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人则分别是御前的臣相、后宫的嫔妃，以及那追随君主帝王如影随形、不男不女的宦官阉人。
中国古代政治核心构成的内在逻辑：国是家的放大，宗法血缘是维系国家政治的纽带，这是自西周初年就明文定下的一条政治家法。然而，明文之外，还有看不见的逻辑，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道者，正道，治道之谓也。治国要走正道、成治道，这阴与阳，刚与柔的结合绝不可少。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核心内，帝王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个国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属阳一极。而后妃则是他名正言顺的对应物，属阴一极。阴阳两极的互制互动，形成皇室和国家的张力，也造成皇权政治的相对平衡、稳定与和谐。这是阴阳之一组。 还有另一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国家社稷政治运行的中枢，持重、刚强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对于相的则有宦者阉人，人工化的阉割把女子的柔媚和顺从品格后天地加到了他们身上，从而使之既方便地穿梭游走于朝廷和后宫之间，又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位的合理对应物。
二
帝王君主当然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主事，这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具有先在的合理、合法性。帝王又称天子，被视为代传上天旨意的人间真主。这是一条宗教思路。但宗教的形式里包含的却是宗法内容。宗教颂扬天道，宗法坚信人伦。前者让人产生敬畏感和神圣感，取消许多可能产生的顾虑和怀疑；后者又激发人们产生充满自卑的亲情，向往和仰视那宫墙之内的成|人和儿童。帝王和皇权的至上地位就这样确立了。
摘下神圣光环，帝王君主依然生活在地球上，仍不得不尽心力于保证政权的稳固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作为人间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除了受制于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之外，再不受任何限制。从理论上讲，君道应无为，不理具体事务，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对他人造成神秘感，才具有神圣性。但帝王君主内心里也明白，仅有神秘和神圣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机器的运转问题，还必须有臣相来负责执行他的旨意，来主持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臣道应有为，相府是国家社稷最主要的职能部门，相本身则是帝王君主最重要、最须臾不可或缺的职能官员。
职能部门应该是要照章行事的，一视同仁也好，唯才是用也罢，如果真的完全贯彻到执政的行动中去，那就不免薄看了宗法的人情，这怕是连皇帝老子也不会同意的。为了补行政强硬之不足，皇亲国戚纷纷走到前台，而这其中得宠的后妃更显示出天然优势，更有可能在政治决策上大显身手。历史上著名的宫廷女强人无论是吕皇后、武则天，还是兰儿慈禧，都是借助帝王的权威而又大大发挥了这种权威的。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后妃脚踏实地地成了政治中心的一维，她们往往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来讲，后妃不仅是帝王君主的性伙伴，也是其行政弄权的天然搭档。
女人之外，还有两性兼栖的宦官。在古代皇宫中，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特殊的身躯、特殊的形象，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而不男不女的宦官则可以尽情穿梭于后宫佳丽之间，既为畸形之人，就可以行畸形之事。抛弃常人的尊严，以俳优自居，以主上戏弄为荣。在接通了自己与帝王和后妃的联系之后，在宫廷的明处或暗处，宦官都争到了位置和发言权，于是就放开胆子尽情上窜下跳、大行其道了。本来是可怜可悲的一群，然而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却发挥着穿针引线、左右疏通，甚至连正常人想也不敢想的政治中枢作用，这无论如何也称得上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帝王君主端坐于上，左有后妃，右有宦官，下面对着的是相府的相爷。帝王任性而行，后妃床榻上奏事，宦官上下游走、左右串连，真能做些正经事的主要是相爷，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
三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呈一点三线结构，粗看起来不能说不复杂，但就所持生存之法，概言之却不外乎一个“术”字。“术”者，心术、权术之谓也。“术”操之于平头百姓谓之“心术”，操之于权要则自当称之为“权术”。如此说来，这阴阳二组的四方人物所行之法自然都在权术范围之中。
后人常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外儒内法，或曰王霸杂用。无论是外儒内法，还是王霸杂用，其文饰的外表下面掩盖着的都不外乎一个“术”字。“术”又应解作阴谋。让百姓草民们相信文雅的儒，我却御之以铁腕的法；需倡王道时倡王道，王道不中用时则行霸道。总之，左右开弓、左右逢源，这是我的自由；而尔等百姓则只配进退失据、进退维谷，这是你们的命运。这种理论上称作“术”的东西，其实在实践中恰恰是地道的流氓战法。
上操“术”以御下，朝廷百官一致对付百姓，这是古代政治中心四档人物共同的立场。但在大厦之内，他们也随时随地地“兄弟阋于墙”，其所操规则也多为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术”。围绕权和利的分配与占有，帝王与宗室，宗室与外戚，外戚与宦官，宦官与宰辅，其间的捉对争斗，云谲波诡，充满血腥，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头面人物取胜对手的方法也大体可用“术”——阴谋予以概括。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一个皇帝新衣式的实情。
如此讨论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及其展开，只表达著者挂一漏万的一偏之见。不过，本书呈现中国历史的深浅是一个问题，而中国历史文化中张“术”抑“学”的倾向理应受到现代文明的批判和清算，则是不容置疑的。愿与大家一起思考。
王长华
目 录
序言 权力主宰者的活法
帝 王
一、谋位四途
“野心家” 靠什么把天下攫为己有？靠厚德吗?不，多少德高仁厚者被排挤在皇权之外。靠才智吗?不，诸葛孔明可谓智力非凡，但他与得天下却全无缘分。靠天生为嫡长子来继承吗?非也，君不见有多少皇帝长子被废黜甚而被杀害。皇位宝座下处处是阴谋的寒光，心术的剑影。终有一天扶摇于皇帝龙椅之上、称孤道寡者，或借助于神灵，或取信于先王，或挟迫“禅让”，或拔刀相向，其用心之巧妙，手段之高超，绝非常人所能想像。
二、协调宗室
新帝国建成后，帝王对待异姓臣僚或迁或贬，处理起来并不怎么犯难，而对待亲族宗室，问题就复杂得多。开创基业时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江山是大家齐心协力赢来的。一旦其中的一个南面称孤、被尊为王，这亲族宗室中就在座上与座下之间划开一条生死界线。尽管如此，孰尊孰卑，谁领导谁，不会因此就一锤定音，这一点帝王本人看得尤其清楚。为消除这种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帝王们总是要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既得利益和稳固政权。
三、利用外戚
站在权力金字塔顶尖的古代帝王，必须靠各种基础才能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一支有关。这支力量如果利用得好，对皇帝基业也有举足轻重的卫护作用。
四、驭臣之法(之一)
在支持帝王掌管天下的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的控制，这是最理想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而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又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花样繁多，而且也颇具难度。
五、驭臣之法（之二）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作为皇帝，既要用才爱才，又需严格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就像清雍正皇帝所说：“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六、驭臣之法(之三)
一般来说，和平安定时期，帝王麾下的臣僚成分相对比较单纯。对于他们，帝王们或拉或打、或迁或降，自有一套办法驾驭之。而动荡年代，或对外用兵，或内战纷起，这时帝王手下的臣僚变化流动大，成分也较为复杂，帝王如何对待他们，则又有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另一套方法。
七、外交手腕
古代帝王一旦践祚称国，所要应付的问题就纷至沓来。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类：内政和外交。内政处理需要有谋且用术，对外关系也同样需要帝王思忖和琢磨。敌我双方较量，战场上的挥戈拼杀固然重要，而武力手段背后的“谋”和“术”却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年汉高祖刘邦曾一本正经地告诉项羽：“我宁斗智，不斗力。”包含着胜券在握者对选择胜利方式的一种理解。
八、立嗣中的计较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到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的运筹算计也深不可测。
臣 相
一、术在书外
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都有一批身居显位、手握重权，在皇帝的决策中说话算数的谋士谋臣，他们大部分都是读过书、问过学的。但之所以成为谋臣却并不是靠什么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经验和天生的才能。他们可以在众人的不知不识中辨明历史发展的大势，并提出帝王应对现实的行动方案。其过人的敏锐、超常的反应，使他们在重要关头施出妙计，或转危为安，或出奇制胜。他们是天地间特殊的一群。
二、唇舌下面的心计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常有一些以游说为职业的“说客”。在关乎国家、社稷和皇权利益的种种纠纷中，凭三寸不烂之舌斡旋于“三国四方”之间。他们靠独特的才能和素质，受到帝王的青睐和器重，成为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反应敏捷迅速，善于揣测对方心理，往往在对方的话尚未出口前就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并且早有对策在胸。
三、以不变应万变
虽说伴君如伴虎，帝王麾下的人臣一般都有“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中国历朝宫廷中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面对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和任用，而且还可能不断高升。他们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职有权也不干事。干事多错误才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他们在官场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下，成为官场宦海中的“不倒翁”。
四、出处行藏的揣摩
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曾为国家、社稷建功立业，或位居要职、声名显赫，或正值人生事业高峰，但他们却选择了急流勇退。他们有卓识和才华，既是儒者，又不是儒者，既是道家，又不是道家。他们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明了了为人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因此，无论是在一路顺风的人生坦途上，还是在世事的激流漩涡中，他们都能保持异常清醒的头脑。可以说，他们是政治上特别成熟、处事极其精明而又恪守人生情操者。
五、奸也有术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佞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佞人并非胸无点墨，只是这些人的才华没用于正路。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诸方面，但他们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各自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六、身通龙门之法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不外乎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恩荫来获得爵位和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死者长已矣，活下来便可富贵荣华；三是靠科举考试，皓首一经，做诗赋八股以登龙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瞅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虽然此举与上述三条途径不同，但却走得更快。
后 妃
一、德行心术两相济
在中国古代女性的四大行为准则“德、言、容、工”中，“妇德”被排在了第一，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民间百姓的择亲，还是皇宫朝廷中的皇帝择后，其标准也都大体—样，那就是恪守妇德第一。不过，作为一个皇宫中朝夕侍候在皇帝周围的女性，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妇德还远远不够。她们还必须有心计和心术。没有心计和心术，而只有妇德的女人，十有九个要吃亏的。
二、色相与心计
中国古代的后妃制是以帝王为中心，由帝王的正妻(后)和众姬妾(妃)组成的一套职责分明、等级森严的一夫多妻制度，汉代后宫人数多达2万。后妃制为帝王提供了任意而为的方便，而对众多女人来说，一入后宫自己无形中就被引入了竞争机制——争皇帝的宠幸。她们各有各的资本，也各有各的办法。争到皇帝的宠幸就拥有了一切，否则，只能 “红颜暗老白发新”， “一生遂向空房宿”，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三、母以子贵
中国古代的封建皇位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的坚定施行为后宫中的历代嫔妃提出了一个恒久的难题，即争做嫡妻，生育子嗣。可事实上，由于争夺的尖锐和激烈，坐上后位的未必有子，而生有子嗣的未必可以登上后位。即使既登后位又有子嗣的，也并不能高枕无忧，心计和心术一点少不了。否则，到手的东西也还会失去。
四、助皇帝一臂之力
虽然中国古代妇女一般都是男人的泄欲工具，是男权的奴婢和传宗接代的产婆，但也有不少女性或因容貌绝代，或因才华超群，或因工于心计，更多的是一身数长、一专多能，她们在历史的夹缝中不但求得了生存，而且还发挥了男性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朝夕生活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那些做了后妃的女性们，更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维。
五、后妃干政的劫数
中国古代后宫中的女人为登上女人生存的峰巅，有的以德行开路，有的用色相架桥，也有的以生育子嗣做最后一搏。不管是走哪条道，策略和手段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一旦目的达到，坐上后位，参政、干政的招数和结果也是形形色色：辅佐皇帝、安邦定国者有之；飞扬跋扈、祸国殃民的也不在少数。后妃干政有她们的贡献，可也有她们难以逾越的盲区和难逃的劫数。
宦 官
