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未开展、制造业未改进的未开化社会，对于仅能由商业及制造业带来的高价奢侈品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有大收入的人，象我在第三篇说过的那样，除了尽收入能维持多少人，使用以维持多少人外，再也不能有其他消费或享受收入的方法。一个大收入，随时都可说是对一大量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力。在那种未开化社会状态下，那收入一般都是以一大量必需品，即粗衣粗食的原料，如谷物、牲畜、羊毛及生皮等物收进的。当时既无商业，又无制造业，所以这些物资的所有者，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交换其消费不了的大部分物资；除了尽其所有，用以供人吃穿外，他简直无法处置其剩余。在此情况下，富者及有权势者的主要费用，就是不奢华的款客和不炫耀的惠施，而这种款客和惠施，我在本书第三篇也曾说过，是不容易使人陷于破产的。至于利己的享乐就不同了，虽至微末，追求的结果，智者有时亦不免于灭亡。例如斗鸡的狂热，曾经使许多人破了产。我相信，由上述性质的款待或惠施而败家的人，当不很多，但由铺张的款客和炫耀的惠施而败家的则为数极多。在我们封建的祖先之间，同一家族长久继续保有同一地产的事实，可充分表示他们生活上量入为出的一般性向。大土地所有者不断行着乡下式的款待，看来虽与良好的理财原则不可分离的生活秩序有所背离，但我们得承认他们至少也知道搏节，没把全部收入尽行消费掉。他们大概有机会卖掉其一部分羊毛或生皮取得货币。这货币的一部分，他们也许是用以购买当前环境所能提供的某种虚荣品及奢侈品来消费，但还有一部分，则常是照原样蓄藏起来。实际上，他们除了把节约的部分蓄藏着，也就不好再怎么处置。经商吧，那对于一个绅士是不名誉的；放债吧，当时早视为非义，而且为法律所不许，那是更不名誉的。加之，在那种弓虽暴混乱的时代，说不定有一天会被赶出自己的住宅，所以，在手边藏蓄一点货币，以便那时候携带一些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逃往安全地带，是得计的。使个人以藏蓄货币为得计的弓虽暴，更使个人以隐匿其藏蓄的货币为得计。动不动就有埋藏物发现，无主财宝发现，那可充分证明，当时藏蓄货币及隐匿藏蓄之事，是非常流行的。有一个时候，埋藏物简直成了君主的一个重要收入部分。然在今日，哪怕全王国的一切埋藏物，亦恐不够成为一个多财绅士的主要收入部门了。
节约与藏蓄的倾向，流行于人民之间，也同样流行于君主之间。我在本书第四篇说过，在没有什么商业及制造业可言的国家，君主所处境地，自然会使他奉行蓄积所必要的节约。在那种境地，就是君主的费用，亦不能由他的虚荣心支配；他喜欢有一个华丽装饰的宫廷，但那个无知的时代，却只能给他提供一点无甚价值的小玩意儿。而这就构成他宫廷的全部装饰。当时是无常备军的必要的，所以，象其他大领主的费用一样，就连君主的费用，除了用以奖励其佃户，款待其家臣外，几乎没有用处。但是奖励及款待，很少会流于无节制，而虚荣则几乎都会流于无节制，因此，欧洲一切古代君主，无不善有财宝。即在今日，听说每个鞑靼酋长，还是积有财宝。
在富有各种高价奢侈品的商业国内，君主自然会把他的收入大部分，用以购买这些奢侈品，象其版图内一切大土地所有者一样。他本国及邻近各国，供给他许许多多的各种高价装饰物，这些装饰物，形成了宫廷华丽但无意义的壮观。君主属下的贵族们，为了追求次一等的同种壮观，一方面打发其家臣，一方面让租地人独立，这一来，他们就渐次失掉了权威，以致与君主领土内其他大部分富裕市民，没有区别了。左右他们行为的浮薄热望，也左右他们君主的行为。在他领土内，个个富有者都在征逐这种享乐，怎能叫他一个人富而不淫呢？假使他没把怎么大的部分的收入用于享乐（他多半是如此），以致减弱国防力量，那么，超过维持国防需要那一部分的收入，是不能期望他不消费的。他平常的费用，就等于他平常的收入；费用不超过收入，就算万幸了。财宝的蓄积，再无希望；一旦有特别急需，需要特别费用，他定然要向人民要求特别的援助。1610年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死后，欧洲大君主中蓄有很多财宝的，据推测只有普鲁士现国王及前国王。君主政府不说，共和政府，为蓄积而行节约的事亦几乎是同样罕见的。意大利各共和国、尼得兰共和国都负有债务。伯尔尼联邦积有不少的财宝，但在欧洲是仅见的。瑞士共和国其他联邦，全无蓄积可言。崇尚某种美观，至少，崇尚堂皇的建筑物及其他公共装饰物，最大国王的放荡的宫廷，自不必说，就连那些小共和国看似质朴的议会议事堂也往往如此。
