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西谚云：“好女人，好学校。”《圣经·雅歌》中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也是我对人类怀有的最基本的信念之一。
女性的本性是纯洁的、善良的，女性是为了爱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的罪恶、战争与屠杀，大多是由丑陋的男性所造成。而那些行恶的男人，身边一般都没有一名温情脉脉的女性，因此他们内心深处“恶”的元素，才得以肆无忌惮地泛滥。例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等大独裁者，无一例外都是如此。他们得不到爱，所以才拼命剥夺别人已经拥有的爱。
爱往往存在于那些平凡的女性身上，爱往往存在于那些没有权势和金钱的家庭之中。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雷莎修女所说：“爱缘于家庭，爱在家庭中成长。今天的世界，人们缺乏的就是这份爱，这也正是人类痛苦和悲伤的根源。……能够彼此相爱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我在最贫困的人身上看到这份爱。他们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家庭，他们虽然贫乏，甚至一无所有，但他们生活快乐。”今天的我成长为一个幸福而快乐的人、一个健康而单纯的人，因为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幸运地遇到了三个曾经给予、并依然在给予我甘泉的女性。
这三位女性就是我的奶奶、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
奶奶
我的爷爷和奶奶是四川平原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他们终年劳碌，却始终一贫如洗。一九四八年，爷爷患了阑尾炎。这在今天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但在当时，却需要到省城并花费巨额的医疗费用。爷爷没有钱，在家里忍着钻心的疼痛，最后活活痛死了。这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亘古如斯的悲惨命运中最普通不过的一例，许多年以后，奶奶向我讲述爷爷死亡的场景时，她的口吻异常地平静。半个世纪以前，她的眼泪早已流干。
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刚刚出生。父亲是老三，在他前面还有大伯和姑姑。奶奶一个三十出头的寡妇，心里想的只有怎样把三个孩子带大的难题。奶奶一个人承担起了繁重的农活，但是仅仅种庄稼还不足以养大三个孩子。奶奶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是个聪明的女性，她开始磨豆腐，做豆花和豆腐干，用担子挑着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沿街叫卖。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奶奶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流淌着，同样亮晶晶的还有奶奶额头的汗水。父亲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奶奶推磨盘的身影，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他那时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
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奶奶一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有一天，镇上的干部盯上了奶奶，抓住她的担子要没收。奶奶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心一横，母性战胜了恐惧，奋力将担子往回夺。对方是一个脑满肠肥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奶奶手中夺过担子。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奶奶长期的顾客，也很同情奶奶的遭遇，都纷纷谴责干部的蛮横。干部只好松了手。这一幕，在奶奶本人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母亲与强大的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后，还是母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奶奶也没有让孩子们饿肚子，许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她依然为此感到自豪。
后来，大伯和父亲先后考上了大学。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艰难的寡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当时在偏僻的村子里简直就是奇迹。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奶奶。
奶奶和姑姑在家里，又坚持着没日没夜地劳作，供养两个孩子完成学业。父亲念大学的时候，申请的是特级助学金。大学四年，从来都是光着脚板。没有路费，过年也不能回家。然而，大年初一的时候，父亲收到奶奶捎来的一铁皮盒子的红烧肉。父亲说，那是他一生中吃到的最香的红烧肉，他想念远方的奶奶，想得揪心。他和着泪水，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红烧肉。那年，父亲只有二十岁。
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聋，眼睛有点花，精神却还健旺，还能够跟儿孙们打上大半天的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她思维敏捷，出牌如风。五个孙子个个都是重点大学毕业，过年的时候围绕在她的身边，她简直分辨不出谁是谁来，经常把名字叫错。
面对奶奶满头的银发，我最想询问的问题是：您现在还想念爷爷吗？爷爷去世后，半个世纪的孤独，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您有没有过重新选择爱情的愿望？您的皱纹里，究竟是苦难多，还是欢乐多？
我没有跟奶奶朝夕相伴地生活过。但是，奶奶身上所蕴含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女性的坚毅、乐观，却通过父亲的血脉传递到了我的身上。有了这点底色，我一辈子都不会弯腰、不会屈膝，我一辈子都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母亲
母亲与父亲相遇在水电站。
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按照今天的想象，应该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了。然而，母亲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福气。所谓的“地主”，其实外曾祖父是一位当地闻名的老中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以为今后能够过上好日子了，就把终生的积蓄拿出来买了十几亩地。谁知，就是这块地毁了他的后半生。由于外曾祖父是“地主”，外公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一祸害还一直牵连到母亲这一代人。
十六岁的母亲初中刚刚毕业，正是如花似玉的好年华。我在一本发黄的影集里，看到过那一年母亲照的照片，大眼睛、圆下巴、宽额头，还有两根乌黑的长辫子。母亲穿着碎花点的确良短袖衬衫，这是母亲唯一的一件漂亮衣服。那少女的欢笑里却也有一丝忧郁——那时，家里再也供不起母亲念书了。
于是，母亲招工去了大渡河上的龚嘴水电站，小小一个女孩儿，干起了最艰苦的体力活。好在还年轻，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苦虽然苦，但是每个月有十五元的工资，应该算是丰厚的收入了，一半自己维持生活，另一半寄回家里供养弟弟妹妹。
母亲是个最爱清洁的女孩。一下工，还来不及休息片刻，她便端着一大盆衣物到河边洗洗刷刷。尽管衣服上打着补丁，她永远是工地上一大群女孩中最干净、最显眼的一个。父亲刚刚从大学毕业，主动来到穷山沟里参加修建水电站，跟工人们在工地上同吃同住。那时的大学毕业生，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跟“民工”之间有什么不同。就在那时，父亲注意到了姑娘们当中那个爱看小说、爱唱歌的娇小的女孩。
对于父亲来说，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而对于我和弟弟来说，母亲则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母亲是个平凡的工人，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母亲却自豪地说：“我有一个好丈夫和两个好儿子。”跟父亲一样，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家里的事情都要征求我的意见和看法。母亲在家里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家庭中罕见的民主自由的空气。
母亲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母亲的厨艺在亲朋好友当中是有口皆碑的。家里来了客人，她走进厨房，三下五下，一大桌菜就摆了上来。离家以后，我漂泊天涯，也走过五湖四海，吃过南甜北咸，却没有发现哪个名厨的手艺超过了母亲。也许，多少年了，母亲做的菜已经让我的舌头和肠胃都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妥帖。这大概是天下所有的儿子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之间特殊的感应形式之一吧。
记得我考上北大离家北上的那一刻，母亲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刚刚她还有说有笑，忽然泪水就哗哗地就流了出来。我赶紧说，妈，您当年十六岁就离开家了，我今年已经十八岁了，您不要再为我担心！
我的每一封信，母亲都如获至宝，反反复复阅读几十遍，把信纸都揉破了，真是如同老杜所说：“家书抵万金。”母亲最关心的电视节目，谁能猜得到呢？她最关心的是天气预报。因为我在遥远的北京，她首先关注的是北京的天气。一看到天气有变化，她赶紧给我打电话，要我晚上去图书馆上晚自习的时候多加点衣服。母亲不善言谈，她的电话一般都很简单，每次总是说吃饭穿衣这些琐细的小事。然而，正是这些只言片语，让我感觉到电话线另一端浓浓的母爱。我在Chu女作《火与冰》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