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的处理再也得不到一点消息，再也无法提一点建议。而李皇后却趁机大捞好处，她不仅替光宗批阅奏章，起草诏令，而且还大封娘家人，她乘回娘家省亲的机会，一次竟封授李家及幕僚为官者达一百余人。连李家宗庙的富丽堂皇程度，从规模建制到卫庙兵士人数都超过了太庙。
后妃在皇帝和有可能左右皇帝行为的上一代人之间构筑感情墙，以隔断两者之间的联系，目的无非是弄权。对此，有的后妃是以较为文明和非武力的方式以达到此一目的，而有的则更公然、更明目张胆地采取动武的方式。比如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吧，愚昧呆痴的惠帝执政以后，贾南风发现，晋朝宫廷中真正能左右惠帝、甚至代惠帝发号施令的却是惠帝的非亲生外祖父杨骏。杨骏把持朝政，朝中必然有一些大臣对此不满。利用这一点，贾南风就在惠帝面前吹风，竭力说杨骏的坏话，并胁迫惠帝下密诏免去杨骏在朝中的一切职权。杨骏的行权，其实是受晋武帝之托，来帮助惠帝这个不争气的主子的。但是这确实妨碍了贾南风对惠帝的独家控制，所以贾南风要先发制人，要把惠帝和杨骏之间的感情墙筑造起来。自从杨骏被免职之后，惠帝和杨骏之间再也没什么联系了。在免职杨骏的同时，贾后又暗派惠帝的弟弟司马玮入朝废除杨太后，另派司马繇带兵前往捉拿杨骏。杨太后得到消息，自己居于深宫无法与父亲联系，便在一块丝绢上写上“救太傅者有赏”射出城外。不料这块丝绢又落入贾南风手中，贾南风因此宣称太后与杨骏合谋作乱，要晋惠帝废太后为庶人，将杨骏夷灭三族，杨太后最后绝食而亡。贾南风最初是要隔断惠帝与杨骏之间的联系，而结果是杨骏不仅被合法地处死，而且连杨太后这个顶头上司也被搬开，对于贾南风来说，这个结果是使她出乎意料地满意了。
邀宠的诀窍:1.投其所好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人，但又不能做纯粹的男人；他们原本是奔走宫廷之中，替皇家洒扫屋宇、看门护院的奴仆，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有的权力。比起一般奴仆来，不用说他们更多一重被阉割的痛苦与不幸，然而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这份痛苦与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之间游走穿梭的权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的地位。这群特殊的人，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忖度皇上的心理，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借皇上的威势而享受荣华富贵，为所欲为，也便成了每一个宦官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满足这个愿望，宦官们绞尽脑汁以探讨操纵皇帝、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就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而且由卑贱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这是连皇帝老子甚至宦官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一般说来，宦官们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在前朝后宫之间传递消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生活。他们是皇帝后妃的后勤人员，整天和皇帝后妃打交道。这样，如何凭借这服侍至尊至上的便利来亲近他们，并赢得帝王后妃们的欢心，是宦官们入宫之后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要想讨皇帝后妃们欢心，必须顺着皇帝后妃的性子，这样投其所好就成了宦官们打动皇帝后妃的第一个办法。他们细心地观察皇帝后妃的所作所为，掌握其喜怒哀乐的规律，明了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抓住对方的特点和弱点，尽力投合其意，或讨好谄媚，或卑躬屈膝，更有甚者以自我作践的方式，使皇帝在轻飘飘、软绵绵的幸福欢乐之中忘情和陶醉，从而把朝政大事抛诸脑后。宦官为皇帝开了心、找了乐，皇帝自然越发信任之、抬举之；而皇帝开心之余把朝政大事放在一边，又为宦官大行其道、为所欲为留下了空间。宦官们的此种举动，历朝历代都不少见，比如唐代大宦官仇士良就是相当出色的一个。
仇士良在做东宫太子李纯的侍从时，就百般投合李纯的心思，因此很得李纯的赏识。也正因为如此，李纯继位做了宪宗皇帝，仇士良也顺理成章，随迁入宫，当上了皇宫内给事。仇士良处处往宪宗心眼里做事，宪宗皇帝对仇士良的宠爱也就与日俱增。宪宗对仇士良宠爱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问题。有一次，仇士良外出来到陕西华阳的敷水驿，这天正好监察御史元稹也来到这里。晚上，先期到达的元稹已经住进了敷水驿最好的客房，仇士良来后一定要元稹让出，自己住进这套客房。监察御史是朝廷命官，而且就官阶而言也仅次于宰相，人家又是先到，住进最好的客房按说是理所当然的，但仇士良一定要把元稹赶出来。说话间两不相让，仇士良仗着皇帝的威风竟对监察御史元稹大打出手。官司闹到宪宗皇帝那里，宪宗不但没有处置仇士良，反倒找了个借口把元稹贬为江陵士曹了。这件事当时曾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但由于宪宗偏袒仇士良，朝臣的抗议也就没见有什么结果。宪宗死后，唐穆宗继位，这个皇帝仅登基４年就去世了，接着是唐敬宗执政。唐敬宗登位时年仅16岁，正是贪玩任性的年纪。老宦官仇士良很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引诱敬宗游宴玩乐。比如敬宗喜欢打马球，可以说球瘾十足，仇士良就每天都给敬宗安排打球的时间。敬宗打球高兴，就忘乎所以，随口赏赐，由此到底敬宗赏赐给仇士良多少财宝，连史书都称：“不可悉记”。仅仅为了打马球，敬宗还把另一个宦官刘克明封为击球将军。其他人如陶元皓、靳遂良、赵士诚、李公定、石定宽等人也因此得到敬宗的宠幸。
不仅如此，仇士良等人还不断仔细揣摩唐敬宗心理的变化，以见机行事。比如他知道敬宗爱玩，便事先准备好多种玩乐，马球打累了就让敬宗看舞蹈；舞蹈看腻了，就让敬宗看斗鸡；斗鸡之外，又有射猎。这样，各种把戏穿Сhā进行、花样翻新，总之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敬宗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沉浸于游玩的快乐之中，哪还有功夫和心思想起国家政事。而仇士良就趁这个节骨眼上向敬宗禀奏政事。敬宗耽于玩乐，对政事心不在焉，宦官们奏请上来的许多事情都是出于己意，结果敬宗胡里胡涂地答应下来，宦官们却认认真真地执行，结果使许多坏事大畅其道，许多奸人也因此登上要职。比如后来做宰相的李逢吉就是宦官们推举上来的，而此人就是个奸佞之辈。李逢吉手下有个门生李仲言，李仲言手下又有李渎之等8名死党，他们这些人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对外号称“八关十六子”，在他们执政期间，朝政一片混乱，朝野上下一片责怨之声，以致于闹出染织工人张韶与算命先生苏玄明借进宫献草之机持械打进清思殿的荒唐事件。由此可见宦官的参政给当时的朝政带来的是多么严重的恶果了。即使如此，因为宦官们能给敬宗带来快乐，所以事后查处责任者，敬宗对有关的35名把门宦官，也仅仅象征性地打了几板子了事。而宦官们越发尝到了投皇上所好之后从皇上那里得到的信赖和由此得到的甜头了。收到这么大的效益，而宦官们运用起来却并不怎么费事，可以说他们随时随地就可以“取之于君，用之于君”，不花代价而受益无穷，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于此道的实行及奏效，宦官本人都感到非常满意，仇士良到了晚年就要退休的时候曾这样对他的弟子传授秘诀，他说：“我们侍候皇上的办法就是千万不能让皇上闲着，皇上一闲下来势必要看书问政，接待儒臣，其结果就会采纳儒臣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政事上，也就不再追求吃喝玩乐了。皇上不喜欢声色犬马玩乐，我们
这些就派不上用场，也就失去皇上的宠信了。失去皇上的宠信，我们在朝中说话还会算数吗?为你们的前程考虑，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尽一切办法弄到钱财，以备皇上使用。只要你整天把皇上拴在声色犬马上，叫他每天只想着吃喝玩乐，极尽人间的享受，不让皇上有一点空闲，这样皇上就不会留心读书，对朝中的政事也就懒得过问了。皇上不管，凡事就全靠我们。这样，那宠信、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这就是仇士良之所以要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的底牌，就是凭这一点，这个别无所长、别无所能的老宦官竟在大唐皇宫中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了二十多年。他不但历侍数帝而不倒，并且权力越来越大，名望也越来越高，这真是奇中自有不奇之理。
这种抓住皇帝弱点，投其所好，献媚讨好的做法，一经仇士良总结，后世宦官运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明代魏忠贤就是演绎仇氏招术的专家之一。为了讨明熹宗的欢心，他常常引诱皇帝与戏子、歌伎厮混，纵狗策马，射箭打猎，让皇帝不得空闲，而却把国事抛在一边。比如他教唆皇帝选粗大宦官300人，手拿黄|色龙旗，列队在左，又选宫女300人，手持凤旗，列队在右，大搞内操演练，效仿当年吴王宫中练兵之法。谁都知道，宦官是被阉男子，割除男根，影响体内激素的分泌，因此，宦官不仅体态上发生变形，不男不女，走起路来ρi股一扭一扭的，迈小碎步，声音尖哑，显得易老，40岁太监看上去犹如60岁老人，而且大多体胖无力。所以300名宦官手舞三角黄龙旗，阵势很大，却缺少男子铁军的阳刚气势。而300个宫女更是弱不禁风，手执六角红凤旗，穿Сhā往来宦官队列之间，飘飘摇摇，还不时引逗出妖媚的欢乐之声。因此这种宫内操练，显得不伦不类，只是取笑胡闹而已。可熹宗皇帝却觉得很是有趣，常常亲临场阵，摇旗指挥演练，皇帝的喜好，使魏忠贤更加胆大，后来竟然以练兵戍卫为名，把内操队伍扩大到上万人，滑稽之极，吴王莫比。因此时人写诗讽刺说“春晴殿阁鼓声高，宣召中宫御内操。不似吴王军令肃，美人欢笑拥旌旄。”又云“天子宮中肆六韬，红妆小队舞蛮刀。一闻炮火心惊战，昨日言官谏内操。”当天启皇帝在操练声中乐而忘返的时候，魏忠贤浑水摸鱼，乘机大力排斥打击在朝的东林党人，把韩扩、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先后革职斥逐，还不遗余力地迫害南方知识界领袖，造成震惊朝野的“五人喋血案”。与此同时，他处处安Сhā私党，扩大自己势力，围绕在他周围的竟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
”、“四十孙”之多。魏忠贤在镇压了一大批在朝的反对派之后，更加趾高气扬，也更加专权和腐化，他的私党对他也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至明熹宗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祯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以示“尊崇”，从此，全国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仿效，魏忠贤生祠差不多遍布天下。事情做到这一步，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其势重、其意得，真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
由上面仇士良和魏忠贤两个例子看，宦官投皇帝所好的关键在于摸清皇帝脉搏，弄清皇帝心理，在明白了皇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之后，便对症下药，投合其意。如果能哄得皇帝老儿高兴，宠信、权力和好处便都会不求自来。仇士良是很明了这个秘密的，魏忠贤也效尤仇士良并如法炮制，两人各显手段又各有千秋，虽然身处时代不同，但他们得意和受宠的程度却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邀宠的诀窍:2.小忠小信
由前述可见，宦官们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学，从而使用“投其所好”之手段，就会大获其利。但如果宦官遇上一个生性精明而又欲励精图治的皇帝，仅靠献媚求宠就不一定灵验了。每当此时，宦官们改用小忠小信手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小忠小信”是从小事做起，既显其忠诚，又掩其大奸或大恶。不信你想想看，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一旦登上君位，统御四海，什么成为最重要的问题?那不用说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忠信可靠，这是帝王君主所要关心的。而宦官们恰是看到了这一点，利用皇帝欲得忠良的迫切心情，随时随地献上些小忠小信，以赢得皇帝的重视，进而取得其信赖。感情拉近之后，再利用机会以售其奸就不困难了。
