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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这是的确是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虽然说，我这个人研究历史，或者说琢磨历史，没有科班出身的人那么多界限。经常在晚清和民国之间跳来跳去，东捞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条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家法，也就没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对于五四，我却一直没有热情，相关的史料也摸过一点，但兴趣就是提不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一个成见，认为五四跟太平天国一样，下手的人太多，大鱼早都捞没了。
事情的转机在2005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学期的课，每周一次，时间空得很，因此跟那里的有关人士混得很熟，包括杂志的编辑黎耀强先生。等我回大陆之后，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不知怎么想起要找写五四的稿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劝诱我写五四。我说，你就是喜欢在大陆找人，大陆史学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几个，怎么会找到我的头上？他说，别的人路数我都熟悉，能写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可以估计出来，唯独你可以写个跟别人笔下不一样的五四出来。这么一来二去，人都是喜欢被恭维的，慢慢就动了心，开始认真摸这方面的研究，摸史料。摸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别看五四研究者甚众，著述甚伙，但打周策纵、彭明起，大家关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后就是文学，说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几位。即使写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纵和彭明，也较少涉及这场政治运动的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台湾的吕芳上，谈到了五四跟国民党的关系。但是，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www@
所以，我兴趣来了，感觉还是有空子可钻，有鱼可捞的。
等到我下决心，真刀实枪开始钻空子或者说捞鱼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光资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还好，一些喜欢历史的学生，帮了我不少的忙。但真正操练，还是得你自己，一点点做。心情时好时坏，干劲时小时大。就这样，陆陆续续做了4年，直到2009年岁末，才初步有了眉目。
这期间，经历了五四运动90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热，好在民间还是小热了一回。大概有些热心人痛感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传统主义者要回归传统，制礼作乐，自由主义者要寻找历史资源，建构中国式的宪政理论。大家回顾历史，翻库倒货，把坏账都算在了五四头上。我正在看这方面的史料，虽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现在的文化状况，其实赖不到多少在五四头上。余英时先生说过，他跟陈独秀和胡适先生是同乡，“并且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我在离陈独秀的出生地只有六七英里远的一个小村住了八年。陈独秀我只听说过一次，哪是指责他——后来我发现这指责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我也曾在邻县桐城住了一年，桐城派文学已遭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们，特别是钱玄同批判，但在那里我仍被鼓励用古文写散文和诗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阳这些大城市，我才开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论的影响。在战后的几年，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偶像崇拜的反传统主义都没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经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多大。”其实，多少了解一点五四以后的历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或者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其实不是通过五四，而是通过后来的革命发生的作用。但这种革命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说，即使没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样有这样的结果。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延伸到落后国家，是一种趋势，很多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运动的国家，一样发生了革命。五四对于后来的革命，仅仅是说部分地催生出一点“左倾”的意向，即使这个意向，也受到另一种意向，全盘西化的平衡。最终革命闹起来，而且成功，中间有着太多的因素，五四这根火柴跟后面的燎原大火之间，不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不管怎么说，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已经通过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从结构上改变了。最大的变化是，知书达理的精英，几乎被扫荡干净，剩余的也斯文扫地。让1949年前的余英时先生写古文的农村环境，如果不能说完全荡然无存，也所存无几。中国社会，读过“老书”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很多地方，可以说是孑孓无存。严格地讲，尽管五四后白话文的教育开始推行，但1949年之前受教育的人，还都是读过老书的。令传统真正失落的，还是革命和后来的政治运动。