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就只好迫而借债。战争勃发起来，国库中，除了充当平时设施所必要的经常费的款项外，没有其他款项。战时为国防设备所需的费用，须三倍四倍于平时，因此在战时的收入，也须三倍四倍于平时收入。即使君主马上就有一种办法，能按照费用增大的比例而增大他的收入——这几乎是不会有的——这增大收入的源泉，必出自赋税，而赋税的课征，大抵要经过十个月乃至十二个月，才有税款收入国库。可是，在战争勃发的瞬间，或者宁说，在战争似要勃发的瞬间，军队必须增大，舰队必须装备，防军驻在的都市必须设防，而这军队、舰队、防军驻在的都市，还须供给武器、弹药及粮食。总之，在危险临到的瞬间，就得负担一项马上就要的大费用；这费用是不能等待新税逐渐地慢慢地纳入国库来应付的。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除了借债，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
由于道德原因的作用，这种使政府有借款必要的商业社会状态，使人民具有贷款的能力和贷款的意向。这种商业社会状态要是通常带来借款的必要，它也同样带来借款的便利。
商人和工厂主众多的国家，必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资本，而且有愿意以货币借给他们或以货物委托他们经营的人的资本，频繁地在他们手中通过，比不做生意、不从事生产事业，靠自己收入为生的私人的收入通过自己手中的次数，更要频繁。象上面所说那种私人的收入，经常每年只通过他自己手中一次。但一个商人，如从事那本利能迅速收回的商业，他的全部资本及信用，就往往每年会通过他手中三、四次。因此，一个商人多工厂主多的国家，必然有很多的人是愿意随时都能以巨额款项贷与政府。所以，商业国人民，都具有出贷能力。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关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汪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简言之，人民如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信心，这种国家的商业制造业，就很少能长久发达。大商人大工厂主，如平时信任政府，敢把财产委托政府保护，到了非常时候，就也敢把财产交给政府使用。把款借给政府，绝不会减少他们进行商业及制造业的能力，反之，通常却会增大那能力。国有急需，大抵会使政府，乐于以极有利于出借人的条件借款。政府付与原债权者的保证物，得转移于任何其他债权者；并且，由于人民普遍信任政府的正义，那保证物大概能以比原价高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卖。商人或有钱者，把钱借给政府，可从此赚到钱，他的营业资本不但不会减少，反会增加。政府如允许他最先应募新借款，他大抵会视为一种特惠。所以，商业国人民，都具有贷款的意向或乐意。
这种国家的政府，极易产生这秤信念，即在非常时期，人民有能力把钱借给它，而且愿意把钱借给它。它既预见到借款的容易，所以在平时就不孜孜干节约。
在未开化的社会，既无大商业资本，亦无大制造业资本。个人把他所能节约的货币，都藏蓄起来；凡所藏蓄的货币，都隐匿起来；他这么做，因为他不相信政府的公正，并且怕他的藏蓄被知道了，被发觉了，立即就要被掠夺。在此种状态下，遇着危急的关头，能贷款给政府的必然很少，愿贷款给政府的简直没有。为君主者，预知借款的绝不可能，所以他就觉得，须为紧急关头预先节约。这种先见之明，把他节约的自然倾向加强了。