比如明代三大宦官之一的王振就深通此道。他曾在东宫陪伴太子读书，后来9岁太子继位为英宗，王振便想通过控制年幼的皇帝来专权摄政，为所欲为。凭着曾侍从太子的特殊身份，他暗地里不断教唆皇帝如何摆威风，如何显示自己的英明，一步步加紧对英宗的引导和控制。但在当时，英宗处于富有政治才干的张太后管教之下，又有“三杨”辅政，因而为了不引起太后疑心，王振处处小心翼翼，他做司礼太监，每次到内阁传旨，都假模假样地装做不敢进去。当“三杨”请他进去，请他落坐时，他才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坐下。王振就是用这种谦卑谨慎的态度出现在朝中当事大臣面前，其实他内心里却并不这么想。在张太后和“三杨”面前装出的谦卑和胆怯是为了躲过他们的监视和关注，而另一方面，他还要在英宗身上下功夫。因为当时英宗年纪很小，他对英宗需要首先建立起正直的威严感。有一次，王振见小皇帝英宗在院子里和小太监一起打球，王振灵机一动，认为自己制造形象的好机会到了。第二天一早，英宗进入内阁，“三杨”和各位大臣刚刚就座，准备议事的时候，王振诚慌诚恐地走了进来，双膝下跪奏道，“启禀太后，奴才有一句话要说。过去先皇帝为打球几乎误了天下，陛下现今又跟先帝一样，特别喜欢玩球。陛下现在年纪还小，理应严加管教，如不管教，任他个人随便自由下去，那江山社稷可如何是好?”这英宗皇帝毕竟年纪太小，还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经王振这么一说，竟羞愧得脸色通红，头也不敢抬起了。王振这话明着是说给太后听的，同时其中既有震慑小皇帝的想法，又有在大臣中间建立威信的愿望。张太后听了这话以后只是瞥了英宗一眼，没有开口，在场的“三杨”却大发感叹，他们说，“陛下年纪小打打球也没什么，只是没想到宦官中居然还有这样忠贞而且有见识之人，真是可喜可贺!”不用多做分析，王振的这个举动不过是一次略表忠诚之心的小小表演，通过这个表演，他既在朝中大臣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忠诚形象，又在小皇帝心目中造成了威严印象，而且给张太后的感觉也会是：把英宗交给这么个宦官服侍是可以放心的。真是一石三鸟，王振此举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判断往往受早期获得的印象与经验的制约，所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既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事后出现的另一个同类印象又会加强人的最初印象，强化这种先入之见。宦官们正是利用这种先入之见的道理，不断用小忠小信，伪装自己，掩人耳目，使人由他的一好二好，得出他所企盼的三好四好，最终获得个不错印象，赢得大家一致信任。比如明代汪直就是这样获得宪宗宠信的。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京师日食，人们以为这是天帝示警人间之兆，因此民间传说京城有一个金睛长尾怪兽，状如狐狸，出入行走有黑气萦绕，能破窗入室，所到之处人即昏迷，轻者残废，重者死亡。这个消息一传出，弄得整个京城人心惶惶，惊乱不已。这宪宗原本是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对此类神鬼之事十分厌恶，便派汪直乔装打扮，装成一般百姓，身边带上两个随从，秘密出宫去访察民情、查证神鬼之事。汪直听到皇上吩咐，马上应命而去。汪直感到这是皇帝让自己干的第一件事，务必认真仔细，这是向宪宗表示忠心的一次极好机会。汪直很快把访察的结果仔仔细细向宪宗做了汇报，证明所谓神鬼作祟完全是子虚乌有。宪宗听了这个报告，对汪直十分满意。到第二年，宪宗便任命汪直做锦衣卫提督，带领百余个将校，在灵济宫旁建立西厂，以监察民情。这个消息一宣布，汪直马上意识到，这是他去年访察民情的结果，第一次忠诚已经有了收获，而且这次担任锦衣卫提督，更为自己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新机会。于是他暗自思忖，一定要处处留心，事事在意，以便再显身手，也再为靠近皇帝创造一个条件。
对于有思想准备的汪直来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有一天，有报告说，南京镇监覃力朋进京给皇帝进贡归来，用上百艘大船装载私盐，沿途勒索州县，骚扰百姓，所过之处肆意妄为。经过武城县时，县里典史出来盘问，覃力朋依仗进贡得皇帝嘉奖，正值豪横荣宠之时，于是把手一挥，示意打人。他的走狗爪牙，便挥棍舞棒，蜂拥而上，当场打得典史遍体鳞伤，还用弓箭射死一名前来护卫典史的小校。汪直认真查处，将查证实情一五一十、认认真真向宪宗做了汇报。宪宗根据汪直调查的事实，下令逮捕覃力朋，判处覃力朋死刑。后来宪宗虽然由于其他原因赦免了覃力朋，但汪直却给宪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宪宗看来，汪直身为西厂提督，对朝廷忠心赤胆，对官吏不包庇，遇事认真负责，以公心检举不法行为，是十分称职的。从此以后，宪宗皇帝对汪直更加宠信，也更放心地重用起来了。
其实，汪直认真地处理这几件事，心里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的。在他看来，只有头三脚踢得好，让皇帝领略到自己的忠诚，以后的路就会一帆风顺，事情也就会容易办起来。果不其然，等到宪宗对汪直的信任达到顶峰时，汪直的飞扬跋扈也达到了顶峰。汪直控制下的西厂不仅人数远多于东厂，而且权力也远大于东厂，朝廷大臣中有数十人遭到汪直西厂的陷害。当时人们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叫作“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由此你就不难了解汪直的所作所为了。
从王振和汪直的发迹史来看，他们一开始都是从小事、显小忠小信做起的，由小忠小信给人造成忠诚正直的印象，而逐渐爬上高位。有了权力，有了皇帝做靠山，他们便一反常态，大胆地在朝廷中逞兴纵情了。
邀宠的诀窍:3.立功求宠
虽然人们常不乏幽默和调侃地吟唱“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但一个朝代更迭结束以后，还总是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一个皇朝的相对稳定期，围绕皇位的传承，皇族内又不免展开新一轮的争位斗争。已经夺得皇位的人，总是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防范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与威胁，或分封安抚或采取不温不火的软控制，如果宽严有度，赏罚得体，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但是，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也并不甘心屈居下位，因为他的失败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下面的棋，他还有可能挽回败局，有可能夺回帝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便需要网罗和他同样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时，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无闻或失宠宦官们的邀宠进身的好时机。他们要投靠暂时失意的主子，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只要看到新主具有未来占据尊位的可能性，他们便不惜孤注一掷，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为新主建盖世功勋，也从此获取特殊的尊荣和宠信。
比如说东汉的孙程吧。此人净身入宫的时候，正值樊丰、江京、李闺等大宦官得宠安帝、势倾朝野之时，在这种当口，尽管孙程也经过了百般努力，但仍未受到朝廷重用。出师受挫的孙程第一回合败北，自然在心理上产生压抑之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孙程感到日暮途穷之时，新的机会又走近了他。先是安帝去世，阎太后和外戚阎显立北乡侯刘懿为少帝。时隔不久，这弱小的北乡侯又大病不起，渐渐显出下世的征兆。当时各诸侯王大都在各自藩地，而只有被废太子济阴王刘保，正幽居德阳殿西钟下。如果少帝突然夭折，征召诸王子弟以应主选，无疑往返需要时间。宫廷政局变化常在瞬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政权。此时孙程个人却另有算盘，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时正是迎立济阴王、推倒阎氏外戚的绝好机会。孙程也思虑再三，觉得与其庸庸碌碌一生，不如趁机铤而走险，如苍天助我，事情成功之后，受新皇帝宠幸那是不在话下的。主意打定，他便暗地与济阴王府谒者兴渠谋议迎立之事。他们联合济阴王心腹王康、孙程挚友王国，相约各自联络私党故交，相机而动。延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少帝夭折，孙程急忙纠集私党共18人，约定十一月二日共至德阳殿西钟下闹事。届时18人俱到，密谋大事，计议已定，截衣为誓。第二天夜里，众人各持利器，闯入章台门，直登崇德殿。当时江京、刘安、李闺、陈达4人守卫殿中，突然见孙程率众持刀拥入，不知出了何事。江京仗着威势，出来呵止，未及出言，已被砍去脑袋。刘安、陈达等惊慌向内逃跑，也被孙程、王康追上杀死。李闺吓得抖做一团，众人正要下刀，被孙程止住。因为李闺久在宫中，善用权谋，内外畏服。孙程便利用李闺之望，号召大众，迎刘保入宫，登立皇位，并假皇帝诏书之名，逼召尚书仆射以下各官，扈从圣驾。之后，孙程、王康、王国等命尚书郭镇等捕拿外戚阎显、阎景，一并处死，并把阎太后迁居离宫。一场兵变推翻了阎氏外戚，确立了刘保的顺帝皇位。孙程等因拥立有功，大受封赏，参与谋立的19个人，个个封侯，号称“十九侯”。孙程本人因为首起议事，总控全局，被赐封为万户浮阳侯，荣宠至极，成为顺帝朝中最受器重的大臣。可见，奋不顾身，替新主人登位建帮忙卖命之功，是宦官们赢得皇帝信赖的有效途径。这一做法虽有立储之险，易主之功，但因功获宠，比起沉沦下僚，终身默默乖乖，对于体验现世的幸福而言，那真有天壤之别。
宦官群中靠立功求宠之术飞黄腾达的确实很多，比如明代的曹吉祥就是这样做的。只是曹吉祥帮助作为兄长的英宗赶走了作为弟弟的代宗，这与人们一向见多了的年轻皇帝代替老皇帝有些不同罢了。
话得从头说起。明正统十四年八月，蒙古的瓦剌部分四路入侵，北部边境告急。英宗亲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前往迎敌。但因战事不利，明军大败，英宗被俘，从征官员50余人全部战死，将士死伤几十万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以后，朝中无主，众大臣为了安定人心，于是拥戴英宗之弟NBD6CＭ
朱祁钰继位，是为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不久，两方战事发生转机，蒙古瓦剌部又放回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做了太上皇，幽居南宫。然而英宗对他眼下的太上皇地位并不满意，一直存心琢磨如何复辟。到了代宗即位的第七个年头，太子朱见济突然夭折，代宗忧思成疾。这时朝中大臣石亨见代宗死多活少，便生出异心，决计拥立英宗复位，以求莫大之功和无穷之富。他勾结曹吉祥、徐有贞以及亲信张NB121
等人，经过周密策划，于景泰七年十二月的一个黑夜，巧借边防有警之机，徐有贞命张NB121Ｒ员Ｎ阑使为名，
带兵进驻宫内。四更时分，天色阴沉黑暗，他们毁墙进入南宫，迎请英宗复位。当时早已得报的英宗，亲自举灯照看动静，徐、曹等人伏地叩拜，请太上皇登位。众人抬来早已准备好的乘舆，请上皇登舆，挽舆而行。正好天色突然转晴，星月交辉，吉兆大现。众人簇拥英宗进入大内，登奉天门、顺天门，石、徐、曹等大臣太监，齐呼万岁，向上叩拜。他们又命人打开官门，号召大臣前来叩贺上皇复位。就这样，英宗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役”。夺门过程中，石、徐首谋，但他们身为臣将，难以亲近幽居南宫的孙太后及太上皇朱厚照，于是两相接洽联系之任便由曹吉祥承担起来，因此冒险之功不亚石、徐。所以英宗复位以后，本不尊显的曹吉祥突然荣宠备至，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其嗣子曹钦，从子曹铉、曹铎、曹镥等都被任为都督，门下冒功之客，以此为官者多至数百上千人，权势之大与忠国公石亨比肩上下，时人并称“曹石”。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冒死拼搏，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取得皇位，可谓功莫大焉，故而有拥立之功，便有不世之宠，此宦官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固宠的策略:1.小计释忧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的命运或好或坏，或受荣崇，或罹厄运，都不会永不改变。就宦官们来讲，他们净身入宫，围绕在皇帝周围，这比起一般官吏要容易飞黄腾达得多。他们借皇帝之势，逞一时之威，或投主上所好，或显小忠小信，献媚之计略施，就可得到皇帝的亲幸。有时建拥立之功，做拼死一搏，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人的命运变化不是数学定理，不会一成不变。所谓太阳光暖，日转东西，皇帝的喜怒哀乐也常和六月的天气一样变化莫测，宦官们日夜奔走，一着不慎，便可能从青云之上跌入深谷之下。即使宠信百倍也不免会失宠于一时。因此，对于宦官们来说，如何保持皇帝对自己的长久兴趣，不断延续帝王的倚重之心，维持时时得宠、处处重用的不败之势，比起赢得皇帝好感与信任的努力，无疑更富艰巨性和恒久性。可以说，能否永立不败之地，是古代宫廷对宦官们的智慧、能量与逢迎技巧高低的一个重大考验。为了避免中途地位跌落，为了实现永远享受宠幸的愿望，宦官们确实煞费了苦心。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大无边、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处理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企图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得体办法，往往也不免让皇帝费尽心机。虽为此而忧心忡忡，却终究难得要领。这个时候，恰是那些深得皇帝信赖的宦官们显身手以固宠幸的好时机。一般地说，明智的宦官此时会紧紧抓住机会，略施小计以替主子排忧解难，从而增加主子的好感与信任。
比如在唐代玄宗时期，东平郡王安禄山与西平郡王哥舒翰，两人都是以军功而得到唐玄宗赏识，并因此而荣登王位的。但两人忠奸异志、水火不容。如何缓解双方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高力士想了个办法，即由他出面代表玄宗设宴款待二人，以自己在朝中的威望与地位提请二人释去旧怨，和衷共济，以共辅大唐基业，确保李氏江山万世昌盛。虽然高力士的出面斡旋未能最终奏效，但玄宗对高力士的这番苦心孤诣却由衷地感念。其实对高力士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区区小事，但这种仅用小小计谋来释解君忧的做法却正中玄宗下怀，正如行小忠小信一样，此举显示的也是对皇帝的忠心和诚意。人主有忧而人臣为之设法排遣，这能不获得人主的好感吗?
