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张耀曾一笔带过地说了一句，“沈淇泉先生来谈衡山事。”12月4日的日记中，关于沈钧儒案是这样的：“午，至事务所，知衡山有话传出，望余前往一谈。午后三时，往公安局。问门者，则衡山等已于二时解往苏州矣。归至事务所，沈定九、汝兼及陈志皋均来谈衡山事，决请志皋、汝兼往苏省视。”就在这一天，国民党当局命令将沈钧儒等人押往苏州高等法院的看守所。

沈钧儒在12月5日写给汝兼的信中，讲述了他们解往苏州的详细经过：“昨日饭后，黄科长即来关照，即须移送苏高等法院，大家即刻打叠行李，汽车来（一时半）即行，约四时半抵苏。”

张耀曾在4日的日记中提及的“决请志皋、汝兼往苏省视”，在实际去的时候换成了是沈钧儒的次子沈诚。推算时间，应该是在5、6两日。有12月7日沈钧儒给沈谦（沈钧儒的长子）的信为证：“杏弟（即沈诚，笔者注）来，各物均已收到……闻镕西老伯即可来，至慰。余再布”。这“镕西老伯”即张耀曾，镕西是他的字。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在12月4日的商议中，张耀曾即决定从速前往探视沈钧儒，并由沈谦又告诉沈诚，沈诚在探视老爹的时候告诉了沈钧儒。“至慰”，我们可以想见沈钧儒当时的心情。

但是张耀曾并没能去，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直到1937年1月2日，张耀曾的日记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1月2日~13日的日记也是2月6日补记的，且只有短短百十字。在1月31日补记12月8日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12月8日后他生了一场大病，似乎到3月8日的时候，依然“各痛稍减，早脉七十六”。不管是因为张耀曾的病情耽误了记日记，还是编者在辑录时做了删减，这段时间关于沈钧儒案只字未提。

倒是在沈钧儒的家信中以及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我们可以略微看出一些端倪——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的被捕之爱国领袖。”当时，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陈果夫、陈立夫叫嚣要把“七君子”拉出去枪毙。据说当时冯玉祥提醒二陈：“我们也有人在人家手里，不怕报复么？”就这样，“七君子”暂时幸免于难，但国民党当局依然以“七君子”勾结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为由，自12月14日起宣布禁止他们接见任何人。在12月16日沈钧儒给沈谦的信中，关于张耀曾他这样提了一句：“停止接见，想已告知，……张镕西及褚慧僧老伯必甚念我，……均须代我问好，并告以近状。”

12月18日沈钧儒给沈谦、沈诚的信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此时也已知道了张耀曾生病的消息，还问“镕西先生已愈否？”等语。

沈钧儒私人记录的 “七君子”事件(4)

1937年1月2日给沈谦的信中，嘱托其将近日时局情况来信告诉，但“万不能写信直接寄来的（曾有信被扣过），最好寄给李印泉先生。地址如忘记，可问镕西先生。”这李印泉即李根源，与张耀曾相交多年，私交甚笃。

在1月25日给沈谦等的信中，沈钧儒写到，“二儿要找的事，是否是技正。铁道部的事，不知是何人的线索，张公权处大儿可以找钱新之先生，部长处秘书金候城君亦我熟人，大儿可找镕西先生商量商量，看能否写信，试一试看何如”。其时沈诚系西安市政建设委员会工作，时局纷繁，沈想调往铁道部。两天后的信中沈钧儒同样追问此事，“杏西行如何决定，我前信说办法是否可行，曾访新之、镕西两先生否，均以为念”。

按照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正常的侦察应该在1937年2月4日前结束，但是如果证据仍然不足的话还可以申请延长2个月，否则犯罪嫌疑人只能无罪释放。“七君子”即遭遇了“但书”所规定情形，他们于2月3日前后“接到法院裁定，又展长二个月”，尽管沈钧儒一再向儿子们声明，“这是一种法律手续，没有关系，不要不放心。”但是，这样的话公开审理的时间，至少可以被拖延到4月4日之后。

在看守所外面，各界声援“七君子”的运动亦是波澜壮阔。北平文教界的李达、许寿裳、许德珩等107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呼吁释放“七君子”；北平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也罢课声援，并组织请愿团赴南京；在国际上，旅美华侨柳无垢、陈其瑗、刘维炽、冀朝鼎等三百多人也发表《为营救抗日救国七先生告海外###》；国际上知名的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人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这些声援显然给国民政府构成了压力。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在解决西安事变时声明要释放救国会“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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