一、邀宠的诀窍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被阉割的痛苦与不幸，使他们拥有了在前朝后宫之间游走穿梭的权力和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的地位。为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皇上的威势为所欲为，享受荣华富贵，宦官们绞尽脑汁探讨操纵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他们操纵皇帝，干预朝政，由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连皇帝老子甚至宦官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二、固宠的策略
就宦官们来讲，他们净身入宫，围绕在皇帝周围，这比起一般官吏要容易飞黄腾达得多。但一着不慎，便可能从青云之上跌入深谷之下。因此，对于宦官们来说，如何保持皇帝对自己的长久兴趣，不断延续帝王的倚重之心，维持时时得宠、处处重用的不败之势，比起赢得皇帝好感与信任的努力，无疑更富艰巨性和恒久性。可以说，能否永立不败之地，是古代宫廷对宦官们的智慧、能量与逢迎技巧高低的一个重大考验。
三、控制皇帝
宦官力争获得皇帝的赏识虽有天然优势，但也有意想不到的风险，皇帝至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化难测。你离皇帝近，皇帝离你也近，宦官的毛病、弱点皇帝也会看得一清二楚，其一着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对此，宦官们便想方设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索取，变曲意讨好为主动出击，操纵皇帝视听，驾驭皇帝作为，把皇帝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俗话说得好，给了鼻子就上脸。当宦官们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一反奴才面目，公然学做起主子来了。
四、胁迫百官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他们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不易。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五、与外戚周旋
在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不断进行着激烈的角逐。
六、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割除男根受宫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然而活跃在古代政治中心的
宦官集团正是由这样一些违背祖训阉割净身的男子所构成，他们或为败降之虏，身不由己；
或迫于贫困，净身入宫。但大多数宦官是自愿阉割的。他们敢违伦常，忍着巨大的肉体痛苦
，蒙受世间奇耻大辱并非盲目所为，而是看中了当太监可以接近皇帝后妃皇亲国戚，凭此天
时地利便可以图帝王之财，享宫廷富贵，甚或借皇权以肆志了。
谋位四途:1.借助神灵
把天下攫为己有是古来所谓“有志者”或“野心家”的最大愿望。但是怎样才能摘取这颗权力金字塔顶的璀璨明珠?靠厚德吗?不。自从私有制诞生以来，多少德高仁厚者被排挤在皇权之外，秦始皇的嫡长子扶苏则是一最好例证。靠才智吗?不。诸葛孔明可谓智力非凡，但是他与得天下却全无缘分。楚国的屈原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只能怀石投江，自沉而死。三国时的曹植远比曹丕才华横溢得多，却不但没有获得王位，甚至连性命也险些断送在曹丕手里。靠天生为嫡长子来继承吗?非也。君不见有多少皇帝长子被废黜甚而被杀害。纵观古今，皇位宝座下处处是阴谋的寒光，心术的剑影。真能终有一天稳坐皇帝龙椅之上、称孤道寡者，或借助于神灵，或取信于先王，或挟迫“禅让”，或拔刀相向，各领风骚，各有千秋，用心之巧妙，手段之高超，绝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之辈所能说得出，做得到的。
古代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许多在今天看来极正常的现象，古人都感到无法理解，比如日蚀月蚀，风雨雷电，甚至人类的繁衍和死亡。于是古人就异想天开地创造出一个“神”来，而把帝王说成是天神赐予万民的主宰。愚昧和封建迷信使古人变得极易崇拜和敬畏，夺权者们就利用这些民心、民风、民俗来制造为我所用的新神话：灭楚建汉的刘邦，年少时不过是横行乡里的无赖，但他为给自己的出身涂上些神秘色彩，显示自己的神奇和与众不同，竟编造出母亲与龙交配生出自己的故事，以便与“真龙天子”的大众信仰相吻合。结果他的实践非常奏效，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也被他骗过，把这个故事认认真真地写进了《史记》。隋文帝杨坚也想利用这一招。据记载，杨坚出生时是“紫气充庭”，人生下来以后手上赫然印有一个“王”字。唐高祖李渊，按史书记载的说法是一生下来就“骨法非常，必为人主”；而他的儿子后来做了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更奇，出生时竟然“二龙戏于门外”，三天后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非凡奇特的出生，在古代帝王的传记记载中绝不仅限于上述数例。因为把自己的出身与神秘的“天”联系在一起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儿戏，而是大有深意存焉的。所谓“天子”，顾名思义就是上天的儿子，上天既然遣子人间，必然有类似当今更换官职的命令或通告。这在古时就是神意的预言——符命或图谶。符命显示的是种种人世征兆，图谶是类似谜语的暗示。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前，武功县长孟通淘井时就挖出了一块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红字白石。安汉公是王莽当时的封号，王莽便趁机以此向汉室索要帝位。太皇太后此前曾提拔重用他，这时却不愿放弃自己左右小皇上的权利，但慑于王莽的威势，不得不想出个折衷的策略，请他做了辅政的“摄皇帝”。但是三年后四川和扶风的雍县又出现刻有“天告帝符，献者封侯”字样的石头，山东的一个亭长也一夜数次梦见天公的使者说“摄皇帝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王莽以此为由最终取代汉帝做了新朝皇帝。前秦的创基者苻坚就是因为“丹付应王”的谶语改姓蒲为姓苻。苻坚的应谶语很明显是有意牵强。可这些符命和图谶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真的是上天的暗示吗?我们且看则天武后听政的经过。
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为使武则天垂政，就派人在石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文字进献给则天皇后；当时的和尚也编出《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应当代唐而为人主。武则天曾被贬为尼姑，因此与寺院有一份特殊的情缘，而寺院的经书又带七分仙气，自然是最好的预兆。最可笑的是隋末的王世充，他把自撰的符命帛书缚在鸟身上放飞，期望人们发现后遵照“天意”去拥戴他。虽然王世充的把戏没有演好，天子梦没能做圆，但你不难由此看出“天意”之下的符命和图谶对于觊觎王位的人是多么重要和必要了。
当然，对于谋取王位的人来说，除了“天意”之外，“民心”也非常重要。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天意”和“民心”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一般人那里，“天意”和“民心”往往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不会逃过君主们的眼睛，他们会像利用“天意”一样，随时随地、驾轻就熟地利用“民心”。还是那个王莽，他在做了安汉公以后，为了一步步走向人间最高位，就又打起了另一个主意：把女儿嫁给汉平帝为皇后。本来他的姑姑已是太皇太后，如果女儿再做皇后，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前途上了双保险。王莽要达此目的却不明说，他首先提出要平帝广选天下望族女子以充后宫的请求，然后又欲纵先抑假意对太皇太后说自己的女儿德貌平常，不好参加备选。他的这次聪明差一点被聪明所误，姑姑王政君本是个实心人，听王莽这么一说就信以为真，下诏书免于王家姑娘入选。这一下王莽可坐不住了，本来想使女儿率先入选，现在却弄得入选无望。于是王莽便“发动群众”，让“民心”出来说话。果然，太皇太后诏书一下，皇宫之外竟聚集了几万老百姓、太学生和下级官吏为此请愿，声称皇帝选立皇后，如果安汉公的女儿不得入选，这天下社稷将失去依靠。太皇太后当然明白民心向背、载舟覆舟的道理，在强大的“民心”面前只好同意将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王莽本人也做出民心民意如此他也只好服从的样子，高姿态、有风度地把女儿送入宫中。借助“民心”，王莽不但立女儿为皇后，做了铁杆国戚，而且还趁机得到了黄金二万两、钱二万万、新野一带两县土地的赏赐。王莽此举的收获不可谓不大，财富和权力成几何级数增长，他得到这一切靠的就是所谓“民心”。“民心”者何?可见在王莽，在古代君主、政治家那里，也仅仅是一个好使的工具而已。
谋位四途:2.胁迫禅让
神灵、符命、图谶无疑是一种间接而玄虚的假借物，君主谋位，更有堂皇而直接者。人们常说狡兔三窟。狡兔尚且如此，况人主乎?那些希望做民之父母者在夺取王位方面自然需要多种手段，挟迫禅让则是又一途径。原始意义的“禅让”是原始部落更换政治领袖的一种民主换届过程和结果。到了夏、商更代之时，“禅让”已开始失去原意而变得神秘和阴谋化起来。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桀荒淫残暴，结果被他原来的臣属商汤所灭。但商汤却不敢或不愿赤祼祼地打破祖宗一代一代传下的规矩而直接坐上共主之位，怕落一个“天下言己为贪”的罪名，于是就宣称要把他事实上已经争到手的王位让给当时最有名声、最有德望的务光。但是，他是假让，只怕务光真接受，所以就暗地里派人告诉务光说：“汤杀死国君却想把这个坏名声传给你，所以才想把天下让给你。”务光本是个道德高尚的君子，一听这话，哪里还敢接受?不仅不接受商汤的让位，而且为逃避不义之名，竟投河自尽了。这样，汤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各小邦的共主，而且还消灭了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对手。至此，禅让的形式显得隆重而又合乎道德，天意民心俱得，而其中的肮脏文章却永远也无法写完。
汉哀帝去世后，膝下无子，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王政君召回侄儿王莽做了大司马，领尚书事(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代总理)。两个人为执掌朝政，从最亲近的皇族中选了只有9岁的中山王刘NBD60＜坛型跷弧Ｎ控制小皇帝，王莽隔绝
了皇帝和亲生母亲的关系。这样还觉得不太保险，就又在小皇帝12岁那年策划了一场皇后竞选闹剧，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但是小皇帝渐渐长大，即使是太师，也不敢保证能最终左右皇帝，因此就在元始五年十二月，王莽以腊月送椒酒为名，用慢性毒药结果了皇帝。为掩人耳目，在皇帝断气之前，王莽仿效一千多年前周公“行天于事”的做法，写了一篇代帝受疾的祷文，跑到京郊之外的泰畴举行仪式，又一本正经地将祷文藏入皇家档案馆，郑重其事地告诉有关臣属不得张扬此事。这还不够，他还派人用金钱贿赂塞外羌人，让他们以仰慕王莽治政安乐为名，自愿献地来做他的臣民。经过这样一系列精心策划，王莽通往皇位道路上的障碍就一一扫清了。
可是，谋取皇位的人要想把牌坊立得像模像样，导演禅让总少不得皇帝太后力荐、群臣劝说。曹丕取代汉献帝，似乎就是在众人的再三规劝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他在举行了接受献帝禅位的仪式后，满有心得地对大臣们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古代大舜和大禹之间的禅让也不过就是这样。曹丕认为古人的禅让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逼迫。古人究竟如何，后人难知，但他这声自鸣得意的感叹却道出了自己的实情。不过历史往往展现惊人的相似，距离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只有四十余年时间，曹氏后人又被他的老下属兼老政敌司马氏所取代，后者所使用的方法与前者竟如出一辙。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上的所谓“历史的辩证法”?
好了，闲话少说。就于禅让中既搞出名堂，又得到实惠的君主而言，唐代的武则天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武则天的政治见识和政治野心是尽人皆知的，但她也不免在既当表子又立牌坊的古代政治俗套中变出一两个花样，比如她在登位前就曾怂恿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多人上表劝进，对此，武则天一方面表面上推辞不从，另一方面又暗中升官晋爵、嘉奖傅游艺。这样一来，武氏手下的明眼人看得明白，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便是文武百官、皇亲国戚、远近百姓，包括四夷酋长、和尚道士六万余人上表劝进，最后连有名无实的在位皇帝睿宗李旦也上表陈请则天武后“高升一步”，武则天这才“可皇帝及群臣之请”而登基为帝。武氏的即位称孤似乎是由于大家的拥戴而不得不如此，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她曾为争宠固位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逼死已经做了皇帝的儿子时，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她起初就抱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并一直期待着合适的机会来实现她的称帝理想了。
在政治禅让的种种花样中，篡位者一般都不会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而是想方设法或利用私党，或蒙骗群众，靠一种综合力量来对前任施加压力，以达到体面地夺取政权之目的。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夺位时就是靠亲信私党预先策动兵变，借士兵哗变，以周恭帝年少不足为天子的理由，在开封城外的陈桥驿深夜将龙袍“强加于身”，“逼令”自己做了天子，并被“逼”回京，举行了受禅仪式。在今天看来，如此禅让实在不免滑稽，但这种滑稽的形式下面又包裹着严肃的政治道理，这种官场里的政治道理和政治中的游戏规则只有身在其中的帝王君主们才体会得深刻。
抛开尧舜禹不论，纵观历史，就禅让而言，屈指算来大概只有清朝乾隆帝让位于嘉庆才称得
上是名副其实的。然而乾隆禅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祖父康熙一生做了61年皇帝，自己做皇帝的时间不宜超过祖父，所以才在他做到第六十个年头的时候即宣布要把帝位让给太子腌，也就是嘉庆帝。不过这一慷慨壮举真可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正因为历史上此事罕见，所以才一时传为佳话罢了。
谋位四途:3.谋位往往要杀人
禅让之所以可能，一般是皇帝虽居庙堂之上，却早已经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而夺位者也只是名分上还在一人之下。如果皇帝还有一些实权，或者未来仍然可能有实权，谋位者或迫不及待或担心未来大权流失，那么采取铁腕手段制造流血事件就随之成为必然。东晋末年，刘裕胁迫司马德文禅位后，依照当时凡禅让而登位者必须善待废主的惯例，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但是，刘裕深怕这个晋朝的末代皇帝日后东山再起，就把他安排在京城之外的秣陵县，并派亲信带卫队“守护”。即使这样刘裕还不放心，随即又施出断司马德文后代的阴谋，每当司马德文的妃子生下儿子，他就命令事先安Сhā在司马德文身边的人找机会杀掉。这么做了以后，他仍然觉得不能根除隐患，就下决心捣毁这个政治花瓶。他先派人给司马德文送毒酒，不料送酒的人不忍心毒杀废主而自饮身亡。而司马德文除妃子之外饮食上又从不让别人染指。刘裕看到毒杀已不可能，最后只好干脆派亲信把司马德文杀掉了事。
直接弑杀皇帝是要承担罪名冒大风险的，既无需承担罪名、又不冒险的成功才是上策。因此，借刀杀人的办法在夺权斗争中用得最多。西晋的惠帝是个白痴，他当皇帝不久，皇后贾南风就把持了朝权。惠帝所立的太子司马通不仅不是贾南风所生，而且又偏偏聪明刚强正直，看不惯贾南风擅权骄恣的行为。这样，贾后便在亲信的劝导下动了杀机。元康九年十二月，司马通为自己的儿子司马彪大病痊愈祷祀求福，贾后谎称皇帝有病要召太子进宫。太子听说皇帝召见，不敢不去。进宫后贾南风又派人送了一大瓶酒，谎称皇帝赏赐，要他当场喝干。太子本来就不胜酒力，一大瓶酒下肚，登时醉得一塌糊涂。这时贾后趁机出面拿出以太子的口气拟就祈求神灵保佑他发动政变、废黜帝后的祷文，派亲信以皇帝诏书的名义送给太子，念一句让太子写一句。太子醉中糊里糊涂写完了祷文，贾后就拿着这份太子醉后抄下来的谋反证据呈送给皇帝了。惠帝和大臣们见是太子亲笔，坚信不疑，立即下诏废黜了太子。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时，一向与贾后有矛盾的皇族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决定借此机会废黜贾后。司马伦的亲信孙秀献策说：“太子聪明刚猛，将来必定不肯受制于人。再说，你本来与贾后之间有过来往，现在废黜她，太子必定认为你是因形势不利才倒戈以免罪，不会对你感恩戴德的。我们不如怂恿贾后杀害太子，然后再以替太子报仇为借口废黜贾后，这样不但可以免祸，而且还能把持朝政。”司马伦以为此话有理，就一面派人散布谣言说朝中有人要废贾后，一面暗中劝告贾后早除太子，以绝后患。贾后果然听从，就下手毒死了太子。不久，司马伦以讨伐谋害太子的贾后为名，联合诸侯王发动政变，废黜贾后，夺取了晋朝大权。