当然，尽管在有些人后来看来，五四运动尽管作为政治事件，对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干扰，但这场政治运动，对于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其实相当的大。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反对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喜欢，但毕竟是一场没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戏。只是到了运动之后，这场文化运动声音才被放大出来。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才成了气候。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白话文被学校接受。中国的大学，也就是在五四之后，才真正像个样子。西式的学科分类体系，五四之后，才算真正在中国扎根。五四运动过后，当时中国的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都曾担心获得胜利的学生，会因此而心浮气躁，荒废了学业，转而投身政治。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学生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小，20世纪中国的革命家，无论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回到了书斋，或者回到的正常生活的轨道。中国的大学，因为这些追求学问的人，沿着蔡元培开创改革的道路，越走越远，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无论梅贻琦还是蒋梦麟还是张伯苓，甚至黄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实论教育的创新和实践，贡献都比蔡元培的贡献要大得多。
说也奇怪，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此前在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学生，就会自动放弃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货，将不肯服从的商人的自由剥夺，逼他们交出货物，不服从则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并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一个是小我，一个是大我，后者事关民族大义。运动过后，一部分从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实际上是基于新文化运动同样的理由，全盘接受另一种西化——革命的西化。
五四之后的中国政局，西化和激进，成了主基调。即使国民党上台，一个不喜欢五四的半传统主义者蒋介石当家，这个趋势也没有停止。袭承打倒孔家店传统的学生，在孔府门前大言孔子的糗事，孔家人告状告到蒋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没有把支持演戏的曲阜师范的校长怎么样了。受到行政院长汪精卫支持的卫生部长，居然下令废止中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吁落在实处。逼得全国的中医团结一致，闹起来一场大的群众运动，才算让卫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医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况。学界的传统主义者，陈寅恪、钱穆、马一浮等人，靠着自身的学问，和国府中蒋介石的支持，才在国学的名目下挣得了一席之地。但就总体而言，学界的天下，依然西风猎猎，包括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化。只是，即使最激进的西化论者，也没法在学术和教学过程中，真的把传统抛弃。
这样的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其实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当年新文学的健将，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在国民党的台湾，五四的地位很低，没什么纪念，但那里五四的新传统却还在。当然，五四之前的老传统，也在。现在的人们动辄谈论台湾的雷震的遭遇，欷歔不已。但是试想一下，这个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陆，命运将会怎样？
五四运动的发生，国人委实有点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日本的乘虚而入，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一战，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但是，恰因为这空头的胜利，让国人兴奋不已，结果到了巴黎开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原来的那块砧板上的肉。所谓战胜国，无非担了空名。由热及冷的落差，引起国人的大愤怒。自我检讨的结果，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过——当然，的确也有可罪之处。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因此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
在民族主义的喧嚣面前，运动走向胜利，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几位留学日本的文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喧嚣，也导致了舆论和青年向左转。就那么巧，运动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这边苏维埃俄国站稳了脚跟，想要寻求突破，打破孤立，于是接连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称要放弃一切在华特权，而且要把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去的一切还给中国。这样令国人喜出望外的宣言，跟巴黎和会上的屈辱，恰好形成过于鲜明的对照。连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孙中山、陈炯明甚至吴佩孚都一时难以抵挡诱惑，更何况一腔委屈的青年学生？五四过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停下脚步，出于群众运动的缘故，转向了社会改造。我们看到，无论教授还是学生，大家都在面向下层。教授做俗文化、底层文化的研究。而学生则从平民演讲，走到平民夜校。进而进行社会改造的实验，引进新村主义，办工读互助团，甚至给自己设计一个乌托邦的菜园子。这样的尝试，不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辈的引导，而且连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给予支持。
