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这时信诚和保姆都知道孩子又发病了，打了电话叫司机开车过来，等了五分钟后感觉不能再等，于是便抱着孩子急急下楼，上街喊了出租车去了爱博医院，路上堵了将近四十分钟，送到医院的急救室时孩子已经陷人昏迷，两小时以后，医生宣布孩子死亡。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孩子死于中毒，死亡前两次发病，除了保姆之外，只有优优在场。从优优卧室相连的储物间里搜出的那桶汽车防冻液，对孩子中毒的毒源，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警察们又询问了凌情诚的秘书、司机和医生，根据证人众口一词的证言，证实优优与死者之间，关系极度异常；证实优优能否人主凌家，孩子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证实优优因与孩子冲突，导致与信诚不睦，曾经两次负气出走，两人关系出现裂痕。几乎所有证人的证言，矛头全都指向同一方向——在可以接触孩子的所有人中，惟有优优，具备作案动机。另外，原承办凌信诚父母被杀案的分局民警全都知道，优优性格暴烈，刚强易折，在凌家血案当夜及次日凌晨，先是打伤一名男性案犯王德江，后又踢伤一名参与抓捕的分局民警，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纤纤少女，如此敢于动手动脚，亦属少见。综合各方信息及证据，优优投毒杀人的主客观条件都完全具备，个性依据也十分清晰，因此在对优优实行刑事拘留的第二天中午，警察们在分局拘留所的一个房间里，对优优宣布了经检察院正式批准的逮捕令。
在优优被批准逮捕之后，警察也找我做了一次调查。那次调查的主题，按我分析，也是在进一步补充优优作案动机方面的证据。在与警察的交谈当中，我不得不承认优优对那个孩子，确实有些反感甚至仇恨；我不得不承认，以优优的个性，她是有可能因一时冲动，一时愤怒，一时糊涂，而采取极端的方法，简单地解决她与孩子之间这场彼此都很无辜，而且旷日持久的矛盾。正如我原来已经分析到的那样，世上许多祸端，都起于一时之念，一念之差。而优优的年轻、优优的个性，确实构成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心理支点。
优优杀人被捕给我的震撼，与当初我听到乖乖不治身亡，几乎同等量级，让我一连数日思想迷茫，六神无主。优优那张单纯美好的面容，时时浮在眼前，很多场面，会不断跳出——优优对她的大姐，对自小的朋友阿菊，是那样富于爱心，那样慷慨相助，宁愿自己受苦，也要热情他人；对一见钟情的周月，也能数年一日，保持恒久不变的执著向往；对身体患病的信诚，也仅仅单纯是想以德报德，对凌家财富，并无多少觊觎之心，这说明她有着年轻人那种最最纯朴的心灵。这是多么人性的优优！多么善良的优优！多么浪漫的优优！可我也能想起，在那间名叫平淡生活的小酒吧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优优用她的故事，与我讨价还价地争执着几张钞票；也能想起，同样为了几张钞票，她情愿以自己宝贵的少女之身，来博取侯局长这种人的一时快意；也能想起她对乖乖已失去耐性的痛恨和厌烦如何愈演愈烈，如何溢于言表；想起她在警察拘捕她时，随兴而来地大打出手……这又是多么现实的优优！多么粗野的优优！多么无知无畏，不重贞节，缺乏自制，任性而为的优优！
也正应验了我原来与凌信诚所做的分析，现实的世界永远比理论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复杂百倍，复杂得有时会让人陷人一种不可知的迷茫。
就这样一连数日，思潮难平，之后自然联系到我的电脑中，那篇尚未完成的爱情小说。优优的人生结局，对于展现一个走进繁华都市的打工少女成长道路上的正常与反常，起伏荣辱中的幸与不幸，个性与现实的和谐与碰撞，命运进程的必然与偶然，人性发展的规律性与不确定性，等等，均有大书特书之处。但我同时又不得不担忧假若如此描写展现，对作品的商业性将产生致命伤害，因为尽管写出人物表象与其人生归宿的关联与无关，写出逻辑性与非理性的并存不悖，对小说的深刻程度与真实程度，大有帮助，但对于那位翘首以盼的电视投资商来说，却不是好兆。电视剧毕竟是大众艺术，大众艺术需要简单直白，过于复杂难辨的人物心理，远离规则的人物命运，会让观众如坠云雾，好人坏人头绪不清，爱谁恨谁无从选择，拍得好也只能是一部“小众作品”，只能供少数知音慢慢玩味，细品个中深奥，但播出后的收视率统计，则肯定是一塌糊涂。
在重新对小说的定位进行推敲之前，我出于大哥和朋友的义务，去医院看了经抢救再次复苏的信诚。我看着他更加削瘦苍白的面容，心中备感怜悯。这样一颗先天不足的心脏，却偏要承受多重打击，丧父丧母之后，又尝丧子之痛，仿佛命中注定，要孤独一生，而且命中注定，要与自己相爱的女人形同水火，不能相容。我能感到，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脏，虽经医生努力救治得以恢复活力，但从他的面容及眼神当中似可发觉，这颗还在有气无力跳动着的心，实际上已经死了。
在我看望凌信诚的那天，仇慧敏也到了医院。她被两位警察带着，来与儿子的遗体告别。我作为优优和信诚的朋友，并且作为他们爱情的月老和证人，按先人为主的感情，当然不太喜欢这位姓仇的女人，以及她的男友姜帆。但我可以想象这位戴罪服刑的女人，当看到从医院太平间的冷柜里拉出那具亲子遗骸，心中该是怎样一种伤痛。人非草木，骨肉有情，何况她是一个母亲。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分局民警事后叙述，仇慧敏看到孩子时没有放声嚎陶，她只是抱着她的儿子，抚摸他的全身，连每个小小的手指脚趾，都—一摩挲遍了，其情其景，让在场旁观之人，无不动容。
在和儿子告别之后，仇慧敏坐在太平间外的走廊里，压着声音哭了很久，很久以后她才恢复平静，提出要去看看孩子父亲。警察出于同情马上同意，将她领到凌信诚的病房。仇慧敏走进病房后便扑在凌信诚的身上放声大哭，那时我也恰巧在场，我记得四周除了那凄厉的哭声之外，万籁俱静。
凌信诚半躺在病床上，木然地让她抱着，眼中含泪，口中无声。仇慧敏痛哭之后，突然起身，用尽全力，在凌信诚瘦弱的脸上，狠狠抽了一掌。那一掌将凌信诚抽得双目紧闭，口角出血，脸上也现出了几道红红的指印，脸孔歪在一边，几乎窒息。警察们这才一拥而上，连劝带喝，拉走了这位全身瘫软的母亲。
仇慧敏被拉出了病房，没再回来，显然已被警察带离。屋里只剩下床上索索颤抖的凌信诚，和在床边木然而立的我。我慢慢地坐在床边，轻轻抽出床边的纸巾，想替信诚擦擦眼泪，不料眼泪越擦越多。凌信诚细弱发抖的声音，断断续续，从痉挛的胸腔隐约透出。那是一种非人的哭嚎，一种压抑的泣咿，一种接近于崩溃的哀鸣。
“是我害了……我的儿子，是我……害了优优，是我把他们，全都害了……”
25
优优被捕之后，最先来找我的，是优优的大姐。
她是让阿菊陪着来的，在优优被抓的第二天中午敲开我的家门。人还没有进屋，优优大姐就屈膝跪在了门外的地上。
我和阿菊一道，扶起这个病弱不堪的女人，把她扶进屋子。我给她们倒了热水和饮料，但没人去喝。优优的大姐再次要跪，被我及时拉住。阿菊也在一旁不停劝慰，让她坚强一点，有话快说。
她们来此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优优。她们不相信优优会那样伤天害理，但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面对这位只会以泪洗面的大姐，我也只能正面安慰：相信政府，相信法律，公安机关自会调查甄别，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甚至以我浅薄的法律知识，向她们进行了如下讲解：即便公安机关有所疏漏，还有人民检察院认真把关。即便检察院认定优优犯罪，还要经过人民法院审理确认。法院审案子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还要组织合议庭一起商量。再说就算法院判了，也还可以上诉。上诉就有可能改判减刑，最多维持原判，加刑是不可以的。再说还有律师。律师都是最懂法律的人，会帮助优优据理申辩。
在我如此这般的开导劝慰之下，优优大姐渐渐平静下来。在我把这位半信半疑的女人送出家门的时候，我悄悄问了阿菊：“为什么优优姐夫没来，他难道不关心优优？”
阿菊也同样悄悄地，用最微小的动作，点了点头，说道：“她姐夫躲起来了。”
“躲起来了？”我表示惊疑：“难道他也牵涉进去了？”
阿菊摆手：“不是躲公安局，他是在躲凌信诚。他怕凌信诚派人找他还钱，要他那辆车子。原来凌信诚见了面也叫他姐夫的，现在优优干了这事，那还不成了仇人。”
我想也是，亲仇之间，常常只是一夕之隔。
关于优优的案子，我也通过分局的熟人，设法打听过侦查进展的内情。据一位办案民警透露，因为这个案子情节简单，证据充分，方向明确，没有第二个嫌疑人，所以很快就会侦查终结，提请起诉。估计检察院同意起诉，应不成问题。
果然，半个月后，我听说公安机关已将优优的案子移送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抓紧进行。据公安分局的熟人透露，此案因是针对儿童，且情节特别恶劣，所以惊动政府上层，已有领导同志专门批示，要求司法机关从重从快，尽早审决，及时宣判，以安定社会，安定民心。
就在优优被公安机关提请起诉不久，凌信诚从医院回到家里，仇慧敏也刑满到期释放出监。乖乖的葬礼一直在等他的母亲，等她恢复自由之后，才在西郊万安公墓举行。参加乖乖下葬仪式的，除了凌信诚与仇慧敏外，只有照顾乖乖的保姆，和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姑妈。
姑妈在北京住了一周，天天陪在信诚左右。在姑妈返回上海的第二天仇慧敏打来电话，提出想来信诚家里，看看乖乖住的地方，和孩子生前的遗物。
仇慧敏是独自一人来的，她在乖乖住的那间屋里，看了儿子的小床，儿子用过的被褥，和儿子的每一样玩具。那些玩具有些还是新的，刚刚买来未及拆封。那些被褥用手摸摸，尚能感到些许余温。看着她将孩子的遗物遗像抱在怀里，—一摩拳，那位一直陪伴乖乖的江苏保姆，禁不住失声痛哭。凌信诚也同她一样，泪流满面，哀伤已使他的面色枯槁，眼大如灯。
仇慧敏也掉了眼泪，但只是啼嘘几下，没有放声。比起保姆和信诚，她已有了更多的镇定。那天她和凌信诚坐在宽大的客厅里，进行了久违的长谈。从孩子的音容笑貌日常起居谈起，那些彼此会心的回忆，伴随着硬咽与叹息，将两人的关系重新拉近。毕竟，他们过去曾有一段共同的快乐，现在又有共同的悲伤，他们都深爱着同一个孩子，那孩子是他们的见证和结晶。
长谈之后，在分手告别的时候，凌信诚不忘提到：他父亲生前承诺过的那笔三百万元的钱款，他会马上兑现。他让仇慧敏给他一份现成的存折，他好把这笔巨款直接存到里面，免得彼此现金授受，还要费时—一清点。
而仇慧敏对这笔钱款，似乎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衷。她告诉信诚，当初她想用孩子换钱，是为拯救舅舅的工厂，舅舅从小养她成|人，她既受深思就该反哺。可现在舅舅的企业已将破产，那钱投进去也是白投，顶多便宜了那帮如狼似虎的债权人。仇慧敏说她现在关心的只是信诚，她很想为他做点什么，只要能让他开心，只要能让他的身体和精神，尽快复原。
凌信诚对仇慧敏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也希望她好好保重，不要被忧伤纠缠。分别时他起身把她送到门口，在开门前这位初恋情人突然拥抱了他。
凌信诚一动没动，任凭她抱着自己细瘦的身躯，任凭她亲吻了自己的脸颊和脖子，他听到她轻柔如丝的耳语：“你想让我再给你生一个吗，再生一个和乖乖一样的儿子？”
凌信诚没有回答，但他抬起双手，轻轻地抱了一下仇慧敏。他用这样的动作，表达了他的感谢。只是感谢而已。
凌信诚在与仇慧敏见面的次日，便派人为她办理了三百万现金的人户手续。那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与仇慧敏见面的事情，然后说到了优优。
他问我是否知道优优的案子有何进展，优优是否已经承认作案。他同时表示相信公安机关会进行细致的调查，因为到了法庭一切要凭证据说话。但他并未对我掩藏他的心情，他说他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个念头作怪，总让他满心希望公安机关经过调查，最终证实凶手不是优优，他说虽然乖乖人死不能复生，但如果此事与优优无涉，他的内心会好过许多。
我理解信诚的心情，我明白他还爱着优优，所以他的直觉到目前为止，依然被这种感情控制，他不相信优优会杀他的儿子，他不相信优优会干这事。
我毕竟不是公安人员，我毕竟不是办案民警，对他的直觉我无法呼应或者反驳，无法表示是与不是。我只能冠冕堂皇笼而统之地劝他相信法律，以证据为准。我告诉他案子已经送到检察院去了，法院不日就要开庭。这种案件按规定一律公开审理，到时一切证据都会公之于众，一切真相，都会随之大白。
在与凌信诚通话的翌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打来的一个电话，他们说件事情，是关于优优的案子，希望我能过去一趟。我放下电话之后没有耽搁，立刻接对方在电话中留下的地址，找到了检察院办公的地方。在一间相当正规的接待室里，我受到了检察院一位官员的接待。尽管我一路上预想了多种可能，但那位官员话一出口，还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请问您与凌健安被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丁优是什么关系？”
那位官员这样问我，我想了一下才镇定回答：“我们算是朋友关系吧，普通朋友的关系。”
官员提出希望看一下我的身份证，我同意了。他看完身份证后向我问道：“您就是那位作家海岩吗？”
我说：“对。我因为要写一部小说，描写外地青年在北京打工的成长和遭遇，所以经人介绍，认识了丁优，对她进行过几次采访……”
我这样说明我和优优认识的过程，意在让对方了解我们彼此的关系，但在这位检察官听来，我也许犯了怕被连累的嫌疑。
检察官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腔调也是例行公事，他说：“凌健安被杀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现已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为自己指定辩护人。现在，本案犯罪嫌疑人丁优委托你担当她的辩护人，你同意接受这个委托吗？”
我吮地一下愣了，愣了半天不知该如何表态。我知道为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辩护，早已不算什么丑事，但我还是万分踌躇，因为这样一个差事实在非我所长。
但我对优优，确实交往已久，已经真的成了朋友。作为朋友，特别是她一直以来以兄长事之的朋友，我也不便一推了之。
那位检察干部，继续不动声色地发问：“你接受吗？”
我在慌乱中下意识地点头，却又提出一个要求：“我没干过这种事情，所以，我想在我决定接受之前，能否当面见见丁优？”
检察人员马上回答：“可以。你回去等我电话，我安排好了马上找你。”
我没想到现在检察机关的效率竟然快得出奇，当天下午，其实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接到检察官的通知，同意我下午到分局看守所去，会见优优。
我和优优的会见安排在一间看上去是专门为会见而用的小房间里，优优被带进来时我吓了一跳，她比我上次见她，至少瘦了十斤，身子突然变得异常娇小单薄，只是脸上气色比我想象的要好，进屋见我在座甚至还咧开嘴高兴地笑了。
她主动开口：“大哥你来啦。”
我站起来答应：“啊。”然后说：“坐吧。”