巨额债务的增积过程，在欧洲各大国，差不多是一样的；目前各大国国民，都受此压迫，久而久之，说不定要因而破产！国家与个人同，开始借款时，通常全凭个人信用，没有指定特别资源或抵押特别资源来保证债务的偿还。在这种信用失效以后，它们继续借款，就以特别资源作抵押。
英国所谓无担保公债，就是依前一方法借入的。它有一部分为全无利息或被认为全无利息的债务，类似个人记帐的债务；一部分为有利息的债务，类似个人用期票或汇票借入的债务。凡对特别服役所欠的债务，对尚未给付报酬的各种服役所欠的债务，陆军海军及军械方面临时开支的一部分，外国君王补助金的未付余额，海员工资的未付余额等，通常构成前一种债务。有时为支付这债务的一部分和有时为其他目的而发行的海军证券或财政部证券，构成后一种债务。财政部证券利』良，自发行之日算起；海军证券利息，自发行后六个月算起。英格兰银行，通过自动按照时价贴现这种证券，以及通过与政府议定以某种报酬条件替它流通财政部证券，即按额面价格收受该证券并支付其所应付的利息等办法，给该证券保持了价值，便利了流通，从而使政府能够常常借到巨额的这种公债。在法兰西，因无银行，国家证券有时须打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折扣出售。在威廉王大改铸币时代，英格兰银行认为应当停止其平常的业务，财政部证券及符契，据说要打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六十的折扣买卖。其原因，一部分是革命甫定，新政府是否安定尚未可必；另一部分，则是英格兰银行没给予援助。
此种手段行不通，而政府举债，需要指定或抵押国家特定收入来担保债务的偿还时，政府在不同时候，曾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这指定或抵押，限于短期，如一年或数年；有时，又定为永久。在前一场合，作为抵押的收入，据推想在限定期间内，足够付清所借货币的本金及其利息。在后一场合，作为抵押的收入，据推想只够支付利息或等于利息的永久年金，政府几时能偿还借入的本金，就偿清它。货币以前一方法借入，通称为预支法；以后一方法借入，则通称为永久付息法或简称为息债法。
英国每年征收的土地税及麦芽税，政府逐年都依据不断Сhā入课税法令中的借款条款加以挪用。这项款额，通常由英格兰银行垫付，收取利息，到税款陆续纳入国库时，逐渐收还。其所索利息率，革命以来，迭有变化，自百分之八乃至百分之三不等。如果某年度收入的税款，不够还清垫支的金额及其利息（此为常事），则此不足余额，取偿于次年度收入的税款。这样，国家收入中尚未用作担保的这唯一主要收入部门，经常每年在未收归国库之前，先已消费了。此与无打算的浪费者同，浪费者对其收入，每迫不及待，而预先出息借支；国家则不断向其代理人及经理人借款，不断为使用自己的货币而支付利息。
在威廉王及大部分安妮女王时代，永久付息的借款方法，不象今日那么习见。那时候，大部分新税，只限于短期（仅四年、五年、六年或七年）征收，各年度国库的支出，大抵是得自预先挪用这些税收的借款。税收往往在限定期内，不够支付借款的本金及利息，于是就得延长收税年限，从而补足这项短额。
1697年，依照威廉三世第八年第二号法令，将这些瞬将满期各税的征收年限，延至1706年8月1日，以弥补它们税额的不足。这就是当时所谓第一次总抵押或基金。归这基金负担的不足额，计达五百十六万零四百五十九镑十四先令九便士半。
1701年，这些税以及其他若干税的征收年限，又因同～目的延长至171O年8月1日，是为第二次总抵押或基金。这次基金所负担的不足额，计达二百零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九镑七先令十一便士半。
1707年，这些税又延长至1712年8月1日，作为一种新公债的基金，是第三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计达九十八万三千二百五十四镑十一先令九又四分之一便士。
1708年，这些税（除去半额吨税、镑税这两种旧补助税，及由英格兰苏格兰合并协定而撤废的苏格兰亚麻输入税）征收年限又延长至1714年8月1日，作为一种新公债基金，是第四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计达九十二万五千一百七十六镑九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