就这样，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也可以说，即便如此，五四本身，却没什么过错，说到底，自古以来，只要国家有了这样危难，学生都会这样做的。五四人的榜样，就是北宋末年起来抗争的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的领袖陈东，经常被五四青年在游行的时候抬出来自况。他们的精神，古代时称之为什么，实在不好说，而在五四时期和现在，人们称之为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个有魅力的东西，不仅军阀的政争，谁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谁就胜利，就连后来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推行共产主义革命，民族主义也是契机和动力。尽管在欧洲，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祖国的。可是在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最终，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造的结合，生出的，居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红色革命。
当然，我的五四研究，也有很大的遗憾。五四期间上海十几万工人的罢工，我明知道不是由于学生鼓动的结果。而且，我还看到许多学生劝说工人不要罢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响在沪的西方人生活的电车、电话电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是学生特别不希望的。虽然，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上海的帮会正在分化整合过程中，但是上海的工人，却基本上很少有不在帮的。上海的工人有地域之分，有层次之分，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帮，虽然分属各个不同的帮伙，但不在帮就很难立足。事实上，五四之后，中共开展工人运动，还是得借助帮会的帮助，否则工作就难以开展。我也在五四期间筹备工会的露脸名单上，看到了诸如闻兰亭、卢达夫、刘聘卿这样的知名帮会中人的名字。也在后来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这些“工人团体”中发现后来露脸的何长发、王小福以及陆兰亭、杨金荣、汪根生、李桂标这样一些帮会中人的名字。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名字相同的人就是帮会里同姓名的人。尽管看上去近在咫尺，但就是差那么一点。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当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在上海，跟这些工人团体有过接触。其中我提到的中华工业协会，他还在里面做过短时间的总干事。他说，这个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时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因同帮的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如果这些大名头的工人组织，是帮会办的，那么，这些组织应该只是些招幌，真正组织动员工人机制是什么？帮会在罢工中是怎样工作的？海外汉学著作中，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好些罢工，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背后的组织者，也是杜月笙。那么，当初五四的罢工，是不是就是此后一系列罢工的预演？
我也知道，帮会尽管属于第三社会，但却一直热衷于洗白自己。不仅在经营产业方面洗，在政治上也洗。在历次涉及民族大义的场合，一向都有不错的表现。五四之后的五卅运动，“一·二八”抗战，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淞沪抗战，无役不从。曹汝霖自己回忆，在五四之后，他去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青帮三巨头见了他，但却把他带来的警卫的四支好枪给吞了。可见有意刁难。在帮会请人写的中，开首就是“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帮会这样做，肯定有他们的强大的动机。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唯有民国时期，帮会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只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帮会，还是有黑社会的背景，干点露脸的好事，尤其是争民族大义的好事，对他们有极大的加持作用。
不管怎么说，帮会跟五四上海罢工的关系，我没有弄清楚，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问题，希望以后的年轻学人们，会有兴趣做这个题目。
写五四跟我此前若干所谓的学术专著一样，我都是希望写成一个散文体的东西。历史研究不比别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价值。即使没有这样的追求，让现在的我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写一些特别学术的文字，如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肯定是不干的。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没有按学界的惯例，先来学术史爬梳，再写研究思路，然后再理论预设。我就是一个事一个事地写下来了，说完这个说那个，虽然里面有个线索和脉络，但外表看，就是一个一个的事。为了跟我以往的历史文化随笔相区别，我加了注释，以示言有所本。其实，我的随笔也一样言有所本，断没有这个胆量胡说乱道。但是，我只是个学界的小人物，写随笔，随便一点也就罢了，这本书从开始我就是按学术书来写的，所以，非加注释不可。说白了，就是让注释给我做个证明，说明我没有乱说。我也知道，这样写，也许两面不讨好，学界认为我胡闹，而一般的阅读界又觉得过于啰嗦。但以我现在的心境，也只能这样了。知我罪我，大家自便。
只是，写完这本小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或者说经验，千万不要认为什么领域已经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历史更是如此。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功夫捞，总能捞到点什么。