我们隔桌而坐，优优又笑，像见了亲人似的。她说：“谢谢你来，海大哥。”
我也笑笑，说：“你还好吗？”
她说：“啊，还好。北京的警察，总归又不打骂人的。”
我不再闲聊，介入正题，我说：“你请我当辩护人的事，检察院和我说了。我是觉得，我不是个专业律师，我对法律……”
优优打断了我的推辞：“海大哥，我不是请你当律师，我只是想见见你。”见我愣了，她又说：“我是想求你帮我找个人，让他来为我做辩护。”
我很是意外，怔怔地问道：“你想找什么人，为你做辩护？”
“我想找周月，我想让他给我做辩护。我怕通过检察院的人去请他，他肯定不来的，所以我就想起了您。我想请您替我找找他，替我好好求求他，我想他也许会来的。你是个大作家，说话能说到点子上。”
我有些不解地问：“可周月也不是个律师呀，你为什么不请个专业的律师呢。如果你没钱请不起，法院是可以为你请个免费律师的。咱们国家的法律有规定，像你这种……”我刚想说“像你这种要判死刑的人”，可话没出口又收住了，支吾了一下改口说：“像你这种情况的，法院必须要请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为你义务辩护的。”
优优低了头，说：“可我就想让周月来辩护。我想了好久好久了，我想也许是我欠了信诚父母的两条命，所以老天爷非要罚我死，让我到阴间给他们当牛做马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想请周月来，不管他辩得成辩不成，至少我还能见他的面。”
尽管我面对的是一个杀人犯，尽管这个人已不是我心目中那个善良耿直的小女孩，但当她说到她的偶像时，那种闪闪发光的眼神里，还是有许多令人感动的东西的。我想优优的故事再一次证明这个世界上，很多已被我们认识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幻的、表象的、暂时的和易变的，就像我看到的优优和想象的优优，与真实的优优，竟有多么不同。
但我毫不怀疑优优对周月的情感确实出自真心实意，那情感的动人之处，恰是在于精神之恋的那份纯洁，在于那份纯洁竟然保持得如此持久。也许正因为优优对周月只是一种精神爱慕，所以这种爱慕和追求，才始终美丽如初。
我答应了优优的请求，答应替她去找周月。但在会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向优优问道：“难道，你不想见见信诚？”
优优思索了一会儿，最终摇了摇头。
“信诚一定恨死我了。”她说：“我是他的一颗灾星！而且平时又对他那么任性，我们……也许命中注定，没有缘份。”
我从看守所出来，按照优优说的地址，直接去了公安局XX处。在传达室值班的那人，果然是个矮矮的老头。听说我要找周月，没打磕巴便说周月不在。我留了我的电话，请那位老同志代为转告，就说是有个名叫丁优的人要找。
当天傍晚我接到了周月的电话，他说他下午外出办事刚刚回来，问我是谁，是不是找他。我说我是丁优的朋友，丁优有话托我向你转达，你能不能出来，我们见面谈谈。
周月没有犹豫，当即一口答应，这态度多少让我出乎意料。我们约了见面的地点，我不知有意无意，依然约了那家名叫“平谈生活”的酒吧，依然相约在吧台见面，我说我手里拿着一份北京晚报，那就是彼此识别的标志。
这天晚上我用两年前和优优第一次见面。的接头方式，见到了周月。周月身穿一身便衣，高挑的个子，略黑的皮肤，头发短短的，还用发胶微微喷过。他的样子让我和优优的感觉非常接近，觉得他像个韩国或日本的偶像歌星。我想也难怪优优在十四岁那年第一次见到这小子时便爱上他了。周月这样子走在街上，确实能让每个少女回头动心。
我们依然选了我和优优第一次见面时那个僻静的座位，要完饮料后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在周月介绍自己之前我便开口问他：你还在XX处实习吗？周月略显惊讶并用警察特有的警觉反问：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实习？当然，毫无疑问，我回答他是听优优说的。周月先是点头继而摇头，说道：我已经毕业了，刚刚分到那里。
与周月的交谈让我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痛快就同意和我见面，周月是从王科长那里知道了优优被捕的消息。昨天下午他受王科长指派，前往分局了解忧优的案情，目的是想看看能否从优优口中再挖出些有关信诚药业公司秘密帐簿的线索。分局的一位同志简单介绍了基本案情之后，就抱出一堆案卷材料让周月自己翻翻。那些案卷材料记载了优优涉嫌毒杀幼儿的全部侦查过程及相关结论，从现场勘查和搜查记录到物证清单到证人证言到医院的化验证明，还有优优自己写的交待，交待她在案发当天的活动及行踪及接触的人物，整个卷宗材料齐备完整，目录分类让人一目了然。
厚厚的卷宗，庞杂的材料，大多与周月他们受托侦查的受贿案无甚关联，因此俱是草草浏览，一翻而过。但最后翻到优优亲笔所写的交待材料时，周月的手指却突然慢下来了。引人注目的并不是那些有关一天行程的重复杂芜的叙述，而是优优娟秀流利的字体。那字体是那么亲近，似曾相识，跃于眼前满目详熟，少年往事呼之欲出。
他把其他文件如数交还分局民警，只把优优这份亲笔材料复印一份，说要借走看看。但他当晚并未把那份材料带回处里，而是悄悄带回了他的单身宿舍。他反锁房门，从床下拖出自己的皮箱，从箱底翻出一个牛皮纸袋，从纸袋里倒出一大堆厚薄不一的信封。他从一个信封中取出一封信来，将上面的字迹与他从分局带回的那份材料在灯下对比。接下来他又一连打开好几个信封，把那些用不同纸张书写的旧信—一展阅，目光中的惊疑慢慢凝固，优优的来龙去脉渐渐清晰，他至此方知她为何素不相识却要自告奋勇到公安医院护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怎会想起带他去拳击馆激活记忆；为什么一次次跑到他的单位来找他看他，她看他的眼神何以总是欲言又止……
在我和周月这次的见面中，他并没有告诉我他一直保留着优优寄给他的那些情书。除了第一封约他去观瀑亭见面的信被洪教练发现将他斥骂一顿，搞得他不得不当众将信撕碎之外，后来的信他都悄悄读了，然后悄悄地收藏起来。他在仙泉没有家人，没有亲戚，他的生活只有拳击，只有洪教练，只有拳击队里那些同性的伙伴。这个给他写信的女孩，是第一个走进他内心的异性，是第一个让他对爱情产生憧憬的人。
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周月没有提到这些隐秘的少年往事，但他整个晚上都显得情绪伤感。我们坐在“平淡生活”的那个角落，守着与两年前并无二致的烛光，我告诉周月，优优就是在这里向我讲述了那个十四岁的黄昏；我告诉周月，六年之前，他曾放弃过和一个女孩的观瀑亭之约，那女孩为此伤心了很久；我告诉周月，优优当年离家出走，来到北京，实际上是一次为了爱情的私奔，因为她所爱的那个男孩就在北京，那个男孩就是你，你就是优优心中的爱人！我还告诉周月，优优三个多月在公安医院日夜陪护，身心关怀，你的记忆最终复原，你最终能够重返工作岗位，重返社会，优优功不可没，其中细节，有那位身在异国他乡的洪教练可以证明；我还告诉周月，优优不能忍受那个孩子，有一个本质的原因，那就是她对深爱她的凌信诚，始终无法全心深爱，而这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你在她的心中始终割舍不开。当然，她走上犯罪道路有多方面原因，她的特殊的经历，思想和个性的弱点，都是导致她毁灭的原因一但无论如何，这种畸形的爱情——对你的和对凌信诚的爱情——一定程度上选择了她畸形的心态，畸形的人生。
周月沉默地听着，脸上没有表情。只是一声不响地喝着啤酒。这让我无从判断他的内心——他对优优，爱与不爱，是否惋惜，是否同情。在长久的冷场之后，我忍不住打断他自始至终的沉默，严肃地问他是否接受优优的委托，为她出庭辩护。
周月没有答复。
他说：“让我想想吧。我需要想想。”
我有点失望，但我不能勉强。
而且，设身处地的考虑，一切又都可以理解。周月毕竟是个警察，法律规定除律师之外，只有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和被告人的监护人及亲友，才有充当辩护人的资格。而周月算优优的什么人呢？如果说，他们是朋友，那又是什么性质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男女朋友？周月一旦站到法庭的辩护席上，他就要对他的上级，对他的组织，对所有人，把这个关系说清。
两天之后，我没想到的，周月竟然真的去了看守所，还是在那间专门用于会见的房间里，会见了犯罪嫌疑人丁优。
26
周月为什么突然想要见见优优我不知原委，他们在狱中相会的情形我也未亲见，因而我无法想象优优的心情究竟是激动还是欣喜，是悲伤还是悔恨——当她身临绝境时梦中的白马王子突然驾风而至，赶来解救她于倒悬……我知道优优是一个最易被幻想蒙蔽的女孩，她也许真会把周月的出现当成一场现实的童话，从而像吸了毒似的，让濒死的身心麻醉在一个海市蜃楼式的乐土中间。
也许幻想真是一剂精神鸦片，足以带领那些渴望的灵魂抵达非凡境界。优优因为幻想而持久了那场无望的爱，很可能，也因为幻想，荒唐地杀了乖乖。所以，幻想对那些年轻幼稚的DD.MM 来说，是一把福祸莫测的双刃剑！
根据我的猜想，优优和周月的见面，惊无多少激|情可言，至少他们彼此的身份，使那些即便会有的回忆和感动，都只能藏于内心。他们不再是青梅竹马的年龄，不再是两小无猜的少年，他们在铁窗之下隔案而坐，一个是正气凛然的人民警察，一个是引颈待斩的重罪嫌犯。
那天会见现场的实际情形对周月来说，更没有多少含情脉脉的空间，因为他并非一人独往，他到看守所会见优优，是经了。检察机关的批准，而且是两人同行。
而且，与他同行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那个女人就是周月为优优请到的律师。
直到优优的案子开庭那天我才知道，这位律师在我那部小说的前半部分曾经露过一面，她就是以前常到公安医院看望周月的那个大名叫梅肖英的小梅。小梅已经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并且已经在司法局当上了一名国家干部。周月后来对我说过，小梅是他认识的推—一位考过律师证书的人，也是他心目中最优秀最敬业的一名公务员。
那天去法庭旁听的人并不算多，目力可及的都是相熟面孔。我最先看到的是优优的大姐，她让阿菊扶着来得最早。来得早的还有死者年轻的母亲仇慧敏，她带了一副很大的宽边墨镜，身边陪了两个同龄的女伴，挑了个不前不后的座位就坐。就坐后她摘了墨镜四下巡视，一下就盯住了坐在不远的优优的大姐。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充满仇恨和鄙夷，可以看出她显然知道大姐和阿菊的身份。
在法院开庭的前一天傍晚，凌信诚给我打了电话，就他要不要去旁听审判一事，征求我的意见。他说医生坚决不让他去，但他想去。我毫不犹豫地附和了医生的告诫，反对他去经受这场神经考验。我说信诚你也是个大人了，而且是个男人，该忘掉的事情要坚决忘掉，要有能力从过去的回忆中拔出脚来。信诚说：我恨杀我儿子的罪犯，但我就是不相信优优就是这个罪犯。我想去听听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是她干的，我想问问她到底为了什么！
我沉默半晌，依然反对他去旁听。但我答应在审判结束之后，会将审判的详细过程及优化的答辩，原汁原味地向他转述。我说，这样对你的身体可能好些。
信诚终于没来。
但周月来了。
周月几乎是在开庭前的最后一分钟内才匆匆赶来，我招手示意他坐到前边，他摇头表示就坐后面，然后就近在后面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悄悄地坐了下来。
检察官和律师分别人场，书记员等人也各就各位，接下来三位法官鱼贯而入，穿着刚刚改装的深色长袍。我没有听到有谁发布口令，但见大家纷纷自动站起，就像看见老师走进课堂的学生。我也跟着站了起来，直到法官庄严人座，我等听众才跟着重新坐下。
审判长是位形象干练的中年女士，两位审判员则都是男的。开庭后最先进行的程序具是出自律定，虽然繁琐却不能稍稍省略——带被告人到庭、宣布案由、宣读合议庭组成|人员和书记员和公诉人和辩护人等等一大堆名单、告之被告人享有的权利等等，程序漫长，无甚新鲜。
只是在开庭后优优被法警带进大厅的时候，旁听席上曾发生过短暂的骚乱。那时听众都在侧目注视优优进场，谁也没有提防身边突然有人失声叫喊：“杀人犯！你还我儿子！你这个恶魔！判她死刑，判她千刀万剐！千刀万剐！”
谁都听得出来，叫喊的是死难儿童的母亲。对这种心碎的嘶声泣喊，人人面色凝重，无人阻止，连法官都容忍了片刻，才出声打断：“肃静！请肃静！”
喊声停了，仇慧敏被她同来的女伴劝四座位，那座位上很久很久都断断续续地响着压抑的啜泣。
庭审进入正式程序，第一项是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全文。起诉书这类文体显然要求言简意赅，字字铿锵，用非常凝练的语言，非常有力的论据，将被告人残忍的罪行，统括描述出来。在我听完这篇义正辞严的起诉书后，我想也许在座的所有旁听者都已预见到了那个不难预见的宣判。
连我在内，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原以为不过是程序性的审判，会在后面出现一个好莱坞式的逆转，使这个本来注定平淡无奇。毫无悬念的上午，变得Ｇao潮迭现。我也没有料到在这场Ｇao潮中力挽狂澜的角色，会是那位文文静静，并不显山露水的律师小梅。
那确实是一场艰难的挽救，公诉人提出的证据相当充足，有公安机关勘查和搜查的记录；有医院的血液化验证明；在公诉人的要求下还当庭出示了从凌信诚家搜出的那桶汽车防冻液；被召至法庭的证人也有一堆，有凌信诚的保姆、司机、医生和秘书，还有姜帆，还有那天姜帆带到凌家的同事，他们的证词都在重复一件事情，那就是优优与孩子剑拔弩张的关系。
在宣读医院出具的血液化验证明和死亡诊断书时，旁听席上的仇慧敏再度情绪失控，哭喊声惊动全场：“处死她！把她千刀万剐，给孩子报仇！”审判长一再劝阻无效，示意法警请其出场。法警与仇慧敏的两个同伴交涉少时，那两个年轻女人便连扶带劝，把泪流满面的仇慧敏搀出了大厅。
当仇慧敏的哭声在审判厅门外消失之后，法庭传唤凌信诚的保姆第二次出庭，保姆第一次出庭是为了叙述优优与孩子的紧张关系，而这一次则是作证孩子两次发病时优优在场的情形。证明优优确实进入过案发现场的还有钱志富的一篇证词，因为开庭前公诉方没有找到钱志富本人，无法通知其到庭，所以他的证词只好由法庭工作人员代为宣读。那篇证词实际上是公安机关找其谈话的一篇笔录。
被梅肖英抓住不放的，就是这位保姆的发言，还有钱志富的那篇笔录。
保姆的证词照例先由检察官予以提问，他的提问意在指引作证时口齿不甚清楚的保姆进一步强调出证言中的某些细节。
检察官问：“证人，孩子第一次中毒发病那天，你是否一直在家？”
保姆说：“我一直在家。”
检察官问：“你一直看着孩子吗？”
保姆说：“是的，那天小诚，啊，就是孩子的爸爸，不在家里，孩子只能是我看着。”
检察官问：“你刚才说那天你下楼去给凌信诚送过衣服，是谁让你去的？”
保姆指指被告席上的优优：“是她让我去的。当时司机老杨打电话上来，说他就在楼下，因为楼下不让停车，所以让我们赶快把小诚的衣服送下去。她就让我去了。”
“你刚才说孩子只能你带，而被告人又不能接近孩子，那照理应该由被告人去送衣服，让你留下来看着孩子，你当时没有提出来你走不开吗？”
“我，我提没用的，我是给人家做工的，人家要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我没有办法的。”
“你下楼去送衣服以后，家里还有谁在？”
“只有她在。哦，还有乖乖。
“你下楼前孩子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生病的样子？”
“没有，我下楼前孩子很好的，他还在睡觉嘛。”
“你下楼去了多长时间，大约。
“大约，十分钟有吧，因为电梯要等啊，后来我在电梯口又碰上一个老乡，非要拉着和我说话。
