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轻时看《空城计》，即有此感想：如果司马懿怕中伏兵，也可派几百名敢死队攻进城去，一探虚实，果真是一座空城，不就可以活捉诸葛亮了？

却不知道戏剧总是超常识的，越是­精­彩的，越是与理­性­逆反，否则，就不成其为戏剧了。人的生活中所以会出现戏剧化现象，就因为这种生活已经超越常情了。

《空城计》的编剧者，却能从裴注中挖掘素材，提炼情节，使谨慎的敢冒险，优势的怕冒险，两种不同的­性­格交错于一个矛盾的焦点上，构成了一出笔笔紧凑，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不浪费的智慧剧。正如吴小如先生说的“用一个人的失败来说明他的成功”，却又不能用“坏事变成好事”来比附。

魏延无反骨

魏延曾建议诸葛亮取道险峻的子午谷，奇袭曹魏，可见他勇略过人。但他骄傲粗鲁、人缘太差，因此在关键时刻被诬谋反，惨遭灭门之祸。魏延固然偏激，但他的忠诚绝无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脾气。

《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写孔明欲斩魏延，并有“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的话。第一百零五回，又写蜀汉吴太后重述孔明之言，后又写诸葛亮临终，遗一锦囊，已预知魏延必反，后世便以脑后有反骨比喻此人日后必将叛反。［成都武侯祠内陪祀诸像，无魏延像，或亦受此种影响。］《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的讲史小说，而陈寿《三国志》中的魏延，却看不出他有反意。

魏延曾随刘备入蜀，屡立战功。刘备为汉中王时，欲以重将镇守汉川，大家以为必任张飞，张飞自己也这样想，不想刘备却提拔魏延为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卢弼《三国志集解》引何焯曰：“拔延而益德不见怨望，非君臣相信之深，何以能此。”

魏延领兵，能善待士卒，自己又很勇猛，可是­性­格高傲，大家都畏避他，只有长史杨仪不买账，两人便成死对头。诸葛亮颇赏识杨仪的才­干­，又要依靠魏延的骁勇，因而不忍偏废。

诸葛亮病重时，魏延在外督战，便密与杨仪、费祎、姜维等安排身后退军之计，欲令魏延断后［断后，勒兵在后，以断追兵］，若魏延不从命，军队便自动撤退。不久诸葛亮病逝，杨仪秘不发丧，并令费祎试探魏延意图，魏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指长史以下）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约束），作断后将乎！”于是魏、杨皆上表说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因董允、蒋琬皆保仪而疑延，仪乃遣马岱将魏延追斩，灭其三族。

魏延的骄傲粗鲁是事实，演义写他踢灭七星灯，即写其人之鲁莽。魏延与杨仪争吵时，延竟举刃拟仪，因而两人仇恨更深，但说他有谋反之意，史家也认为非事实。魏延于诸葛亮死后一些偏激的言行，实是杨仪所激成，他之被杀，则出于杨仪私人的仇恨，魏延于蜀汉始终无二心。后来杨仪又妒忌蒋琬，怨愤形于声­色­，曾对费祎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失意）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其人品节，即可概见。后被废为民，又上书诽谤，朝廷收捕，遂自杀。

冒鹤亭先生《疚斋日记·读三国志蜀志》云：“魏延之反，亦冤辞也。其人过于自负，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故诸葛卒后，曰（延语上已引，此处略）。盖欲遣行者护丞相丧归，自留渭南，与司马决斗。其才不及诸葛则有之，其兴复汉室之心，与诸葛同也。而杨仪素与延不平，不欲下之，便引诸营相次还，延于是怒，先仪南归，烧绝栈道，使仪归不得。此则逞一朝之忿，而忘君国之大事矣。陈寿于延传末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就背叛。’斯为得之。蜀中人才本少，横加延以反名，长城自坏，仪之­肉­宁足食哉！”

知人论世，斯为得之。魏延有错，但无反骨，事去千载，言之慨然而又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