1709年，这些税（除去吨税、镑税这二种旧补助税，这些补助税从那时候起与这新债基金完全没有关系）征收年限，为着同一目的，又延长至1716年8月1日，是第五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之金额，计达九十二万二千零二十九镑六先令。
1710年，这些税再延长至1720年8月1日，是第六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计达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五百五十二镑九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便士。
1711年，这些税（到这时，已须供应四种预支的本息）及其他若干税，规定永久继续征收，作为支付南海公司资本利息的基金。该公司在同年度曾借给政府九百一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七镑十五先令四便士，用以还债及弥补税收的不足。这次借款，为当时所仅见的最大借款。
就我所知，在此时期以前，为支付债务利息而永久课征的税收，只有为支付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以及当时计划中的土地银行三者的贷款利息的各税（土地银行的贷款，只是一种拟议，未成事实）。这时，英格兰银行贷与政府的金额，为三百三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便士半，年息百分之六，计达二十万零六千五百零一镑十三先令五便士；东印度公司贷与政府的金额为三百二十万镑，年息百分之五，计达十六万镑。
1715年，即乔治一世元年，依据该年十二号法令，那些担保英格兰银行年息的各税以及由这次法令定为永久征收的其他若干税，通通集为一共同基金，称为总基金。此基金不仅用以支付英格兰银行的年金，而且用以支付其他年金及债务。以后，依据乔治一世三年第八号法令，及五年第三号法令，此基金又增大，而当时附加的各税，亦同样定为永久的了。
1717年，即乔治一世三年，依据该年第七号法令，又有其他数种税，被定为永久征收，构成又一个共同基金，称为一般基金。此基金所支付的年息，计达七十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九镑六先令十便士半。
这几次法令的结果，以前只短期预支的各税大部分，全都变成永久的了，而其用途，不在干支付连续由预支办法所借入款项的本金，而在于支付其利息。
假若政府只用预支办法筹款，那它只要注意两点，数年之内，就可使公家收入从债务中解放出来：第一，不使基金在限定期间内负担的债务，超过其所能负担的数额；第二，第一次预支未偿清以前，不作第二次预支。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不能注意到这些。它们往往在第一次预支时，就对基金加以过度的负担；即或不然，也往往在第一次预支未偿清以前，就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预支，而加重基金的负担。这样下去，指定的基金，就变得完全不够支付所借货币的本金及利息，于是就不得不单用以支付利息，或支付那等于利息的永久年金。象这样无打算的预支，必然会导致那破坏性更大的永久付息办法的采用。此例既开，公家收入的负担，就由一定期间，延续到无限期间，而遥遥无解放的日子。但是，在一切场合，由这种新方法能够筹到的款额，总比由旧的预支方法来得大。所以，人们一习知这新方法，每当国家万分吃紧之秋，一般都舍旧法而用新法。救目前的急难，是直接参与国事者的要图，至于公家收入的解放，那是后继者的责任，他们无暇顾及了。
在安妮女王朝代，市场利息率，由百分之六降至百分之五；安妮女王十二年，宣布百分之五为私人抵押借款的最高合法利息率。英国大部分暂行税，变成了永久的，而分别拨充总基金、南海基金及一般基金后不久，国家的债权者，与私人债权者同，亦被说服接受百分之五的利息。这一来，由短期公债换为长期公债的借款的大部分，就产生了百分之一的节约，换言之，由上述三基金支付的年金的大部分，就节省了六分之一。此种节约，使得用作基金的各税，于支付所担保的各项年金后，剩有一个巨额剩余，构成此后减债基金的基础。1717年，此剩余额，计达三十二万三千四百三十四镑七先令七便士半。1727年，大部分公债的利息，进一步降到百分之四。1753年，更降到百分之三点五。1757年，又降到百分之三。于是减债基金，愈益增大了。