高力士之后，明代大宦官王振于此道更是精通，请看这样一例。明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杀一名驿丞，事也凑巧，死者恰是朝中阁臣杨溥的同乡，而廖谟则又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邻。此事一出，阁臣聚首共议。杨溥首先要求朝廷为死去的驿丞报仇伸冤，认为应判廖谟死刑。而杨士奇则站在廖谟一边庇护廖谟，说廖是因公杀人，不能论死。双方各持己见，一时争执不下。没办法，最后请英宗和张太后裁决。英宗年幼容易说服，张太后却不是一般女人，而是一位精明且极富才略者。早在宣宗执政时，她就曾替宣宗裁断政务，显示出非常人可比的见识和才干。宣宗去世后，张太后为了避免非议，决定罢去早朝，而任用一向被称为贤臣名相的“三杨”辅政，从而避去垂帘之嫌。因此，这杨溥、杨士奇作为“三杨”之二，无疑就成了年幼的英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双方都是朝廷倚重之人，可遇到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有麻烦了。很显然，英宗和张太后在这件事上不能厚此薄彼、偏袒一方，否则就不免产生猜忌，并有可能影响朝廷的政治力量格局平衡。但究竟怎么处理才好，英宗和太后都没明确的办法。这时已登上司礼太监之位的王振深知事关重大，英宗和太后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他便乘机献计说：“死者和廖谟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如果让廖谟抵命，那显然是处罚太重了。但如果说他是因公杀人，一点处罚也不给，那又不免太轻了。奴才想最好最公平的办法是将廖谟降职调离。”不言而喻，王振出的这个主意是对二杨都不得罪、又大体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张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便采纳了王振的主意，降廖谟为同知，调离福建。皇上太后没费什么劲，二杨之争就顺顺当当解决了，从此以后，张太后觉得王振不像自己原来想像的那么阴险、那么没正义感，于是防范之心渐减，并且慢慢对王振信任起来。因此，许多朝廷大事不时征求王振的意见，大臣递上来的条陈建议也常由王振裁决。一条小计释君之忧，既由此显示了用计者自身的才略，又因此更加强和巩固了用计者的受宠地位。因此，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两得其便的固宠之术。
固宠的策略:2.投石问路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动辄得咎，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身登台阁，荣及子孙。朝廷中的宦官们虽然不是什么阁臣台辅，而对于这一现实却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们一旦赢得皇帝的重用和宠信，便开始揣摩皇帝的深层心理，以便更准确更有效地把握皇上意图。为此，他们常常采取投石问路手段，先旁敲侧击试探虚实，侦察动静，待摸清皇帝的心思之后再相机行事，能进则进，不能进则止。在他们那里，进与退虽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永保皇帝的赏识和信赖。这常常是宦官处世为人、邀宠固宠的又一种思路。
明代有个宦官名叫高淮，他就用投石问路之法试探神宗皇帝，摸清底细后而终于拉大旗做虎皮大胆妄为起来。万历年间，朝廷三征外族，又遇两宫(乾清宫、坤宁宫)、三殿(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相继失火急需修建，再加上皇帝奢侈挥霍，导致财政开支过大，而实际财政收入又连年下降。于是神宗皇帝挖空心思，以“征天地自然之利”为名，派大批矿税监到各地收税，举国上下掀起了开矿榷税的热潮。高淮看准了做矿监的好处，于是就抛弃妻儿，丢下独揽崇文门税课的肥缺，净身入宫。他贿赂了义勇前卫千户阎大经，请阎大经奏请朝廷，让他做辽东开采矿洞并税马市方物的官职。神宗此时只想捞钱，便一口答应。高淮便以奉敕差矿税使之名，赴任辽东。高淮做事很讲章法，刚上任时他还不摸底细，便先玩起“投石问路”的把戏。到任两个月，高淮就派人给皇帝进贡白银500两，同时奏请把军务衙门改为税店。神宗见人刚刚派去，便送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于是龙颜大悦，一切应允，还亲自赐税店名“福阳店”。使者归来，高淮见神宗只要银子，不管民情，便大起胆子，放开手脚，千方百计地压榨百姓，巧取豪夺。10年之间，“取金至数十万”，弄得辽东一带，民情汹汹，直至激起军士哗变。最后神宗不得已撤回高淮，但高淮早已中饱私囊。高淮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就在于他已用500两银子为诱饵，投石问路，先摸清了皇帝的心思，以后尽管尽情搜刮，但却不犯王法。可见“投石问路”是把握皇帝心思脉搏、自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权术。
所谓“投石问路”是因为不知路在何方，所以才投石问之。如果大路就在眼前，是否就一定可以照直走下去呢?也不见得。下面略举一例，说明宦官长期处事机敏，但也有看路看错的时候。唐武宗会昌六年，武宗李炎病死。武宗没有子嗣，宦官们拥立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宦官们之所以要立李忱为帝，主要因为李忱生性痴呆，立他为君比较容易控制。的确，李忱从小在宫中就以不聪明而著称。他平时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即使皇族集会，他也一言不发。既然痴呆愚钝，别人难免寻他的开心，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是面无表情，一点反应也没有。尽管如此，他既生为李唐皇族的成员，就不免被宫中的权力之争卷裹进去，他的侄子而身为皇帝的武宗李炎对他防范尤甚，一次为避免政争竟把他关进宫中监狱，以后又把他囚禁在厕所里。时间长了，一个名叫仇公武的宦官觉得他可怜，就对武宗李炎建议，把李忱杀掉算了。武宗同意下来，叫仇公武自己去办。仇公武把李忱从厕所里放出来，装入一辆破车，车上盖着粪土杂物，悄悄运出皇宫，秘密收藏在家中，李忱这才免于一死。就是这么个李忱，似乎被宦官们看得透透的，他当皇帝大不过只是个傀儡，上台之后还不是宦官们掌权。但是宦官的这个如意算盘确实打错了。等到他们把李忱推上台之后，身为宣宗皇帝的李忱完全变了个人，他一不痴二不呆，会见朝臣十分威严，处理朝政也十分干练。而他上台以后所做出的第一个行政动作就是把权倾朝野的宰相李德裕罢黜流放，而且对多少朝多少代都为所欲为的宦官也深加管制。到了这时候，宦官们才发现，他们原以为痴呆的李忱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在装傻充愣。连为救李忱生命出了大力的仇公武此时也后悔不迭，原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明晰的路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了。
仇公武等人拥立失算和高淮的投石问路成功，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前者的出现概率是很低的。尽管少见，但也不排除其出现的可能性，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所在，更显政治的复杂所在。
固宠的策略:3．明哲保身
过去官场上常说这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也就是说，不论是朝中的台辅大臣，还是一般的太监奴仆，常年生活在国君身边，既可借皇上虎威，逞意肆志，在群臣中作威作福；也不免有被老虎吞噬的危险，如果稍有不慎，或一旦碰了老虎ρi股，便可能招杀身之祸，遭灭顶之灾。所以不管是宰辅之臣，还是宦官奴仆，要想权位永固，荣恩有加，这韬晦隐匿之法、明哲保身之术是绝不可少的。宦官太监本来并不是在编的臣僚，因此他们的抛头露面、奔走宫廷最容易招致干预朝政的非议。为此，宦官们一旦赢得帝王赏识、获取帝王的信任之后，必须及时想到伪装自己，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韬光养晦，谨慎处事，这是宦官保持皇帝对自己宠信不疑的自卫之一法。
比如说明代大宦官冯保吧，他在这方面就很得要领。嘉靖中期，冯保已经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位，隆庆时又提督东厂，后来他又依靠后妃之力，取得了太监二十四衙中权势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穆宗去世，他利用掌印太监的权力和方便，假传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从而使太监干政成了穆宗遗命，由非法成为合法。此后，冯保又与大学士张居正串通一气，联合排挤曾压制过自己的阁臣高拱。排挤成功，高拱回乡赋闲，冯保又派锦衣卫在半路上将高拱行囊洗劫一空。再后来，冯保又下流地贿赂小偷王大臣，以行刺之名诬陷高拱。阴谋不成，他便用生漆酒把王大臣灌成哑巴，然后送法司问斩，以杀人灭口。他还广收贿赂，贪赃枉法，仅在10年时间里，他就聚敛金银百余万，还藏有大量奇珍异宝，真可谓倚皇帝之宠而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的大权阉。但是冯保善于韬晦，常常拿些忠信诚意之举掩盖自己的真面目。如当时神宗年幼，李太后管教得很严，冯保便倚太后之势，玩弄王振驾驭英宗的把戏，经常教唆挟持小皇帝，使神宗对他敬畏有加。有时神宗朱翊钧与小太监玩耍，见冯保来了，马上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生怕他在李太后面前告状。朱翊钧很亲近乾清宫的管事太监孙海和客用。他们经常偷偷引诱皇帝夜游别宫，还弄些奇巧玩物供皇帝玩乐。万历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孙海、客用带皇帝到西城曲宴饮酒，皇帝令内侍唱新曲，内侍不会，朱翊钧大怒，拔剑就砍，随从再三劝解无效，皇帝又发恶作剧，割掉内侍头发棱辱一番。冯保得知此事，暗自庆幸，第二天便将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后。太后派冯保逮捕孙海、客用，将两人毒打一顿，逐出宫外。太后把皇帝狠狠训斥一番，还假装说要废掉其皇位另立潞王，张居正也趁机进谏，致使李太后觉得冯保、张居正二人忠诚正直，堪当辅政重任。
还有一回，翰林院中的双白燕花盛开，张居正派人又弄了些双白燕和内阁的莲花供皇帝赏玩。冯保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派人找到张居正，对张居正说：“皇帝年幼，宰辅大臣不应该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吸引皇帝、引诱皇帝贪玩。”冯保大做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隐敛其志，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而已。在这种自我修饰的伪装之下，冯保显然是以一个既无贪欲、又无野心的廉正忠信之人出现的，再加上他平时严格约束子弟，禁止子弟胡作非为，因此，他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之声。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忠信的表面，而暗中冯保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也就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得出、想得到了。能够获得上下一致的好评，而暗中又大获其利、大肆其志，这都是他冯保以韬晦蒙人、明哲保身的结果。
固宠的策略:4.瞒天过海
宦官们一旦得宠于皇帝，便打着皇帝的旗号，背着皇帝为所欲为。为了保持皇帝对自己信宠不疑，瞒天过海也是他们常用的一招。他们私下里结党营私，以权谋利，干预朝政，作威作福，凌驾百官之上。而在皇帝面前却装得忠心耿耿，至诚无比，似乎处处替皇帝着想，一心维护江山社稷的安定平稳。一旦露出破绽，他们便编造些瞎话，欺瞒皇帝，只要能在皇帝面前过关，他人又奈我何呢?如秦代的赵高，就是这种瞒天过海的高手。他篡改始皇遗诏，要挟李斯共立二世皇帝胡亥。为了掩盖其改诏和陷害公子扶苏的罪过，他劝二世大修始皇陵墓，以显孝道。另一方面他假胡亥之威，迫害政敌，打击开国老臣，并用族株连坐等苛法牵连上几十个公子公主，并将他们全部杀戮。后来他又挑唆皇帝大修阿房宫和长城，征民戍边，接连不断的折腾，使国力耗尽，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为了掩罪，他嫁祸李斯，杀了李氏一家，此后他还担心别人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便编造瞎话对二世说：“您是圣君明主，可是群臣们如果天天见到您的尊容，听到您的声音，那么陛下就显得不那么神圣了。如果天天与大臣在一起，有点不妥之处被群臣小看，那更不值得。依我看，您深居宫中，一切由我们代办，您既清闲，天下人又觉得您神圣，岂不两全其美。”胡涂的二世皇帝乐得自在，满口应允。赵高的胡作非为也就被这“频见不尊”之说瞒混过关了。
欺骗皇帝，瞒天过海，是宦官惯常使用的伎俩。汉代末年的赵忠，重演老祖宗故技，哄骗汉灵帝，其做法与赵高如出一辙。灵帝中平年间，张让、段NB06E、赵忠等宦官受宠，他们教唆灵帝大兴土木，先后修造了万金堂、玉堂殿等大型宫殿。后来，天下大乱，起义蜂起，对此他们不但不知收敛，却反而以为是妖邪作祟，于是铸铜人4具，放置苍龙玄武门外；又铸黄钟4架，悬于玉堂云台殿中，还用铜范制成天禄虾蟆，当中设置机关，口中喷水，放在平门左右，以为这些东西可以镇妖除秽，避邪攘灾。这些宦官趁此修造之机，假公济私，各建宅第，他们私建宅第的富丽堂皇，简直可比皇宫。偏偏灵帝有登台览胜的嗜好，有一次，灵帝要登高台俯视京都全景，以逞一时豪兴。赵忠等害怕灵帝见到自己壮丽豪华的私宅，百般找借口阻拦。赵忠说：“人主不该登高，登高恐怕百姓乖离!”灵帝不知赵忠何指，想问又怕失了身份，便不再登台览景。其实赵忠的“登台乖离”之说根本没什么依据，不过是信口胡说、瞒天过海的的托辞而已。就赵忠本人而言，他目不识丁，更谈不上有什么学养，对赵高劝二世深居简出以博神圣之事或许根本就不知道，但他可以信口雌黄，随便说出“登高乖离”的话来恐吓欺骗汉灵帝。用虚妄之说，瞒天过海，目的是为免遭责难。此举虽简单如儿戏，可实际上却非常奏效，这也就是赵高代有传人的秘密。
固宠的策略:5.诬人宠己
要保受宠信受重用的地位永固，宦官们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小计释忧，投石问路，以致瞒天过海，或表示至诚忠信，或欺骗蒙蔽主上，一不奏效而三致焉。而有时得宠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受到威胁时，他们便厚起脸皮，黑了心肠，干起诬陷他人、抬高自己的勾当。这是宦官隐忍之处，也是他们背水一战、固宠求荣时不择手段的手段。这种方法意在抓住皇帝最敏感的部位，诸如篡逆、谋反、废立等问题，妄加诬陷。不论是明君，还是庸主，对威胁其王位的事总是很难保持理智的，只要听到风声鹤唳、闻得蛛丝马迹，便一定严惩不贷。这样，宦官们便可再度得到皇帝信赖。诬人宠己的做法无疑能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如东汉的曹节、王甫就曾这样干过。曹节、王甫二人因迎立灵帝继位有功，很得灵帝赏识。他们勾结灵帝|乳母赵娆，朋比为奸，扰乱朝政。此举曾引起外戚窦武与太尉陈蕃的不满，陈、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宦官，但刚刚着手就被曹、王二人占了先。曹节、王甫凭借皇帝之威，先发制人搞垮了陈、窦，又幽禁窦太后，以致太后竟在南宫抑郁而死。曹、王所为深为朝野不满。一天，宫城朱雀门下发现匿名信一封，上言“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位苟禄，莫敢忠言，天下当乱”。曹节、王甫甚是紧张，他们一方面向灵帝表白冤屈，下令查奸。另一方面，又继续制造事端，转移矛盾焦点。恰巧有人报称勃海王刘悝与中官郑飒、董腾交通不轨，曹、王二人便乘势大加诬陷，说刘悝要谋反为逆，以此冲淡匿名信的影响。这刘悝本是桓帝之弟，曾袭封蠡吾侯，后因渤海王刘鸿身后无子，把刘悝过继为子，承其封号，得为渤海王。桓帝时曾一度降为瘿陶王。桓帝驾崩，遗诏复其爵号。灵帝继位，曾有传言说刘悝恨不得继帝位，因此灵帝视刘悝为王位最有力争夺者，对他也就格外小心。所以当王甫派人告发刘悝交通中官，欲谋大逆，曹节又从旁做证时，就不由你灵帝不信了。灵帝立即下诏，拘捕刘悝下狱。结果刘悝被逼自尽，全家五十多人皆死狱中。曹节、王甫用诬陷刘悝的办法冲淡了匿名信影响，灵帝不仅不加追究，却反觉其忠，又增加曹节食邑4600户，王甫也被封为冠军侯。曹、王势力盛极一时。
