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新的俄罗斯，将军们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一九九一年的“八月政变”，是一次企图将苏联拖回旧时代去的、不得人心的尝试。军方的高级将领们正是策划、支持与实施这次政变的主力。政变失败以后，军队逐渐退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新宪法的规定中，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国防力量，而不再是国内权力斗争中的关键砝码。

叶利钦指出，在九十年代初期，万能的克格勃垮台了，政治自由在俄罗斯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许多戴着肩章的人各自采用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这种自由。叶利钦揭示说：“九十年代初确实存在着军事叛乱、国内战争的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避免了这种危险呢？

还是叶利钦解开了这个谜底——“是社会的内部稳定­性­起了阻碍的作用”。军人­干­政是专制制度自身孕育的一颗毒瘤，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克服它。它将与专制制度相伴始终。而它的天敌正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一道牢固的“防火墙”，正像叶利钦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民主国家很快就具有了抵制将军‘病毒’的内部免疫力，这些病毒就是­骚­乱、笼络平民的手段、立即成为众人统帅的欲望。新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和政策法规，的确构成了对这种危险真正的抗衡。”

适应新时代的新政治家，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坚定的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旧日在权术运作中成长起来的将军们。叶利钦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需要具备的品质不是善于跟踪敌人和把政界分为‘自己人’和‘异己人’的这种能力。”

当民主制度逐渐巩固之后，将军们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岗位上。人民安居乐业，将军和士兵也各居其位。而叶利钦所期望看到的具有“高尚的气度、文化修养、某种内在的­精­神支柱”的新型的将军们，正出现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

透明的账户

在这本回忆录中，叶利钦公开了自己的私人账户。据我所知，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自己的财政状况的国家元首。

在沙皇时代，“朕即国家”，沙皇的私人财产与国库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沙皇可以随心所欲地挪用国库的存款为自己修建巨大的宫殿。没有人敢于“说不”。给“家国不分”的沙皇当财政大臣，是一件真正的苦差使。

在斯大林时代，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斯大林简朴而严肃。这样一位领袖，大概不会有“贪污腐败”的行径。因此，有人说，斯大林的­性­格固然残酷而冷漠、斯大林的政策固然有过失误与偏差，但是斯大林本人是廉洁的、朴素的，他的个人生活是经得起推敲的。然而，许多曾经接触过斯大林的人士撰写的回忆录有力地否认了这一点。斯大林其实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即使在大饥荒年代里，斯大林在别墅里举办晚会，场面简直就是“酒池­肉­林”，连西方国家的来客也叹为观止。难怪受到斯大林热情接待的英国作家萧伯纳，回国之后会对媒体说：“谁说苏联饿死人了？苏联比英国还要富有。”

而在斯大林死后，警卫打开他的保险柜，发现里面有天文数字般的巨款。这笔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领袖拿它又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得而知。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对于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来说，国库与他私人的财产没有什么分别。苏联领土上所有的一切，都归他所有、都由他裁决。制度的不透明，使得帷幕背后、保险柜之中，都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贪污腐败之风到处盛行，被揭发出来的人也很少丢官，因为最高领袖本人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同助手讨论普通公民工资过低的问题，他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任何人是靠工资过活的。我记得年轻的时候，为了上学去火车站卸货挣钱。知道我们是怎么­干­活的吗？卸下三个麻袋或箱子的货扔到那边，一个麻袋留给自己。全国的人都这样­干­的嘛。”勃列日涅夫用来维系各级­干­部的不是理想和信念——他自己也不相信“共产主义”有实现的那一天，而是现实利益——也就是贪污腐败的机会。他知道，官员们越贪污，他通过克格勃掌握了他们贪污的证据之后，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对自己忠心耿耿。

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腐败风气。与热爱名车的父亲不同，她喜爱黄金、钻石和名贵的古董。她常常跟内务部长的妻子一起，到商店购买大批贵重首饰。她们的“买卖”闻所未闻地奇特，她们交给商店的不是钞票，而是两张纸条，上面写着保证近日来还账，还有她们的签名。商店的经理吓得瑟瑟发抖。这个“近日”恐怕是遥遥无期的。

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必须像普通公民一样申报财产、依法纳税。在欧美国家，政府首脑这样做，不会得到人民的赞美——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那些正在经历制度转型的国家，领导人这样做了，却能够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对法治的完善及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比如在实行“阳光政策”的韩国，比如在与腐败作斗争的俄罗斯。

官员们财产状况的透明度与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两者是同步的。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斯蒂芬·莫尔指出：“民主依赖于消息灵通的民众能够参与公共政策，而又不担心会受到法律惩罚，除非他们的指责是恶意中伤，这取决于民众不在过度保密造成的无知状态中受到严重伤害。”在苏联时代，没有多少公民会积极参与投票等政治生活，因为高层人物的所作所为完全在黑幕背后。公众的冷漠是独裁者们逼迫的。因此，对于叶利钦来说，恢复公众的信任和信心，首先就得从自己做起。

叶利钦在书中坦诚地写道：

“我没有有价证券、股票和期票，没有位于国外的不动产和私人地皮，没有外国账户，没有宝石，没有油井，也没有游艇、飞机和直升机。我的妻子和女儿们从未在瑞士、英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银行里开过账户，从未买过外国公司的股票，也没有位于国外的城堡、别墅、地皮、工厂和矿井。所有一切都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

“那么我有多少钱呢？在这里应该用准确到戈比的数字来说话，为此我拿出我最后一次的收入申请表。截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在俄罗斯银行里我共有存款八百四十三万六千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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