历史上不仅君臣、亲族内部为谋位大动干戈，就是父子之间为夺权争位也不免拔刀相向。匈奴的冒顿就是杀死生父后登上王位的。冒顿登位之前，常常和手下人一起练习骑射，并立下军令：“凡是我射的目标，你们一定要跟着射，不从命者斩首!”接着，他先后以射自己喜爱的战马和爱妾来测试部下服从军令的程度，当他看到部下已被训练得惟命是从后，一次狩猎时，冒顿突然向生父头曼单于射了一箭，他的部下紧跟着万箭齐发，射杀了头曼，冒顿由此当上了匈奴王。
匈奴古时一直被汉人视为野蛮民族，而文明的汉民族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比野蛮民族斯文多少。就是经贞观之治把初唐推向黄金时代的李世民的王位也是他耍尽阴谋手段才得来的。
明代初年，朱氏王朝中也发生了一起武装夺取政权的事件。洪武三十一年，年迈的朱元璋病逝，由于长子朱标早夭，他便把帝位传给了长孙朱允NB938＃这就是建文帝。此事引起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不满。本来朱棣在朱氏灭元建明、夺取政权方面就已功勋卓著，再加上他为人强悍、文韬武略兼备，所以对朱允NB938５募涛桓不服气。遂起夺权之心。洪武三十一年七月，朱棣聚集将士，以“清君侧”、“除奸臣”为名，发动了著名的“靖难”之役。经过三年的军事较量，朱棣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都城南京被攻破，建文帝不知去向。应该说，朱棣起兵的原因是为了夺权，但他打的却是“清君侧”、“除奸臣”的旗帜。虽然朱棣表面上依然要做文章，但他以武装斗争、以战争兵戎的形式出现，无论如何也没法掩盖他的真正用心。建文帝朱允NB938２恢去向，是死是活无法确考，可以想像，如果朱允NB938Ｔ谑陷的南京城内被朱棣活捉，那结果将会如何?没能亲手杀死朱允NB938＃不能不说是朱棣的一个遗憾。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建文帝手下的大臣如齐泰、黄子澄，还有那个著名学者儒生方孝孺，都在朱棣由燕王走向帝位的过程中付出了生命代价。继位往往要杀人，又一次在朱棣这里得到了验证。据历史记载，朱棣进入南京以后，本来他的称帝已是顺理成章，但他却故作姿态，先是请来周王朱NB069！⑵胪踔飒NB06AＡ礁鲂值埽要他们为谁来掌权拿个主意；然后又唆使群
臣百官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进。滑稽戏演了一场又一场，等朱棣政治戏瘾过得差不多了，这
才盛情难却、一脸不情愿地登基称帝了。直截了当地选择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杀人如麻，又使被杀者感恩戴德、山呼万岁，这是朱棣在夺取政权方面的创造性发挥。
谋位四途:4.得宠入继才有望
神灵、符命、流血都是间接或极端的措施，而且是在皇权不稳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如果当朝皇上威名赫赫，大权在握，那么恐怕争宠就成为走向夺权的首选策略了。其中的原因，其一，古时的继承大致有两种：商之前是兄终弟及，商以后则主要是父死子继。父王在世时就常常要立定太子。古代的帝王三宫六院，除皇后外，嫔妃成群，自然儿子也就会多，但太子却只需一个。虽说按惯例是嫡长子继位，但是皇上的好恶也是决定太子命运的定音锤，为此也时有长子被废被黜的事件发生。其二，专制时代，没有宪法制约，皇帝施政，朕即法典，朕即国家，皇权巍峨，是吸引太子们千方百计争宠的强力磁场。比如秦王异人，本来因为母亲夏姬不得宠，自己也被送到赵国做人质，自然入继无望。可幸运的是他在赵国正值潦倒之际却结识了腰缠万贯的富商吕不韦，而这位富商又大有涉政野心。当吕不韦得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宠爱的华阳夫人因膝下无子，担心帝宠和富贵不能长久时，就让异人屈身认华阳夫人做母亲。华阳夫人是楚人，久居异乡，思念故人，吕不韦又让异人穿楚服与华阳夫人相见。华阳夫人果然被异人及其楚服所打动，就认下了这位干儿子，异人也因此继位做了秦王。
由此可见，自然嫡长子的尊位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因此，即使嫡长子，也不能放弃揣摸父王心理，或“曲线救国”，或直接影响，总之要投其所好、争取信任才能达到目的。汉代末年，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不久便在诸子中物色继承人。小儿子曹植文才超群，才华横溢，很得父王宠爱，曹操一度打算立他为太子。对此身为五官中郎将的长子曹丕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他感到自己的太子地位受到了威胁，就求教于谋臣贾诩。贾诩要曹丕“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曹丕从此就“深自砥砺”、“矫情自饰”起来。一次，曹操出征，诸子前往送行，曹植作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歌功颂德文章，当众演说得声情并茂，令曹操与文武大臣极为欢悦。曹丕深知自己的文采远不如曹植，所以他另辟蹊径，于是便什么也不说，只是屈膝而跪，泪流满面地拜伏在曹操脚下，表示为父王将要出生入死而担忧。与曹丕的忠厚仁孝相比，曹植的颂辞顿时显得徒有外表华而不实。此事虽小，但影响不小，曹操和文武大臣由此都一致认为曹丕更诚实更有孝心，最后立曹丕做了太子。
曹丕的争宠是立太子之前，如果太子一旦确立，再去争宠改立那就很不容易了。尽管如此，历史上仍不乏成功者。隋朝的亡国昏君隋炀帝杨广为争做太子，就很会“矫饰”自己。本来隋文帝立定的太子是杨广之兄杨勇，但是由于诸种原因，文帝渐渐不喜欢这个太子了。杨广知道这一消息后，首先针对杨勇内宠过多引起皇宫内外议论这一点，极力显示自己不近女色。他虽然也拥有众多妻妾，但只和正式妻子萧妃居住。凡有人来访，不论贵贱，他定与萧妃一齐迎送，一时间连宫中执役的仆人也称赞他贤德。为赢得皇帝皇后的好感，他专门收拾出一间陈设朴素的房子，并把故意弄坏的乐器放在角落里，不让下人掸去灰尘。这间屋里用的使女也尽是又老又丑的。文帝与皇后来时，他就在这间屋子里恭候接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果然皇上对他的宠爱与日俱增，最后终于使他取代其兄做了太子。同样是这个杨广，文帝还没死，他就动起父王爱妃的念头，并最终据为己有。而且在他做了皇帝之后，其荒淫无度更难一一述说。如果后来他能继续矫饰自己，也许不至于那么快就断送了隋朝的江山。当然，这是后话。但是，通过这一反一正的对比，我们对杨广的阴谋和野心不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吗?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在父子之间，投父王所好，惟父王马首是瞻，首先建立感情上的融洽和信任，这才算为入继打下了一个起码的基础。
协调宗室:1.分封安抚
新帝国建成后，帝王对待异姓臣僚或迁或贬，处理起来并不怎么犯难，而对待亲族宗室，问题就复杂得多。开创基业时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江山是大家齐心协力赢来的。一旦其中的一个南面称孤、被尊为王，这亲族宗室中就在座上与座下之间划开一条生死界线。尽管如此，孰尊孰卑，谁领导谁，不会因此就一锤定音，这一点帝王本人看得尤其清楚。为消除这种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帝王们总是要采取种种措施，以维护既得利益和政权稳固。
为避免矛盾激化，消除或削弱皇室内部的颠覆威胁，帝王们采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分封同姓宗室为诸侯王，一般都要把他们遣往封地，中央再派员实行监督。这些诸侯王自称一统，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从而使之安于其乐而忘返王宫。一朝皇室临危，由于他们懂得自身与皇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他们也会奋起保卫皇帝。这种分封制度从西周时期就开始实行。周武王灭商后，就遍封姬姓诸侯于天下。至秦朝分封中断。刘邦灭秦建汉，吸取秦朝不行封建、皇室临危、无人勤王的教训，一得天下后便分封宗室，他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刘喜为代王，刘肥为齐王等等。到唐高祖李渊建唐后，分封宗室面更广，除立长子建成为太子外，封其子李世民为秦王，子元吉为齐王，子元景为荆王，子元昌为汉王，子元亨为酆王，族弟襄武郡公琛为襄武王，族弟黄台公瑷为庐江王，宗室李基为永安王。甚至连皇孙承宗、承道、承乾、恪、泰都分别封为太原王、安陆王、恒山王、长沙王和宜都王，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王朝。因为李唐王朝的分封对于巩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大唐虽经武则天改制，此后仍延续长达200年之久，这其中“分封安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原因多多，但废封建、行郡县却成了后世王朝引以为戒的教训，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虽然行政上靠郡县管辖，但封建亲戚始终都被视为巩固政权的一大法宝。
当然，对于宗室的分封安抚，在历代君主帝王的为政实践中也不免有得有失。按照自周代以来就深入人心的宗法文化思路，国家政治的性质一般说来是由个人推及家庭，由家庭推及家族，在若干特殊朝代，家族又有可能被推及民族，比如像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就是这样。元代蒙古族统治者把汉人和南人视为社会的下等人，严格控制汉人和南人的升迁和任用，已使政权的民族化在极端和野蛮的意义上宗法化了，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己的政权，又同时加速了其政权的快速衰竭和灭亡。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清，更把家族和民族两种东西首尾相接，从而在国家政权内部抚育出无数个瓦解政权稳固的家族，后人常以“八旗子弟”比喻典型的纨NB06BＶ徒。以消费和享受为特质的清政权就是以分封为基础，完全家庭化了的一个朝代。把国家家庭化是为巩固权力，其发展结果尽管完全与初衷相悖，但帝王君主的本意还是显而易见的。
协调宗室:2.欲擒故纵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只要有皇室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夺皇权的斗争，勘诸历史，这已是一个百验不爽的不争事实。对于帝王君主们来说，有时为了稳保王位，狠狠打击图谋篡权者，则不免采取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陷害策略，这在古代历史上应该说是时有发生的。
春秋末年，郑国国君安国公准备日后传位给长子寤生，但夫人武姜却偏偏喜欢小儿子段，其理由是寤生出生时横生难产，为此差一点要了武姜的性命。按说这个理由本不成其为理由，但是武姜却因此而不喜欢寤生，所以自打安国公决定让寤生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以后，武姜便多次明里暗里说寤生的坏话，甚至提出要安国公改立太子，而安国公则一直没有答应。若干年过去，安国公病逝，寤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是为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后，武姜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大儿子的态度，仍不时为小儿子段出谋划策，企图让段代庄公为王。武姜先是为段讨要到足以和郑国国都面积和实力相抗衡的京城。当时郑国有一个叫祭仲的大夫见此情况感到苗头不对，就提醒庄公说：“按先王法度，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现在京城势大，不合法度，共叔段在京城的作为怕是要危害郑国安全。不如趁现在他还立足未稳，先适当安排一下，以便控制他不要向坏的方向发展。”郑庄公却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等着瞧吧。”不久，共叔段又不自量力地将边境城邑强要去大半，郑庄公一一答应下来。这时郑大夫子封又劝庄公，请庄公早点儿除掉共叔段。庄公仍然不予理睬，说：“对君王行不义，对兄长不亲近的人，慢慢就会自己垮台的。”一来二往，直到共叔段修治好城墙，装备好武器，率兵袭击郑国国都，而武姜为内应准备大开城门迎接共叔段的时候，郑庄公才下令子封率大军讨伐共叔段，一战而败共叔段，并把他从郑国逐出国外，同时也把后台武姜放逐到城颍。
可以看出，从武姜为共叔段讨要封地时起，庄公就料到共叔段会生变故。但他一直假装不理不睬，故意引蛇出洞，怂恿共叔段一步步走向早已为他设好的圈套，直到最后庄公有充足的理由制裁这位一母同胞的时候，他才张网捕鱼，战而胜之。郑庄公一步步宽容地对待共叔段，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在对外方面却收到了巨大的道德效应，人们会认为，这是共叔段得寸进尺，咎由自取，郑庄公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为庄公一战而大败共叔段奠定了舆论基础。这就是郑庄公的高明处，也是他的隐忍处。宗室内部的争夺，如果弄得不好，即使贵为皇帝，也难免在道德上遭人唾弃。像唐太宗李世民挟父杀兄，因为道德舆论工作没有做好，所以直到明朝的万历皇帝还指斥他为昏君，甚至在当时的经筵上也不准讲《贞观政要》，还把唐太宗统治下的二十多年的初唐历史从史书中删去。仅从这一点上看，唐太宗比之于郑庄公不能不说是略逊一筹了。
郑庄公之外，南唐开国君主李NB06CＪ且晃簧贸な帐坝型胁于自己政权的弟兄的君主。李NB06CＴ名徐知诰，他有个弟弟叫徐知询。当徐知诰任吴国侍中的时候，弟弟徐知询则坐镇金陵，手握重兵。没有人能料到，侍中徐知诰此时就胸怀远大，立志称王了。可是，他思前想后，要称王需先有实力，这一点他自己没有，而弟弟徐知询有，所以从此他就谋算上了徐知询。不久，徐知诰听说吴越王钱NB06DＫ透徐知询许多玉器宝物，器物上大都有绘凤雕龙。他想，这些图案本是天子才能使用的，徐知询公然使用，真是天助我也，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授人以柄的口实?于是他便上奏吴皇杨溥，说徐知询擅用龙凤器，有不臣之心，应该及时制止。这杨溥原本是徐知诰一手扶植起来的，哪有不从之理。就这样，当徐知询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就被亲生哥哥以皇上的名义罢免了，而他的兵权也因此轻而易举地转移到了哥哥徐知诰的手上，并从此为徐知诰谋取帝位奠定了实力基础。与郑庄公相比，徐知诰没有郑庄公对待共叔段那样明确的怂恿倾向，但他对弟弟的关注和监视以及适时出击却与郑庄公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似乎不难理解，在拥有相当地位的徐知诰看来，外人均不足道，在抵达至尊的道路上，真正可以掣肘和构成威胁的是他的亲弟弟徐知询。正因为如此，他才死死盯住了弟弟，也制服了弟弟。
对待宗室中的对手实施欲擒故纵手段者还不能不提及唐太宗李世民。世民最终杀死哥哥建成、弟弟元吉登上帝位，这是事实。但在此之前，李世民却一直被建成和元吉视为必除的心腹大患。李世民的才识和胆略很早就在反隋起义中得到表现，并且深得父亲李渊赏识。而建成和元吉却对此愈发感到不安。据历史记载，建成和元吉曾多次想除掉李世民。一次，他们在酒中下毒，差一点使世民丢了性命；另一次建成设下“鸿门宴”，企图伏兵刺杀李世民，只因建成临阵胆怯而未果；更有甚者，一次建成和元吉设计要把李渊和李世民一起囚禁在一座别墅中，让他们永远不见天日。建成和元吉的计划一次次败露，李世民只是暗记心中，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这样，李世民不但使建成和元吉不断失去各方面的信任，也同时促使他们一脚深似一脚地继续冒险。直到“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看到有利时机终于到来，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坚定不移的果敢除掉了建成和元吉，从而以相当充分的理由和完全超出对方的优势开通了自己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
协调宗室:3.宽严有度
