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也毕业分配到深圳以后，我们又搬回了燕南路，是建艺大厦前的那栋单身宿舍，那栋宿舍现在还在。这已经是我们的第四次搬家。

我们每一次搬家都有显著的进步，所以每次都兴高采烈。

第一次住的房只有约8平米，一个星期后，搬到了泥岗路的教育学院，也是“三无”房，但有10多平米了，才一个星期就让居住面积大了两倍，老哥形象地说：“简直是坐直升飞机嘛。”我对他这比喻大为赞赏，以后的每次搬家，我们都笑称“坐直升飞机”。

第三次搬的家还是教育学院，但多了一个独立的洗手间，想着可以不用再去公共洗手间洗澡，不用在洗澡的时候，听隔壁的男高音歌唱，不用被动地偷听男生们在隔壁的浪笑，我开心得手舞足蹈。

第四次搬家，虽然还是一间房，但已经有阳台，有洗手间，在阳台上可以设置简易厨房做饭了。这当然是飞跃，这样我和老哥就可以一起做饭了，可以搞厨艺大比拼了。

这次搬家时，我们已经得到“前辈”指引：“买家具不要去商场，很贵的，应该去旧货市场，便宜。”

我们得此真传，开心地去了南园路的旧货市场。几百块钱买了个全套：一张一米五的床、绿­色­的皮沙发，当然是人造革的，还有电视柜——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我们在1997年6月29日买了一台十九寸的彩电——总之，该有的全都有了。

我们一起把墙刷白，在墙上贴上老哥在教育学院住时买的塑料名画。这幅名画花了老哥50块。老哥买来这幅画时，无比得意，说：“这画多美呀，而且不褪­色­的，脏了用­鸡­毛掸子扫掉灰就可以了，还可以用水洗，搬家的时候取下来一卷，轻轻松松就带过去了。”

当全套家具送来，摆放好以后，我大叫起来：“天啦，真像个家！”后来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去华强北的万佳百货买了全套一米五的床上用品。这家商场过几年后也没了，当时生意火得很。

配合床和沙发的绿­色­调，我们选的床上用品也是绿花和绿格子的，非常漂亮。这么一布置，家的氛围变得极其温馨。我环顾着这10来平米的家，无比开怀。

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样温暖。尽管现在的家在华侨城，房间是双拼户型，有200多平方米，是温情的英伦风格。

那个周末，我们兴奋得哪儿都没去。老哥不时地擦擦地板胶、摸摸人造革沙发，那小心翼翼的样子，比今天护理我们的意大利真皮沙发认真多了。我在一米五的床上滚来滚去，把新的床上用品一次又一次地贴到脸上，闭上眼睛，无比陶醉地感受那松松软软的质感。

老哥满足地说：“这下，我们算是安定下来了。”

安定下来了的我们，开始居家过着二人世界，努力工作，从容积累。

当时我在一家财经周报社做记者，这份报纸当时在业界很影响力，也是迄今为止老哥唯一自费订阅的报纸，5块钱一份的报纸能让很多热爱它的读者，一连找几个报摊去买。有一次我们在山姆会员店门口做发行推广，一位读者很吃惊地对我们说：“这么好的报纸还需要推广？”他当即订了几份，送给他的朋友们，我们感动得差点当场给他做一期“财源人物”。可惜当时我们都不懂得报纸需要像企业那样来经营，所以在亏损几年后，它被改成了别的报纸。

那时我对工作有着变态的热情，常研读《纽约时报》、《美国在线》、日本《经济新闻》和伦敦《泰晤士报》等，俨然要做个全世界一流的财经记者。而老哥除了做好他们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外，时刻准备着出来做律师，开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

我们晚饭后常去上步路的四川大厦一带散步，坐在草地上，看着不远处的园中花园，觉得那几栋楼优雅而含蓄，漂亮极了，特别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无比羡慕地对老哥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也能买那样的房子呢。”老哥很肯定地说：“当然啦，我们是两只勤快的燕子，会不断地衔泥，不断地做窝。总有一天，我们会去那样的地方做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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