“你回来以后孩子正在哭吗？那时候你看见被告人在什么地方？”
“她正好从孩子的屋子里走出来，我看到她时她正从那边走出来。
“她当时跟你说了什么？”
“我问她孩子睡得好好的怎么哭了。她说不知道怎么哭了。我跑进去一看孩子，啊呀吐了一身，而且人也昏昏沉沉很不精神，哭都没力气的样子。我回身出来还想问问她怎么回事，一看，她不在了，她自己上楼去了。
“你是什么时候发觉孩子中毒了？
“那是天快黑的时候，孩子全身一抽一抽的，又吐又哭，哭也哭不出来的。我一摸孩子发起烧来了，就赶快到楼上叫她，告诉她孩子病了要送医院的。她让我打电话叫司机回来，我说来不及了，就坐出租车吧。后来我们就坐出租车，我问司机哪个医院近，司机说东直门医院最近，可丁优非让司机绕远带我们到爱博医院去，结果第一次中毒就差点把孩子耽误了，医生讲再晚五分钟孩子就没命了。
检察官满意地顿了一顿，接下又问：“孩子第二次中毒之前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吗？当时家里还有没有别人。
保姆回答：“没有，就是我一个人在家，后来丁优就回来了。
“她回家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那时候大约是几点钟？”
“我在卫生间。我听到她开门进来，听到她的脚步声，很轻很轻的。后来我从卫生间出来，看见她从孩子那边走过来。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吧。”
“被告人进屋后，多长时间你才从卫生间里出来的？”
“大概……五六分钟总有的，那天我肚子不适宜。”
“你从卫生间出来看到被告人，被告人的表情怎么样？”
“很尴尬的，跟我打了个招呼就急急忙忙上楼了。后来我听到孩子又哭了，本来睡得好好的，可她一回来孩子又哭了。我过去一看，又在吐。到了傍晚又是发起烧来了，送到医院就没救了。”
检察官转脸面向法官，踌躇满志地微微颔首，表示：“我提问完了。”
法官的目光移向梅肖英，问道：“辩护人要求提问吗？”
梅肖英举了一下右手，表示有话要问。她的问话在我最初听来，并无任何惊人之处，也无多少奥妙可言。
“证人。”梅肖英问：“孩子第一次中毒前，当时你送完衣服从楼下回来，你第一眼看到被告人时，你在什么位置？”
“我一进家门就看见她了，因为孩子在哭，所以我一回家就往孩子的房间那边看，就看见她了。”
“你第一眼看见被告人时，被告人在什么位置？”
“她好像是刚从孩子屋里出来么，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就在孩子的屋门口。”
“孩子第二次中毒前，你第一眼看见被告人时，被告人在什么位置？”
“也是在那边，在孩子房间那边。”
“具体是在哪里，是在孩子屋里，还是屋外？”
“好像在门口吧，刚刚从屋里走出来的样子。”
“证人，你说她好像是刚刚从孩子屋里出来，好像，是什么意思？”
保姆一下愣了，接不上话。梅肖英接下去问：“好像，是不是说她从孩子屋里走出来，只是你的感觉，是你的推断。你感觉她是刚刚从孩子的屋里走出来的，对吗？”
“她就是从孩子屋里出来嘛，要不她站在那里做什么。你去我们家里看了就晓得了，孩子住的屋子外面就是一个空走廊，旁边没有其它房间的。她要不去孩子屋里面，站在那里做什么！”
梅肖英马上接了她的话：“对，你说得没错。孩子的屋外是一条空着的走廊，这条走廊约一米宽，二点一米长。走廊的出口与整套公寓的大门成十五度角，在大门的位置根本看不见孩子的屋门，只有穿过四分之三的客厅，也就是说，要从大门朝那条走廊的方向走五至六米远，才能看到孩子房间右侧的门框。我向这幢公寓的开发商索要了这套房子的平面图纸，我还去这幢公寓相同户型的一套待租的房子实地测量了一下，我手里这份房屋平面图请证人看一下，是不是和你家的户型完全一样。”
经审判长许可，法庭工作人员从梅肖英手中接过图纸，递到保姆手上。保姆对图纸这种东西显然有些陌生，端详半天似乎找不着方向。审判长连问了两遍，她才含糊地点头。
“差不多吧，和我们家差不多。”
梅肖英接下来替那保姆做了结论：“证人，你刚才说孩子第一次中毒前你到楼下送衣服，回来后刚一进门就看见被告人了。你又说被告人当时站在孩子房间的门口，而你当时的位置，即便是你那时已经走到了客厅的中央，你都不可能看到孩子的屋门。孩子第二次中毒之前，你是从卫生间一出来就看到被告人了，而在这套公寓一层卫生间的门口，你就更不可能直接看到孩子的屋门。也就是说，你认为被告人是从孩子屋里走出来的，只是你的感觉，只是你的推断，或者说，只是一种猜测，是不是？”
保姆结巴了一下，似乎被这种文字游戏弄得有些乱了，以为有什么陷阱，不免出语踌躇。但她最后还是答道：“啊，我就是感觉她刚从屋里出来么，不然孩子怎么会哭。她不碰孩子孩子很少很少哭的。”
保姆的声音虽大，但气势已露出些勉强，露出色厉内在的败相。梅肖英机智地并不恋战，并未穷追猛打，甚至没有给保姆继续说下去的半点缝隙，便用斩钉截铁的语调向法官示意：“辩护人的问题问完了。”使保姆意犹未尽的争辩被戛然而止。
梅肖英的提问显然让两位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发觉自己也有一根软助，我看到他们神色凝重地交头接耳，紧张地讨论应变的对策。接下来又有几项证据和鉴定呈堂公示，但公诉人和辩护人均未多加置评，在法庭进入辩论程序之前，一切都进行得波澜不惊。
法庭辩论照例先由检察官做出支持公诉的发言，口气虽慷慨激昂，但内容多属重复。主要强调被告人因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残忍地杀害儿童，并且一次不成又来二次，可见毫无人性，社会影响恶劣，主观恶性极大，要求法庭依法从重惩处，以保护儿童，伸张正义。在公诉人发言之后，辩护人梅肖英做了辩护发言，同样咄咄不让，列举公诉人提供的人证物证，逐一加以分析评判，认为所有这些证词和鉴定，均无法绝对证明被告人肯定犯有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名，因此，依据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之法律原则，要求法庭依法宣布被告人无罪。
梅肖英为自己的分析排列了如下顺序：第一、公安机关在被告人丁优的住处搜出的丰田汽车防冻液，因被告人确有正常用途而不能作为被告人用其毒杀儿童的定案物证。被告人那一阵正在学习汽车驾驶，使用的正是一辆丰田汽车。那桶防冻液原来放置于汽车的后备箱中，因汽车刹车和转弯时总是发出晃动，因而被被告人取出，存放于储物间内。公诉人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害儿童血液里的乙二醇毒素，肯定源自这桶防冻液中。第二、被告人自我描述的关于被害人两次中毒发病前的情形，情节合理，逻辑畅通，公诉方的证据无法得出其不能成立的结论。按照被告人的说法，被害人第一次中毒发作前，保姆下楼去送衣服，被告人在楼上听到被害人不停啼哭，遂下楼前去察看。看到被害人的屋门大敞，被害人独自躺在床上，被告人因担心引发被害人对她的恐惧反应，故而未敢进屋。控方证人的证词中说被告人好像从屋里走出，应属个人主观的猜测，并非亲眼所见的事实。被害人第二次中毒发作之前，被告人回到住处，因为想请证人帮她找出她用的一只皮箱，故而去被害人房间门口探望，见证人不在屋内随即退回，并未进屋。而现场的房屋平面结构也证明证人两次见到被告人的位置，均无法看到被告人是否从被害人屋内走出。第三、公安机关在对证人钱志富的询问笔录中，钱志富只说了他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用自己的汽车载被告人去了案发现场，并没有看到被告人在案发现场做了什么。而被告人在接受公安机关审讯时，已经说明自己因与凌信诚的关系发生一些问题而准备回老家仙泉，走前回到凌信诚家来取自己的东西，可见，被告人是有正当理由进入案发现场的。对钱志富的询问笔录只能证明被告人曾经进入案发现场，不能证明其确有投毒行为。第四，爱博医院提供的血液化验证明只能证明被害人死于血液中乙二醇类有毒物质过量，也不能证明就是被告人有意投毒致死。第五、姜帆等若干证人关于被告人与被害人关系紧张，被害人不能接受被告人的证词，可以证明被告人存在犯罪动机，但不能证明被告人已经犯罪的事实。
综上所述，尽管被告人具备了犯罪的时间，具备了犯罪的动机，具备了犯罪的工具，但没有任何一项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确实实施了起诉书中所指明的犯罪。因此对被告人的指控是不能认定的，是不能成立的。
梅肖英的辩护发言，洋洋洒洒，滔滔不绝，让旁听席上的听众，全都鸦雀无声。
辩护发言结束之后，检察官再次要求发言，进行辩论。但检察官的二次发言并未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证据，只是强调虽然没有被告人投毒的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客观真实，非常充分，互相印证，来源合法，已然形成了一条连续完整的证据锁链，完全可以据此认定被告人犯下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法庭应予采信。而且公安机关在调查中，未发现除被告人之外的任何人，具备全部犯案条件，所以真正的罪犯非被告人莫属。针对公诉人的坚定抗辩，梅肖英的回答极其简洁：没错，你们的证据非常充分，来源也很合法，可惜没有一条确凿！
审判长见双方辩论的内容已无新意，适时地宣布辩论结束。宣判前的最后一道程序，是被告人自己的最后陈述。
当审判长把优优的这项法定权利告之她时，优优很长时间没有出声，以致审判长再三发问：“被告人丁优，根据法律规定，你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要陈述吗？”直到审判长问出：“被告人丁优，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否放弃最后陈述的权利”时，丁优的嗓子才沙哑地发出声音。
“我，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没有害那个孩子。但我对不起信诚，我对不起他的父母，如果是老天爷让我这样来赎罪，那你们，你们怎么判我……都行。”
优优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审判长以为她陈述完了，刚要开口说话，不料优优哽咽的声音接着响起：“我惟一舍不得的，是我的大姐，还有……还有我爱的人！”
审判长不知是否出于侧隐之心，沉默了很长时间，让全部听众，都在寂静中听到了优优压抑的啜泣。
也听到了旁听席上，优优大姐的啜泣。
然后，审判长宣布休庭。
审判长和公诉人、辩护人等—一退场，优优也被带下去了。大部分听众没有离座，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气氛中，沉浸在不知所措的矛盾的心情中。无论心情还是气氛，都表现在一片低声的议论和争执中……
半小时后，法庭再次开庭。台上台下，所有人都按原位依次人席，庄严就座。最后一个登堂入室的仍然是审判长和她的助手，当审判大厅安静下来之后，审判长起立，别无罗嗦，当庭宣布：根据人民检察院刚刚提出的建议，因本案证据不全，需要补充侦查，因此经合议庭研究决定，本案延期审理，暂时休庭！
27
在法庭宣布暂时休庭的当天下午，我从周月口中得知，检察院已将此案发回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做出补充侦查。当天晚上周月依我请求，带上梅肖英一起，与凌信诚见了一面。因为需要回避本案的控方证人——凌信诚的保姆和司机老杨，所以见面不便安排在凌家进行。又因为涉及优优及乖乖的生死之事，话题沉重也不宜到酒吧餐馆这类地方被周围的热闹干扰。所以凌信诚依我的建议，在长城饭店租下一间套房，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
这次会晤在我心中的感觉难免有种宿命的味道，令人感叹命运真大而天下太小。优优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竟不知不觉，走进同一个房间，促膝于同一个夜晚。一个是优优深爱的人，一个是深爱优优的人，为了优优的真相与生死，坐在同一盏灯下，经历同一种心情。尽管，他们谁也不解优优对他们的真情实感。
会晤的主谈者并不是这两个男人，而优优的辩护律师，这个晚上惟一的女性小梅。她向凌信诚大意叙述了庭审的过程，包括检察官的发言和她的发言，包括在法庭上出示的种种物证、宣读的鉴定和证词，以及证人现场的证言。这些在法庭上激烈交锋质证了整整一上午的纷繁内容，在梅肖英的口中，被梳理得井井有条简明扼要，既无罗嗦重复，也无半点遗漏。庭审各方的观点以及最后的结果，说得清晰了然。在凌信诚的要求下，她连续两次完整复述了优优的“最后陈述”，我又做了少许补充和形容。我们的介绍让凌情诚双目含泪，呼吸起伏，但不知他的难以自持，有多少是为了儿子，有几分是为了优优。
我说：“信诚，情况就是这样了。今天梅律师的辩护非常成功，也非常客观。既没有肯定优优并未犯罪，也指出公诉方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犯罪。按法律规定，证据不足就不能凭分析猜测定人罪名。所以检察院主动建议补充侦查延期审理，无论对死去的孩子还是对活着的优优，这样安排都是好事。为了孩子不致死不瞑目，也为了优优不致蒙受不白之冤，这事由公安机关重新慎重调查一下，是件好事。”
凌信诚低头不语，默默听着。良久他才抬头，目视小梅。他问：“梅律师，你能如实告诉我吗，按你的判断，杀我儿子的，到底是不是优优。”
梅肖英面有难色，犹疑片刻，似是无法确言。她说：“作为她的律师，我希望不是优优。”
凌信诚说：“我想知道的，不光是你的希望……”
梅肖英善解其意地接着说道：“以我主观的感觉，不象是优优。可我不能拿主观感觉当作客观的判断。既然目前的证据不能认定优优，那么按照法律的原则，不能认定的罪名，应以无罪对待。”
我看到了，梅肖英的“无罪”二字，让凌信诚聆听的目光，投射出瞬间的希望。但梅肖英接着说道：“当然，目前的证据也远远不能断定丁优无罪。”这一句客观的分析，又令他的双眼，蒙上一层迷茫。他茫然地听完了梅肖英完整的解释：“我们要求判定丁优无罪，只是要求法庭尊重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的法理原则，如此而已。”
凌信诚的表情，似懂未懂，他继续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见我们谁也回答不出，他不由喃喃自语：“如果优优真的杀了我的乖乖，真的和我有灭子之仇，那就是命运在罚我，是上帝不想让我好好活着……”
梅肖英看看坐在身边的周月，又看了看我，目光最后落到凌信诚脸上。她用律师特有的理智，循循善诱地劝道：“如果公诉方找不到确凿的证据，那么法院只能判她无罪。如果法院判她无罪，你就应该相信法律，相信丁优。”
那天晚上的会晤，就在这样的结论中结束。在送走周月和小梅之后，凌信诚向我问道：“这位律师为优优辩护，费用是由谁出的？她和优优是早就认识的吗？”
我做了简单解释：“她是周月帮优优请的。优优以前在医院照顾周月，他们又是仙泉同乡，所以周月自愿帮忙。”
凌信诚疑问：“那就是说，律师费是那个周月出的？他只是一个民警，会有那么多钱吗？”
我摊开两手，表示对这场官司的费用收付，不甚清楚，“也许吧，也许梅肖英是看在周月的面上，免费对优优提供法律援助。钱的事我没问太多。”
凌信诚马上表示：“那你去告诉律师，让她多用点心思，她的辩护费用，全部由我来出。多少都行，由我来出。”
我略想一下，婉言劝道：“我看，既然小梅已经承担了辩护，钱的事索性以后再说。因为这个案子的被害人是你儿子，你是原告，如果为被告出钱，恐怕会遭人议论。不如等优优被判无罪以后，你再给小梅周月一点补偿，这样对外比较好讲。”