一般说来，古代帝王君主在即位垂统之前，其行为的功利性和血腥味是明显而浓重的。而一旦君位坐定，对于宗室内部发生的越轨行为虽然也都保持清醒而敏锐的警惕，惩戒的手段也从不发软，但宽严界限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所谓宽严界限就是一个度，宽严适当，这个度把握得好、把握得准，对于维护皇权，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这个度把握得不好，不但会失去众人信任，还有可能牵带出危害政权稳固的负作用。所以，这一点对于帝王君主也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西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景帝派周亚夫以武力镇压之，结果七国削平，人心大悦，后世盛称景帝，历代史不绝书。而景帝的父亲汉文帝就遇到了比七国之乱虽小但却十分棘手的麻烦问题。文帝的异母弟淮南王刘长勾结匈奴、闽越，密谋推翻文帝。当阴谋泄露之后，刘长被文帝召到长安，下狱。负责审理此案的丞相、御吏大夫都认为刘长罪行确凿，罪当弃市。而文帝却想借此表示自己的宽容大度以邀人心，就下令有司免除刘长死罪，仅削去爵号，放逐四川，以期刘长改过自新。很明显，这个处理已经是相当宽大了。由长安往四川，一路上，淮南王坐在严密封闭的闷罐子囚车中，尽管身为囚犯，但因身份特殊，仍然让他随身携带若干名宫女前后服侍。一路迤逦而行，沿途官员只需在淮南王乘坐的囚车门上加个封印，下一站验收再加封印后即可放行，所以一路无需开封检验。谁知囚车到了雍县，雍县县令好奇，非要开封验看，想一睹淮南王爷尊容。不料打开囚车一看，淮南王早已绝食自尽而死。汉文帝的本意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位放荡不羁的弟弟，没想到他气性太大，竟然弄出了事端。这一来，不想杀弟却落下杀弟恶名。因此，他勃然大怒，下令将雍县以前沿途各县长官以渎职罪全部论死弃市。宗室兄弟外连夷狄，图谋造反，按规矩论罪处死是理所当然的。文帝为表示他无为政治的宽大，也表示他对这个同父异母弟弟图谋不轨的惩治，人虽死了，但文帝的态度还是亮明了。
汉文帝对待兄弟体现了宽严有度的原则，清康熙帝对待儿子也表明了同样的心迹。本来皇子允NB671Ｔ缭诹剿晔本捅徊崃⑽太子，但允NB671３ご蟪蓔人以后，渐渐肆意妄为
起来，他对人残暴，恣意棱辱大臣，挥霍无度，还常常干预他不应干预的朝中事务。有一次，康熙出征途中染病，允NB671Ｇ叭ヌ酵，当见到征战中生病的康熙
面容憔悴、身体消瘦时，允NB671２唤龊廖抻瞧葜意，反倒暗自欣喜。
这一切都被明察秋毫的康熙看在眼里。但作为一代明君，具有超凡能力和容人之量的康熙并
没有因此而加罪太子，而是继续对允NB671＜挠韬裢，希望他能够弃恶从善、改过自新。但是终于
有一天，康熙发现允NB671Ａ日鬼鬼祟祟，行迹可疑，白天监视自己的举动，晚上悄悄靠
近御帐窥视。这一下康熙真的有点失望了。于是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四日，在塞外通往北京的布尔哈苏台，康熙宣布了废黜允NB671Ｌ子的决定。这位做了三十多年太子的允
NB671Ｖ沼诿荒芗炭滴醵登上帝位。从康熙对待太子允NB671
５娜过程看，康熙始终掌握着一个合适的度，即在不威胁到自身的安全时，他并
不愿意随便废黜这个太子。但允NB671５淖魑实在让他失望了。
协调宗室:4.不温不火的软控制
宗室中为争夺最高权力而演成刀枪相向、血溅宫墙的残酷斗争，多为不得已而采取的极端手段。其实政治也是一门艺术，作为“政治演员”的帝王也有AB角色和艺高艺拙之分。唐太宗李世民挟父杀兄虽告成功，但他却不能算是政治艺术操作中的好演员。魏文帝曹丕就比他表演得出色多了，而曹丕的出色之处就是对待有可能对己构成威胁的宗亲兄弟多采用不温不火的软控制术。
许多人都知道，虽然曹丕于政治方面略胜其弟曹植一筹，但曹植始终是他心中一道使人不悦的阴影。曹植文才过人，诗赋属文方面常使曹丕在公开场合尴尬不算，曹操竟差一点把曹植立为太子，这更使曹丕难以释怀。所以，曹丕在用尽心思继父为王后，一直把曹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曹植虽然为人不拘小节，但除掉他又难以找到过硬的借口。因此，对症下药，曹丕对曹植采用的是慢性消磨的控制使用法。曹丕上台后，先把曹植由陈思王降封为鄄城王，之后又把他打发到离京城很远的雍邱。不久，再降封为东阿王。几年中数次改换封地，而封地每况愈下，还常派人监视限制曹植的行动自由。有一次，曹丕猫戏耗子式地向曹植发难，要曹植在行走七步中写出一首诗来，不然就得杀头。曹植不愧是位文学天才，竟然七步成诗，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诗意在劝谏曹丕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不要无缘无故加害于他。史载曹丕听后面有惭色，因此没有对曹植“行大法”。但是，此后曹丕对曹植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曹植远离京城，每次进京求见，曹丕都以各种理由搪塞阻止。直到曹丕死后，曹NDE43＜谈肝帝，在对待曹植的态度上，奉行的仍然是其父文帝那一套。据载，曹植曾多次上书曹NDE
43＃要求给他一点机会，以便为国建功立业，但最终都是软钉子碰回。所以，曹植后半生一直心情抑郁，下情无由上达，终于在41岁时郁郁而终。
曹植虽然一生心情不畅，但总算得以寿终正寝，落了个囫囵尸首。他之所以能够完尸而去，从曹植方面讲，是因为他生性为文学家，未在政治上对曹丕构成真正的威胁；从曹丕方面看，他对曹植不睬不理，进行不温不火、无过也无不及的软控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协调宗室:5.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中国的宗法政治有诸多弊端。行政中如果疏远宗室，那你的统治就已经离灭亡不远了，君不见秦王朝乎?如果太过分重用宗室，又往往遇到尾大不掉的麻烦。那么帝王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阳奉阴违，上下其手，不失为有效办法之
一。〓
唐玄宗初年，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势力极大，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宰相多是她罗织的党羽，到处生事干预朝政。当时担任宰相的刘幽求是玄宗的亲信，他与羽林军首领张NB06E
密谋，打算用羽林军为玄宗除掉这帮政敌。经与玄宗商量，玄宗欣然赞同。可是张NB06EＰ卸不慎，走露了消息。此时的唐玄宗还处在太平公主的控制之下，他怕事发
之后会被太平公主赶下龙辇，就灵机一动，来了个先发制人。他首先揭发刘幽求、张NB06E
离间骨肉，然后把刘、张二人下狱听审。这一来，玄宗这方面就先自堵住了太平公主的嘴巴，使太平公主无法再找自己的麻烦。而在审理结案时，玄宗又以刘幽求以往有功唐室为由，仅将刘、张流放边地，从而使刘、张二人免遭一死。〓
很明显，玄宗先自揭发刘幽求、张NB06E
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以后一旦形势允许，他还会重用这两个人。但如果不是玄宗随机应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恐怕刘、张二人的性命都难免要葬送在太平公主手里。
明建文帝朱允NB938Ｒ财纳拼说馈Ｋ刚一上台，就面临祖父洪武帝遗
留下来的藩镇势力强大而危及朝廷的问题。于是建文帝在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下着手削藩。削藩一开始，就激起燕王朱棣等诸侯的猛烈反抗。势力强大的燕王立即起事，以“清君侧”“靖难”为名向建文帝发起攻击。以刚践祚不久的建文帝之力一时无法对付气势凶猛的燕王，于是建文帝也像唐玄宗一样，当机立断罢免了齐、黄二人的官职，并将二人罪过昭告天下。燕王的起兵一时失去了目标。而随后，建文帝仍然按部就班地让齐、黄二人出谋划策，继续实行他的削藩计划。由唐玄宗和明建文帝的例子看，阳奉阴违，上下其手，作为保护亲党对付宗室政敌的办法之一，常常是很有效果的。
中国古代的君主帝王，既是一国之主，又是一家一宗之主；处理朝政，既关乎国，又关乎家。这样，在处理自身与宗室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公私兼顾的复杂。但君主帝王一旦践位，他衡量事物和人事关系的标准就首先要从政治利益角度考虑，对于宗室中人，他们也不得不如此。只是比起纯粹的政治计较，君主帝王对于宗室更容易多少放宽一些尺度和多少增加一些弹性罢了。
利用外戚:1.打出外戚牌
古代帝王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高则高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须靠各种基础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一支有关。这支力量如果利用得好，对皇帝基业也有举足轻重的卫护作用。当然，怎样利用，如何利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帝王，也就有不同的“术”。
外戚愿意为皇帝卖命那绝对是在情理之中的，俗话说：“看姑娘待姑爷”是也。试想汉高祖刘邦当年在鸿门宴上危急万分，樊哙闻讯，怒闯军营，以“死且不避”的威势慑服杀人不眨眼的霸王项羽，为刘邦趁机逃走创造了条件，那岂不是看在妻子吕NB06F
和刘邦夫人吕雉是亲姊妹的份上?所以，反过来对于帝王方面来说，功成之后，适时地打出外戚这张牌，对于维护和巩固皇权也是大有用场的。就说刘邦，他在平定天下后，于高祖六年分封时，第一批就封了吕后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20天之后，才封赐功居群臣之冠的萧何和张良。随后，居然又把吕泽部下的两个不大起眼的将领也给封了。而此时功勋卓著尚未封侯的还大有人在，如曹参、陈平就是。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吕后枕头风的效果，倒不如说是刘邦有意打出外戚牌更加真实。
无独有偶，汉武帝时，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侄子霍去病都立有不世军功，也都受封甚夥。那段时期，可以说没有外戚差不多就没有汉武帝北抗匈奴的功业。关于这一点，汉武帝本人绝不会不明白。唐玄宗时，皇帝宠幸贵妃杨玉环，杨氏一家这张牌被打得更响。杨贵妃的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被封为虢国夫人，八姐被封为秦国夫人，族兄杨NB070Ｎ鸿胪卿，杨NB071Ｎ侍御史，杨国忠为右丞相，领四十余使。大
有一女为妃，举家为官之势。你如果认为这是唐明皇一时的心血来潮，那无论如何都是于理不通的。
不仅如此，有些帝王在为太子选择顾命大臣时甚至也不忘打外戚牌。像汉武帝临崩前，遍观群臣，觉得惟霍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于是遗诏霍光以大将军身份辅佐年仅8岁的幼主汉昭帝。这霍光原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为皇室外戚毫无疑问。据史书记载，霍光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他侍奉昭帝13年，后来又废昌邑王，迎立汉宣帝，“威震海内”。《汉书》中记载，他辅佐昭帝期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是西汉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重要人物。可见，汉武帝临终前打出霍光这张牌并没有打错。
还有，唐代初年有个长孙无忌，他是唐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的兄长，高宗李治的舅舅。当年他曾与李世民一起策动玄武门事变，帮李世民夺得了帝位。太宗临终又托孤于他。他做宰相长达三十余年，又兼任太尉，位极人臣，可以说他为唐王朝大业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唐太宗的这张外戚牌也没有打错。
现成的外戚常常成为君主帝王利用的力量，而有实力的大臣也常常被君主帝王拉拢成为外戚，于是重臣兼外戚更使君主帝王感到放心，这张牌的意义也就更大。像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就这样做过。秦始皇准备出兵讨伐楚国，先派大将李信出征，李信带领20万人马出征楚国，结果大败而归。于是秦始皇又派王翦出征。王翦非要秦始皇派兵60万，方才答应出征。因为此时王翦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他有充足的理由推脱这次率兵征伐。事到临头，秦始皇不想改变征伐楚国的计划，就一口答应了王翦派兵60万的要求，而且还出乎王翦意料之外地把女儿华阳公主许配给了王老将军。事情是这样的：秦始皇同意让王翦率兵60万出征楚国。三天后，王翦从颍阳出发，率60万大军浩浩荡荡南行，刚走出不远，忽然见前方迎来一队人众，一串长长的车队后面闪出一辆彩车，当即一位宦官走上前来高声宣读秦始皇将华阳公主嫁给王翦的圣旨。这一切使王翦既感到突然，又觉得滑稽。出征楚国已是箭在弦上的军令，接纳华阳公主也是皇上圣旨，王翦岂敢违抗。与华阳公主即时成亲，然后继续率军出征，这是王翦惟一可能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翦出征的胜利可能显然要大得多。本来王翦已是秦始皇宫中的元老重臣，在对外征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为了慎之又慎，重之又重，秦始皇不惜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下嫁给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王翦，把王翦从重臣又拉入外戚行列。重臣加外戚，秦始皇显然是百分之一百一地重视王翦了。那么王翦此次出征怎么能不卖力?秦始皇拉王翦入外戚肯定会奏效的。秦始皇不仅雄才大略，在重大历史问题上颇有眼力，而且这些宫廷小账也算得很细。
利用外戚:2．按响“报警器”
由于外戚和皇帝是一种特殊关系，所以外戚要想获取皇帝的信任，那要比一般大臣容易多了。但天长日久，重任在身的外戚往往容易势大羽丰，难以驾驭，甚至导致越俎代庖、代皇室自立的结果，西汉末年的王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为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明辨毫末的皇帝关键时刻就会按响报警器，煞一煞外戚的威风，控制一下外戚的发展，这也是常有的和必需的。
西汉中期，外戚霍氏一家势力发展过快。汉武帝晚年，霍光便受封为侯。汉昭帝一朝，霍氏势力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百姓只知朝中有霍光，而不知有皇帝，最终发生了霍光夫人显斗胆鸩杀汉宣帝皇后许氏，而强立自己的幼女霍成君为后的重大恶性事件。等到汉宣帝地节二年三月，霍光病死，霍氏一家自行废立、无恶不作的事实泄露，一向蒙在鼓里的汉宣帝果断地收缴了霍家兵权。霍光之子预感到这次事发，前事必被追究，于是打算先发制人，阴谋起兵反叛，不巧事情败露，于是汉宣帝当即废掉霍成君，霍夫人显以及霍家诸婿，除自杀者外，其余人等皆以大逆罪论处弃市。霍家几十年的威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东汉桓帝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也是红极一时的著名外戚。梁冀是开国功臣梁统的后代，他靠功臣之后和皇室外戚这两重关系，飞扬跋扈，威震朝廷内外长达20年之久，所以人送绰号“跋扈将军”。梁家垄断皇室一切，仅梁家就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外加二大将军。汉代末年好几个幼帝的废立都是由他一手操纵，仅汉桓帝就压在他手下做了12年的傀儡皇帝。梁皇后去世，桓帝借助宦官力量，派近卫军一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梁府，收缴了梁冀的大将军印，迫使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
西汉东汉皇帝两次剿杀外戚，都是因为外戚势力过大，功高震主，被皇帝有意识地按响报警器的结果。皇帝为皇室计，偶尔对给了鼻子就上脸的外戚按动报警装置，煞一煞外戚的威风，使身边失衡的政治天平恢复常态，这是古代帝王行政策略之一。皇帝对外戚按报警装置，其意并不在彻底除之而后快，不过是要杀一儆百、杀鸡儆猴。只有这样，皇帝的报警才是有意义的。在一个不可能正常的社会里，如果皇帝大着胆子把外戚一族彻底赶出朝廷，那么这个王朝的政治天平又很有可能会偏往另一边，这其中的奥妙绝非局外人所能看得准、道得出的。女皇武则天有这样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
武则天由贵人而皇后，由皇后而皇太后，最后由幕后走向台前，径直做起了名正言顺的皇帝。她的一生作为很有戏剧性，可挖掘的地方实在很多。从大众的一般了解来看，武则天是篡夺了、背叛了李唐王朝，但殊不知她即使在做了皇帝之后也曾站在李唐宗室的立场上巧妙地警告过她的武氏宗亲。武则天在做了十余年皇帝以后，武氏家族的势力已经相当膨胀，晚年的武则天开始考虑她的继承人问题了。照武氏家族的理解，武则天既是在位皇帝，那么其继位者当然应该是武氏后人。而李氏宗室和朝中多数大臣则认为，武则天的皇帝宝座是从李家手中夺走的，她身后的朝廷依然应该姓李而不能姓武。两种意见之间的争执及其利弊，武则天是相当清楚的。经过权衡，武则天毅然选择三儿子李显做了继承人，明确立为太子。立李显为武周皇帝的皇位继承人，从道理上似乎不大容易说得过去，而强行立李显为太子又不免会激化她身后李氏与武氏之间的矛盾。于是武则天另想出一条妙计，她除了在人事安排上稍稍压抑一下武氏的气焰以外，还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改姓母姓——武。这一来，呣子之间从血缘上讲是关系最亲的，他人无法与之相比；李显又改姓了母姓，成为武周政权的合理继承人不再成为问题，反对此举的武氏已没理由再说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武则天自己心里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文饰，一篇表面文章，它无非是要堵住武氏家族的嘴，让武氏家族在有口难辩、有苦说不出的情况下受到一次警告。权力平稳回归李家，不软不硬地对武家报警一次，让人实在不能不为武则天别具一格、极具想像力的政治艺术所折服。读者诸君不妨开动脑筋想一想，倘不如此，在剑拔弩张的李、武两家之间又将会演成怎样—种政治结果呢?