诬人宠己所以能立见奇效，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在皇帝最敏感最多疑的问题上做文章，用焦点问题转移皇帝视线，转移矛盾，淡化自身的罪责或过失。比如唐代吐突承璀就曾用诬谄卢从史之计转移皇帝视线来掩盖罪责。宪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叛乱，宪宗派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率军平叛。双方相持一年多，官军不能取胜。吐突承璀便暗中与王承宗妥协讲和，密令王承宗上疏待罪，答应以罢兵停战以抵叛罪。吐突承璀为了回朝报功，巩固得宠地位，便诬称卢从史常与王承宗通谋交好，卢曾答应替王承宗在朝中请官爵，承宗谋反叛乱皆因卢从史起。同时吐突承璀还诱使潞州牙将乌重胤策谋。拘捕卢从史押往京师，更成了卢从史罪过的佐证。吐突承璀以此掩盖了出兵无动，又暗通贼众的罪责。回朝以后仍做禁军中尉，位宠如初。
诬人宠己之术，是宦官们玩弄厚黑学的产物，或者高举维护君主皇位的忠义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抢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一言奏效，便制造焦点问题，转换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饰对自身的不利影响，从而达到固宠求荣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诬人宠己是用不正当手段显其忠信赤诚，以他人的失败、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荣宠的阶梯的。
控制皇帝:1.投靠太子
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够由非政治人物变为政治人物，从洒扫的奴仆而挤进政治中心并发挥自己的作用，理应是与一定时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君弱臣强、君少臣老的时代宦官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发挥政治作用。比如说在外戚专权或藩镇割据，皇权受到严重威胁，儿童天子、懦弱皇帝，他们或受外戚控制、摆布，或苦于地方藩镇势大，皇帝此时既不信朝官臣相，又疑心宗族亲戚，那么可信任的就只有家奴了。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的得志是必不可免的。从宦官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本人也千方百计迎合皇帝心理，力争获得皇帝的赏识，以求跻身要职，荣登王侯之位，享尽这人间的富贵与荣华。然而宦官们走这条路虽有因利乘便的天然优势，却也不免多有坎坷与麻烦。皇帝至尊，翻手可为云，覆手又为雨，其喜怒阴晴，变化难测。这是非曲直全操在皇帝手中，你离皇帝近，皇帝离你也近，宦官的毛病、弱点皇帝也会看得一清二楚，因而对宦官来说，其一着不慎，也就会全盘皆输。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宦官尽管忠信赤诚，却不曾得到皇帝的信赖，终其一生与得意无缘。面对这种情景，宦官们也便想方设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索取，变曲意讨好以争取帝王之心为主动出击，凌驾皇帝之上，操纵皇帝视听，驾驭皇帝作为，把皇帝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俗话说得好，给了鼻子就上脸。当宦官们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一反奴才面目，竟公然学做起主子来了。他们拉起皇上大旗，随意发号施令，一切都随心所欲，一切都畅通无阻。为了达到这一步，宦官们还是要各显身手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那至高至尊的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他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以备不时之需，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翻览宦官参政史，通过太子之门来控制皇帝，获取好处的宦官为数可真不少。比如唐代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玄宗朝入宫做宦官起，就一直不讨玄宗欢心，直到40岁才当了个掌管马厩院簿籍的小官，富贵对他来说似乎完全无望。天宝年间，为了向上爬，他悉心畜牧之事，深得闲厩使王NB122
的赏识。王NB122＜谓逼淝谛男竽林能，推荐他进入东宫，做了太子李亨的役使。从此他便百般巴结太子，用心服侍，以求太子继位，自己捞点辅佐之功。恰巧天宝十四年，河朔三镇爆发安史之乱，玄宗不听忠臣之谏，用杨国忠之计逼迫哥舒翰出潼关攻击叛军，致使潼关失陷。玄宗不得已又采纳杨国忠的建议，率六宫大臣匆匆逃往四川。行至马嵬坡，士兵哗变，诛杀杨国忠，又逼玄宗缢死杨贵妃，稍平众怒，才得以继续起驾西行。谁知沿途百姓东拼西集，遮道请留圣驾，他们一伙围住玄宗，一伙拦下太子，扬言“皇帝不肯留驾，小民愿率子弟草民，跟随太子殿下东行破贼”。玄宗只得留太子李亨宣慰民众。李辅国一向不讨玄宗宠信，便抓住机会，拥戴太子。他一边劝太子招集西北边兵，笼络郭子仪、李光弼诸位名将，扩充自身势力，一边又暗中怂恿太子分侵玄宗侍卫兵马，他说：“目下急要之事，乃是多得侍卫兵士，不如奏明圣上，分部分兵马与您，凭此大事可成。”这话正中太子下怀。原来太子李亨在众兄弟之中，虽属仁孝，但对玄宗的百般压抑也早有不满，为了皇位，他亲眼看见父亲杀死三个兄弟，而自己因为与边将交谊，也险遭杀戮，因此心中对玄宗早已忿忿，巴不得立即摆脱玄宗，只是羽翼不丰、势力不大，所以面子上仍装得至诚仁孝。所以李辅国之谋一出，太子便命人曲意奏报，结果玄宗命令把后军2000人及飞龙厩马分给太子。李亨得报，觉得李辅国之言甚有远见，且又忠于自己，从此便对他另眼相看。后来人马到了灵武，军士拥太子继位。李亨怕招致非议，执意不从。李辅国又百般陈述利害，并以不失民心为由相劝。于是李亨在灵武城南楼上正式登位，称肃宗皇帝，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登位后，一面召故人李泌为谋士，一面马上重用李辅国，命李处理内务。从马嵬兵变至灵武继位，李辅国出力不小，成了肃宗心腹之人，因此一切内事尽委李辅国。收复长安后，李辅国升开府仪同三司，封成国公。他统揽朝事，威震朝廷，官吏稍有小过，或不如其意，他便细察苛责，穷治三司，朝中诸事，任其随意区分，胡乱批奏，对错与否，都称帝旨，无人敢违半分。而且每出禁中，护卫甲士百人，前呼后拥，中贵人不敢直呼其官，皆称“五郎”，连宰相李揆见了他都执子弟礼，呼之“五父”。至此李辅国靠投靠太子，为太子出谋划策，终于实现了他飞黄腾达，位居臣上的愿望。
不难看出，投靠太子是一种易主求荣之策，当时的观念是“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违逆此道，则常常被视为不忠不孝。投靠太子虽非侍奉异姓之主，但对当朝皇上来说，实属侵犯皇权、威胁皇位安全的不忠之举，但用此策略却能既免遭世人非议，又能得终身之安，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宦官们转向于太子未做人主之前。因此，不管其阿谀奉承、巴结讨好，种种非分之举做得如何紧锣密鼓，都属人情交谊之列，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人不惊异。久而久之，这些努力便化为一笔不小的人情债，重重地加在太子身上，所以，凭借故交情谊，太子继位，宦官跟着升迁也就势属必然了。
再比如明代大宦官王振，此人自幼被选入内书堂，就服侍皇太子朱祁镇，与朱祁镇在一起很是相投。王振当然明白，今天的太子，明天就是皇上。后来，宣宗死，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已经看出王振为人的狡诈，也担心王振在朱祁镇继位后会狐假虎威、搅乱朝纲，于是就委任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英国公张辅、尚书胡滢等5人辅政，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同时要赐死王振，只是在英宗下跪求情的情况下，王振才免于一死。但是几年过后，辅政5位大臣死的死，病的病，太皇太后也因病去世，王振便开始大权独揽了。王振得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当年明太祖立于宫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其后的种种劣绩不一而足。王振之所以后来得志，那也是和他早年与太子厮混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投靠太子虽非惟一之荣宠捷径，但对宦官们来说，这却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进身良策之一种。
控制皇帝:2.拥立可意之君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是一件易事。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谄媚皇上，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上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也便可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得以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而尤以宦官强大的唐朝最为集中。
中唐时期，藩镇超常强大，其迅速发展大有危及朝廷的可能。由此，德宗由疑心文武大臣，而更加宠信家奴。他重用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命两人担任禁军主帅。朝廷把军政大权一齐交给了宦官，宦官也就从此凭借手中的军队，把朝中从内政外交到皇帝的起居，甚至包括皇帝的生杀废立，都一股脑地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之中。由此，他们要求皇帝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稍不如意，便可以另立新君相威胁。此风已树，则相沿不衰。所以从宪宗至哀帝，中晚唐时期的10位皇帝中就有7位是宦官拥立的。其中宪宗、敬宗因不惬宦官心意，而遭宦官杀害。宦官们杀害老皇帝，目的就是再拥立一位容易驾驭的可意的新皇帝，这样就可以永远控制着这些政治傀儡，永远把持朝政了。为了拥立可意的皇帝，他们常常预先替皇帝选择太子。比如元和七年，太子李宁死了，为了控制未来的皇帝，宦官们纷纷选择可意的人选做太子。吐突承璀觉得澧王李恽一向对己言听计从，便进言宪宗立李恽为太子。宪宗以李恽之母出身微贱没有同意。王守澄认为宪宗三子遂王李恒为人和顺易于驾驭，便向宪宗保举。结果宪宗用王守澄建议，立李恒做了太子。这样，王守澄便在宫中占了上风。但王守澄也深知，吐突承璀手握兵权，一直是宪宗的亲信，如果吐突承璀干掉太子而将李恽扶上皇帝宝座，他自己只有联合同样握有兵权的马进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人，来与吐突承璀相抗衡了。到元和十五年宪宗病重，王守澄一伙便毒死宪宗，秘不发丧，即刻拥立李恒在中和殿灵位前登基继位。同时派兵杀死吐突承璀和李恽，以绝后患。等做完了这一切，王守澄才发布宪宗死讯，号召大臣祝贺穆宗登位。就这样王守澄靠拥立李恒这位可意之帝，在穆宗朝大大地出了风头。
敬宗继位，喜欢打球，太监刘克明最受宠爱，被封为击球将军。但他最怕武宗喜怒无常，又对王守澄等人专权不满，便想发动政变，另立可意之主。他看中了敬宗之叔绛王李悟，便在一次“打夜狐”深夜回宫时，突然把敬宗杀死在更衣室中，并连夜逼迫翰林学士路隋，以敬宗口气写下诏书，让李悟继承皇位。显然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却不料王守澄等拒不听命。王守澄联合杨承和、梁守谦及宰相裴度，讨伐刘克明，结果刘克明投井身亡，李悟被杀，而王守澄等又选中了江王李涵，立李涵继位，是为文宗。文宗又成了宦官们的“可意之主”。
文宗之时，仇士良为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也同样精心择立可意之主。他见文宗病重，便假传诏书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子，强行送入宫中，废太子李成美为陈王。开成五年，文宗去世，仇士良立刻拥立李炎继位为武宗皇帝，为绝后患，他效法王守澄，派人杀死陈王李成美和一度想当太子的安王李溶及其生母杨贤妃，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
从吐突承璀、王守澄到刘克明、仇士良，宦官都采取的是择立可意皇帝的策略，以求控制皇帝作为而随心所欲。手段虽各有千秋，但相比之下田令孜是其中干得最漂亮的。
田令孜本是个小马坊使，主管王宅马匹饲养之事。为了飞黄腾达，他也采取拥立可意皇帝的办法向上爬。他看中了端庄标致而智性迟钝呆滞、性情软弱无能的普王李儇。利用自己独特的打马球技术，交结普王，哄得普王尊称他为“阿父”。为了把这位言听计从的小王子控制在掌心之中，并推上皇位，他改变吐突承璀、刘克明等[奇`书`网`整.理提.供]人以武力冒险的做法，而是派亲信贿赂游说左右神策军中尉刘行保和韩文约，以消除隐患，化敌为友，并联手迎立李儇做了僖宗皇帝。而软弱迟钝的僖宗对待这位功德无量的阿父的回报则是言听计从，一再重用。僖宗先任田令孜做枢密使，不久又升迁为右神策军中尉，统揽朝政，任其所为。可见拥立可意皇帝是驾驭皇帝控制皇帝，获取好处的权术之一。
唐代诸宦官之外，秦朝末年的赵高也是以拥立可意之君秦二世而出名的，并且他也因此而发迹。秦始皇出巡途中突然发病、突然死亡，这实在给赵高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事实上早在此前，秦始皇虽然没有明确立何人为太子，但他死前只留给公子扶苏一封信，并没有任何遗嘱留给二世胡亥。就连当时的丞相李斯也认为扶苏应该是秦始皇的继位者。但是，在赵高看来，公子扶苏刚毅、武勇、信人、礼士，是个相当成熟、相当有见解的人。再加上他与大将蒙恬相善，如果由他继位，赵高自己的日子显然是不会好过的。为此，他决定假传始皇遗诏，拥立胡亥，而赐死扶苏和蒙恬。这样，昏庸无能的胡亥上台后肯定受自己左右，赐死扶苏、蒙恬又除掉了强有力的政敌。这就是赵高拥立胡亥的目的。果然，胡亥继位以后，赵高就开始大肆作威作福了。