#第一幕：斑驳的武人背影
山东和青岛问题
青岛，一个好美的海滨城市。事实上，在中国的北方，没有一个港口比它更优良，也没有一座城市比它更美。可是，这座美丽的城市，曾经却是中国的一块心腹的隐疾，一个碰不得的隐痛，一发作，举国为之震颤。从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就是青岛这块隐疾的一次大发作。
当中国人被海上来的西方人拖着进入海洋时代的时候，青岛还是个小小的渔村，这个小渔村所在的胶州湾，作为中国北方最优良的港口，并没有进入当政者的视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看中的是它北面的约百里之遥的刘公岛。不过，在甲午战前的1891年，对海岸日益重视的国人，还是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总兵，移驻胶澳，建了一个兵营。可惜，这个据点的中国军队，在不久到来的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战后，当1898年德国人看上这块地方之后，处在战后惊弓之鸟境地的中国政府，一枪没放，就把这块宝地，中国北方的最佳良港，让给了德国人。从此，德国人，在中国首都柔软的腹下，有了一点、一线，一点是青岛，一线是他们自行修建的胶济铁路。www@
德国占据青岛，将中国的腹地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相较此前英国和法国人数次军事行动，属于更加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实施。德国人是欧洲列强中的后来者，当它崛起的时候，地球上天空下的陆地空间，已经不多了。因此，当德国皇帝转向东方，注视中国的时候，选择了用直接而粗暴的手段，在中国的腹地，打下一颗钉子，以便在将来的瓜分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青岛和胶州湾，虽然在条约上说是说租借，99年的期限，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永久吞并的一个比较温柔的过渡。德皇威廉二世在欢送出征的海军致词的时候，很是赤祼祼，他说：“愿每一个至那辽远地带的人都能知道，德国的天使长已经把德国鹰徽的盾牌牢固地树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便永远给予一切要求保护的人以保护。”从这个意义上，把德国人抢占青岛，视为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始，当然是有道理的。青岛，或者说山东问题，从德国人把它制造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牵动国人生死存亡之念的心腹之患，成为最刺激中国人神经的一个敏感的软肋。
16年后，刺激中国人的，又换成了对中国人更不友善，而且更加看不起中国人但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以为已经消化掉了甲午战争猎物的日本，感到机会来了。在日本人看来，欧洲列强打成一团，实在是日本国运的一个“天佑”之机。日本很快就借口英日同盟，加入协约国阵营，瞄准的是德国占据的胶州湾，但打的却是独占中国的主意。首选的目标，就是青岛，且聚集重兵，要从德国人手中抢下青岛。显然，对于孤悬海外，被英国人封锁在孤岛里，而兵微将寡的德国人来说，面对5万多日英联军，不足1万人的守军，又多为海军，不仅陆战经验少，连陆战武器都不足。战事的胜败，不问可知，德奥同盟跟协约国争的是欧洲，对原本就势单力薄的远东，没有多少期待。面对汹汹而来的日本人，即使心高气傲的德皇也只是期望他的守军，能多坚持几天就多坚持几天，实在不行，大可以体面地投降。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把用利爪抓着自己软腹的那只德国鹰，换成近在咫尺的日本狼，无疑更是危险，两害相权，倒宁可德国人不走。一个美国记者曾经问当时中国著名的外交官施肇基：“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日本人占据山东，而对德国人占据山东却好像没有什么意见？”施肇基回答说：“德国人是建设的，日本人是破坏的。”“德国人遵守条约规定，日本人不遵守条约规定，因此逐渐地把力量扩展到山东全省。”因此，在战事初开的时候，即使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迟迟不肯仿照日俄战争的旧例，把山东划为战区，严守“中立”。当时身为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还应德国驻华武官之请，冒很大的风险，偷偷给缺乏陆战枪械的德国青岛守军，送去了两千支带着子弹的步枪。中国政府对在华的德奥军人向青岛集中，睁眼闭眼，听之任之。
虽说普鲁士的陆军天下独步，但此时青岛的守军却多为海军，以及后勤和后备役人员，在战前，青岛守军跟德国本土的补给就已经中断，国内的支援显然指望不上，即使急来抱佛脚，德国当局紧急把当时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军事人员都集中到青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德国海军虽然说不上很糟，但用于陆地上打仗，显然力不从心，连武器都不凑手，得从中国人手里商借。这样一支杂凑起来不足万人的守军，在日英联军5万多人的围攻下，表现还算不错，居然守了两个月。最后实在守不住了，1914年11月14日，德国守军举白旗投降了。
青岛是中国的领土，但日本和德国争青岛，谁都没把中国当回事，就跟晚清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开战一样。在丛林时代，弱国不仅无外交，无地位，而且就是强国争斗中的鱼肉。中国自从甲午败给日本，在这个丛林世界里就变得很不值钱了，经过庚子义和团一闹，就愈发贬值，虽然没有变成哪个国家的殖民地，但实际地位在某些方面比殖民地还不如。一个首都周围都驻扎外国军队的国家，一个主要财政收入的关税和盐税都要用来支付赔款的国家，其“主权”还剩下来什么，在国际事务中还能有多少分量，可想而知。用美国人马士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国家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数的属性的地步”。这种状况，尽管经过国体的变更，在制度上大步向西方靠拢，也没有多大改善，显然，人家不看这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并为此根据国际公法，特地公布24条中立条规。第一条就说：“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如有违反，则“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并约束扣留至战事完毕之时为止”，书生气十足。谁都知道，就当时的中国，对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违反条规，都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制止扣押人家的军事人员。因此，这是一个照国际法抄出来的官样文章，但即使官样文章，也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某种心愿。因为，之所以如此这般说起来，心里担心的其实是青岛和山东。就像老太太烧香一样，有用没用，祷告几句，也是个安慰。