利用外戚:3.抛出替罪羊
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诸种政治势力的对抗拉锯中起一种制约和平衡的作用。当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时也会导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难免被皇帝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局外。像唐玄宗宠爱杨玉环，杨氏兄妹不仅封官加爵，而且玄宗常常把他们带在身边。每年十月，玄宗赴华清宫过冬，杨氏兄妹必跟随前往，“遗钿堕钗，瑟瑟玑NCB2C＃狼藉于
道，香闻数十里”，其规模声势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这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不是民间说书艺人信口开河的瞎诌。然而事有凑巧，此时北方有一位藩将名叫安禄山，此人胆大野心大，他瞄准宫廷行情，认杨玉环为母，认唐玄宗为父，于是大受宠幸。浪漫之极、诗性十足的唐玄宗高兴之余就任命他做了平阳、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盐等职，这一下安禄山势力大增，以致终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后，安禄山于天宝十四年起兵渔阳，反叛唐室。叛军由渔阳出发，直抵长安，玄宗只好统领护卫军出延秋门南逃蜀中。这时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父同行。车马行至马嵬坡，与太子李亨一向亲密但与杨国忠素有矛盾的右龙武威将军陈玄礼突然发难。他先命部下杀死杨国忠，又逼迫玄宗必须赐死杨玉环。迫于追兵在即，皇室难保的危急情势，玄宗挥泪赐死杨贵妃，同时被杀的还有杨贵妃的三姐韩国夫人。不久，太子继位为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权力尽被剥夺。马嵬坡事变中，玄宗在眼见政治天平失衡的情况下，不惜抛出贵妃及杨氏一家外戚作牺牲，目的仍然是要保全李唐政权。
身处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保全生命。而当身处太平稳定之时，声望和荣誉就变得重要起来了。按照这一道理来衡量，唐玄宗的对待杨氏一家，当属前者；而我们下面要说的清帝雍正对待妻兄年羹尧、舅舅隆科多就属于后者了。
雍正如何从康熙手中得到的帝位，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雍正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他篡改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虽不一定靠得住，但可以肯定，康熙诸子之间争夺继位权的斗争肯定是相当激烈的。争做皇位继承人，其间的肮脏手段一定很多，而帮助雍正最终取胜的有两个人即两个外戚，一个就是妻兄年羹尧，另一个就是舅舅隆科多。年羹尧的作用是，年氏当时正在川陕总督任上，而雍正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允NB072Ｊ比胃г督军，驻兵甘肃。允NB072Ｎ沼兄乇，足以对
雍正构成威胁，但年羹尧的防区恰恰可以阻止允NB072Ｓ筛仕嗳刖。年羹尧在关键时刻
做到了这一点。雍正的舅舅隆科多时任九门提督，负责保卫皇帝及维护京城治安，由于隆科多出面拥戴雍正，北京城内的众皇子才没能在遗诏宣布后动手威胁雍正的安全。而且，遗诏宣读人就是隆科多，这中间的秘密究竟如何，更没有人能够弄清楚。问题在于，雍正在得到这样两位外戚的有力帮助登上龙辇之初，其对年、隆二入的褒奖、宠信筒直无以复加，因为那还是一个特殊时期。两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雍正的权力已经牢牢握在手中，人们对康熙死后政权的更替过渡渐渐有闲暇反思和琢磨了。而如果说雍正的帝位得来确实是靠第三只手，那么年羹尧和隆科多既是阴谋的参与者，又是事件的知情人。这样，找一个借口，从明处除掉当时的参与者、知情人以补暗处的旧日道德之缺就势在不免了。所以，并没有看出年羹尧有什么明显的不忠和过失，年氏先是由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将军，不久又撤职令其自裁。与此同时，隆科多也被宣布犯有41条大罪，最后囚禁而死。从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看，年、隆二人当初帮雍正夺取权力是属于自愿；而雍正后来裁处两人又属不得不如此之举。因为在太平盛世里，皇帝的德风远比政绩更重要。为了使人们忘记过去，雍正似乎必须抛出当年的同盟者，两个真心实意帮助了他的外戚。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戚专权常使人憎恨，人们以为外戚似乎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实际上，包括外戚在内，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人都不过是皇帝整个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马而已。利用外戚，抑制功臣豪强，力争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其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怕只有皇帝自己才最清楚吧。帝王适时适当地利用外戚，谁人见过学此道有老师教授，有书籍可读?“纸上得来终觉浅”，不具体操作，不亲自体验，说破老天也是白搭。我们上面罗列、分析的就是操作，就是体验，就是不学而得来的“术”。
驭臣之法(之一):1.自树威信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具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灭秦建汉的汉高祖刘邦也深知自树威信的重要性，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和自觉。其一，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问群臣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刘邦自己总结说：“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张良；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给前方战士提供足够给养方面，我比不上萧何；而在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刘邦这番话既直言不讳，又入情入理。你与其说他是在讨论汉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自树个人威信。特别是他巧妙地运用欲扬先抑法，先谦虚地称赞张、何、韩三人，然后话锋一转，那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杰”都愿意为我所用，那么我的高人一筹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得了天下以后，大臣们整天大吃大喝，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养，完全不懂礼仪，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动枪，这使刘邦很不开心。这时有个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孙通的看出了刘邦的心事，就建议刘邦制定礼仪。刘邦虽然是个粗人出身，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叔孙通建议的价值，于是当即命令叔孙通尽快去做。叔孙通遵照刘邦的旨意，找来三十多个懂礼仪的儒生没日没夜地抓紧排练。一个多月以后，儒生就演练成熟，正好这时大汉定都长安，刘邦就把叔孙通排练的这套礼仪原原本本地运用在大臣们身上。群臣照礼仪进殿陆续接受刘邦的召见，按官阶高低依次向刘邦行叩拜之礼。进见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备至，整个召见过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后，刘邦端坐于上，群臣用礼仪进宫接受召见，就自然成为一种规矩。借礼仪制度建立个人尊严、提高个人威信，这是刘邦有意而为的。所以，当刘邦目的达到以后竟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才算真正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了。”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在自树威信方面动过脑筋。他是大清帝国的第四任皇帝，他之前是其父雍正帝。史有明文记载，雍正治国一向以严苛著称，对待政敌，雍正多是残酷无情地打击；即使对待宗室、功臣，他也从不讲情面，深文周纳，置之死地而后快是他为人的最大特点。雍正在位十几年，朝野上下对他的为人和为政极其不满。乾隆对于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刀阔斧地平反雍正钦定的一批冤、假、错案。比如他恢复了被雍正开除的允NB072５热说幕适页稍鄙矸荩淮佑
中放出允NB072＃并赐封为恂郡王；对在年羹尧一案中受牵连的人员，逐一官复原职。尽管乾隆上台后的行政口号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但他所做的第一件政事就是否定雍正的政绩。年纪轻轻、根基不深的乾隆事实上是看准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否定父亲雍正的政绩来为自己打开局面、树立威信的。果然，他的这种作为马上得到在雍正苛政下饱受压抑的朝野上下的拥护，很快他的明君美名就在朝野上下传扬开了。
驭臣之法(之一):2.猎人与猎狗
皇帝御前臣将多多，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次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吴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NB073
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人懂得打猎吗?”大家说：“知道一些。”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这一番话，说得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萧何是刘邦忠诚的而有能力的后勤部长，以保障后方供应而深得刘邦信任。而三国东吴的周泰是位武将，因战功卓著而很得孙权喜爱。建安二十三年，曹操与孙权在濡页交战后各自退兵。孙权留平虏将军周泰为镇守濡页主将。当时，负责镇守濡页的另外两名偏将是朱然和徐盛。朱、徐二人都出身江东的望族，他们对受周泰这个出身寒门的人指挥很不服气。孙权得知这一情况后，借到前线视察的名义，来到濡页，置酒宴款待众将。席间，孙权乘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让周泰脱去上衣，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一一询问是哪次战斗中留下的，周泰逐一作答。最后，孙权拉着周泰的手流着眼泪说：“将军临战勇如猛虎，从不计安危，以至数十次负伤，我怎么能不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把重任托付给你呢?”孙权的一番表演，不露形迹地表彰了周泰，也同时向守城将士表明了一个态度：朕十分信任周泰。朱然、徐盛等人听后明白了孙权的用心，不得不当即表示从此甘愿听从周泰指挥。
上述萧何、周泰二人，一有盖世谋功，一有满身伤痕，所以使得刘邦和孙权有充足理由说服他人，以确立萧、周与众不同的“猎人”地位。如果帝王选择的“猎人”尚未建盖世之功，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慑服别人，而遭到他人阻拦时，那么帝王会另辟蹊径、推倒障碍，以确立自己认定的“猎人”的地位。因为这样会使帝王收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前秦的苻坚自打结识王猛后，君臣情投意合，倾心相委，相见恨晚。苻坚“自谓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王猛在不断受到苻坚重用的同时，也常遭到士族集团中许多人的非议。老臣樊世就曾当面斥问王猛：“我们辛苦种田，就是为了让你来白坐着吃饭的吗?”意思是说，我们打下江山，你凭什么坐享其成、指手画脚?王猛也不示弱
，反唇相讥说：“我不但要让你们为我种田，还想要你们为我做饭呢！”樊世气愤已极，大吼：“我与你誓不两立！”苻坚知道此事后，由于看到樊世已经成为确立王猛“猎人”地位的障碍，就决意为王猛踢开脚下这块石头。一次，樊世和苻坚议论政事，因意见不一，发生争执，樊世一时激动得忘记了君臣礼仪。苻坚见时机已到，借口说樊世图谋不轨，要加害于己，就此下令把樊世杀掉了。打这以后，大臣们对王猛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王猛的“猎人”地位由此确立。苻坚杀樊世而树王猛，井非仅为王猛考虑。因为王猛与自己倾心相投，王猛一定程度上就是自己的代理人、代言人。树立王猛，其实就是树立苻坚自己。这一点，苻坚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驭臣之法(之一):3.偷梁换柱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细想起来，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甲大臣，就难免要亏乙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儿童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但有时情况特殊，属于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帝王仍要扭转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北朝十六国时，后赵石虎的太子石宣骄奢淫逸，大造宫殿，役使民工数万之多，百姓怨声载道。禁军领军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所谓“荧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荧荧发光，亮度常有变化。以今天我们对天文知识的了解程度，实在不难明白它变化的道理，因为火星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差不多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要长一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运行的轨迹，则有时向前，有时向后。可古人天文知识贫乏，不明白火星色泽泛红，为何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复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这个星象一出现，石宣心想机会来了。他要借这次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赵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目标是直冲王朗来的，所以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时，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要杀王朗，石虎哪里舍得。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一等的。赵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一等的中书监王波。——既然要消灾，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于是中书监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来石宣谋划的是除掉王朗，因为王朗虽为朝中重臣，但他有碍自己的作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护的也是王朗，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谋诛，还是皇帝的有意保护，都通过星象师赵揽之手，把灾祸转嫁到与此全无干系的王波头上。太子有意设计，却未能遂愿，皇帝偷梁换柱，竟达到了保护重臣的目的。这真可谓古代皇室政治斗争中的一出悲喜剧。皇帝和太子各施心术，各逞计谋，双方像打太极拳一样，你来我往，但拳脚所击打的都是无辜的臣下，在这种情况下，像王波这样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所谓“偷梁换柱”，实际上是帝王在摆平感情和利益的时候在臣下中找替罪羊的政治法术。此法如练得纯熟、用得巧妙，可以起到很好的政治作用，如前述石虎之于王朗。如练得不熟、用得不妙，则不免被人利用，而反倒伤了自己。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反面教训。西汉景帝时朝中有一位谋臣名叫晁错，此人通达忠诚、治国有方，特别是为维护景帝及中央利益，晁错更是尽心尽力、忠诚有加。景帝执政以来，由西汉初分封大量同姓诸侯带来的诸侯觊觎中央的问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致几乎就要危及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晁错直言上书景帝，建议花大力气削藩。建议提出以后，刚执政不久的景帝犹豫不决；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向皇帝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忍看到晁家大祸降临，先自服毒自杀了，而晁错却不为所动、不改初衷。晁错建议皇上削藩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激怒了早怀反心的诸侯们，他们以“清君侧”为名，在吴王刘濞的带领下，联合起兵，向景帝施加压力。景帝慌了手脚，忙问大臣袁盎怎么办。袁盎一向与晁错有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要景帝杀掉晁错以谢诸侯。问题错就错在这里，如果景帝询问的不是袁盎而是别人，事情的处理结果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如果景帝像前面的石虎一样老谋深算、老练持重，事情的处理结果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一种最不幸、最不应该产生的结果产生了，景帝同意了袁盎的建议，杀晁错以谢诸侯。可怜的是，在景帝做出杀人决定的时候，晁错还正忙着安排如何征集粮草、如何调兵遣将以对付各路诸侯呢。他被景帝的圣旨突然召走时还特意换上了一身新朝服，当他被马车载到长安城东市，见周围刽子手林立时，才恍然明白自己马上就要被处死了。景帝降旨杀死了晁错，诸侯们依然发动了几乎颠覆刘汉王朝的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从而使刘汉王朝经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实事求是地说，汉景帝此次最不应该杀死的就是晁错，因为晁错不仅指出了当时真正危害政权的痼疾所在，而且他也是当时惟一最忠实于汉景帝的人，然而，悲剧就是这样发生了。当汉景帝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锻炼之后，当他在事实面前明白了晁错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一切都成了早已过去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景帝杀晁错作为帝王在驭臣方面运用“偷梁换柱”法的反面典型。
驭臣之法(之一):4.下诏罪己
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
曹魏黄初二年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今天看来已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即日、月、地球三者并行，月球挡住了太阳光线，就出现日食。古人往往把自然现象与人间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的非正常现象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如不及时向上天承认错误，上天就会给人间降下灾难。当时，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老臣贾诩。这贾诩原本是张绣手下的谋士，归附曹操后，他自知身为降臣难与曹操旧部相比，于是就暗地里在曹操儿子曹丕身上下功夫。他先是帮曹丕“深自砥砺”争宠、固宠，谋算曹操身后自己的政治命运。一次曹操就立嗣一事征询他的意见，贾诩避而不答。曹操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回答说是在想袁绍和刘表的儿子们因争立而相互残杀的故事。这一说，曹操自然明白这是在劝自己按长幼顺序册立曹丕为太子。贾诩在老谋深算的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冒险押了这一宝，暗怕会被多疑的曹操识破，自此便韬光养晦，闭门不出。后来曹操果然立曹丕做了太子，曹丕也知道贾诩于此事甚有功劳。所以，曹丕一上台，就立刻任命贾诩做了太尉。曹丕重用贾诩，不光是因为贾诩对自已有恩，而且还因为贾诩的深谋远虑对自己稳坐帝位大有用场。而这黄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称帝的第二年，政局还未完全稳定，当然不能因一个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贾诩。所以，曹丕听完报告，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此类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这纸“一切责任由我来负”的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谋臣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宽仁、厚待功臣的美名。