减债基金虽为支付旧债而设，然而对于新债的征募，亦提供了不少便利。它可以说是一种补助基金，在国家有急需场合，即可用它弥补其他基金的不足以举债。至于英国是经常地用此基金来偿还旧债，或经常地用它另举新债，慢慢就会十分明白的。
借款的方法有二，一是预支，一是永久息债。但介乎这两者之间的，还有其他两种方法，即有期年金借款方法和终生年金借款方法。
在威廉国王及安妮女王朝代，往往以有期年金方法借入巨额货币，其期限有时较长，有时较短。1693年，议会通过一法案，以百分之十四的年金，即以十六年满期，年还十四万镑的年金，借款一百万镑。1691年，议会曾通过～法案，以今日看来可算是非常有利于债权者的条件，按终生年金方式借款一百万镑，但应募之数，不满该额。于是，翌年乃以百分之十四的终生年金借款，即以七年便可收回本金的条件借款，补此未满的额。1695年，凡购有此项年金的人，许其往财政部对每百镑缴交六十三镑，换取其他九十六年为期的年金，换言之，终生年金百分之十四与九十六年年金百分之十四的差额，以六十三镑卖出，或者说，以相当于四年半的年金卖出。但条件虽然如此有利，而因当时政府地位不稳，竟找不到几个买主。安妮女王在位年代，曾以终生年金及三十二年、八十九年、九十八年、九十九年的有期年金，借入款项。1719年，三十二年期的年金所有者，以其所有年金，换取等于十一年半年全的金额的南海公司股本；此外，对于那时候该年金应付未付的金额，亦发给等价的南海公司股本。1720年，其他长短不等的有期年金大部分，也都合为同一基金。当时每年应付的长期年金，计达六十六万六千八百二十一镑八先令三便士半。1777年1月5日，其剩余部分，即当时未募满的额，不过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三镑十二先令八便士。
在1739年及1755年开始的两次战争中，由有期年金或终生年金借入的款极少。九十八年期或九十九年期的年金，所值货币，几乎与永久年金相等，所以有理由可设想其应能和永久年金借入同样多的款。但是，为家庭治财产及谋远久的人，购买公债，决不愿购买那价值不断减少的公债；而这种人又占公债所有者及购买公债者的最大部分。因此，长期限年金的内在价值，虽与永久年金的内在价值无大出入，但终没有永久年金那么多的购买者。新债的应募者，通常都打算尽快抛出其认购的公债，所以在金额相等时，他们都宁愿购买可由议会陵还的永久年金，而不愿购买不能赎还的长期年金。永久年金的价值，可以说是始终如一或差不多始终如一，所以和长期年金比较，它更便于转让。
在上述两战争期间，有期年金或终生年金，都是除给与年金或利息外，还给新借款应墓者一种奖金，就是说，不是作为偿还所借货币的年金，而是作为对出借人的一种附加奖励。
终生年金的授与，曾使用以下两种方法，即对各个别人终生给与的方法，和对一群人终生结与的方法。后者在法国用发明人的名字命名，叫做顿廷法。在年金是授与各个别人终身的场合，各受领年金者一旦死亡，国家收入即减轻了他这一部分负担。如按顿廷法授与，国家收入对此负担的解除，要到那一群中所有受领年金者都死了才实现；那一群人数，有时为二十人乃至三十人，就中后死者承受前死者的年金，最后生存者，则承受其一样全部的年金。设以同一收入抵押借款，用顿廷法总能比用个别人终生年金法借到更多的款。因为，未死者有承受全部年金的权利，哪怕金额相等，实比由个别人单独领取的年金有更大的价值。各个人对于自己的运气，天然有几分自信，这就是彩票生意成功的根据。由于此种自信心理，顿廷年金所卖得的价格，通常都高过其实际价值若干。因此之故，一国政府，如常使用年金办法借款，大概总是采用顿廷法。政府几乎总是采择能够筹到最多款项的方法，而不愿采用能够解除国家收入负担最速的方策。
法国公债中由终生年金构成的部分，要比英国大得多。据波尔多议院1764年向国王提出的备忘录，法国全部公债，计达二十四亿利弗，就中，以终生年金借入的约为三亿利弗，即公债总额八分之一。此项年金，据估计每年达三千万利弗，相当于全部公债的估计利息一亿二千万利弗的四分之一。这种计算不大正确，我是十分知道的，但一个有这么重要地位的机关说这估计数字接近事实，我看，去真实的程度总该不远。英法两国借债方法上所生的差异，不是由于两国政府对干渴望解除国家收入负担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完全是由于出借人的见解及利益有所不同。
