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香草山》的抒情­性­很强，它没有一个曲折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你的写法与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之间有差距。你会不会担心遭到读者的拒绝呢？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香草山》是一部抒情化的小说、诗化的小说。它没有体现出我“讲故事”的能力，而体现出了我在抒情方面的能力。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首创”，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对此就有了明确的追求。当时，他提出“抽象的原则”的命题。他认为，小说的基本功能就是把“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之中”，从而把人的“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进而影响“国民心理”。他已经开始酝酿一套崭新的小说理论，并在《看虹录》、《烛虚》等作品中进行了可以说相当“勇敢”的实践。可惜的是，后来他的这一尝试被迫中止了。

我认为，“小说就是故事”是一种极其糟糕的小说观念。这也是导致中国小说长期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重复创作的重要原因。我愿意承接沈从文先生的努力，致力于改变大家对小说的既定观念、改变大家单一的阅读习惯。我想通过这本小说告诉读者朋友：读小说不是读故事。或者说，“读故事”的期望，仅仅适用某一小部分的小说。

我相信，只要是好的作品就会有读者喜欢。我自己认为《香草山》超越了我此前所有的作品——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因此，我丝毫不担心它受到冷遇和排斥。

我与李敖有着本质的不同

问：李敖最近也推出一部长篇自传体爱情小说《上山·下山·爱》，李敖由杂文走向小说，却又不彻底，依然露出杂文家和学者的马脚。有人批评李敖的这部新作是“掉书袋”。你与李敖同时写作嗳情小说。其间是否有某种巧合？

答：我曾经说过，李敖的第一部小说《北京法源寺》，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政论。正如我前面所说，小说中不是不可以议论，但是小说也不能只有议论。李敖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写一本蹩脚的《北京法源寺》，真不如老老实实地写一本《戊戌变法史论》。后者才是他的强项。

台湾著名学者、曾经担任过《中国时报》总编的高信疆先生不久前说：“二十八岁的余杰的文章，比李敖二十八岁时还要写得好。”高先生是李敖的好朋友，他很熟悉李敖的文章。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看法。我不敢说我的杂文比李敖好，但我在看过《上山·下山·爱》之后，我能够自信地说：我的小说比他的好。

问：在《上山·下山·爱》中，李敖有大量“Se情”的描写，而你在《香草山》中却只有“爱”而几乎没有“­性­”。从这一区别中，是否能够看出你与李敖对爱情和­性­都有不同的看法呢？

答：我对李敖近年来的许多文章和言行都不认同。

我们对爱情的看法也截然不同。李敖在内心深处不尊重女­性­，他在自传中肆无忌惮地描写自己放荡的­性­生活，并发表诸多女友的照片。我认为，这对那些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我认为爱与­性­是完美融合的，而且爱的前提是尊重对方。

李敖认为一生可以爱无数次，我认为真爱只有一次。李敖认为爱情是游戏，我认为爱情是真理。李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最显著的地位上，他是一个中了传统文化的毒的“男权主义者”；而我认为爱情的最高境界是“无我”，我最厌恶的就是大男子主义。

问：写完这本小说之后，你是否会把自己创作的重点转向写小说？

答：写小说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今后我肯定会继续写小说，当然是写与《香草山》迥然不同的小说。

我会不断地尝试新文体的写作，比如传记、报告文学等。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也将努力突破旧有的文体上的划分。

我不会放弃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我脱离了学院和学术界，我的心态一下子变得自由多了。我不必依靠发表多少论文来获得学位和评定职称，也无须得到权威人士的承认和褒奖，我更愿意做一种有“野狐禅”特­色­的学问、一种有趣味也有­性­情的学问。

当然，我还会继续杂文的写作，在杂文写作中也要求新、求变。这是一块我所喜爱的“自己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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