凌信试听了，不再坚持出钱。在这最后的话题谈完之后，我们也互相告别分手。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次会晤，有了梅肖英的那些话语，才使得后面事态的进程，有了不同的走向。在我和凌信诚于长城饭店门口各奔东西的时候，凌信诚并不知道他家客厅的灯下，有人正在等他。
凌信诚那天回到家已近晚上十点，保姆帮他开门时他就看到客厅里的灯全都开着。还没容保姆轻声禀报他已经看到依然是一身丧服的仇慧敏，从正对大门的一只沙发上站起来。
仇慧敏的来意他早就料到，上次她已经流露出明显意向，要与信诚重修旧好。因为在仇慧敏看来，她和凌信诚拥有共同的悲伤，共同的仇人，这使两人的感情，有可能重新找到支点和共鸣。
所以，凌信诚刚一走进客厅仇慧敏就主动上前将他抱住。她在他怀里悲拗失声。她哭着说孩子死得这样悲惨，而凶手却未遭报应，我们是孩子的父母，应当让孩子死得瞑目！
凌信诚那一刻想到了孩子，想到孩子在这屋里的哭声笑声，他的双目也和孩子的母亲一样，泪如泉涌。但他很快擦掉脸上的眼泪，很快推开怀中的女人。他让她别哭，他让她坐下，然后，他也坐下。他没再谈论孩子的事情。
他说：“你最近还好吗，还在你舅舅那里帮忙？”
仇慧敏也止了眼泪，但鼻子还有些哝哝，她说：“我舅舅的厂子倒了，想帮也无忙可帮。”
凌信诚说：“我欠你的三百万元，已经付了，能管点用吗？”
仇慧敏从皮包里取出一张支票，正是那三百万元现金。她把那张现金支票放在凌信诚面前，然后轻轻长叹一声，声音黯然失神：“幸亏这钱你给得晚了，不然当初投了进去，也是杯水车薪，·白白扔了。现在他那公司既然已经没救，我也用不着这笔钱了。本来还想能不能找你换回孩子，可现在你就是同意也已经晚了。”
凌信诚沉默半晌，看着茶几上那张薄薄的支票，那支票就像是儿子的身契。他的鼻子不由有些发酸，视线不由有些朦胧。他把支票推了回去，他说：“这钱你把它收好，咱们也算好过一段，不管怎么说，咱们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小孩。所以，你有困难我也应该帮你，更何况这笔钱咱们早有协定。而且我还得向你道歉，我没把咱们的儿子……没把他养好……”
凌信诚放慢声音，用以遮掩胸中的呜咽。但他的话却把仇慧敏的泪水，再次决放出来。她扑在凌信诚的膝下，抱住他的双腿。她说信诚，你别这么说了，你这么说我心里受不了的。我是心疼孩子，可我也心疼你啊。你父母已经不在了，你没有一个亲人了，以后谁来关心你照顾你啊？
仇慧敏说这话时，眼泪已经止住，她的声音因而变得客观冷静。但凌信诚却悲从中来，双目湿润。他说：“我，我这辈子这辈子该怎么过下去呢，他也说不清楚。
仇慧敏说：“信诚，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照顾你吧，我一直真心爱你，和姜帆那是以前的事了。如果你还能原谅我一次，那就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一定会再有一个儿子！现在我来照顾你，以后让儿子照顾你，你一定会得到最幸福的生活，你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重新开始！”
凌信诚的眼泪终于没有流下，他摇头说：“小敏，我谢谢你。你说的对，我真的想再有一个孩子的，无论他是男是女。我真的想有人能爱我，陪我，因为我……我太孤单了。可我已经爱上一个人了。如果法律最后能够证明她无辜，证明她没做对不起孩子的事，那我还是要和她一起生活下去的，这是我已经发过的誓。我发过誓要和她永远在一起，一直到老，一直到死。”
凌信诚的话让仇慧敏咬牙切齿：“小诚，你到底是爱咱们的儿子，还是爱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杀了你的儿子，你还要原谅她吗？你连我的那一点陈年旧帐都不肯原谅，却能原谅一个杀人的凶手，难道你真的中了魔吗？”
凌信诚也咬牙切齿：“她是不是凶手，要由法律来定。我相信法律，我相信证据！”
凌信诚把证据二字，抬高了声音。仇慧敏也随之对抗地抬高了声音。她几乎是在嘶声怒喊：“如果一时找不到证据，难道就让孩子这样白死？难道你就能和杀你儿子的凶手一起寻欢作乐！难道你就听不见咱们的儿子，在地底下哭吗！你看不见他在满身流血地哭吗！你听不到他在叫你爸爸，让你为他报仇吗！”
仇慧敏说到一半凌信诚就站了起来，就离开沙发不知想要躲往哪里。当仇慧敏声嘶力竭的话音刚落，他也突然哭喊着爆发出来：“我是要为他报仇的！你别再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在我的心里，我不会让他哭的，我不会让他流血的！我爱我的儿子！”
仇慧敏从地上浑身发抖地站起，她从沙发上拣起她的皮包，离开了凌家的客厅。也许是凌信诚惨白的面庞，嘶声的喊叫，预示着他的心脏已到了危险的临界，她不敢再与他争吵。但她在离开凌家时流着泪说：“信诚，我知道你爱儿子。我也爱。但我和你不一样，我不会仅仅把儿子放在心里，我还要让他指挥我，出去为他报仇！我绝对要让害死他的凶手，到地狱去为他偿命！”
仇慧敏没等信诚回答什么，就转身出了屋门。她把她的毒誓留在了这间空旷的客厅，留在了这幢寂静的公寓。一同留下来的，还有茶几上那张三百万元的现金支票。
幸亏仇慧敏走了，凌信诚的心率确实发生了危险动荡，吃了药也压不住整个晚上心痛心慌。他捱到第二天早上叫保姆和司机扶他去了医院，并且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周。
这一周不知是让他享受了清静之福，还是煎熬了孤单之苦。他让自己的私人秘书将支票送还到仇慧敏处，他想把他和仇慧敏的关系，就这样一笔了清。往事不堪回首，前途迷茫无定。他的生活兴趣，和对未来的信心，似乎都在一个纠缠不清的关节，被郁闷的心情锁住。他的胸口，不知是心脏本体原有的毛病，还是被这心情压抑了功能，总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堵着，透不出半口长足的气息。
这一周对优优的生死存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在这一周结束之后，法院发出公告，通知再次开庭。我和梅肖英及时通了电话，探问她对这次开庭的前景展望。根据梅肖英的分析，或者公诉方拿出新的证据被法庭确认，或者没有新的证据法庭宣告丁优无罪，总之这可能是丁优案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梅肖英大概从周月那边打听到一些消息，说公安局三天前拘留了优优的姐夫，但在拘留的当天又将他释放出去，具体详情周月也不太清楚，也许他完全清楚但碍于纪律不肯透露。梅肖英说，法庭这么快就重新开庭，肯定是公诉方拿到了新的证据，不然何不再拖些时光，犯不上这样匆匆忙忙。
我从梅肖英的话中隐隐猜到，这个新的证据，八成与优优的姐夫有关。
开庭那天凌信诚还未出院，我和小梅经过商量，没有将开庭一事告之于他。我又和周月约好一同前往法庭旁听，彼此都预感到此役凶多吉少。
开庭后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猜想的完全一样，和梅肖英暗示的也完全一样。公诉人在二次开庭时并未重复上次那些被梅肖英刁难过的原有证据，他们掣出的杀手铜，正是优优的姐夫钱志富。钱志富在检察机关的安排下现身法庭，充当控方抛出的最大王牌。
钱志富当庭作证：案发当天中午丁优匆匆来到已被查封的志富网吧，求钱志富开车带她去买离京外逃的车票。两人行至城东三元桥附近，丁优突然让他开车拐向桥西，桥西有一家汽车维修中心，丁优让汽车在那里停靠。她下车进去买了一桶汽车防冻液，出来后让钱志富打开汽车的后备箱盖，将新买的防冻液当即启封，从中倒出少量，装进一只倒空的矿泉水瓶。余下的大部分防冻液连同那只原装桶，就留在了钱志富汽车的后备箱中，说是送给姐夫随便使用。而那只盛了少量防冻液的矿泉水瓶，则放进她自己的挎包中，然后就让钱志富驱车带她直接去了凌信诚家。
钱志富提供的这段情况在控方迄今为止的全部证据当中，是最有力量的一项举证。它几乎直接说明了被害人体内的乙二醇毒素，来源何处；直接证实了丁优购毒并携毒在案发前进入现场的完整过程。
除了钱志富的证词之外，公诉人还请出公安机关主持此案侦办的刑警队长出庭作证。陈述了他们在取得钱志富的如上证词之后，对三元桥西的那家汽车维修中心的调查结果。结果证明：在案发当天，该汽车维修中心确实对外出售过汽车防冻液。而钱志富的那辆由凌信诚借其使用的奥拓轿车，在公安机关对钱志富实施拘留措施之后的搜查中，确实从后备箱中搜出一桶已经开封的防冻液来。
证据的条线渐渐收拢，渐渐形成一片清晰的网络，将丁优网在其中，将她投毒杀人的事实，勾勒得条块清楚。这场审判让我几乎失去呼吸地经历着整个繁复而又残酷的举证进程，它的残酷不是由各种证据链条牵引起来的罪恶之轮，不是由这些人证物证临摹出来的犯罪实景，而是，这个进程让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子，在人们的脑海中，一点一点地，幻化成一个食人血肉的白骨精；而是，它让我们确认了这不是一个不实的误会，不是一场假设的游戏，而是一个能够让人相信，却不能让人理喻的既成事实。
尽管，梅肖英出于律师的义务，在质证和辩论中做了最大的努力。她义正辞严地追问钱志富是出于什么原因，事隔多日才说出丁优购买防冻液这样一个关键情节，隐隐道出对公安机关有逼供行为的怀疑。但钱志富的回答基本合理，至少连我都这么认为：他说丁优是他妻子的妹妹，是亲情关系使他当初三缄其口。但在公安机关将他拘留并在他车中搜出那桶防冻液之后，他再不交待便自身难保，再不交待便会被警察指控同谋，至少要被指控包庇。包庇也是犯罪，也要判刑。既然妻子的妹妹如此不仁向小孩投毒，也就怪不得他大义灭亲揭发检举。梅肖英对钱志富的解释无力反洁，但在法庭的最后辩论中她还是质疑了丁优投毒的现实可能——被告人根本接近不了孩子她是怎么将难喝的防冻液喂孩子吃下？就算有证据显示那桶防冻液是被告人买的，却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防冻液就是被告人亲手喂孩子吃的。但梅肖英的质疑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旁听者的感觉中，都不免有些强词夺理。
法庭确认了我的感觉，在让优优再次进行最后陈述之后，就用果断的口气宣布休庭合议。优优似乎没有信心再为自己辩护，她几乎是自动放弃了最后陈述的机会。她只是‘嘎咽着断断续续说了两句：“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是我的亲人，我那么爱他们……”之后，便泣不成声。场面十分沉重，大厅寂静无声，谁都听得出来，她在诅咒她的姐夫！
法庭很快恢复开庭，至高无上的法官重新归位，审判长起立宣判：被告人丁优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名成立。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旁听席上响起了欢呼声，那是陪同仇慧敏来的那些旁听者，他们簇拥着这位不幸的母亲，庆祝着他们最终获胜。仇慧敏和她身边的一位女友抱在一起，为她的孩子喜极而泣，同时也能看出她无比感伤。这时我注意到被告席上的优优，她满脸泪痕被法警带走，在走出审判大厅的一瞬摹然回头，目光向我身边的周月，投来无尽遗憾的一瞥。
优优的大姐那天没来法庭旁听，听阿菊说她根本不知道法庭今天开庭。这一天她和往常一样在家煮药服药，还上街买了些新鲜菜果，给丈夫做了一顿常规的午饭。大约就在她买菜做饭的时候，她的丈夫钱志富把她亲爱的小妹，送上了死路。
28
我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这个结尾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整体基础——我究竟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及最后的命运，究竟要向读者说明什么，昭示什么？
我倾力描摹的这个女孩，曾以她健康阳光的外表感动过我；曾以她爽朗倔犟的个性感动过我；曾以她艰难困苦的经历感动过我；曾以她善良热情的天性感动过我。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恋，她把对一个男孩的暗恋如此长久地深藏于心，确确实实，感动过我！
我曾为她始终不能实现她的向往而感到惋惜；为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和逆境感到焦虑；为她最终选择极端手段，寻求简单解脱，感到震惊。在两次庭审之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不幸。我愈发感到像优优这样年轻的男孩女孩，内心都有一块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隐秘，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做出真切判断。他们下一分钟将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先知先觉。
我把优优的结局，告诉了那位一直催我尽快完稿的电视剧制作商。他在喷喷叹惜的同时，压不住欣喜若狂。他说你好好写，快点写完，这片子拍出来肯定好卖！少女杀人，无论其心路历程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天生具备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强烈互动。
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防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
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优优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她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色表示了拒绝，理由是上诉早已上诉，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高法院刚刚将上诉驳回，裁定维持原判。估计早则今晚，迟则明晨，原审法院便会将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本人。律师不愿在当事人自知死期已定的情况下，再与其真戏假作，将上诉一节重新表演一遍。所以制作商只好又来恳求于我，希望我明天亲自出马，在摄影机前与优优谈谈，他说这时候与优优交谈，唯我最佳人选。
我只好答应。
一来，我为了稿费必须服从这个商业计划；二来，我去也是为了优优。
我想，无论如何，优优曾经向我袒露过心扉，将她从不告人的隐秘，与我交流。她最爱周月，但不能与他交流；她最亲大姐，但很少与大姐交流；她曾与凌信诚形同夫妻，但心中的这一块隐秘，也无法与之交流。所以制片商说的也确实没错，在优优死到临头之际，与她做最后交流的那个人，也许只能是我。最适合给予她一点感情安慰的人，最适合聆听她临终忏悔的人，也许只能是我。
第二天一早，临时组建的一支摄制小组便开车来到我家，接我一起去了关押优优的监所。一审判决下达之后，优优从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于北京南城的一个更大的看守所中。由于经过事前联系，监管干部比较配合，特地为我们在监区内安排了一个较大的屋子，在我们布好灯光，架好机器之后，民警便把优优带过来了。
优优目光憔悴，容貌却依然年轻。身上穿的囚服尺寸有些小了，身材的线条却无意间被勾勒得起伏动人。她在我的对面，隔了桌子坐下。当民警将她的一只脚腕，用铁链固于椅腿之时，她偷眼看了一下我身后的镜头，脸上露出些难为情的样子。这细微的动作让我心中一震，想到人之将死，还这样顾及面子，可见羞耻之心，乃人之本性。