英国政府所在地，为世界最大的商业都市，因此以款项贷与政府的人，大概都是商人。商人的贷出款项，其用意不在于减少其商业资本，反之，却在于增加其商业资本，所以，新债的债券，如不能以相当的利润卖出，他就不会应募那新债。但是，他贷出款项所购入的如不是永久年金，而是终身年金，那么，不论这终身年金是他自己的终身，或是其他人的终身，当其转售时，就难望有何等利润。不论是谁，购买与自己年龄相若、健康状态相当的他人的终生年金，总不愿出与购买自己的终生年金相同的价格，所以，以自己生命为基础的终身年金出卖，往往是不免要受到损失的。至于以第三者生命为基础的终身年金，固然对于买者卖者有同一价值，但其真实价值，在授与年金的那一瞬间，就开始减少了，而且在此年金存续的期间内日益减少。因此，终身年金，要想能与可以假定其真实价值总是一样或总不会有大出入的永久年金成为同样便于转让的资财，那是决难做到的。
法国政府所在地，不是大商业都市，因而以款项贷与政府的人，就不家英国那样，大部分是商人。法国政府每有急需，多半是向那些和财政有关系的人，如赋税包征者，未经包给人的赋税的征收人员，宫廷银行家等，商量借款。这般人大抵出身微贱，因为有的是钱，所以常很骄傲。他们既不屑与同等身分的妇人结婚，而较有身分的妇人，也不屑与他们结婚，所以他们常决意过独身生活。他们自己既没有家庭，对于通常不大愿意往来的亲戚的家族，又漠不关心，所以他们只求自己一生好好度过去就完了，财产即身而止，那是无所介意的。此外，不爱结婚或其生活状况不宜或不便于结婚的富人的人数，在法国远较英国为多。对于这不大为后人打算，或者全不留意后人的独身者，以其资财换入一种不长不短、恰如其所希望的长期收入，那是再便利没有的。
近代各国政府平时的经常费，多半是等于或者大约等于其经常收入；所以战争一旦发生，要政府按照费用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收入，就不仅非其所愿，而且非其所能。它们之所以不愿，是因为突然增加如此巨额的税，恐伤害人民感情，使得他们嫌恶战争。它们之所以不能，因为战争所需费用不定，赋税应增加多少才够，没有把握。各国政府所碰到的这两层困难，如采行举债办法，就容易解决了。借债能使它们只要增税少许，就可逐年筹得战争所需的费用；并且，通过永久息债，它们可能以最轻微的增税，逐年筹得最大的款。在一大帝国中，住在首都的人，以及住在远隔战场地带的人，大都不会由战争感到何等不便，反之，他们却可优游安逸地从报纸上读到本国海陆军的功勋，而享其乐。这种享乐，是很可补偿他们战时所纳赋税对平时所纳赋税的小小超过额的损失的。他们通常都不满意和平的恢复，因为，那一来，他们那种享乐，便要中止；并且，战争再继续些时说不定就会实现的征服及国家光荣的无数虚望，也要消灭了。
可是，和平虽然恢复了，在战争中加重的大部分赋税负担，却很少便告解除。那些赋税，都作了战债利息的担保。假若旧税和新税，干支付战债利息及开支政府经常费用外，尚有余剩，此余剩部分，也许会转作偿还债务的减债基金。不过，第一，此减债基金，纵不移作其他用途，一般也远远不够在和平可望其继续的期间内，偿付全部战债；第二，这基金几乎都被移用于其他目的。
征收新税的唯一目的，就是在于偿付以此为担保的借款的利息。若有余剩，那余剩的部分，大概都是出乎意料或计划之外的，所以很少有很大的数额。减债基金的产生，通常都是由于以后应付利息减少，而很少由于收到的税额，超过应付利息或年金的数额。1655年的荷兰减债基金，1685年教皇领地的减债基金，通由利息减少而形成，所以，以这种基金偿还债务，往往不足。
当国家升平无事，而有种种特别开支的必要时，政府每觉开征新税，不若挪用减债基金来得便利。不论开征任何新税，人民都会感到多少的痛苦，因而引起怨声，引起反对。课税的种类愈繁多，已课的各税愈加重，人民对于任何新税的怨声必愈嚣然，于是另课新税或加重旧税，就益形困难。至于暂时停止偿还债务，人民是不会马上感到痛苦的，因此也不致引起怨言，也不致引起不平之鸣。所以，挪用减债基金，常为摆脱目前困难的显然容易的方策。可是，公债所积愈多，研究如何缩减公债愈成为必要，而滥用减债基金，就愈危险、愈会导致毁灭。公债减少的可能性愈少，挪用减债基金来应付平时种种特别开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愈大。当一国国民已负担过度的赋税，除非迫于新的战争，除非为报国仇，除非为救国难，人民是不能再忍受新税的课征的。所以减债基金，常不免于滥用。
