉我们在反犹太人政权下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她讲述的一件事牢记在我的心中：犹太人被送去擦洗大街。
我们希望结束希特勒的邪恶，如果必要，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从这一点来看，慕尼黑协定没有什么值得骄做的。我们知道，由于慕尼黑协定，英国默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逆不道。50年后，我作为首相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在布拉格联邦议会讲话。我说：“1938年当灾难性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消灭了你们的独立时，我们没有支持你们。虽然丘吉尔很快就废弃了慕尼黑协定，但我们仍然保持着羞耻的记忆。”当英国参与放弃其他国家的领土时，那是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但同时，我们记得当时英国和法国毫无准备打一场大战的可悲处境。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战争一度似乎是那样临近，当宣布危机得到解决时，我们感到松了一口气，不打仗了。不幸的是，有些人被德国的宣传欺骗了，相信希特勒在保卫受捷克人压迫的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如果那时开战，我们不能得到全体自治领的支持。1939年3月德国人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这时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绥靖政策是一场灾难，为挫败希特勒的野心，必须打仗。甚至那时，工党在下一个月的投票中仍然反对征兵。在格兰瑟姆也存在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卫理公会的许多人反对1939年5月的政府征兵。而且，一直到战争爆发甚至爆发以后，和平主义者还在镇上宣传他们的主张。
战争还是很快降临到我们的头上。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星期天上午11点，按照英国的最后通碟，德国人应该撤兵，我们守在收音机旁，翘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绝撤兵。这是我记忆中我青年时期唯一没有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内维尔·张伯伦从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现场播出命运攸关的讲话。他告诉我们战争开始了。
到这时，人们自然会扪心自问，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般田地。我父亲每周从图书馆借出两本书，一本“严肃”的书，他自己（和我）看；一本小说，我母亲看。结果我发现我读的书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一般不读的书。很快我就知道我喜欢读什么书，即关于政治或国际事务的书。例如，我读了约翰·斯特雷奇的《即将来临的夺权斗争》。这本书最早于1932年出版，预言资本主义不久将被社会主义代替。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感到这本书激动人心，内容新颖。
但是，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不管我读多少左翼书籍，不管听多少左翼评论，我的政治信仰都没有犹豫。我这么说可能不时髦。但我对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认识，尽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们对自己的立场和所持立场的理由内心常常受到冲击，尽管是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学的背景。就此而言，现在看来我是不同寻常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左翼主导着政治议程，尽管丘吉尔在战争期间领导政府时这一点被掩盖起来。这个时期出版的许多书表明了这一点。左翼把右翼说成绥靖派，而且宣传得相当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维克托·戈兰茨的左翼读书俱乐部，即所谓的“黄颜色的书”。有一本书影响特别巨大：《罪人》，是与迈克尔·富特合写的，作者化名“凯图”，此书于1940年敦刻尔克撤退后不久出版。
1938年秋天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畅销书《武器还是奶油？》出版。洛克哈特遍游欧洲，去了奥地利（在纳粹控制下），后来去了德国，正是希特勒全胜的时期。有报道说，德国一家全国性的报纸编辑告诉他说，“德国需要和平，但是她需要的是符合她的条件的和平。”这本书结尾时是这样描述的，“2000人的整齐的脚步声”唤醒了作者洛克哈特，他从窗户向外望去，在雾气弥漫的黎明中，“纳粹德国已经行动”。
同一个主题更具新意的书是道格拉斯·里德的《狂妄场》。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德亲眼目睹随着纳粹影响的扩大犹太人受到的迫害。他描写了纳粹领导人的性格和心理，有时怪僻，有时失态，有时诡计多端。他分析并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英国和法国采取的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的绥靖政策。这本书写于奥地利被吞并的前夕，具有很强的预见力。
