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作家创作的最好时期”——这句话被王蒙先生提出来时，引起了许多人的诟病和争论。对于王蒙这代老作家而言，毫无疑问，他们的人生和创作经历，证明了今天是他们创作的最好时期。但对另外一些创作者和相对于国外许多国家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我们确实不能说“今天是作家创作的最好时期”。但是，就这句话而言，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谈，今天又确实是作家创作的最好时期。那就是，今天作家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现实，是作家创作的最好时期。每一个了解中国现实的人，大约都会承认，今天中国现实中未曾有过的复杂­性­、丰富­性­和荒谬­性­。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生活面前的境遇。“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之所以人还为人的底线”，这些带有对今天社会生活和人生准则抱怨的文化叹息，只证明我们对这个社会把握的无能为力，证明我们在文学上抱残守缺的摇摇欲坠，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个社会和人的认识之新鲜和深刻。谁都知道，今天现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怪诞与奇异，远远大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复杂与荒诞。谁都在抱怨，我们没有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注重于描摹现实，而不注重于探求现实。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被简单理解为生活的画笔，作家的才华是那画笔的颜料。描摹现实的作品肩扛大旗，一路凯歌;而探求现实的作品，则被不断的疑问、争论所­棒­打与呵斥。因为现实主义以描摹现实为己任，对人与社会的颂扬和在颂扬中简浅的忧伤，则被过分放大的颂辞吹向了天空。所以，我们很少有那些对人和社会敢于真正叩问和怀疑的作品。一面感叹我们没有如托尔斯泰那样描写伟大时代的作品，一面又为那些浅简描摹社会现象的作品树碑立传;一面抱怨我们没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叩问灵魂的作品，一面又在为与灵魂无关的作品大唱颂歌、鸣锣开道、评奖发奖。李锐有个比喻很有意思。他说：“你要画一棵大树，最真实的方法是你要有一张比树还大的纸;你要画这个世界，你要有比世界还大的纸。”

和挪威出版商

他的意思是，一比一才是现实主义最真实的描写，舍此的放大与缩小，都不是最高度的真实。这说出了我们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局限­性­。

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写作（2）

另一方面，我们的写作环境，当代作家每个人在写作中所必须面对的约束，也无法让你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久而久之的写作习­性­，每个作家的内心，也就有了自我与现实的隔离屏障，在写作中点点滴滴地养成了自我的写作管理和本能的写作审阅。一边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另一边是阻拦作家抵达这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屏障和作家写作的本能约束。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在这种矛盾和犹豫中写作，都明白，当代文学创作中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我们理想中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现实主义只停留在一部分可以感知的世界上，而那些无法感知的存在的荒谬与奇异，现实主义则无法深求与探知。而作家努力冲破这种束缚屏障的挣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大的疲劳和不安。以余华的《兄弟》为例，他说他是描写这个国家的疼痛，这也说明，他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某种理解和不满是“新现实主义”的大胆尝试，而我们所有的读者与批评家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却都是立足于旧有现实主义的窗口和门洞。正因为这样，小说中溢出现实生活真实与逻辑之外的章节与情节，就成了大家所不齿和唾弃、嘲笑、争论的最大根源。比如《兄弟》上部中对故事开篇大段的有关厕所窥视的描写，比如下部中关于“Chu女秀”故事的推进和展开，这让几乎所有的读者和批评家都咧嘴一笑和甩蛋吐痰。一个字，就是“脏”。如果以“肮脏”和“洁净”来论述作品的成败，《在路上》、《北回归线》、《洛丽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万有引力之虹》都没有那么­干­净。对《兄弟》的理解和争论，真正的根源不是脏与净的审美纠结，而是余华在这部小说中的写作，有的情节溢出了读者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解和规范。当我们从文学作品去寻找某种生活的真实时，发现了“厕所偷窥”和“Chu女秀”的选拔比赛，超越了现实生活被大家认同的某种真实逻辑。还有贾平凹《秦腔》中的“自宫”和苏童《河岸》中的“人头漂流”，都让读者感到现实主义的眼睛中被揉进了“超现实”、“非真实”的沙粒。然而，我们换个角度去看这些情节，从神实主义的门洞去观照现实主义的文学，这些情节因为超越了现实主义的旧有规范，也正有了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神实主义”的意味。今天现实生活遍布的Se情文化和情Se现实，也许《兄弟》中的“Chu女秀”表演不是最好的文学演绎，但确实有生活的“神实”之表现，是文学中神实主义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实践与尝试。“Chu女秀”超越了现实，进而走进了“神实”，抵达到了被真实掩盖的真实，拥有了臆思的真实和看不见的真实。从神实主义写作去看待这些备受争议的情节与细节，会发现“人头漂流”、“厕所偷窥” 、“男人自宫”和“Chu女秀”这样的情节，恰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有了抵达“新真实”之复杂­性­、荒诞­性­的可能和途径。而问题是，当我们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融入神实主义写作时，是水|­乳­交融，还是油水相离？为什么这些带有神实主义的“新真实”走入故事和人物时，总是要伴随着强烈的感官刺激和生理反应？这——大约才是当代文学创作中对漫溢出现实主义习规的神实主义写作不可忽略的一个陷阱。

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写作（3）

当然，我们不能言同《兄弟》是一部神实主义的作品，作家本人也更愿意认同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事实上，它也确属现实主义的创作一脉。而这里以《兄弟》为例，只是表明作家在把握今天前所未有的荒诞现实时，感到了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相对封闭­性­和现实生活的无限开放­性­所构成的矛盾。这种矛盾使作家在面对现实和创作时感到困惑和疲劳，甚或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当代文学三十年来对西方现派各种主义、技巧、标识的借鉴，也都证明了某些时候和区域的水土不服，意识到了任何时代文学新主义的产生，都无法脱离那个时代的现实和其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也许，正是这种中国现实前所未有的丰富、复杂、怪诞与当下现实主义写作旧有习规的矛盾，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学习借鉴后的明悟，在催生着一种可谓“神实主义”的当下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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