下诏罪己，以坦率宽宏的态度承认过失，收买名声，取得臣下更大的支持，也收到更多的政治利益，这种政治演艺汉文帝、汉景帝父子都干过，让历史学家久久称羡的“文景之治”与当时皇帝敢于并善于下诏罪己大有关系。就连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晚年也曾数次用下诏罪己的办法平稳巧妙地度过信任危机，当然，要追溯皇帝下诏罪己的历史，那开创之功恐怕应在汉高祖刘邦那里。
汉十二年秋，高祖亲征黥布班师回到长安，百姓拦道上书，状告相国萧何强买民田。高祖早就因萧何劝自己开放上林苑大为不满，这次却听说萧何强买民田，又有收受贿赂嫌疑，于是下令将萧何下狱。其实，高祖抓萧何，是因为萧何功高震主，高祖担心他有朝一日可能后院放火。而萧何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故意买田自污，授人以柄，好让高祖放心。所以，事情虽然搞僵，而一经别人劝解，汉高祖就断然决定赦免萧何。萧何被放出监狱，向高祖谢恩时，高祖说了这样几句话：“相国您为老百姓着想，请求开放上林苑，而我却没有答应，这说明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君主，而相国您才是真正的贤相。现在我故意把您抓起来，不过是想把我自己的过错昭彰于天下，让天下百姓都知道而已。”你看，这不是明明白白在罪己吗?不过，汉高祖行事一向与众不同，所以他罪己的方式也有些特别。即不用降下诏书的形式，而是用昭彰过错的行动。而刘邦心底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帝王的所谓“下诏罪己”无非是把政治行为过失归罪于己，这里表现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怀，也有帝王的个人人格问题。后代帝王一遇政治困难便做自我批评的做法不免显得太过做作，太缺乏真诚，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在中国早期政治家那里倒显得更真实自然、更感人，也更产生政治效益。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位著名君主秦穆公，秦国与晋国毗邻，两国势均力敌，因都想称霸诸侯，所以彼此之间的战争也就难以间断。鲁僖公三十二年冬天，晋国君主晋文公病逝，秦穆公认为这是一个攻打晋国的极好机会，遂决定马上对晋用兵。但他的这一决定却遭到老臣蹇叔的反对。蹇叔认为，秦国攻晋是“劳师袭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打一个距离较远的地方，这不可能取得胜利；另外，晋国君主去世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发生这样的大事，他们对外是不会没有防备的。因此，蹇叔反对对晋用兵。但是，雄心勃勃的秦穆公此时已经利令智昏，完全听不进蹇叔的意见，还是坚持派兵出发了。秦军经过长途跋涉，于第二年春天才到达晋国边境，将领们此时发现晋国已早有防备。秦军撤退已来不及，于是在NCA36Ｉ酱笳揭怀Ｇ鼐远道而来，此时已无斗志；而晋军以逸待劳，奋力冲杀，结果大败秦军，秦国三个将领都被擒获。
战斗结束，晋国顺利安葬了晋文公。经早年嫁往晋国的秦穆公之女文嬴的斡旋，晋国国君襄公勉强同意释放秦国将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回国。
败军之将百里孟明视一行三人回到秦国，秦穆公身穿丧服到郊外恭迎，他面对着战败回国的将军哭泣着说：“都是因为我当时不听蹇叔的话，才使你们蒙受耻辱，这次战败是我的罪过。”秦穆公真诚地罪己不仅深探打动了出征将军，也深探打动了在场的众臣僚。从有关秦国的历史记载看，从此以后，秦国君臣上下更加团结一致。秦穆公日后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也不能不说与这次坦诚罪己有关。
驭臣之法(之一):5．大臣枕着皇上大腿睡觉
心甘情愿与迫不得已，同一件事，两种方式产生的效果往往大不相同。为此，帝王对臣下从不放弃温情的感动方式，以调动臣下甘心情愿效忠的积极性。唐朝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唐肃宗李亨继位。为平定这场战乱，国库开支数额巨大。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朝廷决定以官赏功。这样一来，官职大大贬值，一张任命大将军的委任状仅能换取一顿酒饭。肃宗为此很是烦忧，他对宠臣李泌说：“郭子仪和李光弼现在已官至宰相，位极人臣，将来他们如果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平定了叛乱，我已经没有更高的官职可奖赏他们了，这可如何是好?”李泌早就对滥封官职不满，想建议以爵代官的办法弥补之，可一直没有机会对肃宗讲。现在听到肃宗这话，便趁机说：“臣以为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早先，朝廷如果以爵位奖赏安禄山的军功，那他至多不过拥有方圆百里左右的一块封地。从子孙后代利益出发，他也要设法保住封地，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拼命造反。所以以臣之见，陛下在叛乱平定以后，应以爵位封赏功臣，这是有利朝廷的百年大计。”
以安禄山为例痛陈以官封赏之弊，那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肃宗颇以为然。并问李泌：“将来天下平定，你打算要什么封赏?”李泌说：“只要能枕在陛下的大腿上睡一觉就心满意足了。”肃宗听后大笑。
至德二年，肃宗驾临保定（今甘肃泾州一带）。李泌像往常一样，为肃宗打点好行宫，因久等肃宗不到，就先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睁眼一看，自己居然枕在肃宗的大腿上。李泌大吃一惊，连忙倒地谢罪。肃宗搀住李泌笑问道：“现在爱卿的愿望已经实现，天下何时才得平定?”原来，肃宗到来时，见李泌正在酣睡，就悄悄爬上床，把李泌的头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以此了却了李泌的一大心愿。
李泌表露心愿，只不过是宠臣向皇帝表示亲昵的一句玩笑话。肃宗顺水推舟，把玩笑当真，并不说明肃宗稚诚，而只能说明肃宗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善于进行情感投资。试设想，前述李泌的一个建议对于日后唐王朝的价值何止千千万万，肃宗以—条大腿付出片刻之劳，那简直是太值得了。当然，我们从皇帝驭臣角度考虑，唐肃宗也真不能不说是费尽心机且老谋深算了。
帝王君主在驭臣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上述唐肃宗是一显例，在具体行为有某些相似，在政治效果上也大体相同者，还有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刘秀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联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来到，严光还没有起床。刘秀驻足观看，严光仍旧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严光才缓缓醒来。他见刘秀坐在自己身边，不用问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请他出山做官的。严光直言不讳地说：“古代有个贤君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觉得这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边去洗耳朵。我虽不是许由，但立志向许由学习。你还是请回吧。”刘秀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是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为臣下和世人作出个榜样，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得淋漓尽致。上次刘秀在严光住处碰了软钉子之后，刘秀不久又把严光接进宫中，这次刘秀与严光只谈过去友情，只字不说请严光做官的事。两人畅叙到深夜，刘秀完全不摆皇上架子，夜间就和严光同床睡着了。一觉醒来，刘秀发现严光的大脚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时天已大亮，大臣们进来发现这一情景，个个恐慌不安，刘秀却满不在乎地说：“一晚上我和老朋友同床睡了个好觉。”严光的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却颔首微笑、谈笑自如，大有欣赏备至的味道。刘秀以超常规的宽容和难以想像的低姿态对待这位儿时的朋友，无疑有他的真实情感在内。但作为做了皇帝的刘秀，他所做的这一切又有多少属于纯粹私人而不牵涉政治甚或邀买人心呢?这种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确切无疑的答案，但他的这一行为被载入史册并因此获得众多赞誉，却也是显见的实情。
驭臣之法(之一):6.封赏最不喜欢的人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条条大路通罗马”，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像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时，前有韩信等横扫千军、攻城略地的武将，后有萧何供应粮草、补充兵员坚强得力的后盾，同时还有张良为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陈平出奇制胜，全力辅佐等等。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由于大臣们争功不止，封赏工作迟迟无法进行，仅封完刘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有些旧臣对此很不满意，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刘邦对此颇为担心，就把张良找来询问原委，研究对策。张良详细向刘邦作了汇报，并添枝加叶地说，大家对皇帝迟迟不赏功臣很有意见，就要计划造反了。这准备造反的人当中，连曹参和陈平也包括在内。刘邦一听，情况十分紧急，忙向张良讨主意。张良说：“陛下取得天下靠的是这批功臣，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亲戚朋友，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还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现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哪个敢保证平时没有一点过失，因此他们是怕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天下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于是忙问张良怎么办才好。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刘邦说：“有。雍齿仗着和我同乡，曾经多次跟我过不去，我早就想杀掉他。可是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这里所谓“功多”、所谓“不忍心”其实都是说给人听的。韩信不是功盖天下，照样被杀掉了吗?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于是这一念之间，雍齿就彻底改变了命运。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汁方侯。群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以雍齿的受封为界，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主意显然是张良出的，可实际操作者仍然是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人心，刘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无独有偶，唐太宗李世民也有意识地做过与刘邦类似的事。刑部尚书张亮被控犯有谋反罪，唐太宗非常愤怒，下令朝中百官讨论如何处置张亮。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大臣都认为张亮罪在不赦，应当立即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认为张亮犯罪证据不足，不应定罪，并且在朝廷上说得慷慨激昂，把倾向治罪的唐太宗一时弄得很没面子。盛怒之下的唐太宗根本不听李道裕的话，毫不迟疑地就把张亮杀掉了。事后不久，刑部侍郎的职位出了空缺，因为这个职位关系到大唐帝国执法的准确和严肃，所以唐太宗反复叮嘱宰相要严格对待这个人选。可是，宰相几次上奏推荐的人，唐太宗都没有批准，最后唐太宗竟建议宰相把这个位子让李道裕来坐，理由是李道裕执法谨慎严格，这个说法的确是过硬的。但是还有，群臣都知道李道裕曾经当众反对唐太宗的意见，唐太宗不会不记得。而现在偏偏任命李道裕做这个执法官，这其中哪能没有名堂。于是，此项任命一经公开，朝廷上下无不盛赞唐太宗的仁德和雅量，开明君主的招牌亮得更鲜艳了。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任命李道裕和汉高祖的分封雍齿无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驭臣之法(之一):7.丢卒保车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宁做可以任意调兵遣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大利益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
明成祖永乐年间，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大。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的少数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选派的“流官”。其中采取的最极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头目的妻子奢香脱光衣服鞭打。这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果然愤怒异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现任土司头目坚决制止了。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永乐帝自然对此事洞若观火，他明白马烨完全是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时正是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于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进京。永乐帝问奢香说：“马烨辱打你是错误的，我现在为你除掉他，你准备怎样报答我?”奢香叩头说：“我保证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乱。”永乐帝微微一笑，说：“不犯上作乱是你们的本分，怎么能说是报答呢?”奢香万般无奈，答应为明王朝从贵州东北部开一条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驿使往来。奢香答应的这一条件无疑是永乐帝极其欢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铁鞭可及少数民族地区，那他们自然不敢再造反。永乐帝也实践诺言，随即召回马烨，将其
斩首。这马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又成了最后被杀的罪状。事后永乐皇帝也说过：“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顾惜他，就没办法安定贵州这块地方了。”话说到这份上，即使被杀的马烨在场也不会再有什么话说的。
说到永乐帝杀马烨，很容易让人想起魏武帝曹操借人头安定军心的那个著名故事。一次曹操率兵打仗，由于战争旷日持久，中途粮食不足了。曹操灵机一动，私下召见军需官，要军需官分发粮食改用小斛。事后军中纷纷议论、人心浮动。眼见一场哗变就要发生。曹操忙召见军需官，对军需官说：“我只好借你的头来平息这场怨愤了，不然就会出大乱子。”于是曹操便杀了军需官，取下首级，写上题辞，巡示各军营。题辞上说，因为军需官使用小斛，偷盗军谷，才出现克扣军粮，导致这次事件发生。兵将们见是军需官从中作梗，现在军需官已被正法，情绪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其实，事情的真相只有曹操和军需官两个人知道。现在军需官已经作了刀下鬼，明白内情的就只有曹操一个人了。
历史上还有一个故事很有说服力。唐玄宗初期，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势力很大，甚至当朝宰相也不乏太平公主的党羽，弄得玄宗行政多有困难。此时玄宗手下有个大臣叫刘幽求，此人是玄宗的铁杆亲信。面对玄宗身处的尴尬政治处境，他便与当时的羽林军首领张NB06EＣ孛芗苹采取军事行动以除掉这帮政治对手。设计一定，刘幽求就把行动计划告诉了玄宗，要玄宗不用操心具体行动，只要发一声命令就可以了。玄宗此时对太平公主的所作所为早已深恶痛绝，只是慑于太平公主的势力而无可奈何，现在听刘幽求这么一说，他当然没有异议。可是事不凑巧，由于张NB06E６运和刘幽求的计
划太满意了，喜形于色，以致无意中走露了风声。消息传出，还没见对太平公主采取行动，玄宗早吓得坐不住了。他果断地先发制人，不等别人说话，就先揭发刘幽求、张NB06EＫ谓离间骨肉的罪行。为保住玄宗自己的皇位，刘、张二人被玄宗当作小卒丢了
出去。结果自然不难明白，刘幽求、张NB06E１幌陆大牢，最后以流放边地而了结了此案
。退一步讲，刘、张二人没有因此被杀头，这对他们个人而言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但是唐玄宗见势不妙，就先抛出替罪羊，用的也就是“丢卒保车”法。
总之，不管是永乐帝、魏武帝，还是唐玄宗，三人都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下棋者。下棋者下棋，考虑最多的是通盘的胜败得失，为了全局胜利，丢卒保车无疑是常用的战计。为了开通大明王朝通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路，马烨被作为一卒牺牲掉了；为保证战斗的胜利，平息兵将情绪，军需官被作为一卒抛出去了；同样为了玄宗的帝位和权力，刘幽求、张NB06EＲ脖蛔魑一卒甩出局外。很显然，牺牲若干小小的臣子，而
因此收到巨大利益的是皇帝，是朝廷，这就是帝王君主的得失辩证法。
驭臣之法(之二):1.互相刺探互相监督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三国时司马懿之于曹氏就是如此。早在曹操时代，司马懿就常假托身患风湿性关节炎，跟曹操捉政治迷藏。到魏明帝曹NDE43Ｖ凑的时候，司马家族竟已成尾
大不掉之势。明帝临死，遗诏司马懿和曹爽共辅曹芳。曹爽虽然对司马懿存有戒心，但司马懿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剧演员，他故伎重演，轻而易举地蒙骗了曹爽，使曹爽毫不怀疑地认为“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就在正始十年正月，皇帝曹芳要去参拜明帝陵墓，曹爽率文武百官一同前往，司马懿见时机已到，乘机控制都城，诈称奉太后之命，要曹爽交出权力，终于一举剪除了曹爽势力，为司马氏推翻曹氏奠定了基础。对于皇室来说，这是一次血的教训。作为皇帝，既要用才爱才，又需严格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就像清雍正皇帝所说：“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像清代雍正皇帝，就曾命署理广东巡抚傅泰暗中访察广东布政王士俊。同时，又让王士俊秘密监视傅泰。此后不久，傅泰向朝廷报告说，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很是称职，但是从王士俊的言行举止看，好像很有“自得自矜”之意。与此同时，王士俊也常打傅泰的小报告。一次，雍正在王士俊的小报告上批示，说：“傅泰识见甚不妥贴，汝意以为如何?其操守若何?居心立志若何?办事之才若何?统率属员公私明暗若何?秉公抒诚据奏闻。”王士俊从皇帝批文中看出傅泰在皇帝面前说过自己的坏话，于是，再奏一本，说：“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也属平平……访闻粤海关新充书办陈炳文、范九锡、潘栋、高维新、柳大本五名，傅泰每各得银三百两，方准入册……傅泰之操守，臣未敢信其廉洁也。”雍正利用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的办法，从傅泰那里得到王士俊“自得自矜”、骄傲自大的罪过，而又从王士俊那里抓到了傅泰受贿贪赃的把柄。这样，随时打发掉哪一方，都可谓易如反掌。
雍正皇帝刺探监督臣僚，不仅限于公务，就连私生活他也不曾放过。据载，某大臣退朝后邀了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几圈麻将牌，玩着玩着忽然发觉牌少了一张，无奈只好就此罢手。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为乐，大臣以实相对。雍正笑笑，夸赞对方是个老实人。然后把昨天晚上他们玩丢的那张牌拿给他看。皇帝对手下大臣监视掌握到如此精细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么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数能逃得过皇上的耳目?