谈话开始之前，我先做寒暄：“优优，你还好吗？”我的神态故意轻松，声调也处理得尽量随意：“身体好吗？这两天心情还行吗？”问完之后我才发觉这类寒暄与此时的优优，实际上是多么不够厚道的一个提问，大有哪把壶不开提哪把的傻气。
好在优优仿佛比我坦然，言语表情并不上挂下连，她用颇为事务性的口吻答道：“这些天睡得不好，所以总觉得恶心，一恶心就吃不下东西。”
“有没有去看看医生？”我问。
“没有。”她说：“前两天没心情看。现在，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我停顿少顷，开始介入正式话题：“优优，今天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跟我一块儿过来看你，他们听了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经历，都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包括我在内，都对你和那个小孩之间后来发生的事情……很不理解，甚至很不相信。所以，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随便聊聊，听听你的想法。我想，我和你，咱们之间也谈过好多次了。你把你的家庭、历史、你内心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过我，我应当有义务再听听你最后的想法，对你的一生，做一个完整真实的记录，你说好吗？”
优优点点头，并且，还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如同昙花一现，短促得接近于无。她在点头之后，又精神枯萎地摇了摇头，声音也显得毫无生气。
“昨天这里的队长跟我说了，其实我真的不想再谈什么了。大家都是听他们的，我说什么，又有谁听。现在我再说，又有什么用。我说我没杀乖乖，你们信么？”
我语迟片刻，难以回答。信与不信似乎都不宜讨论。我换个问法，把差点走僵的场面，调转开去。
“你现在最想什么，想你大姐吗，想不想信诚？想不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不想了。”优优还是摇头，但接着又说：“前些天我托这里的民警给我大姐带话，让我大姐过来看我，我很想她。可民警说我押在这里已经用电话通知我姐夫了，我姐夫说我大姐已经不认我了。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第二天想想又有点不信，也不知道我姐夫告我，我大姐晓不晓得。她就我这么一个小妹，从小带我就像我妈，难道她真舍得我吗？”
优优的表情，几乎像是自问，随后，又像自答：“不过大姐也没办法，她身体不好，现在和我姐夫一起，全得靠他，她也只能全听他的。她也没有办法。”
我说：“你认为你姐夫向公安局交待的事情，是诬告呢，还是说了实情？”
优优看我，那样子这还用问么！“你知道的，我姐夫那人，只认钱的。准是谁又给他钱了，他才这样说我。要不然就是公安局逼他了，他没办法，就这样说我，这样说我人家就可以把他放了。两种可能都有。”
“你希望是哪一种可能？”我继续问，也不知为何要这样问。
“当然是第一种，第一种至少他会得到钱的。他得到钱了，至少能拿出一些给我大姐看病。”
“那你岂不是太无辜了？”
优优歪头看窗外，未即回答，良久才说：“我也没有办法，连小梅都说不服法官，我又能怎么样呢。这些天我想来想去……我心都死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报应。”
我不知该再问些什么，我被优优木然的神态弄得心中难过。我身后一位摄制组的头头见场面冷了，便越过我Сhā嘴提问。
“你对那个死去的小孩子，和他亲生的父母，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想不想对他们说一声抱歉？”
优优的目光摆正，越过我投向那位提问的先生，她很明确地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为什么要向他们抱歉？”停了一下，优优放低了声音：“不过我也想了，他们也挺不幸，要是我亲生的孩子死了，可能我也要发疯的。”
提问的人抓住这话，继续逼问：“你既然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为什么不肯说一声抱歉？”
优优看着那人，眼睛有些茫然，神色若有所思，她突然哺哺说道：“我想，我想对信诚说一声抱歉。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信诚对我真的不错，可我特别不懂事，总是任性发急，动不动就跑出去。我明明知道他身体有病，我不该冲他发脾气的。现在想想后悔也没用了，你们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信诚是个好人，我知道我这辈子欠了他的，可老天这样罚我，罚我去死，这样来说我也算不欠他了。”
我不忍再让身后那位老兄漫无节制地发挥，用那些谴责性的提问来折磨优优的神经。杀人者固然可杀，但我还是希望能给这位行将上路的女孩一个死前的宁静。于是我把话题接过，同时换了一种关怀的口吻，向优优提问：“优优，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见面了，你要不要和你的大姐，还有阿菊他们，说些告别的话呢？你要的话，我们正好有摄像机可以拍下来，可以给他们看的。”
优优马上表示要的，然后还坐正了身子，目视摄像机的镜头，问我：“我就看着它说吗，还是看你？”
我说：“你要直接向她们告别的话就看镜头，这样她们就能感觉你是冲她们在说。”
优优就冲着镜头，开始一丝不苟地和她的亲人及朋友，—一告别。她的声音始而平静，继而哽咽，继而哭泣，继而又被压住，直到把话说完。
先说的当然是她大姐。
“大姐，我要走了……现在，我真想你。我真想还像小时候那样，你带着我玩，回家给我包饺子，晚上搂着我睡觉，睡觉前咱们聊天……大姐我真的想你……”这时优优的眼泪开始忍不住了，她的告别也被强烈的抽泣打乱，变得词句不清，断断续续：“……大姐你多保重吧，我在阴间地府，会一直保佑你的。你好好治病，早点治好，平时千万别生气，也别想我……想我没用……还伤身体。姐夫万一有一天不管你了，你就去找阿菊，也许阿菊还能帮你……我会求阿菊帮你的。”
最后一句，优优咽下抽噎，声音的节奏，也强制着复原。接下来，她开始面对阿菊。
“阿菊，我要走了。我挺羡慕你的，你找了一个爱你疼你的男人，你的命好。我祝你今后一帆风顺，生个大胖小子，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吧。万一我大姐有什么难处，你能帮千万要帮。我知道你会帮的，凭咱们俩人的交情，你肯定会帮的，拜托你了阿菊，拜托你了阿菊！”
优优停顿下来，面对自己多年的好友，她似乎又有点想哭。我以为她说完了，刚要开口，不料优优又说起来。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她下一个告别的对象，竟然是将她置于死地的姐夫。
“我再和我姐夫说两句吧？”她说完看我，似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马上点头：“可以，你说吧。”
优优重新目视镜头，说道：“姐夫，我也跟你告个别吧。我不怨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把我大姐的病治好。一定要好好待我大姐。如果你真得了钱的话，你一定要带着我大姐生活，千万别把她甩了。你要把她甩了，我半夜三更会来找你！我烧成了灰也会来找你，我非让你一世也不得安宁，你信么！”
优优说到此处，再次转头看我，那意思是她说完了。我指指镜头，提醒她说：“要不要再和信诚也告个别呢？”
优优想了一下，终于转脸对着镜头，迟疑着开口：“信诚，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特别好。这些天我把咱们认识以后相处的那些事情，都重新想了一遍，我觉得你对我真好。其实我也想好好对你。就算按姜帆说的，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那我也应该对你好，也应该一报还一报。可我做得不够，你能原谅我吗？我现在想改也没机会了，和你也没这个缘分了。我在这里最后祝你保重身体，我祝你还能找到一个能照顾你，关心你，真心爱你，不图你钱的女人，然后你们换个新的地方去住，好忘掉过去所有不好的事情，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我还祝你……就祝这么多吧。”
优优说到最后，眼圈再次发红，但没有落泪。这与凌信诚的表现很不相同。事后我把优优对他这段临终告别做成录像带给他看时，他看到一半便泣不成声。他哭着说无论有多少证据摆在那里，他怎么也相信不了优优会杀乖乖，会那样残酷无情。
优优与信诚告别之后，原定的采访时间差不多了，电视台的几个人也冲我点头颔首‘，暗示所拍镜头已经够用。我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一下，在最后时刻突然提到了周月。
“优优，你还想不想……对周月再说点什么，或者和他也告个别呢？”
出乎我意料的是，优优马上摇头，果断表示不了。但她拒绝的理由却让我心中一动，让我意识到她在自己人生的终点，心中的爱人依然还是周月。
“我现在这个样子，太难看了。”她说：“这头发是看守所的人给我剪的，太难看了。这衣服也很不合身。再说你看我现在多瘦，我太瘦了不好看的。”
优优说着，用带着手铐的双手，从桌子下面的不知哪个衣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块来，往我眼前一递，说道：“我给周月写了一封信的，本来想托这里的民警给他带去，今天正好你来，就托你带吧。”见我犹疑着没接，她又说：“我都跟这里的民警说了，这信他们看过，他们都同意的。”
我抬眼看看优优身后的一位女警察，那女警察不但点头并且出声认可：“可以，这是给她一个朋友的信，你愿意替她带可以带。”
于是我便把那纸块接了。
这是一封没有信封的信件，在交给周月之前，我自然有幸目睹。也许是为了照顾周月公安人员的身份，所以优优在这封信中，用词及语气，都比较节制，比较平静，比较含蓄。
信的全文如下：周月：你好！
在我十四岁那年，就开始给你写信。我这辈子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你的。我一共给你写了多少封信，我也记不清了。现在，给你写最后一封。
我第一次见你是在仙泉体校。你那时留的头发，很像韩国一个演唱组合里的男孩，我有那个男孩的一张照片，和你长得很像很像，所以我那时就喜欢你了。从那时开始，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当作最疼我的兄弟，什么都想跟你说说，说完心里就痛快了。后来，有一天晚上你救了我，你和洪教练一起把欺负我的坏人给治住了，可我去感谢你时你已经走了，要不是后来老天给了一个好机会，让我到医院去照顾你，也许咱俩就从此无缘了。在公安医院的那一段，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生活了，我每天都能和你在一起，你什么都要听我的。你那时大脑坏掉了，傻得像个小孩子，还是一个听话的小孩呢。而我就像你的家长，照顾你保护你带你出去玩，有时还骂你！你都不记得了吧。我那时天天都盼着你快点治好病，快点认出我，认出我就是那个总去看你打拳的小女孩。可那时我也想，你的病就是治不好也没关系，治不好我就把你接出医院去，我就养你一辈子。我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能干，我还学过会计呢，我不会找不到工作的，我一定有能力养着你，让你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这些我都想了很多遍，一切我都想好了。可惜，我的梦想没实现。
但我还是幸福的，在我出了这件大事后，你还是肯来帮助我，请人来为我做辩护。我真是感激不尽的。而且我知道你是一个干公安的人，你来帮我是很难的。可你还是来帮我。所以我现在也不怪我命不好，我身边有你这样的好心人，我是知足的。
我一直不敢对你说“爱”字，我也没有资格对你说“爱”字，但我现在想通了，爱其实是有很多种。这世上的人与人，事与事，爱是最可宝贵的。因为爱别人就必须是无私的，就不能什么事都是为自己，就不是和被爱的那个人做交易。所以我想我也有资格去爱别人。我知道你不愿意，但我恳求你，在我快要在人间消失的这一刻，让我说一声：我爱你！
当你看到这封信，当你看到这句话，如果你能在心里默默点个头，点个头表示知道了，我就是死了也安心了。
我真想再见见你，真想再见见你。如果我今生见不到你，那你千万要相信，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坏女孩！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只要你还相信我，我就死得安心了。
你知道我在流泪吗？你知道我在哭你吗？这里是监狱，我不能大声哭。
再见吧，周月，我的爱人！
一个爱你的小女孩我将这一纸别书交给了周月，周月当即在我面前默然展读，读后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但我从他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他已被字里行间的真情感动。毕竟他是一名现役民警，而那个修书传情者却是一位将死的罪囚，他的身份令他不能把内心的情感形之于色，尤其当我这个陌生人在侧的时候。
但他用简短的语言，不露形迹地表达了对优优的关心，他问我：“最高法院的执行命令已经下达了吗？”见我点头，他又问：“她的时间……已经定了吗？”
我说：“我今天离开看守所的时候问过了，具体时间他们没说，大概不会拖过这个星期吧。据说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命令一下谁也不敢再拖。”
“七天。”周月说：“法律规定最长不能超过七天的。”
然后，我们都沉默。
我们都知道，优优“斩立决”的命令既已下达，她的寿命还有多少天，恐怕用一个巴掌就能数了。
周月沉闷地说：“我希望她能知道，她的信我看过了，她所有的信我都看过了。我会把这些信都留着。我希望她下辈子好好地去做人，希望她对一切人都能有颗善良的心。”
我点头，我能从周月这番送行的祝愿中，听出叹惜和谴责来。我点头之后随即说：“你的希望如果优优能听到，我想她的灵魂会得到超度的，她下辈子一定会脱胎换骨做个好人的。可惜她已经听不到了，她已经听不到她想要听到的这份关怀了。”
周月直直地看着我，突然说：“也许我可以想办法，在执行以前去看看她。”
29
周月说到做到。
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什么途径，很快征得了市局看守所的同意，以老乡和朋友的名义，以优优亲人代表的名义，获准在执行枪决之前，去见优优。
去之前周月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能同往。
我们在这天下午两点半钟动身，路上花了一个小时堵车，到达看守所后，又花了半个小时等候，见到优优时太阳已经西沉。也许因为周月也是一位民警，是自己人，所以监所方面安排会见的地点，在我看来似乎象是一间内部的办公室。在进入办公室时我有意止步，示意周月一人进去。周月说咱们一起进吧。我说不了，你进去吧，她要见的是你。
周月迟疑了一下，没再和我争执，一个人走进屋里。