控制皇帝:3.藐视皇上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奴。皇帝为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飞黄腾达，靠献媚讨好换得宠信。此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是净身的男子，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太监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使他们在强人面前摇尾乞怜，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然而这种自卑心理同时又使宦官太监产生欲控制皇帝所为，凌驾主子之上的强烈心理。而最后宦官们所采取的恰是藐视皇帝之策。藐视仅是行动的前奏，它只不过是为反奴为主、操纵主上所作的心理准备。同时在具体操作上，藐视皇帝也是抬高自身身份显示威望的有效手段。因此宦官队伍中藐视皇帝，以帝王师自居者大有人在。比如唐末大宦官杨复恭就是这样一位，他靠父辈势重位显，入宫当内侍，后来在朝中做监军，因为有功而升迁为宣徽使、枢密使。田令孜失势后，他掌朝廷内外大事，为神策右军中尉，成了当朝最有势力的宦官头目。僖宗晏驾，他迎立寿王登位，即为昭宗。以拥立之功更是荣宠备至，因而日益骄纵。他手握兵权，颇专朝政，曾引起昭宗不满。昭宗一方面重用韦昭度、张NB323
、杜让能等文官，另一方面用杨复恭假子杨守立与复恭争权，进而疏远杨复恭。大顺二年九月，杨复恭奉诏退休还乡，有人告他与假子杨守信谋乱。朝廷派军平叛，事后查得杨复恭与杨守亮私人信件六十多封，其中有云：“我从荆榛草莽之中援立寿王做了皇帝，哪有如此负心的门生天子，既得至尊皇位就废弃定策的国朝元老。”可见杨复恭虽为人主之臣，却主奴观念错位，表面上诚惶诚恐，正像他的名字，毕恭毕敬，一旦建就迎立皇帝继位之功，便恃功不逊，采取藐视轻视皇帝的态度，视天子皇帝为门徒学生，狂妄自大。他手握军队，控制皇帝，专权摄政，凌驾皇帝之上，作威作福，成为昭宗朝炙手可热的人物。
藐视皇帝是宦官控制皇帝侵分皇权时与皇帝进行的潜在心理战，以帝王之师或辅佐重臣自居为内容的藐视皇帝之举，对提高自身身价显其威望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明代的王振，他以小忠小信讨得张太后信任，渐渐开始干预朝政，有时甚至朝中大臣的条陈建议都由他来裁决。王振权威日重，便生骄纵之心。正统六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宫廷主殿修建完工，英宗朱祁镇盛宴百官，以示庆贺。按明朝礼典，宦官内臣不得干预朝政，不许参加高层百官的庆贺盛宴。因此根据此制，没有让王振赴宴。但朱祁镇心知王振势重，冷落了他，就等于得罪了他，便派一个小太监去看动静。果然小太监回来禀报说：“王先生正在大发脾气，口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他以当年周公辅政自比，狂妄之态，实在出人意料。英宗听了，为了显示自己的洪恩广布，便连忙叫人打开中华门的中间大门，请王振前来赴宴。在座群臣见皇帝特别破例开恩请王振赴宴，知道英宗器重他，也就纷纷躬身迎接，于是王振方解心中之怒。英宗怕王振生气，才大胆破例，这恰恰是王振长期对英宗施加潜在心理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在这里，王振通过这藐视皇帝之举，意外地收到了狐假虎威的奇妙效果。
控制皇帝:4.挟天子令诸侯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骄纵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他们虽大多不通文墨，没什么学业修养，但对皇帝的权力、皇权的威势却认识得异常清楚。他们明白，皇帝身处万人之上，至极至尊，是非曲直，喜怒哀乐，定于一尊，不可移易。因此，只要占据皇帝，便自然占据主动。一旦占据主动，平常日子有皇帝宠幸，大可为所欲为。危机关头，迫不得已，挟持皇帝，以为人质，照样不怕你群臣不听摆布。这样有了皇帝就可以借皇帝威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永立不败之地了。这种反奴为主之事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可谓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尤其东汉和中晚唐之时，民生倒悬，君弱臣强，宦官们则欺凌主上，幽禁挟持皇帝与大臣外戚相抗争，闹出很多险象丛生，危及人主之怪事。
晚唐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就是靠争得了皇帝而最终取胜的，这是历史上宦官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显例。唐文宗本是王守澄等宦官当做易于驾驭的可意之主推上皇位的，却不意文宗登基，有感于君弱臣强，宦官胡作非为的政局，一心想诛除宦官，报祖父之仇，振一代朝纲。但自己事事有宦官掣肘，受宦官控制，尤其王守澄、仇士良两人，骄纵霸道，气焰熏天，致使文宗除奸无计。后来文宗寻机任用宋申锡谋划除宦之事，但事不机密，被王守澄得知。于是王守澄诬称宋申锡与漳王勾结，阴谋立漳王为帝。文宗闻知，不思因果，当即流放宋申锡。文宗苦心培植的上百个心腹之人也因此被一网打尽。事后文宗静心思索才知上了宦官的当，而宦官们经此一场变局更加明目张胆，他们把文宗控制得死死的，使其想有所为而不能为。文宗终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这个秘密又被善于投机钻营的郑注、李训揣摸出来，二人为了飞黄腾达，决计助文宗诛除宦官。他们先用计搞垮了王守澄，并准备在王守澄葬礼仪式上一举诛灭宦官。但两人各怀鬼胎，都想借诛灭宦官之机同时杀了对方，从而把持朝政。因此李训一伙于大和九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甘露之变”。
这天李训等人经过精心策划，于文宗早朝之时派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杖院后院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似为祥瑞之兆，劝皇帝亲驾观看，以承上天美意。8点多钟，文宗升含元殿，传令李训率中书、门下先去观赏甘露。人去了很久，回来奏称：“臣仔细察看，觉得不像真甘露，不应马上宣布，免劳天下空贺，应再去验视。”于是文宗又派仇士良率全体宦官再去观视。当时李训已在院内布下伏兵，只等宦官入院，来个关门打狗，斩草除根。谁知仇士良等刚一进院便觉气氛不对，又见被风吹起的帷幕后伏有兵甲，急忙大喊“快往回跑”。仇士良等宦官逃出左仗院，直奔文宗而来。他们急中生智，抢得文宗，扶上銮舆，径往后宫逃去。李训明知文宗是取胜的宝贝，谁占有他，胜利便属于谁。但争夺不利，只得骑马逃出宫外。而宦官们挟持皇帝至后宫，大门紧闭，齐呼万岁。并马上假传诏令，派左右神策军以讨贼为名，不管正义邪恶，乱杀乱砍了近两千人，后来又逼迫文宗下令杀了被抓来的王涯、舒元舆、王NE02A５戎饕官员，并借机对朝中异己势力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洗。
甘露之变中宦官们靠挟持文宗获得了胜利，事后便把文宗幽禁起来，任意摆布。为了将来再立可意皇帝，为控制朝政铺平道路，他们设计毒死聪明贤达的太子李永，致使文宗郁闷成疾。有一次文宗在思政殿问宰相周墀：“周爱卿，你看我可比前代哪个皇帝?”周答道：“陛下圣明可比尧舜。”文宗长叹道：“我怎敢和尧舜相比呢?你看我和周赧王、汉献帝相比怎么样?”周墀不解地说：“周赧王与汉献帝都是亡国之主，怎能和陛下相比呢?”文宗凄然而略带怒气道：“赧王、献帝受制于强臣，而我受制于家奴，以此看来，我连他们二人也赶不上啊!”说完二人悲悲切切，相对而泣。仇士良等人得知此事，对文宗恨上加恨，常常冷嘲热讽。文宗受不住如此棱辱折磨，终于在郁闷怨恨中离开了人世。
唐末田令孜挟迫皇帝，用做人质，随意摆布皇帝，比起仇士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黄巢起义已占洛阳，势如破竹。起义军很快又攻下潼关。田令孜不听僖宗皇帝保卫京城之嘱，挟持僖宗逃奔四川避难。到了四川，他又利用手中大权，优待官军而歧视当地守军。偏向不公之心被揭露以后，竟下毒手陷害当地黄头军将领郭琪，致使郭琪率军杀奔行宫，誓言不杀掉田令孜决不罢休。田令孜无奈，只得借护驾之名逼迫僖宗，躲到东城，靠皇帝的招牌护卫自己。光启元年，僖宗回驾长安，田令孜为了个人财源惹怒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逼得王重荣忍无可忍，进兵长安，问罪田令孜。于是田令孜又挟迫僖宗当夜逃奔凤翔，王重荣见僖宗被劫，退回本镇，上表请圣驾还朝，诛田令孜。僖宗得表，便想回朝，但是禁兵为田令孜控制，身不由己。田令孜明白自己已激起民愤，失去僖宗便死无葬身之地，只有牢牢握住这个人质，方免性命之忧。于是他又劝僖宗到兴元去，僖宗不去，他便带了亲信，持刀入宫，从御榻上扯了僖宗就走。僖宗惊慌无奈，只得随着这伙宦官东奔西窜，先到宝鸡，又至大散岭，最后到了兴元。后来田令孜觉得靠僖宗也难保其位了，才抛下皇帝，逃往成都，投奔其弟陈敬ND043
去了。很明显，宦官们挟持皇帝，胡作非为，这与汉末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有区别的。曹氏挟持献帝，借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报负。他南征北战，统一北方，救民于水火，似有积极意义，曹操所言“设使天下无有孤，当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并非全无道理。而中唐宦官们凭借服侍皇帝的近水楼台之便，动辄靠军队刀枪，威逼皇帝，扣为人质，纯属借皇帝之威自保性命，或擅权胡为以满足私欲而已。不过，靠此办法，倒是可于危难之时保持不败。如果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没能指挥宦官抢得文宗皇帝，田令孜在与郭琪、王重荣对抗中失去僖宗这位人质，恐怕他们早已身死对手刀下，命归黄泉了。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冒死一搏的有效办法。
胁迫百官:1.指鹿为马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指鹿为马是宦官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势倾朝野，总是对威胁自己势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为自己增加麻烦。为此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这一颇具戏剧性的检测手段是由秦朝宦官赵高创立的，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驾驭皇帝胡作非为的大宦官，他假造始皇遗诏，害死公子扶苏，拥立胡亥当了二世皇帝。他还教唆胡亥大修始皇陵墓，用苛法对付百姓，又大兴土木修建骊山宫城，闹得天下汹汹，起义蜂起。赵高一方面用“频见不尊”之说欺骗二世皇帝，掩盖罪责；另一方面对在朝之臣淫威恐吓，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政治，排挤陷害朝中正直官员。尽管如此，他仍放心不下，于是又创造了指鹿为马这一招来检验在朝大臣的态度。有一天，他请二世皇帝升朝理事，让人把一只没长犄角的鹿牵到殿上。赵高指着鹿对二世说：“陛下，您看这是一匹多么独特的马啊!”胡亥抬头一看，见眼前站着一只鹿，便说：“丞相错了。这哪里是马，不明明是一头鹿吗?”赵高反驳道：“不，这可不是鹿，而是一匹马，不信您仔细瞧瞧。”胡亥左瞧右看，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来看去，总觉得不是马而是鹿。其实赵高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是要借机看看群臣的态度，所以他见二世皇帝执意认定是鹿，便说：“陛下不信，请问一问群臣。”胡亥便向侍立两旁的群臣道：“朕看这是一头鹿，丞相偏说是匹马，你们说是鹿还是马?”群臣们深知赵高的淫威，连李斯丞相都被他弄得满门抄斩，我等怎敢说“不”字?于是很多人都说这是马。赵高一看心里美滋滋的，自以为得计。可就在这时，有三五个不知深浅的人仍争执着说这是头鹿。因此赵高心里已对这几位大臣恨之入骨。赵高一手导演的这场儿戏，是鹿是马成了赵高区分知己异己的衡量标准，用此小计，赵高就轻而易举摸清了朝臣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所以刚一退朝，他就派人在路上把说是鹿的几位大臣全都杀掉了。
明代魏忠贤也深谙此道。他百般讨好献媚，得宠于熹宗皇帝朱由校。魏忠贤爬上司礼太监的位置后，又结党营私，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政敌东林党人，干出许多罪恶勾当。但一些不知廉耻之人，为了借魏忠贤的淫威与势位继续往上爬，便在全国上下刮起一股替魏忠贤歌功颂德大建生祠的歪风。奴颜下贱的浙江巡抚潘汝桢于天启六年六月第一个上疏奏请建立魏忠贤生祠，说什么：“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州县百姓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玩童皇帝”朱由校马上批示：“宜从众请，用建生祠。”从此各地上呼下应，建祠之风越演越烈，很快刮遍全国，上自封疆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之流，下至普通武夫商人以至流氓无赖都竞相效仿。他们强占民田，拆房毁屋，甚至砍伐坟地树木，寻常百姓哪个敢反对!各处生祠都建得富丽堂皇，把魏忠贤塑造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救世主的模样。
与建祠之风相应，魏忠贤把对待生祠的态度也当成了衡量人们对自己是否忠诚的标准，很简单，倡导则忠，反对则异。魏忠贤以此为区分敌我的界线，乘机大肆培植私党，诛除异己。潘汝桢请建生祠，御史李之待会稿仅仅迟了一天，立刻被看成异己分子，削职为民。蓟州道胡士容建祠时因没写文章为记，遵化道耿如杞建祠时没有叩拜，都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随着建生祠之风盛行，吹捧奉承之举也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丰城李永祚连上十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被加封太子太保之号。当时所有奏书都不敢直呼魏忠贤名字，而称“厂臣”，皇帝的奖励诏书也都用最高赞颂之词。人们喊他九千九百岁，崇拜之势，天下如狂。近人岳鸿举《明代杂事诗》中这样写道：“干儿义子拜盈门，妙语流传最断魂。强欲为儿无那老，捋须自叹不如孙。”说的就是人们对魏忠贤的疯狂崇拜。当时百官中奸小之人纷纷拜倒魏氏门下充当干儿，竟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多，有个礼部尚书顾秉谦，时已老态龙钟，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本想做您干儿子，可惜胡须已白。”于是让他的儿子做了魏氏之孙。魏忠贤喜不自胜，赏给他文银200两，以示嘉奖。
魏忠贤借建生祠之风试探群臣，鉴别敌友进而诛除异己，安Сhā心腹，在熹宗朝作威作福六七年，成为明代三大权阉之一。他虽已势倾朝野，但还是常常做些指鹿为马的花招试探人心，这表明宦官集团猖狂恣肆之中不乏谨慎小心之术，他们常靠这些智术对付朝臣，为的无非是常立不败。
胁迫百官:2.狐假虎威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也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礼，欺凌摆布，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子的瘾头，这便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对待朝官大臣是宦官们惯用的手法，比如唐元和五年的一个春日，大宦官仇士良被宪宗任为监军，在去平卢、凤翔就任途中，投宿陕西华阴境内的敷水驿，为了显示自己身份不凡，耍皇帝特使的威风，他执意要求在他之前已住进高档上厅客房的监察御史元稹把上厅让给自己。当时元稹年轻气盛，坚持不让。仇士良便指挥爪牙随从对元稹大打出手。结果仇士良强占了上厅，逼得元稹连夜赶路，直奔京城。他回到京城向宪宗状告仇士良，谁知宪宗不仅没责罚仇士良，反而抢白元稹一顿，并在元稹政务中找些莫须有的过失，下诏贬元稹为江陵士曹。为此朝中舆论哗然，翰林学士李降替元稹抱不平无效。白居易也直言上谏说：“中使棱辱朝中名士，不过问中使反而先贬元稹，恐怕今后中使外出会更加残暴豪横，再也无人敢说话了。”然而宪宗对此一概置之不理，仇士良靠狐假虎威大大占了一次上风。