英国自最初仰赖永久息债法那种破坏性方策以来，平时公债的减少，从来没和战时公债的增加相称。现时存在的巨额公债，大部分还是起源于从1688年开始并于1697年由里斯韦克条约结束的那一次战争。
1697年12月31日，英国的长短期公债，计达二千一百五十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二镑十三先令八便士半。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由于短期预支，有一部分是以终身年金借入。所以不到四年，即在1701年12月31日以前，一部分就偿还了，一部分又归于国库，其额达五百一十二万一千零四十一镑十二先令四分之三便士。在如此短期内，偿还了如此多公债，实为前所未有。所以当时所余的公债，就不过一千六百三十九万四千七百零一镑一先令七又四分之一便士。
在那次起于1702年而终于乌特勒克特条约的战争中，公债益形增大起来。1714年12月31日，公债数额计达五千三百六十八万一千零七十六镑五先令六又十二分之一便士。应募南海公司基金，又使公债增加。在1722年12月31日，公债数额达到五千五百二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八镑一先令三又六分之五便士。1723年起开始还债，但非常缓慢，到1739年12月31日，即在十七年太平无事的岁月中，所偿还公债，总共只八百三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四镑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那一年末，公债余额，还有四千六百九十五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镑三先令四又十二分之七便士。
1739年发端的西班牙战争，和紧接西班牙战争而起的法兰西战争，使公债益形加多。1748年12月31日，即该战争以埃·拉·查帕尔条约结束之后，公债数额已达七千八百二十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三镑一先令十又四分之一便士。上述十七年太平无事岁月中的公债偿还颇，不过八百三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四镑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然而未满九年的战争所增加的公债额，却为三千一百三十三万八千六百八十九镑十八先令六又六分之一便士。
在佩兰主政的时候，公债利息由百分之四减低至百分之三，于是减债基金增加，偿还了某一部分公债。1755年即最近战争勃发以前，英国长期公债为七千二百二十八万九千六百七十三镑。1763年1月5日，即媾结和约时，长期公债达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三千三百三十六镑八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尚有无担保公债一千三百九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九镑二先令二便士。但是，由战争引起的费用，并不干媾结和约之日，便告终止，所以1764年1月5日，长期公债虽已增至一亿二千九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八十九镑十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就中一部分为新公债，一部分则为由无担保公债改成的长期公债），但根据一位博识著者所著的《英国商业及财政的考察》，该年度及次年度，还剩有九百九十七万五千零十七镑十二先令二又四十四分之十五便士的无担保公债。