我们心照不宣，我们专程到此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优优的一个心愿，让她此生最后一次，见到她一直暗恋的男人。我们都知道优优当然希望与她心上的男人，拥有最后一段独处的时光。
看守所的那位民警虽然不知道这段隐情，但他几乎和我一样，跟进之后很快又自动退出，站在办公室外和我抽烟闲聊。他这种松弛的态度可能因为周月毕竟是他的同行，也可能因为被见的犯人反正已是结案待决的死回，不怕她自杀，也不怕串供。
二十分钟之后那位狱警抽完第三根香烟，踩灭烟头又进去了。五分钟后周月一人出来，面色凝重。我用目光询问，他只说了一句：“咱们走吧。”
我们走出监区，走出看守所那扇巨型的铁门，上了周月开来的汽车。上车后周月发动了车子，却没有立即踩下油门，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车窗外一群在街边站牌下等车的少年，正为什么事情争论得眉飞色舞，使得群楼一角的那片晚霞，也因此显得生气勃勃。
但周月的神色却异常暗淡，这让我不得不开口探问：“谈得怎么样呢，你们？”
周月缓缓吐气，答非所问：“她生病了。脸色不好，身上发冷。我摸了摸她的额头，她就哭了。”
“为什么？”
“她说她没想到我会摸她的额头。”
是的，优优没有想到周月还会到狱中看她，更没有想到周月还会伸出手来摸她的额头。我从与我聊天的狱警口中，得知优优的死刑将在明天执行。也就是说，这是她的最后一个黄昏。我敢肯定优优在押回牢房的路上，和我们一样目睹了晚霞的绚烂，但我不能想见她此时的心情，是充溢着心满意足的宁静，还是更加伤感悲痛。
“我刚才和看守所的民警说了，他们答应马上带优优去卫生所看病。”周月说：“就算她明天就要执行，可她今天还是一个活人，还要实行人道主义。”
我看着周月那张年轻的面庞，那面庞使我对警察这样一个职业有了美好的想象。这个想象并非正统概念中的英勇无畏，以及传说中的辛苦刻板，而是一种人性的亲切和柔软，非常动人。
这个美好的感觉让我对警察以及周月都产生了兴趣，我问周月明天是否休息，明天是个星期天，周月应该和今天一样，不用上班。我想约他和那个为优优辩护的律师小梅一道，聚聚聊聊。我说和他们聊过之后我的那部关于优优的小说，也许就可以写出结尾了。
周月问我：“你打算怎么写她？怎么让她结尾？”
我知道，周月说的这个她，不是小说，而是优优。
我说：“我想我应该写一个真实的人，但我不知道怎么写才算真实。我想请你们也帮我分析一下，优优怎么就走上了这条绝路。”
周月定定地看着我。眨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突然他把一句意外的话，不假犹豫地说出口：“我不相信优优真的杀了那个小孩！”
这句话从周月口中说出来，给人的感觉很特殊。不知因为他是公安的人，还是因为他是优优爱着的人；也不知他这样说是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智，还是出于一时冲动的情感。
我没有点头呼应，也没有摇头反驳，我只提示了一句客观的形势：“真假已经不重要了，明天无论如何，就是优优的大限。明天咱们见面再谈到她的时候，她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
周月无言对答，沉默片刻，却执著了自己的情绪：“我想这事不该这样算完，我想帮优优好好调查调查。就算她已经死了，如果能搞清这事不是她做的，也要还她一个清白。优优曾经给过我一次生命，我也应该为她做点什么。”
周月的这个态度，我无由反对，我还建议他明天可以再听听小梅的看法。小梅作为优优的律师，曾经深人研究过这个案子，应该听听她的感觉。我这样说其实并不代表我赞成周月的判断，说实在的我就是有半点翻案的信心，也知道为时已晚。
第二天上午我们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茶馆。我来做东，请周月和小梅品一壶当年新下的明前绿茶。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案子，刚刚产生分歧，小梅便接到了一个电话。那电话是从法院打过来的，要小梅到法院来谈点事情。事情当然是关于优优，因为小梅是优优的律师。
于是我们浪费了那壶刚刚泡开的好茶，和小梅一起前往法院。到法院后小梅进去谈事，我和周月在门外的街边等她。在等她的时候我们又聊起这个案子，周月已经成了少数分子。因为小梅刚才的态度和我相近，认为控方证据阵容强大密不透风，而且案发时间距今已远事过境迁，要想推翻更是难上加难。周月在理论上虽然处于劣势，但始终固执己见，口风不改。好在我们没有过多争论下去，想想此时，优优恐怕已经押赴刑场，刑场上枪响的余音大约也已散尽，我们的争论因此愈发缺乏现实的热情，也愈发显得沉重和无谓。
我们在街边争论少时，沉默良久，终于看到小梅从法院大门走出，脸上的表情难以揣测。周月闷闷地问道：“是关于丁优的事吗，他们找你谈了什么？”
小梅喘了口气，语出惊人：“优优本来今天上午执行枪决。但今天早上，枪决的命令已被暂停。”
“暂停？”我和周月几乎同声惊讶：“时间又往后拖了？”
“不是拖，而是要向最高法院申报取消这个命令。”
“取消？因为什么？”
“因为优优昨天被送到医院看病，得到了一份医生的证明，证明她已经怀有身孕。根据法律规定，怀孕的人不适用死刑！”
我和周月半天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们似乎还不能立即适应这个生死一瞬的变动。当我们都以为优优因为一个孩子的生命而成枪下之鬼的时候，她其实已经因为另一个孩子的生命而重获新生。
那天中午我和周月与小梅共进午餐。我们三人都喝了一点啤酒。我们在杯觞之间继续了早上的争论，所不同的是争论的对象已不是一具尸骨而是一个活人，争论所追求的目的已不是能否还其名誉的清白而是能否还其自由之身。我和小梅仍然对彻底翻案持悲观态度，周月虽然也不乐观，但他直到桌上杯盘狼藉之后依然坚持表示要为优优尽些绵薄之力。死马当做活马医吧，何况，这匹马已经肯定不会再死。
小梅作为优优的律师，饭后要去看守所会见自己侥幸不死的当事人，告诉她有关犯人怀孕的一些法律规定。然后还要再去法院，了解法院依据优优怀孕的情况，依法改判的大致时间。周月因为下午处里有事，最先告辞离去。我和小梅随后走出那家街边餐馆，简短握手各奔东西。
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凌信诚的家里。
在路上我先给凌信诚家打了一个电话，保姆说信诚正在午睡现在不能接听。我让保姆二十分钟之后将他叫醒，我说我有重要事情要向他通报。
我到达凌家时凌信诚已经起了，坐在客厅里正在等我。虽已睡了少时但他的面色依然不好，两颊无光也无半点红润。
保姆为我开了屋门，信诚见我进来，忙着起身相迎，并喊保姆去给我倒茶。保姆刚一转身我便开门见山。
“不好意思把你叫起来了……”
我刚一开口便被信诚急切地打断：“是不是优优那边又有什么消息啊？你又见到她了吗，是她又有什么话让你告诉我吗？
我说：“我没有再见到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命令，她今天上午执行枪决……”
“什么？”凌信诚甚至忘了让我坐下，他低头哺哺自语：“这两天我一直托人去找法院，去找公安，我说我要去看一眼优优，我要给她送行。她怎么今天就执行了呢，他们没人告诉过我我知道信诚身边的那些人，医生和保姆，秘书或司机，都不愿信诚再去看望优优。每一个人都因为怀念乖乖而痛恨优优；每一个人也都清楚地了解信诚患病的心脏，都不想为了一个罪恶的女人，而冒险让它受伤。
我看见信诚的脸色越来越白，马上用爽朗的声音道出佳讯，我说：“信诚你不用着急，我保证你会见到优优。今天一早最高法院的命令已经停止执行。而且我今天是特地来恭喜你的，你很快就会再有一个亲生的孩子！
凌信诚表情茫然，瞪着我不知所云。
我说：“昨天看守所送优优去了医院，证实她已经怀上了一个孩子。我认为，她怀的这个孩子，肯定就是你的。律师说咱们国家的法律有明文规定，怀孕的人不判死刑，已经判的也要改判。所以这个孩子是肯定要被生下来的，用不了多久，你又要做一个父亲大人了。
信诚站在我的面前依旧茫然发怔，怔了片刻忽然上前一把将我抱住，他在我的肩头出声地啜泣起来，他说谢谢你，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大哥！
我拍拍他瘦骨零丁的肩背，声音尽量放得快乐，我说你们凌家天不绝后，后继有人。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应该为你父母高兴才对。优优总说和你没有缘分，我看你们今生今世，不管是恩恩相报还是冤冤相报，都是最有缘分的一对！
我把这个消息的利好表达得面面俱到，同时用兄长的友爱拥抱信诚，我不知道他是因为自己又有了一个传宗接代的孩子，还是因为优优得以不死，才这样泣不成声。我没有告诉他周月意欲暗查此案的那份决心，生怕信诚因此而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天晚上经我安排，周月与小梅和我一起，在凌家与信诚碰面，一方面勾通情况，一方面对优优一案做了初步的分析展望。根据小梅判断，最高法院很快就会将优优的刑罚，由死刑改判为无期。我国刑法、刑诉法和监狱法都有规定，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女犯，可以暂不收监，申请监外执行。监外执行按规定由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和街道组织负责管理监督，而居住地通常应是优优的户口所在地或直系亲属的户口所在地。可优优的户口在仙泉，仙泉对优优一家来说，早已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所以小梅建议由优优大姐出面，向为其办理留京暂住证的派出所，申请接纳优优居住。大家都说这样甚好。于是当晚决定此事委托小梅来办。凌信诚还表示，小梅因为替优优辩护而请假误工的损失及车马通讯费用，一律由他承担，除此另有重酬容后再议。小梅一通客气，说不用不用。周月也跟着推辞，说当初他生病住院优优也曾辛劳破费，小梅的花费理应由他来出。我见大家相让不下，便出头做主，说律师的费用由情诚承担比较合适，他不为优优，也要为了他未及出世的孩子。众人遂不再做声。
第二天我带着小梅去找优优的大姐，到了酒仙桥才发觉那间被封的志富网吧复又开门，不过已经开成了一家餐馆，老板也另换其人，优优大姐夫妇居住的后屋，已经改做厨房之用。细一打听才知道因为钱志富欠租两月，房东已将此地另租他人。钱志富和优优的大姐早已不知去向，开饭馆的人甚至听说他们已经离开了北京。
我又带梅肖英到大山子附近去找阿菊。阿菊还和以前一样，一人独守空门。她说前几天优优的大姐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他们去了西山，住在一个寺庙。她告诉阿菊那寺庙环境特好，白天有些游人，一到晚上五点以后，除了少数品茗小聚，品尝素斋的预定客人之外，整个山林庙宇，都沉人清静。优优大姐说她现在也开始念佛吃素了，心里觉得特别安宁。
优优大姐的下落让我感到非常意外，这意外更多是对于优优那位见钱眼开的姐夫，不知怎么突然排除尘念，归隐山林，立地成佛去了？如果他们不是出家当了和尚尼姑，在那种偏僻古刹，又靠什么维持生活？
他们去的那座庙宇，阿菊也没记住名称，恍惚记得有个“觉”字当头，方位大致西山一带。具体路线地址，供奉何方神圣，阿菊就全都一问三不知了。
优优大姐行踪不明，意味着优优监外执行将无处落脚。但这一情况后来并没有影响什么，因为半月之后优优还是从看守所被押往监狱。虽然法院将刑罚改判无期，但没有同意立即监外执行，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十七条关于“对监外执行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收监”的规定，认为优优谋杀幼儿，罪行昭著，主观恶性极大，且其身孕离分娩尚早，所以应当先行收监，待腹中胎儿足月待产之前，再考虑监外执行。
在优优收监之后，凌信诚立即前往监狱探望。他给优优带去了一些营养食品，和一些健康补药。那些食品和补药经过监狱当局的检查，被允许留下部分，还有部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让凌信诚原封带回。
凌信诚与优优的这次会面，被允许持续了三十分钟。凌信诚有意没有提起优优改判留命的任何话题，只表示了对她身体的关心问候。他更多的时间只是沉默地看着优优，看她慢慢地吃着他带来的那些水果。
优优吃着水果，和凌信诚也没有太多的话语。她似乎对自己拣回性命，并不那么激动庆幸，对她肚子里那个拯救了她的孩子，也没表现出多少幸福和欣喜。
优优漫长的刑期从此开始，除了在分娩前后和哺|乳期内，她可以短暂地走出这座深深的牢门，除此之外，她将在铁窗之内，渡过全部余生。也许四十年，也许五十年，也许六十年……也许她更期望一死了之，早点投胎转世，再去为别人，为她真正爱的人，怀上一个爱情的结晶。
从这天开始，凌信城总是定期来看优优。他作为优优腹中孩子的父亲，似乎在探视的次数限制方面受到了监狱当局的宽待。同样从这一天开始，周月着手了对优优一案的秘密调查。这个调查当然属于个人行为，不能使用公安名义，所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全凭自己操劳辛苦。
他开展调查的第一个目标，就选定了本案公诉方的制胜暗器，也就是优优的那位姐夫，那位突然“归隐山林”的关键证人！
30
从钱志富人手在我看来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因为正是他在第二次开庭时所做的证词，才导致优优被判有罪。把钱志富作为突破口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摸清他的行踪，而关于其行踪的惟一线索就是西山的那个寺庙。
周月利用一个周末自己乘公共汽车去了位于西山的大觉寺。那是他在一本北京的旅游指南上找到的地址。阿菊在说到这家寺庙时提到过一个“觉”字，从旅游地图上看西山地区只有这个大觉寺。
他倒了四次车才到达这座不大的古刹。进去后先至佛前双手合十。敬完佛后他走出大殿四下查看，还问扫地看香的和尚有无一对夫妇住于此处。被问的和尚无论是谁，还未等他说出钱志富的名字，就千人一面地摇头否认。
周月在大觉寺里盘桓半日，反复查看四处探问，连殿后院外那些堆放杂物的小屋，都—一探窗扒门偷窥一番。整个周末就这样无果而终，没能发现半点蛛丝马迹。
从西山返回城里的次日周月又去了改换门庭的志富网吧，费了牛劲才找到网吧那位倒霉的房东。房东一脸的怨气正好无处发泄，拉着周月说你找他我还找他呢，他欠了我俩月房租一声不响溜之乎也，你要找着他可千万告我一声。
周末与周日都在劳而无功的奔波中渡过。接下来的周末和周日周月因为加班不能出来。第三个周末周月还是加班，但周日的下午他有了半天的自由。他跑到图书馆去查阅北京所有寺庙的资料，在电脑中搜索到一本名叫《中国佛教寺庙概览》的旧版图书。中国佛教寺庙概览肯定有北京的寺庙，于是他连忙借出当场查阅，果然在北京一节中查到了好几个名称中有觉字的寺庙。其中位于北京西山一带的，除他已经去过的大觉寺外，还有一个正觉寺。他抄下了所有带“觉”字的寺庙地址，准备择期前往逐一踏勘。
又过了一周，周末恰巧有空。周月起个大早，直奔那家正觉寺而去。途中也是倒了好几趟车，比大觉寺更加曲折难寻。绕了好些冤枉的弯路，到中午终于找到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步行很久才见寺门巍峨。门旁一侧的石墙，挂了正楷大书的匾额，“正觉寺”三个饱满的大字，敦厚庄严，意象凝重。门内门外，照例古木参天，寺前寺后，藤萝盘根错节。但看此处香火，比起更有名气的大觉寺来，远远不及。门前虽然也有几部沾满泥土草叶的汽车，也有三五贩香贩水的村民，但寺院里面，却是肃静异常；宝殿之内，也似无人瞻仰。周月信步穿过前殿，行至后院。后院种花种草，成垄成畦，树木掩映之下，可见垂花小门。初看疑是僧人起居出人之处，推门再看，原来繁花似锦，曲径通幽。周月踏幽而人，竟然别有洞天。一条紫竹小径，将他带人一处飞檐四合的院落，院中竹木成趣，桃李互映。更有两位红衣少女，闻声迎来，操着外地口音，开口笑问：“先生，你是喝茶还是用餐？”