可惜，这种祷告，列强根本不加理会，不过中国人却不能没有期待。为了让自己的祷告多少有几分效果，中国政府还向日美两国，提出由中、美、日三国联合向欧战双方提出建议，把战争限制在欧洲，从而确保东亚和平。当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本方面提出这个建议时，当即遭到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隈断然拒绝，不仅拒绝，而且明白告诉中国人，日本肯定要跟青岛的德国人有一战。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幡，还打上门来，到中国外交部兴师问罪，说是这等提议，为何中国不跟日本商量，直接就跟美国人提出，云云。结结实实地给了祷告做梦的中国政府，一个巴掌，直截了当，一点起码的面子都没给。
由于有日本的趁火打劫，本来就势单力薄的德国和奥匈，就更加显底气不足。因此，感到对中国有所求的德国人，对中国人突然客气了许多，一面强迫住在青岛的中国人给他们修工事，一面却放出风来，说要把青岛归还给中国——反正也保不住，不如送个便宜的人情。这个风，引得日本人火冒三丈，连忙对中国施加压力，说是如此这般，中国定会有“重大危险”，云云。当然，中国人也知道，德国放这个风，无非是火烧眉毛之际的权宜之计，拿中国来为自家挡枪子。因此，也就没敢接这个茬。
接下来，日本人开始安排战事了。在日本人的作战计划中，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因素，直到大兵在山东龙口登陆，才由日本公使告知中国政府，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划出战区，供他们的蹂躏。袁世凯紧急召集政府会议，据顾维钧回忆，会上几个留学英美的专家，都认为根据国际公法，日本此举，属于侵害中立国权益的侵略行为，但陆军总长段祺瑞告诉袁世凯，目前中国军队的状况，只能抵抗日军48小时。于是，踌躇半晌，袁世凯只好答应日本的要求，按照日军的进军路线，将龙口莱州湾和胶州湾一带划为战区。唯一提出的一点可怜的补充是说，由于胶济铁路是德华共有，而且铁路上没有德军，所以铁路由中国方面照管保护即可，要求日军不要越出战区边界，接管铁路。但是，日本根本连理都不理，估计连照会都没工夫看。日军自潍县而青州，而济南，出兵将胶济铁路全线占领接管，所过之处强征粮草，杀伤人命，占领警局，擅发军用票，在平度的日军还贴出布告：“一，妨碍我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切断电线或倾损者处斩；三，拘送该犯或指明告密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一人之犯，该村人民尽处斩刑。”虽然，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我们毕竟没有见到当年日军布告的原件，只有山东地方的报告，这种动辄要屠村的宣示，也许有地方上添油加醋的成分。即便是添油加醋，也反映了日本人的强横和中国人的某种惊恐，某种特别的担心。其实，话说回来，自甲午以来，一直特别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皇军”，即使没有把中国作为敌手，做出点过分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德国抢占青岛和胶济线，已经做得相当的强横，而日本的攘夺，更是变本加厉。只是他们的强横霸蛮，都对着中国。两个强盗之间的争夺，使得中国人的青岛之痛，又加剧了几分。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是一个已经割去了台湾、控制了南满和福建的强邻，由这个强邻占据中国的腹地山东，显然，更令中国人感到害怕。更何况，当初中国政府跟德国人已经草签了胶济路的延长线，高徐和济顺路的修筑权，如果这两项路权也一并为日本“继承”，那么，在中国人看来，不劳日本出手逐鹿中原，中原就已经属于他们了。需要一提的是，五四运动的两个前台人物，曹汝霖和陆宗舆在这个过程中，都露面了，陆时为驻日公使，而曹则是负责对日交涉的外务部次长。在多年整理中日交涉史料的记者王芸生看来，至少，在对日交涉中，他们两个都过分地软弱。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日军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在山东的行动，越来越感到恐慌。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友好国家的使节，因此中国各地向我送来大批请愿书和声明，这使我了解到这种忧虑是多么的普遍。这些抗议声明中，有一些是请愿者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五四运动期间学生编的小册子上，是这样写的：
青岛形如拱璧，海水环其中，四时均可出入船舰，为最良之军港。东与朝鲜隔海相望，南有段派新订之高徐路约，可胁苏皖。西有胶济铁道，扼津浦路之腰脊；又与日人订立济顺路约，将来更可横贯北部，制京汉路之死命。北则按约有烟潍铁道，烟台与旅顺相接，旅顺乃日本海军重要根据地，一旦有事，可以直封渤海海口，而北京成死囚，南北之气脉断矣。故青岛之被占于日本，与被占于德国，其祸害之相较，不可以以道里计。德人虽狡焉思逞，然欧亚悬绝数万里，军事之布置接济，终不易易。日人则与我隔一衣带水，素抱大亚细亚政策，久有吞并我国野心，且欲移都朝鲜以临我，若再据青岛，握我山东，入我堂奥，直心腹大患，其危险实万倍于德。故曰，青岛亡，中国必亡。
应该说，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国人对于日本占据青岛和山东的极大的焦虑之情。
但是，占据山东和青岛，仅仅日本行动的第一步，更大的阴谋，还在后面。一战对于日本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当时日本朝野的共识，是他们所谓的“天佑”之机。所谓机会，其实也就是体现在如何扩张日本在中国的势力上。关于这一点，日本很多股势力，都有很多想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日本政界很有势力的黑龙会，在1914年10月提出的一份解决中国问题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他们提出跟中国建立所谓同盟关系的十项条款，后来的二十一条的内容，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比较特别的是，备忘录认为还应该在中国建立一个跟日本政体类似的君主共和制政体，未来的中国君主可以考虑在清废帝溥仪、宗社党中人和革命党中选一个。
就这样，山东和青岛问题，牵扯出来令中国人痛彻心脾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及最后的签订，日本表现出来的那种跋扈专横、咄咄逼人，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就范，使得国人的青岛和山东之痛，更加剧烈。
二十一条
