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耶路撒冷一样，马什哈德空荡得­阴­森可怕。

“我似乎记得有传闻讲，驱逐者占领煤袋的时候，库姆-利雅得也同时陷落。”我说。贝提克肯定了这一点，说他们曾从位于大学城的圣神交通系统无线监控器上，看到了那样的画面。

我们把木筏拴上一个低矮的码头，把女孩背进城市街道的荫蔽下。这里简直就是希伯伦的重演，唯一的不同是，现在身无大恙的是我，昏迷的是女孩。我暗自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只要能不去沙漠星球，就不去。

街道不如新耶路撒冷那么整洁：地形车乱七八糟地停在人行道上，被丢弃在了那儿，碎屑在街道上飞舞，窗户和门都大开着，红­色­的沙子侵入其中，人行道、街道、垂死的草坪上都平放着奇怪的小地毯。我在见到的第一堆地毯旁停下，想着它们有没有可能是霍鹰飞毯。但它们只是普通地毯，而且都朝同一个方向摆放。

“祈祷用的跪垫。”贝提克说着，我们又回到城市街道的荫蔽外。这里最高的建筑物也没高到哪里去——还不及那些尖塔，面朝种植有热带树木的停车场。“库姆-利雅得的人口，几乎都是伊斯兰教徒。”他继续道，“据说，圣神在这里没有任何市场，即便有了重生的期望也无济于事。人们根本不想牵涉入保护体。”

我转过街角，依旧寻找着医院，或是指向医院的标志。伊妮娅滚烫的前额靠在我的脖子上，呼吸急促而微弱。“我觉得《诗篇》提到过这个地方。”我说。孩子的重量轻如鸿毛。

贝提克点点头。“塞利纳斯先生写过卡萨德上校的胜仗，大约三百年前，他在这里战胜了所谓的新先知。”

“环网陨落后，什叶派又夺得了政权，对吧？”我说。我们站在又一条小巷口边，往里望了望。我要寻找的是红­色­新月徽，而不是全网通行的红十字形医疗救助标记。

“对。”贝提克说，“他们曾以暴力对抗圣神。据推测，圣神舰队从当地撤离时，他们热烈欢迎驱逐者的到来。”

我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嗯，不过驱逐者好像并没有把欢迎当回事呢。这儿就跟希伯伦一样。你觉得他们都去了哪里？会不会是整个星球的人都被劫持了——”

“瞧啊，蛇杖标。”贝提克打断了我。

一座高耸建筑的窗户上，贴着一个古老的标志：一根生有翅膀的手杖，两条蛇交缠其上。高楼内部乱七八糟，垃圾遍地，样子不像我去过的任何一间医院，倒更像一座标准的办公楼。贝提克走到一个数字显屏前，上头滚动着一行行阿拉伯文字。整台机器还在嘀嘀响着。

“你懂阿拉伯语吗？”我问。

“懂。”机器人说，“我也懂它说的话，是波斯语。十楼有家私人诊所，我想那儿可能有完整的诊疗中心，或许还有自动诊疗室。”

我怀抱着伊妮娅走向楼梯口，但贝提克试了试电梯。空荡荡的玻璃轴嗡嗡作响，一辆悬浮车飘到我们这一层，停下了。

“真不可思议，竟还有电。”我说。

我们乘电梯到十楼。伊妮娅醒了，低声呻吟着，我们沿着铺着瓷砖的走廊往前走，行经一个露天的空中花园，黄|­色­和绿­色­的棕榈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最后走进一间通风良好、四周全是玻璃的房间，里面是一排排自动诊疗床和中央诊疗设备。我们选了离窗最近的床，脱下孩子的外衣，让她躺在­干­净的被褥上。我们撕下医疗包的诊疗贴，换上贴皮纤丝，等候诊疗显板显示结果。电子合成声音说的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显屏信息也是这两种默认的语言，但幸而有环网英语的选项，于是我们切换到这一项。

自动诊疗室的诊断是过度疲劳、脱水，还有脑电图异常，可能来自头部受到的猛烈撞击。贝提克和我面面相觑。伊妮娅的头部从没受过任何撞击。

我们认可了对过度疲劳和脱水的治疗，朝后退了退，望着床板下伸出流沫缚臂，人造手指触探着伊妮娅的静脉，装满镇静剂和生理盐水的静脉注­射­仪开始工作。

没过几分钟，孩子就平静地睡着了。诊疗机又说起阿拉伯语，没等我走过去看显示器，贝提克就已经翻译了出来。“它说病人需要好好睡一晚，明天病情就会好转。”

我把背上的等离子步枪换了个位置。我们那几只积满灰尘的背包蹲坐在一张会客椅上。我走到窗边，说道：“趁天还没黑，我去城市里转转，看看除了我们之外有没有别人。”

贝提克抱起双臂，望着挂在街对面建筑顶上的那轮巨大红日。“我想不会有。”他说，“只是这里花的时间要长一些而已。”

“什么花的时间长一些？”

“不管是什么东西掳走了民众，在希伯伦，没有任何恐慌或搏斗的痕迹，而这里的人还有时间丢弃车辆。另外，那些跪垫是最可靠的标志。”我第一次注意到，机器人的前额、双眼和嘴巴周围，那蓝­色­的皮肤已经出现了细微的皱纹。

“最可靠的什么标志？”我问。

“他们知道，有大事正降临到他们头上。”贝提克说，“所以把最后的一秒钟也用来祈祷。”

我把等离子步枪放到会客椅附近，掀起手枪皮套的口盖。“我还是打算去看看。”我说，“她可能会醒，你照看她一下，好吗？”我从背包里拿出两个通信装置，其中的一个扔给机器人，把另一个别在衣领上，调好话筒珠的位置。“开着公用频段。我待会试着跟你联系。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呼叫我。”

贝提克站在她的床边，大手轻抚熟睡中女孩的前额：“我会一直陪着她，直到她醒来，安迪密恩先生。”

很奇怪，我竟如此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漫步在废弃城市中的情景。一家银行的数字标牌显示当时有四十摄氏度——一百零四华氏度，但红岩沙漠吹来一阵阵­干­风，携走了汗水，粉红偏红的落日也给我一种安宁的感觉。我之所以记得那晚，也许，是因为那是旅途中巨变发生前的最后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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