因此，据同一著者所述，在1764年，英国所有公债（包括长期公债及无担保公债）达到一亿三千九百五十一万六千八百零七镑二先令四便士。此外，授与1757年新公债应募者作为奖金的终身年金，按相当于十四年年金估计，约为四十七万二千五百镑；授与1761年及1762年新公债应募者作为奖金的长期年金按相当于二十七年半年金估计，约为六百八十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五镑。以佩兰对国事的慎重与忠心，经七年太平无事的岁月，尚不能偿还六百万镑旧债，但在大约相同时间的战争中，却举借了七千五百万镑以上的新公债。
1775年1月5日，英国长期公债为一亿二千四百九十九万六千零八十六镑一先令六又四分之一便士，无担保公债，除去一大笔皇室费债务后，为四百一十五万零二百三十六镑三先令十一又八分之七便士，两者合计共为一亿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二镑五先令六便士。依此计算，在太平无事的十七年间所偿还的债务，仅及一千零四十一万五千四百七十四镑十六先令九又八分之七便士。然而，就是这么小的公债减少额，尚非全由国家经常收入的节余偿还的，有许多是以与国家经常收入全不相涉的外来款项偿还的。例如三年内对土地税每镑增加～先令的税款若干镑，东印度公司为获得新地区缴纳国家的赔偿金二百万镑，以及英格兰银行为更换特许状缴纳的十一万镑，都应算入此外来款项。他如由最近战争产生的若干款项，理应视为此次战费的扣除额，所以亦须附加在这外来的款项。主要如下：
L S． d法国战利品收入…………… 690，449 18 9法国俘虏赔偿金…………… 670，000 0 0由割让各岛而得的代价…… 95，500 O 0合计…………………… 1，455，949 18 9
假若在这个金额上，加入查特姆伯爵及克尔克拉弗特所推算的余额，其他同类军费的节余，以及上述从银行、从东印度公司、从增加土地税所得的三项款项，其总额一定要大大超过五百万镑以上。因此，战争终结以后，由国家经常收入节余所偿还之公债，平均起来，每年尚未达到五十万镑。由于一部分公债的偿还，由干一部分终身年金的满期，由于由百分之四降至百分之三的利息的低减，和平以后，减债基金无疑是大大增加了；假若一直和平下去，现在说不定每年可以由那基金抽出一百万镑来偿还公债，而在去年就是偿还了一百万镑的。但是，皇室费的大债务，尚延而未付，而我们现在又要卷入新的战争中，这战争发展起来，其费用也许要和以前历次战争同样浩大。在这新战争告终以前所不免举借的新债，说不定要等于国家由经常收入节约所偿还的全部旧债。因此，想由现在国家经常收入节约所得，偿还所有的公债，简直是一种幻想了。
据某著者主张：欧洲各债务国的公债，特别是英国的公债，是国内其他资本以外的另一个大资本；有这个资本，商业的扩展，制造业的发展，土地的开垦和改良，比较单靠其他资本所能成就的要大得多。可是，主张此说的著者，没有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就一般而论，政府在借入那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费了，无望其将来能再生产什么。固然，贷出资本的债权者，往往不仅仅收到了和该资本等价的公债年金，这年金无疑会偿还他们的资本，使他们能进行和从前一样或更大规模的实业或贸易，就是说，他们可卖出此年金，或以此年金作担保借款，向他人取得或借入等于或多于他们所贷与政府的资本的新资本。但是，他们象这样由他人取得或借入的新资本，以前一定是存在这国家中，并且与其他资本同样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一旦转入国家债权者手中时，虽然从某一方面来看，对这些债权者是新资本，但对该国家并不是新资本，那不过是由某种用途抽去转作其他用途的资本罢了。所以，就他们私人说，其贷与政府的资本，虽有所取偿，但就整个国家说，却无所取偿。如果他们不把这资本贷与政府，那国家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或年生产物，就有两份而不只一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