1914年对于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好年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生产停顿，军需增加，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发展的机会。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制度动力，终于在此时使上了力气，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状况趋于好转。在政治上，袁世凯扫平国民党之后，经过1年多的整顿，虽然在政敌来看，政治独裁色彩加浓了很多，国会停摆，民主失踪，袁世凯的权力，几近于皇帝。但是政局却稳定下来，从新政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变革，正在稳步进行，司法和文官制度改革，逐渐走向正规，至少规章已经定出来了。整个局面，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国是初定”。唯一的阴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刚刚进入1915年，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变成满天的黑云，回国述职回来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径直见了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严格地说，就是要跟中国新签一个中日关系的条约。这条约共有五号，二十一款，因此人称二十一条。其内容，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一，要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具有特权，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这些地区，中国政府在此地区如有任何涉外举措，必须事先跟日本商议；上述地区需聘日本顾问。三，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国的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许让与和租借他国。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款，即所谓第五号，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www@
二十一条，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从条文上看，的确名副其实。别的不讲，单就条款提出的口气，就好像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样，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要这个，要那个，都直截了当命令式的，似乎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跟你商量的意思。
最先看到二十一条的中国人，是袁世凯。这样一个要将中国一口吞下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在日本方面，仅仅把他们的公使召回国内，然后由返任的公使日置益晋见中国国家元首，直接把文件递给袁世凯，连个特使都不屑于派。这种违反外交常规之举，跟二十一条的条文口吻一样，体现了当时的日本对中国的极度轻蔑和蛮横霸道。拿到文件，一夜没有睡觉的袁世凯，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逐条批阅。兹事体大，第二天一早，找来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一起商议。一夜未眠的袁世凯，看来一点都不糊涂，他明白，这二十一条，是日本人想借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机，一口吞掉中国。显然，面对这样赤祼祼的威胁，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只是安排外务部跟日本周旋，只是特意交代，第五号万万不能答应，最好连谈都不要谈。
这个“以朝鲜视我”的第五号，按曹汝霖回忆，当时日本方面就明确告知属于“希望条款”，意思是不一定非要坚持的。但据王芸生的研究，其实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提出之际，并没有言明第五号的性质，整个的交涉过程中，“始终逼迫中国承认”。曹汝霖亲自拟定的二十一条交涉对策“说帖”上，仅仅提到第五号在文字形式上，与其他各条有异，并未指明这是所谓“希望条款”。直到当年的2月9日，在曹汝霖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里，才说到据俄国公使的密告，日本政府告知俄国，第五号实系“劝告性质”。可见，在交涉的当时，日本实际上是希望强逼中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全部接受的，只是为了留有退路，才预留了字体形式上的一点不同。
看当时谈判的记录，整个二十一条的中日谈判过程，就中国方面而言，感觉所有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以拖待变。在每一个细节上，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都和颜悦色地跟日本人纠缠，尽量把话题扯远，让问题复杂化。据顾维钧回忆，为了更好地贯彻“拖”字方针，陆徵祥还想出了若干“小招”。比如减少会谈次数，日本人要求每周谈五次，陆说只能谈一次，因为他的事务繁忙，还要处理跟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还要参加内阁会议，等等，最后实在抗不住日本方面的压力，每周谈三次。但每次会谈，陆徵祥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两个小时的会谈，例由东道主先说话，每次开场白之后，陆徵祥都让仆人献茶，于是进入茶歇阶段，上茶，上点心。他自己带头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呷，一杯茶半晌也下不去，日本人生气，他赔笑脸，慢呷如故。总之是能拖就拖，拖一分钟是一分钟。
中国人的另一个招数，就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消息传布出去，让英美知道，借英美的力量，抵制日本人的“独吞”，这属于传统的“以夷制夷”老法子。这种法子，由于在清末用得太多，事先日本人就有所预防，在交涉伊始，就“非常认真”地要求中国政府方面，对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严格保密，威胁一旦消息走漏，后果将非常严重。为了防止消息走漏，日本代表甚至非常强硬地坚持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带一个秘书，因为当时的外交总长为孙宝琦，次长为曹汝霖，一个是前清官僚，一个是留日学生，向有亲日之名。顾维钧认为，这意味着把中国方面有英美背景的人员排除在外，无法参加谈判。然而，袁世凯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交涉开始之前，就把外务总长换成了欧美背景的陆徵祥，而陆徵祥在每次会谈之后，都会在外务部召开小型会议，时任外务部参事的顾维钧，因此得以随时了解谈判的动向。