周月有些不摸头脑，蒙然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女孩说：“你是从庙里过来的吧。这是养性斋餐厅，喝茶也行，用餐也行，我们这里是卖茶餐和素斋。您要不要尝尝？”
周月这才发觉这院子原来另有正门，正门就开在正党寺的山门一侧。时至中午，他的肚子早就空了，想到佛家净地，素就素吧。于是随服务小姐进了茶舍，拣通风透亮的窗前坐下，从菜单上点了一个拍黄瓜，点了一碗素菜面。小姐问她要不要沏壶山泉茶，周月摇头说不要了。
这间茶舍装饰还算雅静，座位之间都用透光的竹席间隔。此时没有什么客人，只在最里的一个角落，有两个男人低声交谈。周月的目光被竹席遮挡，但仍能看清那两人的大致轮廓。其中一人背部朝外，只闻其声，不见其面；另一人则与周月迎面而坐，从垂挂的竹席边缘露出半个面孔。周月歪头去看，心中一叫，一眼认出那半个面孔正是他要找的那人！
钱志富虽然面对周月，毕竟隔得较远，所以目光言语，都未留心。他和那个背影正在谈论这家餐厅，在抱怨这里地处偏僻生意难做。而那个背影则另讲一套，指责他管理不善推销不利，听上去是一副股东老板的腔调口气。两人你来我往说了十来分钟，说来说去话不投机，背影抬腕看表说还有事，站起来挟着皮包就要告辞。钱志富客套地留他吃饭，他说不吃了，素的我也不爱吃。于是钱志富便也起身，恭送背影出门，途中背影有瞬间侧脸晃过周月视线，周月只觉得那人有些面熟，姓甚名谁却一时回忆不出。
周月透过窗户，看到钱志富将背影送出院子的正门，返身回来未进茶舍，冲茶舍门口的服务小姐吩咐一声：“哎，你叫厨房给我炒一盘京酱肉丝，再来碗米饭，给我送到后边去。”
服务小姐连声答应，钱志富走了几步又问：“哎，我老婆要的面你们送去没有？”见服务员点头说早就送了，才又低头朝通往后院的过道走去。
这时，一位服务小姐把周月要的拍黄瓜送上来了，周月看都没看即快步起身，出了茶舍，尾随钱志富向那条狭长的过道追去。
他在过道里追上钱志富，在他身后叫了一声：“请等一下。”他看出钱志富吓了一跳，停下脚步回头看他。
周月和颜悦色地说道：“啊，对不起，您是钱志富吧，我叫周月，我是你小妹的朋友。”
“我小妹？”钱志富疑惑地皱起眉头。
“就是丁优。”周月说：“麻烦您能不能给点时间，我有些事情想找您聊聊。”
钱志富一听丁优二字，脸上有些发白，神态也警觉起来：“聊什么，我不认识你。”
“关于你小妹的事。”周月说：“咱们随便聊聊。”
钱志富扭身想走：“聊什么，没什么好聊的，你找错人了。”
周月追上去拦住他，这夹道窄得让钱志富难以脱逃。周月说：“你不关心你的小妹，那你让我见见她大姐吧。她有些话让我带给她大姐的。”
钱志富使劲推开他，还是企图挤过去：“你搞什么，你认错人了，什么大姐，这里没有什么大姐！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但他紧接着“哎哟”了一声，因为周月突然发力，用一支胳膊狠狠把他顶在墙上，然后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我是警察！”钱志富脸色骤然一变，身体也一下子僵硬住了。
凭借警察证的威力，钱志富不敢再跑。但他也没有跟着周月回到茶舍，而是带他穿过这条夹道，进入了后面的一个院落。这个院落里有一组古迹般的石桌石凳，周月就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盘问。
他先问了钱志富在这家素斋餐厅里做什么工作，钱志富说他是做经理的。周月问他怎么想起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开餐厅，他说是人家请他来的。周月随后言归正传让他把优优最后一次去凌信诚家的过程再说一遍，他说已经向分局的同志说过，他们也全都听过了。周月说：他们听了我没听。钱志富说：我在法院不是也说过了么。周月冲他瞪了眼：现在我让你再说一遍！钱志富低头问了片刻，才很不情愿地开口说了起来。
他说得极其简单，周月却问得尽量详细：优优在哪儿下的车，在哪儿买的防冻液，优优买防冻液时他的车停在哪儿了，以及优优走进凌家之前和离开凌家之后与他之间的每一句对话，都不厌其烦地—一问过。
最后周月问道：“你到法庭做证，你老婆知不知道？她对你去做证，是个什么态度？”
钱志富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出人意料地诚实：“她不知道我去做证，我没告诉她实情。”
“为什么？”周月问。
“她一个家庭妇女，哪有这么高的觉悟，我怕她不能大义灭亲。她和她小妹感情不错，她小妹杀的又不是她的孩子，告诉她她也恨不起来，弄不好还会恨我。”
“那你是怎么跟她说的？”周月说：“她小妹到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是怎么跟她交待的？”
“我说你小妹干了这种事情，也太残忍了，弄得咱们都跟着她没脸见人。你要还认她做你小妹，我就不认你了。我老婆开始总劝我托人去给她说情，可她也知道，现在托人说情都要花钱，我们又没多少钱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她的小妹已经出不来了，为什么？”
“我老婆那人，神经太脆弱，身体又不好，告诉她不是让她再犯病么，她再犯病还是得我花钱……”
周月打断他：“你不怕她早晚有一天知道是你把她小妹送上死路的，跟你拼命吗？”
钱志富冷冷一笑，淡淡说道：“其实我告诉她也没啥，公安局检察院要我作证，我能不作证么，不作证我自己就犯罪了。犯什么……包庇罪了。我坐牢了谁来养她！我老婆现在这身体，什么都不能干，全靠我养着。只要我不把她甩了另找别的女人结婚，她什么都无所谓的。”
钱志富既理直气壮又微微自得的笑意，让周月一时哑然无语。他从正觉寺回城的路上，一直在可怜那个疾病缠身不能自理的弱女。周月后来对我说起他当时的感想，他说也许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没做错什么，他或她之所以这样或那样是因为无可选择。生存法则让饥饿的人只选择吃，让干渴的人只选择喝，让随时可能被遗弃而死的人，自然而然地放弃亲情、道义和对他人的关怀，只选择忍气吞声的苟活。
周月问我，此时此刻，他应该选择什么？
我也回答不出。
后来我看到，周月又选择了一个周日，让梅肖英带他去大山子找了一次阿菊。他借了一辆汽车，和梅肖英一起，带阿菊去了西山的正觉寺。这一次周月把车子停在正党寺山门外的树林里，他和梅肖英都没有下车，他们让阿菊独自一人，走进正觉寺的大门。他们带阿菊来的目的是让阿菊去见优优的大姐，把优优的真实情况告诉她惟一的亲人。他们让阿菊尽量说服优优大姐，让她跟他们进城，去监狱探望一下优优。
阿菊这一阵恰巧信了佛教，一下了变得特别虔诚。家里门厅供了佛祖，客厅请了观音，每日晨昏三香五拜，还要做到日行一善。所以她跟周月小梅前往西山，确实属于自觉自愿，既是帮助优优，也可顺道拜佛；既是“普渡众生”，又是“独善其身”，大乘小乘全都占了，可谓一举两得。
周月和小梅没去拜佛，他们就在车里静等。等了大约半小时，等得小梅都紧张了，才看见阿菊扶着优优大姐，瞻前顾后，象逃命似的从正觉寺的庙门走出，急急地，甚至是有些跌跌绊绊地，向小树林这边跑来。周月轰地一声发动了汽车，迎着她们开出了林子。
阿菊和优优大姐气喘吁吁上了汽车，周月和梅肖英一同回头与她简短寒暄。优优大姐脸上惊魂未定，病容明显，她连连点头向周月小梅表示谢意，阿菊则在一旁急声催促：“走吧走吧，我们出来她老公不知道的。”
周月挂挡松掣踩下油门，汽车刚刚开动，就听见有人高声叫喊：“拦住他！拦住他！站住！”紧接着他们都看到钱志富不知从什么地方斜侧里冲了出来，拦住了这辆汽车的车头。
周月只好把车紧急刹住，他看到钱志富叉腰站在车前，瞪着他和他身边小梅，恶声恶气的腔调，却是投向坐在后排的女人：“你给我下来！我告诉你，你要不下来，就别再回来了！老子不伺候你了！你吃里扒外跟着人家跑，有本事你就别再回来！”
钱志富的叫喊和他们的这场对峙，吸引了四面围观。这一天正值周日假期，庙门前多少有些远来的游人和当地的小贩，好奇的目光游移在这辆汽车和这位拦车叫骂的汉子之间，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孰是孰非，一时无人能辨。
围观的人壮了钱志富的恶胆，这里毕竟属于他的地盘。他甚至不再拦住这辆汽车的去路，转身边骂边向养性斋餐厅的大门走去：“你们大家都看见了，不是我逼她走，是她不想跟我过了。她要跟车上的这白脸跑，我让她回来她不回来，那她不仁我也就不义啦，她再回来我也不要啦！”
周月拉开车门跳下车去，揪住钱志富大声呵斥：“你胡说些什么，你说谁是小白脸。我们是带她看她妹妹去，你要去也一起去！”
钱志富一把推开周月，对周月的分辨不予理睬。他一边继续往回走一边回头指着汽车的后座，威胁的口气有增无减：“你别回来，你他妈有本事别回来！回来我也不认了！”
后座上优优的大姐终于承受不住，自己开了车门，颤颤巍巍地下来，用手抹着眼泪，尾随着丈夫满不在乎的背影，低头走回了餐厅院门。梅肖英下车跟了上去，想拉着她再说点什么，她低着头摆摆手，脚步不敢停下，似乎不愿再听。
直到围观的人渐渐散开，阿菊才一声不吭下了汽车。她站在汽车半开的门前，默默看着束手无措的周月，和一脸茫然的小梅。
在回城的路上周月和小梅都沉默寡言，阿菊反倒表示理解：“她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明知道是她老公毁了优优，她也不敢怎么样啊。刚才我一说优优没死，已经判刑关进了监狱，她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恨不得马上能去见她妹妹。可她老公出来一吼，她还是得老老实实回去，她总要生存么，换上我我也只能这样。”
同样作为女人，梅肖英冷冷地来了一句：“换上我我就不这样，让我去死可以，让我这样活着，我不愿意！”
阿菊虽被这样呛了一下，却是不急不恼笑一笑说：“你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现在放在我身上我也不会这样的。刚才我拜佛的时候就求菩萨保佑我，千万别混到优优和她大姐这地步。可要是哪天我万一也和她大姐一样了，不回去就根本没活路，那我也只能回去了。别说是我小妹了，就是我亲爸亲妈出了事，我可能也管不了那么多。人都是这个德行的，让你马上选择活还是选择死，恐怕人人都想先活着。”
梅肖英没有再反驳，她只是愤愤不平地看周月。也许她不能理解阿菊这类生存至上的女人所持有的处事哲学，也许她也是没被生活逼到这个份上，所以她的现身说法必然显得空洞无力。周月始终没有说话，他只是把握着汽车的舵轮，严肃地目视着前方，脚下的油门在慢慢加大，仿佛要把刚才那个令人厌恶的场面，连同那份念佛食素的虚伪，统统抛在脑后，抛得越远越好！
31
那一阵周月表现出来的执著确实令我由衷感叹。他的工作性质使他的许多假日都要加班加点，但在长达半年的过程中，他还是把大部分难得的休息时间，都消耗在暗中调查的路途往返。他把乖乖死亡那天优优乘坐钱志富的汽车前往凌家沿途停靠逗留的每一个地点，全都逐一做了实地查访踏勘。他还和阿菊又做过一次深人细致的长谈……当然，他这样一个年轻精壮的小伙子和阿菊这种孤门寡女的少妇进行长谈，应是另外有人在场为好，所以，周月但凡去找阿菊，通常都要拉上小梅。
小梅也不算局外之人，她是优优的辩护律师。
阿菊与优优是自小相熟的朋友，所以对优优的遭遇一直抱有同情。但她的同情与周月的同情本质不同，她一直相信那个死去的孩子就是优优杀的，她同情优优是因为她们曾经情同手足，而且，在她和德子刚到北京的时候，优优没少帮过他们。
所以，尽管阿菊相信优优确实“犯了事”了，但她并不怎么憎恨优优。她认为优优也是没有办法，是让那孩子逼得急了，才出此下策。凌信诚那么有钱，模样也很不错，优优和信诚一起，如果没有那个一见了她就“发疯”的孩子，该是多么幸福。虽然信诚身体有病，不能干这干那，反正优优这人，也不需要干这干那。阿菊对周月小梅说道，你们别嫌我话说得难听，信诚那病对优优其实也不是坏事，万一哪天信诚真的找他老爸老妈去了，那万贯家财，还不全都归了优优。可那孩子如果还在，就得归了孩子。就算优优和信诚那时结婚，这男方婚前的财产优优是否有份，也很难说。这类男女财产的规定我以前就找人问过。
阿菊基于以上分析，再加上她也旁听了两次审判，因而对优优铤而走险，并没太多怀疑。
对优优杀人信与不信，并不妨碍阿菊与周月进行合作。她后来应了周月的请求，寻找到了一个机会，再次陪周月一起去了一趟西山，“潜人”正觉寺秘晤优优的大姐。
那个机会起于优优大姐打给阿菊的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她向阿菊打听优优最近的消息。阿菊从她口中知道，这个电话是她趁老公外出进城，跑到餐厅悄悄打的。阿菊放下电话便呼了周月，虽然这天不是假日，但周月恰巧手中无事，于是便向王科长请了事假，还借出一辆车子，拉上阿菊就去了西山。他们从正觉寺正门进庙，沿周月第一次来时的路线深人后院，从后院那扇垂花小门迂回进入养性斋餐厅，乘餐厅服务人员未及注意，便拐进那条窄窄的夹道，一直走到优优大姐的住处。
阿菊上次来过这里，所以显得熟门熟户，穿过夹道便直接登堂入室。优优的大姐那时正在屋里焚香诵经，见周月和阿菊推门而人不免吃了一惊。
周月来此的目的十分明确，他想从优优大姐的口中了解案发那天优优都和她说过什么；他还想知道，这些天她的老公钱志富都和她说过什么；还想知道，为什么钱志富突然适人山林，是谁聘他在这里当了经理；还想知道，为什么他不准她去探望妹妹，她是否真的相信她妹妹投毒杀人。在他—一提出这些问题之后，优优大姐的表现却让他异常失望，她几乎没有做出一句回答，始终拿着那卷佛经一言不发。
周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告诉优优大姐，优优至今还在不断申诉，至今否认她被控杀人。如果你妹妹真是被人冤枉，能救她的只有你这位大姐。优优是你惟一的亲人，难道你忍心让她坐一辈子监狱？她现在肚子里还怀了你们丁家的骨血，难道你忍心那孩子一辈子不能与母亲团圆？
周月把话说得这么动情，动情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残忍。他看到优优大姐紧闭着双眼，也挡不住眼缝中淌出的行行热泪，他知道这个病弱不堪的女人，精神上已经接近崩溃。
他甚至已经感觉到了那眼泪的热度，感觉到了这女人全身每个骨节都在疼痛地扭曲，他本来还想继续施以诱导，但那女人不堪一击的样子使他终于放弃。
他灰心丧气地走出那间低矮的平房，虽然说得口干舌燥，但对阿菊替他沏的那杯茶水一动没动，直到阿菊也说了告辞的话跟了出来，他也没从优优大姐口中听到一点伤心。也许那个女人的眼泪已经流净，却不让人听到一丝吸泣的心声。
周月和阿菊沿原路走出正党寺隆重的山门，回到停于附近林中的车上。在周月将车子发动起来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钱志富那辆小小的奥拓。那辆奥拓沿着山路缓缓驶来，驶进寺前的空场，停在养性斋的门边，钱志富从车上下来，锁好车门。另一位和他一起下车的汉子，周月很容易便一眼认出，就是上次与钱志富在餐厅里不欢而散的那个男人。
阿菊也认出那个男人，她说那人也在法庭作过证的，她记得那人姓姜名帆，曾在信诚公司干过人事总监。
钱志富陪着姜帆进了餐厅，周月估计他如果径去后院肯定能从老婆脸上看出异样。屋里阿菊刚刚彻的那两杯茶水，大概也还未及收去。钱志富显然能够看出在他回来之前，曾经有人造访，而且将将离去，还未走远。
但周月这时已顾不得琢磨钱志富生疑后将会做何分析，姜帆的出现让他突然兴奋不已，他的调查显然又多了一条重要线索，甚至也许会成为一个突破的契机。事实上几天后周月便从凌信诚那里知道了姜帆的来龙去脉，知道了姜帆与仇慧敏曾是情人关系，知道了他从信诚公司辞职后即加入了仇慧敏舅舅的制药公司，在那家制药公司破产倒闭后又不知去了哪里。这个人现在突然与素不相识的钱志富过从甚密，这情形让人不能不疑，让人不能不推测出一种可能，即仇慧敏与姜帆互相勾结，将钱志富用钱买通，让钱志富制造证据，将优优置于死地。
