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先生在中文系学生刊物《启明星》的百年校庆纪念特刊上面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一点往事》。这篇小文章却是迄今为止最真诚、最朴实、最深刻地直面当年的罪孽的文章，它挖掘到了没有血迹的罪孽，它是一次对北大传统的重新梳理和重新认识，也是对自我灵魂的一次没有退路的质问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六月，学生来找洪子诚，让他去开会，没有想到是一次批判会。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使洪子诚陷于慌乱之中，脑子一片空白。

学生说：“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学生们揭发说，第一、他这名班主任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第二、他重用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一个同学揭露他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时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这个学生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

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原来，洪子诚在评讲写作的时候，曾经说到写国庆游行的例子，说每个人的发现都是不同的，不要千篇一律地写准备、出发，写见到毛主席，最后回到学校……没有想到这就是“对毛主席有不满”。

一年以后，洪子诚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临行前，他把一些日记烧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重读当年的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自己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也曾经扮演过“批判者”的角­色­。

一九五八年，北大正在进行“拔白旗，Сhā红旗”的运动。中文系受到冲击的是王力、高名凯、林庚、游国恩、吴组缃、王瑶等知名教授。洪子诚正在上二年级，他们班承担了批判王瑶先生的任务。他们找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用这个武器对王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批判，把王先生的文章定义为“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写出了锋芒毕露的长文《文艺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创作”。

临近毕业，洪子诚听王瑶先生讲课。先生在不久前刚刚批判过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具有王瑶特­色­的爽朗的笑声。课后，王先生又耐心回答学生的问题。洪子诚教授写道：“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该走的路。……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王先生道歉过，承认我们当时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我们的反省。”

把一九五八年自己对王瑶先生的批判与一九六六年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联系起来，洪子诚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用佛家的说法，就叫做“报应”。“批判者”与“被批判者”角­色­的转变是轻而易举的。没有绝对意义的无辜者。

而王瑶先生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榜样。洪子诚先生动情地写道：“在王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最后，洪子诚教授回顾了北大的风云沧桑，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于已经走过一百年的路的北大，我们每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

当大学沦落为暴力和权力的附庸的时候，大学便从文明的象征变成了权术的舞台。学者萧雪慧评论说：“权力强加的棱辱使某些大学沦为政治的附庸，它不再能无视社会权力机构的意向就重大问题独立而公正地发言，被迫地或者自愿地附和权势，­干­起­精­神上指鹿为马的勾当；传统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在政治入侵和弓虽暴下荡然无存，教科书排斥和贬抑公理，美化无价值的东西，教学过程由师生之间通过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来传播和发展知识蜕变成教师的­精­神自虐和对学生的­精­神施暴。自虐表现为被迫牺牲思想上的正直而自我糟踏，一方面屈就党同伐异的文化政策，把课堂变成政治大批判场所，另一方面粉饰太平，使人对社会现实的严峻­性­视而不见；施暴表现为向学生强行灌输一套颠倒的价值体系，取消学生对知识和价值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并取消他们对社会问题作出独立反应的能力。”这正是那段岁月中北大状况的真实写照。

直面北大历史中的不健康的因素，我们才能够走上一条真正的“大学”之路。鲁迅先生在总结北大的校格的时候，曾经说过：“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北大不仅与外部的黑暗势力抗战，也与自身的黑暗势力抗战。北大内在于中国，因此不可能完全“出淤泥而不染”。北大必须彻底地清除自身的毒素，才能够重现当年新文化运动的辉煌。

在另一个一百年的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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