顾维钧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跟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有着密切的交往。据他自己说，在征得总统和总长同意的情况下，每次在外务部开完会之后，当晚，最迟第二天，他就会把情况通报给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芮恩施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话表明，美国人在了解谈判进程方面具有主动性：“当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风闻后，便立刻提醒中国人：由于正在讨论的问题密切影响到美国在华的权利，我必须了解全部情况，以便我的政府按照有关中国独立的条约和协议，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维护它的利益。中国人当然是满口答应照我的要求办的。我同中国内阁成员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并不限于正式的会见和宴会。我们曾多次相互拜访，免掉了种种官场客套，谈至深夜。”
保不住密的中国人，这一次把自己的“毛病”当成了武器，发挥到了极致。尽管日本人再三施加压力，严重警告中国人不许对外走漏消息，但是消息还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世界。据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的电报，日本人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最迟到2月13日，英国有关二十一条的社论就已经出笼。但是，的社论，显然让希冀英国人“主持公道”的中国人失望了，居然半个ρi股坐在日本人一边，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既非苛刻，亦非不公允，且并未侵及中国领土之完全、机会均等，及开放门户各主义”，而且“深信日本之志愿与英国相同，无非欲借此时机以求明定中日间之地位及巩固远东之平和而已”。只是在社论的末尾，半吞半吐地提道，日本所开列的条件，有数款“不免欲将中国归日本保护，此与英国在中国主张门户开放之政策不符”。显然，英国由于正在陷于欧战，而且跟日本有英日同盟的关系，所以，不大可能出来主持公道。2月18日，才有署名文章提出，认为日本的要求，与英日同盟相背，要求将二十一条全文从速公布。日本人当然知道中国人不会真的会为他们保密，在第二次会谈时，他们就发现北京的和上海的外国报纸，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日本代表还为此质问中国代表。只是，中国方面一推六二五，日本人也没辙。
其实，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朱尔典，跟美国公使芮恩施一样，从中日交涉的第一天开始，就知晓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美国公使芮恩施后来回忆说，虽然1月22日他才知道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但不代表他此前一无所知。不过，虽然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这种背后下手的偷偷摸摸的行为，但却显然不打算有所作为。相对而言，英国人的绥靖意图更明显些，正在忙于欧洲战事的英国人，此时显然需要日本这个远东的盟友，不打算为了中国，或者在为中国的枝节利益，得罪日本。只要日本不能独占中国，英国人一切都好商量。英国人在整个交涉过程中，所做的，只是请驻日大使见了一次日本外相，装模作样地“劝说”了一下而已，唯一像样一点的表示，就是在日本最后摊牌的前夕，英国人告知日本方面，“如斥诸强压手段时，应先咨询英国之意见”。相对来说，美国人的态度要积极一点，义愤一点，但也远没有到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的程度。美国公使芮恩施对中国人很有好感，而且在驻华公使中，也属于少见的有正义感的人，不过，他的义愤，也只是义愤而已，除了迭次电告美国总统，中日两边劝说，“亦无善策”。最后，美国政府给中日双方一个照会，说是中日两国的交涉和今后签订的条约，如有损害美国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领土和统治权完整者，“美国政府决不承认”。
在二十一条的交涉期间，有一位在华资深的记者，跟美国公使说：“当我们在这儿欢乐的时候，中国的主权却像一朵云向东方飘去了。朝鲜的戏剧又重演了。”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之后，这朵云，终于快要飘到东京了。5月7日，丧失了耐性的日本人，对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5月9日午后6时为限，作出答复，否则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即武力解决。
第二天，袁世凯把在京所有的有全权和挂名政治头面人物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决策会议。显然，他心里有数，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他而言，只有接受一条路可走，但他不想承受一个“卖国”的罪名，即使要承担，也要大家来做个见证。在会上，参与交涉的人员，详尽地汇报了整个交涉过程，然后袁世凯让大家拿意见。据参加会议的曹汝霖回忆，在会上，后来被人骂为亲日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当即表示应该拒绝签字，力主抵抗。他认为，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美国公使芮恩施也提道，在这个会议上，产生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屈膝投降将意味着国家的崩溃。它将使政府丧失一切权力和公众的支持，而抵抗则将使全国团结起来”。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日本固然可以占领中国大片的领土，但却无法合法拥有这些土地，日本这样做，会遭致世界的谴责，而且，等到欧战结束，欧美列强就会出面干涉。持这种主张的人中，不止段祺瑞一个，时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和总统英文秘书的蔡廷干，也这样主张，宁可跟日本人打游击，也不屈服。这位留美幼童，这位在甲午战争中因受伤被抓到日本的海军将领，当年就以坚贞不屈赢得过日本人的尊重，此时依然强项如旧。不仅如此，在交涉期间，当日本在中国的南满和山东频繁调动军队，为谈判施加压力之际，段祺瑞也暗中调动军队，以至于得到消息的英国公使朱尔典十分担心，双方会擦枪走火。