明代宦官狐假虎威的事就更多了。如汪直，靠如实奏报覃力朋之事换得宪宗的宠信后，就开始原形毕露、作威作福了。汪直首先用冒功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大兴狱案，先后害死建宁卫指挥使杨晔，杀掉阁臣杨荣曾孙杨泰，降职兵部主事杨士伟。之后他越发恣意横行，每次外出，随从甚众，公卿百官遇上他都得早早让路回避。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闪避稍迟，当场被汪直羞辱谩骂一顿。但汪直却并不因此就做罢干休，后来又找了个名目诬谄项忠，甚至后来还牵连到项忠的儿子项经。
明中叶的刘瑾欺辱朝臣也是如此。他靠仇氏投其所好之术，讨得武宗喜欢，当上了明代24衙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太监。明代宦官称太监与清代大大不同，清代宦官忌讳称太监，而明代“太监”之名属于尊称，在此之前宦官多称内官、中使，至明代上升为“太”品，与太后、太子平级。又因24衙中有12监，故宦官头目自然称太监。刘瑾得宠后在替皇帝批阅奏折时，只准人尊称他“刘太监”，不准写名或用其他中使内官之称。有一次都察院审判一个重罪犯人，事关重大，所定罪名及判处结果能否让皇帝满意，大家都拿不准，因此在誊写定罪奏折时很是紧张。谨慎过头反出乱子，书写时一不注意竟写上了“刘瑾传奉”字样。刘瑾看后以为都察院小瞧他，因而恼羞成怒。他把都察院狠狠训斥辱骂了一顿仍不罢休，直到都察御史屠ND55DＢ柿煜率
跪下道歉，请求恕罪，才算了事。］
很明显，狐假虎威是宦官们由奴变主过程中常常使用的一招。以此对付朝中大臣，总是十分奏效。因为大臣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
胁迫百官:3.含沙射影
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朝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及至影响扩展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这方面水平最高超的当数唐代的鱼朝恩。鱼朝恩因做监军屡立战功，受到肃宗赏识。代宗时，他又有救驾之功，因此代宗也常对他另眼相看。鱼朝恩虽没什么大学问，但却粗知书礼。他曾不自量力，在朝中援引些俗儒及轻浮之士为弟子门客，讲授《五经》大义。虽只写过几篇文理不通的狗屁文章，却敢大言不惭地自谓才兼文武。正是这种大胆的舆论工作，更增加了代宗对他的宠幸。代宗任他为判国子监事兼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使，封为郑国公，并在京兆府造食供宴，教坊赐乐。荣宠至极，鱼朝恩也就越发求取无厌了。凡皇帝诏会群臣议事，他总是恃宠自大，以朝中百官惟我第一自居，他藐视群臣，甚至在朝堂上嘲弄羞辱百官群吏，狂妄之势，无人可比。鱼朝恩尤其看不上宰相元载，总想借机进几句谗言，把元载推下相位。于是他便常在公开场合，含沙射影，攻击元载。有一次在朝堂，他说：“做为宰相，所作所为应上和元气，下惠群生。而今水旱不时而发，又屯军数十万，供应给运贫乏困竭，使皇帝卧不安席，这样的宰相还怎么谈辅佐皇帝呢?不退避其位以让贤才，只管默不言语，又等什么呢?”元载虽然善于辞令也被他说得低头不语。在座百官大惊失色，只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敢于针锋相对，回敬了他几句。
鱼朝恩很懂含沙射影的舆论效果，他不断在大庭广众面前找元载的麻烦。有一次国子监举行盛大佛会，鱼朝恩觉得这又是造舆论的好机会，他手执《周易》登上上座，面对在场百官，信手拈得六十四卦中的鼎卦，指着九四爻说：“我卜得鼎卦，鼎有三足一体，三足支撑一体，就像三公辅佐天子一样，三公所为在调和阴阳，鼎的用处在调和五味，爻辞说：‘鼎折足，覆公NB123！说的是三公不胜其任，倾败天子美德，所以
此卦凶险。”又引《论语》中的话说：“圣人云：‘德能微薄却身在高位，智谋很少却在谋划大事，能力很低却担负重任，这是很少能做好的’。此鼎卦意在说宰相辅政有点不胜其任，卦象是在比喻宰相失位。”鱼朝恩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含沙射影攻击政敌，以求达到舆论杀人的目的。而事实上，此举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量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做声，那就等于认可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
胁迫百官:4.借刀杀人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或排挤打击或兵戎相加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体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方法就是借刀杀人。这是宦官们对付朝臣常用的一招。利用皇帝打击朝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可免遭物议，少点罪名，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比如唐代的俱文珍就是如此这般，且干得十分漂亮。
唐朝代宗时任用宦官充任枢密使，掌军事机密。德宗朝又用宦官统率左右神策军及天威军等禁军。这样，宦官便掌握了朝廷的军队。因为握有兵权，所以宦官集团气焰嚣张，横行不法，专权胡为。顺宗继位以后，有感朝政弊病多端，任用王叔文等革新朝政。顺宗先任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几天后又任他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取得了朝政大权。同时顺宗还任用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10位年轻有为、富有革新精神的文官充任要职，进行革新。他们首先从宦官专权带来的弊政入手，革除“宫市”和“白望”。所谓“宫市”就是当时宦官经常
借为皇宫采办物品的名义，用价值百钱之物强换价值千钱之物，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交易活动。而“白望”则是使数百人在京城东西市中左右了望，见宫中可用之物便白取而不给本价的行为。这种宫市、白望名为宫廷采办，实是掠抢百姓之举，因此革除了“宫市”、“白望”，就大大限制了宦官的胡作非为。接着王叔文又对多由宦官充任的五坊小儿（宫中养雕、鹘、鹞、鹰、狗的五坊）也大加裁抑，此举深得民心。之后他们又对各地节度使讨好皇帝的“月进”、“日进”等进奉加以革除，下令释放宫女，裁减庸碌闲杂的宦官人员。完成了这些拨乱反正之举，王叔文又任用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行军司马，开始了削夺宦官兵权的关键步骤。这一动作马上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极大震恐与顽强对抗。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们一方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不从调遣。另一方面又秘密策划废顺宗立太子的政变，企图借新立皇帝之刀，杀伐革新派朝臣，维护宦官专权的局面。所以当王叔文派宦官李忠言宣诏接管集军兵权时，俱文珍大怒道：“从其谋，我等必死于他们手中。”他传令诸将不要交出兵权，同时联络宦官刘光琦、薛与珍、尚衍、解玉等加紧政变，以顺宗有病为名，请立广陵王为太子，不久又请求以太子监理军国大事。顺宗不知是计，一一答应。于是俱文珍等召学士卫次公、郑NB124！⒗畛獭⑼跹牡热牍草立太子为帝的诏书，
拥太子为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宪宗登位，立即封赏拥立自己的宦官，同时对拥戴顺宗积极革新政治的王氏集团严加惩处，或赐死或贬谪。宦官们在对付朝臣的抗争中终于以借刀杀人之计重新占据上风。所谓“借”者，乃宦官们实施的行为也。而“刀”则为新老皇帝，没有皇帝，宦官等于赤手空拳。赤手空拳怎么能对付朝中百官。可一旦有皇帝这把利刃在手，不管你对方多么坚硬，是杀是砍，有何难哉!
胁迫百官:5.恶人先告状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比起朝臣和外戚，宦官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看门护院，服侍皇帝及后妃三宫六院的衣食起居，所谓围绕皇帝身边，出入椒房宫帏之内，随时可以见到皇帝，大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而且宫廷之中从守门到通风报信，全是宦官负责，故而宦官们个个消息灵通。这些便利条件使他们在与朝臣争权夺势固宠求荣中，往往可以因利乘便，大沾便宜。他们一旦知晓自己的作为有可能被朝臣们揭露，或受到朝臣的威胁，就会借此便利之势，用诬陷诋毁之策，先发制人，控制局势，然后占据主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为他们的生存哲学。
东汉安帝时樊丰一伙宦官击败太尉杨震，用的就是先发制人这一招。当时樊丰一伙煽动皇帝大兴土木，给|乳母王圣建造宅舍，他们借机挥霍，自造园舍坟冢，甚至捏造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工匠材木，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河间县布衣赵腾诣阙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宦官们害怕他揭自己的短处，怂恿安帝说：“小民无知，谤讪朝廷。”安帝动怒，逮捕赵腾，判以讪上不道之罪，当即处死。太尉杨震气不过，上书替赵腾鸣不平，双方由此结怨。后来安帝东巡，杨震留守京师，他手下有个得力助手高舒，心领神会杨震之意，便联合大匠令史等官员，日夜查访，仔细考核，获得樊丰等前时捏造伪诏的实据，呈报杨震。杨震手握实证，只等皇帝回京，奏报除奸。樊丰等人得知这个消息，恐慌万分，朝夕密谋对策，最后竟“先发制人”，率先对杨震下了手。
安帝东巡回京，一到都门，就被樊丰一伙迎住，他们诈言星变逆行，还宫有险，应择吉日入宫，留请安帝先至太学，暂且休息。樊丰等人待安帝歇息已足爽心快意之时，就诬称杨震专权自任，袒护小民赵腾不成，心怀怨怒，伺机谋逆，故天象星变示警，请先收杨震，方能回宫。安帝先是不信，但却抵不住这伙宦官百般进言，于是连夜派人收缴太尉印绶，罢去杨震的太尉官职。杨震自知已被宦官抢先一步，无奈只好归府。哪知樊丰等人又诬奏他不服罪名，仍怀怨望，以图报复。于是安帝大怒，遣杨震回归故里。杨震即刻收拾起行，至郊外夕阳亭，心想此行一定凶多吉少，于是饮鸩而亡。宦官们恶人先告状，就这样轻而易举达到了目的。
明代刘瑾也曾用先发制人的办法对付大臣的攻击，最终挽回败局。他投皇帝所好，讨得武宗欢心，便勾结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曾侍奉过太子而得武宗宠幸的太监，结为“八虎”集团。他违抗孝宗遗言，不仅不罢提督军营的监枪太监和各城门监局，还告诉武宗镇守太监是个肥缺，司礼监由此捞过不少好处。所以他挑唆武宗撤回各处镇守内臣，委以他人，条件是这些人各自给皇帝上贡一二万两银子。他还奏设皇庄30余处敛财，供武宗挥霍。一时间闹得京师民情汹汹，朝廷大臣对刘瑾所为都极为愤慨，纷纷上书揭露刘瑾罪恶。五官监侯杨源更以星象有变来警告武宗，使皇帝也大受震惊。恰在这时，大学士刘健、谢延等连连上疏，请武宗勤政讲学，整肃纲纪，处死刘瑾。户部尚书韩文也率众上疏，请求处死刘瑾。武宗舍不得对刘瑾下手，又怕激怒托孤老臣及满朝文武，便派司礼太监王岳到内阁与大臣商议，准备把刘瑾遣送回南京。但大臣坚持处死刘瑾，致使商议三起三落，没有结果。当时正直的宦官王岳、范亨、徐智等也很憎恨“八虎”，而支持阁臣意见，所以刘健又约韩文及朝中主要大臣准备次日早朝面劝皇帝。果能如此，刘瑾之势必败无疑。谁知心怀二意的吏部尚书焦芳把大臣之意密告刘瑾，刘瑾听后甚是恐慌，决计先发制人。
他连夜领着马永成等围在武宗面前痛哭求饶，武宗不答应便不起来，并伺机挑拨说：“您信任的王岳也勾结阁臣来限制陛下行动，迷惑陛下耳目，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才不遗余力排挤我等。”还假惺惺地抱怨说：“如果司礼监掌握在得力人手中，这些文官断然不敢如此大胆妄为，要挟皇上。”又是挑唆，又是抱怨，加上眼泪，于是惹得武宗顿起怜意，迁怒王岳等人。武宗当即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连夜逮捕王岳等人，即刻发配南京。次日清早，大臣们早朝，闻知事态剧变，形势逆转，个个目瞪口呆。刘健等纷纷辞职，武宗挽留了李东阳又派人追杀王岳、范亨等，刘瑾则反败为胜，坐享升迁了。
很显然，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全因宦官能自由出入宫廷，有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故而刘瑾能在大臣归府，夜阑人静之时，争得时机，巧言惑主，最终扭转局势，转危为安。可见在对付文武大臣方面，力下先手、先发制人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与外戚周旋:1.巧用|乳母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历朝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欠缺，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这样做往往十分奏效。一方面皇帝|乳母对皇帝有哺育之恩，这就使她在朝中具有一种特殊身份，所谓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另一方面皇帝|乳母又与宦官有着近似的奴仆地位，因此宦官与皇帝|乳母容易结为联盟，以共同对付外戚争权。
东汉的江京、李闺就是用这种办法推倒邓氏外戚势力的。和帝早逝，幼子刘隆才满百日，便继位为殇帝。邓太后和兄长邓骘执政。不到一年殇帝夭折，再立13岁的清河王子刘祜为安帝。邓太后及外戚仍然把持朝政，这就严重压抑了早在和帝时就已抬头参预朝政的宦官集团势力，因而深为宦官所忌恨。尤其是江京、李闺二人，他们虽然只做个小黄门之职，却野心勃勃，想往上爬，所以感到自己处处受外戚压抑，完全不能肆意。后来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他们觉得出头之日已到，便依靠安帝打击外戚。他们首先与安帝的|乳母勾结起来，指使那些曾受邓太后责罚生怨的女侍宫人，与安帝|乳母王圣轮番在安帝前揭邓氏的短处，抱怨邓骘不肯归政安帝，说得安帝心生不快。之后，他们又抓住皇帝最忌讳最敏感的废立之事旧事重提，陷害邓氏外戚。原来安帝少时号称聪慧，但因他年岁渐长以后，喜欢结交群小，失德劣迹很多，一度曾引起邓太后嫌厌。当时安帝之兄平原王刘胜多病无子，死后无嗣，邓太后便令和帝长兄千乘王刘伉之孙刘得过继为嗣，封刘得之父为乐安王，刘得过继给刘胜，袭封平原王。不久刘得病逝，也没儿子，太后再命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翼袭承平原王。刘翼长得很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深得太后宠爱，留住京师。安帝被太后嫌厌，|乳母王圣对此很是忧虑，常常担心太后废安帝而立刘翼，因此常与江京、李闺伺察太后脸色意图，随时报知安帝。为了讨安帝欢心，话语中免不得常常添枝加叶、危言耸听，嘱安帝预先加以提防。安帝以为王圣等人忠诚可靠，便引为心腹，暗中却怨太后寡恩。此时安帝亲政，这些往日旧事本来早已抛置脑后，不料被这些人旧话重提，一时惹得安帝对邓氏再起恼恨。王圣、江京、李闺又从旁煽动造谣，说邓悝、邓弘、邓阊曾跟随尚书邓访参预过调查安帝行迹，谋立平原王的事，这更使安帝大为震惊。于是安帝暗中嘱令官吏弹劾邓氏兄弟此前图谋废立之事，罪坐大逆。安帝得奏，当朝诵读，立刻下诏书废去邓弘子西平侯邓广德、都乡侯邓甫德、邓京子阳安侯邓珍、邓悝子叶侯邓广宗、邓阊子西华侯邓忠等侯爵，邓氏子弟一时全部废为庶人。大将军邓骘本应连坐，因前时未曾与谋，徙封罗侯，遣令归国，宗族一体免官，勒令回归原籍，抄没邓骘等资财田宅。同时又把尚书邓访充戍边军，妻子家人等移至远方，而郡县官吏仰承上意，迫令邓广宗、邓忠自尽而死。邓骘见族人被诬，无从诉冤，又听说宦官江京、李闺联合王圣等从中陷害，料知将来一定凶多吉少，一时忧愤，不饮不食。儿子邓凤见父亲忧愤绝食，也即断食，父子二人一同毙命。同族兄弟邓豹、邓遵也害怕连坐，服毒而死。