利用臣僚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皇帝可以明察秋毫、坐收渔利，不止雍正如此。早在三国时，曹魏、孙吴，还有南北朝时的北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都曾在政府机构中设有专事侦察、刺探大臣的机构和官职。在唐朝，武则天为诛杀异己，更创造性地在各政府部门专门设立接受告密报告的铜匦，或重赏或许以高官，广开告密之门。明朝则大张旗鼓地设立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专事监视告密。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增加告密工作的可靠性，多任用宦官、外戚等亲信作特务机关的最高长官。洪武十三年，中书参政胡惟庸见他滥杀勋旧，就打算以请朱元璋到自己府上观醴泉为名，趁机在席间杀掉他。结果计划不密，被一个名叫云奇的小臣知晓。当朱元璋驾出西华门时，这云奇突然奔跑到朱元璋面前，拦住车马，因激动无论如何说不出话来。朱元璋以为他无礼取闹，对皇上不敬，怒令左右乱锤痛击云奇。云奇右臂折断，眼看要被打死，仍不顾自己，努力用手指着比划胡惟庸住宅。朱元璋这才恍然大悟，即令羽林军逮捕了胡惟庸，处以分裂肢体、抛之于市的刑罚。胡惟庸的私党、御史大夫陈宁、中臣涂节等都一同被斩首。此案株连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可见监督告密对皇帝是如何重要，造成的影响又是如何之大。就说朱元璋对臣下的监督也是事无巨细。有个叫钱宰的人被调到皇家图书馆整理编订图书，一天罢朝回家，他灵机一动吟出一首小诗，其中两句是“四鼓NB074＊NB074Ｆ鹱乓拢午门朝见尚嫌迟。”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到他就说
：“你的诗写得不错。可我并没有‘嫌’你迟啊，何不把‘嫌’字改为‘忧’字?”这钱宰
听罢两股战战，连连叩头谢罪。做臣子的忙了一天回到家中，连随口吟诵一首小诗也须小心
谨慎，也要防备墙外是否有耳，这想起来真是可怕。而皇帝像朱元璋辈正是有意要在群臣中
造成这样一种政治效果的。
驭臣之法(之二):2.以他排他相抵相消
皇上操纵大臣彼此互相刺探、互相监督，说到底是为防患于未然，不利事件一旦发现苗头，对皇帝来说，就是要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消灭的办法也有种种，以他排他、相抵相消即其一。也就是说，用甲去削弱乙，再用丙去消灭甲。比如唐大历年间，宦官气焰十分嚣张，唐代宗利用宰相元载的力量诛杀了宦官鱼朝恩，收回了宦官霸占的权力。但此后元载的权势却因此得到扩张，有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元载权势之大。元载有个亲戚向他讨官，他一向瞧不上这个亲戚，就胡乱在一张纸上写了“元载”二字，这个亲戚就拿着纸给地方官看。地方官一看是元载的签名，竟然像面对当今宰相元载似的，对元载的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大加款待，尊敬有加。元载势力如此之大，这是代宗绝难允许的。代宗起初还单独召见他，希望能既保住这位“功臣”，又使之悔过自新。但后来见元载一意孤行，不思悔改，就决定搬掉这块绊脚石。代宗对付元载的办法，先是任用不依附元载的大臣。而元载也非等闲之辈，他则多派亲信，于内外广泛搜集刺探代宗的情报。代宗信任将军李泌，元载就诬陷李泌是鱼朝恩的余党。代宗为不过早刺激元载，忍痛把李泌派往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处任参佐，并约定：“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大历六年，成都司录李少良上奏揭发元载“奸赃阴事”，代宗准备就此下手除掉元载。不料李少良走漏了风声，元载抢先诬告李少良，代宗从大局考虑，宣布李少良“凶除比周，离间君臣”，将李少良处死，暂时稳住了元载。大历十二年，代宗又收到一封状告元载“图为不轨”的密奏，代宗借此命令将军吴凑趁元载来政事堂议政的机会，当场将元载逮捕，并“赐载自尽”。元载自知这次难逃一死，只提出要求，让自己死得痛快些。而使者明白其中就里，故意要元载“受少污辱”，脱掉脚上的臭袜子塞入元载口中，然后才砍掉他的头。这临刑前的小小Сhā曲颇有些闹剧味道。从代宗和元载斗法的前前后后看，代宗先是利用元载扫荡了宦官，然后又设法除掉了元载。常言说，官场就是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管是宦官还是元载，哪一方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而胜利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代宗。这里，代宗就是利用以他排他，达到相抵相消的目的。
像唐代宗这样利用元载又除掉元载的所谓“以他排他相抵相消”的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最突出的一是汉代，一是明代。这两个王朝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其间却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宦官弄臣的畸形发达，像汉文帝时的邓通，明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他们或扮演丑角、从中渔利，或飞扬跋扈、明目张胆。但是，无论如何宦官弄臣的得势都是皇帝恩准的，皇帝给他们的特权无非是让他们对付另外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外戚，一为元老重臣。而当宦官弄臣的权势有可能对皇帝造成威胁的时候，皇帝当然会利用外戚或重臣打一打宦官弄臣的威风，以最终达到几种政治力量间互相牵制、互相抵消的目的。虽然皇帝也偶尔有玩把戏玩漏了手，受制于人的时候，但如果算起总账来，皇帝本人总是这赌局中的赢家。
驭臣之法(之二):3.分职弱权
古代帝王大多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帝王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三国时吴国权臣孙NB075７削砦馔跛锪粒改立NB173ｇ鹂ね跛镄菸帝。孙休称帝后，对随意左右皇帝的孙NB075＝ゴ娼湫摹Ｕ馐顾铼NB075
很不高兴，扬言要另立皇帝。这话很快传到了孙休耳朵里。孙休一面对孙NB075：窦由
赐，以安其心；一面加封孙恩，让他和孙NB075！胺质≈钍隆保以削弱孙NB075５娜
力，抑制孙NB04EＪ屏Ψ⒄埂＝武帝司马炎册立儿子司马衷为太子时，把持朝政大权的是岳父杨骏。司马炎考虑到自己过世之后，杨骏肯定会趁势作乱。为了削弱限制杨骏，司马炎让宠臣王佑执掌禁军，以牵制杨氏势力。同时又把自己另外几个儿子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安置在形势要地，以控制局面，随时准备捍卫皇室。[奇`书`网`整.理提.供]结果，杨骏势力受到削弱，晋室形势得以暂时稳定。
三国末年，吴国末帝孙皓也在分职弱权方面做过文章。当时蜀国已灭，东吴也面临灭亡的危险。吴国此时的西部防区的军事统帅是陆抗，此人是当年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刘备的东吴名将陆逊的儿子。他在任期间，曾多次建议孙皓加强西部边防的守备，而孙皓不仅对陆抗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等陆抗一死，孙皓就把陆抗原有的兵权分给陆抗的五个儿子来分掌。不接受陆抗的建议，又把兵权分给陆家五子分掌，其原因是非常明白的。众所周知，孙皓是东吴最后一个君主，也是东吴君主中最残暴的一个。对于孙皓的作为，身为朝中重臣的陆抗曾多次上疏，委婉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这首先不仅使孙皓心中不悦，而且从权力把握的角度也对陆抗不放心起来。另外，在陆抗镇守东吴西部边境时，与晋国边防军相处得比较友好、比较平静，以至于陆抗生病，晋军统帅羊祜听说后即派人赠送药物。还有，陆抗带兵，对下级将官士卒十分谦和，很受下级将官和士卒的拥护。照常说来，陆抗的所作所为中，除与晋军友好属非正常现象，其他皆无可指摘，然而孙皓却对此特别警惕。有一次孙皓对吴、晋边境的友好气氛极为不满，责备陆抗，陆抗却说：“一邑一乡之中都不能没有讲信义的人，何况我们是堂堂大国呢?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彰显您的德教。”孙皓对陆抗的解释当然不满，但想到陆抗的家族是东吴政权的重要支柱，而陆抗本人又才干超群，在朝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既不满意陆抗，又不能将其除之而后快，所以只好对之做冷处理，生前不接纳陆抗的合理建议，因而使其力量无法最大限度地予以发挥；等人一死，就把原有的权力一分为五，最大限度予以削弱。孙皓对陆家分职弱权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长江中、上游的军事防务更加削弱，以致后来晋军统帅王NB323Ｄ芄幌袂锓缟落叶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冲破吴军防线，从
长江上游杀到下游，并最终灭掉了吴国。这是后话。而对孙皓来说，重要的是削弱来自陆抗的内部威胁。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像丞相一职，位极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室构成重大威胁。西汉初期的丞相甚至可以驳回皇帝的诏旨。到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拆读天子奏章的权力。以后，皇帝又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和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东汉光武帝宠信尚书令侯霸，把原来由丞相掌管的政务移交给尚书台。曹魏时期，朝廷又设中书监掌管机密政务，尚书台草拟诏书，评议尚书奏事的权力也移交给中书监，尚书台的权力又受到限制。南北朝时，皇帝命过去专管皇帝家庭杂务的侍中、黄门侍郎参预平议尚书奏事，以削减中书监的权势。到隋代，朝廷设立殿内省，包揽皇帝内务的一切工作，而门下省则成为参预政事的封驳机关。至此，丞相与尚书的权势被削弱，中央各机构都成了围绕皇帝旋转的大小秘书组织。秘书组织大体上是服务性的，它从根本上就不具有动摇皇帝威权的能力。
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削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奏效的一种办法。唐代以后虽然有三省六郡制，还有宋代设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以及枢密院等花样翻新，但翻来覆去，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集权力于一身，皇帝以下的各种机构设置仅为备员而已，皇帝在处理对臣关系时，最注重的莫过于这一点了。
驭臣之法(之三):1.怀柔感化
和平安定时期，一般说帝王麾下的臣僚成分相对比较单纯，对于他们，帝王们或拉或打、或迁或降，自有一套办法驾驭之。而动荡年代，或对外用兵，或内战纷起，这时帝王手下的臣僚变化流动大，成分也较为复杂，帝王如何对待他们，则又有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另一套方法。
外臣归降，对帝王来讲是个考验。因为人心隔肚皮，仅凭外表怎能看得清?帝王中精明如曹操者，还不免被“周瑜打黄盖”骗过，结果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何况常人乎?当然，如果基本断定归降者出于真心，那么君主利用感情投资，感化降者是完全可以奏效的。东晋十六国时，前燕车骑大将军慕容垂因与国君发生矛盾，便率领一批猛将和儿子慕容令一起投奔敌国前秦。前秦国主苻坚久有图燕之心，见前燕有重臣倒戈来降，欣喜异常，于是当即许愿，平燕后将燕地封给慕容垂。前秦谋臣王猛见过慕容垂，认为此人非久居人下之辈，就劝苻坚还是除掉慕容父子为好。而苻坚则认为，既然幕容垂真诚归降，就此杀掉实属不义之举。况且现今正是“收揽英雄以清四海”的时候，更应以大度仗义为先，所以苻坚没有听从王猛的劝告。
苻坚此时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但精细有定见的王猛仍然放心不下。不久，前秦与前燕交战，苻坚派王猛统帅大军进攻燕都洛阳，王猛借机要求派慕容令为随军参谋兼向导。出发前，王猛单独拜访了慕容垂，并向慕容垂请求要一件纪念品。慕容垂没想到王猛别有用心，当即解下佩刀相赠。王猛回去后，便收买了慕容垂的心腹金熙，要他携带慕容垂的佩刀与慕容令秘密接头。金熙按王猛的吩咐，对慕容令说：“前秦人心难测，此处不可久留。你父亲要我告诉你，他已动手反秦，要你见此刀后也赶快脱身。”慕容令见是父亲的腰刀，就相信了金熙的话，于是率领旧部借口打猎，一直逃回前燕去了。王猛见慕容令中计，立即飞马报告苻坚，说慕容令叛变了。此时慕容垂也听到了这一消息，他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三十六计走为上。当慕容垂逃到陕西蓝田附近时，前秦的追兵就赶到了。慕容垂以为这下非死不可了。而苻坚却对他说：“你的儿子不忘故国，这不能怪罪。况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儿子犯罪，你又何必逃走呢?”苻坚一席话，使慕容垂深受感动。虽然后来慕容垂并未死心踏地做苻坚的臣子，但苻坚此举在前秦对前燕的战争中，却赢得了巨大的道义支持。
说到怀柔感化，大义释仇敌，最终化敌为友，变敌为臣的君主，人们还不得不提起那个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立身原则的魏武帝曹操，他虽然上过东吴黄盖假投降的当，但靠他的精明、靠他的人格震慑力，还有他那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的烛照，曹操在义释敌囚、怀柔感化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曹操执政期间此类事情做了许多，但其中对待两件事两个人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是义释张文远，一是感化关云长。张辽作为吕布的将领，他是称职也是忠诚的，但当他战败被俘而得到曹操的理解和宽待后，却从此面貌一改，从吕布手下的一个二流军官一跃而成为人才济济的曹操麾前的著名大将，为曹操平定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处理张辽问题上，让人不得不佩服曹操的雄才。而关羽与张辽又有所不同，张辽对吕布，只是下属对上司，而关羽和刘备却是生死兄弟。尽管如此，白马之役关羽被围土山时，这个大义之士在曹操的宽宏仗义感召下，也不得不归降曹操，并在日后为曹操立下关键性战功。从曹操方面讲，如果没有对关羽超规格超标准的特别怀柔，袁绍手下的颜良、文丑很可能成为他攻克河北难以越过的高墙，而后来败走华容道也难保不是曹操一生不可逃脱的最后劫数。因此，在对待关羽问题上，让人又不得不赞叹曹操感化政策的大略卓识。
外来降臣需怀柔感化，内部权要有叛逆之心而帝王在还无法一举而灭之的情况下也会怀柔感化，汉文帝刘恒就曾这样做过。汉代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事件，叫作“吴楚之乱”。此乱中的首倡者是吴王刘濞，吴、楚之乱发生在汉景帝朝，而事实上早在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就曾图谋反叛，只是由于汉文帝及时发现并用怀柔策略予以瓦解而已。事情是这样的：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被封为吴王。吴地处沿海，又多山区，因此铸钱和煮盐使封国很快富足起来。刘濞因富生骄，渐生反意。先是每年春秋两季进京朝拜皇上，他本人不去，只让儿子代表前往。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更把刘濞推到了反叛的边缘。一年，刘濞之子刘贤奉父命进京，居京期间文帝派太子刘启陪伴刘贤。一天，两人下棋，刘贤连赢两盘，太子刘启十分恼火。下至第三盘，刘启又走错了一步，要悔棋时，刘贤偏偏不让。双方发生争执，刘贤的随从向着主子刘贤，竟和皇太子争吵起来。太子刘启哪里受过这种气，一时火起，遂抓起棋盘向刘贤头上砸去。说来凑巧，这一砸竟不偏不歪打在刘贤的天灵盖上，登时刘贤脑浆迸流，当场死去。太子打死了刘贤，汉文帝决定用厚殓的方式向刘濞交待，并派人送刘贤灵柩回吴地。刘贤的死使刘濞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因素，他先是拒绝刘贤灵柩回吴，此后干脆只派使臣应酬一年两次的朝拜。刘濞的无礼使汉文帝十分恼火，但汉文帝想到目前自己和刘濞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敏感期，于是文帝灵机一动，不但决定免去刘濞的入京朝拜，还特意赐给吴王刘濞一副“几杖”。所谓“几”就是木几，用以依靠。所谓“杖”就是手杖，用以拄撑。古人以此为馈赠含有敬老之意。刘濞对汉文帝不满又不敬，汉文帝为了稳住刘濞，不但不治刘濞的罪，反以敬老之物相赠，这一办法确实行之有效。刘濞接到文帝赐予的“几杖”后果然大受感动，反叛之意随之由心头又压到了心底。这也许就是吴、楚七国把本可能在汉文帝时就发动的叛乱一直推迟到汉景帝时的一个重要原因。由这样一桩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了汉文帝作为一个有见识的帝王在对待臣下时运用怀柔感化策略的自如和圆熟。而他这一策略的运用对维护他的政权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驭臣之法(之三):2.善待“忠臣”
