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于晚上九时左右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卧铺照例是在这一站给的。有一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铺。我说：“不要，我自己有铺盖。”他便走了。可是跟着便来了一个乘客，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他看我是一个“有­色­人种”，便不高兴起来。他马上走开，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一言不发，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贷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一张头等车票呀。”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我告诉你，他们在杜尔班就准许我坐这个车厢的，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必须离开这个车厢，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推你出去。”

“好，你去叫吧。我决不能自动出去。”

警察果然来了。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出去，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保管。

当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冷得特别厉害。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我却不敢去拿，免得又受到侮辱，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房里没有灯光。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有心情讲话。

我开始想到我的职责。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置诸度外而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就跑回印度去，这是懦弱的表现。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还是表面的，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我所寻求的伸雪不过是要把种族偏见加以消除罢了。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第二天早晨我打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是正当的，但通知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接我并加以照料。那些商人便到站上来看我，把他们所遇到的苦处告诉我，并且解释说，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算不平常，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麻烦。那一天就这样听着他们诉苦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有一个给我定下的床位。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杜尔班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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