德国共产党人理查德·克洛波斯以简·沃尔廷为笔名写了《走出黑夜》。未来的国会议员丹尼斯·肯道尔把这本书借给我的父亲，读起来晦涩难懂，父亲不让我读，把书藏在书柜里。但他没有成功，当他出去开会时，我从书柜里取出来阅读。的确，这本书不适合一个16岁的女孩阅读。里边充满了关于实行极权主义毛骨悚然的描述，有许多性虐待暴力场面，作者的权威性使人读起来更加不寒而栗。受害者遭受纳粹的虐待是骇人听闻的，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
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所写的《辉煌的时代》，对我有着特别大的影响，该书于1944年出版。这本书奇妙而有力地分析了西方道德的堕落如何使希特勒得以发迹并导致了此后的战争。它要求回到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还有不少关于左翼社会行动的描述，对于后者我并不太喜欢。对我来说，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述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反希特勒斗争具有捍卫文明和人类命运的意义，这一点超越了国家利益、势力范围、原料的获取或者其他强权政治的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也有重要意义。
阿加还写道， 作为战后必须进行的道德复兴的一个部分， 必须解决他所说的“黑人问题”。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一问题。尽管我访问伦敦时看见过黑人，但在格兰瑟姆没有黑人居住。我们的朋友曾经邀请两个驻在格兰瑟姆的美国兵来喝茶，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他们吃惊地发现，那两个兵之间关系紧张，甚至互相敌视。事后当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也同样感到吃惊。这类偏见我们简直是从未经历过，也难以想象。
正如身处战争年代的其他女孩一样，我阅读了巴巴拉·卡特兰德的《罗纳德·卡特兰德》。这本书描述了她弟弟的生平，一个年轻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保守党议员，他一直反对绥靖主义，于1940年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阵亡。这本书就许多方面来说是她写的最富浪漫色彩的一本书。这是留给那些坚信进行这次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人们的一份有力的遗嘱。主人公在短暂的一生中，思想认识始终如一，这是我永远钦佩的。但是，关于人们在这场战争中蒙受的恐惧和苦难的道德意义。或者就我们在格兰瑟姆的家来说，伴随着战争我们在物质方面遇到的单调与匾乏，理查德·希拉里的《最后的敌人》也许是最好地传递了这一信息，人们读了久久不能忘怀。作者是一位年轻的飞行员，他描述了这场战争如何夺去了他的许多朋友的生命，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也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时把这场斗争描述成|人们内心的一场斗争。这是一场争取正常的稍好一点的生活的斗争。
从大战中过来的一代人与理查德·希拉里不同，他们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愿望，包括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家以及全世界。后来我在与较老一些的政治同事的交往中，我发现参加过大战的人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经常不太理解的是，战争对像我这样的人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说不像亲身参战的人们那么深刻的话。我的年龄使我足以能够理解战争中发生的事件，但又没有亲身服兵役。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是严肃的一代。但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战争中的灾难，因此受的影响也不一样。例如，对我的影响就不同于其他许多人。他们认为战争的“教训”是国家必须在国民生活中起首要作用，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要唤起集体行动的精神。我从不这样认为。
我吸取的“教训”截然不同。第一点，战前格兰瑟姆人们的生活是体面而健康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由全体居民，而不是政府铸造的。第二点，既然像德国这样一个笃信基督教义、富有文化传统的发达国家也能够沦落到希特勒的手下。就不该把文明看作自然而然的东西而不予重视，它必须不断培育，也就是说正直的人们必须维护他们的信念。第三点，我得出了一条显而易见的政治结论，对独裁者的绥靖导致了战争。这种思想来自认识错误但动机良好的人们，如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的和平主义者，但也来自动机不良的人。不管大事还是小事，离开常识是不行的。最后，我必须承认，我有这样的爱国信念，有了如同我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领导人，英国人民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943年我去牛津前，。我们在格兰瑟姆过的战时生活应该说与无数的其他家庭相类似。在服务餐厅等场所总有这样那样的志愿工作。我们想的是前线，我们如饥似渴地了解每一条能够得到的消息。我们自己较为安全，对此充满感激之情。但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被置于旁观者的地位。然而，我们也遭受了轰炸，我们镇一共遭到德国人21次空袭，78个人丧生。镇上的军火工厂——英国制造与研究公司是一个明显的目标。这家工厂于1938年来到该镇，地处北大路与北部铁路的枢纽地带，我们家离铁路线不过几百码。我的父亲晚上经常出去担任防空值班员。当空袭来临时，我们躲在桌子底下，警报解除后爬出来。我们没有花园，所以室外没有防空洞。有一次，我和朋友们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德国飞机来了，我们带着防毒面具跑到一棵大树底下躲避。1941年1月我们镇遭到轰炸后，我问父亲我能不能去看看遭受破坏的情况，他不让我去。在那次空袭中22个人被炸死。我们非常担心我在伯明翰工作的姐姐穆里尔，她日日夜夜地在那里的整形外科医院工作。伯明翰遭到严重的轰炸。
