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以叶挺部为主力的“铁军”，在血战之后攻克了武昌的咽喉汀泗桥。老牌军阀吴佩孚没有料到兵败如山倒，只好仓惶乘坐火车专列逃窜。车过之处，残兵败勇都攀援在火车两边，企图登上车厢与敬爱的主帅一起逃命。吴佩孚的卫士多次叱责，士兵们逃命心切，哪里肯听从。于是，吴佩孚命令身边的­精­锐卫队将车厢两侧的士兵砍下车去。命令一下，卫兵们纷纷抽出亮晃晃的砍刀，毫不留情地砍向士兵们抓着车厢的手臂。刀落手断，刀光一闪，完人变残。被砍断手臂的士兵们，滚落下快速行使的列车，活命的机会很小。刘以芬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人纷纷随臂坠，宛转呼号，惨不忍闻，继者尚争先恐后，一时沿路断臂无算，令人忆及《左传》‘舟中之指可掬也’一语，情状正复相同。”

在长官们看来，士兵的生命算不上“生命”。士兵打仗，跟士兵自己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完全是暴君和军阀们棋盘上被任意驱遣的棋子。大人物用士兵的鲜血和尸体堆砌自己的金銮殿。两军对垒之时，一旦情势发生变化，大人物们便抛弃自己的士兵迅速逃跑，并在自己逃命的同时，剥夺士兵的生存权利。士兵一般都是贫困无知的农家子弟，当兵仅仅是为了有一口饭吃，却要为之付出生命代价。刘以芬的文笔简洁而生动，但是比起那些不计其数的、无名的、被屠杀的生命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的怜悯，对于那些地狱里的冤魂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这是一句很古老的诗，它却无比­精­炼地概括出了我们的“国粹”。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在逃窜的时候，方式是骑马或者坐船。如果从水路走，一般的剧情都是：忠臣和卫士在千钧一发之时，替主子找来一叶扁舟，许诺重金，命令船夫载上主子和自己，然后快快划走。而出于本能也想逃命的士兵们，会奋不顾身地游过来，攀援着船舷。为了防止船翻倒，忠臣和卫士们会拔刀向士兵的手指砍去，片刻之间，血淋淋的手指落满船舱。

从《左传》到《资治通鉴》，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地重复，好像是出自同一个编剧之手的、已经程式化的剧本。记录者的着眼点，当然是表彰忠臣和卫士们保护主子时的聪明、机警和忠心，丝毫不会在意那些被杀戮的无辜生命。

从小舟到火车，迅猛发展的科技将物质层面的中国带入了现代社会，其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从舟中的手指到铁路沿线的断臂，这个民族的残酷和毒辣却一脉相承，­精­神状态依然停留在蛮荒的上古时代。难怪鲁迅说：“试将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今天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无名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鲁迅又说：“以明末到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

满船的手指和沿途的断臂固然让人毛骨悚然，在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之中，可怕的事情还在层出不穷地发生着。战争中的杀戮固然是伏尸百万、血流成河，而所谓“和平时期”发生的对生命的戕害，却在沉默和隐匿中伸展。有时你听不见呼喊，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哀号，也听不见抗议，而一个接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悲剧被放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生命则被蔑视成草芥一般。暴行被披上“合理”的面纱，即使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不合理，也只是让它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天津津有味的谈论者，明天很可能成为他人津津乐道的材料。鲁迅早就揭示了“天道”的循环：“暴君的臣民，只愿意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统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这些都是我在几天之内的报纸上看到的报道，我相信它们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妹苏苹，在广州火车站莫名其妙地被警察抓走，关进­精­神病院，之后惨遭暴徒轮­奸­。一群官方出面组织的、到海外承担劳务任务的农民，在出国前居然被强迫进行阑尾切除手术，以免在国外发作阑尾炎，造成经济损失。一个失业工人蹬着三轮车送即将生产的妻子到医院，交通管制人员却说这条街道是国宾道，不准三轮车通行，丈夫只好含泪绕道而行，结果耽误了时间，大人小孩双双死亡。一家超级市场的保安，因为怀疑顾客偷窃，居然抡起刀来，将顾客的手指活活砍下来。山西一名叫李绿松的青年，在派出所里被警官活活地将他的舌头割掉……这些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们遭遇到的现实。

我无法对之无动于衷，即使是出于最自私的目的，我也要关注这些事件。我深切地知道，这样恐怖而悲惨的命运，今天降临在了他们的身上，明天就有可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假如我们冷漠地面对他们的生命，明天别人也将同样冷漠地面对我们的生命。关注我们身边每一个被伤害的生命，为他们基本的权利而呼吁，其实也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残酷的民族，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并不会损害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没有反思和自省的“自尊心”，其实是狂妄和愚昧。正视我们历史中的恶、我们现实中的恶、以及我们自身的恶，我们才有可能让善与爱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

我们应当发出声音来，即使是最微弱的声音。只要有了一点声音，那些暴行就会不那么肆无忌惮。

我们应当让自己发出光芒来，即使是最微弱的光芒。只要有了一点光芒，那黑暗就预见到了它自身的灭亡。

摆脱“一无所有”

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夺取桂冠。格拉斯的得奖确实是“实至名归”，作为德国战后最具有批判力的作家，他以“但泽三部曲”（包括《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对德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思。

格拉斯获奖之后，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落下了帷幕。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作家无一人获奖。

这使我想起了崔健在八十年代声嘶力竭却又动人心弦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八十年代我们一无所有，九十年代我们也一无所有，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是一无所有。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惭愧。我们这个为数众多的民族，在面对人类文明的时候，交出的是一张一无所有的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