邓氏外戚被一网打尽，而宦官李闺却功封雍乡侯，江京封都乡侯，各自食邑300户，居住宫中并迁升中常侍。至此巧用皇帝|乳母之术已大见成效。这一招之所以如此灵验，关键在于江京等人利用了皇帝|乳母与皇帝间的感情关系，以皇帝|乳母的前台表演掩盖宦官们幕后对政敌的真正陷害。|乳母的亲情关怀与忠信赤诚比其他人更使皇帝免生疑心，但最终实现的却是宦官借刀杀人的意图。
与外戚周旋:2.利用制度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百官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相互掣肘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如前面所谓“巧用|乳母”者，同时他们也偶尔扮演正面形象，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宋代历史上有几个著名外戚，郑居中是其中之一。此人是宋徽宗郑皇后同宗从兄，也曾进士及第。因为有郑皇后这层关系，郑居中连连升迁，仕途极为顺利，他先后担任直学士院给事中、翰林学士等重要职务，并在大观元年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段时间，太师蔡京因星变被罢官。事后宋徽宗又想恢复蔡京的官职，郑居中了解到宋徽宗的这一意图后，立即上疏称颂蔡京当政期间所谓“建学校，兴礼乐”之类的功绩。由此，蔡京得以复职。蔡京复职后，为了报答郑居中的恩情，就上疏徽宗，建议郑居中出任枢密院长官。问题就出在这关口上，这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黄经臣，此人曾是郑皇后的亲信，他见这时郑皇后已经对她这位从兄不太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有宋一代一直保持外戚不得专权的传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元的经济状况》中说宋代“要想与皇室联姻从而平起平坐，那是不许可的。”所谓不许可，是当时体制使然。《宋史·外戚传序》也说宋代“终无外家干政之患。”所以，当大家都明白外戚握重权在宋代为制度所不允许时，黄经臣的反对意见就越发显得冠冕堂皇了。他不顾一切，当着皇帝的面竭力反对蔡京的建议。宋徽宗没办法不同意黄经臣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是有制度依据的。结果蔡京的这个建议只好搁浅，郑居中的升迁之梦遂告破产。不难看出，宦官打击外戚，利用制度做谏臣也是方法之一。
黄经臣之外，历史上宦官利用合理合法的政治借口打击外戚的例子实在不少，仅东汉一朝，宦官打着皇帝的旗号，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稳、准、狠地打击外戚的就有：郑众打击窦宪，江京、李闺打击邓骘，孙程打击阎显，单超打击梁冀，如此等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外戚成尾大之势，宦官收拾外戚。宦官一掌权其跋扈疯狂程度绝不亚于外戚，《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说汉明帝以后的宦官发展大有“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之势。物极必反，宦官的得势又紧接着导致名士对宦官的剿杀。而就宦官本身来说，他们对外戚的排拒和打击常常是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的。
与外戚周旋:3.急皇帝所急
一般说来，皇帝对于宗室内部明目张胆的篡位行为，或杀或贬，处理起来易如反掌，但对于外戚集团的阴谋暗算、步步为营等架空之举，却防不胜防，处理无力。尤其幼年登位的皇帝，太后听政，外戚势大，这些人拥兵自重，仗势凌人，把皇帝控制得死死的，所谓皇帝亲政常成为他们把持朝政的招牌。皇帝虽在皇位，却势如傀儡，形同虚设，这时候皇帝总要利用身边的宦官来对付外戚。宦官为了赢得皇帝信任，以求飞黄腾达，往往奋不顾身，急皇帝之所急，会不遗余力地对付外戚。
东汉和帝10岁时继位，当时由窦太后及兄窦宪辅政。外戚一掌权，便恣意妄为。后来和帝年长，留心政事，窦氏一家却不肯放权归政。于是，和帝联络宦官郑众，依靠宦官势力，一举除掉了窦氏，夺回了政权。打倒外戚，宦官势力日渐壮大。这是中国历史上外戚与宦官的第一次争权夺利大交战，这场战斗宦官因站在皇帝一边而大获全胜。
急皇帝所急对付外戚的做法，有两个便利的优势，一是利用皇帝名分威势对付外戚，易于取胜；二是皇帝的急需，给宦官进身创造了良机，满足了皇帝的需求就必然得宠受重用，这种诱惑无形中也给宦官们鼓了劲、加了油。如汉桓帝时的单超、徐璜等并封“五侯”，就是借皇帝之需打击外戚而荣封侯爵的。当时以大将军梁冀为首的梁氏外戚专横跋扈，势压群僚，已历三朝。冲帝婴幼继位，中途夭折。为了保有既得地位，梁冀与太后不顾群臣之议，私立刘缵为质帝。质帝8岁，人虽小却能辨别好坏是非，因当庭指责梁冀是个跋扈将军，而被梁冀毒杀。他们再立15岁的刘志为桓帝。桓帝是汉代有名的昏君，只知吃喝玩乐，生性怯懦懒惰，一切政事任凭梁冀与太后处理。4年以后桓帝亲政，梁冀等梁氏外戚仍然专权持政，横行不法。他们害死太尉李固、杜乔等一批正直官员，又大造宅舍，私设兔苑，欺诈穷人钱财，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为了驾驭桓帝，他们企图以桓帝宠妃邓猛为自己的靠山和内应，此事不成，便派人行刺邓猛之母。这一切深深激怒了桓帝。桓帝虽昏庸怯懦却深知自身名分尊贵，对梁冀外戚恣意妄为藐视自己的行为深衔怨愤，于是决心除掉这个跋扈将军。但是桓帝身边处处是梁冀的爪牙党羽，桓帝孤掌难鸣，无奈只有借助贴身太监以除梁冀，这就为宦官得势提供了急皇帝所急的大好时机。
桓帝有个贴身太监叫唐衡，负责桓帝上厕之事。此人很会察颜观色，对桓帝恭顺至诚。有一天，桓帝去厕所，唐衡照例跟去，桓帝见门外无人，顺手反锁上门，小声问唐衡：“宦官之中有谁与梁冀不和?”唐衡告诉他：“单超、左NC369前时拜见河南尹梁不疑，礼敬不周，得罪梁不疑，不疑便把单、左的哥哥抓入狱中，两人亲自登门谢罪才得和解。又有徐璜、具瑗也常常怨恨梁冀横行不法。”于是桓帝深夜召见单、左二人入密室，面授除掉梁冀之意。二人本恨梁冀，闻听此言，知道是飞黄腾达的绝好机会，却又担心桓帝懦弱，会遭大难，心存疑惑。桓帝咬破单超手指，以血为盟共诛梁冀。谁知如此秘密还是被梁冀闻知，梁冀派心腹张恽入宫值班，想察看动静，先发制人。桓帝见势当即派具瑗带兵逮捕梁冀心腹曹腾，等梁冀自投罗网。第二天早朝，桓帝升殿，文武站班，梁冀称病不来，桓帝疑心，马上下令：“梁冀派亲信张恽值夜，图谋不轨，大逆当诛，事情危急，尚书以上官员立刻动员手下操刀持枪保卫宫廷，以防生变。”于是召集左右羽林军千余人，又争取可以控制的武装力量若干，一面守卫皇宫，一面包围梁氏府第。结果梁冀畏罪自杀，梁氏满门弃市。推倒了梁氏，宦官们大得封赏，单超封新丰侯，徐璜封武原侯，具瑗封东武侯，左NC369７馍喜毯睿唐衡封汝阳侯，时称“五侯”。
这场争斗表面上看是皇帝与外戚的较量，但实质上却是宦官与外戚之争。争什么?争皇帝支持。此次急皇帝之所急，全力打击外戚势力，外戚垮台，宦官得势，对于皇帝不过是半斤换八两，而对于宦官则是大大地捞了一笔。所以把握机遇，急皇帝之急是宦官对付外戚的有效手段。
近水楼台先得月:1.小技惑主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人们思想意识中占居主导地位。儒家伦理道德讲究仁义忠孝，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断绝后代看成是对祖先的最大不敬与不孝。同时还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违背这些原则，当视为不忠不孝之人。因此不管是削发为僧，还是阉割净身都被看成是有违伦常的大逆不道之举。而割除男根还被列为五大重刑之一，战败被俘要阉割为奴；罪在不赦可宫刑抵罪。所以当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受宫刑免死时，曾痛不欲生，字字带血地说：“悲莫痛于伤心，诟莫大于宫刑。”把割除男根受宫刑看成是人生的奇耻大辱。然而活跃在古代政治中心的宦官集团正是由这样一些违背祖训阉割净身的男子所构成，他们或为败降之虏，身不由己，或迫于贫困，净身入宫。但大多数宦官是自愿阉割的。他们敢违伦常，忍着巨大的肉体痛苦，蒙受世间奇耻大辱而甘愿阉割入宫，并非盲目所为，而是看中了当太监可以接近皇帝后妃皇亲国戚，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凭此天时地利之便就可以图帝王之财，享宫廷富贵，甚或借皇权以肆志了。为了实现这些觊觎之想，他们苦苦思索，频频用计，以谋取要职，获得私利。
古来帝王，开国者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其文治武功，千秋不朽。而后辈子孙不免庸庸碌碌，承袭祖业，苟且偷安。更有些不肖子孙，耽于酒色，忘情歌舞嬉乐，竟将祖宗基业挥霍殆尽，自己也落个亡国之君的罪名，像南朝陈后主、五代唐庄宗、大宋徽宗之属。有时虽为圣主却求仙信佛，迷恋虚妄之谈，成千秋笑柄，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宪宗之辈。还有那些无所事事，专事一种玩乐的帝王，如明宣宗朱瞻基酷爱斗蟋蟀，号为“促织天子”；明熹宗专嗜木工和一些小发明，人称“玩童皇帝”；而唐敬宗又酷恋马球，打起球来如醉如痴，忘乎所以。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君王就有什么样的臣子。唐敬宗爱打马球，于是有陶元皓、靳遂良等靠球工得幸之臣。这些人之所以得宠，就在于他们身怀小技，投皇帝所好，以拿手小技哄皇帝玩乐，皇帝高兴，宠幸和权力也就随之到手。这种小技惑主之术也是宦官们常常使用的。比如唐代的刘克明吧，此人善打马球，球技高超，很得敬宗喜爱，被封为“击球将军”。后来田令孜也以善打马球之技讨得僖宗皇帝赏识，当上了枢密使、右神策军中尉，有了要职军权，他在僖宗朝干了许多颇专朝政之事，成为晚唐最有影响的权阉之一。
当然，用小技惑主赢得皇帝信宠，从而谋取要职获取私利，用心最为良苦的要属清代李莲英了。他本是河北河间府人，从小父母双亡，艰难的生活环境练就他顽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却也不免使他沦为一个市井无赖。他胆大智多，善解人意，很会见风使舵，无法安于贫贱生活。为了出人头地，荣华富贵，他自行净身，靠同乡沈兰玉推荐入宫，在梳头房侍奉供职。沈兰玉是侍候西太后的大太监。有一次，休息乘凉偶尔说起西太后梳头之事。他说西太后长得很漂亮，很爱打扮，平时对身上穿的衣服、头上梳的发型、面部化妆等都十分讲究，尤其重视发型的设计，宫外流行什么发型，她便要梳什么样的款式。但是梳头太监只会几种老式单调的式样，因此西太后对梳头太监都不满意，连沈兰玉自己也没什么新招术讨老佛爷欢心。言语之下，自叹做人做事之难。其实沈兰玉不过偶发感叹谈及此事，谁知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李莲英暗自称快，决心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他偷偷溜出宫外，花了几天时间向妓汝学习梳头技术，从简单的执梳握具，到梳理分疆，什么脸型梳什么发式等等，一经点拨，李莲英便一通百通，几天功夫便学会了不少流行发式，什么“虬龙戏珠”、“飞云映鬓”、“蝉翼雀巢”，名目繁多的漂亮发式李莲英全都学得娴熟自如。他觉得技艺已成，便回宫托沈兰玉推荐他去给西太后梳头。太后应允，李莲英便根据太后脸型为她梳了一个得体的新款式。西太后对着镜子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觉得真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之美，因而对李莲英十分满意，从此西太后的头发就专由李莲英一人来梳了。李莲英靠梳头之技得西太后赏识，不久就当上了大总管，他察颜观色，揣摩西太后心理，又是阿谀又是讨好，加上他探得咸丰皇帝与一个大臣密谈，担心死后西太后会干预国政，而想效法汉武帝杀太子之母而杀掉西太后之秘，及时报告了西太后。经过活动，西太后免遭杀身之祸。从此李莲英就真的成了西太后的心腹太监，西太后对他十分亲近宠信，曾给他安排40岁大庆，以朝臣礼制皮袍子，亲笔为他题写“福”、“寿”两字。太后的宠爱使他胆子逐渐大起来了。他疯狂搜刮钱财，卖官鬻爵，广收贿赂，前前后后聚敛白银达7500万两，到1912年去世时还存有白银300万两，是清代权势最大的宦官头目之一。
近水楼台先得月:2.借坡上驴
虽然宦官离天子最近，但他们要想赢得皇帝赏识，在宫中谋取一个重要职位，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者宦者队伍庞大，成百上千的宦官，人人都想飞黄腾达，受宠得赏已属不易。再者即使得到帝王赏识，也不一定很快就能荣登要职显位。很简单，要职有限，有时还要靠机遇，把握不住机遇仍然发达无望。就说唐代的刘克明，他以超群的马球技艺获得敬宗赏识器重，但当时枢密使、神策军中尉等要职早已把持在王守澄、梁守谦等人手中，他只能得个“击球将军”之类的封号。后来他用了一个杀死敬宗立绛王李悟的策略，以求夺取王、梁手中的大权，却反遭杀身之祸。所以宦官们要谋取要职，为所欲为，学会寻找机遇，利用机遇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借坡上驴之术就是巧用机遇因利乘便的一种进身方法，把握好了，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大占便宜，达到目的。
明代王振就是这样干的。此人早年曾在家乡读过点书，并由此当上了教官。在教官位上干了多年，毫无建树，按理应该谪戍。恰巧这时皇帝下诏：“有子者可以术后入宫服务”。王振迫于困境，也为了将来的发达，于是就忍受“无后为大”的不孝之辱，自行阉割，进了宫廷。这一选择应该说是很好地抓住了机遇。因为王振识些字，进宫后教宫人念书，宫人都称他“王先生”。他聪明黠慧，善于言谈，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很会逢迎，因而很快得到皇帝赏识。宣德年间，皇上派他陪太子朱祁镇读书，职位是东宫侍郎。按说这是一个亲近太子，驾驭未来皇帝的好差使。但王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一心想向更高位爬，并不甘心当一个东宫侍郎。当时有个宦官叫刘宁，职位不高，仅是个长随，却深得宣宗朱瞻基宠爱，被任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赐姓朱，可以说是荣宠至极。但是刘宁自小入宫，大字不识，宣宗便让王振为他代笔。这便又给王振爬向权力顶峰提供了一个绝好时机。恰巧有一次朱宁奉诏出差，将司礼监政务委托给王振代管，后来朱宁返京，王振却不向他移交公务。不久宣宗便将朱宁调任南京守备，这样王振借机得了个便宜，没费周折，名正言顺地成了司礼监头号太监了。
俗话说：“窍门满地跑，看你会找不会找。”借坡上驴就是找窍门、抓机遇、因利乘便的有效智术。从王振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至少在两个关键点上他是死死把握住了，这就是净身入宫和趁刘宁不备巧夺司礼监太监之位。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清醒的认识，王振他怎么可能有后来的发达呢?