实际上格兰瑟姆当时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那时不知道。轰炸机第五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许多轰炸德国的计划就是从哈罗比路旁的一幢大房子中制定出来的。他们的军官餐厅在埃尔默街的埃尔姆厅中，我上学时经常路过这里。达姆巴斯特式飞机从格兰瑟姆附近起飞。我的父亲曾经遇见他们的飞行中队指挥官盖·吉布森。我一直认为战争初期驻扎在格兰瑟姆的哈里斯轰炸机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我仍然记得战争结束时温斯顿·丘吉尔写给哈里斯的信：
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轰炸机司令部单枪匹马把战争打到了德国的心脏去，给被占领区的欧洲人民带来希望，使敌人尝到了正在起来奋勇抵抗的人们的威力。
你们的全部军事行动都经过精心巧妙的策划，你们执行任务时面对着拼死的抵抗和惊人的危险，为最终打败德国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你们的军事行动表现了飞行人员烈火般的勇猛精神和在你指挥下的指战员的高度责任感。我相信，轰炸机司令部的巨大成就将作为以高尚精神完成任务的楷模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间。
温斯顿·丘吉尔
在战争的年代，至少在格兰瑟姆政治并不是静止的。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急剧地改变了左翼对战争的态度。和平主义者的声音骤然沉寂下来。英苏友好组织迅速发展。我们出席了在市政厅举行的英苏友好晚会，尽管感到有些不自然。晚会介绍了1942——1943年间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蒙受的苦难和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这些介绍对我们影响很大。
现在可以看清，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俄国以及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使美国于12月参战，这些事件播下了德国最终失败的种子，但当时传来的消息一般是不好的，特别是在1942年初。几乎可以肯定他说，这对1942年2月27日格兰瑟姆的补选结果有影响。那次补选是由于维克托·沃伦德晋爵为布伦蒂斯菲尔德勋爵进入上院并成为海军发言人后出现空缺。我们的镇成了在战争期间第一个拒绝选举政府提出的候选人的选区，这种标新立异的可取性令人怀疑。丹尼斯·肯德尔作为独立人士与保守党的候选人阿瑟·朗莫尔爵士竞选。肯德尔的竞选活动大得人心，他巧妙地利用他作英国马克斯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强调，要全力以赴进行生产支援战争，这项工作需要由“务实”的人来推动。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仅以367票的多数获胜。此后保守党人仍然泰然自若。仔细分析为数不多的几次补选，我们应该察觉到，1945年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我通常很少参加竞选活动，因为我在紧张地准备入学考试，我希望能够到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晚上我得拼命地学习拉丁文，它是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我们的学校不教拉丁文，但很幸运，我们的新校长吉利斯女士是一位古典文学学者，她在男校为我找到一位拉丁文老师。她还借给我书。有一本教科书是她父亲写的。紧张的准备工作使我不去注意愈来愈令人沮丧的关于战争的消息，特别是在远东蒙受的一系列打击，如马来亚失陷，威尔士王子号和抵抗号沉没，香港和新加坡沦陷，从缅甸撤退，日本人对澳大利亚的威胁等。194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与我的父亲散步入我问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他非常镇静他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结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但没有疑问，我们必将胜利。”
尽管我为进入萨默维尔学院做了努力，但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奖学金。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我只有17岁，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打击。我知道，如果1943年我不能进入大学，我就只能读一个为期两年的“战时文凭”，因为20岁时我将应征参加国民服役。但我没有办法，只好于1943年秋天进入六年级第三学年并成为学校的两个女监护之一。突然，来了一封电报，10月份萨默维尔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位子。有位新生没有去注册。这样，我突然发现面前展现出一个令人激动而又艰巨的前景，要离开家，这几乎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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