此时的欧洲列强驻华使节，全体一致力劝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英国公使朱尔典据说还亲自面见袁世凯，以30年老朋友的身份，劝说袁世凯屈服，说是埋头建设10年，再来说话。美国政府虽有不满，但并不打算为中国出头，芮恩施也只好徒呼负负。至于俄国则只关心他们在北满的利益有没有受到伤害，法国则只要日本方面尊重1907年跟日本签订的条约，根本不打算多嘴，相对于中国，他们更看重的是跟日本的关系，因欧战正胶着，犯不着跟日本翻脸。况且，在丛林时代，长獠牙的，只尊重长獠牙的同类。其实，当时的中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二十一条所有条款。为此，他们还特意央求担任总统府顾问的日本人贺长雄，回国去跟日本元老疏通，希望日本方面，不再坚持第五号。据曹汝霖回忆，说是贺长雄回到日本之后，发现日本元老其实并不知晓有第五号这回事。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的，也提到自大隈内阁上台之后，其外相加藤破坏了1898年以来，向元老传阅外交文书的惯例，而代之以事后简单的汇报。二十一条的要求，并没有跟元老商议，甚至连具体条文都没能给元老们看。看来，曹的回忆有点根据。当然，即便是专横的日本大隈内阁，也并没有指望中国政府会接受第五号，因此，提出的时候，就是用特殊的字体单列的，如果能迫使中国人认账算捡着。只是，参与交涉的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待久了，骄横之气日长，立功心切，谈着谈着，似乎就忘记了第五号原本是“劝告”条款。在交涉之前，日本公使日置益特意为谈判递呈长篇条陈，提出要采取利诱和威压双管齐下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具体开列的利诱手段有四：一，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二，保证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三，取缔在日本保护下的革命党、宗社党和留学生及日本浪人针对中国政府捣乱行为。四，收买袁世凯和政府各部部长的个人。此外，还可以考虑同意修改关税税率。而威压手段则是调动山东的日军以武力威胁，及利用革命党和宗社党人颠覆中国政府。而丝毫没有提到第五号可以考虑放弃，作为谈判的底线。
必须说明的是，经过中国政府走后面的运作，日本的最后通牒里，不再坚持第五号，而中国政府也就接受了这种屈辱的“城下之盟”，二十一条除了第五号之外，至多做了一点细微的技术上的修改，全部接受，而且留下来一个尾巴：第五号容后商议。即便是日本这么一点不是让步的让步，中国方面也他们留足了面子。对此，当时参与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即使在许多年后，依然感到有那么一丝欣慰。而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甚至在回忆录中表示，他没有以日本不坚持第五号为己功，说明了他的低调。
不过，此时作为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心情可是相当的糟。5月14日，袁世凯对自己的文武百官，下了一道密谕，视接受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疾首痛心，愤惭交集”，要大家一定发愤，“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卧薪尝胆。言语不可谓不沉痛，最后说道，如果经此事变，国人再不奋起，世界将视中国人无做人类之资格。即后来我们常说的，被开除球籍。而中国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5月9日，从此变成法定的“国耻日”。只是，这样的国耻日，以后越来越多。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白鼻子的人物，大陆和台湾编写的近代史自不必说，就连西方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比如徐中约的书，里面的袁世凯，也是一副丑角形象。但是，签完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应该说是中国最懊丧的人。二十一条的签订，未必能真的灭掉中国，但却真真切切地把袁世凯毁了大半。当时的日本其实未必不知道，尽管他们觉得一战是个扩张他们在中国势力的大好时机，但真的把偌大的中国一口吞下，以当时日本的国力，还是有点蛇吞象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变中国为朝鲜的第五号单独列出，实在不行就退回来的原因。但是，明知道对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而且自己这方面也不打算用武力压迫对方接受，还是要将这些条款提出来，最大的效应，就是可以混淆视听，中国政府只要最终签字认账，在外面看来，就等于签了包括第五号在内的卖身契。当时的对外交涉，都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无从知晓真相，卖国的帽子，想不戴势所不能。
当然，也可以说，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从历史上看，袁世凯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最初，日本人还吃了袁世凯的亏，当时就结了怨。曹汝霖回忆说，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跟他说过，说是革命之后，由孙中山当总统，没什么说的，因为孙没当过清朝的大官，一直主张革命，但袁世凯世受清恩，又是总理大臣，自己做总统，总不免有“篡夺之嫌”。其实，这种说法，即便真的是日本人的体己的私房话，也说明不了他们是否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真的有所偏好。如果说，日本人更不喜欢袁世凯一点，那么恰是因为袁世凯相对于孙中山来说，更像是一个强人。显然，日本不乐意革命后的中国落在一个强人手里。一个四分五裂、秩序混乱的中国，对于一个怀着野心的邻居而言，无疑更合脾胃。而一个强人，却有可能结束混乱，走向统一和秩序。乘欧站方酣之际，也乘这个强人羽翼未丰之时，弄出这么一个二十一条来，除了已经吃下的山东之外，无论最后能得到多少实际的好处，只要袁世凯最后妥协了，其在国人中的合法性一定会因此而大大降低。在社会上流传的二十一条，肯定是包括第五号的，而且因此造成的国势之危，注定是要被夸张了的。这一点，在日后的岁月中，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显现出来。山东问题，从一开始，就跟二十一条密不可分，人们此后的相关联想，是这样展开的，一提到山东问题，就会想到二十一条，想到二十一条，就会想到亡国灭种。
而袁世凯经此事变，也的确中招，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以至于后来的帝制自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权威。结果却触犯了近代以来最流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化论，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身败名裂。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持续动荡，四分五裂，这样一个局面，显然最符合日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