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君是寡­妇­，她的私奔行为又极叛逆，在父权社会中绝不允许，不会将她当做正室，很可能司马相如与她私奔之前就已娶妻了。他们佳话的流传，还是因为才子佳人、琴挑户窥的缘故。

曹植的《洛神赋》，收录于《文选》后，李善为《文选》作注，加了一段感甄的故事，于是凌波的女神，遂成为邺下的艳­妇­，引起了千古的疑议、多士的歌咏。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正文前也有一篇序：“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安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

此赋最初也见于《文选》，但序非李善所加，是好事者附会而加，而此事此赋，后人颇有怀疑。

先引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六：“《索隐》曰：‘皇后废居长门宫，司马相如为作颂以奏。皇后复亲幸。作颂信有之，复幸恐非实也。’明张伯起（凤翼）《谭辂》曰：‘陈后买赋一事，千古以为美谈。予谓此事所必无，以武帝之明察，能读《子虚》而称美，则非不知文者，倘读《长门》，独不能辨其非后笔耶？究所从来，死有余罪矣，相如何利百金取酒，而冒为之哉？当是相如知后失宠，拟作此赋，一时好事者添为此说耳。’”（丛书集成本张凤翼的《谈辂》，无此一则。）说相如不会因百金取酒而冒这个大风险，说得很风趣也很有道理；说相如知陈皇后失宠，拟作此赋，未必正确，因为这同样是冒险的。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原注也说：“《长门赋》乃后人托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这是说，相如比汉武帝死在前，怎么会称武帝之谥？［《史记》记有人告发相如出使时曾受金，因而失官。受陈后黄金事，或由此附会。］

我们再从《汉书·陈皇后传》来看，武帝废陈后事，为当时一件大狱，株连者达三百余人，怎么会因《长门》一赋而又幸陈后？《汉书》云：“后数年，废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东。”可见陈后仍以“废后”而终其身。

１９９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金国永的《司马相如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朱一清、孙以昭的《司马相如集校注》。金氏指出，陈皇后罢退乃元光五年（公元前１３０年）事，正相如为中郎将使蜀之时，故与史实不合，但他以为陈皇后事固属不经，却不能疑此赋亦为伪作，并以为此赋当是相如失官后“自为文”，固不为无见，但《长门》与《上林》等赋风格大异，也确有可疑之处。

朱、孙本也认为“陈皇后复得亲幸，与史实不相符，解释此赋创作缘起的序是后人所加”，而在前言中又说，《长门赋》“细致地描摹了陈皇后失宠后的复杂心理，开后世宫怨诗之先河”。陈后买赋事，最初仅见于这篇序文，今既说与史实不符，序为后人所加，前提不存在了，又怎见得此赋是在描摹“陈皇后失宠后的复杂心理”？

然而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序中“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这句话。撇开序的真伪不论，却由此带来一个疑问，相如在西京写《长门赋》时，文君是否同在一起？说得明白些，文君与相如是否偕老？相如初见文君时，年约三十六岁，当时是否未曾结婚？

《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拜中郎将后，奉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乃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卓王孙原是看不起相如的，这时也显得前倨而后恭了，而《汉书》所记文君事迹亦至此而止。后来相如回长安，《汉书》未明言文君同行，如果没有下文说的疑点，明言与否，本来不重要。

后来相如因病免官，家居茂陵，武帝使人往其家悉取其遗书，“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这个妻究竟指谁？《史记》、《汉书》皆未注。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当然指文君，那么，为什么不明白写出？前面都是明言文君的。另一种解释是，故意写“其妻”，以示有别于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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