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全国的“镇反”运动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之后,逐渐进入了Gao潮。
中央强调:“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
广州市军管会随即颁布《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
在限期内,有2000多名匪特分子向主管部门登记,这些人基本上得到宽大处理。
广州乃至广东的“镇反”步伐自然没有落后于全国,对“反革命”的打击力度丝毫没有弱化的征候。
国家机器的“铁腕”运作赢得了一片喝彩之声。
1951年初,审时度势而又高屋建瓴的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
毛泽东对广西在镇反和剿匪中,采取“宽大无边”的政策非常不满。
2月17日,他在一份关于《两广镇反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批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4月间,广东军区各部队纷纷召开党代会,进行动员,鼓舞士气,为今后大规模的剿匪奠定思想基础。
珠江地区从4月1日开始,发动全面进剿。
4月11日,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匪患严重地区,应以剿匪为中心展开工作。
5月底,广东军区召开第二次剿匪会议,决定以6月份为剿匪突击月。
一二二师包剿粤桂边;台山军分区包剿电阳边;西江军分区包剿三番高边;四十四军包剿花番从增边及东宝边;一四三师包剿湘粤边,借以加强边沿区的会剿,以期彻底堵塞股匪流窜的空隙,一举而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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