帝王为权宜计，常常对降臣和反臣采取怀柔感化政策，但真正喜欢器重的还是所谓“忠臣”。在有远见的帝王看来，忠臣既然对旧主忠心耿耿，那么一旦使他回心转意，他同样也会对自己忠贞不贰。明建文帝时，藩镇羽翼过丰，建文帝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但引起了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诸侯的“靖难”之役。朱棣以诛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为名，向南京进军。途中围攻某城，朱棣要守将速速投降，守将却对朱棣说：“小人现在是建文帝的臣子，臣不能背叛主子，以后如果您做了皇帝，我自然会听您的命令。”朱棣听了这话，只好解围撤兵。后来朱棣果然推翻了建文帝，进入南京城，做了大明皇帝。朱棣攻入南京后，收缴了几千份建文帝大臣的奏章。朱棣命降臣解缙等人阅看，见到有关治国大计的就留了下来，其他凡涉及到自己的奏章则全部烧掉。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朱棣问解缙等人：“这里面恐怕也有你们诸位的奏章吧！”解缙等人一听，连忙下拜叩头。这时旁边站着一个叫李贯的建文帝旧臣得意地大声说：“这里面就没有我的奏章。”朱棣听后转喜为怒，斥责李贯说：“没有你的就能说明你好吗?常言说，‘食其禄，思其事’，你拿着皇帝的俸禄，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一点意见贡献出来，这说得过去吗？我并不恨效忠建文帝的大臣，只恨那些怂恿引诱建文帝败坏祖宗章程的奸臣。你们这些人过去是建文帝的臣子，当然要忠于他。如今你们在我手下办事，就要忠于我。用不着在这件事上说假话。”一席话说得李贯满面羞愧。
现在做我的臣子就要忠于我，这是新皇帝对降臣的要求，也是他任用降臣的目的。但是，在这新皇帝心里，这些降臣过去是否忠于他们的主子则又是辨别忠奸的标准。对于忠臣，新皇帝往往对之表示钦敬，并委以重任。南北朝末期，陈朝派大臣许善心出使隋，结果使者被隋扣留。不久，隋人灭陈，此时许善心还被关押在隋朝的监狱中。当他听到陈朝被灭的消息时，即顿足大哭。隋文帝杨坚钦敬许善心的气节，于是任命许善心做了隋朝的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虽然接受了任命，但上朝时仍不免悲悲切切，以致连正常朝仪也难完成。对此，隋文帝对许善心反而钦敬有加，他对左右大臣公开说：“我灭掉陈朝，只得到许善心这样一个真正的人才，他既然能如此感念故主，将来也必定成为我的诚臣。”以后越发器重许善心。
降臣中的忠诚之士，往往是难得的人才。古代明智君主深知这一点，因此常常委这种人以重任，以成就自己的帝业。唐高祖时，魏征曾担任建成的太子洗马，当时李世民的威势已露端倪，魏征曾劝建成除掉李世民，并为建成周密设计。但后来建成不但没能除掉李世民，反被李世民所除。李世民登基后，对魏征向建成的献计献策不仅不闻不问，而且让魏征担任非常重要的谏议大夫之职。以后魏征在贞观时期向李世民提出诤谏二百余事，其中多次违忤太宗旨意，李世民也曾因此动怒，声称要杀掉魏征。但是最终不但没杀魏征，反而对他更加信赖和重用。当然，魏征本人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处境，他曾坦白地向太宗进言，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在魏征看来，死心踏地作帝王的忠臣，不但个人难得善终，而且对皇帝、对朝廷、对巩固帝业也不会有什么益处。而作良臣则是“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君臣之间可以互利互益，并存共荣。唐太宗和魏征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配合最为默契、对皇朝做贡献最大的一对君臣，他们成就的贞观之治也成为史学家笔下的千古美谈。现在站在帝王对待降臣及非嫡系旧臣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如果没有唐太宗过人的气量、大度、远见卓识，或者说没有唐太宗那过人的心术，魏征不仅不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甚至极可能早就做了太宗刀下的冤鬼了。
还有一个例子，虽是个小Сhā曲，但也说明问题。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反梁，攻打梁都建康城。由于城中防守严密，攻打困难，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梁方官员的奴仆突然出城投降，侯景见到这些“忠臣”，就当即下令，一律把他们改奴仆为平民，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其中有个人原是城中中领军朱异的仆人，此人原来对朱异非常忠心，只是感到城池难保才被迫出来投降。侯景对他特别优待。此人受了感动，第二天便要求到城下与城中的朱异喊话，他说：“你在梁朝混了一辈子，才不过做了个中领军，我刚刚投奔侯大王才一天，侯大王给我的地位已经超过你这个中领军了。”当时侯景封他为侯景临时政权的仪同三司，这个官职已不算小。侯景这番对“忠臣”的优待果然奏效，不出三天，城中出来归降侯景的就多达几千人，从而为攻破建康打开了缺口。
驭臣之法(之三):3.以信任换信任
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叫“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帝王要想化敌为友，为我所用，那么首先要放开胆子，做出信任姿态，以信任换取信任。元末战争中，朱元璋收编了一支民军。为了争取这支民军归心，朱元璋从中挑选出500名士兵，由原民军头目统领，暂充自己的卫队，而把原来的卫队撤换，改作他用。晚上，朱元璋身旁只留心腹冯国用一人伺候，自己放心大胆地一直鼾睡到天亮。民军卫队见朱元璋如此信任他们，当即表示愿意真心归附。不难看出，朱元璋用民军代替原来的卫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但为了取信于这支新收编的民军，他才略施小计，以赢得民军的信赖。朱元璋倒是真正明白以信任换取信任这一道理的。
无独有偶，楚汉战争时的韩信，当初曾仗剑跟随项羽征战，但一直不得重用。后来他弃楚投汉，跑到刘邦麾下，刘邦听从萧何的建议，任命韩信做了大将军、左丞相。韩信在刘邦的理解感动下，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一段时间里，楚汉战争的形势是，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在项羽乘机派武涉劝说韩信，要他“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王之”的情况下，他仍不忍心背弃汉王刘邦。他以为，昔日“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只是在他投奔刘邦之后，才得以统领数万之众，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韩信断然拒绝了武涉的劝告，继续为刘邦效命疆场，直到彻底消灭项羽，夺得天下。韩信用兵如神，战必胜、攻必克自不必说，那刘邦能够如此重用韩信，充分调动、激发韩信的创造性军事才能，才是真正值得认真琢磨的。刘邦从来不读书，但对有才能的、不同性情的人的明里暗里所思所想，都能窥视得精细准确，这是一般帝王所不能做，也绝对做不到的，这一点刘邦本人也终身引以为豪。根据
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曾摆酒设宴大会群臣，要大家谈谈他之所以得到天下，而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大臣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此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听听刘邦这番自白，就不难明白刘邦是怎么以信任换取信任的了。
驭臣之法(之三):4.惟才是举用一端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有才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拔擢、任用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文治武功才能的人。魏武帝曹操就明文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大力提倡惟才是举，收到了极好的政治效果。当然，曹操身处特定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听一听他在《求逸才令》中说的话，也不免让人面红心跳，生出一身汗来。他说：“过去历史上的伊挚，传说都是出身低下的人，管仲是齐桓公的对头，但他们都因被重用而建立了功勋。萧何、曹参不过是县级小官吏，韩信、陈平都干过不光彩的事，名声也不好，他们却都为成就刘邦帝业立了大功。还有吴起，曾经杀死自己的老婆以求取信于人，还花钱买官职，母亲去世了也不回家奔丧，但是由于他在魏国做官，连秦国都不敢东进；他在楚国做官，晋人也不敢南侵。现在天下一定还有临阵杀敌勇敢的人，才高不凡的文人，或者名声不好、为人没品德，甚至不仁不孝者，但只要他治国有术、用兵有法，就不妨推荐上来，我一定会重用他。”就是因为这一点，曹操在割据混战中招纳了天下许多优秀人才，为他最后争得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高祖刘邦于此也极有远见。曹操在《求逸才令》中提到的陈平在刘邦手下后来竟官至丞相，他虽然常常受到别人的道德指责，但因为他本人极有才干，所以还是得到了刘邦非同一般的重用。话还得从头说起，早在楚汉相争时，陈平从项羽手下投奔刘邦。刘邦见他处事干练，头脑清楚，便任命他做了都尉，并兼任自己的参乘，负责调节诸路将帅关系。这一来，早年随刘邦一起起事的旧部下大都忿忿不平。周勃、灌婴找到刘邦，说：“陈平这个人虽然长得体面，其实肚子里没货，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草包而已。我们还听说，他原来在家时曾经勾引自己的嫂子，起事以后，又先后数易其主。现在大王让他负责节制诸路将领，他却公开收受贿赂。送钱多的人，他就派给轻松省力的事务；送钱少的人，就有意安排苦差。以我们看，这个人简直是全无道德、反复无常的小人，希望大王细心观察为是。”
从周勃、灌婴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攻击陈平为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和嫂子不干净，二是收受贿赂。这两点都有关人的道德品行问题。关于第一点，陈平听到此话后曾调侃地说过：“吾无兄。”言下之意，没有哥哥，哪来的嫂子?但据载这并不是事实，陈平不但有兄，而且有嫂，叔嫂关系不好倒是事实。而第二点收受贿赂也确有其事。既然周勃、灌婴的话并非完全捕风捉影，所以刘邦也真有些动摇。但他并没有立即将陈平撤职查处，而是先去打问了解陈平底细的魏无知。魏无知正直敢言，他对刘邦说：“当初大王任用陈平，只是看中了他的才干，而众人所说的都是德行。处在当今争强斗胜的形势下，大王您即使任用尾生、孝已那样的大德之人，对您的事业也不会有丝毫帮助。一个人只要有建立功业的本领，即使他曾盗嫂、受贿，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刘邦觉得魏无知说得有道理，但还是不放心，就当面去问陈平。陈平直言相告，说：“我身无分文，只身投奔大王，如果不收点小费，我怎么生活?过去我跟随魏王和项羽，他们都不能信任重用我，所以我才决定投靠大王。如果大王认为我是可用之才，就不要拘泥于琐事末节。如果认为我没什么用处，现在我接受的钱还分文未动，你尽管叫人拿去，我也就此告辞。”刘邦听陈平这么一说，不但没有指责，反而向陈平连连道歉，并正式任命陈平为护军中尉。从此以后，刘邦的旧臣再也不敢乱说陈平的闲话了。天下正值多事之秋，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刘邦惟才是举，用人之长，不斤斤计较于德行评价，大胆起用颇具才干又颇遭非议的陈平，实在是有远见的。这样一来，陈平也以诚相报，心甘情愿地为刘汉政权效劳。甚至在刘邦身后，在削藩和灭吕护刘等重大问题上，陈平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陈平对汉室的贡献，正是刘邦用人政策的必然结果。
驭臣之法(之三):5.必要的让利
商业经营中人们常常看到“让利大酬宾”、“让利销售”等眩人的招贴广告，这东西的作用在于引诱顾客，使买卖双方有可能在更稳定、更融洽的基础上成交。当然，酬宾意在惠己，真正获得更大利益的还是卖方自己。帝王对于自己急需利用，而对方恰处在摇摆不定中的政治力量，也需采用让利措施；固执己见，一毛不拔，往往导致全盘皆输的悲惨结局，那是有心术的帝王所必须避免的。
汉四年，高祖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情况十分危急。而此时已经攻破了齐地的韩信非但不来营救，反而趁机派使者面见刘邦，说：“齐人诡计多端，反复无常，齐地南面又有强大的楚人与之呼应，如果不立个临时代理诸侯王，恐怕群龙无首，这块地方就难以平定。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希望大王能允许我做代理齐王来镇服齐地降民。”韩信的用意很明显，是带要挟性地争做齐王。而刘邦在项羽的重重围困下，脱身都很困难，即使不允许不愿意，又怎么能阻止得了呢?刘邦心里明白，所以一听使者的话就异常气恼，大骂道：“老子被围困在这儿，日夜盼望你能来救我，你倒好，竟在这时要自己为王！”这时站在刘邦身旁的张良和陈平不约而同地踩了一下刘邦的脚，暗示他不可再说，然后对刘邦小声耳语道：“现在楚汉相持，我们处于不利形势，急需援兵救援，怎么能不答应韩信做代理齐王呢?大王不如趁势立他为齐王，先把他稳住。不然的话，怕他要叛变大王的。”刘邦恍然大悟，他声色不变，又接着大骂道；“大丈夫平定天下，要做就做个真王，做什么代理齐王！”随即派张良传令，正式立韩信为齐王。
刘邦将计就计，立韩信为齐王，使韩信吃了颗定心丸。所以以后韩信为刘邦十分卖命，他先后“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拒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真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横扫天下，所向披靡。甚至汉兵困项羽于垓下，为刘邦除掉最后一个对手，也主要是借助了韩信的力量。韩信要做代理齐王是主动要价，刘邦欣然答应是被动让利。当此事一旦成为事实，这桩交易正式签约后，韩信就急转直下，由主动变为被动。相反刘邦却步步进逼，很快变被动为主动，以致收缴韩信兵权，最终杀掉韩信。但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刘邦意气用事，不答应韩信，不让出一份利益，那么刘邦、韩信的命运可能就会被上天重新安排，甚至楚汉战争的结局也恐怕需要重写。所以，作为卖方，刘邦的临时让利绝对是一个策略牲原则，而真正获利才是他的本来目的。刘邦又一次赢了。
曹操也深谙此道。建安五年，当曹操在官渡前线与袁绍作战刚刚获胜之时，曹操的后方汝南和颍川两郡又发生了变乱。本来在建安元年曹操打败汝、颍两地的黄巾军以后，这块战略要地就已经归曹操管辖了。但在建安五年七月，汝南的黄巾余部刘辟又起兵反曹，曹操的老对手刘表和袁绍见形势有变也都纷纷Сhā手。这时曹操手下有个将领叫李通，此人对曹操忠心耿耿，为了在危急之际支持曹操，李通在他治下的阳安加紧征收军需物资。阳安也属汝南地界，政治形势已经不太稳定，再加上连年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变得十分穷困。这样，李通的加紧征粮征物表面看起来是支持了身处危急中的曹操，但事实上，李通行为的峻急弄不好反而会给本来已经危急的曹操带来更大的危急。面对这一形势，曹操的部下赵俨、何夔分别向曹操提出建议，要求尽快停止征调阳安的军需，以减缓有可能发生的民变对目前紧张局势带来的压力。曹操真是个聪明人，听了赵、何二人的建议，他当即批准，不但要李通停止征调，而且还命令李通把原已征收来的物资原封不动地发还给阳安百姓，这样一来，阳安很快稳定下来。不久，曹操命曹仁击败袁绍军，汝南、颍川两郡重又恢复了稳定。由这件事不难看出，曹操的“让利”对象虽然不是左右大局的大将名臣，而是阳安百姓，但在敏感易变的特殊时期，民心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试设想，如果曹操不能及时调整对策，他遇到的军需困难可能比现在小，但一旦阳安的百姓忍受不了李通的强征豪调，也起来反抗的话，那么曹操的军事、政治形势就会更加危险。因此，曹操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让出去的只是一些物资，而得到的是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换来的有利局势。
驭臣之法(之三):6.不计前嫌
一般地说，有用和有利往往成为君主不计前嫌任用降臣的基本条件，在有远见的君主看来，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比过去更加重要。春秋时的管仲起初服侍的是公子纠，而不是齐桓公。为争做齐国国君，桓公和公子纠展开激战，当时作为公子纠属臣的管仲张弓搭箭，碰巧一箭射在桓公的表带钩上，才使桓公幸免于难。后来公子纠战败，桓公做了齐国君主，在鲍叔的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管仲做了国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称雄于世，终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东晋十六国时，后凉的吕纂发动了一次政变，战斗中他差一点被齐从砍下脑袋。吕纂夺得政权后对齐从很是信任。一次，吕纂开玩笑式地问齐从：“你砍我那一刀时，为什么那么凶狠？”齐从说；“陛下虽说应天顺人，可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那时我只恐杀您不死，那一刀砍下去还说不上凶狠呢。”没想到吕纂是应天顺人，那自然以为吕纂是大逆不道，杀大逆不道又有什么错呢?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推论，吕纂不计前嫌无疑是有远见的。
前凉宋混执政的时候，曾把过去为政敌张NF146Ｂ裘而差一点刺死自己的玄胪用为心腹。一次宋混问玄胪：“你那一枪几乎要了我的性命，现在我大权在握，你不怕我报复你吗?”玄胪说：“那时候我受张NF146Ｖ囟鳎一枪刺去惟恐刺您不中。
现在您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也没什么可怕的。”直言无所畏惧，才更见其忠诚可鉴，这是宋混不计前嫌以玄胪为心腹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