近水楼台先得月:3.找对庙门
找庙门是为拜佛，拜佛是为了发财，可庙门找得对不对对于宦官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一般来说，净身男子入宫当宦官总是靠人引荐的。入宫后做什么事，投靠何人，日后能否有前途等等至关重要。找对了门路，很快就可以发迹。选错了方向，则可能终身默默无闻。因此宦官们要想占据要职获得好处，实现其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想，必须投靠皇帝的亲信宠臣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也就是说要找对庙门拜佛才有收获。明代三大权阉之一的魏忠贤就是靠这一招发迹的。他本是河北肃宁县人，虽不识字，做事却敢于担当，有决断。此人自幼不务正业，长大之后特好酒色，爱赌博，家中虽有一妻一女，却成天与一伙地痞无赖混在一起。有一次赌输了，饱受棱辱，他一怒之下休掉老婆，自行阉割，决计走做太监这条“金光大道”。刚入宫时，因为不懂得找靠山，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手下当一名小侍者，属于宦官中的最下层，干些洒扫庭院之类的粗活，并不得志。干了一段时间，魏忠贤觉得这样下去太没出路，便远赴四川，去投靠税监丘乘云。谁知他的种种无赖行径，已被比他早入宫的徐贵偷偷报告给丘乘云。因此丘乘云不仅没礼待他，反把他锁在一间空室中，想活活饿死他。幸亏一个平时与他过往甚密的秋月和尚云游至此，为他说了些好话，丘乘云才放了他，打发他回京，这才免得一死。但是，临别时秋月和尚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书，向好友内宫监马谦太监引荐他。在马谦的照应下，魏忠贤这才在宫中立稳了脚跟。
这一出一进使魏忠贤长了不少见识，他深知要想投机发迹，必须找到进身之阶，找对了庙门再拜佛。他认真分析形势，预测时局发展。当时神宗朱翊钧周围宠臣很多，魏忠贤自忖自己难以与之争锋。而太子朱常洛虚弱多病，必不久于人世，几年后掌权的可能是皇太孙朱由校。所以魏忠贤便在朱由校身上打主意。主意一定，一向敢于承当的魏忠贤是肯下本钱的，他连送大礼，竭尽全力地巴结和朱由校|乳母客氏打得火热的太监魏朝，并与魏朝结为兄弟，于是在魏朝的引荐下，魏忠贤当上了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负责其饮食事务。这样魏忠贤就进入了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活圈子。同时魏朝还多次在大太监王安面前夸奖魏忠贤，使王安对魏忠贤也渐渐器重起来。后来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继位，不久因“红丸案”死去。新太子朱由校继位为熹宗。熹宗对|乳母客氏大加恩赏。而魏忠贤对客氏百般献媚讨好，深得客氏怜爱，时过不久客氏喜新厌旧，与魏忠贤私通起来，将魏朝抛置一边。两兄弟虽然因此闹翻，但魏忠贤凭着客氏这条特殊的内线与后台，不久便从惜薪司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主管宝和等三大店铺，终于爬上了权倾朝野的要职，实现了飞黄腾达的梦想。
从魏忠贤的发迹可以看出，他第一次入宫，因为误打误撞，没找对门路，也就没混出什么名堂，而他一气之下远赴四川又险些送命。等他第二次入宫，因为有秋月和尚的引荐，加上失败的教训，使他悟到了拜佛上香的道理，结果没用多久，便登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宝座。由此可见，找对庙门拜佛是宦官投机的有效手段，也是一切投机分子投机取巧时常用的伎俩。
近水楼台先得月:4.假传圣诏
宦官在宫廷之中虽处奴仆之位，但其看门护院通风报信之职却使宦官机构成了宫廷的信息中心。文武官员宗室外戚要朝见皇帝由宦官通报，臣下奏事上本也由宦官承送。不仅如此，皇帝下诏传令也由宦官执行，宦官们借此宣诏传命之便就可以大显威风，有时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篡改诏书或假传圣诏，也是常有的事。
就说明代的冯保吧，他做司礼监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但他仍不满足，后来终于借后妃之力爬上了权势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之位。穆宗去世后，太子朱翊钧继位，即明神宗。冯保为了保有既得之利，便假传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朝臣们虽然对这份遗诏心存疑虑，却难查实据，只有默认而已。可是朝臣们接受这份遗诏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冯保的特殊地位。
魏忠贤也是如此，此人通过勾结客氏，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位。为了放心地独占客氏，他假传圣旨，把那个当年曾与他结为兄弟，有大魏二魏之称的魏朝，一纸诏书发配到了凤阳。魏朝中途逃跑，又被魏忠贤派去的人在蓟县北山寺中逮捕，押解到献县后活活勒死。等干完这一切后，魏忠贤担心正直的王安可能主持正义，便又故伎再演，将王安贬到南海子打更，并断其饮食，最后放出恶狗将王安活活咬死，其手段之残忍实在令人发指。
宦官本是沟通皇帝与朝臣的一大中介，皇帝通过宦官以诏书的形式向臣下传达旨意命令，而有时却并不过问朝臣的执行情况。而对于朝臣来说，诏书是从内宫而出，其命令是真是假，无从知晓，如果不是皇帝过问，那就永远难以查对。皇帝与朝臣间的脱节和距离，为宦官们篡改诏书假传诏令提供了活动场地，因而假传诏令成了宦官们寻找优势谋取私利的重要手段。
明代的大宦官刘瑾就曾用此招数棱辱百官。当时人们对刘瑾的胡作非为敢怒而不敢言，于是有人写匿名信揭发刘瑾的罪行，把信扔在宫内大道上。刘瑾得知，为了报复朝臣，他假传圣旨，召集全体官员300多人跪在奉天门下，自己站在门的东面，责问辱骂不止。到了傍晚又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都关进监狱，声言不查出写信人决不罢休。这天天气酷热，官员们跪于烈日之下，渴热难忍。主事何钱、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绅相继中暑而死，有十几位官员昏倒。有位正直太监李荣气不过，把冰镇西瓜分给官员们吃，刘瑾大为恼火。太监黄伟愤慨地对官员们说：“匿名信里所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写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虽然死了也算得上男子汉大丈夫，何必无辜连累他人！”刘瑾对此深恨不已，当晚又假传圣旨把李荣革职，把黄伟放逐南京。当时京师百姓为此汹汹罢市，在各官被解送锦衣卫途中，卖饭百姓纷纷把饭免费送给他们。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上疏营救百官，刘瑾察觉风声不对，才借口说信是一宦官所写，释放了这些官员。刘瑾所以敢如此妄为，就是钻了皇帝与朝臣之间互不晤面的空子。
皇帝与朝臣互不见面是体制问题，而刘瑾乘机肆意大发淫威却似乎更多的是个人品德问题。中国古代朝朝有宦官，但内宫如此混乱、宦官如此跋扈，明代之外尚不多见。刘瑾如此愚弄百官虽然仅是有明一代的一个显例，但这个显例却可以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儿戏化的影子。
近水楼台先得月:5.瞅机会奏事
宦官们一旦爬上显要职位，便成了皇帝的宠物兼重臣了。凭着皇帝的宠信重用，捞些便宜获取私利，可以说并不困难。但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宦官这帮特殊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即使他们事实上已经相当得意，仍然还会继续使用招数，以求自然得体，有法可依地满足更大的野心。为此，瞅准机会奏事就成了宦官为使谋利得体合法而常用的一招。他们抓住皇帝自身特点千方百计地哄骗皇帝尽情享乐，抓住皇帝心不旁顾乐不可支之机，上书奏事，结果什么请求都可以在皇帝心不在焉时获准。
明代的刘瑾就是这样干的，他效法仇士良哄皇帝之法，给武宗皇帝弄来些飞鹰、猎犬、歌舞、摔跤之类的游戏杂耍，甚至带皇帝易服外出游乐，使武宗心花怒放，高兴异常，因而武宗对他十分宠信。在此基础上，他又寻来很多美丽宫女供武宗享受作乐，暗中窥测时机，专找皇帝与宫女寻欢作乐正在兴头上时奏事上本，惹得武宗很不耐烦，常常挥手撵他说：“我这时候不想见你，有事就看着办吧！”皇帝的厌烦正给他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刘瑾便以遵旨为名，打击政敌，牟取私利。正德二年三月，他以清除奸党为名，一次就把当朝忠正刚直官员如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等五十多人或革职或勒令回老家给打发掉了。朝政黑暗，许多官员有的辞官回乡，有的不临朝事，他又用同样手段发明出罚米法、免官法，如规定凡生病缺勤三年者免官为民，是为免官法。以此逼迫不愿同流合污者替他效力。又规定犯罪官员要减罪行须罚米，还必须把米运到边地仓库，以充军粮。这样一来，弄得数十名清正廉洁之官如雍泰、杨清等倾家荡产，而刘瑾却趁机结党聚敛，大得私利。而这一切都是以皇帝的旨意做成的。
瞅准机会奏事就是通过见机行事的方式，把不合理、不合法的私利以皇帝意旨命令的形式肯定下来。他利用的就是皇帝的漫不经心麻痹大意。这种做法貌似容易，其实把握起来也不容易。比如唐代的鱼朝恩，他使用含沙射影之术与大臣争权夺位总能技高一筹，但在掌握奏事机会方面却略显笨拙。他的亲信刘希暹、贾明观仗势胡为，事情败露，朝廷裁决时并没让他参与，鱼朝恩愤愤地说：“天下事哪有不由我裁决的呢！”偏偏此语被代宗听见。代宗听了心中甚是不悦。鱼朝恩不知代宗之怒，却不知趣地要求代宗给自己的养子鱼令徽加官进爵，赐金紫朝服，位列上班。代宗听后不语，而吏人却已手捧紫服立于廷前。鱼令徽便称谢接服。代宗怨其先斩后奏，冷笑说：“|乳臭未干的小儿，穿了这金紫朝服，该称意了罢!”鱼朝恩听罢才察觉皇帝已怒，自知讨了个没趣。相比之下，明代的魏忠贤就比他高明得多。
魏忠贤得宠于熹宗皇帝朱由校，很会利用皇帝的治政弱点投机取利。朱由校虽然对朝政兴趣不大，却常常喜欢自己动手搞些小发明，做些小游戏。他用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出孔，装上些机关，造成水珠竞喷或瀑布倒悬的小景观；或者借水力上冲，使小木球随着水势忽上忽下，盘旋不止，久不坠沉。他本人对此乐而不疲，百玩不厌。又酷爱做木工漆匠之类的活，常常做些小器具，从早到晚，做个不停，引绳削墨，玩弄工具，兴趣极浓，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睡觉。他干这些活时，不让别人亲近参观，只有客氏与魏忠贤可以在场，而每次他们都指着一件件精巧的器具说：“这真是老天爷赐给万岁的聪明智慧，凡人哪能做得这样好啊!”说得朱由校心花怒放，随后干得更带劲了。熹宗做木工纯属消遣娱乐，做成了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过后便抛在一边，不久又重操旧业，断断续续，终年不止。魏忠贤的聪明狡猾就在于，他看准机会，往往是在皇帝摆开阵式，拉绳测度，画线量尺，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上本奏事，此时皇帝自然会心不在焉地说一声“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好好干吧”之类的话应付了事。这样却给魏忠贤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留下了可乘之机，其所作所为皆称圣意诏命，从而就把一切公开化、合法化了。你试想想看，中国古代的许多军政大事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的吗?
——全书完——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