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冷得比往年要早，第一场雪也下得突然，一夜之间，曾经随风肆意飞舞的大字报的碎片就安静了下来，北京变得银装素裹，天地间多了几分整洁和素雅，只是空气冷得瘆人。

马建国、宝山、小明三个人，从老莫（PS：当时北京莫斯科餐厅的别称）出来时就已经喝高了，一个个兴高采烈，脸红得跟压弯了腰的红高粱似的，认准大院的方向，一步一步迈出去的脚步，就如是用脚在地上砸钉子。

雪深盈寸，能没过脚踝，踩在上面发出‘吱吱’的轻响，就像是有人在欢快地哼着歌。

他们三个人都是城西军区大院里的孩子，自从66、67、68届的那批老兵（PS：老红卫兵，历史上称老三届）征兵的征兵，上山下乡的上山下乡后，在大院的孩子中，他们三个算得上是新崛起一代的领军人物，今天之所以去老莫解馋，主要是为了庆祝在下午时，进行洗佛爷活动的胜利。

‘佛爷’是当时北京人对小偷、拎包、盗窃者的总体称谓。

这是个技术活，讲究的是耳听八方，眼明手快，目标要认得准，动作要轻，手上的功夫尤其要好，半寸长的刀片，藏在指掌处，在闪动之间，完成系列动作，要有“上下动有余，直角不闻声”的功力。

这不但需要胆大心细，还要经过专门训练，据说大部分佛爷，入门后的第一课，就是在滚烫的开水中放入细小的肥皂片，练习用两个手指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夹出。

他们把每天收入的一部分，交给提供保护的顽主，一部分归自己所有，那些手上功夫好的佛爷，收入还是颇为可观的。

所谓的“洗佛爷”，就是洗劫佛爷的意思，这是一种小打小闹的黑吃黑，随着“牛鬼蛇神”被打倒，“反动权威”被踩上一脚，“走资派”被关进牛棚，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批斗的喧嚣渐渐停歇，洗佛爷就成了大院里新一代红卫兵的主要经济来源。

红卫兵洗佛爷也是要看对象的。

在66、67年的打、砸、抢时期，红卫兵和顽主、佛爷们曾经多次交锋，双方伤亡颇众，所谓的不打不相识。渐渐地，强者之间便有了一些惺惺惜惺惺、英雄重英雄的意味，地盘势力也有了划分，所以在洗佛爷时，主要是看这个佛爷是哪个顽主的手下，有些顽主心狠手毒，面子四海，那么，他手下的佛爷自然而然也就让人高看一眼。

一般识相的佛爷在被抓住遭到洗劫时，会很知趣地交出今日收获一定比例的钱来，大家便可以和气分手，也算是成全所谓的“有饭一起吃，朋友遍天下”的江湖义气。

大院里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相互间存在着颇深的隔阂，这种隔阂根深蒂固，有历史原因。

大院里的孩子都是军人子弟，来自天南海北，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父辈开创了新社会，建立了新中国，自己是功勋者的后代，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神态睥睨，目光纵横，有着天生无惧无畏的热血和军队­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而本地人出身的顽主则认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根正苗红，这一片地是自己的地，这一片天是自己的天，无论如何地城头变幻大王旗，更朝换代，都改变不了这份有着历史岁月沉积的证明。

所以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就存在着根本冲突，存在着力量与力量的碰撞，因此，洗佛爷并不是什么人都敢去做的事情。

马建国、宝山、小明是新一代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中的­干­将，颇具声名。他们不像别的红卫兵集团，在洗佛爷时靠的是人多势众，他们三个仗着的就是胆大心狠，谁的面儿都不卖，四九城没有不敢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