周月这一大胆推测的灵感，还来源于另外一场巧遇。他从西山回来的数日之后，因姜帆一事去询问信诚，恰巧看到仇慧敏也在信诚家里。她那天又给凌信诚带来了她亲手堡制的一罐好汤，据说滋阴的同时还能补阳。周月来前她已在凌家逗留有时，见有生客来访便快快告辞。在她告辞前凌信诚为她和周月二人互相做了简单介绍，他向周月介绍仇慧敏时，用了“以前的朋友”这样一个含混的称谓。
周月很敏感，他能从那罐好汤和仇慧敏脸上缠绵多情的笑容当中，看出她的别有用心。对凌信诚这样年轻的钻石王老五来说，每个女人的笑容都容易让人生疑。仇慧敏与凌信诚告辞的笑容在周月后来形成那个推测的时候，被一再援引。也出于同样原因，周月并没把这个仅仅是推测的推测，与信诚交流。
为了证实这个推测，周月后来托了在工商局工作的一位熟人，经他介绍，周月到主管的工商所核查了西山正党寺养性斋餐厅工商注册登记的内容。从注册登记的文件上可以看出，整个餐厅注册资本三十万元，钱志富除了担任经理职务之外，也是股东之一。他占股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说，他在这家餐厅投资了十四万七千元人民币。而另一位占股百分之五十一的大股东，则理所当然地挂了法人代表的名，在那纸工商执照的法人代表的字样下，赫然写着“仇慧敏”三个宇。
从工商所回到单位后的第二天，也是一个刚刚上班的星期一，他不顾科里的头头有多忙，硬把科长拉到一边去，说了他暗自为优优调查的事。王科长马上严肃地说：正好，你不找我也得找你呢。人家分局的同志今天一早就来了电话，说你有好几次去骚扰他们的一位证人，人家证人到分局投诉你了，分局的同志很有意见。这是人家负责办的案子，你不能从旁乱Сhā手的！
周月不服地说：这案子的侦查工作早就结了，我再怎么调查也谈不上Сhā手他们工作呀。分局的人在法庭上说他们调查了那家汽车修理中心，证实优优那天确实在那儿买过防冻液了，我这次也去问了人家，人家说这种事只能查销售帐目，帐上确实记载了那天出售过防冻液，但没记载几点钟，更没记载购货人，更记不清那人是男的是女的。这种防冻液他们那里差不多天天都有售，你说这样的证据算什么？还有钱志富说丁优进去买防冻液，他把车子停在门口了，可我到现场看了看，门口根本停不了车。来买东西的车子都是停在院里的，那个院子特别大。还有钱志富的网吧关门后，他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从哪儿一下子搞到了十四万七，投资了那么大的一个养性斋！还有……
王科长听到一半就点头把周月打断了，他建议道：既然你认为这个案子有疑点，你应该去找分局的同志当面谈一下。这案子他们一直经手办，全面情况肯定更清楚。你怀疑什么应该去跟他们谈，到底有没有问题要由人家来判断。咱们办的案子人家事后乱调查乱发言，咱们也会有意见。
周月一下咋了壳，科长的建议很善意，也符合组织原则的，周月似乎没有理由不接受，没有说词能反驳。他看着科长主动热情地帮他打电话，找了分局的那位他认识的吴队长。吴队长在电话里的态度听上去还不错，表示欢迎周月过去谈。王科长挂了电话对周月说：你看，人家吴队长是那么老资格的刑警了，比我资格还老呢，人家态度很谦虚，很诚恳，你可以过去和他们谈一谈。你只把你了解的情况告诉他们就可以了，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迫人家去接受，好多事你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案子要不要重新调查是人家决定的事，你听见没有！
周月低头没吭声，没说听见没听见。下午他按照科长的旨意到分局去，见到了那位吴队长。吴队长听完他的看法，留了他写的调查材料，答应认真研究研究，还答应有了想法会及时找他。
周月谈完看法，交了材料，回到处里，不知为什么心里一下空了，那一阵上班不免有些垂头丧气，少言寡语。王科长看在眼里，没有批评，但周月有一次听到他悄悄打电话问过那位老吴，问他周月提供的那些情况到底有无价值……
两周之后，分局来了电话，请周月过去一趟，说关于优优的案子，需要“一起研究研究”。
王科长准假，周月按时按点地去了。
那天研究下来的结果让周月十分失望。但他不能否认那次会议开得非常正规，正规得几乎让人无可挑剔。不仅此案当时的承办人员全部参加，连检察院两位主管的检察官也大驾光临。会上的讨论相当激烈，周月不能否认，激烈之外也不乏认真和诚恳。几种不同的观点互相交锋，分局内也有部分刑警支持周月的怀疑，但大多数人认为当时这案子办得还比较扎实，在前前后后多次反复的调查中，并未发现具备作案条件的其他人。从各方面汇集而来的证据基本上合法可靠，互相印证，疑点指向，惊人一致。至于本案证人及当事人之间后来合伙经商，证人不让妻子知道自己作证，不让其探视案犯，这些情况完全可以找到合理解释，行为本身也未违法，构不成推翻原案的法律理由。至于证人停车的位置与汽车维修中心现场情形不符，以及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说服力明显不够充足，更是难以成为翻案的依据……
吴队长在整个讨论中一直处于主持者的角色，本身并未发表倾向明显的见解，在讨论进入各方论点重复争辩的僵持阶段，他适时地请两位检察官发表意见。他征求检察官意见时所用的口吻，能听出这个会议已到了归纳收尾的阶段。
检察官的表态表面上听来比较中性，实际上支持了多数刑警的观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本案案犯的代理人或亲属发现本案确有新的重要证据，足以说明原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有误，或者量刑不当，或者原证明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或者侦查。审判人员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时，可以向检察院或更上一级检察院提出申诉，我们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处理。检察官的表态虽然迹近背诵法律条文，但聪明人都听得出来，周月提出的这些论据，一样都够不上边。
会议就在这样的基调下结束。
结束前吴队长并没有忘记再最后征求一下周月的意见。他与其说是征求周月对这个案子的意见，不如说是征求周月对今天这个会议的意见。他说：“小周，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你提的疑问分局领导也很重视，虽然大家手上都有别的案子，但今天还是把有关人员都集中起来，会上大家的意见你也都听了，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周月没有说出他有什么意见，他似乎并不想让会议就此结束，他咳嗽一声严肃问道：“吴队长，有个情况我不知当不当问。”吴队长表情淡淡反问一句：“什么情况？”周月说：“你们当初怎么突然想起要拘留钱志富的，并且还搜查了他的汽车？你们是怎么猜到那辆汽车的后备箱里，藏着半桶没用完的防冻液呢？”
屋里一时静默，那静默让周月的胜利感油然而起。他把疑问的目光，直直地投向吴队长的眉心，坚定不移。
吴队长依然用淡淡的语气，淡淡地答道：“因为有人举报。”
“是谁举报？姜帆，还是仇慧敏自己？”
见吴队长未即答言，周月不无挑衅地又问：“保密吗？”
但周月这次没能成功，成功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轻易。吴队长用轻松的回答，简单的理由，四两拨千斤地做了回应：“那是一个匿名电话，举报人自称是钱志富的一个朋友，他说钱志富有一次喝醉了酒，酒后吐真言提到他的小妹，说他小妹杀了一个孩子，证据还藏在他的车里。举报人不肯透露身份姓名。但我们仍然决定对钱志富采取强制措施，结果证明举报完全属实。”
吴队长回答完了，在周月一时哑然之际突然转守为攻，咄咄反问：“怎么，你有证据证明，举报人就是姜帆或者仇慧敏？或是他们指使的其他人？”
这回轮到周月沉默下来，沉默中含了几分理屈词穷。好在吴队长的表情还算中庸，并未穷追猛打地将周月继续逼人窘境，他用了一种事务性的口吻环顾四周，来结束会议的整个进程。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无人应声。
“小周呢，”吴队长最后一次移目过来，“你还有什么意见？”
周月同样无法应声，他能听出吴队长道貌岸然地询问，潜伏着漫不经心的轻蔑。就像当初梅肖英反驳公诉人时说的一样，他的怀疑纵有千条万条，可偏偏没有一条足够确切！
他望着吴队长直直射来的目光，那目光同样坚定不移，他沉闷地低下头去，半晌才很不情愿地哑声说道：“没有……没有。”
在分局参加完这个会议，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周月的情绪比较低沉，他找我出来喝过一次酒，借酒发泄苦闷。他也知道他的调查对于推翻这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他心里就是不相信，越来越不相信优优有罪！他本来就怀疑，越来越怀疑钱志富和姜帆仇慧敏，越来越怀疑钱志富那个定人生死的证词，是他们攒的一个猫儿腻！
那天晚上周月喝得大醉，我不得打电话问梅肖英他住在哪里。梅肖英很快乘出租车赶过来了，她和我一起把周月架回了他的宿舍。在梅肖英打来热水替床上的周月擦脸擦手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了周月桌上摊着的那些旧信，那是仙泉一个署名“喜欢你的女孩”在几年中向周月述说的绵绵情话，每一道笔画都流露着少年的稚嫩和动人的天真。
梅肖英给周月盖好被子，服侍他睡去。然后，她走近书桌，也注意到了那些过时的书信。
她一封一封地看着，直到我说：“咱们走吧。”她都没有抬头。
我又说了一句：“你要留下来吗？”
梅肖英这才摹然惊醒，红着脸回答：“哦，不。”
32
在秋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优优走出了监狱。
优优出狱是因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她必须实行监外执行。
虽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出监的手续依然繁琐。由于当初公安机关将优优关押的地点用电话通知她的亲属钱志富时，钱志富代表他的妻子当即做了表示，不再认这个丧尽天良的人是他们的小妹。虽然现在知道他们已在西山正觉寺落脚，但考虑到优优大姐目前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考虑到其夫钱志富在本案中担当过控方证人，所以律师梅肖英建议还是由凌信诚出面申请，安排优优监外执行的居住地为好。
凌信诚当然一百个答应。
虽然凌信诚与优优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及血缘的关系，但法院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因为优优监外执行的法定理由是怀了孩子，而那孩子的父亲就是凌信城本人。
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法定为优优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而居住地的选择曾让凌信诚大伤脑筋。最后他跑来和我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在郊外山明水秀之处，租下一幢房子，既可让饱尝铁窗生活的优优感受自然的广大与鲜美，又可避开信诚的保姆和司机，他们也曾担当本案的控方证人，曾经当庭严辞指证过优优，再与优优一起生活，显然不大现实。而且凌家那间公寓，因是本案案发地点，优优一旦回去居住，恐怕看到哪里都是触目惊心！
经过一番挑选，监外执行的地点就选在了京南六十里外的清水庄园，凌信诚在那里租下了一幢临湖别墅，并且联系了附近的公安机关。一切手续齐备之后，在优优出监的那个日子，他约上我和律师小梅，一起将优优从监狱接出，直接接到了这里。
别墅经过精心布置，处处显得舒适温馨，楼上宽大|乳白的卧室，最适合承载呣子温情；西班牙式的两米睡床，以及床上搭配明快的大小靠包，彰显着文明的传统与尊贵；婴儿的小床也早早备好，被褥玩具一应俱全。卫生间流行的米兰瓷砖上又铺了大块的长毛脚毯，不为奢侈与享乐，只为体现家庭的熨贴和温暖。魅力的焦点则是与卧室相连的挑空阳台，雪白的罗马围槛勾勒出阳台阔大无比的实用空间。微风之下凭杆远眺，清水湖景静静人怀。晚饭通常就安排在阳台上慢慢进行，细食美酒与落日金晖一同享用，湖面上耀眼的溶液，也沉着得波澜不兴，静静倾听着一家人的杯觞交错和笑语欢声。
凌信诚为优优和这幢别墅，另外配备了司机和保姆，还配备了护士和厨师。他还特地将那位远房的姑妈从上海接来，帮他陪伴照顾优优。他告诉姑妈，优优是蒙冤入狱，他和他的朋友——指我和周月小梅等人——绝不相信优优会干那种伤天害理之事。公安机关也在慢慢调查，相信终有一天会真情大白。姑妈人已半老，善良厚道，信诚这样说来，她当然这样相信，不仅把优优看做自己的子侄至亲，而且还额外加了一份同情怜悯，从早到晚，把优优照顾得服服帖帖，无微不至。
优优出狱以后，最先提出的要求，是想见一眼她的大姐。她说她在监狱里曾几次提出希望狱方能通知她大姐来看她一眼，但大姐始终没来。她为此和监狱里的干部闹过一次，就是那次，干部正式告之于她，她的大姐已经表示和她断绝关系。“当时她虽然大哭一场，哭得不想活了，但对那位干部的话，始终半信半疑。她一被监外执行，第一个想见的就是大姐。她想证实一下那位监狱里的民警，说的是不是真的。
对于满足优优的这个要求，我们心里都不乐观。把她大姐从西山接来，难度较大；让优优前往西山，还要报告派出所批准，也很麻烦。凌信诚于是又来托我，求我亲往西山，游说优优大姐无论如何过来一趟。
我受托前往，去时还拉上了阿菊。在养性斋后院那间低矮的平房，顺利地见到优优的大姐。和优优大姐的交谈只进行了十多分钟，我和阿菊就尴尬得面面相觑。
谈话因为有优优的姐夫钱志富在座，所以进行得十分正规。我和阿菊坐在饭桌两旁，钱志富在我们侧面，坐于低矮的窗台沿上，优优大姐则坐在床边，头也不抬，手里不停地叠着几件洗净的衣裳。
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优优的近况，说她现在十分想念大姐，很想见她一面，她自己不方便出来，想请大姐过去一次。今天能过去最好了，我们正好有车来。今天不去以后去也可以，要去的话我们随时派车接。
我没想到的，优优的大姐竟然低声说道：“你们回去吧，这个妹妹我不认了，她杀人家小孩子，她这样子我不认她了。”
我一路想好的很多话，很多能让我不辱使命的话，在这“不认”二字的前提下，全部骤然而废了。我张口结舌好半天，既不能说优优值得同情，又不能说优优实际冤屈。我只能软弱地讲到亲情，亲情是惟一可以超越一切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妹，你是她的大姐，她是你惟一的亲人，你总该去见个面吧。”
大姐听着我的劝说，眼睛却并不看我，她翻来复去叠着那几件衣服。偶尔抬头膘一眼窗前的丈夫，膘完后再次回绝了我的拉拢：“认都不认了，还去看她做啥。”
阿菊也跟着劝了几句，直劝得大姐哗哗地掉泪，直劝得大姐浑身打抖，大姐说：“你们走吧，快走吧！你们告诉她，她没我这个大姐了，我也没她这个妹妹了，你们告诉她……告诉她下辈子……下辈子……做个好人！”
这一趟西山，无功而返。我和信诚经过商量，没将实情告诉优优。我和阿菊统一口径，只说优优大姐和她丈夫到外地开店去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他们。
优优问我：“我大姐，她知道是姐夫害了我么？”
我默然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